第一章 夜雨西山
苏轼一生的主题，并不是如何报效他的朝廷，而是如何与自己的命运对抗。
一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苏轼[1]的第一首诗，应该是《郭纶》。
公元1059年，苏轼与苏辙这两位大宋王朝的新科进士，回乡为母亲程夫人丁忧三年之后，在秋凉时节，带着两位年轻的媳妇，走水路返回汴京。过嘉州[2]时，在落日苍茫的渡口，苏轼抬眼就看到了郭纶。
那时的郭纶逆光而坐，默数着河流中的船只。苏轼看到了他粗硬的轮廓，却想象不出蛰伏在那轮廓里的巨大能量，更不曾见过他身边那匹瘦弱的青白快马，曾像闪电一样驰过瀚海大漠。这位从前的英雄，曾在河西一带无人不识。那名声不是浪得的，定川寨[3]一战，当西夏的军队自地平线上压过来时，人们看到郭纶迎着敌军的方向冲去，用手里的丈八蛇矛，在敌酋的脖子上戳出了一个血窟窿，让对手的满腔热血，喷溅成一片刺眼的血雾。这般的勇猛，没有在西域的流沙与尘埃中湮没，却被一心媾和的朝廷一再抹杀。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写下著名的《岳阳楼记》那一年，宋夏签订和平协议，战争结束了，英雄失去了价值，郭纶于是骑上他的青白马，挎上曾经让敌军胆寒的弓箭，孤孤单单地踏上远行的路。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四川来的，更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只是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与苏轼迎面相遇。
于是，年轻的苏轼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河西猛士无人识，
日暮津亭阅过船。
路人但觉骢马瘦，
不知铁槊大如椽。
因言西方久不战，
截发愿作万骑先。
我当凭轼与寓目，
看君飞矢集蛮毡。[4]
几百年后，编修《四库全书》的纪晓岚读到这首诗，淡然一笑，说：“写出英雄失路之感。”[5]
是美人，就会迟暮；是英雄，就有末路。这是世界的规律。只是他（她）们还是美人或英雄的时候，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年轻的苏轼在那一天就看到了自己的劫数，只不过那时的他，刚刚见识到这个世界的壮阔无边，他的内心深处，正风云激荡，还来不及收纳这般的苍凉与虚无，更不会意识到，郭纶的命运，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人的命运。苏轼从故乡奔向帝国的中心，又被飞速旋转的政治甩向深不可知的荒野，王朝为他预置的命运，几乎与郭纶别无二致。他一生的主题，并不是如何报效他的朝廷，而是如何与自己的命运对抗。
夜色压下来，吞没了郭纶的身体。他的脸隐在黑暗中，滔滔的江水中，他听不见苏轼的窃窃私语。
二
公元1056年，宋朝的春天，苏轼[图1-1]平生第一次离开自己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故乡眉州[6]，自阆中上终南山，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走上褒斜谷迂回曲折、高悬天际的古栈道，经大散关进入关中，再向东进入河洛平原，前去汴京参加科考。
[图1-1]《苏轼小像》（《赤壁二赋》卷引首），元，赵孟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第二年，苏轼、苏辙参加了礼部初试，主考官的名字，叫欧阳修。
第一次听说欧阳修的名字，苏轼还是七八岁的孩子，刚刚开始入天庆观北极院的私塾读书。有一次，一位先生从京师来，对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人的文学及品行大加赞赏，苏轼听了，就好奇地问：“你说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先生不屑地说：“童子何用知之！”意思是小孩子知道这些干什么？没想到苏轼用稚嫩的声音反驳道：“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这样的睿智的语言，出自小儿之口，令在场的人惊愕不已。
那个参与修撰《新唐书》的欧阳修，当时是大宋帝国的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也是北宋文坛的第二位领袖（对此，后面还会讲到）。今天的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他的多帧墨稿，最有名的，就是《灼艾帖》[图1-2]了。这幅字，书法端庄劲秀，既露锋芒又顿挫有力，黄庭坚评价：“于笔中用力，乃是古人法。”
那时，北宋文坛的空虚造作、奇诡艰涩的文风已让欧阳修忍无可忍。在他看来，那些华丽而空洞的词藻，就像是一座装饰华美的坟墓，埋葬了文学的生机。刚好在这个时候，他读到了苏轼、苏辙的试卷，他们文风之质朴、立论之深邃刷新了欧阳修的认知，让他拍案叫绝。他自己看不够，还拿给同辈传看。只不过，欧阳修以为如此漂亮的文章，只有自己的学生曾巩才写得出来，出于避嫌的考虑，他把原本列入首卷的文章，改列为二卷。
苏轼因此名列第二。
