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女真藝文
女真崛起前，尚未創立自己的民族文字。與遼國往來，使用契丹字；與北宋交聘，則用漢字。傳遞軍政機要，皆口授心記，有名思忠者，嘗司其職。‘凡軍事當中覆而應密者，諸將皆口授思忠，思忠面奏受詔，還軍傳致詔辭，雖往復數千言，無少誤’
。當時，‘凡聚會處，諸國人語言不能相通曉，則各以漢語爲證，方能辨之’。漢語成爲北方各族人民的通用語。
一 女真文字的創立
女真崛起後，太祖完顔阿骨打爲維護民族尊嚴、鞏固大金政權，命完顔希尹等‘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天輔三年，‘《字書》成，太祖大悦，命頒行之’。是爲女真大字，保持了漢字的表意特徵，兼具部分複合表音。但是，一個女真字不完全對應一個漢字。上世紀七十年代，西安碑林發現《女真字書》殘頁十一件，經學者考證復原，得女真大字約一千二百九十六個。
《金史·太祖紀》與《金史·希尹傳》俱將造字歸於希尹名下。希尹出自女真完顔部，本名谷神，官至左丞相，封貞憲王。‘性尤喜文墨，征伐所獲儒士，必禮接之，訪以古今成敗。諸孫幼學，聚之環堵中，鑿圜竇，僅能過飲食，先生晨夕教授’。因此，自乾嘉學者補修遼金元三史藝文志，凡涉《女真字書》，俱謂希尹撰。
然而，實際並非如此。當時，希尹從太祖伐遼，戎馬倥傯，無暇設計筆劃，敲定字形，分别門類，不過領銜總揆其事罷了。而真正的造字專家應是耶魯，亦作葉魯，《金史》僅兩處簡略提及：一是天會三年，‘召耶魯赴京師教授女真字’；二是明昌五年，‘以葉魯、谷神始制女真字，詔加贈封，依倉頡立廟盩庢例，祠於上京納里渾莊，歲時致祭’。從這寥寥數字看，耶魯的政治地位不高，却名列希尹之前，透露出創製女真文字的‘第一把手’。
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中，契丹是第一個創立自己文字的北方少數民族，對女真的影響很大，即使造字過程也極爲相似。女真大字頒行後，皇孫合剌加以改進，删繁就簡，稱爲女真小字。合剌爲熙宗完顔亶本名，父宗峻系太祖嫡子，天會二年薨，後以子貴追謚景宣皇帝。天會八年，女真諸帥建言立合剌爲皇儲，太宗不得已從之。其時年僅十三歲。天會十三年正月，太宗駕崩，合剌即位，仍沿用天會年號，至十五年。次年正月，改元天眷，‘頒女真小字’。
所謂熙宗造字，當是女真諸王受契丹迭剌改造契丹大字的啓發，組織專家參與，以使這位少年新君有所成就，爲日後執政奠定基礎。另外，熙宗自身也多少具備相應的條件。他自幼師從亡遼名儒韓昉，‘解賦詩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棋戰象’，‘宛然一漢家少年子’。即位後，身邊聚攏了一批儒士，‘教以宫室之壯，禁衛之嚴，禮儀之尊，府庫之限，以盡中國爲君之道’。
女真小字推出後，與女真大字並行使用。由於創製日近，義理尚淺，仍以漢字與契丹字爲主。大定間，女真文字應用漸廣，與漢字、契丹文字並行使用。明昌二年，朝廷規定：‘自今女真字直譯爲漢字，國史院專寫契丹字者罷之’，同時，‘罷契丹編修三員，添女真一員’，只設‘女真、漢人各四員’。承安二年，‘親王宣敕始用女真字’。四年，‘罷契丹同修國史’。契丹文字從此退出金朝官方語言系列，而完全由女真文字取代，成爲具有交流思想與傳播信息功能的工具。
現存女真大字文獻著名者，如吉林省扶餘縣《大金得勝陀頌碑》，刻於大定二十五年，是爲紀念太祖阿骨打於寧江州破遼之戰而立。正面漢文三十行、八百一十五字，背面女真文三十二行、一千五百餘字，系兩種文字對照鐫刻。民國羅福頤《滿洲金石志》卷三摹録比較完整；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奥屯良弼餞飲碑》，刻有漢文楷書大字四行：‘奥屯良弼自泗上還都，心友餞飲是溪，泰和六年二月十有一日也。’左下方系女真文對譯，三行六十餘字，時在衛紹王大安二年七月二十日。奥屯良弼字舜卿，正大間官禮部尚書，《金史》稍見記載；上世紀五十年代，山東蓬萊還發現了他的女真字題詩：
譯成漢文：‘在朝賞心笑談求，稚返蓬瀛長住留。五馬載車無比貴，一旗出導惠及流。筆柳喜高□□柳，琴瑟□□心月□。小城雖僻於菟遠，南衙大授夏非秋。’這首詩的形式與內容是按漢語律詩的思維定勢創作的，徒具女真文字的外殼。但是，這種情況反映出女真人爲建立本民族文化所做的努力。
二 女真文字的應用
一、興辦女真學校。天會初，立女真學館於西京，選女真子弟入學，並拔其優者送上京深造。如紇石烈良弼，本名婁室，年十四授北京教授，學徒常二百人。時人語曰：‘前有谷神，後有婁室。’年十七補尚書省令史，‘簿書過目，輒得其隱奥。雖大文牒，詞理皆到。時學希尹之業者稱爲第一’。他如完顔兀不喝、温蒂罕締達、孛魯术阿魯罕、納合椿年、温敦兀帶、曹望之、徒單鎰等等，以少年俊秀入選，日後各成爲大金王朝的棟樑之臣。
大定十三年，設京師女真‘六學’，諸路女真府學二十二處，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頻、合懶、蒲與、婆速、咸平、泰州、臨潢、北京、冀州、開州、豐州、西京、東京、蓋州、隆州、東平、益都、河南、陝西等，覆蓋了中原、燕雲、東北（包括俄羅斯遠東、朝鮮北部）等廣袤區域。官學之外，還有私塾，弦誦之聲相聞。乾道五年（大定九年、一一六九年），南宋樓鑰從使金國賀正旦，途經保州親見之。
女真文化教育的發展，造就了一大批兼通女真、契丹、漢字的人才。如完顔仲、阿鄰、獨吉義、夾谷查剌、僕散忠義、移剌道、移剌慥、移剌成、徒單克寧、斡勒忠、趙重福、徒單繹、蒲察鼎等等，爲大定明昌盛世的到來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同時，世宗也重視皇子的民族文化教育。如鄆王琮，機警清辯，性寬厚，好學。‘世宗選進士之有名行者納坦謀嘉教之，女真小字及漢字皆通習’。及長，善吟詠，至於騎射繪塑之藝，皆造精妙。瀛王瓌，‘重厚寡言，內行修飭，工詩，精於騎射、書藝、女真大小字’。原王璟，判大興府時，‘女真人訴事，以女真語問之，漢人訴事，以漢語問之’。
可見，這位女真君主是將女真文化教育當作發揚民族精神的重要舉措。大定二十六年，‘制猛安謀克皆先讀女真字經史，然後承襲’。世宗曰：‘但令稍通古今，則不肯爲非’。又詔諭宰執曰：‘諸王小字未嘗以女真語命之，今皆當更易，卿等擇名以上’。並屢頒詔令，‘禁女真人毋得譯爲漢姓’，以保持女真民族的文化傳統。
二、將漢語經典譯成女真文字。大定四年，命設譯經所，‘頒行女真大小字所譯經書，每謀克選二人習之’。當時的譯經程序是，先以契丹小字譯之，‘成則以女真字傳之’。譯經著名者如耶律履，‘素善契丹大小字，譯經潤文旨，辭達而理得’，受命主其事。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温譯成多部史籍，‘詔頒行之’。著作佐郎温蒂罕締達、編修官宗璧、尚書省譯史阿魯、吏部令史楊克忠等，奉詔‘譯解’諸經，翰林修撰移剌傑、應奉翰林文字移剌履則‘講究其義’。
章宗時，又‘置弘文院’，當是譯經所的擴充，以加强譯經力量。其間，上騎都尉粘合珪嘗知院事，亦女真能文之士。金代後期，譯者馬慶祥的事蹟廣爲傳頌。慶祥字瑞寧，臨洮狄道人，資稟聰悟，‘通六國語，並與其字書識之’。泰和中，試補尚書省譯史，屢從使報聘高麗、西夏。大安初，通問蒙古，以‘談吐辨捷’，爲成吉思汗賞識，欲留不遣，而慶祥‘百計自解，竟獲復命’。
因此，金代譯成了一大批女真文字文獻。如經部之《易經》、《書經》、《孝經》、《詩經》、《禮經》等；史部之《貞觀政要》、《白氏策林》、《史記》、《西漢書》、新舊《唐書》等；子部之《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莊子》等等。這些書目不過是當時宏大譯書工程之部分而已。
值得提及的是《女真字國史》。所謂國史，即金代歷朝‘實録’。遺山《南冠録引》有云：‘京師之圍，予爲東曹都事，知舟師將有東狩之役，言於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爲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變，歷朝實録皆滿城帥所取。百年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所謂小字，當指女真小字；所謂一本，當是一部或一套，因‘以一馬負之’。這説明，金朝實録是用漢與女真兩種文字寫就的，與章宗的諭旨吻合。
綜上所述，如此大規模地將漢語文獻譯成其他民族文字，在人類文明史上尚屬首次，反映了女真的創造精神，爲發展多元民族文化，促進各民族的融合，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
三、推行女真策論選舉。大定九年，諸路擇猛安謀克子弟之異等者百人，薦於京師，官給食宿，命温蒂罕締達教之古書，習作詩、策，經復試得三十餘人。自十一年，議行策選，至十三年，定每場策一道，以五百女真字以上成，免鄉試府試，待行之久、學者衆，實行三年一試制度。
女真策選，前所未有。世宗亦頗謹慎，屢咨臣下：‘契丹文字年遠，觀其所撰詩，義理深微，當時何不立契丹進士科舉？今雖立女真字科，慮女真字創製日近，義理未如漢字深奥，恐爲後人議論。’宰執對曰：‘漢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歷代聖賢漸加修舉也。聖主天姿明哲，令譯經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漢人文章矣。’世宗遂命女真選舉依照中原模式考試，並實行二審：先是女真考官審閲，然後譯作漢字程文，‘俾漢官覽之’，以防偏袒，以示與漢進士同例，以免後人議論。
策論進士爲女真而設，亦稱女真進士。所謂策，是用以闡述時政見解的文體，比較詞賦與經義兩科相對簡單，易於掌握。大定十三年八月，首届策論選舉試於中都憫忠寺。寺有雙塔，考生入院後，夜半東塔之上有聲如音樂，預兆得賢之祥。女真由此開創了中國古代少數民族科舉考試的新紀元。
這些新進士受命教授女真學，從京師到地方，學者漸多，選舉制度也逐步完善了。一是定策、詩試三場，策用女真大字，詩用女真小字；二是試期比照漢人選舉，即三月二十日鄉試，八月二十日府試，次年正月二十日會試，三月十二日御試。以女真免鄉試，自八月二十五日分别試於大興、會寧、咸平、東平等地；會試、御試與其他士人同制。後來，策論府試地所又增處：北京、西京、益都。其中，會寧、合懶、速頻、胡里改、蒲與、東北招討司，試於會寧府；咸平、隆州、婆速、東京、蓋州、懿州，試於咸平府；北京路、臨潢府路、宗州、興州、全州，試於大定府。此外，遼陽、大定還亦詞賦、經義考場。
章宗即位後，對策論選舉有所調整：一是大定二十九年，許諸色人試策論進士，以擴大生源；二是‘詩’與‘策’作一日，‘論’作一日，以‘詩’、‘策’合格爲中選，以‘論’高下定名次；三是明昌元年，取消猛安謀克直赴御試的特權，而改五品散階或官職俱至五品者直赴御試；四是承安二年，敕策論科限丁習學。內外官員、諸局承應人、武衛軍、猛安謀克女真及諸色人，户一丁者不許應試，兩丁者一人，四丁者二人，六丁以上許三人；五是加試騎射。當時，太傅徒單克寧就中原女真人習染文弱、才武漸疏的狀況，上疏曰：‘今之猛安謀克其才武已不及前輩，萬一有警，使誰禦之？’因規定女真進士及第後，‘試以騎射，中選者升擢之’，以重振尚武精神。
四、因應多民族語言的國情施政。熙宗時，女真小字頒行後，‘詔百官誥命，女真、契丹、漢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漢人’。宋樓鑰從使金國，親眼所見：‘彼中有三等官：漢官、契丹、女真。三者雜居，省部文移、官司榜示，各用其字。吏人及教學者亦以此爲别’。
實際情況是，自京師至地方，皆設有員額不等的漢、女真、契丹‘令史’、‘譯人’、‘通事’。所謂通事，即譯者，自遼‘置通事以主中國人，以知華俗、通華言者爲之’。當時，尚書省左右司‘女真省令史三十五人，左二十人，右十五人’，‘漢令史三十五人，左二十一人，右十四人。省譯史十四人，左右各七人。女真譯史同。通事八人，左右各四人。高麗、夏國、回紇譯史四人，左右各二人’。
六部也如此。吏部‘譯史五人，通事二人’。架閣庫管勾‘以識女真、契丹、漢字人充’；户部譯史五人，通事二人。泰和八年，置户部勸農、鹽鐵、度支等三司，‘譯史二人，通事二人’；禮部‘譯史二人，通事一人’；兵部‘譯史三人，通事二人’；刑部‘譯史五人，通事二人’；工部‘譯史二人，通事一人’。
國史院監修、修國史之外，同修國史二員，‘女真、漢人各一員。承安四年更擬女真一員，罷契丹同修國史’；編修官，‘女真、漢人各四員。明昌二年罷契丹編修三員，添女真一員’；檢閲官之下設書寫，‘女真、漢人各五人’。翰林學士院通設漢人十員，女真、契丹各七員。
審官院設掌書四人，女真、漢人各二人；御史臺譯史四人，通事三人；大理寺，自少卿至評事，漢人六員，女真、契丹各四員。知法十一員，女真司五員，漢人司六員；登聞鼓院知法二員，女真、漢人各一員。登聞檢院亦如之。
此外，都元帥府設‘譯史三人，女真譯史一人，承安二年二人。通事，女真三人，後作六人，承安二年復作三人，漢人二人’。泰和六年伐宋，又‘置令譯史八十人’。各路府統軍司、轉運司、提刑司、按察司、安撫司、兵馬司、招討司，諸京留守司、警巡院，諸總管府及諸府、節鎮、防禦州、刺史州，諸縣，山東鹽使司，諸猛安，諸部族節度使，諸移里董司，諸禿里，諸群牧所等等，各以職能定員。
這樣的制度與大金王朝多民族的國情相適應。但是，女真文字在應用過程中却發生了種種始料不及的問題。皇統九年，大內火災，‘帝徙别殿避之，欲下罪己詔，翰林學士張鈞視草。鈞意欲奉答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曰：“惟德弗類，上干天威”及“顧兹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蕭）肄譯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於人事弗曉，眇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衛士拽鈞下殿，榜之數百，不死，以手劍剺其口而醢之’。由於佞幸之人把持了女真譯語的解釋權，惡意篡改原意，致使無辜被肆恣濫殺。
尤其嚴重的是，‘法寺斷獄，以漢字譯女真字，會法又復各出情見，妄生穿鑿，徒致稽緩’。因此，大定二十五年，世宗不得不親自干預，詔罷‘情見’。所謂情見，意猶感情用事，以致亂法。至於州縣，更爲普遍。承安五年，翰林修撰楊廷秀上疏指陳時弊，抨擊官場的醜陋行徑：‘州官往往以權勢自居，喜怒自任，聽訟之際，鮮克加審。但使譯人往來傳詞，罪之輕重，成於其口，貨賂公行。冤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宋使洪皓《松漠紀聞》卷上記載的事件甚爲典型：
