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学得“哑巴英语”
回到北京之后，王小波的生活并没有好转，当时他的户口已不在北京。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工作，没有粮票，什么都没有，而且成为黑户思想压力也很大。据王小波的妈妈后来回忆，那阵子王小波自己都觉得那是一种屈辱，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愿和人接触。这期间，他主要是靠他哥哥王小平省下的粮票过活的。这样深厚的兄弟情谊，实在让人感动！
当时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因为有病在家休养，他见王小波整日在家，觉得他闲着也不是个办法，趁着有空去学点东西才是。在王方名看来，虽然那时候社会动荡，就算学了知识，也未必有用武之地，但是，国家的建设肯定需要有知识的人，社会也不会这样一直动荡下去，因此，有时间还是要加紧学习。后来他就到处去寻人，最终打发王小波去跟一位黄先生学英语。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他写到了一位会西夏文的李先生，其实正是以这位黄先生为原型塑造出来的。那李先生是俄文班出身，不仅会俄文，还会英文、德文、法文、西夏文等，甚至他还打算去学柬埔寨文呢。那黄先生也是如此，俄文班出身，会七八门外语，不仅会西夏文，甚至还会突厥文。这位先生绝对是个语言天才，据说他学一门外语，只要一个礼拜就能学成。
在教王小波学英语的时候，他的教学方法是十分独特的。曾经有一个钢琴师教他的学生弹钢琴，用的方法也十分独特，每次总给学生一份超出其能力范围的曲谱让他们练，那些学生都感到非常困惑。那黄先生也这样教，结果王小波跟着他没学多少时间，就捧着莎士比亚的作品读了起来，最后甚至读到了中古英语。那些学钢琴的学生学了艰深的曲子之后，再弹奏简单的曲子就应手而成了。但是王小波学了艰深的英语之后，简单的英语还是不会。
学英语的时候，王小波真是下过很大的苦功，费尽心力去记那些单词。但是，他用的方法并不是背，而是写，好像他不是在学英语，而是在学书法似的。那些单词他一遍一遍地写，简直有点走火入魔，以至于别人问他某个单词怎么背，他不知道，但是只要给他一支笔，他马上就能把那个单词给写出来。可惜的是，这样的能力并无多大用处，以至于后来到了美国，他闹了不少笑话。
在小说中，主人公跟着李先生学英语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这是因为李先生教得七颠八倒，所以主人公单词倒认识了几万个，语法却一点不会。王小波跟着黄先生学英语的时候，词汇量有了惊人的扩充，但是要让他讲几句，他就讲不出来。不过，比起黄先生，王小波已经算是青出于蓝了，因为那黄先生自己也是这么学英语的。他根本不会读，他完全是因为有语言方面的天赋，所以无师自通地领略了英语的意思，他的西夏文，差不多也是这样被他领略的。在这种师父的教导下，王小波虽然学会了英语，其水平却让人不敢恭维。
推猪粪上山
在这几年闲散期间，王小波看了大量的书，几乎是一天一本。他看小说，也看哲学，没有书看的时候，他就连化学字典都要看。当时他总是和朋友赵东江混在一起，两个人都嗜书如命，为了看《基督山伯爵》，他们用照相机把整本书都拍了下来，制成幻灯片一页一页地看。有一次赵东江从王小波那借了本南斯拉夫的《新阶级》，为了能多看几遍，他甚至不惜把书都抄了下来！
闲来无事的时候，王小波还会给朋友家的孩子讲讲故事，小时候他就常常给他的弟弟王晨光讲故事。那些故事发生在森林里面，小兔子、小鹿等弱势动物因为害怕被豺狼吃掉，就构筑工事，抵御豺狼们。于是战争就这样打响了，从最初类似原始人的长矛战开始，王小波一直编到了现代化的战争，海陆空都有，连联合舰队和潜艇都出来了，王晨光听得心驰神往。后来给朋友的孩子讲故事，那些小孩子听得也是如痴如醉，以至于缠着他，连饭都不让他回家吃，逼着他把故事继续讲下去，因为他们实在爱听。
在这期间，父母为了王小波户口的问题到处找关系，最后王小波终于在母亲宋华的老家山东省牟平县（现牟平区）青虎山落了户。那里的老书记姓张，是母亲的熟人，1973年冬天的时候，宋华写信给张书记，希望能让王小波到青虎山待一段时间。张书记同意了这件事，和宋华一起到北京把王小波接去了青虎山。
后来王小波曾多次提到他在青虎山时的经历，在他的印象里面，青虎山让他感受最深刻的就是贫穷。老书记对王小波很好，他去的时候，还特地把平时不吃的咸鱼和肉拿出来招待王小波。咸鱼也就罢了，王小波有胃病，不习惯那腥味，所以没吃，至于那肉，王小波倒是吃了，结果吃下去立马就吐了出来，因为那肉已经臭了！总之，那肉吃肯定不行，用来催吐倒正合适！