[图1-2]《灼艾帖》卷，北宋，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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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殿试中，章衡第一，苏轼第二，曾巩第三，苏辙第五。
唐宋八大家 ，这一次殿试就来了四位，分别是欧阳修、苏轼、苏辙、曾巩。欧阳修是主考官，“二苏”、曾巩是考生。
2016年嘉德春拍，传为曾巩的《局事帖》[图1—3]以2.07亿元的天价成交，被私人收藏。
宋代开国之初，立志打造一个文治国家，世代君主，莫不好学，而执政大臣，也无一不是科第出身，以学问相尚，把宋朝锻造为一个文明烂熟的文化大帝国。[7]
宋朝的科举，朝廷扩大了录取的名额，使它远远超过了唐代，平民阶层在社会阶层中上行的概率，也远远高于唐代。唐代“事前请托”，也就是考生把自己的诗文进呈给考官以自我推荐的做法也被杜绝了，代之以糊名制度，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这使得像苏轼这样没有家世背景的读书人能够更公平地为政府所用。如钱穆先生所说，“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8]苏轼、苏辙、张载、吕惠卿，都是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由欧阳修主持的那次考试中及第的，但也造成了欧阳修的那次误会。
欧阳修就这样在试卷上认识了苏轼。很久以后，他对自己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还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图1-3]《局事帖》卷，北宋，曾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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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氏兄弟的才华，挑动了欧阳修与张方平的爱才之心，使这两位朝廷上的死对头，步调一致地荐举这对年轻人。但他们掌控不了苏轼的命运，朝廷政治如同一个迅速转动的骰子，没有逻辑可言，而它的每一次停止，都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与荣辱。
三
有人说，苏轼的困境，来自小人的包围。
所以，苏轼要“突围”。
这固然不假，在苏轼的政治生涯里，从来没有摆脱过小人的围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残存的《文官图》泥质壁画[图1-4]上，宋代官僚的样貌，比戏曲舞台上更加真实。在历朝历代，官场都是培养小人的温床，不仅苏轼，像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中央领导，也都不能摆脱小人的纠缠。指望官员都是正人君子，未免太不切实际了，而将苏轼仕途的枯荣归因于他人的道德，不能算错，但至少是不完整的，甚至失之肤浅。
实际上，奠定了苏轼一生政治悲剧的，非但不是小人，相反是一位高士。
那就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敌——王安石。
苏轼与王安石的冲突，似乎是命中注定。
他们谁也躲不开。
[图1-4]《文官图》壁画（局部），北宋，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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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宋朝，虽承平日久，外表华丽，但内部的溃烂，却早已成了定局。早在十多年前，王安石就曾写下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痛陈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正是这纸万言书，一举奠定了王安石后来的政治地位。
宋神宗赵顼是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即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熙宁元年。四月里的一个早晨，宋神宗召请王安石入朝。那个早上，汴京的宫殿像往常一样安静，四十六岁的王安石踩着在夜里飘进宫墙的飞花，脚下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我猜想，那时的王安石，表情沉静似水，内心一定波澜起伏，因为大宋王朝的命运，就将在这个早上发生转折。他尽可能维持着均匀的步点，穿越巨大的宫殿广场，走进垂拱殿时，额头已经漾起一层微汗。在空荡的大殿中站定，跪叩之后，仰头与宋神宗年轻清澈的目光相遇。那一年，宋神宗十九岁，庄严华丽的龙袍掩不住他身体里的欲望与冲动。他问王安石：“朕治理天下，要先从哪里入手？”王安石神色不乱，答曰：“选择治术为先。”宋神宗问：“卿以为唐太宗如何？”王安石答：“陛下当法尧舜，唐太宗又算得了什么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的效法者不了解这些，以为高不可及罢了。”宋神宗说：“你是在责备朕了，不过，朕扪心自问，不愿辜负卿意，卿可全力辅佐朕，你我君臣同济此道。”[9]
