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夜雨西山

苏轼一生的主题,并不是如何报效他的朝廷,而是如何与自己的命运对抗。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苏轼[1]的第一首诗,应该是《郭纶》。

公元1059年,苏轼与苏辙这两位大宋王朝的新科进士,回乡为母亲程夫人丁忧三年之后,在秋凉时节,带着两位年轻的媳妇,走水路返回汴京。过嘉州[2]时,在落日苍茫的渡口,苏轼抬眼就看到了郭纶。

那时的郭纶逆光而坐,默数着河流中的船只。苏轼看到了他粗硬的轮廓,却想象不出蛰伏在那轮廓里的巨大能量,更不曾见过他身边那匹瘦弱的青白快马,曾像闪电一样驰过瀚海大漠。这位从前的英雄,曾在河西一带无人不识。那名声不是浪得的,定川寨[3]一战,当西夏的军队自地平线上压过来时,人们看到郭纶迎着敌军的方向冲去,用手里的丈八蛇矛,在敌酋的脖子上戳出了一个血窟窿,让对手的满腔热血,喷溅成一片刺眼的血雾。这般的勇猛,没有在西域的流沙与尘埃中湮没,却被一心媾和的朝廷一再抹杀。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写下著名的《岳阳楼记》那一年,宋夏签订和平协议,战争结束了,英雄失去了价值,郭纶于是骑上他的青白马,挎上曾经让敌军胆寒的弓箭,孤孤单单地踏上远行的路。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四川来的,更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只是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与苏轼迎面相遇。

于是,年轻的苏轼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河西猛士无人识,

日暮津亭阅过船。

路人但觉骢马瘦,

不知铁槊大如椽。

因言西方久不战,

截发愿作万骑先。

我当凭轼与寓目,

看君飞矢集蛮毡。[4]

几百年后,编修《四库全书》的纪晓岚读到这首诗,淡然一笑,说:“写出英雄失路之感。”[5]

是美人,就会迟暮;是英雄,就有末路。这是世界的规律。只是他(她)们还是美人或英雄的时候,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年轻的苏轼在那一天就看到了自己的劫数,只不过那时的他,刚刚见识到这个世界的壮阔无边,他的内心深处,正风云激荡,还来不及收纳这般的苍凉与虚无,更不会意识到,郭纶的命运,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人的命运。苏轼从故乡奔向帝国的中心,又被飞速旋转的政治甩向深不可知的荒野,王朝为他预置的命运,几乎与郭纶别无二致。他一生的主题,并不是如何报效他的朝廷,而是如何与自己的命运对抗。

夜色压下来,吞没了郭纶的身体。他的脸隐在黑暗中,滔滔的江水中,他听不见苏轼的窃窃私语。

公元1056年,宋朝的春天,苏轼[图1-1]平生第一次离开自己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故乡眉州[6],自阆中上终南山,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走上褒斜谷迂回曲折、高悬天际的古栈道,经大散关进入关中,再向东进入河洛平原,前去汴京参加科考。

[图1-1]《苏轼小像》(《赤壁二赋》卷引首),元,赵孟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第二年,苏轼、苏辙参加了礼部初试,主考官的名字,叫欧阳修。

第一次听说欧阳修的名字,苏轼还是七八岁的孩子,刚刚开始入天庆观北极院的私塾读书。有一次,一位先生从京师来,对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人的文学及品行大加赞赏,苏轼听了,就好奇地问:“你说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先生不屑地说:“童子何用知之!”意思是小孩子知道这些干什么?没想到苏轼用稚嫩的声音反驳道:“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这样的睿智的语言,出自小儿之口,令在场的人惊愕不已。

那个参与修撰《新唐书》的欧阳修,当时是大宋帝国的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也是北宋文坛的第二位领袖(对此,后面还会讲到)。今天的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他的多帧墨稿,最有名的,就是《灼艾帖》[图1-2]了。这幅字,书法端庄劲秀,既露锋芒又顿挫有力,黄庭坚评价:“于笔中用力,乃是古人法。”