当时的山东是全国最穷的地方之一，王小波的姥姥和母亲都是山东人，所以他对此有深刻的体会。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还曾感慨地说，山东过着全中国最为贫苦的生活，是十八层地狱里面最下面的一层。其他省就算吃不起鱼肉，起码能吃上粮食，山东农民，特别是胶东农民，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顿顿都是白薯干！王小波当初到青虎山的时候，吃的也是白薯干，这东西极难下咽，吃下去还会往上蹦，以至于后来一谈到白薯干，王小波就感到深恶痛绝！
饮食方面的不足只是一方面。吃了这样粗粝的饮食后，王小波还要去推一天的独轮车！初去青虎山的时候，王小波就被分配到了这样的活，他以为自己在云南插过三年队，又是一条一米八四的汉子，这种活应该难不倒他。结果推了三天，他差点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小腿上的肌肉无时无刻不在震颤。由此王小波想，还好那些猪没有思想，否则的话，它们看到人们不遗余力地要把它们的粪推上山，肯定要笑死，大家也就只好羞愤自杀了。
最终王小波接受了老乡们的照顾，改去干一些比较轻松的活。看着老乡们推独轮车运粪，王小波是自叹不如。老乡们推独轮车的技术，甚至到了遇到崎岖的路，他们也能把车子推得如履平地的地步，这让王小波佩服不已。至于他自己，则改去学校教书了。是老书记的儿子推荐他去的，主要是认为他看书很多，知道的东西多，应该去当老师。王小波在学校能赚到三十几块钱一个月，这在当地算是很不错的了。
荷兰牧场给人的反思
在王小波去青虎山之前，那里也有送粪上山的活，不过当时是交给驴来完成的。他姥姥对他说，家乡足有一百多头驴。但当王小波到达青虎山的时候，那里已经连一头驴都没有了，因为人用独轮车能比驴送更多的粪到山上，既然人比驴还要优胜，那么自然没必要把驴留下来，所以大家就改用人力送粪，将驴杀光。有一阵子那里天天吃驴肉，可惜王小波没赶上，只赶上了吃白薯干。
后来王小波对这些事细细想了想，思考大家这么做是不是值得。在他看来，做这些事都是非常没有意义的，尽管人力送的粪比驴更多，但是驴吃的草却比人吃的白薯干要便宜很多。王小波算了一笔账，白薯干至少要两毛钱一斤，而最好的草则只要三分钱一斤，他不觉得自己吃了同样价值的白薯干会比驴更能负重。何况当时纯粹是为了凑指标，那猪粪里有多少粪，实在可疑，事实上那里面更多的是土而已，他们推这些东西上山，其价值几乎等于零。
后来王小波去欧洲旅行，在荷兰的时候，他被那里的乡间牧场震惊了，那里的牧场有着一套精巧的排水系统，出自17世纪的荷兰人之手。有了这样的排水系统，就算下大雨牧场也不会被淹，因此那里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王小波从17岁开始插队，南方北方都插过，但是插来插去从没见过这样的土地。
拿荷兰牧民和遇到的乡亲父老作对比，王小波得出了一个很无奈的结论，荷兰牧民比较聪明，并且，他们能用这种聪明改善自己的生活。相比之下，王小波遇到的那些父老乡亲都过于朴实，在忍耐痛苦方面的本领可谓无人能敌，但对自身的生活状态提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建议，只能日复一日地忍耐，这就造成了极度的贫穷和痛苦，并且这种贫穷和痛苦是普遍存在的。
王小波觉得，造成这种情况，儒家文化有着推卸不掉的责任。王小波自称是墨子的门徒，因为墨子立论往往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的，关心民众实际的福利，王小波觉得这种看法很对。但是儒家文化就不一样了，认为礼高于利，义又高于生。就说儒家的圣人孟子吧，当初见梁惠王的时候，他就开门见山地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结果大家就都很穷。
我们不知道王小波是怎么得出这种结论的。诚然，在儒家文化的伦理观念里面有很多崇高的东西，像仁、义、礼等，但其对民众的实际利益也是十分关心的。孔子和孟子都认为，治理一个国家，或者治理一个地方，首先就得让那里的民众富裕起来，其次才是教育他们。先富后教的观点，孔子已经明确提出来了，孟子讲这一点的时候更具体，提出了一整套操作体系，以期达到“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黎民不饥不寒”的地步。