自那一天起，年轻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给了王安石，几乎罢免了所有的反对派，包括吕公著、程颢、杨绘、刘挚等。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四
王安石是一位高调的理想主义者。日本讲谈社出版的《中国的历史》评价“王安石变法”是“滴水不漏的严密的制度设计”，认为“其基础是对于《周礼》等儒教经典的独到的深刻理解。在以相传为周代的各种政治制度和财政机构为模范的基础上，他结合宋代的社会现实构筑的各种新法，是唐宋变革期最为华丽的改革”，还说：“如果新法政策能够得到长久继承，那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中国社会也可能同西洋的历史一样，就那样顺势跨入近代社会。”[10]
王安石的书法，在宋徽宗时代就入了宫廷收藏。《宣和书谱》形容他的书法“美而不夭饶，秀而不枯瘁，自是一世翰墨之英雄”[11]。这份自信与强健，正与他本人一样。他的字，今天所存甚少。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卷，叫《过从帖》（即《奉见帖》）[图1-5]；上海博物馆也有一卷，叫《首楞严经旨要》，只不过写这字时，他已归隐钟山。
[图1-5]《过从帖》卷（局部），北宋，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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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初出茅庐（官居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却站在反对王安石的行列里。他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王安石的急躁冒进和党同伐异。《宋史》说王安石“果于自用”[12]。他的这份刚愎，不仅在于他不听反对意见，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在于他不屑于从“庆历新政”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甚至范仲淹当年曾想办一所学校，以培养改革干部，这样的想法，王安石都没有，王安石的过度自信，由此可见。因此，他领导的改革，就注定不会比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有更好的结果。
苏轼知道，无论多么优美的纸上设计，在这块土地上都会变得丑陋不堪——惠及贫苦农民的“青苗法”，终于变成盘剥农民的手段；而募役法的本意是让百姓以赋税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在实际操作中，又为各级官吏搜刮民财提供了堂皇的借口，每人每户出钱的多寡根本没有客观的标准，全凭地方官吏一句话。王安石心目中的美意良法，等于把血淋淋的割肉刀，递到各级贪官污吏的手中。
苏轼深知这变法带来的恶果。但此时的宋神宗，面对一个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朝局，急于做出改变，他对文彦博说：“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宋神宗的急切、王安石的独断，让关心政局的苏轼陷入深深的忧虑。
苏轼敏锐地意识到，目今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那时的他，纵然有宋神宗赏识，却毕竟人微言轻。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个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击石，却仍忍不住要发声。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天子御试，不考诗赋，专考策论，目的是广征言路。那次考试，苏轼是考官，吕惠卿是主考官。
然而当时的举子，别的没有学会，迎合上级却已是行家里手，他们知道当朝皇帝和宰相都是主张变法的，所以在考卷中，他们个个声言变法的伟大，以媚时君。最出格的，要数一个名叫叶祖洽的邵武考生，他在策略中说：“祖宗法度，苟且因循，陛下当与忠智豪杰之臣合谋而鼎新之。”苏轼、宋敏求两位考官都主张将此卷黜落，没想到主考官吕惠卿，将叶祖洽的马屁考卷擢为第一。