那时,北宋文坛的空虚造作、奇诡艰涩的文风已让欧阳修忍无可忍。在他看来,那些华丽而空洞的词藻,就像是一座装饰华美的坟墓,埋葬了文学的生机。刚好在这个时候,他读到了苏轼、苏辙的试卷,他们文风之质朴、立论之深邃刷新了欧阳修的认知,让他拍案叫绝。他自己看不够,还拿给同辈传看。只不过,欧阳修以为如此漂亮的文章,只有自己的学生曾巩才写得出来,出于避嫌的考虑,他把原本列入首卷的文章,改列为二卷。

苏轼因此名列第二。

[图1-2]《灼艾帖》卷,北宋,欧阳修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接下来的殿试中,章衡第一,苏轼第二,曾巩第三,苏辙第五。

唐宋八大家 ,这一次殿试就来了四位,分别是欧阳修、苏轼、苏辙、曾巩。欧阳修是主考官,“二苏”、曾巩是考生。

2016年嘉德春拍,传为曾巩的《局事帖》[图1—3]以2.07亿元的天价成交,被私人收藏。

宋代开国之初,立志打造一个文治国家,世代君主,莫不好学,而执政大臣,也无一不是科第出身,以学问相尚,把宋朝锻造为一个文明烂熟的文化大帝国。[7]

宋朝的科举,朝廷扩大了录取的名额,使它远远超过了唐代,平民阶层在社会阶层中上行的概率,也远远高于唐代。唐代“事前请托”,也就是考生把自己的诗文进呈给考官以自我推荐的做法也被杜绝了,代之以糊名制度,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这使得像苏轼这样没有家世背景的读书人能够更公平地为政府所用。如钱穆先生所说,“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8]苏轼、苏辙、张载、吕惠卿,都是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由欧阳修主持的那次考试中及第的,但也造成了欧阳修的那次误会。

欧阳修就这样在试卷上认识了苏轼。很久以后,他对自己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还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图1-3]《局事帖》卷,北宋,曾巩(传)
私人收藏

苏氏兄弟的才华,挑动了欧阳修与张方平的爱才之心,使这两位朝廷上的死对头,步调一致地荐举这对年轻人。但他们掌控不了苏轼的命运,朝廷政治如同一个迅速转动的骰子,没有逻辑可言,而它的每一次停止,都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与荣辱。

有人说,苏轼的困境,来自小人的包围。

所以,苏轼要“突围”。

这固然不假,在苏轼的政治生涯里,从来没有摆脱过小人的围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残存的《文官图》泥质壁画[图1-4]上,宋代官僚的样貌,比戏曲舞台上更加真实。在历朝历代,官场都是培养小人的温床,不仅苏轼,像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中央领导,也都不能摆脱小人的纠缠。指望官员都是正人君子,未免太不切实际了,而将苏轼仕途的枯荣归因于他人的道德,不能算错,但至少是不完整的,甚至失之肤浅。

实际上,奠定了苏轼一生政治悲剧的,非但不是小人,相反是一位高士。

那就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敌——王安石。

苏轼与王安石的冲突,似乎是命中注定。

他们谁也躲不开。

[图1-4]《文官图》壁画(局部),北宋,佚名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当时的宋朝,虽承平日久,外表华丽,但内部的溃烂,却早已成了定局。早在十多年前,王安石就曾写下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痛陈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正是这纸万言书,一举奠定了王安石后来的政治地位。

宋神宗赵顼是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即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熙宁元年。四月里的一个早晨,宋神宗召请王安石入朝。那个早上,汴京的宫殿像往常一样安静,四十六岁的王安石踩着在夜里飘进宫墙的飞花,脚下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我猜想,那时的王安石,表情沉静似水,内心一定波澜起伏,因为大宋王朝的命运,就将在这个早上发生转折。他尽可能维持着均匀的步点,穿越巨大的宫殿广场,走进垂拱殿时,额头已经漾起一层微汗。在空荡的大殿中站定,跪叩之后,仰头与宋神宗年轻清澈的目光相遇。那一年,宋神宗十九岁,庄严华丽的龙袍掩不住他身体里的欲望与冲动。他问王安石:“朕治理天下,要先从哪里入手?”王安石神色不乱,答曰:“选择治术为先。”宋神宗问:“卿以为唐太宗如何?”王安石答:“陛下当法尧舜,唐太宗又算得了什么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的效法者不了解这些,以为高不可及罢了。”宋神宗说:“你是在责备朕了,不过,朕扪心自问,不愿辜负卿意,卿可全力辅佐朕,你我君臣同济此道。”[9]

