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谁都想清清楚楚地活着，可生命充满变数，你永远也掌握不到那些神奇的密码，更不清楚你的身体因何背叛了你。
住院了
2001年7月29日 星期三 晴
昨天，当我坐着轮椅，被护工推往病房，看到“血液科”三个殷红的字时，我隐约猜到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了。无力地动了动嘴巴，冲自己笑了笑，心想，这一次应该是找到“对口”的病科了吧。
三哥扶我上病床，我浑身无力，软软地瘫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实在是太疲倦了。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住进医院，在烈日当空的7月28日。
昨夜全身又是疼痛，躺也不是，坐也不是，实在是难以忍受。我跪在床上，两手搂着大姐的脖子，不停地哭着对大姐说：“快找医生，快找医生。”
大姐说：“医生正在路上，你哥哥已经去叫了，马上就到，你再忍一忍。”
可我实在是疼呀！还是不断地哭，惹得大姐也哭了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医生终于来了，给我注射了一针粉红色的液体，过了一会儿，我便昏睡了。
今天早晨醒来，疼痛基本消失了，不知道昨晚的那一针到底是什么妙药。
早上，护士用轮椅推着我去照X光片，到了X光室还没站定，我又一次昏倒（早晨大便时已经昏倒过一次）。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推床上，护士说正在给我注射葡萄糖。
今天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早上9点，我被两个护士搀扶着去了治疗室，医生说要给我做骨穿。
她们让我趴在治疗床上，护士把我安置好之后就出去了。医生给我的髂后上棘消了毒，说：“现在给你打麻醉。”
我感到一阵酸痛，心里紧张，用牙紧紧地咬着嘴唇，希望她们快点做完。
大约十分钟后，骨穿结束。医生一边晃动着试管里的我的骨髓，一边对我说，两天不能洗澡，以免伤口感染。
虽然医生没说明为什么要做骨穿，但我清楚，检查骨髓是为了确诊我是否患了白血病。
中午，哥哥姐姐去吃饭，留凤婕（大哥的女儿）在病房陪我。上午给我做骨穿的那位医生悄悄地走进来，脸带微笑看了看我（我正躺着打点滴），再看了看凤婕，说：“下午让你家大人到医生办公室来一下。”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温和很随意，但我却从中感觉到一种郑重，肯定是我的骨髓检查结果出来了。
下午，二哥、三哥、大姐一起去了医生办公室。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二哥回到病房，三哥、大姐没出现。二哥什么都没说，我也什么都没问。
虽然我是第一次住院，但是对“血液科”并不陌生，因为三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一例白血病的个案，那时我是广东电视台《社会纵横》的记者。为了做这个节目，我和同事在广东省人民医院血液科进进出出好几个月，对白血病有一些了解。
当我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和治疗时，每一个原来采访过的细节，我现在都一一体验，我不禁问自己，这只是巧合吗？
“设身处地”、“感同身受”这两个成语，曾经无数次地被我用在采访稿里，而现在我真的是身临其境了。
对不起，我的亲人
2001年7月31日 星期二 晴
昨夜全身发烫，虽然房间里开着空调，但我还是觉得很闷热，翻来覆去睡不着，手脚不知道怎么搁才好。
二哥一夜不敢睡，怕我从床上掉下来，又怕我着凉，一会儿给我盖被子，一会儿摸摸我的脑门。
早上9点钟，护士进来打点滴，我问她我今天打的是什么液体，她说：“是化疗——”说了这三个字突然没声，停顿了一会儿才说：“我也不清楚是什么药。”接上吊瓶，她逃也似的离开病房，不敢看我。望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我苦笑她的一片好心，她是不想让我知道自己的病情。