这让苏轼大为光火，上书劝言皇上：“自今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以直言进者。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非复诗赋策论迭兴迭废之比也。”
说过这些话，苏轼还没有过瘾，索性借用这一次的考题，写了一篇《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针见血地指出：
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濯胃肾之变。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纵绳墨以慕古人，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其异于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13]
宋神宗声色不动，不满二十岁，就已经有了帝王的风范，沉稳而不骄矜。他把苏轼的策论交给王安石。王安石看了说，苏轼才华很高，但路子不正，因为在官场上不能如意，才会发表这样的歪理邪说。
宋神宗还是有主见的。放下苏轼的上书，他决定立刻召见苏轼。
那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正月。
垂拱殿里，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苏轼。
那一年，苏轼三十四岁。
宋神宗说：“朝廷变法，得失安在？哪怕是朕个人的过失，你也可坦白指陈，无须避讳。”
苏轼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但皇帝的此次召见，说明他的上疏正在发生作用，或许，这是扭转帝国危局的一次机会。所以，他丝毫没有准备闪躲。他说：“陛下有天纵之才，文武兼备，然而当下改革，不怕不明智，不怕不勤政，不怕不决断，只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所以，还以从容一些、安静一些为好，观察效果之后，再作处置。”[14]
宋神宗听后，陷入长久的沉默。
苏轼进一步说：“一切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变革，都应该因应时势而逐渐推行。生活与风俗变化于先，法律制度革新于后。宛如江河流转，假如用强力来控制它，只能适得其反。”[15]
那一次，面对神宗，苏轼说出了憋闷已久的话。他说得痛快，宋神宗静静地聆听着，一直没有打断他。等苏轼说完，宋神宗才略微沉吟了一下，表情温和地说：“卿之言论，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之官员，皆当为朕深思治乱，不要有所隐瞒。”
宋神宗的召见，让苏轼看到了希望。他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他把这件事说给朋友听。但他还是太年轻，太缺乏城府，如此重大的事件，怎能向他人述说？宋神宗召见苏轼，就这样被他自己走漏了风声，而且，这风声必然会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让他有所警觉，有所准备。
召见苏轼后，宋神宗也的确感觉苏轼是个人才，有意起用他，做起居注官。那是一个几乎与皇帝朝夕相处的职位，对皇帝的影响，也会更大。但王安石早有准备，才阻此事成功，任命苏轼到开封府，做了推官，希望这些吃喝拉撒的行政事务，捆住苏轼的手脚。
但苏轼没有忘记帝国的危机。二月里，苏轼写了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
苏轼后来对好友，也是欧阳修的门生晁端彦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他的命运，也因此急转直下。
五
王安石就在这种近乎亢奋而紧张的心情中，登上了帝国政治的巅峰。就在王安石出任相职的第二年，他的老师欧阳修就挂靴而去，退隐林泉了。欧阳修的另一位弟子曾巩则被贬至越州担任通判小职。司马光也向朝廷递交了辞呈，去专心从事写作，为我们留下一部浩瀚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范镇也辞职了，他在辞职书上愤然写下这样的话：“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宋神宗在早朝时把这话交给王安石看，王安石气得脸色煞白，手不住地颤抖。
王安石放眼望去，御史部门的同事，只剩下了曾布和吕惠卿这两个马屁虫。
帝国的行政中枢，很快成了王安石的独角戏。当时的人们用“生老病死”形容中书省，即：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
正人君子们退出政坛以后，这个坛自然就被投机小人们填满了，从此在帝国政坛上横行无忌。这些人，包括吕惠卿、曾布、舒亶、邓绾、李定等。
王安石火线提拔的这些干部，后来无一例外地进入了《宋史》中的佞臣榜。
苏轼不会想到，自己的才华与政绩，终究还是给朝廷上的小人们提供了“精诚合作”的理由。沈括对苏轼的才华始终怀有深深的嫉妒，李定则看不惯地方百姓对苏轼的拥戴，尤其苏轼在离开徐州时，百姓遮道拦马，流泪追送数十里，更令李定妒火中烧。当然，他们的凶狠里，还包含着对苏轼的恐惧，他才华熠熠，名满天下，又深得皇帝赏识，说不定哪天会得到重用，把持朝廷，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