自那一天起,年轻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给了王安石,几乎罢免了所有的反对派,包括吕公著、程颢、杨绘、刘挚等。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王安石是一位高调的理想主义者。日本讲谈社出版的《中国的历史》评价“王安石变法”是“滴水不漏的严密的制度设计”,认为“其基础是对于《周礼》等儒教经典的独到的深刻理解。在以相传为周代的各种政治制度和财政机构为模范的基础上,他结合宋代的社会现实构筑的各种新法,是唐宋变革期最为华丽的改革”,还说:“如果新法政策能够得到长久继承,那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中国社会也可能同西洋的历史一样,就那样顺势跨入近代社会。”[10]

王安石的书法,在宋徽宗时代就入了宫廷收藏。《宣和书谱》形容他的书法“美而不夭饶,秀而不枯瘁,自是一世翰墨之英雄”[11]。这份自信与强健,正与他本人一样。他的字,今天所存甚少。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卷,叫《过从帖》(即《奉见帖》)[图1-5];上海博物馆也有一卷,叫《首楞严经旨要》,只不过写这字时,他已归隐钟山。

[图1-5]《过从帖》卷(局部),北宋,王安石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苏轼初出茅庐(官居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却站在反对王安石的行列里。他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王安石的急躁冒进和党同伐异。《宋史》说王安石“果于自用”[12]。他的这份刚愎,不仅在于他不听反对意见,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在于他不屑于从“庆历新政”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甚至范仲淹当年曾想办一所学校,以培养改革干部,这样的想法,王安石都没有,王安石的过度自信,由此可见。因此,他领导的改革,就注定不会比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有更好的结果。

苏轼知道,无论多么优美的纸上设计,在这块土地上都会变得丑陋不堪——惠及贫苦农民的“青苗法”,终于变成盘剥农民的手段;而募役法的本意是让百姓以赋税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在实际操作中,又为各级官吏搜刮民财提供了堂皇的借口,每人每户出钱的多寡根本没有客观的标准,全凭地方官吏一句话。王安石心目中的美意良法,等于把血淋淋的割肉刀,递到各级贪官污吏的手中。

苏轼深知这变法带来的恶果。但此时的宋神宗,面对一个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朝局,急于做出改变,他对文彦博说:“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宋神宗的急切、王安石的独断,让关心政局的苏轼陷入深深的忧虑。

苏轼敏锐地意识到,目今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那时的他,纵然有宋神宗赏识,却毕竟人微言轻。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个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击石,却仍忍不住要发声。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天子御试,不考诗赋,专考策论,目的是广征言路。那次考试,苏轼是考官,吕惠卿是主考官。

然而当时的举子,别的没有学会,迎合上级却已是行家里手,他们知道当朝皇帝和宰相都是主张变法的,所以在考卷中,他们个个声言变法的伟大,以媚时君。最出格的,要数一个名叫叶祖洽的邵武考生,他在策略中说:“祖宗法度,苟且因循,陛下当与忠智豪杰之臣合谋而鼎新之。”苏轼、宋敏求两位考官都主张将此卷黜落,没想到主考官吕惠卿,将叶祖洽的马屁考卷擢为第一。

这让苏轼大为光火,上书劝言皇上:“自今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以直言进者。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非复诗赋策论迭兴迭废之比也。”

说过这些话,苏轼还没有过瘾,索性借用这一次的考题,写了一篇《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针见血地指出:

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濯胃肾之变。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纵绳墨以慕古人,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其异于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13]

宋神宗声色不动,不满二十岁,就已经有了帝王的风范,沉稳而不骄矜。他把苏轼的策论交给王安石。王安石看了说,苏轼才华很高,但路子不正,因为在官场上不能如意,才会发表这样的歪理邪说。

宋神宗还是有主见的。放下苏轼的上书,他决定立刻召见苏轼。

那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正月。

垂拱殿里,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苏轼。

那一年,苏轼三十四岁。

宋神宗说:“朝廷变法,得失安在?哪怕是朕个人的过失,你也可坦白指陈,无须避讳。”