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上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二三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以戰多貴顯，而不熟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爲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即陳牒，跪聽命，通事潛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牽攏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寃不能脱，竟以焚死。
由此可見，以語言文字翻譯害命，竟成爲金代社會的消極重大因素之一。
三 女真文字的衰落
金亡後，女真文字在中原迅速衰落，生活在那裏的女真人徹底融入中原傳統文化之中。因此，蒙古當局規定：‘女真生漢地，同漢人。’這些女真人甚至改變了自己的姓氏。如高鬧兒，原是女真人，‘事太祖，從征西域’，以功授金符，管領山前十路匠軍；李庭，‘本金人蒲察氏，金末來中原，改稱李氏’。至元中，選隸軍籍伐宋，以功授虎符、漢軍都元帥，官至平章政事；劉國傑，‘本女真人也，姓烏古倫，後入中州，改姓劉氏’。以破襄陽之役，加懷遠大將軍，賜號‘霸都’。
至於未改姓氏的女真人，亦完全接受了儒家觀念，同中原漢人别無二致。至元六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太保劉秉忠等訪前代知禮儀者肄習朝儀，‘從亡金故老烏古倫居貞、完顔復昭、完顔從愈、葛從亮、于伯儀及國子祭酒許衡、太常卿徐世隆，稽諸古典，參以時宜，沿情定制，而肄習之’。當時，女真名士前後相繼，不絶於史傳。
烏古遜良楨，字幹卿，臨潢人，其先女真烏古部。以蔭補江陰州判官，累遷左丞兼大司農，同知經筵事。以蒙古禮‘無夏制’，建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言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
夾谷之奇，字士常，其先出女真夾谷部，徙於滕州。少孤，舅杜氏攜至東平，受業於名儒康曄。以薦授濟寧教授，累遷吏部尚書。‘慮識精審，明於大體，而不忽於細微，爲政卓卓可稱。雖老於吏學者，自以爲不及。爲文章尤簡嚴有法，多傳於世云’。
孛术魯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真姓氏，屬望廣平。自幼家境敗落，而進修益力。後薦授汴之學官，累遷中憲大夫、禮部尚書，拜浙江行省參知政事。‘爲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奥典雅，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學者，仰爲表儀’。可見，這些生活在中原的女真人已經成爲中原文化的傳人。
一、女真文字在東北地區的應用與消亡。入元後，東北各部女真人繼續使用自己的民族文字。因此，蒙古當局規定：若女真、契丹‘不同漢語者，同蒙古人’，並於遼陽等處設行中書省，‘撫肅慎之故墟’，以防範與治理女真及其他民族。同時，又置會同館，‘掌接伴引見諸番蠻夷峒官之來朝貢者’。至元六年，‘以新製蒙古字頒行天下’，設蒙古翰林院，‘掌譯寫一切文字，及頒降璽書，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那些‘諸番蠻夷峒官’當包括女真人，那些‘國字’當包括女真文字。
明代也如此。永樂初，設遼東都司，置衛所，對女真各部採取懷柔政策，自酋長以下封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户、百户、鎮撫等官爵，授印信，允許定期朝貢。見諸文獻，明成祖招撫敕諭即用女真文字，女真木牌文告亦以漢、女真兩種文字對照寫就。同時，明王朝同邊地各族部落使聘往來頻繁，遂設‘四夷館’，其中包括‘女真館’，是爲女真文字教習與女真文書翻譯的機構。
當時，皇家文淵閣藏有不少女真文字書籍，如《盤古書》、《孔夫子書》、《孔夫子游國章》、《家語賢能言語傳》、《姜太公書》、《伍子胥書》、《十八國鬥寶傳》、《孫臏書》、《善御書》、《海錢公書》、《武子受書》、《黄氏女書》、《百家姓》、《哈答咩兒于》、《女真字母》等等。這些文獻反映出女真文字仍在東北地區流行使用。
女真館生徒選自國子監，後改從世業子弟中擇録，稱爲譯字生。自永樂五年（一四〇七）至崇禎三年（一六三〇），計選生徒十次。譯字生入館，須經禮部考試，‘止泛考漢文數字，待收館之後方習番文’。各館每日抽查背書情況，月考由教師出題，季考由提督出題。先是學制一兩年，至弘治三年（一四九〇）改爲九年：滿三年可參加食糧考試，又滿三年許參加冠帶考試，再滿三年方參加授職考試。
女真館及其他館各以‘雜字’、‘來文’爲教學內容。所謂雜字，指四夷館所編‘譯語’，即漢語同‘諸番語’對譯語彙，以漢字音譯表示。所謂來文，指‘四夷’朝貢表文。《華夷譯語》中的女真館‘譯語’、‘雜字’、‘來文’等，均以女真文字書寫，用作教習女真語。
現存女真館‘來文’約七十九篇，先用漢語文字寫成，然後依漢語文序堆砌女真辭彙，幾乎千篇一律。當時規定，藩屬進納貢品，無表文不收。這些‘來文’或爲進貢者賄賂四夷館人代擬，而非完全出自女真人之手。
明代中期，生活在松花江流域的女真部落因受蒙古影響而漸習蒙古文字。正統九年（一四四四），‘玄城衛指揮撒升哈、脱脱木答魯等奏：“臣等四十衛無識女真字者，乞自後敕文之類第用韃靼字。”從之。’其進貢表文用蒙古字，朝廷亦由‘韃靼館’代譯。而生活在長白山地區的女真部落仍使用‘野人書契’。這説明，蒙古文字的影響是局部的，並未完全取代女真文字。
入清後，女真文字徹底衰落了。順治元年（一六四四），‘四夷館’改爲‘四譯館’，女真館被裁減。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女真語學改爲清學’。從此，滿語代替了女真語，女真語言文字退出了社會生活。
二、女真文字在朝鮮半島的應用與消亡。自金初，女真與高麗交聘往來，雙方俱使用漢字。金亡之際，始見教習女真文字。高麗鄭麟趾《高麗史》卷二二：高宗十二年（金正大二年、一二二五年）六月辛卯，‘東真人周漢投瑞昌鎮，漢解小字文書，召致於京使人傳習，小字之學始此’。所謂東真，指金末女真蒲鮮萬奴擁兵自立於遼東，僭號東真國。
元明時，東北女真各部亦向半島納貢，而解譯女真文字者甚少，擬書譯書或用女真人。後來，朝鮮王朝設司譯院‘女真語學’，教習女真文字並譯解女真文書。《經世大典》卷二《禮典生徒》：‘女真學訓導二員，爲正九品’。在京生徒八十名，其中‘女真學爲二十人’。外方女真學生徒四十名：‘義州五、昌城五、北青十、碧潼五、渭源五、理山五、滿浦五’。
司譯院通過考試選拔譯官。‘譯科’考試由禮曹主持，分初試與復試，包括‘寫字’、‘譯語’。寫字，以女真字默寫課文；譯語，將女真字譯成朝鮮文。取才，有臨文和寫字兩種形式。所謂‘臨文’，當是以女真字摹寫應用程文。後來一些女真部落改用蒙古語，朝鮮王朝發給女真的文書不得不譯成女真、蒙古兩種文字。
司譯院女真語學與漢、蒙、倭學相同，通過‘譯科’初試和複試選拔生徒。‘譯科’考試所用書籍包括《千字文》、《天兵書》、《小兒論》、《三歲兒》、《自侍衛》、《八歲兒》、《去化》、《七歲兒》、《仇難》、《十二諸國》、《貴愁》、《吴子》、《孫子》、《太公尚書》等十四種。後來，那些教科書因戰亂多有亡佚。入清後，‘始用《新翻老乞大》、《三譯總解》，而前册中《仇難》、《去化》、《尚書》訛於時話，故並去之’。女真語學也改爲‘清學’，經歷了在中國本土相似的遭遇。但是，朝鮮王朝司譯院培養的女真文字人才爲發展同明朝女真部落之間的政治、貿易關係，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
總之，女真文字的興衰是同女真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歷史表明，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只有承載自身足夠的文化積累，才能形成並保持自己的傳統。否則，以模仿造就的文字缺乏生命力，必然在民族政權覆滅、或融入先進文明過程中而走向消亡。在這方面，女真文字同契丹文字、西夏文字的結局是相似的。至於元代蒙古文字，以其脱離了漢字的表意範疇，進入中原內地不久即退回北方草原，才有幸得以存續。
阿離合懣
阿離合懣，景祖第八子。健捷善戰，從世祖統一部落，佐阿骨打伐遼，屢建功勳。嘗建言‘以時建號’，阿骨打稱帝，命爲國論乙室勃極烈。天輔三年卒，年四十九。熙宗時，追封隋國王。大定間，配饗太祖廟廷，謚剛憲。
《女真譜牒》。《金史》卷七三《阿離合懣傳》：‘爲人聰敏辨給，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斜葛同修本朝譜牒。見人舊未嘗識，聞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積年舊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遺忘，輒一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皆釋其意義。世祖嘗稱其强記，人不可及也。’
完顔斜葛
完顔斜葛，跋黑子，世祖從弟。女真立國前，嘗聘使高麗，繼之受命經正與高麗疆界。天輔元年，從阿骨打伐遼。
《女真譜牒》。《金史》卷七三《阿離合懣傳》：‘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斜葛同修本朝譜牒。’
完顔希尹
完顔希尹本名谷神，宋人譯作‘悟室’、‘兀室’。完顔部歡都之子。自太祖舉兵，常在行陣，比有戰功。及大舉伐宋，爲元帥右監軍。再伐宋，與宗翰、宗望等執徽、欽二帝歸。熙宗即位，拜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天眷三年，以忌者譖之，賜死。皇統三年，以死非罪，贈邢國公，改葬。
《女真大字書》。《金史》卷七三《完顔希尹傳》：‘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强，與鄰國交好，迺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悦，命頒行之’。是爲女真大字。今按，上世紀七十年代，西安碑林發現《女真字書》殘頁十一件，經學者考證復原，得‘天文門’、‘地理門’、‘時令方隅門’、‘人物門’、‘身體門’、‘鳥獸門’、‘田禾門’、‘車帳門’、‘花木門’、‘果實門’、‘飲食門’、‘宫室門’、‘器用門’、‘珍寶門’、‘衣服門’、‘毛髮’、‘書信’、‘邊塞’、‘一齊’、‘靈聖’、‘收覆’、‘俊醜’、‘移動’、‘宫京’、‘地名門’、‘數字門’等二十七類，字約一千二百九十六個。
耶 魯
耶魯，亦作葉魯，始末未詳。天會三年，奉詔赴京教授女真字。
《女真大字書》。《金史》卷一〇《章宗紀》：明昌五年春正月，‘以葉魯、谷神始製女真字，詔加贈封，依倉頡立廟盩庢例，祠於上京納里渾莊，歲時致祭。’
訛離剌
訛離剌，始末未詳。天會中，奉詔教授女真字。
《女真大字書》。《金史》卷一〇五《温迪罕締達傳》：‘初，丞相希尹製女真字，設學校，使訛離剌等教之。’今按，女真字頒行後，奉詔教授者，見諸文獻僅耶魯、訛離剌二人，當預製女真字。
完顔亶
完顔亶本名合剌，太祖嫡孫。幼從韓昉學，雅歌儒服，宛然漢家子。天會十三年，即皇帝位，史稱熙宗。禮敬宗室大臣，委以國政，繼體守文之治，有足觀者。末年酗酒妄殺，人懷危懼。皇統九年，爲完顔亮所弑，年僅三十一。大定初，謚廟號閔宗，二十七年，改熙宗。
《女真小字書》。《金史》卷七三《完顔希尹傳》：‘其後熙宗亦製女真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真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今按，清金門詔《補遼金元藝文志·小學類》著録，以爲希尹撰，未是。
圓福奴
圓福奴，始末未詳。貞元元年，海陵王殺弟西京留守蒲家。時圓福奴爲編修官，以與蒲家善，亦並殺之。
《太祖實録》。熙宗朝修畢《太祖實録》，海陵、世宗兩朝各有校訂補修。以圓福奴爲海陵時編修官，當預修太祖實録。
完顔勖
完顔勖字勉道，本名烏野，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女真秀才。年十六，從太祖征伐。太宗嗣位，自軍中召還，與謀政事。天會十五年，拜尚書左丞。皇統八年，出領行臺尚書事。召拜太保，封魯國王。海陵篡立，朝臣多附之，而勖敢面責；宗本無罪被誅，勖髭鬚頓白，上章請老。以剛正寡言聞。正隆二年薨，年五十九。
《始祖實録》三卷。或稱《先朝實録》、《祖宗實録》。《金史》卷六六《完顔勖傳》：‘天會六年，詔書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勖與耶律迪越掌之。勖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復曰某水之某，又曰某鄉某村，以别識之。凡與契丹往來征伐諸部，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有略，咸得其實。’另，《金史》卷四《熙宗紀》：皇統元年十二月，‘左丞勖進《先朝實録》三卷，上焚香立受之。’今按，《始祖實録》涉及女真起源問題。《金史》卷一〇七《張行簡傳》：貞祐四年二月，‘尚書省奏：“遼東宣撫副使完顔海奴言，參議官王澮嘗言，本朝紹高辛，黄帝之後也。昔漢祖陶唐，唐祖老子，皆爲立廟。我朝迄今百年，不爲黄帝立廟，無乃愧於漢、唐乎？”又云：“本朝初興，旗幟尚赤，其爲火德明矣。主德之祀，闕而不講，亦非禮經重祭祀之意。臣聞於澮者如此，乞朝廷議其事。”詔問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實録》止稱自高麗而來，未聞出於高辛。今所據欲立黄帝廟，黄帝高辛之祖，借曰紹之，當爲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謂也？況國初太祖有訓，因完顔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變，乃以大金爲國號，未嘗議及德運。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議之，而以繼亡宋火行之絶，定爲土德，以告宗廟而詔天下焉。顧澮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另，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上著録：‘《金實録抄》三本，完顔勖撰。內多奇聞異事，正史所未載者；亦有與正史相矛盾者，不可不知。約而抄之，其四十五本。’明代猶存。
