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雷蒙·威廉斯与“关键词批评”的萌生
如果说文学批评是雷蒙·威廉斯全部思想的起点与核心1，那么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关键词批评”则可谓其文学批评中一颗散发着璀璨光芒的明珠。如绪论所述，“关键词批评”以核心词汇为考察重心与中心，从历时和共时层面对之进行细致梳理，并揭示出这些关键性词语背后隐含的政治思想倾向与人文发展踪迹，具有独到的研究视角和开阔的理论视野。“关键词批评”孕育于文化研究这一母体之中，源自雷蒙·威廉斯的创造性想法。虽然雷蒙·威廉斯本人并没有直接使用“关键词批评”这一名称，但他却是第一位明确提出并全面实践“关键词批评”的学者。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正式开创了以“关键词”解析为社会和文化研究有效路径的独特方法，可视为“关键词批评”兴起的标志。不过，“关键词批评”的萌生却可以回溯至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与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及其从事成人教育的人生经历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
一、“关键词批评”与文化研究
雷蒙·威廉斯（1921—1988）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英国著名学者，他不仅是英国新左派的领军人物，还是当代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雷蒙·威廉斯一生笔耕不辍，著述宏富，除发表为数众多的学术论文、学术随笔及三十余部学术著作之外，还创作了剧本、小说等多部文学作品。阿兰·奥康诺（Alan O’Connor）在《雷蒙·威廉斯：写作、文化与政治》（Raymond Williams: Writing, Culture, Politic, 1989）中用数十页篇幅列出了雷蒙·威廉斯编撰的论著目录，其中包括《阅读与批评》（Reading and Criticism, 1950）、《从易卜生到艾略特的戏剧》（Drama from Ibsen to Eliot, 1952）、《文化与社会：1780—1950》、《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 1961）、《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73）、《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1974）、《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 1977）、《唯物主义和文化问题》（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Selected Essays, 1980）等有影响的著述。创作与批评兼善的雷蒙·威廉斯自如游走在文学批评、文化研究、传播学等诸多领域，且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取得了跨越多个学科的学术成就，无愧于爱德华·汤普生（Edward Thompson）称其为“我们时代的骏才”2的赞誉。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为阿兰·奥康诺所著《雷蒙·威廉斯：写作、文化与政治》一书撰写的《前言》中也对雷蒙·威廉斯评价甚高，将他与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相提并论，认为他是战后乃至20世纪英国最具原创性、最有影响力、最为卓越的文化思想家。特里·伊格尔顿眼中的雷蒙·威廉斯“以其睿智、独到的思想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同仁所无法企及的涉猎广度”，成为英国左派知识阵营中最具智慧和独立思考精神的知识分子。3
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与其文化研究开山之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有着直接的血脉关联。在1956年完成、1958年正式出版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中，雷蒙·威廉斯紧密联系社会历史变迁，考察了“工业”（industry）、“民主”（democracy）、“阶级”（class）、“艺术”（art）、“文化”（culture）这五个在现代社会意义结构中占据着极为重要地位的词语的语义嬗变及用法变化，可以说已经开启了其“关键词批评”的早期实践。此外，我们今天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所看到的一些内容，雷蒙·威廉斯当年原本是希望把它们作为《文化与社会：1780—1950》的部分内容一并出版的，后因故而未能如愿。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导言》中说明他最初选择了200多个“在一般的讨论里所看到或听到的，而且在用法上有些是很有趣的，有些是很难下定义”的词语，后来又从中精选了60个词语，以注解及短评的形式对这些词义加以讨论，拟以《文化与社会：1780—1950》附录形式出版。4在出版社的要求下，雷蒙·威廉斯忍痛割爱撤下了这部分内容，并在此后约二十年间不断增删调整。1976年，该部分内容终于得以《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之名独立成书并正式出版。1983年再版时，雷蒙·威廉斯又对全书作了修订，并增加了“无政府主义”等21个词条，使该书的总词条量臻至131个。