中午，胡浩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想不想他。我说当然想了。
他说：“那我马上就过来。”
“可你在上海还有工作呀。”
“只要你想见我，我马上就出现。”
我还想说什么，一个影子在我跟前晃过，手机里他的声音近在咫尺。我觉得奇怪，抬起微闭着的双眼，顿时说不出话来，泪如泉涌。
他已经来了，就站在我面前，正得意地冲我笑。
他在我床边坐下，不停跟我讲话，可眼神却一直在游离，似乎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
我定定地看着他问：“我是不是得了白血病？”
他垂下眼帘，无声地点点头，手轻轻地拨弄着我的头发：“害怕吗？”
“不怕，总算是找到病因了。”我冲他浅浅一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直因疼痛而压抑的心情此时反而放松了。
其实胡浩昨晚十一点就飞来广州了。昨天下午他接到三哥的电话，得知我的诊断结果，就马上买了晚上的机票。因怕我生疑，昨晚不敢来看我，他和哥哥姐姐想给我制造一种假象，让我以为他是在上海办完事过来，所以今天中午才出现。他们害怕我知道真相后经受不住打击。
事实上，我了解白血病是一种残酷的疾病，我也明白自己生死未卜，不管将来治疗的效果是好是坏，从现在开始我将要经历一场恶战。
然而，我一点都不感到害怕，很坦然地接受现实，甚至没有一丝难过。我只是想我的生活从此会有重大的改变，我要想办法去应对。
我向胡浩说出我的想法，他如释重负，拉着我的手说：“我就知道告诉你真相是对的，我真为你骄傲。”
其实我担心的是家人。我无法想象，当他们接到我患白血病的诊断通知时，是如何的震惊，如何的撕心裂肺啊！
我抱歉，因为我，全家人的身心要经受前所未有的惊吓和折磨。
我不知道医生给我用的是什么药，但是它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当药液顺着透明的管子滴进我血管的那一刻，我的胃就像收到信号似的，立即翻腾起来，额头渗出汗珠，开始呕吐。每隔十几分钟呕吐一次。
想呕的感觉不断加剧，一次又一次。最后，连胃里的黄水都呕出来了。精疲力尽。
一整天，我什么都吃不下，只觉得身体里像灌了辣椒水般，喉咙里总有一种烧焦了的塑料味。又仿佛毒辣的阳光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要将我吞食。我无处可逃，头晕目眩。
下午，大姐来看我，她的眼睛有点肿，好像是没睡好或是哭过的样子。我知道她肯定是为我难过了，而她却对我笑，若无其事。
我对大姐说：“我知道自己患的是什么病，你们放心好了，我受得住的，不用对我隐瞒。我知道哪怕只有1％的可能性，家人都不会放弃救我。何况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我没理由自己先失去信心。得什么病不是病呢？感冒也有出意外的时候。”
大姐吃惊地看着我，她没想到我已经知道真相。“我们就是担心你接受不了现实，怕你想不通。”说话时泪水已在她眼眶打转。
我也难过。我难过是因为我知道，我生病最受打击的人是大姐。
我最害怕看到大姐掉眼泪，而在八个兄弟姐妹中恰恰是大姐最容易感伤。
长姐如母。
在家人以外的世界里，大姐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工作上的起起落落，生活上的坎坎坷坷，她都迎刃而解，在风风雨雨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可在血肉之亲的世界里，大姐的情感却很脆弱。这种脆弱是因为她太爱弟弟妹妹了，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出现麻烦，最操心最焦急的就是大姐。
从小到大，大姐倾尽她的所有来爱我们，帮助我们。在她的眼里弟弟妹妹哪怕丢失了一根毛发也是大事。她和大姐夫对家庭的无私奉献没有人能与之相比。
俗话说长兄如父，我认为还要加上“长姐如母”，这句话才完整。
从小，在我心目中，大姐比妈妈还要权威，我对大姐的爱里一直蕴含着敬畏的心情。说实话，以前我对大姐真的不是十分了解，直到生这场病，朝夕相处，我对大姐才有了全面的了解，更深地理解她内心深处对我们的爱。