《太祖實録》二十卷。《金史》卷六六《完顔勖傳》：皇統八年，‘奏上《太祖實録》二十卷，賜黄金八十兩，銀百兩，重綵五十端，絹百匹，通犀、玉鈎帶各一。’另，《金史》卷四《熙宗紀》：皇統八年，‘宗弼進《太祖實録》’。《金史》卷七七《宗弼傳》：‘皇統二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清倪燦《補遼金元藝文志·史部國史類》著録，歸‘宗弼’。今按，《金史·熙宗紀》及兩傳所記差舛互異，一是時間，當以八年爲是。二是修纂人。宗弼以執政首輔監修國史，而非修纂；勖‘同監修國史’，仍爲‘修國史’，必親預修纂事。所謂‘宗弼進《太祖實録》’，當是與勖共同‘奏上’。
清施國祁《吉貝居雜記》：
元王盤《大定治績》序：金有天下凡九主，共百二十年。葉隆禮《契丹國志》：天慶八年秋，是時楊朴用事，勸阿骨打稱皇帝，改元天輔，以王爲姓，以旻爲名，以其國産金，號大金。苗耀《神麓記》：劾里孛第二子兀古達，乃太祖。武元皇帝太祖，契丹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自遼國天慶四年甲午，年四十七，於寧江府拜天，册立改元稱帝，侍中韓企先訓名曰旻，改收國三年爲天輔元年，共在位九年。《中興禦侮録》：主自立爲大金大聖皇帝，建元天輔。時本朝政和八年，契丹亦天慶八年也。宇文懋昭《大金國志表》：臣懋昭上言，金國志起自武元天輔至於義帝九主，凡百一十七年，裒集成編，卷分條列。《太祖紀贊》：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蘇天爵《元文類·許衡奏議》：金完顔氏都上京遷燕，九帝百十有八年。按百十有九年者，元史官削去哀宗天興甲午十日，《太祖紀贊》是也；百十有八年者，以丁酉爲元，《遼天祚紀》、《許衡奏議》是也；百十有七年者，以戊戌爲元，《契丹志》、《禦侮録》、《大金志》、《剡源》、《鐵崖》等集是也。自紀贊外諸書，並以收國入遼。若《攬轡録》爲庚寅年作，云四十八歲以前無年號，則併天輔亦屬遼矣。（羅振玉校補《雪堂叢刻》，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一册七〇七頁）
《女真郡望姓氏譜》二卷。《金史》卷六六《完顔勖傳》：‘撰定《女真郡望姓氏譜》及其他文甚衆。’今按，泰和間定女真姓氏，分白、黑二號。《金史》卷五五《百官志》：‘凡白號之姓，完顔、温迪罕、夾谷、陁滿、僕散、术虎、移剌答、斡勒、斡準、把、阿不罕、卓魯、回特、黑罕、會蘭沈谷、塞蒲里、吾古孫、石敦、卓陀、阿斯準、匹獨思、潘术古、諳石剌、石古苦、綴罕、光吉剌，皆封金源郡；裴滿、徒單、温敦、兀林答、阿典、紇石烈、納闌孛术魯、阿勒根、納合、石盞、蒲鮮、古里甲、阿迭、聶摸欒、抹撚、納坦、兀撒惹、阿鮮、把古、温古孫、耨盌、撒合烈、吾塞、和速嘉、能偃、阿里班、兀里坦、聶散、蒲速烈，皆封廣平郡；吾古論、兀顔、女奚烈、獨吉、黄摑、顔盞、蒲古里、必蘭、斡雷、獨鼎、尼庬窟（窟亦作古）、拓特、盍散、撒答牙、阿速、撒剗、準土谷、納謀魯、業速布、安煦烈、愛申、拿可、貴益昆、温撒、梭罕、霍域，皆封隴西郡。黑姓之號，唐括（舊作同古）、蒲察、术甲、蒙古、蒲速、粘割、奥屯、斜卯、準葛、諳蠻、獨虎、术魯、磨輦、益輦、帖暖、蘇孛輦，皆封彭城郡。’另，元陶宗儀《輟耕録》卷一《氏族》載‘金人姓氏’僅三十一種，且譯爲漢姓，如：‘完顔漢姓曰王，烏古論曰商，紇石烈曰高，徒單曰杜，女溪烈曰郎，兀顔曰朱，蒲察曰李，顔盞曰張，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蕭，奥屯曰曹，孛朮魯曰魯，移剌曰劉，斡勒曰石，納剌曰康，夾谷曰仝，裴滿曰麻，尼忙古曰魚，斡准曰趙，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魯曰惠，抹顔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駱，呵不哈曰田，烏林答曰蔡，仆散曰林，朮虎曰董，古里甲曰汪。’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上著録‘二卷’，明代尚存。
《完顔太師集》。《金史》卷六六《完顔勖傳》：大定二十年，詔曰：‘太師勖諫表詩文，甚有典則，朕自即位，所未嘗見。其諫表可入實録，其《射虎賦》詩文等篇什，可鏤板行之。’今按，清金門詔《補三史藝文志·集部表類》著録《金源郡王完顔勖諫表》，未得史載要領。
納和椿年
納和椿年，本名烏野。以習女真字警悟，自西京選送上京，從耶魯學。學成補尚書省令史，累遷監察御史。皇統中，授右司員外郎，編定新制。海陵時，拜參知政事。正隆二年薨。
《海陵起居注》。《金史》卷八三《納和椿年傳》：海陵篡立，爲諫議大夫，‘改秘書監，修起居注’。
完顔宗憲
宗憲，本名阿嬾，景祖後裔，國相撒改之子、宗翰之弟。頒行女真字書，年方十六，選入學。進止恂雅，語音清亮，善應對，兼通契丹、漢字。未冠，從宗翰伐宋。後佐希尹，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代之法。熙宗時，以功授昭武大將軍，累官尚書左丞。海陵朝，封鉅鹿郡王。大定初，拜右丞相。六年，薨，年五十九。
《太祖實録》。
《太宗實録》。《金史》卷七〇《宗憲傳》：熙宗時，‘修國史，累官尚書右丞’。當預修《太祖實録》、《太宗實録》。
《大金武功記》。金李天民《南征彙録》引録。
完顔思敬
思敬本名撒改，押懶河（今俄羅斯濱海邊疆區東北塔烏黑龍流域）人，金源郡王神土懣之子。天會中，從宗翰伐宋，以功領謀克，充護衛。天眷二年，遷顯武將軍，官吏部尚書。海陵朝，進尚書右丞。大定二年，授西南路招討使，封濟國公，兼天德軍節度使。七年，召爲平章政事。九年，拜樞密使。十三年，薨。史稱‘治國家，定社稷，尊立太祖，深謀遠略，爲一代宗臣’。
《太祖實録》。
《太宗實録》。
《熙宗實録》。《金史》卷七〇《完顔思敬傳》：大定中，‘上謂思敬曰：“朕欲修《熙宗實録》，卿嘗爲侍從，必能記其事跡。”對曰：“熙宗時，內外皆得人，風雨時，年穀豐，盜賊息，百姓安，此其大概也，何必餘事。”’當是監修國史。
《海陵實録》。《（民國）陵川縣志》卷九《士女録》所載武明甫傳：世宗立，‘詔起復，以覃恩特晋徵仕郎，敕公從宰執完顔思敬修太祖、太宗、熙宗、海陵實録成，直史館，遷翰林修撰。’
完顔宗敘
宗敘，本名德壽，太祖從孫。天德三年，仕爲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累遷咸平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世宗即位，授寧昌軍節度使。大定十年，拜參知政事。次年卒，年四十六。世宗曰：‘宗敘勤勞國家，他人不能及也。’
《海陵起居注》。孫德謙《金史藝文略·史部》著録《天德朝起居注》：‘天德三年，翰林待制宗敘修’。今按，天德間與修起居注者非宗敘一人，見於記載，尚有高懷貞、納合椿年、敬嗣暉、蕭彭哥、高藥師等。所謂起居注，以帝王爲主體，而非紀年。海陵紀年，天德之外，還有貞元、正隆。
紇石烈良弼
紇石烈良弼本名婁室，世居回怕川（今吉林永吉縣北），父徙宣寧（今內蒙古涼城縣）。天會中，選諸路女真字學生，良弼方童丱就選。希尹詢之，曰：‘此子他日必爲國之令器。’海陵朝，拜參知政事、尚書右丞。大定中，進平章政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十八年薨，年六十，謚誠敏。
《太宗實録》。《金史》卷六《世宗紀》：大定七年七月，‘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紇石烈良弼進《太宗實録》，上立受之。’良弼以宰執監修國史，實際編修則另有他人。《金史》卷八八《紇石烈良弼傳》：‘《太宗實録》成，賜良弼金帶、重彩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曹望之、劉仲淵以下賞賜有差。’
《睿宗實録》。《金史》卷六《世宗紀》：大定十一年十月，‘尚書左丞相紇石烈良弼進《睿宗實録》’。另，《金史》卷八八《紇石烈良弼傳》：‘以進《睿宗實録》，賜通犀帶。重綵二十端。’另，《金史》卷九八《完顔匡傳》：大定二十三年萬春節，顯宗命章宗歌《睿宗功德歌》侑觴，世宗愕然曰：‘汝輩何因知此？’顯宗奏曰：‘臣伏讀《睿宗皇帝實録》，欲使兒子知創業之艱難，命侍讀撒速（完顔匡）作歌教之。’今按，睿宗即宗輔，世宗之父，未嘗登帝位，以子貴而入世系；顯宗，世宗之子、章宗之父，未嘗登帝位，亦以子貴而入世系。
徒單子温
徒單子温，上京速蘇（今松花江中上游流域）海水人，平章政事合喜之侄。大定初，仕爲翰林侍講學士兼同修國史，官至安化軍節度使。大定十年，‘以贓罪伏誅’。
《太宗實録》。《金史》卷一二八《循吏傳》：大定初，傅慎微‘與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温、翰林待制移剌熙載俱兼同修國史’。《太宗實録》成於大定七年，當以同修國史預修。
《女真字貞觀政要》。
《女真字白氏策林》。
《女真字史記》。
《女真字西漢書》。《金史》卷九九《徒單鎰傳》：‘大定四年，詔以女真字譯書籍。五年，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温進所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等書。六年，復進《史記》、《西漢書》，詔頒行之。’
孛术魯阿魯罕
孛朮魯阿魯罕，隆州（今吉林農安縣）人。年八歲，選習契丹字，再選習女真字。海陵時，擢尚書省令史。大定初，從僕散忠義平契丹叛亂，掌邊關文字。復從南伐，累遷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尹，拜參知政事，以北京留守卒。
《海陵實録》。大定中，以功遷勸農副使，兼同修國史，當與修前朝實録。
《天德陝西行事》。《金史》卷九一《孛朮魯阿罕傳》：大定中，‘召爲參知政事，命條上《天德陝西行事》，上稱善。’
完顔宗璧
宗璧，亦作崇璧，始末未詳。嘗官耀州縣令，書《唐太宗賜孫真人頌碣》。後召入京。大定中，爲國史院編修官，遷修起居注。明昌二年，以豳王傅奉使宋國賀正旦。
《熙宗實録》。《金史》卷一〇五《温迪罕締達傳》：‘（大定）十五年，締達遷著作佐郎，與編修官宗璧、尚書省譯史阿魯、吏部令史張克忠譯解經書。’當預修《熙宗實録》。
《世宗起居注》。《金史》卷八《世宗紀》：二十六年十一月，‘上顧修起居注崇璧曰：“斯人孱弱，付之以事，未必能辦，以其謹厚長者，故置諸左右，欲諸官效其爲人也。”’
完顔烏者
完顔烏者，始末未詳。大定二十九年，爲修起居注。
《章宗起居注》。《金史》卷九《章宗紀》：大定二十九年六月，‘修起居注完顔烏者、同知登聞檢院孫鐸皆上書諫罷圍獵，上納其言。’
完顔金紫公
完顔氏，名佚，金宗室，完顔從郁之父。官至金紫大夫。
《中庸集》。金元好問《中州樂府·宗室文卿》：‘父金紫公，有《中庸集》。’
完顔守道
完顔守道，本名習尼列，陳王左丞相希尹之孫。以蔭擢應奉翰林文字，累遷薊州刺史。大定中，拜左丞相，監修國史，授世襲謀克。明昌四年卒，年七十四。
《熙宗實録》。《金史》卷八八《完顔守道傳》：大定二十年，‘修《熙宗實録》成，帝因謂曰：“卿祖谷神，行事有未當者，尚不爲隱，見卿直筆也。”’今按，所謂直筆，非執筆，守道以首輔大臣監修國史，所修稱旨，因有是語。
温迪罕締達
温迪罕締達，該習經史，以女真字出身，最號精深。嘗爲秘書丞，累遷國史院編修官。改左贊善，轉翰林待制。明昌中卒，謚文成。
《太宗實録》。
《睿宗實録》。《金史》卷七二《彀英傳》：大定中，‘史臣上太宗、睿宗實録，上曰：“當時舊人親見者，惟彀英在。”詔温迪罕締達往北京就其家問之，多更定焉。’
尼庬古鑑
尼庬古鑑，本名外留，隆州（今吉林農安縣）人。識女直小字及漢字。大定十三年，登策論進士第，調隆安教授，累遷知大興府事。明昌五年，拜參知政事，薨，謚文肅。
《明昌律義》及《敕條》。《金史》卷四五《刑志》：明昌五年，詳定官言：‘若依重修制文爲式，則條目增減，罪名輕重，當異於律。既定復與舊同頒，則使人惑而易爲奸矣。臣等謂，用今制條，參酌時宜，準律文修定，歷採前代刑書宜於今者，以補遺闕，取《刑統》疏文以釋之，著爲常法，名曰《明昌律義》。别編榷貨、邊部、權宜等事，集爲《敕條》。’遂以知大興府事尼庬古鑑等爲校定官，重修新律。
完顔撒剌
完顔撒剌，始末未詳。明昌五年，與張暐、董師中、賈守謙、路鐸等諫章宗幸景明宫，語多激切，以至於章宗不能堪，以詔責之‘頗失君臣之體’。
《明昌律義》及《敕條》。《金史》卷四五《刑志》：明昌五年，完顔撒剌以翰林修撰受命爲校定官，重修新律。
粘割斡特剌
粘割斡特剌，蓋州猛安謀克（今遼寧蓋州）人。貞元初，以習女真字試補户部令史。大定中，累遷昌武軍節度使兼河南路統軍都監，入爲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右丞。明昌二年致仕。承安初，起復東京留守。二年，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尋薨，年六十九。史稱性温厚醖藉，甚見寵遇。
《世宗起居注》。《金史》卷九五《粘割斡特剌傳》：‘大定七年，選授吏部主事，歷右補闕，修起居注。’
夾谷衡
夾谷衡本名阿不里，山東西路（今山東東平）三土猛安人。大定十三年試策論進士，以第四人中第，授東平府學教授，擢翰林應奉文字。章宗朝，累官拜平章政事，封英國公。承安四年薨，年五十一。
《熙宗實録》。《金史》卷九四《夾谷衡傳》：‘調范陽簿，選充國史院編修官。’當預修熙宗實録。
《世宗起居注》。《金史》卷九四《夾谷衡傳》：‘世宗嘗謂宰臣曰：“女真進士中才傑之士蓋亦難得，如徒單鎰、夾谷衡、尼庬古鑑皆有用材也。”遷修起居注。’