罪名，当然是“讥讪朝政”。苏轼口无遮拦，这是他唯一的软肋。
当沈括到杭州见苏轼的时候，苏轼丝毫不会想到，这位旧交，竟然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也是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七月里，苏轼带着家眷，到杭州任通判。杭州的湖光山色、清风池馆，使苏轼纠结的心舒展了许多。然而，在江南扯不断的梅雨里，在鹭鸶惊飞的空寂里，他还是听到了百姓的哀怨与痛哭。
那个写出《梦溪笔谈》的沈括，就在这个时候来到苏轼身边，表面上与苏轼畅叙旧情谊，实际上是来做卧底的。他要骗取苏轼的信任，然后搜集对苏轼不利的证据。天真的苏轼，怎知人心险恶，沈括自然很容易就得逞了。他拿走了苏轼送给他的诗集，逐条批注，附在察访报告里，上交给皇帝，告他“词皆讪怼”。
六
苏轼是在湖州知州任上被抓的。
朝政潜规则，倾轧皆在暗处，雾里看花，神龙见首不见尾，杀人不见血。这是一门学问，私塾里不教，科举从来不考，但官场中人，个个身手非凡，只是苏轼在这方面的情商，不及格。
何正臣率先在朝廷上发难，上书指责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继而有舒亶紧随其后，找出苏轼的诗集，陷苏轼于“大不敬”之罪，压轴戏由御史中丞李定主唱，他给苏轼定了四条“可废之罪”，这临门一脚，决然要把苏轼送上断头台。
历史中所说的“乌台诗案”，“乌台”就是御史台。它位于汴京城内东澄街上，与其他官衙一律面南背北不同，御史台的大门是向北开的，取阴杀之义，四周遍植柏树，有数千乌鸦在低空中回旋，造成一种暗无天日的视觉效果，所以人们常把御史台称作乌台。以颜色命名这个机构，直截了当地指明了它的黑暗本质。“诗”，当然是指苏轼那些惹是生非的诗了。
用写诗来反朝廷，这是一大发明。
“乌台诗案”，写进了中国古代文字狱的历史，它代表着变法的新党与保守的旧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已经演变为朋党之间的倾轧与报复。
但此时的苏轼，还高坐无忧。有人偷偷告诉苏轼，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然后不无调侃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
终于，御史台发出了逮捕苏轼的命令。王诜事先得到消息，立刻派人火速赶往南都告知苏辙，苏辙又立刻派人奔向湖州，向苏轼通风报信。没想到带着台卒奔向湖州的皇甫僎行动更快。他们倍道疾驰，其行如飞。幸而到润州时，一路随行的皇甫公子病了，苏辙派的人，才在这场超级马拉松中，稍早一步冲到了终点。
苏轼从来人的口中得知了自己将要被捕的消息，他的内心一定被深深刺痛。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罪名的轻重。皇甫僎带着他的人马到达州衙时，苏轼惶然不知所措。他问通判：“该穿什么衣服出见？”通判说：“现在还不知是什么罪名，当然还是要穿官服出见。”
苏轼于是穿上靴袍，秉笏与皇甫僎相对而立。那两名台卒，一律白衣黑巾，站在两边，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苏轼说：“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甫僎说：“不至如此严重。”
皇甫僎嘴上这么说，但他的做法却很严重。他下令手下台卒，用绳子把苏轼捆起来，推搡出门。
目击者形容当时的场面时说：“顷刻之间，拉一知州，如驱犬鸡。”[16]
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百姓也在路边流泪。
只有儿子苏迈，跟在他们身后，徒步相随。
七
根据苏轼后来在诗中的记述，他在御史台的监狱，实际上就是一口百尺深井，面积不大，一伸手，就可触到它粗糙的墙壁，他只能蜷起身，坐在它的底部，视线只能向上，遥望那方高高在上的天窗。这是一种非人的身体虐待，更是一种精神的折磨。将近一千年后，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看到了结构相同的监狱。
他终于知道了大宋政坛的深浅。那深度，就是牢狱的深度。黑暗、陡峭、寒冷。
苏轼就这样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交代“问题”，与此相伴的，是残酷的审问，还有狱卒们的侮辱。
儿子苏迈，每天都到狱中为苏轼送饭。据说，由于二人不能见面交流，因此之前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为送鱼，以便有个心理准备。
苏迈很快花光了盘缠，他决定暂时离开汴京，去朋友那里借钱，就托一个朋友代为送饭，情急之下，他忘了向朋友交代这个约定的秘密。而不知情的朋友，恰好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乍见食盒里的熏鱼，苏轼脸色骤然一变。
