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丁玲的命运悖论
春风自恨无情水，
吹得东流竟日西。
——苏轼《往年宿瓜步梦中得小诗录示民师》
丁玲是左联时星光熠熠的作家，以《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登上文坛。丁玲在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显示了艺术才华。莎菲女士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长廊中的一个典型形象，“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茅盾《女作家丁玲》）。
20世纪30年代，丁玲在创作上有了新的进展，创作了长篇小说《韦护》和《母亲》，中篇小说《水》《田家冲》。
丁玲到陕北参加革命实际工作，毛泽东赋词《临江仙》曰“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赞美她思想和创作的进步。丁玲创作视野开阔了，对生活描写更真实了，她将作品收入《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两个小说集。这是为工农群众和革命战士树碑立传的作品。
丁玲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一直关注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等，揭示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丁玲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创作了以此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解放区长篇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丁玲到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华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全国人大代表等。
在创作方面，丁玲又有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等问世。
1954年夏，“众所周知的原因，她被迫停笔”，“1975年，七十一岁的丁玲从监狱中放出来”（《中华文学通史》）。
1984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文件（中组发〔1984〕9号）《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
1955年、1957年确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错定，不能成立。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影响……
丁玲（1904—1986），原名蒋玮，出生于湖南临澧，家道中落。中学时，丁玲就读长沙周南中学。1922年，丁玲到上海，先后就读共产党人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及上海大学中文系。两年后，丁玲到北京大学旁听，选修文学、绘画等，与胡也频、沈从文等人相识。受“五四”新思潮影响，丁玲接触各种思想，阅读大量中外文学经典，为日后创作打下了基础。丁玲二十三岁开始创作小说，其《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在《小说月报》陆续发表，后结集《在黑暗中》出版。《莎菲女士的日记》是日记体小说，刻画了一个倔强自傲而又苦闷沉郁的青年女性形象，真实反映了当时一些年轻人勇敢挣脱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又充满矛盾的精神状态。莎菲成为现代文学长廊中的一个典型形象。丁玲成名后，于1931年加入左联，主编《北斗》。此时，她又出版了《一个人的诞生》（与胡也频合集）、《水》《母亲》等作品，成为左联主力之一。1936年，丁玲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三年后出狱，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她曾赴前线，毛泽东为她填《临江仙》词一首赞扬她。她撰写了富有战斗气息的报告文学，出版了《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小说集，后在延安主编《解放日报》副刊。她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于1948年发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又创作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
1954年，已成为中国作家协会重要领导人的丁玲，受到不公平待遇，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要人物，流放到东北劳动改造。1975年，七十一岁的丁玲出狱，被安置在山西长治农村，继续写《在严寒的日子里》这部具有史诗规模、富有时代特色和历史深度的长篇小说。
20世纪80年代初，丁玲得到平反。在文坛消失二十多年的丁玲，重返文坛，其作品风格依旧朴素凝重，但深刻雄健的现实主义精神已不再。
1949年，丁玲重返北平，有点儿衣锦还乡的味道，她购买了在王府井北大街多福巷的宅第。
1949年6月8日，在沈阳的丁玲被沙可夫派甘露接到北平，作为拟将召开的文代会的重要成员之一，住进文代会筹备组所在地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
11日，丁玲致信还在沈阳的丈夫陈明说：
