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王恩涌教授是著名的地理学家，60多年前，我们都毕业于南京金陵中学。在学校时，他比我高一个年级。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地理系，受业于林超教授。我先参加工作，稍后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地理系并入北京大学。我们两人大学毕业后又先后留校工作，成为同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受到冲击。那时，北大的“造反派”把我们俩都放在昌平十三陵一个农村，实行监督劳动。有一次，我们因要返校回家取粮票，请假获准。路上两人不仅回忆了高中时代的往事，而且更多地对眼下形势发表看法，彼此观点一致，这样也就成为了好友。到了1985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科学管理中心，丁石孙校长任主任，我们俩和陈良焜教授三人被任命为副主任，在一起合作了十多年。我们一起从事过环境保护、林业建设、草原承包制等科研项目的研究。

王恩涌教授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长期担任党、政领导工作的同时，还从事教学工作。在50年代教过植物地理，在70年代从事环境保护教学与研究。80年代曾去加拿大进修，回国后，又转向人文地理学，尤以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学见长。他知识广博、勤奋好学、善于分析。

王恩涌教授的随笔集问世之际，嘱我为之写序。读了他的文集，我感到文化地理学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大到世界上的文明起源、大国的兴衰、国都的区位选择与变迁，小到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如中国人为什么肉食以猪肉为主，而欧、美人肉食以牛肉为主的因缘等，包罗万象。对此，我既感兴趣，又体会到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性。它不仅关注人类文化诸多现象的分布与环境的关系，还注意到“大禹治水”这类古代传说背后的起因。的确，研究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和分布与地理环境相互影响的文化地理学，在我们处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无疑是有价值的。我相信读过这本文集的读者都会从中得到很好的启示。

在经济学领域，传统的发展观重物轻人、重生产轻生活，在实际工作中又容易重数量轻质量、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现在，在对市场、机制、结构等进行转型的基础上，我们开始注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的人文关怀，强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认为环境、生态是更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人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在文化地理学者那里，本来就是一个终极的追求。文化地理学中的人地一体的综合观点，以及对人和人类群体行为的重视，都是值得经济学和别的学科参考借鉴的。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关心城乡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低碳经济、生活质量等问题，文化地理学对此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王恩涌教授曾经有一个比喻：如果市场是进行资源配置的“无形的手”，那么，地理学的规律就是决定区位优化的“无形的脚”。在不同时期哪些地区会率先得到发展，人口、聚落和各种空间现象会如何流动、聚集和扩散，资源、环境和发展如何在局部和整体进行布局和调适，这些都涉及到过去我们没有给予充分重视的“无形的脚”。告别任凭经验的漫游，走向科学的选择和定位，这正是王恩涌教授所提倡的，也是这本书所希望给读者以启迪的。

其实，“无形的手”和“无形的脚”是相互配合、相互适应的。“无形的手”说的是市场供求规律在自发地起调节作用，“无形的脚”强调的是消费者、投资者、劳动者对适应自己要求的一种自动的选择；如果没有这种自动的选择，市场怎么能够合理地、有效地配置资源呢？

世界上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王恩涌教授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人从来不是由路指引的，而路则是人走出来的。知道自己脚步应该迈向何方，这是一个多少了解文化地理学常识的人的理性选择。

兹以这篇序言纪念我和王恩涌教授60多年的同学之谊。

厉以宁

2010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