蒙括仁本
蒙括仁本，始末未詳。承安二年，以禮部員外郎奉使夏國賀生日。泰和三年，官至國子司業。
《儀禮》。《金史》卷一一《章宗紀》：泰和三年四月，‘命吏部侍郎李炳、國子司業蒙括仁本、知登聞檢院喬宇等再詳定《儀禮》。’
內族襄
襄本名唵，昭祖五世孫。善騎射，多謀略，年十八襲世爵。大定初，以平契丹叛亂功居第一，特授亳州防禦使。二十三年，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章宗即位，以顧命大臣屢有建樹，進左丞相，封常山郡王。泰和二年薨，年六十三，謚武昭。
《世宗實録》。《金史》卷一〇《章宗紀》：明昌四年八月，‘國史院進《世宗實録》，上服袍帶，御仁政殿，降座，立受之。’今按，《金史》卷九四《襄傳》：明昌初，以左丞相‘監修國史’。
元王磐等《大定治績序》：
臣聞假器莫便於比鄰，取法莫宜於近代。殷有天下，監於夏；周有天下，監於殷。漢之論事者，每借秦以爲喻；唐之進言者，多引隋以爲比。豈不以時代相接，耳目見聞，有以關其慮而動其心乎？金有天下，凡九帝，共一百二十年。其守成之善者，莫如世宗，故大定三十年間，時和歲豐，民物阜庶，鳴雞吠犬，煙火萬里，有周成康、漢文景之風。夫有以致之，必有所以致之者，蓋不徒然也。謹就《實録》中摭其行事一百八十餘件，名曰《大定治績》，以備乙夜之覽。其於聖天子稽古之方，不無萬分之一助云。至元二年春二月十一日，翰林直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王磐、翰林侍講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常卿臣徐世隆、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王鶚等上進。（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卷六一，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二册二四七頁）
《新定泰和律令敕條格式》五十三卷。《金史》卷四五《刑志》：泰和元年十二月，‘所修律成，凡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户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鬥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獻。實唐律也，但加贖銅皆倍之，增徒至四年、五年爲七，削不宜於時者四十七條，增時用之制百四十九條，因而略有所損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條，餘百二十六條皆從其舊；又加以分其一爲二、分其一爲四者六條，凡五百六十三條，爲三十卷，附注以明其事，疏義以釋其疑，名曰《泰和律義》。自官品令、職員令之下，曰祠令四十八條，户令六十六條，學令十一條，選舉令八十三條，封爵令九條，封贈令十條，宫衛令十條，軍防令二十五條，儀制令二十三條，衣服令十條，公式令五十八條，禄令十七條，倉庫令七條，廄牧令十二條，田令十七條，賦役令二十三條，關市令十三條，捕亡令二十條，賞令二十五條，醫疾令五條，假寧令十四條，獄官令百有六條，雜令四十九條，釋道令十條，營繕令十三條，河防令十一條，服制令十一條，附以年月之制，曰《律令》二十卷。又定制敕九十五條，榷貨八十五條，蕃部三十九條，曰《新定敕條》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司空襄以進，詔以明年五月頒行之。’今按，襄以左丞相進律令，實際預修者多人。原作‘五十二卷’，而內含《泰和律令》二十卷、《新定敕條》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計五十三卷。金亡後仍沿用，至蒙古建國方‘禁行金《泰和律》’。另，明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卷一四《刑書》、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卷五《刑書》俱著録‘《泰和新定律義》一部十六册’、‘《泰和律令格式》一部九册’，明代尚存。
完顔守貞
守貞本名左靨，號冷巖，陳王左丞相希尹之孫。貞元二年，襲謀克。大定中，以才能稱，官同知西京留守事。明昌初，召爲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夫。後進尚書左丞，終於知濟南府事。史稱‘喜推轂善類，接援後進，朝廷正人，多出門下’。泰和中卒。
《明昌律義》及《敕條》。《金史》卷七三《完顔守貞傳》：‘讀書通法律，明習國朝故事。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因遼宋舊制，雜亂無貫。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爲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
完顔允成
完顔允成本名鶴野，又名婁室，世宗子。博學，善屬文，爲世宗愛重。大定七年，封沈王，以太學博士王彦潛爲王府文學，永成師事之。自十五年，或判諸府路，或入朝任職，爲世宗及章宗寵信。泰和四年薨，謚忠獻。
《樂善老人集》。《金史》卷一二《章宗紀》：泰和四年二月，‘命購豫王永成遺文’。《金史》卷八五《完顔永成傳》：‘永成自幼喜讀書，晚年所學益醕，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見驕色。自號曰樂善居士，有文集行於世云。’金劉祁《歸潛志》卷一：永成‘好文，善歌詩，有《樂善老人集》行於世。’
完顔匡
完顔匡本名撒速，始祖九世孫。初事豳王允成，爲王府教讀。後事顯宗，充太子侍讀，教授章宗、宣宗兄弟。大定二十八年，賜策論進士及第。章宗朝，除近侍局長，累遷翰林直學士，拜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定國公。衛紹王即位，進尚書令，封申王，是年卒。
《顯宗實録》十八卷。《金史》卷一一《章宗紀》：泰和三年十月，‘尚書左丞完顔匡等進《世宗實録》，上降座，立受之。’今按，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史部正史類》著録，改‘世宗’爲‘顯宗’，云：‘泰和三年，左丞完顔匡等進。’清施國祁《金史詳校》卷二‘進《世宗實録》’條校曰：‘“世”當作“顯”。案《考異》云“一事重出”，非也。’頗是，從之。所謂顯宗，世宗之子、章宗之父，一生爲太子儲君，未及登位而薨。章宗效世宗修《睿宗實録》例，亦爲之修實録。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質疑》：‘當正大末，義宗東幸，元好問爲史官，言於宰相，請以九朝小本實録馱以一馬隨駕。豈以太祖、太宗、睿宗世宗父實録十卷，熙宗、海陵、世宗、顯宗 章宗父實録十八卷，章宗、宣宗爲九朝乎？’
女奚烈守愚
女奚烈守愚字仲寧，真定猛安（今河北正定縣）人。六歲知讀書，中明昌二年進士。歷州縣，召爲秘書郎，累官保大軍節度使，改翰林學士。大安三年，卒。
《衛紹王起居注》。《金史》卷一三《衛紹王紀》：‘衛紹王政亂於內，兵敗於外，其滅亡已有徵矣。身弑國蹙，記注亡失，南遷後不復紀載。’所謂記注亡失，則原本有之。《金史》卷一二八《循吏傳》：女奚烈守愚，‘大安元年，除修起居注。’
完顔綱
完顔綱本名元奴，字正甫。泰和初，累遷工部郎中。官至尚書左丞。至寧中，胡沙虎作亂，羅織罪名殺綱。貞祐四年平反，追復原官。
《陳言文字》二十卷。《金史》卷九八《完顔綱傳》：泰和四年，‘詔綱與喬宇、宋元吉編類陳言文字，綱等奏，“凡關涉宫庭及大臣者摘進，其餘以省臺六部各爲一類”，凡二十卷。’今按，《金史》卷一二《章宗紀》作‘各以類從，凡二千卷’，當是刊誤。所謂陳言文字，指政務處理之案例經驗，以文獻浩瀚，不便檢索，因加以編類。
夾谷守中
夾谷守中本名阿土古，咸平（今遼寧開原）人。大定二十二年策論進士，累遷通遠軍節度使。至寧末，西夏兵數萬入鞏州，城陷被俘，殁於國難。
《章宗起居注》。《金史》卷一二一《忠義傳》：明昌中，守中‘修起居注’。
奥屯忠孝
奥屯忠孝字全道，懿州胡土虎猛安（今遼寧阜新蒙古族自治縣）人。大定二十二年策論進士魁，累官參知政事。貞祐中，終於知中山府事，年七十，謚惠敏。
《明昌律義》及《敕條》。《金史》卷四五《刑志》：明昌五年，以翰林待制受命爲校定官，重修新律。
《直解孝經注》。金靳玉《滑縣重修學記》：泰和中，奥屯忠孝守是郡。‘公以謂王道之基，莫先教化；教化之源，始於學校；學校不立，何以化人？乃與屬僚議興郡學以育人材，仍各出己俸以爲修學之資。又將公自注《直解孝經》，令人□□□□本，四方好事者競市而持去’。
徒單鎰
徒單鎰本名按出，上京路猛安（今黑龍江哈爾濱）人。大定十三年，奪策論進士魁。累官左丞相，封廣平郡王。史稱‘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嘗歎文士委頓，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爲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篇’。貞祐二年，薨。
《熙宗實録》。《金史》卷九九《徒單鎰傳》：大定十五年，‘起復國史院編修官’，當預修熙宗實録。
《世宗起居注》。《金史》卷九九《徒單鎰傳》：大定中，‘兼修起居注’。
《弘道集》六卷。《金史》卷九九《徒單鎰傳》：‘有《弘道集》六卷’。
蒲察鄭留
蒲察鄭留字文叔，東京路猛安（今遼寧遼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高苑主簿，累官東京留守。貞祐四年，卒。
《蒲察鄭留奏稿》。《金史》卷一二八《循吏傳》：‘鄭留重厚寡言笑，人不見其喜愠，臨終取奏稿盡焚之。’
納坦謀嘉
納坦謀嘉，上京猛安（今黑龍江哈爾濱）人。初習策論進士。大定二十六年，選入東宫，教皇子讀書。承安五年，特賜同進士出身，調東京教授。後除翰林修撰。貞祐初，遷吏部員外郎、翰林待制、侍御史。興定五年，卒。
《衛紹王起居注》。《金史》卷一〇四《納坦謀嘉傳》：衛紹王時，‘累除翰林修撰，兼修起居注、監察御使。’
《章宗實録》。《金史》卷一〇四《納坦謀嘉傳》：興定四年，‘召爲翰林侍講學士兼兵部侍郎，同修國史。’當與修《章宗實録》。今按，章宗實録凡兩修，一在衛王朝，一在宣宗朝。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質疑》：‘章宗之事，方分撰述，而衛王被弒，國亦南徙。宣宗怨其捨己立叔，棄其稿于燕曰：“俟還都爲之未晚。”在汴諸公復以爲請，始撰述之。時中原新經大亂，文籍化爲灰燼，故其書尤踈略。諸大臣子孫多死于兵，僅著數十傳而已。’
完顔孛迭
完顔孛迭，始末未詳。宣宗時，仕爲翰林學士。致政後，以其經練國事，遇有利害，仍遣侍官就第延問。
《中興事跡》。《金史》卷一四《宣宗紀》：貞祐四年，‘翰林學士完顔孛迭進《中興事跡》。’
蒲散毅夫
蒲散毅夫，始末未詳。貞祐四年，以尚書右司郎中爲賀宋正旦副使。興定元年，官左司諫，後除太子詹事。五年，拜參知政事。
《金石遺文》千餘卷。金趙秉文《寶墨堂記》：
法書不必嗜，不必不嗜。嗜書近乎僻，不嗜近乎隘。人不能無所嗜，寧僻無隘。今夫文於天：日有圜，月有缺。東龍西虎，南箕北斗。雷霆風雨，霹靂霜雪。冰轟震耀，縱横森列。文於地：山錯峙，爲掌爲崒。水相薄，爲大淵爲洄。乍起而伏，欲斷而連。崖崩而石泐，木腐而蟲蝕。似洼者，似臼者，似口者，似鼻者。文於人：肥瘠長短，騎跌戰鬬。山有夔，水有罔象。恢詭譎怪，千態萬狀，一接吾前，皆吾書之全也。又何待歷秦原、經洛汭，求之於蒼烟寂寞之濱，得之於敗楮蠹簡之末，然後爲快哉？雖然，山石土木之形，風雲月露之狀，凡可喜可愕者，一旦移之於佔畢之間，與夫商盤、周鼓、秦銘，漢刻，横陳于前，及夫崔、蔡、鍾、王、歐、虞、褚、陸，九原唤起，抵掌談笑，明窗棐几，如見其人。此亦閑中之一樂也。夫公平生無所嗜好，獨於法書名刻，寶之不啻珠玉，千金購求，必得而後已。自公壯時，馳驛往來於燕、秦、齊、晉之間，聞有石刻，雖深山曠野，必命資藤楮，作墨本以歸。以是裒金石遣文，僅千餘卷。兵火散亡，幾三之二，猶攈拾而不已也。暇日築堂於私第，榜之曰寶墨。竊惟古者有功德則銘之。公方以經綸器業，光依日月。異日元勳茂德，光於竹帛，銘於鐘鼎。僕雖老矣，尚能爲公一書再書，三而屢書之也。（《滏水集》卷一三，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金王若虛《寶墨堂記跋》：
趙翰林以文章字畫名天下，片辭寸纸，人争求之。嘗爲故參政蒲散公作《寶墨堂記》，仍親繕寫，尤爲奇特。自經喪亂，散落不存，而近入田君信之之手，方且什襲深藏，以爲珍玩。既而，聞公子祐在，因復歸之。噫！渠家獲所亡，不失舊物，固幸甚矣；而田君能捐己之愛，以成此美事，亦灑落可嘉也。（《滹南遺老集》卷四五，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石盏尉忻
石盏尉忻字大用，上京（今黑龍江哈爾濱）人。明昌五年，登策論進士第。由監察御史外放，累遷息州刺史。元光二年，召爲户部侍郎，擢户部尚書，拜參知政事。正大元年，進尚書右丞。五年，致仕。崔立以汴京降蒙古，自縊殉國，史稱‘足爲良臣’。
《宣宗實録》。正大元年，石盏尉忻以‘通奉大夫尚书右丞兼修国史’。當與修前朝實録。
完顔璹
完顔璹本名壽孫，越王永功子。祖世宗賜名璹，字仲寶，一字子瑜，號樗軒。累封密國公。少時學詩於朱瀾，學書於任詢，有出藍之譽。資雅重，薄於世味，好賢樂善。與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李汾等相友善。鑒賞法書名畫，商略品第，風流藴藉，有承平時王家故態。元好問稱之百年以來宗室中第一流人物。天興元年卒，年六十一。
《寶章小集》。金元好問《題密公寶章小集》：
天東長白大寶幢，天河發源導三江。有木蔽映山朝陽，雲誰巢者雛鳳凰。雲間吐氣日五色，百烏不敢言文章。名都盤盤魏大梁，黄金甲第羅康莊。王家書絶畫亦絶，欲與中秘論低昂。密公書院無絲簧，窗明几潔凝幽香。元光以後門鑰廢，文士稍得連壺觴。客來喜色浮清揚，典衣置酒餘空箱。生平俊氣不易降，眼中俗物都茫茫。淵明素琴嵇阮酒，妙意所寄誰能量。在昔武元握乾綱，扶桑爲弓射八荒。獵取大國如驅羊。民風樸魯資鷙强，文洽未及武魁剛。興陵之孫越王子，天以人瑞歸明昌。十三執經侍帝旁，十八健筆淩《阿房》。撑腸文字五千卷，靈臺架構森鋪張。高陽苗裔襲衆芳，胡不置之貢玉堂。袖中正有活國手，地下才得修文郎。悲風蕭蕭吹白楊，丘山零落可憐傷。承平故態眇猶在，拂拭寶墨生輝光。恰似如庵連榻坐，一甌春露澹相忘。（《元遺山詩集》卷三，四部叢刊本。）