我八号下午到的北平，住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这里有甘露、企霞，生活一切自然很好，你可想象得出。工作还无头绪。昨天见到周扬，不得要领。此地筹备工作很差，头绪多，思想计划不够，因此我还不能给刘芝明报告，要等周扬再来时谈。他现在是宣传部副部长。见到一些人，但我不能四处拜访人，因此还有些人未见到。今天准备上香山，明天回来。昨天看了表哥和沈从文。（《致陈明》）
信中两处提到周扬，一句“不得要领”，内涵丰富。提到过去的老朋友沈从文时，冷淡如冰。沈从文自杀一事，一字不提，在丁玲心中，她与沈从文已形同陌路。
“准备上香山”，对丁玲来说，是一件大事。她要去看望老朋友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知丁玲到了北平，要接见她。1949年3月15日，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毛泽东主席不愿到城里，执意要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那里风景如画、清静幽雅。直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主席才搬进中南海菊香书屋。
1950年，丁玲担任中国文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主持文协日常工作。这之前她考虑到，从解放区到京的作家，有丰富的革命经历和生活基础，但文化水平不高，写出的作品大多质量不高，应该设法创造条件，让他们系统读书，提高创作成绩。她受到访问苏联时参观高尔基文学院的启发，也想在新中国创办一座培养作家的文学学校。丁玲将这一想法写出来，提交中国文协党组讨论。英雄所见略同，她立刻得到一致支持，党组以中国文协名义，在共和国成立后第二十三天向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呈报《关于创办文学研究院的建议书》。天遂人愿，此建议很快获得文化部批准。更让丁玲欣喜的是，建中央文学研究所一事，竟受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的重视，主席派秘书到丁玲家商议建研究所诸事。
丁玲进北平后，于1949年底，找到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请他写一封介绍信，由陈明去湖南将她的老母接到北平同住。不久，丁玲搬出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为母亲买了在北平热闹的王府井北大街多福巷十六号小院。三十岁就守寡的母亲，一直一个人苦苦支撑，将女儿送到北京读书，后又为丁玲抚养她与蒋光慈生下的蒋祖林兄妹到1938年，才托人将兄妹安全地送到延安，又孤身一人在乡间，遇上天灾兵祸，备受熬煎。如今母女重逢，自是泪洒衣襟。
丁玲在多福巷新家向毛泽东主席派来的秘书汇报筹建文学研究院事宜，双喜临门，令她欢欣雀跃，泪花闪闪。她说，文研院筹备组她任组长，田间任副组长，康濯、马烽、邢野等参与具体工作。她与田间、康濯等负责建院经费，马烽等负责找校舍、跑设备。秘书微笑着详细记录后，回中南海去汇报了。丁玲送走秘书，站在门楼前，向西望去，秋日的晚霞正浓。这是“丁玲最精彩的一段时光”（李向东、王增如《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丁玲在多福巷住了五年。它见证了女主人进城几年的无限风光。一家人在此其乐融融地享受天伦之乐，这里社会名流出出入入，文研所学员如同归家般到这里谈文学、谈人生。
丁玲他们看中了鼓楼东大街一〇三号一个宅院，主人是开当铺的。经过商议，按当时的交易方式，文研所以二百匹布加上几石小米，买下了这座大院。经过整修，又采购了五万多册旧图书，中央文学研究所于1950年1月8日，正式在这里挂牌暨首届开学典礼。
郭沫若、茅盾、周扬、叶圣陶等一干嘉宾领导都来祝贺，人数不多，却极为隆重。周扬代表政务院文化部宣读任命书：丁玲任所长，张天翼任副所长，田间任秘书长，康濯和马烽分任第一、第二副秘书长。
中央文学研究所直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领导，由全国文协协办。为了建立文研所，政府从紧张的预算中拨付一千八百匹布，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因丁玲的人脉关系，文研所的老师力量颇为雄厚。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学者，几乎都担任过文研所的教职。郑振铎、俞平伯、叶圣陶等学者教古典文学，郭沫若、茅盾、老舍、艾青、田汉等作家教现代文学及社团，蔡仪、李何林、曹靖华、张天翼等教新文学。
文研所坚持丁玲的教学理念“自学为主，教学为辅，联系生活，组合创作”，文研所培养了一大批后来的作家、诗人、文学理论家、编辑家及文艺界领导人。以第一、第二期为例，文研所走出了邓友梅、马烽、玛拉沁夫、徐光耀、唐达成、陈登科、胡正、白刃、西戎、苗得雨、刘真、李纳、王景山、张凤珠、张志民等在文坛熠熠生辉的人物。
文研所取得的成就，不能都归功于丁玲，但她为文研所建设所提出的十六字教学方针，以及为之付出的劳动和心血，是功不可没的。特别是她那春雨细无声式对学员的谆谆教诲，让他们受益一生。时光如水，近半个世纪后，第二届学员苗得雨于1998年8月21日，在《今晚报》上发表《记丁玲在文讲所第二期的辅导谈话》一文。文中把丁玲这次“辅导谈话”视为“不亚于一份宝贵的出土文物”，想当初，这谈话曾令自己“喜出望外又喜出望外”。
苗得雨这篇回忆文章，被他的老同学邓友梅读到，邓友梅感慨万千，作为回应，也写了一篇《难忘丁玲谈读书——邓友梅致苗得雨》，发表在9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惊呼，四十多年，白驹过隙，世事沧桑，物是人非，苗得雨“居然保留住这珍贵的记录，文坛何幸，学界何幸”。邓友梅感慨地写道：
丁玲那次讲话对我们那批人有很大影响，你的记录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极有价值……经过四十多年风刀霜剑，同学们有的离开人世，有的退出文坛，我等的笔记文稿又麻烦红卫兵、造反派的多次查抄烧抢，早已消失殆尽。