不管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大姐与我确实离了很远。她是老大，我是老幺，我出生时她已经快20岁。在她的那个年代，20岁的姑娘差不多都已经结婚生孩子了（大姐28岁才结婚）。我上小学时，班里的同学就有好几个是大姐同龄好友的小孩。
直到现在，还有人误以为我是大姐的女儿。我生病之前，有一天和真真（大姐的女儿）陪大姐去美容院做脸部护理，美容院的老板娘热情有加，上来就对大姐说：“哟，看你多幸福，两个女儿陪着，真让人羡慕。”
我说：“你搞错了，我是她妹妹，这个才是她的女儿。”我把真真推到老板娘面前。老板娘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你们三个看起来真的很像母女哎。”
事实上，大姐在我生活中所担任的角色与妈妈没什么两样。从小她就与爸爸妈妈一起分担这个大家庭的压力。15岁参加工作，没有真正上过一天学，她是实实在在地自学成才。从大字不识几个到自己写报告做演讲；从一个稚嫩的黄毛丫头到公社党委书记，再到妇幼保健医院的院长，这一条漫长的道路大姐付出了多少的艰辛。她是我们的榜样。
而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大姐心里永远装着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对弟弟妹妹的事，她比谁都操心，尽管我们早已经独立生活了。
就像我们在父母眼里永远是小孩一样，我们在大姐眼里永远是小弟小妹。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大姐每次休假回家，要回单位的时候总是依依不舍，几乎是一步一回头。她放心不下我们，尤其是我和五哥，总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听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的话，不要玩水，不要到公路上去，不要跟别的孩子打架。”说着说着她的眼泪就“啪嗒、啪嗒”往下滴，一手搂着我一手搂着五哥，一人给五分钱，然后用力把我们往怀里一揽，紧紧地脸与脸相贴。
不得不走了，大姐才慢慢地松开双手，站起来往村口走去，而泪水仍然挂在脸颊。
那时我才三四岁，根本不明白大姐的心情，手里拿着那五分钱，就想着大姐下一次要早点回来噢！现在才深深领悟到大姐当时那紧紧的一揽所蕴含的感情——大姐恨不能为我们挡住一切的伤害，让我们永远平平安安。
兄妹之间
2001年8月2日 星期四 晴
我知道自己的病情后并没有要死要活，怨天怨地，大家也就不必对我设防了，原本的心理压力也减轻许多，我们都高高兴兴的。大家分工合作，我接受治疗，每天打针吃药；哥哥、姐姐、嫂子、胡浩负责照顾我的生活。
因为没有慌乱，我的生活也就有了秩序。
每天早上7点半，三哥准时送来他亲自煮的早餐给我吃。
虽然我的下巴、下嘴唇及牙齿的疼痛好了许多，可是麻木感加重，吃东西时匙子放到唇边也根本感觉不到，无法控制食物的进退，常常洒了一身的粥，所以都是哥哥或嫂子喂我吃。
我只能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东西，用的是小号匙子，小匙子被握在二哥的大手掌里显得更小，喂我的时候看起来别别扭扭的。
三哥笑话二哥：“还是让我来吧，你的手握惯了锄头，拿匙子怎么行？”可是三哥的手掌并不比二哥小，小匙子在他的手里也一样像一件小小的工艺品，喂我吃的时候同样缩着手，一副有劲使不上的模样，看上去很卡通。这回轮到二哥笑话三哥了：“你这手也是拿惯锄头的。”
兄妹三人笑成一片。
想起小时候哥哥带我去摘菜的情形。那时候，我们生活在农村。因为爸爸是工人，我们家属于半工半农家庭，所以村里分给我们家的田地少得可怜（村里可供耕种的地原本就有限）。
耕种那么一点地根本就不够一家人糊口，就是加上爸爸的工资和粮票及妈妈打零工挣来的口粮，温饱还是成问题。
虽然那时我和五哥还太小，吃不了多少，大姐已经参加工作可以养活自己，大哥当兵到了部队，可是二哥、三哥、四哥、二姐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对于爸爸妈妈来说生存的压力仍然很重。爸爸便利用上班前和下班后的时间，带着二哥和三哥去开荒，把山坡上那些沙石地一小块一小块地开垦，然后种上白菜、红薯、花生等。每天挑水浇灌，去草除虫。等到可以收成时，这些“自垦地”种出来的菜菜果果便是我们餐桌上的美食了。