如前文所述，“关键词批评”兴起的标志是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问世，其萌芽却始于《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正如雷蒙·威廉斯自己所言，他对词汇问题的关注是在写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时所激发的。不过，如果我们再往更早一些时候回望，可以发现，《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的写作又是他1946——1948年间参与编辑颇有影响的左派杂志《政治与文学》时所发起的一个探讨的延续，即用他们这一代人的经验重新诠释“文化”一词所描述的传统。雷蒙·威廉斯对“文化”的关注与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与F. R.利维斯有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雷蒙·威廉斯深受F. R.利维斯的影响，特里·伊格尔顿就曾称他为左翼利维斯主义者。就理论渊源而言，雷蒙·威廉斯的文化批评思想虽然受到F. R.利维斯的直接影响，但他最终实现了对其文化至上论和精英文化批评思想的继承、超越和发展。
F. R.利维斯是英国当代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之一，著有《大众文明和少数人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1930）、《重新评价：英诗的传统与发展》（Revaluation: 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nglish Poetry, 1936）、《伟大的传统：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The Great Tradition: George Eliot, Henry James, Joseph Conrad, 1948）等影响甚大的学术著作。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认为他是继T. S.艾略特之后20世纪最有影响的英国批评家，在英国批评史上占据着与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不相上下的地位。5F. R.利维斯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注重文本细读，但又不同于仅局限于文本内部的新批评，而是将文学作品的阅读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这也许受到了马修·阿诺德“文学即是生活批评”的观点和T. 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1919）倡导的有机主义文学史观的影响，使得其文学观念带有一定的社会学倾向。6
雷蒙·威廉斯对F. R.利维斯的文学思想持一种批判性继承的态度，甚至可以说对其的发展远大于接受。雷蒙·威廉斯吸纳了F. R.利维斯从文化的表现形式入手考察社会的理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文学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雷蒙·威廉斯不赞成把文化仅仅看作承续伟大文学传统、表现人性永恒真理的经典杰作这样的精英主义文化观。F. R.利维斯在《大众文明和少数派文化》等著述中比较典型地表现出了英国传统人文主义对广告、电视、广播等大众文化的态度，批评了大众传播机构及其产品，并认为媒介和大众文化共同造成了当代文明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割裂。在F. R.利维斯等持文化精英主义批评立场的学者眼中，英国原本是一个有机和谐的社会，文化则是少数天才人物的创造性成果。正是在少数文化精英的努力下，高雅文学记录并传承了人类对过去的“最佳体验”。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当代社会盛行的是追逐经济利益的大众文化，催生并激发了大众的物质欲望，从而降低了他们的道德水准、文化品格，文化精英应当力挽狂澜，以改变这种颓靡之风气。不过，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利维斯们”对大众文化虽持拒斥和否定的态度，却在事实上将其纳入了文学研究的视野。7而这一点恰恰也给了雷蒙·威廉斯以与F. R.利维斯批判大众文化初衷完全相悖的启迪。他认为，文学并非表现人类情感的最高级形式，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文学体现了某些阶级、阶层的社会与文化价值观，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学对人们社会意识的形成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因此，解析文学作品产生、传播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文学与社会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尤其显得重要。雷蒙·威廉斯理想中的文化并非精英文化，他也不承认艺术的特殊地位，而是把它看作普通的文化实践，甚至说“艺术与生产、商务活动、政治、家政管理并无二致”。8秉持平民立场的雷蒙·威廉斯大胆地将研究视野投注到F. R.利维斯等人所鄙夷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学、媒介研究等领域之中，坚信广播、电视、广告乃至体育赛事、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也承载着社会意义和价值观，有助于人们认识社会，并有着塑造民众思想意识的文化作用，使之首次以非批判对象的形式成了文化研究的对象，这些都对其文化唯物论思想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9