金元好問《密公寶章小集跋》：
‘明昌寶玩’、‘群玉中秘’，內府圖書印也。越邸有柳公權《紫絲鞋》、歐率更《海上》、楊凝式《乞花》等帖，然獨推元章《華佗》爲古今絶筆。《宋畫譜》山水以李成爲第一，國朝張太師浩然、王內翰子端奉旨評第書畫，謂成筆意繁碎，有畫史氣象，次之荆、關、范、許之下。密公識賞超詣，亦以此論爲公。郭乾暉《雀棘》，公以爲當在太古無上，唐以來諸人，筆虛筆實，皆非其比，故予詩及之。樗軒，公自號也。又所居有如庵，詩集號《如庵小稿》。越王諸子，惟樗軒貧甚，‘典衣沽酒’之句，蓋實録云。甲午三月二十有一日，爲輔之書於聊城至覺寺之寓居。（《元遺山詩集》卷三，四部叢刊本。今按，明昌初，王庭筠與張汝方奉敕品第法書名畫，而非汝方之父、太師張浩浩然，遺山誤記。另，甲午指蒙古太宗六年、一二三四年，是年金亡。）
《如庵小稿》。《中州集》卷五《密國公璹》：所居有樗軒，又有如庵。自號樗軒老人，其詩號《如庵小稿》。金劉祁《歸潛志》卷一云：‘晚自刊其詩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庵小稿》，趙閑閑序之，行於世。’今按，現存《滏水集》未載此序。
金元好問《如庵詩文敘》：
密國公諱璹，字子瑜，越王長子而興陵之諸孫也。明昌初已授封，公以例授金紫光禄大夫。衛紹王時，除開府儀同三司。宣宗南渡後，封胙國公。哀宗正大初，進封密。自明昌初，鎬、厲等二王得罪後，諸王皆置傅與司馬、府尉、文學，名爲王府官屬，而實監守之。府門啓閉有時，王子若孫及外人不得輒出入。出入皆有籍，訶問嚴甚。金紫若國公，雖大官，無所事事，止於奉朝請而已。密公班朝著者，如是四十年。初，燕都遷而南，危急存亡之際，凡車輅、宫縣、寶玉、秘器，所以資丕天之奉者，舟車輦運，國力不贍，至汴者千之一耳。而諸王公貴主，至有脱身而去者。公家法書名畫連箱累篋，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他貨一錢不得著身。方遷革倉卒，朝廷止以乏軍興爲憂，百官俸給減削幾盡。歲日所入，大官不能贍百指，而密公又宗室之貧無以爲資者，其落薄失次爲可見矣。元光以後，王薨，門禁緩，文士稍遂款謁，然亦不過三數人而止矣。公資稟簡重，而至誠接物，不知名爵爲何物。少日，師三川朱巨觀學詩、龍巖任君謨學書。真積之久，遂擅出藍之譽。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爲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不加詳也。名勝過門，明窗棐几，展玩圖籍，商略品第顧、陸、朱、吴筆虛筆實之論，極幽眇。及論二王筆墨，推明草書學究之説，窮高妙，而一言半辭皆可紀録。典衣置酒，或終日不聽客去。爐熏茗椀，或橙蜜一杯，有承平時王家故態，使人愛之而不能忘也。字畫得於蘇、黄之間。參禪於善西堂，名曰祖敬。自題寫真有‘枯木寒灰亦自神，應緣來現胙公身。只緣苦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之句。舊制，國公祭山陵，則佩虎符、乘傳，號曰嚴祭。若上清儲祥宫，若太乙宫、五岳觀設醮，上方相藍大道場，則國公代行香。公多預焉。又有詩自戲云：‘借來贏馬鈍於牆，馬上官人病且尪。無用老臣還有用，一年三五度燒香。’蓋實録云。公詩五卷，號《如庵小槁》者，汴梁鬻書家有之。樂府云：‘夢到凰鳳臺上，山圍故國周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間。’識者聞而悲之。予竊謂古今愛作詩者，特晉人之自放於酒耳。吟詠情性，留連光景，自當爲緩憂之一物。在公則又以之遯世無悶，獨立而不懼者也。使公得時行所學，以文武之材，當顓面正朝之任，長轡遠馭，何必減古人？顧與槁項黄馘之士，争一日之長於筆硯間哉！朝家疎近族而倚疏屬，其敝乃至於此，可爲浩歎也。天興壬辰，曹王出質。公求見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公奏：‘聞孛德雖議和，孛德不苦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者。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丐。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緩急則置於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我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公感疾，以其夏五月十有二日薨，春秋六十一。後二十有六年，此集再刻於大名。門下士河東人元某爲之引。（《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六，四部叢刊本。）
元王惲《跋樗軒壽安宫賦西園雜詩後》：
余生長汴梁，八歲而北渡河，當時風物有能記憶者，但如隔世夢寐中見爾。及讀如庵《西園雜詩》，何殊趙家老樹遺臺，令人對之有足悲者。故孫樵《雜報》云：‘生恨不爲承平時人’，良有以哉。收卷奉還，題其後。（《秋澗集》卷七二，四部叢刊本。）
紇石烈通甫
紇石烈通甫，始末未詳。金末女真貴族。
《怡閑吟稿》。元袁桷《書紇石烈通甫詩後》：
言詩者以《三百篇》爲宗主，論固善矣。然而鄙淺直致，幾如俗語之有韻者，或病之，則曰：‘是性情之真，奚以工爲？’千士一律，迄莫敢議其非是。紇石烈堯臣示其先府君《怡閑吟稿》一編，玩其詞旨，藻繪融液，一本於大曆、貞元之盛，而幽深婉順，則幾於《國風》之正矣。府君舊貴族，遺言雅聞，得於先朝之故老。壯歲轍跡半天下，富盛羈愁，感慨歡悦之事，目受而心會，冥蒐遠想，不極其摹寫不止。用意若是，故成就實足以自見。桷舊得拜府君於堂下，聆其議論，明潔而簡易。讀其詩，如親見之焉。泰定元年三月某日，袁桷書。（《清容居士集》卷四九，四部叢刊本。）
佚名
《女真字易經》。
《女真字書經》。
《女真字孝經》。
《女真字論語》。
《女真字孟子》。
《女真字老子》。
《女真字揚子》。
《女真字文中子》。
《女真字劉子》。《金史》卷九九《徒單鎰傳》：大定十五年，‘詔譯諸經，著作佐郎温迪罕締達、編修官宗璧、尚書省譯史阿魯、吏部令史楊克忠譯解，翰林修撰移剌傑、應奉翰林文字移剌履講究其義。’。另，《金史》卷八《世宗紀》：大定二十三年九月，‘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上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真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命頒行之。’今按，自大定四年設譯經所，多由女真士人充任，如徒單子温、温迪罕締達、宗璧、阿魯等，《金史》或立傳，或稍見記載。此外，也吸納了部分契丹、渤海士人。其間，或人事變遷，參與譯解諸經者亦有改易，不惟以上數人，如契丹士人耶律固嘗‘奉詔譯書’。限於文獻資料，現已無法確指這些女真字經書的譯解人，姑列於此，俟考。
《女真字詩經》。
《女真字禮經》。
《女真字春秋》。《金史》卷五一《選舉志》：大定二十八年，世宗諭宰臣曰：‘女真進士惟試以策，行之既久，人能預備。今若試以經義可乎？’宰臣對曰：‘《五經》中《書》、《易》、《春秋》已譯之矣，俟譯《詩》、《禮》畢，試之可也。’其中《詩》、《禮》等，當於此後不久譯畢。
《女真字莊子》。金史》卷六四《后妃傳》：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章宗之母。‘好《詩》、《書》，尤喜《老》、《莊》，學純淡清懿，造次必於禮’。則《莊子》已有女真字譯本。
《女真字新唐書》。《金史》卷八《世宗紀》：大定二十三年九月，‘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
《女真字諸葛孔明傳》。《金史》卷九二《徒單克寧傳》：大定二十六年，克寧請立原王完顔璟爲皇太孫。世宗以其忠實明達，喻以‘漢之周勃’。璟即位後，是爲章宗，‘詔譯《諸葛孔明傳》賜之’。
《女真字國史》。金元好問《南冠録引》：‘京師之圍，予爲東曹都事，知舟師將有東狩之役，言於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爲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變，歷朝實録，皆滿城帥所取。百年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今按，所謂小字，當是女真小字；所謂國史，當指金代各朝‘實録’。這説明，自明昌中國史院停止使用契丹字後，金之國史是用漢、女真兩種文字寫就的。
附録一 明代女真字譯著
《女真字盤古書》一册。
《女真字孔夫子書》一册。
《女真字孔夫子遊國章》一册。
《女真字家語賢能言語傳》一册。
《女真字姜太公書》一册。
《女真字伍子胥書》一册。
《女真字十八國鬥寶傳》一册。
《女真字孫臏書》一册。
《女真字善御書》一册。
《女真字海錢公書》一册。
《武子受書》一册。
《女真字黄氏女書》一册。
《女真字百家姓》一册。
《女真字哈答咩兒于》一册。
《女真字母》一册。
以上明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卷一八著録。
附録二 朝鮮女真字譯著
《千字》。
《天兵書》。
《小兒論》。
《三歲兒》。
《自侍衛》。
《八歲兒》。
《去化》。
《七歲兒》。
《仇難》。
《十二諸國》。
《貴愁》。
《吴子》。
《孫子》。
《太公尚書》。
以上《經國大典》卷三‘禮典諸科譯科’著録。
《新翻老乞大》。
《三譯總解》。
以上《通文館志》卷二‘科舉’著録。
附録三 現存女真字文獻及研究
《西安碑林女真字文書殘頁》。一九七三年八月，陝西省文管會整修西安碑林唐《石臺孝經》時，在碑身中心石柱南側卯眼內發現十一件墨書女真字文書殘頁。每頁大小不一，最大者長二十一厘米、寬四十五厘米，豎書二十一行，行約二十五字；最小者長十七厘米、寬二十三厘米，豎書十四行，行約十八字。其中七頁一面書寫，四頁兩面書寫。合計二百三十七行、二千三百〇三字，其中字跡完整者一千七百五十七個。從筆跡看，當出自兩人之手。文書內容是分類編排的女真文字啓蒙讀物，從頭到尾反復抄寫，可能是初學者的書寫練習。金啓孮先生以爲出自世宗大定之前，或即完顔希尹《女真字書》。烏拉熙春則認定爲《女真字書》，並考證復原，得門類二十七，字數約一千二百九十六。
《海龍女真國書摩崖》。在吉林省海龍縣（今梅河口市）北楊樹林山，亦稱‘楊樹林山女真國書摩崖’。刻女真字八行，行四、五字至十餘字不等，計八十四字，筆跡拙劣，大小不一。內容記金太祖收國二年（一一一六）設謀克事，後有‘大定七年（一一六七）三月’字樣，當是刻石時間。清光緒中，楊同桂《瀋故》卷三録文，訛誤較多。一九一二年，[日]鳥居龍藏考察時，以爲自己首次發現。一九二九年，奉天通志館再次考察，始廣爲人知。羅福頤《滿洲金石志》、[日]安馬彌一郎《女真文金石志稿》均録文。羅福成《女真國書碑跋尾》、《女真國書碑考釋》、《女真國書摩崖》等俱有考釋，金光平、金啓孮《女真語言文字研究》附録三，則逐字解讀。孫進己《海龍女真摩崖石刻》録文與前述頗有出入。
《半截山女真國書摩崖》。一九三四年，古董商邢玉人首先發現。同年九月，[日]山下泰藏《關於新女真國書碑》予以公佈。摩崖右漢文三行十五字，作‘大金太祖大破遼軍於節山，息馬立石’；左女真文四行二十餘字，爲漢文對譯。山下泰藏未親臨摩崖所在地，僅據邢氏介紹，竟謂摩崖在吉林省海龍縣西南一百四十里之半截山，與楊樹林山相距數十里。後來，孫進己等人經實地調查，發現摩崖也在楊樹林山，與‘楊樹林山女真國書摩崖’同在一處，一在山崖陽面，一在山崖陰面。孫氏《海龍女真摩崖石刻》披露了有關情況，並加以考釋，以爲刻於天會二年（一一二四）後。另，《（民國）奉天通志》卷二五五《金石》描摹收録，題下注：‘金，柳河縣拓本’；文末注：‘旁綴女真國書’；跋尾云：‘按此摩崖所在名半截山，在海龍柳河之間，去海龍約一百二十里。其地又稱溝屯，距楊木林山女真國書摩崖約三十里。考《金史·太祖紀》，不見節山之名。天輔元年十二月甲子，斡魯古等敗耶律捏里兵於蒺藜山。“蒺藜”二字短書之，音近“節”。然此役非金太祖統軍自戰，不得云“息馬立石”也。《遼史·天祚紀》：“天慶七年，上自燕至陰涼河置怨軍。又有乾顯大營、巖州營，凡二萬八千人，屯衛州蒺藜山。十二月，都元帥秦晉國王淳與女真軍戰於蒺藜山，敗績。”據此，則是役爲大戰。金太祖即未親蒞戰陣，亦以特筆紀之，故曰太祖大破遼軍，此亦事理之所宜有也。《契丹國志》：“天慶七年十一月，到衛州蒺藜山，大軍就糧。八年春正月，怨軍過於徽州之東，未陣而潰。燕王退保長泊魚務，女真入新州。五月，女真破黄龍府、咸信、蘇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遂、泰靖等五十餘城，據遼東、長春兩路。”蓋金太祖於蒺藜山擊破怨軍之後，遂據有全遼，不久而建帝號。此役與得勝陀之戰，同爲勝負興亡之關鍵，故其後代勒石於此，以紀戰蹟。文內稱曰太祖，則非太祖在日所立。亦如得勝陀碑之建於世宗大定時也。然則以蒺藜山當節山，雖不能定，已近似矣。’
《大金得勝陀頌碑》。此碑刻於大定二十五年（一一八五），現存吉林省扶餘縣。碑身高一百七十七厘米、寬八十五厘米，四周雕飾蔓草花紋。此碑遭兩次破壞：一在清末，碑斷爲兩截，民國四年（一九一五）接合復原時，誤將碑額正反面顛倒；一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碑折爲三段，一九七七年修復。此碑爲紀念金太祖於收國元年（一一一五）在寧江州破遼之戰而立。正面刻漢文三十行、八百一十五字，背面刻女真字三十二行、一千五百餘字。女真字第二十二行頌詞比漢文少四句。正面碑額刻篆體漢字‘大金得勝陀頌’六字，背面碑額刻女真字三行十二字，是現存女真文字石刻中字數最多者，加之與漢文對譯，對於研究女真字頗具價值。道光七年（一八二七），薩英額《吉林外記》摹録女真字碑文十二行，由於原碑字跡漫漶，各家摹本多殘闕不全。羅福頤《滿洲金石志》卷三摹録比較完整，[日]安馬彌一郎《女真文金石志稿》，劉鳳翥、于寶林《女真文字〈大金得勝陀頌〉校勘記》，道爾吉、希格《女真文〈大金得勝陀頌〉碑校勘釋讀》，[日]田村實造《〈大金得勝陀頌碑〉研究》等，也都各有研究與收獲。