那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跟着哥哥上山摘菜。走出村口上山坡之前是一大片平地，上面种满了粮食（我不知道种的是什么，只是知道它们可以吃），绿油油的一片，走在田埂小路上，我总是想奔跑。
哥哥大概是怕我摔跤，就说：“我们来做一个好玩的游戏，好不好。”
我说好。
哥哥说：“你闭上眼睛，把手伸给我，我带着你走。”
我顺从地把我的小手伸到哥哥的大手掌里，紧紧地闭上眼睛，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迈开了第一步。
漆黑的前路似乎很宽又似乎很窄，似海洋又似山冈。我紧紧地反握着哥哥的手，轻轻地一小步一小步往前走。我不能确定自己走到了哪里，我觉得自己是在梦里，很轻很飘，又觉得往前一步就是悬崖。
我有些害怕，可这害怕又夹着一丝兴奋。正当我兴奋着那害怕的感觉时，却飘忽倒地。我恐慌地张开双眼，看到哥哥正冲着我鬼鬼地大笑。原来是他轻轻地把我推下了一条浅浅的干燥田沟里。
哥哥以为这样会吓着我，谁知我却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游戏。每次跟着哥哥去摘菜，我都要他们跟我玩这个游戏。
从此，年少无知的我跟着哥哥一次又一次爬上山坡去摘那翠绿翠绿的白菜，心里总是像吃了糖果般甜蜜。在我眼里，这一路的游戏及山坡上那些果果菜菜是那么令我们高兴，至于爸爸和哥哥的艰辛我全然不觉。
一切刚开始
2001年8月3日 星期五 晴
这几天的难受是我从来不曾经历的，我不断告诉自己要挺住。以前在电视台做采访，再惊险的场面、再难的关卡不也闯过去了吗？去年去西藏，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原上，高原反应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不也挺过来了吗？一定要拿出勇气和耐心来对待化疗，不能成了逃兵。
心里虽然这么想，但是随之而来的不适还是让我惊慌失措。
下午2点40分，我突然全身抽搐，呼吸急促，脖子好像被人掐住似的，想叫又叫不出声，吓得在一旁看护我的胡浩不断按床头铃。铃声急急地在过道响起，护士三步并作两步跑进来，立即接通氧气管，把管子插进我的鼻孔，然后为我推了一针药液。吸氧半个小时之后，我才渐渐缓过来。
我问护士刚才给我用的是什么药。护士说：“是葡萄糖酸钙，因为化疗的药物会使体内的钙流失，所以会出现全身抽搐的现象。以后这种情况会常常发生，你自己小心点，一有情况就先把氧气管套上。”
艰难的一天终于熬过去了，我疲惫不堪，很饿，却什么也吃不下。胃里的怪味不断往上翻，总也止不住想吐。
夜里睡不着，护士给我打了止呕针。她说：“好好睡一会儿，要不然明天就更撑不住了。”
可是我实在是睡不着，因为太累。
胡浩陪我说话到天亮。
我用微弱的嗓音，跟他谈论有关佛教及佛教中所描述的生死轮回，我们对佛教怀着深深的敬畏之情。
不过我们都不是佛教徒，也没有信仰别的宗教，我觉得一个人不一定要信教，但是了解宗教对于一个人的人生观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宗教的精神确实会显现出一种力量，让人在平和地接受灾难的同时也乐观地对待生活。
这一天，胡浩与我相互鼓励着挺过来了。
早上血液科的黄主任来巡房，告诉我下星期二可以换到两个人住的病房。我心里充满感激，对他谢了又谢。
住进这个病房一个星期了，我睡得很少，化疗的不适已经够我受的了，同房的两个老太太日夜呻吟，更是让人无所适从。
6号床的老太太要不就是昏睡，一醒就叫痛，要护士给她打止痛针。然后就是呕吐，大口大口的黄水冲着我这边喷射。她每一次呕吐，都惹得我跟着恶心起来。
7号床的老太太，从来不肯睡觉，怕睡着了就睡过去了，无论医生及她先生怎么劝，她就是不听，病情急剧恶化。她不停地带着哭腔说：“这日子怎么过呀，一天不如一天。”她怕死，又不肯配合医生治疗。
看着她烦躁不安地自我折磨，我很想跟她说：“阿姨，把心放下来吧，好好睡一觉，把身体的事情交给医生，如果我们可以掌控自身的病痛，我们就不用住到医院来了。不是你怕死，死神就会远离你，往往事实恰恰是相反的。你知道吗？安静下来，让身心得到休息，比任何埋怨都有助于身体的恢复。”