一般认为，儒家文化有很多东西都是非常值得人去了解的，孔子和孟子的学说可能更像是伦理领域而不像哲学领域的。不过，朱熹和王阳明的学说，哲学意味就非常浓了。朱熹在王小波笔下也不是一个正面人物。王阳明他没有提到过，但是提起孔孟程朱的时候，王小波往往是持批判态度的。
但事实上，朱熹的哲学体系是非常之好的。在他看来，我们凡事要依照天理而行，天理就是处事最恰当的准则。至于方法，在朱熹这里就是格物，即剖析事物，从而找出处事最恰当的准则。这就是说，遇到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得先分析这件事情，然后找出处事最恰当的准则来处理它，这真是非常好的观点。
倘使按朱熹这样的哲学来处事的话，那么贫穷和痛苦都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也能像王小波笔下的荷兰牧民一样聪明。好比说，在青虎山插队时，分析往山上送粪这件事，就会得出恰当的准则，用驴送粪比人送粪更优胜。而那些人并没有这样做，产生的问题显然不能怪罪于孔孟程朱这些人，应该说，儒家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变质和扭曲。这种变质和扭曲的文化，才是导致贫穷和痛苦的原因。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儒家文化之中也的确存在着弊病，如王小波说的，这种文化中缺少了对快乐、幸福和生存状态的关注。
王小波的工人生涯
1975年的时候，政策有所松动，王小波回到了北京，开始了他的工人生涯。之前在云南的时候，王小波就在工厂里面工作过，当时他得了肝炎，民间传说糖对治疗肝炎有效，因此他的病稍稍好转就去了糖厂工作。在那里他吃了不少糖，常常是拿起糖块就啃，样子好像是要“一板砖把自己拍死”。
有资料说，王小波的工人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2年到1973年的时候，他在牛街教学仪器厂当工人；1975年转到了西城区半导体厂工作，直至1978年考入人民大学。但这资料其实是不正确的，1971年到1973年，王小波主要在家养病看书，1974年的时候，去了青虎山，1975年回到北京，进了工厂，但据王小平说，这工厂不是生产半导体的，而是生产可控硅的。
在王小波的工人时期，他主要和病重的父亲在一起，其他家人当时都四散在了外面，因此他们对王小波这段时期的经历都不是很了解。王小波的母亲甚至连厂名都不太记得了，王小波的姐姐王小芹则回忆说，王小波的工作似乎与砂纸有关，具体的她也不清楚。王小波从来没带他的家人去过厂里面，只有一次和母亲与姐姐路过的时候，他在厂子门口指了一下，说那是他工作的厂子。
根据调查，王小波工作过的地方位于什锦坊街，厂名叫无线电元件厂，但是那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纷纷表示，自己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叫王小波的人。因此，王小波在这段时期的故事，恐怕要被埋没了。不过，他的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正是以工人时期的这段生活为背景写成的，我们似乎能从侧面看出王小波在工厂工作时期的影子。
这本小说收录在了他的中篇小说集《黄金时代》里面。不过其中的主人公并没有在无线电厂工作，而是在豆腐厂工作，不幸的是，在这里他又中了一个大彩，莫名其妙地得罪了厂里的头头老鲁，结果整天遭到她的追杀，苦不堪言。王小波曾对他的朋友提起过他在厂里上班的事情，说那里很无聊，都是老太太，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但在豆腐厂里面，他恐怕再也不会感到无聊了。
投石机在现实中的原型
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小波写到了“文革”时武斗的事情，两派人先是拳脚相加，然后用长矛交战，最后甚至出现了枪炮轰鸣的交战。有件事王小波很好奇：身为20世纪后半期的人，身穿铠甲上阵与人交战，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自我感觉如何？后来王小波到美国去留学，跟他的外国朋友谈起这件事情，那外国朋友却不相信，还以为王小波说的是愚人节玩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