雷蒙·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关键词”，即“文化”。雷蒙·威廉斯曾坦言他写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其时英国思想界盛行的以T. S.艾略特、F. R.利维斯为中心形成的精英文化或曰文化保守主义立场。10这种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念名义上是为了捍卫高雅文化，实际上却起到了反对“二战”后蓬勃发展的民主意识、大众教育和社会主义追求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对大众、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偏见上。而这些观点恰恰与平民出生的雷蒙·威廉斯所膺拥的草根情怀背道而驰，于是，驳斥这种思想倾向便自然而然地成了雷蒙·威廉斯写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的动机之一。11雷蒙·威廉斯本人也直言不讳地宣称，T. S.艾略特的小册子《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1948）是他写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的最初动因。我们也完全可以将《文化与社会：1780—1950》视作雷蒙·威廉斯在与T. S.艾略特、F. R.利维斯的思想对话中展开的关于文化问题的深入思考。刘进认为，在这种对话中，雷蒙·威廉斯“试图以他当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立场’来融会、整合利维斯主义”。12笔者在第三章中还将结合“关键词批评”生成发展的文化语境就雷蒙·威廉斯对“文化与文明”传统及利维斯主义的批判性继承做进一步探讨。
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对“文化”这一“关键词”进行了透辟的解析，确立了自己不同于精英立场的文化观念。雷蒙·威廉斯开宗明义地坦言自己“试图说明文化观念及其各种现代用法是如何及为何进入英国思想的，同时探讨文化观念从开始到当代的演变过程”，从而“说明并诠释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19世纪后期以来英国社会变迁的反应”。他认为，只有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才能充分理解“文化”一词的用法及其所涉及的各种相关问题。13雷蒙·威廉斯在对“文化”一词意涵进行深入思考时，发现其意涵的发展其实是人类对社会、经济及政治生活中的历史变迁引发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的记录。《文化与社会：1780——1950》在梳理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英国社会思想史的“文化与社会”传统的基础上，回溯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批判传统，以及“文化”一词在W.布莱克（W. Blake）、T. S.艾略特、W.莫里斯（W. Morris）等人论著中语义演变的历史，指出“文化”与“阶级”“艺术”“工业”“民主”的关联性蕴含了“思想、历史的结构”。14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雷蒙·威廉斯以“文化”一词的拉丁文词源colere具有的“栽种”“照料”意涵为考察的起点，指出其意义、用法与农业生产活动有关。雷蒙·威廉斯发现“文化”一词在其所有的早期用法中，都是一个表示“过程”的名词，意指“自然生长的培育过程”，即对某物（尤其是某种农作物或动物）的照料。16世纪初，“文化”通过隐喻，由“照料动植物的成长”延伸为“人类发展的历程”。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在英文中词义的转变发生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半叶，而且与“工业”“民主”“阶级”“艺术”等词汇意义的变迁具有一种思想及历史上的关联性。他认为“文化”主要有三类意涵：其一，独立、抽象的名词，用来描述18世纪以来思想、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其二，独立的名词，用来表示关于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群体或全体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其三，独立、抽象的名词，用来描述关于知性的作品与活动，尤其是艺术方面的。随后，雷蒙·威廉斯还通过对“文化”一词在德文、北欧语言与斯拉夫语系等中的人类学用法及对相关衍生词“耕种、栽培、教化”（cultivation）、“被耕种的、有教养的、优雅的”（cultivated）的检视，指出其意义的复杂与变异彰显了思维观点的差异、暧昧或重叠，包含了有关活动、关系与过程的不同观点，这种复杂性并不是在“文化”这个词语之中，而是在这些不同的意涵所呈现的问题之中。15基于此，雷蒙·威廉斯指出，“文化一词意涵的发展，记录了人类对于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中这些历史变迁所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我们不妨把这段发展的本身看成一幅特殊的地图；借助这幅地图，我们可以探索以上种种历史变迁的性质”。16从雷蒙·威廉斯联系社会发展考察“文化”一词的语义嬗变史，我们也可以推断彼时他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关键词批评”设想并开始了早期实践。