《昭勇大將軍同知雄州節度使墓碑》。此碑刻於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一一八六）。一九七九年六月出土於吉林省舒蘭縣小城鄉完顔希尹家族墓地第四區一號墓，爲昭勇大將軍同知雄州節度使完顔氏夫妻合葬墓。出土墓碑兩方，其中一方高六十八厘米、寬二十七厘米，額寬三十二厘米，呈半圓形，刻女真字一行、楷體漢文五行。墓碑中間一行大字爲‘昭勇大將軍同知雄州節度使墓’，左款‘大金大定廿六年四月廿六日長男廣威將軍襲濟州路合孛懶崖猛安開國伯完顔躊選山禮葬’；右側第一行刻女真文二十一字，可譯爲‘昭勇大將軍同知雄州永定軍節度使之墓’。墓主名字不詳，據該墓另一方墓碑，生於天會十二年（一一三四），卒於大定十六年（一一七六），可能是完顔希尹的孫輩。這是金代墓葬首次發現女真文字，字數雖不多，對了解女真字在金代使用情況仍具一定的參考價值，徐翰煊、龐治國《金代左丞相完顔希尹家族墓調查試掘簡報》有説明。至於墓碑女真字考釋，可參見《舒蘭文物志》。
《九峰石壁紀功碑》。此碑系‘大金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任國公宗室襄奉帝命，帥師討北朮孛背叛’，捷後所建，包括女真字與漢字兩碑，俱刻於明昌七年。一九八六年，先於蒙古國烏蘭巴托肯特縣巴彦霍特克郡九峰山南中部發現女真字碑，豎刻女真文九行，一百四十字；一九九一年，在其附近又發現漢字碑，豎刻漢字九行，八十六字。經日本學者加藤晉平考訂，以爲這兩處碑文的內容一致，系女真字與漢字對照鐫刻。
《慈雲寺女真文鐘銘》。民國張維《隴右金石録》卷五著録：‘在慶陽縣城，今存’。並描摹女真字，引《慶陽縣志稿》云：‘慈雲寺大鐵鐘，高丈，周一丈五尺。金泰和元年鑄，重數千觔，有女真文銘五十六字，及“皇帝萬歲、臣佐千秋”八字。鐘耳有女真文二字。’
《奥屯良弼餞飲碑》。亦稱《泰和題名殘石》。羅振玉得自天津古董商，原出地不詳，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碑中刻漢文楷書大字四行：‘奥屯良弼自泗上還都，心友餞飲是溪，泰和六年二月十有一日也。’左下方有小字女真文題跋三行六十餘字，刻於衛紹王大安二年（一二一〇）七月二十日，稱沼水主簿卜修洪（譯音）將友人奥屯舜卿之墨跡摹刻於石。奥屯良弼字舜卿，正大間仕爲禮部尚書，《金史》稍見記載。羅福成《金泰和題名殘石》、《金源國書石刻題名跋》，島田好《女真文字奥屯良弼餞飲碑》，羅福頤《遼金三石刻考》，及金光平、金啓孮《女真語言文字研究》附録二等，均有考釋。
《奥屯良弼詩碑》。原在山東省蓬萊縣佑德觀，後移至蓬萊閣天后宫。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山東農學院曲培謨先生將此碑拓片寄贈《文物》編輯部，始爲學界所知。拓本長六十厘米、寬七十厘米，刻女真字七言律詩一首，詩題三行，詩八行，行書。前後各有女真字楷書一行，系刻碑者所加，上款謂此詩係‘侍御史奥屯舜卿所作’，奥屯舜卿即奥屯良弼；下款稱立石者爲蓬萊主簿雷牙古太。全碑計一百九十字左右。據羅福頤、金啓孮、賈敬顔、黄振華《女真字奥屯良弼詩刻石初釋》結論，此詩系奥屯良弼贈友人張煒之作，約在金章宗承安五年（一二〇〇）。
《女真進士題名碑》。亦稱《宴臺女真進士題名碑》、《宴臺女真國書碑》，刻於金哀宗正大元年（一二二四），原立於開封曹門外宴臺河村關帝廟，現存河南省開封市博物館。北宋時爲春耕藉田宴享百官之所，因名‘宴臺’。貞祐南渡後，改作學宫。碑高一百九十厘米、寬六十厘米。正面刻漢文，背面刻女真字，明宣宗宣德二年（一四二七），修河神廟時磨去碑陽漢字，改刻《新創順河廟碑記》，今僅存碑陰女真字二十三行、一千一百餘字。碑額篆體女真字三行十二字，可譯爲‘進士名録碑’。宋周密《癸辛雜識》别集卷上《汴梁雜事》涉及‘女真進士題名’；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五九摹録，作‘國書碑’。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劉師陸作《女真字碑考》、《續考》，斷碑文爲女真小字。近人羅福成《宴臺金源國書碑考》、《宴臺金源國書碑釋文》，王静如《宴臺女真文進士題名碑初釋》，均有考訂釋讀。金光平、金啓孮《女真語言文字研究》附録一《〈女真進士題名碑〉譯釋》，則集諸家考釋之大成。
《女真譯語》。此系《華夷譯語》之《女真館雜字》、《女真館來文》合稱。《華夷譯語》有三種版本：一是洪武《華夷譯語》。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翰林侍講火源潔、編修馬沙亦黑奉敕編纂。此本僅有蒙古語，與女真文字無關。二是永樂《華夷譯語》，亦稱四夷館《華夷譯語》。永樂五年（一四〇七），置四夷館，初設韃靼、女真、西番、回回、百夷、高昌、西天、緬甸等八館，後陸續增八百、暹羅，計十館。各館分别編輯本館‘譯語’，用作對這些民族及國家往來文書的翻譯。各館譯語多由‘雜字’和‘來文’組成。其中，《女真館雜字》包括八百多個詞彙。每詞以女真字與漢字對照，用漢字注女真字讀音；《女真館來文》收進貢表文，依照漢文語法、以女真字的對譯漢字拼湊而成。有紀年可考者，上起永樂十二年（一四一四），下至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約成於明中期後。四夷館《女真譯語》主要有以下幾種版本：一、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明抄本，二十四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縮微膠卷。此本‘雜字’八百七十一條詞彙，‘來文’二十篇，內容比較完備，而錯誤較多。二、日本東洋文庫藏明抄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縮微膠卷。此本內容不全，‘雜字’僅有續添、新增兩門一百五十八條詞彙，比柏林本多出四十六個詞彙；‘來文’共二十九篇，其中十篇與柏林本相同。三、日本內藤湖南氏藏抄本。此本‘雜字’情況不詳，‘來文’五十篇，其中十篇與柏林本相同。四、羅福成編次《女真譯語》正編、二編，一九三三年，由清宫大庫舊檔整理處刊印。正編爲‘雜字’，與柏林本‘雜字’約略相同，門類與詞序有異；二編收‘來文’七十九篇，即將柏林本、東洋文庫本、內藤湖南本‘來文’除去重複，全部收入。五、今人賈敬顔、朱風在繼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輯成《蒙古譯語女真譯語彙編》。四夷館《女真譯語》是女真語文化研究的基礎與工具。有關整理成果，以下三部比較著名：[德]葛魯貝（Wil— helm Grube）《女真語言文字考》；美籍日本學者清瀨義三郎則府《女真語言和文字研究》；中國蒙古族學者道爾吉、希格《女真譯語研究》。三是會同館《女真譯語》。僅録女真語彙的漢字注音，對於研究女真語言文字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常見版本：一、日本阿波國文庫本《華夷譯語》，包括十三國譯語，其中，日本學者山本守整理的《阿波文庫本〈女真譯語〉》，收語彙一千一百六十四條，內容比較完備。一九四四年，由僞滿建國大學研究院滿蒙文化研究班研究報告第十五號刊行。二、静嘉堂文庫本《華夷譯語》，包括除朝鮮、琉球之外的十一國譯語。其中，《女真譯語》收語彙一千一百零九條，僅一條爲阿波國文庫本未載。一九三〇年，石田斡之助輯《女真語研究的新資料》，將静嘉堂本《女真譯語》全文發表，山本守曾用阿波國文庫本校訂。
《明代女真字墨跡》。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六八‘説部’《宛委餘編》載有八個女真字，系僞古文《尚書》之《周書·旅獒》‘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的直譯。同書卷一三二‘文部’《墨跡跋》‘外國書旅獒卷’條略有説明：萬歷二年（一五七四），‘余於燕中邂逅王太常汝文，談諸譯人多精於其國書者，乃以《旅獒》“明王慎德”至“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百六十五字，令書之，得九紙，爲西天、女直、韃靼、高昌、回回、西番、百夷、緬甸、八百媳婦。大約多類籀草，而西天獨雄整，女直有楷法而小繁複，不知其爲陳王谷神所製否也。’另，明方于魯《方氏墨譜》卷一所載墨錠圖案，亦有‘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女真字譯文，分列兩行，與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所録相同。[日]石田斡之助《女真語雜俎》以爲移録王氏稿。
《奴兒干永寧寺碑》。原在俄羅斯境內黑龍江下游東岸之特林，即元、明時期之奴兒干。一八五四年，俄國地理學協會西伯利亞分會學術調查團首先發現。清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曹廷傑前往考察拓印，始廣爲人知。一九〇四年，此碑遷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博物館，現藏該市國立聯合地方志博物館。特林是明朝奴兒干都司衙署所在地，永樂十一年（一四一三）建永寧寺立碑，記明朝派遣太監亦失哈等人招撫奴兒干及東海苦夷（庫頁島）事件。碑額題‘永寧寺記’，正面刻漢文三十行，行六十四字，計一千九百餘字。背面右半刻女真文十五行，左半刻蒙古文十五行，碑額爲蒙古字。左右兩側刻有漢、蒙、藏、女真四體文字的六字真言。碑陰女真文和蒙古文爲碑陽漢文的節譯。其中，女真碑文脱字誤字較多，每行下部漫漶嚴重。此碑是迄今發現時代最晚的女真字石刻，字形、詞彙和語法均與金代女真字石刻有所不同，一些詞彙和語法更接近於滿文。羅福成《明奴兒干永寧寺碑女真國書圖釋》，[日]安馬彌一郎《女真文金石志稿》，[日]長田夏樹《奴兒干永寧寺碑蒙古女真文釋稿》，金光平、金啓孮《女真語言文字研究》，鍾民巖、那森柏、金啓孮《明代奴兒干永寧寺碑記校釋》，黄振華《明代女真文奴兒干永寧寺碑記新釋》等，都有研究。
《朝鮮北青郡女真國書摩崖》。在朝鮮咸鏡南道北青郡，亦稱《北青碑》。一九一一年，[日]鳥居龍藏首先發現。刻有女真文五行、四十餘字，筆跡拙劣。內容記高麗國人來送彌勒佛，末署戊寅（黄虎）年七月。鳥居龍藏《女真文之碑》首次介紹了摩崖石刻情況。《朝鮮金石綜覽》（一九一九）刊有拓本照片。[日]稻葉巖吉《北青城串山城女真字摩崖考釋》逐字考釋，以爲女真小字，刻於元順帝至元四年、高麗忠肅王戊寅年（一三三八）。後來，稻葉氏《（吾妻鏡）女直字的新研究》修正了上述結論，以爲戊寅年應指元世祖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金光平、金啓孮《女真語言文字研究》謂是金宣宗興定二年（一二一八）。此外，[韓]金東昭《北青女真字石刻的女真文研究》，愛新覺羅·烏拉熙春《朝鮮北青女真字石刻新釋》，也加入討論。實際上，石刻內容未涉年代，如何認定，有待繼續研究。
《朝鮮慶源郡女真國書碑》。原在朝鮮咸鏡北道慶源郡東原面禾洞的佛寺舊址中，最早見於佚名的朝鮮文獻《北路紀略》（約成書於十九世紀）。一九一八年，[日]谷川濟一、今西龍發現後，移至朝鮮京城總督府博物館，現存漢城景福宫勤政殿回廊。碑身上段已折斷缺失，僅存下段。碑爲方柱形，四面皆刻女真字，計二十三行，頗多漫漶，存約五百七十八字，爲修建佛寺的功德題名碑，紀年部分已殘闕。據金光平、金啓孮考證，當刻於金熙宗朝；[韓]金東昭認爲在海陵正隆元年（一一五六）。碑文拓本最早刊於《朝鮮金石綜覽》（一九一九），後來，安馬彌一郎《女真文金石志稿》亦録文，並略加考釋。兩書均誤以第三面爲第一面，第四面爲第二面，第一面爲第三面，第二面爲第四面。金光平、金啓孮《女真語言文字研究》附録四所載摹本予以更正，並詳加考證。此外，[韓]閔泳珪《慶源女真字碑考釋》、金東昭《慶源女真字碑的女真文研究》，也各有研究成果。
《俄羅斯聖彼得堡藏女真文抄本殘頁》。一九六八年二月，蘇聯漢學家 E·M·克恰諾夫在保存於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的西夏字文書中發現兩張手抄女真字殘頁，編號爲三七七五——一、三七七五——二。前者有墨書草體女真字七行，上部完整，下端殘闕；後者有墨書草體女真字六行，下部完整，上端殘損。從字體判斷，系出自同一人之手。後者背面左側寫有漢字‘大定七年七月十六日’，可判斷其大致年代。兩張殘頁約存女真字一百三十三個。由於草體女真字的辨認及還原爲楷體比較困難，目前尚無法解讀其中內容。[俄]卡拉、E·H·克恰諾夫、[俄]B·C·斯塔里科夫《紙抄女真文的首次發現》將部分女真字還原爲楷體。
《吾妻鏡》。日本鐮倉幕府歷史的實録體著述，撰者名佚。該書卷二四‘貞應三年（金哀宗正大元年、一二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丙申’條：貞應二年冬，一艘高麗船漂流至日本越後國寺泊浦，式部大夫繳進船上什物，其中有帶一條，綴長七寸、寬三寸之銀簡，上刻四字銘文。白鳥庫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謂《吾妻鏡》‘銀簡銘’當是契丹字或女真小字。內藤湖南《日本與滿洲的古代交通》則定爲女真字，並加考釋。此後，稻葉巖吉《〈吾妻鏡〉女直字的新研究》、和田清《關於（吾妻鏡）所見女真字的性質》、秋山謙藏《鐮倉時代女真船的來航——《〈吾妻鏡〉女真文字和〈華夷譯語〉女真文字的比較研究》、村山七郎《關於〈吾妻鏡〉所見之女真文》等，均有考釋。一九七六年，出土於前蘇聯濱海邊區蘇昌城以北賽加古城遺址的‘國之誠’銀牌，其形制及銘文與《吾妻鏡》所載‘銀簡’相同，可據以訂正《吾妻鏡》對女真字的描摹失真之處。
第二節 士林藝文
金代藝文的發展與當時社會的演進相仿佛，經歷了太祖太宗的初創期；熙宗海陵的發展期；世宗章宗的繁榮期；貞祐南渡至壬辰之變的衰落期；金亡至遺山逝世的遺響期。
女真崛起之初，太祖與太宗以開明務實的姿態，大力網羅遼宋士人。先是遼國的楊樸、劉彦宗、韓企先、韓昉、虞仲文、時立愛、張通古、任熊祥等歸附聽命，繼之宋國的張孝純、宇文虛中、高士談、吴激、王競、蔡松年、施宜生等成爲臣民。這些士人將遼宋治國理念與經驗潛移默化地帶入女真社會，造就了‘借才異代’的新氣象。同時，女真在戎馬倥傯之際，創製了女真文字，推行女真文化教育。而且，自天會初開科取士，以原遼宋之人治理原遼宋之地。於是，典章制度從無到有，文人著述紛紛湧現，使一代文化站在較高的起點向前發展。
