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通过阅读获得救赎/余世存
冠生先生的新书《晴耕雨读》即将出版，邀请我为之作序，我稍有犹豫后答应了。说犹豫，因为我跟冠生先生算“君子之交”，平淡、至味，而其读写我并不算完全了解。我跟他交往不多，多限于在文化界的聚会中打个招呼，他是木讷之人，我也拙于言辞。但每次见面时都能感觉到他的欢喜、真诚，他对我的关心我也是知道的。他知道我有痛风病，去西藏的时候，为我带药回来。因我漂泊无定，一两年没有碰面，再见时他问清楚药效后才交给我。但我除了知道他是费孝通先生的助手和传记作者外，对他的读书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直到冠生先生出版了《纸年轮》一书，我才略知他的状态。网易要对他做采访，需要一位嘉宾，他向主办方推荐了我。我跟他一起去做节目，听他讲起我说过的一些话，写过的一些句子，我才知道他追踪过我的文章。他说从我的说法中受到启发，这是很让人愧不敢当的事。但他说得那么真诚，倒也使我郑重以待。我想，并非我让他受到教益，而是自由独立的精神思想本身的效用。我同时想到，他能在费老之外，明认有益于人心人生的思想资源，既说明他自己的心性之纯良，也说明思想确实需要代代传承、发扬。
我从此开始注意冠生先生。我出版了《非常道Ⅱ》，他邀请我去做讲座，我才知道他组织一些年轻朋友做读书会，经常一起读书。他的朋友办摄影展，我去看了，才知道他的交游和关怀。我还听说他是深圳读书界的朋友，90年代中期的深圳有“文化沙漠”之称，街上连一本《读书》杂志都买不到，冠生先生定期给深圳的朋友寄《读书》杂志，一时传为佳话；他后来是深圳读书月好书评选等多个活动的评委，但他坚称自己是“读者代表”。他还有个观点，希望《读书》多登“白居易式”的文章……我清楚他早已走出了费先生的范围，已经独立研读、思考、发言了。但当我邀请他参与“现代文明人格丛书”，写费孝通先生的传记时，他仍答应了。因为对传主极为熟悉，他写得又快又好，在今天人们多戴着有色眼镜看费先生时，他申明费的人格极有意义。
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洞若观火的费先生远比他的批评者更为丰富、更具关怀。在费先生晚年，他的关切既在“富民”“富而教之”，又在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更在他个人的精神谱系。他不断地回忆师友，不断地问自己存了“几块钱”，争得了多少分……即说明他的视野之阔大。至于时人的议论，他是无须萦怀的。因为他清楚，爱清议的知识分子们没有本领，没有气节，没有东西。他明言自己“看不大起”他们，他对朱学勤先生说，他们是“庸俗”的。他对冠生先生说，要混社会，混文化界，很简单，买了门票，有了敲门砖，混圈子就是。至于他自己，一生超前，所以只能清唱一生。
冠生先生一定对费先生的人生遭遇有着极深的了解、认同，所以才能够在人格意义上传递费先生的精神。他本来可以进圈子的，但他放弃了。在中国，混圈子的文化人很多，多得污染、败坏了我们的文化。虽然人们说，出来混，迟早要还，但混文化圈的文化人几乎很少需要偿还什么，这也是今天人们仍乐于混文化的原因之一。这几年，我们知识人的名声急剧下降，既有外部原因，也跟我们自身的作为相关。幸运的是，钟鼎山林，各有其性，有登场串场捞过界者，有自持自重自作元命者。冠生先生选择的也是“清唱”，这是一条寂寞的道路。
冠生先生的“清唱”是与书做伴的。读《晴耕雨读》各篇什，我突然涌起一种感动，我甚至羡慕起冠生先生。《纸年轮》一书已经让我见识了他的阅读范围，这次更让我惊讶他的阅读量之大之多。那么多的书，热闹者可以执一而万言，他却多半在短短的两三千字中交代几种甚至十几种书。他是真正的读书人。他舍弃外界的喧嚣，直接跟文本对话，跟人生对话。这样的读写生活虽然寂寞，却是真正自在自由的生活。这样的人生是美好的。
知识界曾有“狼奶”一说，这种反思至今值得再三申述。我们知道，在一个管制和异化的时代，外界对人性的摧残、对人身心的荼毒是极为酷烈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生前指明我们的现代化没有发挥“后发优势”，展现的只是“后发劣势”。类似的关于现代化转型的反思多着眼于外部的批评，很少有人从人的身心内部展开梳理。要知道，人身人心都是脆弱的，在外界的污染和各种有形无形的刑罚面前，不堪一击。从假冒伪劣的三聚氰胺、地沟油、毒大米，到伪书、垃圾书、垃圾影视等，轮番加刑于人的身心。我们今天的社会病了，人也病了，从“三高”、肥胖症患者到抑郁症、缺德者、失教者……尤其是伪劣书籍、垃圾书盛行，设计、炒作，以“大师”“经典”的面目出现，使读者成为阅读意义上的营养过度者、两脚书架者、缺心空心者……两百多年前，曹雪芹借林妹妹之口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两千多年前，庄子借楚国的狂人接舆之口说，方今之世，仅免刑焉。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冠生先生能够与书相伴，寂寞地读写，正是“全身葆真”，首先是从扭曲的时代中救赎了自己。这正是中外先贤赞许的人生：人生没有绝路，在书中有强韧的生命力，有知己，有安慰；任何情况下，读写思考、弦歌不辍都是我们活着的依靠。而晴耕雨读，正是文明社会最为自然惬意的生活状态。冠生先生示范了一条寂寞而花开满目的道路。
我们看冠生先生的阅读，可知他跟流行有一定的距离。这也正表明他阅读的自立，在读书上的不趋时。我们知道，不从俗趋时的人不会得肥胖或“三高”一类的流行病，不会得“左成民粹”或“右成精英”的时代病。他的阅读是个人的、健康的，也有益于我们这些读者。
众所周知，给报刊写文史专栏极难。篇幅受限，时尚左右，使其很难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个体写作”。我见过不少朋友，在报刊写专栏，“为稻粱谋”，敷衍时文，后来都羞于结集，与时俱灭。但冠生先生的文章，我篇篇读来，仍饶有趣味。他的遣词造句极为讲究，看似不经意，却有经年累月读写打磨出来的功夫。我甚至一度去寻谬，我以为他的某个词语和人名误植，结果查证后发现他是对的。由此可见他的文字洁癖，他的文字尊严，这是我自愧不如的。
冠生先生的文字看似寻常，却干净、耐读，在某种意义上复现了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小品风貌。确实，中国社会转型多年，市场经济多年，传媒给予文化人的机会多多，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能有小品文格调的作家作品仍是罕见，难以跟周作人们的小品时代相比，这再度坐实费先生的“看不大起”。而冠生先生的文字算得上一个例外，他文如其人，诚恳、简洁，为自己也为我们大家阅读，并写下一篇篇精彩的小文。寂寞花开，辛勤酿蜜，读者有福。冠生先生的努力也算是对费先生的一个回应。我想，费先生一定是满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