简而言之，雷蒙·威廉斯不是把“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东西，而是在历史的动态发展和词义的复杂演进中认识“文化”在改造物质世界的过程中所起的能动作用，因而，透过“文化”一词意涵的发展和嬗变过程可以探索社会历史变迁的性质。雷蒙·威廉斯认为，作为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是社会意义和价值的载体，并非社会政治、经济的附属物，更非仅为社会经济状况的简单反映，而同样也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构成因素，且有自身演变的过程，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17因此，雷蒙·威廉斯视“文化”为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和冲突发生的现实场域，而且他并不像以F. R.利维斯为代表的英国传统人文主义研究者那样仅专注于精英文化研究，在相当大程度上忽视甚至否认通俗文化或流行文化的价值，而是吸取F. R.利维斯文本分析的方法及其对现实的批判立场，并将之应用于“利维斯们”曾经鄙薄的通俗文化领域。同时，他也不认同将通俗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之间画上等号的做法，从而避免了简单地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二元对立。这就意味着雷蒙·威廉斯不仅对原本处于社会边缘、文化边缘的通俗文化的研究价值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而且以一种“平视”的学理态度对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进行观照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勾连二者之间鸿沟的作用。
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和《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雷蒙·威廉斯均力图突破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式和学科疆域，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兴盛的文化语境中，另辟从社会大视角和多语境角度诠释具有时代新质的文化研究核心语汇的新路径。这也是其“关键词批评”的一大特点，即不局限于某一学科研究领域，而是在宏阔的社会历史变迁及文化语境中对一些起到重要作用的“关键词”进行深入阐析。毋庸讳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雷蒙·威廉斯对文化与社会词汇的考察偏重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解读，以致有人批评他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将自己的文化政治观点渗透至关于“关键词”的解释中，充满党派之见。其实，这一解读倾向与雷蒙·威廉斯本人的阶级出身、政治立场、人生经历均有一定关联。
1921年8月，雷蒙·威廉斯出生于威尔士与英格兰接壤的边地——潘迪（Pandy）的一个劳工阶层家庭。他的祖父曾当过修路工人，父亲也在火车站当过脚夫、铁路信号员。雷蒙·威廉斯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工党的坚定支持者和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他的父亲更是曾经参加过英国工人运动史上著名的1926年总罢工。雷蒙·威廉斯幼年在简陋的乡村小学学习，中学考入位于艾伯加维尼镇上的爱德华一世文法学校。1939年，雷蒙·威廉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国家奖学金，顺利进入了剑桥大学英文系求学。“二战”爆发后，雷蒙·威廉斯于1941年中辍学业，应征入伍。“二战”结束后，雷蒙·威廉斯重返剑桥大学完成学业。在祖父和父亲的政治立场的影响下，雷蒙·威廉斯较早就积极参与工党的政治活动，后来在其学术研究和《边远的乡村》（Border Country, 1960）等文学创作中也对工人阶级的现实处境问题进行了持续性的关注和反映。雷蒙·威廉斯被特里·伊格尔顿誉为“英国有才气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战后英国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批评家”，也曾受到《新左派评论》主编拉宾·布莱克本“英语世界最权威，最坚定，最有原创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18的盛赞，但他始终坚持开放姿态和民主思想，在信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立场的基础上，吸纳各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批评实践，构建出一种新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综观雷蒙·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等著述，可见其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力图从文化的角度对社会进行探析和批判，强调理论研究对社会实践的干预性，这正是其政治追求、理论思考和社会实践交互影响、逐渐发展的结果。
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既生发于文化研究之中，其本身又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羽翼之一。特里·伊格尔顿在《纵论雷蒙·威廉斯》指出，从《文化与社会：1780—1950》到《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语言问题自始至终是雷蒙·威廉斯在思想上热情探究的问题之一，在他看来，词语是社会实践的浓缩，是历史斗争的定位，是政治智谋和统治策略的容器。19《新左派评论》把它所激发的知识效应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译本的封底也有如是评价：雷蒙·威廉斯一生的知识工作与文化唯物主义息息相关，《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无疑为此提供了详尽而有系统的注释，也为他的“文化与社会”的方法提供了实际有用的工具。20