他给自己最牵挂的弟弟写了两首诗，偷偷交给一个名叫梁成的好心狱卒，让他转交给苏辙。
梁成说：“学士必不致如此。”
苏轼说：“假使我万一获免，则无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诗不能送到，则死不瞑目矣。”
梁成只好接了下来。
其中一首写：
圣主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
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
又结来生未了因。[17]
然后，他又坐到黑暗里，一动不动。
长夜里，他破茧为蝶。
八
御史台的那些小人们，原本是要置苏轼于死地的。副相王珪再三向皇帝表白：“苏轼有谋反之意。”李定上书说，对苏轼要“特行废绝，以释天下之惑”。舒亶更是丧心病狂，认为不仅牵连入案的王诜、王巩罪不容赦，连收受苏轼讥讽文字而不主动向朝廷汇报的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三十多人也都该杀头。
然而，在这生死之际，挺身为苏轼说情的人更多。
取代了王安石的当朝宰相吴充上朝说：“魏武帝（曹操）这样一个多疑之人，尚能容忍当众击鼓骂曹的祢衡，陛下您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一个写诗的苏轼呢？”
太皇太后病势沉重，宋神宗要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求寿，太皇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就够了。”
连苏轼的政治对手、此时已然退隐金陵的王安石都上书皇帝，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对于这些，苏轼毫不知情。他在牢狱里不知挨过了多少个夜晚，只能透过墙壁上薄薄的光线，来感受白昼的降临。有一天，暮鼓已经敲过，隐隐中，一个陌生人来到他的牢房，一句话也不说，然后就坐在他身边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时，他终于开口了，对苏轼说：“恭喜，恭喜！”苏轼疑惑地问：“什么意思？”那人只微笑了一下，说声：“安心熟寝就好！”然后就走了。
很久以后，苏轼才明白，那是皇帝派来观察苏轼动静的，看他是否怀有怨怼不臣之心。他发现苏轼在狱中吃得饱，睡得香，鼾声如雷，就知道苏轼的心里没有鬼。他本来就舍不得杀苏轼，于是对大臣们说：“朕早就知道苏轼于心无愧！”
十二月二十八这天，朝廷的判决终于降临：苏轼贬官黄州，做团练副使，不准擅离黄州，不得签署公文。驸马都尉王诜，身为皇亲国戚，与苏轼来往密切，收受苏轼讥讽朝廷的诗词书札也最多，而且在案发后向苏轼通风报信，因此被削除一切官职爵位；苏辙受到连累，被贬官筠州；苏轼的朋友王巩也远谪宾州。收受苏轼讥讽朝廷的诗词书信而不主动举报的张方平等罚铜三十斤，司马光、黄庭坚、范镇等十几位朋友，都被罚铜二十斤。
在宋代，罚铜是对官员获罪的一项处罚。当年苏轼在凤翔通判任上，就曾因为没有参加知州举办的官场晚宴，而被罚铜八斤。
狱卒梁成从自己的枕头里把苏轼写给弟弟苏辙的绝命诗翻找出来，交还给苏轼时，他说：“还学士此诗。”苏轼把诗稿轻轻放在案子上，目光却回避着上面的文字，不忍再看。
苏轼踏着残雪走出监狱，是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旧历除夕之前。他的衣袍早已破旧不堪，在雪地的映衬下更显寒伧。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滴污渍，要被阳光晒化了。尽管那只是冬日里的残阳，但他仍然感到温暖和娇媚。
到那一天，他已在这里被折磨了整整一百三十天。
出狱当天，他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平生文字为吾累，
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
城东不斗少年鸡。[18]
“少年鸡”，指的是唐代长安城里的斗鸡高手贾昌，少年时因斗鸡而得到大唐天子的喜爱，实际上是暗骂朝廷里的谄媚小人，假如被嗅觉很灵的御史们闻出味儿来，又可以上纲上线了。
写罢，苏轼掷笔大笑：“我真是不可救药！”
[1]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被贬黄州期间，带领家人开垦城东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遂以“东坡居士”为别号（详见本书第52—53页）。因此，自号“东坡”以前，本书称“苏轼”，其后皆称“苏东坡”。
[2] 今四川省乐山市。
[3] 今宁夏固原西北。
[4] 〔北宋〕苏轼：《郭纶》，见《苏轼全集校注》，第一册，第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 〔清〕纪昀：《纪评苏诗》，转引自《苏轼全集校注》，第一册，第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 今四川省眉山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