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职人员和大学
路德宗意义非凡。16世纪早期的宗教改革标志着本书所限定的德国文学概念的起点。原因不仅是宗教改革接下来相对较快地（而且无疑并非偶然地）带来了语言学上的变化，造就了德语语言的现代形式，促成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在整个可能有德语书籍传播的地区拥有一种标准的书面语言变得可取且可行。保卫基督教信仰的责任从皇帝转移到地方诸侯，宗教改革使设想一个德国的（新教）文化身份成为可能，它可以完全脱离帝国运行，在政治上摆脱罗马的过去，正如在宗教上摆脱罗马的现在。不仅如此，宗教改革还开启了独立的新教国家即使在德语世界内部也要朝向文化和政治自给自足的目标行进的旅程。尤其这些国家的神职人员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受过专业教育、能读会写的阶层，是文化价值和文化记忆的载体，他们被各自的国家和历史时代的界线与同伴们（包括新教的信徒们）隔开。他们只能在别的地方、别的时间有保留地奉行基督徒的信仰，而在实际事务中，他们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把自己的升迁发迹寄望于地方君主。他们负责提供或监管初级教育及其他慈善活动，例如担负起照顾孤儿之类在天主教国家仍然属于相对独立的宗教修会或地方修道院的职责，因此新教的牧师们事实上往往是国家公共服务的一个执行分支。
因为德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新教诸侯国内圣职者的工具化对德国的文学和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城镇，主要是帝国自由城市，在中世纪晚期是德国社会中最具活力的元素（商业、工业和金融业的中心，也是富于创造性的市民阶层文化的中心，特别是在造型艺术方面），却在宗教改革之后的百年里走向衰落，未能适应欧洲从陆地向海外贸易的转变，未能把握航海国家的新意义。1618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毁灭性的德国宗教内战，决定了城镇的命运。战后，只有国家权力才能募集重建的必需资本，除了寥寥无几的特例，伟大的自由城市退变成了纯粹的“家乡”。相应地，以农业为经济主体、农村人口可能被迫从事军事服务的诸侯领地则逐渐赢得相关的权力和影响力。资产阶级的政治反抗于16世纪在荷兰、17世纪在英国都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法国，由于年轻的路易十四对投石党运动的镇压而转入地下，而在德国，想都别想。帝国变成一个越来越专制的君主联盟，在文化和政治事务上都把太阳王[1]治下的法国视为自己的榜样。宫廷艺术，如建筑和歌剧，在全力赞颂和愉悦君主及其随从方面做得很好，然而印刷书籍主要是学术书籍（通常使用拉丁语），或者，如果其目的是为了更广泛地流通于沮丧的中间阶层的圈子，这些书要么讲的是缺乏社会或政治意义的琐碎幻想，要么是颂扬对宗教的虔诚和对个人命运的知足常乐。尽管现状如此，但仍有一类机构对中间阶层意义重大，自17世纪中期起在德国比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发展得更好，那就是大学。在那个时代，英国勉强有两所大学，而人口只是英国四五倍的德国却坐拥约40所大学。大学很晚才在德国的土地上建成，德语区第一所大学于1348年建成于布拉格，但是在后宗教改革时代的世界它有着全新的意义。专制的诸侯国野心勃勃地想要控制一切，需要官员将国家意志带入每一寸领地，这些人直到18世纪晚期都主要来自大学培养的神职人员。大学也教授诸如财政和农业之类的实用科目，在德国进行得比在英国早得多，不过总是基于国家管理的目的。富有的专业人员的后代有实力研读法律和医学，并依靠他们的家庭关系获得执照，然而对一个家境贫寒的有为青年来说，最大的、受到最慷慨捐赠的神学专业提供了社会攀升和未来发展的最好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