熙宗完顔亶與海陵王完顔亮，自幼皆受儒家教育。熙宗即位，在上京會寧首建孔廟，嘗言：‘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他遵循中原封建王朝模式，統一官制，詳定禮儀。而且，還創製了女真小字，詔令頒行。海陵篡立，雖忌恨熙宗，但在接受中原文化方面却走得更遠，甚至將京師從會寧遷至燕京，以實現統一天下的宏偉目標。這兩位年輕君主相繼變革舊俗，建立新政，力圖將女真融入華夏文明之中。當時，一批新科進士脱穎而出，陸續步入政壇，施展才華。詔册文書，多簡潔持重，透出大國氣度；詩詞吟詠，亦凝煉華瞻，競呈風流，形成了以文治國的新局面。
大定明昌，女真社會實現了封建化。‘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士之舊與鄉里之彦，率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禄益輕，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其間，文壇形成了‘中州文派’，湧現出蔡珪、張景仁、王彦潛、李晏、劉迎、鄭子聃、耶律履、王寂、王庭筠、趙渢、党懷英等一大批新秀。這些新秀多爲遼宋入金者的後裔。如果説這些人的前輩難以擺脱固有的民族意識，各自著述或明或暗流露出無奈仕金的哀怨，滯留北方的牢騷，以及對故國家園的思念，那麽，這些新秀早已成爲大金帝國的忠實臣民，思想感情同女真王朝融爲一體了。例如散文，各自發揚唐宋古文的優良傳統，或上接昌黎，或力追東坡，氣韻各異，格調多姿，文壇面貌爲之一新。元好問嘗言：‘國初文士如宇文大學、蔡丞相、吴深州等，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然皆宋儒，難以國朝文派論之，故斷自正甫爲正傳之宗，党竹溪次之，禮部閑閑公又次之。自蕭户部真卿倡此論，天下迄今無異議云。’
金代後期，歷衛紹王、宣宗、哀宗三朝，計二十餘年。大安後，蒙古鐵騎挺進燕雲，所向披靡，而女真節節敗退，日漸衰微。以貞祐南渡爲契機，‘文風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倡之’。其時，文學批評異常活躍，理論思辨能力達到了新的高度，不事離琢、重在達意的文藝思想佔據了主導地位，從而促成審美傾向的轉變，一掃虛飾浮豔風氣，湧現出一批關心社會民生的作家和作品。如周昂、趙秉文、楊雲翼、李純甫、完顔璹、雷淵、麻九疇、王若虛、劉祁等等。
趙秉文號閑閑，仕五朝，官六卿，南渡後掌文炳二十年，著有《滏水集》等多種著述。時人論曰：‘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者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守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絶，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淳簡淡似陶淵明’，被譽爲‘挺身頹波，爲世砥柱’。
王若虛仕爲翰林學士，金亡北歸鄉里，以滹南遺老自居。論文評詩，提倡‘真’，反對‘僞’；注重‘似’，輕視‘奇’；主張隨物賦形、意盡言止；贊同‘以意爲主，字語爲之役’，‘辭達理順’，‘渾然天成’；推崇白居易、蘇軾，而批評南宋江西詩派，爲遏制文壇彌漫已久的形式主義文風竭力鼓吹。其‘文以歐、蘇爲正脈，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所撰‘雜著’推動了文學理論的發展。
劉祁在繼承緣情而發的詩歌創作理論基礎上，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審美思想：‘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之詩在俗間俚曲也’。他以少見的理論勇氣超越了封建士大夫的偏狹，揭示了俗間俚曲以其見真情，故能蕩人血氣，具有强烈的審美感染力，代表了文藝發展的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金代士人在遵循儒家傳統觀念的同時，也保持了自由放逸的個性。如趙秉文爲金之大儒，遵循‘詩文之意，當以明王道，輔教化爲主’，而思想深處却崇奉佛學。‘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號《滏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説冠之，以擬退之原道性，楊禮部之美爲序，直推其繼韓、歐。然其爲二家所作文，並其葛滕詩句另作一編，號《閑閑外集》，以書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於世’。李純甫亦金之大儒，中年度其道不行，‘惟以文酒爲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爲浮屠作碑記傳贊，往往詆訾儒家。‘諸僧翕然歸向，因集而板之，號《屏山翰墨佛事》。傳至京師，士大夫覽之多慍怒，有欲上章劾之者’。其實，這様的反應不算激烈，不過‘愠怒’而已，如發生在南方，後果則不堪設想。
與此同時，南宋理學傳入北方。兩宋學者從《孟子》、《中庸》等儒家經典尋求依據，在道德層面討論心性問題，其心體、性體是道德的實體，討論的目的是由內聖開出外王、獨善其身推及兼善天下。這同禪宗‘不思善，不思惡’的超道德心體、性體有着根本區别。理學大師們在構建理學體系時，謹慎避開‘異端’風險，或明或暗地從禪宗理念中汲取營養，即使家風濃重的程朱學派也如此，從而建立起新的道德本位心性論，實現後來居上，可以同禪宗一較短長了。這種情況引起北方學者的關注與思考。趙秉文、王若虛、李純甫等相繼著述，闡揚發明，形成新的北方儒學。
此外，數學、醫學、漢語音韻學、史學、女真語學，及諸宫調講唱、院本雜劇等新興通俗文藝，都取得了突出成就，爲一代藝文增輝。釋道二家也乘勢而起，或語録評唱，或詩詞酬答，或整理刊印教派經典，竭力傳播各自的理念，以争取更多的信徒。
金亡後，文壇發出嘹亮遺響。金元易代之際是一個特殊歷史時期，女真統治雖然已經結束，而北方社會仍處於動亂之中，蒙古幾乎完全襲用金朝制度及其人才，自己則忙於爲統一南北而進行戰争。如順天史天鐸、保州張柔、東平嚴實、澤州段直等等，俱以依附蒙古、倒戈女真而各爲一方‘藩鎮’。這些新貴爲收買人心，擴充實力，千方百計籠絡士人。特别是耶律楚材，金國尚書右丞耶律履之子，貞祐中歸附蒙古，官至中書令。汴京陷落，他指名索取和保護著名士人，如音樂家苗彦實、衍聖公孔元措。局勢稍定，即建議開科選舉，取士達四千餘人。及第者如系戰俘，一律釋放爲良。同時，在燕京、平陽設譯經所、經籍所，召名儒梁陟、趙著、王萬慶等爲之。這使燕京與平陽的雕版人才與設施免遭毁滅。這位中書令以自己的地位與影響積極搶救佛教藏經；支持一些著述的刊行，如釋行秀的《請益録》、李純甫的《鳴道集説》、張居正的《六壬祛惑鈐》等等。可以説，由於耶律氏等人的努力，亡金的部分士人與文化遺産有幸得以存續。
當時，一些文士或隱居鄉里教授生徒，或依附新貴而爲幕僚。這些人的作品從不同方面反映了動亂社會的民生。如燕薊之趙著、吕鯤、趙衍、劉百熙、楊鵬飛、撖彦舉等，尊崇唐人李賀尚奇之詩風，推波助瀾，競領風騷。河汾之曹之謙、麻革、張宇、房皞、段克己、段成己、陳賡、陳庾等，‘以達之辭著，而憂之意微’。同時，東平地區在嚴實父子的治理下，實施開明政治，‘四方之士聞風而至’，如張特立、康曄、杜仁傑、徐之綱及劉肅、王昶、徐世隆、王磐等等，使當地的經濟文化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繁榮。此外，奉天楊奂、澤州李俊民、真定李治、淄川楊弘道、華州李庭等等，爲唱響金之挽歌不遺餘力，開啓了元代文化的新篇章。
元好問號遺山，是其中傑出的代表。元氏生長雲朔，爲拓跋魏氏諸孫，天稟多豪邁英傑之氣。登興定五年詞賦進士第，嘗爲縣令，供職史院，橐筆翰林。由於親身經歷了山河破碎的慘痛遭遇而寫下大量愍時傷亂的篇章，用情既深，內涵愈豐，加之才力富健，精思鋭筆，其廉悍沉摯之處尤爲突出，使金源詩歌放出奪目的光輝。正如後人所云：‘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遺山一生筆耕不輟，著述甚富。元徐世隆《遺山集序》云：‘詩祖李杜，律切情深，而有豪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澀之語；樂府清雄頓挫，閑婉瀏亮，體制最備。又能用俗爲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之下不論也’。元郝經推許遺山爲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獨步幾三十年。一是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直配蘇黄。二是‘銘天下功德者，盡趨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三是‘爲《杜詩學》、《東坡風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功於世又大也’。四是以著作自任。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己所當爲。乃作《中州集》、《壬辰雜編》、《金源君臣言行録》等。金亡後，遺山先生保持了民族氣節，在兵荒馬亂、食不果腹的極端困境中，爲保存金源文獻而鞠躬盡瘁。因此，郝經由衷發出讚歎：‘嗚呼，先生可謂忠矣！’
一、以天元術爲標誌的數學研究達到新水平。當時，不少士人與數學結下不解之緣。如義州耶律履，‘精曆算書繪事。先是，舊《大明曆》舛誤，履上《乙未曆》，以金受命於乙未也，世服其善’；真定韓孝彦、韓道昭父子，‘俱通韻算術’；樂平楊雲翼，‘精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著有《五星聚辨》、《大象賦》、《句股機要》、《象數雜説》、《積年雜説》等；易州麻九疇，‘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房山劉伯熙，‘性理象數，經學文章，皆能道其抵要’。
其中，金末李治的《測圓海鏡》與南宋秦九韶的《數術大略》，遙相輝映，共同把‘天元術’爲標誌的中國數學推向高峰。天元術是將未知數作爲運算對象引入數學，列方程時，‘立天元一爲某某’，相當於現代設x爲某某。古代之‘元’，內涵豐富，如首、始、大等等，引入數學後，或取‘始’義，以適應方程設定未知數的需要，即先立‘元’、後列‘式’。
中國古代高次方程及其解法，源自開平方和開立方，用‘實’、‘方’、‘廉’、‘隅’等表示常數項、一次項系數、二次項系數和三次項系數。當時，四次方程系數也有解法：‘開方除之，所得，又開方’，即開兩次平方。至於系數名稱，已有任意表示方法，在‘廉’字前加以區别之字，如‘上廉’、‘下廉’，或‘一廉’、‘二廉’等等。所謂‘廉’，僅相當於二項式展開的系數，這裏被用作一般方程系數的稱名。
自北宋，以蔣周《益古集》爲代表的數學研究，在不受幾何直觀的影響下，給各項系數重新命名，以新方法表示未知數，具有創新意義。入金後，一些數學家相繼研究方程列法。如李文一的《照膽》；石道信的《鈐經》；劉汝諧的《如積釋鎖》，‘絳人元裕細草之，後人始知有天元也’。元裕即元好問。鄉貫作‘絳人’，當是誤記。所謂細草，即通過設問和演算來闡述天元術的原理。
就多項式或方程而言，‘立天元’僅僅解決了起點問題，尚不足以把一個多項式系數按次數高低排列出來，還需要一個次序和各項的名稱。而天元術形成之初，各家的表示方法不盡相同。李治嘗言：‘予至東平，得一《算經》，大概多明如積之術。以十九字識其上下層，曰：仙、明、霄、漢、壘、層、高、上、天、人、地、下、低、減、落、逝、泉、暗、鬼。’這裏透出的重要信息是，‘如積’爲劉汝諧《如積釋鎖》的主要內容，而‘釋鎖’應是闡釋‘如積’的解法，元裕爲之‘細草’。由此推測，《算經》應是劉汝諧、元裕等人的著述。以十九字表示多項式各項的名稱，而不是用一個未知數列出其餘各項，尚比較晦澀笨拙。
宣宗朝，李治之父遹，除東平府治中。所謂‘予至東平’，當在其時；所得‘算經’，必然成於此前。又云：
予遍觀諸家如積圖式，皆以天元在上，乘則升之，除則降之。獨太原彭澤彦材法，立天元在下。凡今之印本《復軌》等書，俱下置天元者，悉踵習彦材法耳。彦材在數學中，亦入域之賢也，而立法與古相反者，其意以爲天本在上，動則不可復上，而必置於下，動則徐上。亦猶易卦，乾在在下，坤在在上，二氣相交而爲太也。故以乘則降之，除則升之。求地元則反是。
所謂‘諸家如積圖式’，説明相類著述不止一種，而圖式俱用‘天在上，地在下’的‘古法’表示。彭澤字彦材，太原人。辛卯歲（蒙古太宗三年、金正大八年、一二三一年），耶律楚材有詩涉及：‘丁年彭澤解官去，遨遊三徑真三友’。丁年指壯年。其時，耶律楚材從蒙古西征而歸，路經太原，因有機會與故人相聚。彭澤就天元式表述方法進行了兩項改造，一是據《易經》，將表示常數項的‘人’字改爲‘太’，二是調换上下次序。彭氏新法頗具影響，引發了《復軌》等一批著述。而李治的《測圓海鏡》又使彭氏新法得以完善。
李治對數學有獨特的感悟，以爲數之奥妙‘難窮’而能窮。道理是，儘管‘數’藏於‘冥冥之中’，且‘神情鬼狀’，如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數’，仍有‘昭昭者存’，從中獲得合乎客觀的認識。可見，這裏的‘數’包含了數量關係的意義，是數學研究的對象。
李治以‘考圓之術，例出於牽强，殊乖於自然’，不能令人滿意，‘及反復研究’，著成《測圓海鏡》。其自序云：‘覽吾之編，察吾苦心，其憫我者當百數，其笑我者當千數。乃若吾之所得，則自得焉耳，寧復爲人憫笑計哉？’臨終囑其子曰：‘吾平生著述，死後可盡燔去，獨《測圓海鏡》一書，雖九九小數，吾常精思致力焉，後世必有知者，庶可布廣垂永乎？’
實際也如此。《測圓海鏡》傾注了這位數學家的畢生心血，當時頗具影響。元初名士王惲《算學主善説》云：‘眷言六藝，數之先訓彼群蒙，業必專門之者。伏惟宜之先術，窺《海鏡》心洞神機，以勾股而測高深，極乘除而盈縮，挾此《九章》之妙，屢爲一卷之師。’