苏轼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但皇帝的此次召见,说明他的上疏正在发生作用,或许,这是扭转帝国危局的一次机会。所以,他丝毫没有准备闪躲。他说:“陛下有天纵之才,文武兼备,然而当下改革,不怕不明智,不怕不勤政,不怕不决断,只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所以,还以从容一些、安静一些为好,观察效果之后,再作处置。”[14]

宋神宗听后,陷入长久的沉默。

苏轼进一步说:“一切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变革,都应该因应时势而逐渐推行。生活与风俗变化于先,法律制度革新于后。宛如江河流转,假如用强力来控制它,只能适得其反。”[15]

那一次,面对神宗,苏轼说出了憋闷已久的话。他说得痛快,宋神宗静静地聆听着,一直没有打断他。等苏轼说完,宋神宗才略微沉吟了一下,表情温和地说:“卿之言论,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之官员,皆当为朕深思治乱,不要有所隐瞒。”

宋神宗的召见,让苏轼看到了希望。他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他把这件事说给朋友听。但他还是太年轻,太缺乏城府,如此重大的事件,怎能向他人述说?宋神宗召见苏轼,就这样被他自己走漏了风声,而且,这风声必然会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让他有所警觉,有所准备。

召见苏轼后,宋神宗也的确感觉苏轼是个人才,有意起用他,做起居注官。那是一个几乎与皇帝朝夕相处的职位,对皇帝的影响,也会更大。但王安石早有准备,才阻此事成功,任命苏轼到开封府,做了推官,希望这些吃喝拉撒的行政事务,捆住苏轼的手脚。

但苏轼没有忘记帝国的危机。二月里,苏轼写了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

苏轼后来对好友,也是欧阳修的门生晁端彦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他的命运,也因此急转直下。

王安石就在这种近乎亢奋而紧张的心情中,登上了帝国政治的巅峰。就在王安石出任相职的第二年,他的老师欧阳修就挂靴而去,退隐林泉了。欧阳修的另一位弟子曾巩则被贬至越州担任通判小职。司马光也向朝廷递交了辞呈,去专心从事写作,为我们留下一部浩瀚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范镇也辞职了,他在辞职书上愤然写下这样的话:“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宋神宗在早朝时把这话交给王安石看,王安石气得脸色煞白,手不住地颤抖。

王安石放眼望去,御史部门的同事,只剩下了曾布和吕惠卿这两个马屁虫。

帝国的行政中枢,很快成了王安石的独角戏。当时的人们用“生老病死”形容中书省,即: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

正人君子们退出政坛以后,这个坛自然就被投机小人们填满了,从此在帝国政坛上横行无忌。这些人,包括吕惠卿、曾布、舒亶、邓绾、李定等。

王安石火线提拔的这些干部,后来无一例外地进入了《宋史》中的佞臣榜。

苏轼不会想到,自己的才华与政绩,终究还是给朝廷上的小人们提供了“精诚合作”的理由。沈括对苏轼的才华始终怀有深深的嫉妒,李定则看不惯地方百姓对苏轼的拥戴,尤其苏轼在离开徐州时,百姓遮道拦马,流泪追送数十里,更令李定妒火中烧。当然,他们的凶狠里,还包含着对苏轼的恐惧,他才华熠熠,名满天下,又深得皇帝赏识,说不定哪天会得到重用,把持朝廷,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

罪名,当然是“讥讪朝政”。苏轼口无遮拦,这是他唯一的软肋。

当沈括到杭州见苏轼的时候,苏轼丝毫不会想到,这位旧交,竟然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也是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七月里,苏轼带着家眷,到杭州任通判。杭州的湖光山色、清风池馆,使苏轼纠结的心舒展了许多。然而,在江南扯不断的梅雨里,在鹭鸶惊飞的空寂里,他还是听到了百姓的哀怨与痛哭。