其实令苗得雨称“不亚于一份宝贵的出土文物”，让邓友梅惊呼“文坛何幸，学界何幸”的丁玲谈话，并非什么宝典秘籍。邓友梅在文中引证了丁玲的这次谈话：
有人读书，读了后就明白了这书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我这人不同，我不同意这种读书方法。看书要滚到生活里去，书里的感情，与自己的感情贯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论”的人，往往没意思……
我们读书是教条的，按着几条去读，几条读出来了，证据是有了，但里边动人的地方倒忘了！
读书是一种享受。读着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些享受都活了……
邓友梅接着写道：“坦白地说，这些观点和言论，在那个时代是‘另唱一个调子’，用现在的话说有点新潮、前卫。”但是，那时的文艺功能观，始终不能离开革命策略整体，当文艺游离了为政治服务的路线，哪怕出现一点不和谐的音符，只是对教条主义有所批评，也必然受到惩戒或放逐。邓友梅在文中肯定老师对文学坚守的文化人格：“我们看到的是思想解放，求真务实、热情坦直、快人快语的丁玲，我们看着她为此付出了过重的代价。”
除了苗得雨、邓友梅重新评价丁玲的那次谈话，2000年，徐光耀撰文《读书问题及其他》发表于《长城》，其中也保存了丁玲的此次谈话记录，证明苗、邓关于丁玲谈话的真实性。
丁玲到文研所任所长之后，其多福巷寓所成了学员聚会的场所。丁玲甚至把学员请到宽敞的四合院开座谈会。伴着年轻学员的欢笑之声，丁玲度过了几年快乐的时光。这两年，经胡乔木三次谈话，兼着《文艺报》主编的丁玲，不得不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当处长。丁玲自己说：“在那里‘混’了两年多，没有做什么，我在那里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嘛！”（《讲一点心里话》）
1952年春，丁玲离开《文艺报》，又奉调《人民文学》任主编。2月，她率中国文艺界代表团赴苏，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并作了《果戈理——进步人类所珍贵的文化巨人》的演讲。3月在苏，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同获二等奖的还有贺敬之、丁毅的歌剧《白毛女》，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这“意外的光荣”，让丁玲感到莫大的惊喜。她在接受苏联广播电台采访时说，“我从来连做梦也不敢想到斯大林的名字能和‘丁玲’这两个字连在一起”，“我欢喜，却又带着巨大的不安”。她反复强调，这“光荣是给中国所有作家和中国人民的，归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6月18日，全国文艺界为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四位作家举行了庆祝会。会上，丁玲把五万卢布奖金全部捐给全国妇联儿童福利委员会。
享受如此殊荣的丁玲，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不知道《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完全是苏联方面决定的。国内根本就没有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推荐给苏联参评。直到丁玲去了再无纷扰的天国多年，当年给任弼时当秘书的朱子奇，在《永不消失的春天——悼丁玲》一文中，道出了此事的真相：
1950年春，我在莫斯科时，一位苏共中央负责人问过我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看法，他们听说，中国有权威人士发表了否定性评论，如这部作品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将他的意见转告了在莫斯科的任弼时同志。任弼时同志说，他很少看小说，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他却看了，认为是部好作品，反映了“土改”斗争的实情，写得生动有味道，也符合政策，至于有同志指出缺点、不足，是次要的，把次要点讲过了，我看，是不可取的，如同看一个干部，他主要方面是好的，就是好干部，就应大胆用。没有十全十美的干部。是否有十全十美的小说呢？大概也没有吧！我把弼时同志这段话的大意，讲给那位苏联同志听，他表示很高兴，也很赞同。后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列入了斯大林文学奖获奖名单，并在苏联报刊上广为介绍和评价。
很多资料证明，朱子奇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回忆，是真实可信的。据严家炎先生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的创作个性》一文提供资料看，学者严家炎一直以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推荐的结果”，但在1962年秋，在中央党校举行的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讨论会中间休息的时候，他向参会的周扬“提了一个问题：当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是怎样向苏联推荐《桑干河上》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的”。周扬的回答，让严家炎“感到非常意外”，又“恍然大悟”：