文化研究借鉴了文学、历史学等多个不同学科的研究理路，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而作为英国文化研究发起者之一的雷蒙·威廉斯，其个人的学术研究也同样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点。刘进用“博杂的‘边界’式写作”来概括雷蒙·威廉斯写作的杂芜状态是颇为贴切的。他认为这种杂芜表象源于其写作对包括人们习以为常的诸多学科界限在内的各种“边界”的打破，而雷蒙·威廉斯的文学批评则是将他穿越各种“边界”的写作统一在“文化革命”主旋律之下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21特里·伊格尔顿不仅敏锐地察觉到雷蒙·威廉斯始终处于“边界之国”的状态，还联系其来自威尔士边地的阶级背景来说明他为何能保持“平和”与“从容”的心境。22赵国新认为，雷蒙·威廉斯的写作尽管不能直接归于政治学的范畴，但其所有作品都可以视为对以“文化革命”为核心的“长期革命”思想的表达和发展。23特里·伊格尔顿还曾用雷蒙·威廉斯自己关注的一个“关键词”——“联系”（connecting）所具有的“运动”“复杂”“困难”“变化”内涵来描述这一博杂状态，进而指出无法用社会学、哲学、文学批评或政治理论等这些既有名称来概括雷蒙·威廉斯的著述，它们既像“创造性”和“想象性”的作品，又像“学术著作”。24而正如刘进所分析的那样，雷蒙·威廉斯既集理论家的严谨、深刻与文学家的灵动、敏思为一身，又融欧洲大陆传统的理性与英国本土的经验（尤其是凯尔特人的细腻感觉）于一体，这使其得以在创造性写作与学术性研究之间，乃至不同学科和不同文化现象之间自如穿梭。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很难用文学家、戏剧教授、文学批评家、文化理论家、社会学家、政治思想家等名称来准确命名他的身份，这些身份他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刘进认为，也许雷蒙·威廉斯自称的“写作者”（writer）才是最合乎其身份的称谓。25
雷蒙·威廉斯看似博杂的写作表象之下，其实有着一个坚实而统一的内核，即其对激进政治主题的持续坚守并转化为独具特色的“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26雷蒙·威廉斯认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文化领导权的形成则是其中一个“深刻而必需的过程”。他把这样一个文化过程称为“漫长的革命”，这并非指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暴力革命，而是指社会整体的历史变迁。雷蒙·威廉斯强调以“文化革命”为核心的这一“漫长的革命”意味着真正的斗争，它“对于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民主和经济凯旋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战斗组成”。27有学者指出，与社会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相比，雷蒙·威廉斯更重视文化变革，即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对于社会的巨大影响。28雷蒙·威廉斯从来就不是在象牙塔内进行纯学术研究不问世事的学者，而是秉持一颗与社会发展脉搏共振的火热之心，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在从事文化研究、文学批评的同时积极介入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这从我们上面对他重视大众文化并以犀利的学术眼光对大众文化进行透彻研究的分析中可见一斑。他早年关注并参与表现主义戏剧运动，晚年还参加了英国政府的文化和艺术政策的制订工作，格外关注科技发展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将学术思考与现实问题密切结合，“以自己毕生的创作活动和理论研究体现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典型风范”29。而文化研究就是像雷蒙·威廉斯这样有极强社会使命感的知识分子贯通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重要路径，他摒弃传统的知识分子精英立场及文化等级秩序，秉持非精英主义文学立场，在成人教育等各种文化活动中密切联系左翼工人运动，对利维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有效的改造、融合与推进，将文化自身视为一种介入社会政治和现实的物质性实践力量。
二、“关键词批评”与成人教育
雷蒙·威廉斯的家庭出身背景、丰富的社区生活经验、长年从事成人教育的工作经历及积极投身民主运动的斗争实践，均为其日后进行包括“关键词批评”在内的文化理论探索和批评实践工作夯实了现实基础。纵观雷蒙·威廉斯的学术人生，成人教育这段从业经历的确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早在“二战”期间，雷蒙·威廉斯就开始关注军队中开展的成人教育工作，认识到它对平民阶层争取社会平等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工人阶级家庭的出身也使雷蒙·威廉斯认识到提升工人教育对推广社会主义式民主的意义。1946年毕业后，雷蒙·威廉斯放弃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提供的职位，前往由牛津大学一些社会主义教员负责的“工人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担任校外成人教育的指导教师，讲授文学和国际时事方面的课程。当时，爱德华·汤普森、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等许多左派学者或接近左翼的自由派学者也做出了和雷蒙·威廉斯同样的选择，积极介入成人教育事业。30对雷蒙·威廉斯来说，从事成人教育工作的这一段人生经历对其日后开展的文化研究及“关键词批评”问世的影响可谓最为直接。