那个写出《梦溪笔谈》的沈括,就在这个时候来到苏轼身边,表面上与苏轼畅叙旧情谊,实际上是来做卧底的。他要骗取苏轼的信任,然后搜集对苏轼不利的证据。天真的苏轼,怎知人心险恶,沈括自然很容易就得逞了。他拿走了苏轼送给他的诗集,逐条批注,附在察访报告里,上交给皇帝,告他“词皆讪怼”。

苏轼是在湖州知州任上被抓的。

朝政潜规则,倾轧皆在暗处,雾里看花,神龙见首不见尾,杀人不见血。这是一门学问,私塾里不教,科举从来不考,但官场中人,个个身手非凡,只是苏轼在这方面的情商,不及格。

何正臣率先在朝廷上发难,上书指责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继而有舒亶紧随其后,找出苏轼的诗集,陷苏轼于“大不敬”之罪,压轴戏由御史中丞李定主唱,他给苏轼定了四条“可废之罪”,这临门一脚,决然要把苏轼送上断头台。

历史中所说的“乌台诗案”,“乌台”就是御史台。它位于汴京城内东澄街上,与其他官衙一律面南背北不同,御史台的大门是向北开的,取阴杀之义,四周遍植柏树,有数千乌鸦在低空中回旋,造成一种暗无天日的视觉效果,所以人们常把御史台称作乌台。以颜色命名这个机构,直截了当地指明了它的黑暗本质。“诗”,当然是指苏轼那些惹是生非的诗了。

用写诗来反朝廷,这是一大发明。

“乌台诗案”,写进了中国古代文字狱的历史,它代表着变法的新党与保守的旧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已经演变为朋党之间的倾轧与报复。

但此时的苏轼,还高坐无忧。有人偷偷告诉苏轼,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然后不无调侃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

终于,御史台发出了逮捕苏轼的命令。王诜事先得到消息,立刻派人火速赶往南都告知苏辙,苏辙又立刻派人奔向湖州,向苏轼通风报信。没想到带着台卒奔向湖州的皇甫僎行动更快。他们倍道疾驰,其行如飞。幸而到润州时,一路随行的皇甫公子病了,苏辙派的人,才在这场超级马拉松中,稍早一步冲到了终点。

苏轼从来人的口中得知了自己将要被捕的消息,他的内心一定被深深刺痛。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罪名的轻重。皇甫僎带着他的人马到达州衙时,苏轼惶然不知所措。他问通判:“该穿什么衣服出见?”通判说:“现在还不知是什么罪名,当然还是要穿官服出见。”

苏轼于是穿上靴袍,秉笏与皇甫僎相对而立。那两名台卒,一律白衣黑巾,站在两边,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苏轼说:“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甫僎说:“不至如此严重。”

皇甫僎嘴上这么说,但他的做法却很严重。他下令手下台卒,用绳子把苏轼捆起来,推搡出门。

目击者形容当时的场面时说:“顷刻之间,拉一知州,如驱犬鸡。”[16]

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百姓也在路边流泪。

只有儿子苏迈,跟在他们身后,徒步相随。

根据苏轼后来在诗中的记述,他在御史台的监狱,实际上就是一口百尺深井,面积不大,一伸手,就可触到它粗糙的墙壁,他只能蜷起身,坐在它的底部,视线只能向上,遥望那方高高在上的天窗。这是一种非人的身体虐待,更是一种精神的折磨。将近一千年后,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看到了结构相同的监狱。

他终于知道了大宋政坛的深浅。那深度,就是牢狱的深度。黑暗、陡峭、寒冷。

苏轼就这样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交代“问题”,与此相伴的,是残酷的审问,还有狱卒们的侮辱。

儿子苏迈,每天都到狱中为苏轼送饭。据说,由于二人不能见面交流,因此之前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为送鱼,以便有个心理准备。

苏迈很快花光了盘缠,他决定暂时离开汴京,去朋友那里借钱,就托一个朋友代为送饭,情急之下,他忘了向朋友交代这个约定的秘密。而不知情的朋友,恰好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乍见食盒里的熏鱼,苏轼脸色骤然一变。

他给自己最牵挂的弟弟写了两首诗,偷偷交给一个名叫梁成的好心狱卒,让他转交给苏辙。

梁成说:“学士必不致如此。”

苏轼说:“假使我万一获免,则无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诗不能送到,则死不瞑目矣。”