我们中宣部从来没有推荐过《桑干河上》去获斯大林文学奖。我们当初推荐的是赵树理。但苏联人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说赵树理的小说太简单了，不合适。于是，苏联方面提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不可以候选？我们只能同意。但我们又补推荐了几个作品。经过几个来回，双方才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关于怎样评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笔者已在“民国清流系列”之《告别与新生》一书中有详细论述。该小说与《暴风骤雨》一样，都是叙述土改革命的。以当时流行思想观念把握乡土，其乡土已退去自身丰饶的意义，越来越失去其地域风姿而变成千篇一律的“革命的土地”。
虽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颇有曲折，但不管是周扬拒绝推荐，还是苏联执意给奖，其实质并非取决于小说的文学性，而是意识形态运作的必然结果。
丁玲命运的转折，始于1955年酷热的夏天。
那年2月，丁玲夫妇住在鱼米之乡且风光秀丽的无锡，继续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姊妹篇《在严寒的日子里》。6月初，作协通知丁玲、陈明二人到上海，听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通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情，同时看相关材料。早在5月初，丁玲从《人民日报》上读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后，十分震惊并已有不祥预感。不几日，丁玲回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令她没想到的是，厄运竟然来得这样快。人大会议结束后，她便被留下来。8月3日至9月6日，在作协召开的党组扩大会上，她和陈企霞被莫名地当作“反动小集团”遭到一个月的轮番批判，之后，一份《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既未经过中国作协党组集体讨论，也不向当事者和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就上报中央宣传部，转呈中央。
据陈企霞之子陈恭怀所著《悲怆人生——陈企霞传》（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介绍，陈企霞远没有丁玲被“请”到作协党组扩大会的礼遇，他是从家里被人持逮捕证逮捕后，押到会场上接受批判的。书中写道：
据当时在中宣部负责“丁陈”一案，后来又受“丁陈”一案牵连的黎辛同志说，作协党组在周扬的主持下，搞了一个《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报中央，并要求对陈进行逮捕。但当时主管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同志看了报告后，认为逮捕的理由不足，不同意上报。周扬违反组织程序，利用自己是十人小组成员的便利条件……弄到了逮捕证。
关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原本是一政治迫害事件，其过程却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富有闹剧、喜剧、悲剧的色彩。
这里引郭小川写于1967年交代的相关材料，或可更多地看到造成“丁陈”事件深层的原因：
那时，文化部不大听周扬的，管事的副部长钱俊瑞是闹独立性的。周扬后来利用五八年钱俊瑞不适当的工作方式，抓住了这件事。副部长刘芝明也看不起周扬，两人并不见有原则分歧。
原来文化方面由胡乔木管，后来由陆定一主管，拉来了周扬。周扬有文艺的实权是从五四年或者说五五年初开始的。当时周扬手上只有作协，当初只有作协归中宣部管。
周扬要从作协打开缺口，掌握文艺界。五五年底，康濯写了一个揭发丁玲的材料，说丁自由主义，攻击周扬。原来没准备搞丁陈的。刘白羽来作协后鬼得很，野心勃勃，对丁陈斗争是刘搞的。他一来作协就感到作协有一派势力，要搞作协，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
因为反周扬的人很多，打丁是杀鸡吓猴，把作协的阵地抓到自己的手上来，搞了丁玲，就要搞创作，搞出成绩来给中央看……（《悲怆人生——陈企霞传》）
郭小川与周扬、丁玲等共事过，为人也厚道，他的话应该实事求是的，而且当事人之一刘白羽在1994年出版的《心灵历程》中，回顾这段往事并做了忏悔，也可做旁证：
在一次暴风雨的运动中，我辜负了我与丁玲一道共患过难，而又一道承受喜悦而建立的友谊，在那闪着欢笑，流着泪水的可爱深夜，我们何曾想到后来的命运会做出那样无情的安排……对于这一切，我作为当时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负责人之一，应当承担我的历史责任……我到丁玲那里去了，我说：“丁玲，我向你请罪来了！”
其实，丁玲、陈企霞等人的落难，是举国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深化和延伸，文艺失去正常的文艺批评和思想斗争，所有在理论上的不同见解和创作上的不同现象，一概被斥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表现，被粗暴地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不少人被视为政治异端，被大加挞伐与组织处理。
即便是受害者，如丁玲、陈企霞，在这种“左”倾思潮的影响下，也干过类似的事情。想当年，丁玲和陈企霞主编《文艺报》时，曾对碧野描写解放太原战役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等作品及王亚平的创作猛烈批评。特别是对萧也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后被多家报刊转载的《我们夫妇之间》，以“背离工农兵”方向的艺术异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声势浩大的批判，以至这位编辑了《红旗谱》《红岩》《白洋淀纪事》的作家，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打成右派，一生坎坷。《我们夫妇之间》讲述了一对从解放区进入城市工作的年轻夫妇，因出身、思想观念的差异，感情发生矛盾，经过学习反省，重归于好的故事。小说表现来自农村的干部应该接受城市文明的意识，难能可贵，但被扣上了“丑化”工农干部的帽子。