雷蒙·威廉斯坦言当年是怀抱着冀望对社会变迁有所裨益的热忱参与成人教育的，并非旨在创建一门新的学科。然而，文化研究这一影响甚大的新兴学科恰恰就产生于成人教育之中。雷蒙·威廉斯回忆道，当他和理查·霍加特等人开始在大学任教时，采用了此前他们在校外班和“工人教育协会”中从事成人教育时常用的教学方法，把当代文化引入大学的日常教学当中，并将历史与文学、艺术联系起来，面对他们这种做法，大学里的人的反应是纷纷惊呼出现了一门新学科——文化研究。学术界通常也将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漫长的革命》与理查·霍加特的《读书识字的用途》（The Use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 with Reference to Publications and Entertainments, 1958）、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视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然而，雷蒙·威廉斯却认为“文化研究诞生于50年代的某某书中”这类说法是不可信的，他坚持的是这样的观点——“有关艺术和文学教学以及它们与历史和当代社会之间关系的视角转变，始于成人教育，而不是别的地方”。31雷蒙·威廉斯从事成人教育时，还曾与朋友合办了《批评家》（The Critic）和《政治与文学》（Politics and Letters）杂志。雷蒙·威廉斯后来在接受《新左派评论》采访时直言，他早年创办的《政治与文学》就是面向成人教育的。他指出，当时“工人教育协会”的每一位导师几乎均为某一派别的社会主义者，而且都在从事成人教育工作，因而，他们认为“杂志与这种很有希望的组织形式相关联，它与工人阶级运动有着全国性的联系网络”。32按照雷蒙·威廉斯的说法，如果说《政治与文学》预设的读者群体和实际面对的读者群体的确存在的话，那么其主体无疑就是从事成人教育的导师们和参加成人教育的学生们。33由上述文化实践可以看出，成人教育对包括雷蒙·威廉斯在内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及英国文化研究的诞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理查·霍加特同样也认为成人教育的经历是促成雷蒙·威廉斯写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爱德华·汤普森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他自己学术兴趣的形成也与这段成人教育工作经历密不可分。34雷蒙·威廉斯的家庭出身及政治立场都促使他密切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也促使他毕业后主动选择了将自己的心血和精力首先投注到成人教育工作之中，为那些相对社会主流文化而言位处社会边缘群体的人们提供教育。而“工人教育协会”发起并推动英国成人教育的出发点，就在于为那些无缘接受正规大学教育的社会底层青年提供人文学科方面的教育，进而促使他们认识到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赵国新指出，这一时期英国的成人教育受到保守的费边社改良主义和左派的激进人文主义这两股政治力量的塑造，它们都在成人教育中寄寓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前者以消除愚昧无知和文化匮乏作为建立合理社会的有效措施，后者把成人教育当成交流思想的论坛，想通过启蒙式学习和不带功利性的教学，让未来的人们变得更加完善”。35由此可见，成人教育不仅具有社会慈善性质的一面，更具有文化政治宣传功能的一面。
雷蒙·威廉斯一直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工作，他认为这是唤起普通民众民主意识、争取民主权利的一种有效手段。他自言在这一方面受到了F. R.利维斯重视教育的思想的影响，因此，当他得知牛津大学为“工人教育协会”开设成人教育时决定投身于这份让他感觉是“福从天降”的工作。36雷蒙·威廉斯一方面将I. A.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威廉·燕卜荪、F. R.利维斯等人所倡导的实用批评应用于成人教育的教学实践之中，另一方面，又突破了深受传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仅将文学批评专注于经典文学的学科疆域，而是对广告、电影、杂志、报纸等各类当代流行文化形式进行了密切的学术关注。雷蒙·威廉斯通过成人教育工作切实认识到不为精英文化重视（乃至漠视甚或鄙视）的流行文化对于这些主要来自劳工阶层的接受成人教育的学生日常生活的深重影响。因而，雷蒙·威廉斯在从事成人教育工作讲授文学和国际时事等方面的课程时，很自然地开始关注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充分认识到这些文化形式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和价值，毕竟它们也是接受成人教育的这些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雷蒙·威廉斯讲授国际关系课程时就时常和学生们一起研读各类报纸上的国际报道及时评内容，其中既有《每日电讯报》（Telegraph）、《泰晤士报》（Times）这样的保守派色彩浓郁的报纸，也有《每日快报》（Express）、《每日邮报》（Mail）之类的透散着平民风格的报纸，还有工党的《镜报》（Mirror）、《每日论坛报》（Daily Herald）及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等党派色彩鲜明的报纸。37雷蒙·威廉斯认为，阅读文学作品的方法同样可以用于报纸、广告、流行小说、小册子等的阅读之中，而且它的分析方式也同样适用于考察电影、建筑、广播等文化形式。他还称这一方法是“文学导师所能提供的一种最为直接有效的特殊社会训练形式”，并以自己从事成人教育的切身体验为例称“据此进行的试验似乎非常成功”。38因此，雷蒙·威廉斯在从事成人教育时要求学生认真阅读其时影响较大的各大报纸，并对之进行比较分析。除了借鉴运用文本细读等文学批评方法之外，雷蒙·威廉斯还引入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视角，引导学生在更为宽广的视域中深入分析这些文化现象，由此反思“二战”之后英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