梁成只好接了下来。

其中一首写:

圣主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

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

又结来生未了因。[17]

然后,他又坐到黑暗里,一动不动。

长夜里,他破茧为蝶。

御史台的那些小人们,原本是要置苏轼于死地的。副相王珪再三向皇帝表白:“苏轼有谋反之意。”李定上书说,对苏轼要“特行废绝,以释天下之惑”。舒亶更是丧心病狂,认为不仅牵连入案的王诜、王巩罪不容赦,连收受苏轼讥讽文字而不主动向朝廷汇报的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三十多人也都该杀头。

然而,在这生死之际,挺身为苏轼说情的人更多。

取代了王安石的当朝宰相吴充上朝说:“魏武帝(曹操)这样一个多疑之人,尚能容忍当众击鼓骂曹的祢衡,陛下您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一个写诗的苏轼呢?”

太皇太后病势沉重,宋神宗要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求寿,太皇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就够了。”

连苏轼的政治对手、此时已然退隐金陵的王安石都上书皇帝,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对于这些,苏轼毫不知情。他在牢狱里不知挨过了多少个夜晚,只能透过墙壁上薄薄的光线,来感受白昼的降临。有一天,暮鼓已经敲过,隐隐中,一个陌生人来到他的牢房,一句话也不说,然后就坐在他身边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时,他终于开口了,对苏轼说:“恭喜,恭喜!”苏轼疑惑地问:“什么意思?”那人只微笑了一下,说声:“安心熟寝就好!”然后就走了。

很久以后,苏轼才明白,那是皇帝派来观察苏轼动静的,看他是否怀有怨怼不臣之心。他发现苏轼在狱中吃得饱,睡得香,鼾声如雷,就知道苏轼的心里没有鬼。他本来就舍不得杀苏轼,于是对大臣们说:“朕早就知道苏轼于心无愧!”

十二月二十八这天,朝廷的判决终于降临:苏轼贬官黄州,做团练副使,不准擅离黄州,不得签署公文。驸马都尉王诜,身为皇亲国戚,与苏轼来往密切,收受苏轼讥讽朝廷的诗词书札也最多,而且在案发后向苏轼通风报信,因此被削除一切官职爵位;苏辙受到连累,被贬官筠州;苏轼的朋友王巩也远谪宾州。收受苏轼讥讽朝廷的诗词书信而不主动举报的张方平等罚铜三十斤,司马光、黄庭坚、范镇等十几位朋友,都被罚铜二十斤。

在宋代,罚铜是对官员获罪的一项处罚。当年苏轼在凤翔通判任上,就曾因为没有参加知州举办的官场晚宴,而被罚铜八斤。

狱卒梁成从自己的枕头里把苏轼写给弟弟苏辙的绝命诗翻找出来,交还给苏轼时,他说:“还学士此诗。”苏轼把诗稿轻轻放在案子上,目光却回避着上面的文字,不忍再看。

苏轼踏着残雪走出监狱,是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旧历除夕之前。他的衣袍早已破旧不堪,在雪地的映衬下更显寒伧。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滴污渍,要被阳光晒化了。尽管那只是冬日里的残阳,但他仍然感到温暖和娇媚。

到那一天,他已在这里被折磨了整整一百三十天。

出狱当天,他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平生文字为吾累,

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

城东不斗少年鸡。[18]

“少年鸡”,指的是唐代长安城里的斗鸡高手贾昌,少年时因斗鸡而得到大唐天子的喜爱,实际上是暗骂朝廷里的谄媚小人,假如被嗅觉很灵的御史们闻出味儿来,又可以上纲上线了。

写罢,苏轼掷笔大笑:“我真是不可救药!”


[1]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被贬黄州期间,带领家人开垦城东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遂以“东坡居士”为别号(详见本书第52—53页)。因此,自号“东坡”以前,本书称“苏轼”,其后皆称“苏东坡”。

[2] 今四川省乐山市。

[3] 今宁夏固原西北。

[4] 〔北宋〕苏轼:《郭纶》,见《苏轼全集校注》,第一册,第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 〔清〕纪昀:《纪评苏诗》,转引自《苏轼全集校注》,第一册,第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 今四川省眉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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