1990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在严寒的日子里》，有一篇陈明写的序，曰：
现在出版的《在严寒的日子里》，是丁玲苦心思索、几经磨难，经营了三十多年而终于未能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早在50年代初，丁玲就准备写这部长篇小说，为此她几次到桑干河两岸寻亲访友。1954年6月在黄山开笔，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她被迫停笔了。1956年10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前八章。1975年，七十一岁的丁玲从监狱出来，被安置在山西长治农村。1976年3月她在山西农村拿起笔重新写这部长篇。
此序说明了丁玲写《在严寒的日子里》的不平凡的经过，折射出中年后丁玲命运的坎坷悲凉。
根据丁玲1948年6月15日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的序言可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原计划分三部分写，即斗争、分地、参军。可是小说只写了土改斗争，而分地、参军并没有表现。进北京后，1953年10月，丁玲偶然从《人民画报》上看到宋学广拍摄的一组反映她曾经参加过土改的温泉屯变化的照片，怦然心动。联系起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得到一些沦陷后桑干河一带护地队斗争的材料，很生动的材料”（《丁玲全集》），丁玲便萌生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续篇的决定。
还有一件事，令丁玲难忘。1947年春，刘少奇率领中央工委到阜平。丁玲见到刘少奇时，曾向他谈起过护地队，并且汇报说，想把护地队写进她正在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刘少奇听后表示赞同，并且说，失败为什么不能写？就是要写这个失败（《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只写了土改的胜利，护地队材料就没有用。如今要写《在严寒的日子里》，护地队斗争的故事，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于是，丁玲“重回温泉屯，重访桑干河……回到北京之后，她又到河北涿鹿县的温泉屯等几个村子去采访，继续搜集解放战争时期护地队斗争的材料……丁玲感到她心中的那部作品已经雏形渐现，她准备动笔了”（李向东、王增如《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
到了已知天命之年的丁玲，于1954年7月，踌躇满志地登上安徽黄山，一边疗养，一边开笔写《在严寒的日子里》。但是，文艺斗争的硝烟不断袭扰着在风景如画的黄山埋头写作的丁玲。10月，《文艺报》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辨》等资产阶级文艺观不得力，受到严厉的指责。1955年2月至5月，特别是《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后，文艺界已阴云密布。2月5日至7日，丁玲参加决定对胡风文艺理论展开批判的中国作协主席团第十三次扩大会议后，已感受到政治斗争的风暴逐渐迫近。看看这一时期丁玲的日记，其创作状态已见消沉，一种惆怅不安的心绪游荡其间。但是，丁玲还是书生气十足，为了逃避没完没了地“参加开会，把文章又耽误下去了”，甚至未等到在医院治病的女儿蒋祖慧病愈出院，便匆匆到无锡太湖疗养院，继续写《在严寒的日子里》。
到了3月，丁玲尽力排除各种影响，全神贯注地创作，几经调整，小说已写出两万字。这与预期进度有较大差距，“但总之，我要克服它，我希望到夏天能搞出十五万字来”（《丁玲全传》）。不幸的是，8月3日至9月6日，丁玲在中国作协召开的党组扩大会议上，毫无前兆地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突然飞来的横祸令她难以接受，她不得不向中宣部申诉。在“丁、陈反党小集团”由立案到被推翻，再到定案过山车式的过程中，她竟然还在坚持创作《在严寒的日子里》。
1956年10月，《人民文学》令人意外地刊登了《在严寒的日子里》前八章，放在小说类第二篇。在小说前，有一个编者按：
“在严寒的日子里”是一部长篇小说，尚未定稿，这里发表的是开头八节……小说的作者丁玲同志希望读者们将读后的意见提供给她，使她能够参照这些意见对小说进行修改和续写。
此时丁玲的小说，尚能亮相在当时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人民文学》，不能不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关注的焦点是丁玲的命运。人们从丁玲作品在《人民文学》发表之举，揣测她是否风光依旧。
王增如在《丁玲办〈中国〉》一文中，有一段文字写了丁玲的心态：
1956年10月号《人民文学》上那五万字的《在严寒的日子里》，对于她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之举……丁玲自己也从那些话（编者按——引者）里看到了“上头”对于她的态度。她期待着能早日完成这一长篇，实现许久的夙愿。她的心情好起来，身体也就随之好起来……她又有了写作时的兴趣和欲望。
关心丁玲的人包括丁玲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她在《人民文学》亮相后，跌入了深渊。
正是“春风自恨无情水，吹得东流竟日西”（苏轼《往年宿瓜步梦中得小诗录示民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