同時，李治從《益古集》受到啓示，而‘猶恨其閟匿而不盡發，遂再爲移補條段，細翻圖式’。條段，指按項説明由天元術得到方程的系數及各系數的來源，應比蔣周之説複雜、新穎、進步。李治爲每問設立條段，有助於解題。然而，如離開天元術，則難以弄清所涉系數的來源及所畫條段的意義。因此，那些條段不能獨立存在，而且，所用幾何圖形尚處於代數的直觀表示狀態。
這使李治在完成另一部數學著述《益古演段》時，仍沿用《測圓海鏡》的處理方法，也是先求出兩個多項式，以其值相等，得到一個方程；然後解方程，求出所求結果。然而，僅用‘開平方除之’了之，過於簡單，不夠清晰。或許在他看來，那已是數學家熟知的事情了。
李治的天元術可以表達任意次一元多項式或方程（有理的），及系數的正負、小數和次數等，却未能將多項式同方程相互區分。如以特殊符號處理，就會成爲完整的方程表示法。因此，以現代數學衡量，天元術是一種不完全的半符號式的代數。但是，李治對每問設題嚴謹，所用‘方田’、‘直田’、‘圓池’等，都是常見的傳統説法、理想的幾何圖形。他的天元術及條段在推理與演算的整體上是正確的，爲後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思想方法，具有創新意義。
在《測圓海鏡》奪目的光彩下，《益古演段》不免減色，人們只是由於它對‘天元術’作了入門的介紹，才也承認它的重要性。然而《益古演段》本身就應該在歷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因爲它以清晰而獨特的方式，闡述了‘條段’這樣一個錯綜而‘閟匿’的題目。當時‘天元術’形成不久，李治抓住時機，從相對應的傳統幾何意義出發，對它的代數意義作了辯解。然而對這一點也存在反對的看法：説正是由於‘舊術’通過‘條段’概念得出方程式的過程不甚瞭解，李治才利用‘天元術’來講清‘條段’的來龍去脈，並且用清晰的幾何圖形加以解釋。不管同意哪種看法，都得毫無疑問地承認《益古演段》爲數學史家提供了更深刻的觀察力，和一個瞭解全部歷史過程時所欠缺的環節，使他們得以弄清在造方程式方面中國人早期的思想過程。
因此，李治以完成《測圓海鏡》、《益古演段》等不朽的數學著作而成爲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數學家，並躋身於世界數學精英之列。
二、音韻學取得里程碑式的成果。有金一代，韓孝彦、韓道昭、王文鬱等一批傑出學者，相繼推出《四聲篇海》、《改併五音集韻》、《四聲等子》、《新刊韻略》等優秀著作，爲漢語言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四聲篇海》。以梁顧野王《玉篇》爲代表的字書，隨着語言的演變，局限愈益突出。部目文繁，排列無序，難以檢索，被斥爲‘擇而不善，缺而不備’。大定間，有王太者先將《玉篇》的單字‘分其畫段’，按筆劃編輯字書，撰就《篇海》。繼之韓孝彦按五音（牙、舌、唇、齒、喉）四聲（平、上、去、入）排列部首，編成《五音篇》。泰和末，韓孝彦次子道昭重編《五音篇》，改併部首，調整單字部居，增加字數，成就《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簡稱《四聲篇海》。
古代漢語字典的代表作品包括：《説文解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字），《玉篇》（二萬二千九百八十字），《龍龕手鑒》（二萬六千四百三十字），《四聲篇海》（五萬四千五百九十五字），《字彙》（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九字），《康熙字典》（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字）。其中，《四聲篇海》收字最多，而且，還輯入‘減筆俗傳之字’，有些至今仍具活力，對漢字簡化不無啓發意義。
從《玉篇》到《字彙》，部首的創立、删併與完善，經歷了由繁而簡的過程，即《玉篇》（五百四十二部首），《四聲篇海》（四百四十四部首），《字彙》（二百十四部首）。其中，《四聲篇海》是重要環節。如‘廾’部，現代字典不再作爲一個字。《字彙》‘廾’部的三十一個單字，幾乎全部來自《四聲篇海》‘廾’部。《玉篇》‘廾’部計二十六字，韓氏將‘弇’等十九字留下立‘廾’部，其餘分别歸入‘八’、‘一’、‘大’、‘又’諸部。這説明，金代學者已初具漢字筆劃符號性的意識，試圖擺脱‘從義歸部’的傳統。
漢語字典的筆劃排字法是一項重要發明。王太《篇海》、韓孝彦《五音篇》，都進行過探索。韓道昭集前人之大成，選擇收字較多的部首，‘區其畫段’七十一、所收單字四萬四千二百五十九。部首僅佔全書百分之十六，而單字竟占百分之八十二。在《字彙》裏，這些部首收字二萬八千零九十二個，占全書百分之八十五。也就是説，《字彙》多數單字的筆劃早已由王太與韓孝彦父子排定，梅氏不過稍加調整，再把前人未曾‘區其畫段’的五千多字，按‘區其畫段’方法排定而已。
金人筆劃排字法的創立有其社會歷史原因。自公元三、四世紀，楷書成爲漢字的標準字體，使計算筆劃成爲可能。宋金時，象數學迅速發展，數字觀念深入人心，而韓氏父子‘俱通韻算術’。《四聲篇海》所立四百四十四部，也是從象數學獲得靈感：‘取周易三百八十四爻，六十甲子二數相合’。數學是抽象的科學，語言學與自然科學相通，‘通韻算術’有助於發展筆劃排字法。
需要指出的是，韓氏的改革遠未盡善，如《四聲篇海》以聲母爲綱，將四百四十四個部首字按三十六字母和四聲編排，同時，又以筆劃爲目，將部屬字按筆劃列序。因此，部首字與部屬字未能按相同的數筆劃方法排列，缺乏統一，不便使用。儘管如此，《四聲篇海》仍不失爲漢語字典史上的傑出作品。
《五音集韻》。晚唐五代，漢語進入新的發展時期，而《廣韻》、《集韻》等傳統韻書因脱離實際，無法滿足社會需求。宋金時，隨着等韻學的進步，人們審音能力的提高，爲創造新的音韻學理論方法提供了可能。同時，由於科舉考試涉及律賦用韻，有關規範問題愈益突出。這些因素呼唤新的韻書問世。宋人的《禮部韻略》是一次初步探索，對單字數量進行了簡單壓縮。入金後，那樣的探索加深了。
皇統中，荆璞以三十六字母次第，重編《廣韻》、《集韻》二百零六韻的各小韻，名之《五音集韻》。泰和間，韓道昭‘引諸經訓，正諸訛舛，陳其字母，序其等第’，‘增添俗字廣，改正違門多，依開合等第之聲音，棄一母復張之切腳’，併二百零六韻爲一百六十韻，撰就《改併五音集韻》，簡稱《五音集韻》。
《五音集韻》目録後所附《入册檢韻術》，是該書各卷所含韻部歸攝綱目表，計‘十六攝’。金佚名《四聲等子》、元劉鑒《切韻指南》的‘十六攝’名稱，與之完全相同，各攝所含韻部也幾乎相同。這説明，後兩書的‘十六攝’名稱出自《五音集韻》；‘十六攝’最遲形成於泰和年間。
宋人重修《廣韻》，由於墨守陳規，導致重韻問題突出。‘開合無異，等第俱同’，‘同聲同韻兩處安排’，極爲不妥。‘山删、獮銑、豏檻、耕、支脂之，本是一家；怪卦夬，何分三類？’有鑒於此，韓道昭參證活的語言，引入等韻理論，合併《廣韻》韻部四十六個，使多數重韻得以解決。然而，由於陳規未能完全破除，《五音集韻》的合併不夠徹底，中古韻母一等三等重韻的全部合併，純四等韻完全併入三等，只能留待後來的《四聲等子》完成。
《五音集韻》一百六十個韻部有一百零五個韻母，其中，陰聲二十八個，陽聲三十九個，入聲三十八個。從中古音韻向近代轉變的過程中，韻母擬音的代表著作有《廣韻》（一百四十二韻母）、《五音集韻》（一百零五韻母）、《四聲等子》（七十七韻母）、《中原音韻》（四十六韻母）。可見，韻母擬音的進步也是由繁而簡體現的。在這方面，《五音集韻》反映了北方語音系統的變化，開啓了從語音實際合併舊韻的先河。同時，引入等韻理念，使之兼有表韻與表音的功能，富於創新精神，産生了深遠影響。
《四聲等子》。這部韻書的三十六字母次第及排列方法、十六攝名稱及各韻（‘元’韻例外）歸攝、二十圖標記的韻部等，與《五音集韻》完全一致。此外，它所標記的韻部數目，去除重見，也是一百六十個，而且，韻部名稱除五個有異外，其餘均與《五音集韻》相同。《四聲等子》著者尊重韓氏之説，對於再度合併的韻部不是逕自删去，而是加注説明。如‘冬鐘’二韻合併於‘東’韻，圖上仍標出‘冬腫宋沃鐘腫用燭’，注曰：‘東冬鐘相助’。他如‘魚虞相助’，‘祭廢借用’，‘江陽借形’等等。可見，著者或爲韓門弟子，其著述當完成於金代。
《四聲等子》的語音系統注重選取常用字與通俗字。其第二、六、七、十三、十四諸圖有五條標注：‘蕭併入宵類’、‘幽併入尤韻’、‘佳併入皆韻’、‘删併入山韻’、‘先併入仙韻’。這些都是‘平水韻’的韻部名稱。金末《新刊韻略》一百零六韻的韻部名稱，與《五音集韻》不同者僅七個。這些標注反映出《四聲等子》應用‘平水韻’的程度。
《四聲等子》合併‘曾’、‘梗’二攝，是《中原音韻》‘庚’、‘清’韻的前身；合併‘江’、‘宕’二攝，是‘江’、‘陽’韻的雛型。《中原音韻》的‘東鐘’、‘江陽’、‘真文’、‘庚清’、‘侵尋’、‘魚模’、‘蕭豪’、‘尤侯’等八韻，《四聲等子》已經定型；‘歌戈’、‘家麻’、‘車遮’三韻，已有眉目。《四聲等子》保存二等韻與入聲韻，‘皆來’、‘齊微’、‘支思’三韻尚未從‘蟹止’二攝裏分化出來，‘山咸’二攝也未分化。這是同《中原音韻》的最大差異。可以説，在《四聲等子》裏，《中原音韻》的十九個韻部已具雛形。
元代學者周德卿以‘南人’研究中原語音，困難程度可想而知。然而，由於親眼目睹了北曲雜劇的繁榮碩果，在金人《四聲等子》、《新刊韻略》等著述的啓發下，他終於完成了那部傑出的漢語音韻學著作。
《新刊韻略》。自隋《切韻》分韻二百六十部，至金定格爲一百十六部，稱之‘平水韻’。王文鬱的《新刊韻略》是其中的傑出代表。金末名士許古爲序，此書由‘舊本’‘私韻’增訂而成云云，又留下懸念。但是，無論‘舊本’何人何時所作，可以肯定的是，‘平水韻’至遲形成於金代後期。不久，張天錫的《草書韻會》問世，彙編金及金以前歷代草書家真跡，收單字五千五百多，按‘平水韻’一〇六部分類，每部內以同音字群（小韻）次第。可見，當時品第書法也是按‘平水韻’編纂的。
需要指出的是，學界對這部‘韻略’的認識緩慢，或者説不夠瞭解。如高等院校教材《古代漢語》仍採用‘舊説’：二〇六韻太繁細，‘南宋時代，平水劉淵索性把同用的韻合併起來，成爲一〇七韻，後人又減爲一〇六韻，這一〇六韻被稱爲平水韻’。由於教材的權威性，使得相關研究不能不受到影響。但是，問題不止於此，金人邢凖所著《增修累音引證羣籍玉篇》，刊於大定間，流傳至今，而學界毫無反映。這説明，客觀評價金代學者的貢獻尚有艱難的路程。
三、詞創作形成新的特色。金初詞壇由吴激、蔡松年等人主盟。吴之詞哀婉，蔡之詞雄健，迥然異趣，却都力追東坡，開創了一代詞風。其間，海陵王完顔亮的立馬横槊之作，氣勢恢弘，抒發了女真人統一天下的梟雄之志。如[喜遷鶯]：
旌麾初舉，正駃騠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雕都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磔戟髯，争奮卷地。一聲鼙鼓，笑談頃，指長江齊楚，六師飛渡。 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在功名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臥龍韜韞，果見成功朝莫。問江左，想雲霓望切，玄黄迎路。
當時，御前都統驃騎大將軍韓夷耶率軍南下，海陵賦詞激勵，‘出語倔强，真是咄咄逼人’。
大定明昌，詞壇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氣象。蔡珪、王寂諸人含英咀華於前，党懷英、王庭筠等新秀脱穎於後，群星璀燦，熠熠生輝。這些人的修養、氣質不同，作品格調也多姿多彩，大抵心師東坡而每能各具面目，透出灑脱與遒勁，彙聚而成‘中州文派’。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士人加入軍旅，爲詞壇帶來新的氣象。如折元禮的[望海潮·從軍舟中作]，以渾厚筆調描繪了山河的雄壯和軍壘的威嚴，意境宏闊：
地雄河岳，疆分韓晉，潼關高壓秦頭。山倚斷霞，江吞絶壁，野煙縈帶滄州。虎旆擁貔貅。看陣雲截岸，霜氣横秋。千雉嚴城，五更殘角月如鉤。
西風曉入貂裘，恨儒冠誤我，却羨兜鍪。六郡少年，三明老將，賀蘭烽火新收。天外岳蓮樓。想斷雲横曉，誰識歸舟？剩着黄金换酒，羯鼓醉《涼州》。
鄧千江的[望海潮·上蘭州守]，氣勢磅礴，語意豪邁，展現出守土將士鏖戰沙場的悲壯情懷，令人魂夢牽繞：
雲雷天壑，金湯地險，名藩自古皋蘭。營屯繡錯，山形米聚，喉禁百二秦關。鏖戰血猶殷，見陣雲冷落，時有鵰盤。静塞樓頭，曉月依舊玉弓彎。 看看定遠西還，有元戎閫令，上將齋壇。區脱晝空，兜零夕舉，甘泉又報平安。吹笛虎牙間。且宴陪珠履，歌按雲鬟。未拓興靈，醉魂長繞賀蘭山。
劉次霄的[上平西·泰和南征作]，骨力遒勁，格調明快，字裏行間透出所向披靡的豪情：
蠆鋒搖，螳臂振，舊盟寒。恃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百蹏一飲楚江幹。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 舜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關山。已平全蜀，風行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日邊路，都護先還。
值得提及的是，章宗完顔璟亦擅長填詞，婉約輕盈，别具一格。如[蝶戀花·聚骨扇]，雕琢細膩，頗似南唐李後主風韻：
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縷小鈿花草鬥，翠絛更結同心扣。金殿日長承宴久，招來暫喜清風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
此外，還有末代皇叔完顔璹，時人譽爲‘俊才’，是金代女真文學家的傑出代表。其[朝中措] 使事用典，馳騁古今，縱横捭闔，寄悲憤於蒼涼，幾近唐宋韻味：
襄陽古道灞陵橋，詩興與秋高。千古風流人物，一時多少雄豪。 霜清玉塞，雲飛隴首，楓落江皋，夢到鳳凰臺上，山圍故國周遭。
金亡之際，蒙古鐵騎挾大漠風沙，長驅直入。一時中原破碎，人民塗炭，詞調亦爲之而變。中州巨擘元遺山秉承蘇詞之豪放不羈，兼蓄諸家婉約藴藉，以‘神州陸沉之痛，銅駝荆棘之傷，往往寄託於詞’。老淚縱横，筆力渾厚，時而如泣如訴，時而疾聲呐喊，使人仿佛聽到那段喪亂歲月中最爲悲壯的樂章。如[水調歌頭·汜水故城登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