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不同的地域孕育着独具特色的文学。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这包括地理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沿革、民族风貌、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形成的人文环境因素。“东北流亡文学”是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鲜明的时代印记的文学，它是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东北文学青年创作的以东北人及其生活为主要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东北流亡文学的创作主体即是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东北文学青年，他们亦被称为“东北流亡作家”。其主要作家有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罗烽、马加、白朗、舒群、李辉英、穆木天、林珏、蔡天心、高兰、塞克等。有学者指出，它是相对于东北沦陷后的“十四年殖民地文学”而独立存在的一种文学形态。它是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结构的一部分，既融汇在“左翼文学”“抗战文艺”“延安文艺”之中，又因内在的文学精神而相对独立成形。^[1]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东北流亡作家给予高度评价：“东北流亡作家是一个有潜力、有才华的作家群，在三五年间，它经历了萌发、崛起、成熟的发展过程，艺术上也由初期的粗糙峻急，迅速转向雄健壮阔、深邃凝实。在现代文学史上，如此紧贴时代潮流而波澜迭起，风格独特而丰富多彩的作家群，是不多见的。”^[2]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本书在观照东北流亡文学创作的时代语境（国土沦丧、民族危机）的前提下，更将其放在地域文化的场域中，运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等相关理论加以解读。纵观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创作，始终彰显着特有的东北文化地域特质，黑土地厚重的自然原野和深广的历史文化构成其创作底蕴。东北的文化资源为他们的创作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素材和动力，地域文化的乳汁，已经化为他们的血肉，滋养着他们的创作。东北地域文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作家的精神气质、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浸润，内化为“集体无意识”。这具体表现在东北流亡文学的题材选择、人物塑造、情节构思、叙述风格、民俗世相的呈现、审美价值取向、语言表达等方面。

九一八事变及此后十四年的悲惨历史，促使中国现代文学史产生了一个带有深刻历史投影的“东北文化现象”，出现了以萧军、萧红为代表的东北流亡作家的集体叙事，我们可将其形象地称为苦难的“东北叙事”。这一叙事不仅聚焦于九一八事变引动的东北创痛，同时也带有更为深沉的哲学思考，即根植、成长于黑土地的东北文化，在中华版图及中华民族数千年光阴中的地域定位、历史定位问题，如何理解这一动荡不休、灾变与生机并存的“苦难文化”，如何站在大中华的战略高度上正视复杂的“东北问题”，这对形成完整意义上的抗战文化认知至关重要。

这些因战乱被迫流亡的东北作家，他们心中怒燃着国仇家恨之火，他们眼中映射着黑暗与光明轮转的岁月期待，他们渴盼借笔下生动的人物之口获寻一个继往开来的“东北解答”。简言之，抗战时期流亡关外的东北作家们所要表述与传递的，不仅仅是日寇铁蹄下东北民众苦难的哀鸣，更有着对东北文化的反思，对东北出路的诘问。这种思考触动光阴，触及灵魂，触发了一系列纠结话题的梳理与引申，这绝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其内涵的巨大的现实意义，恐怕直到今天依然需要我们肃目以视、静心面对。

长期的灾祸动乱，由古至今的多民族冲撞亦交融的跌宕历史，使东北文化灌注着一种筋脉偾张、热血奔流的独特质素，这一文化衍生的歌曲悲凉而慷慨，这一文化催生的文字火辣而张扬，它彰显着俗中见雅的壮丽豪迈，也透着笑傲江湖的苦难中的达观，所以，这一特殊时代、特殊地域中聚成的作家群体，有着个性鲜明的东北气质，这气质，饱浸着不容混同的地域属性与时代属性，因而别具魅力。

在东北流亡作家笔下，无论写人写景，还是说理抒情，无论是昂扬放歌，还是委婉低吟，文字的背后都奔跃着不可按捺的激情律动，仿佛在无边的黑夜中忽见一星希望的萤火的兴奋，仿佛在暴风骤雪中惊见茅舍炉火的冲动。那种流淌于字里行间触目皆是的不可抑制的心曲倾吐，令人望文即动情，掩卷而感动，这文字，天生便烙刻下醒目的东北标识，散发着回味无穷的东北味道。沉浸于这独一无二的东北叙事中，我们既能回首东北的曾经，也可眺望东北的未来；既能读懂东北人的家国情思，也能参破他们的内心渴盼。而由东北至中国，从“中国之一角”走来，重新俯瞰泱泱中华的辽阔版图，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 沈卫威：《关于“东北流亡文学”的思考》，《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第66页。

[2]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5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