不过我没心力也没机会跟她说这些，她的床前总是因为她的哭叫而杂乱无章。
昨晚断断续续睡了3个小时，呕吐了6次，直到胡浩买来陈皮，吃了以后才好些。这是护士告诉我们的办法，感到恶心时就吃一片陈皮，这样可以缓解呕吐的紧迫感。
惊喜
2001年8月6日 星期一 晴
上午，大姐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和姐夫正在办一件事，就不过来看我了，下午再来。还说到时候有好消息要告诉我。
一个上午我都在猜，这个好消息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是与我的病情有关吧。
下午3点钟，大姐到了病房，一脸神秘的微笑。她递给我一叠“华景新城”购房指南及彩色的房屋平面图，叫我看看喜欢哪一套。
我有点丈二摸不着头脑，问大姐给我看这些干什么，我又不买房子。
大姐说：“你先说这房子好不好？”
我说：“房子是不错，可就是太贵了。”
大姐说，她和大姐夫已经在“华景新城”给我订购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房子是带装修的，交了首期房款，办了手续就可以入住。
我惊呆了！给我买房子这么大的事，我却一点都不知情，而他们一个早上就办妥了。
这份惊喜实在是太巨大了，我的泪水模糊了双眼。
原来，这就是大姐早上说的好消息。大姐说，她和哥哥已经向医生详细了解过我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医生告诉他们，目前根治白血病的办法只有做骨髓移植手术，不过骨髓移植是一个大风险的手术，不仅配型相符的骨髓难找，手术费用昂贵，而且手术还不一定成功。
当时大姐、二哥、三哥都在场，他们跟医生说：“我们有八个兄弟姐妹，只要骨髓型能相配，用谁的都行。只要能把小妹的病治好，不管多大的代价，我们都愿意付出。”
医生还让哥哥姐姐要有心理准备，移植后康复期的医药费也不少，甚至有可能多于做移植的手术费（移植手术费20万到30万），而且若要顺利地康复，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很重要。
于是，昨天大姐、哥哥跟医生谈完话以后就商量要给我买套房子，为我以后出院做准备。他们要让我安安心心地治病，轻轻松松地养病。
今天上午，她和大姐夫一起去了“华景新城”售楼处，因为他们住在“华景新城”，给我也买这里的房子方便他们照顾我。
为了我大家不惜代价，我有什么理由悲观绝望呢？
私人空间
2001年8月9日 星期四 多云
昨天早上起来，我右眼看东西有点模糊，总是有一个影子在晃动，像是一个人在做体操。今天右眼仍然看不清。
早上黄主任来看我，问我“那个做体操的人”还在吗？
我说今天那个影子变成了一只蝴蝶，幸好不是苍蝇或蚊子，否则我要恶心死了。
“再观察观察吧，也许是贫血。”黄主任说。
早上做的血检结果出来了，白细胞已下降到500，幸好前天壮着胆子洗了头，否则就要等白细胞升上来才能洗了。
林医生巡房时嘱咐我，从今天开始要24小时戴口罩，陪我的人也要戴，以防交叉感染。因为我的白细胞会不断降低，抵抗力也将更弱。
从下午开始，我的活动空间被限定在床上，除了上厕所，不能下床，上厕所还要多加一个口罩。我的床从顶到下罩上了一层厚厚的布帘，只留一个通风口。床头的层流机已经开启，我所呼吸到的新鲜空气就是层流机产出的。
待在里边，我仿佛又回到大学宿舍。那时一间宿舍住6个人，上下铺。除了一人一个床位和一张书桌，没有任何别的私有空间。
集体宿舍的生活，热闹之余常常会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不安的是自己的一切私隐都没处可隐。于是，大家心照不宣，悄悄地买来自己喜爱的花布，动手做成一片大大的拉帘，挂在蚊帐的四周，有需要的时候，把帘子拉上，然后打开夹在床头的灯，严严实实一个私人空间。
所以，当护士用布帘将我的床围上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应，反而多了一种莫名的兴奋感。在医院里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私人空间，只是少了一盏灯。
半梦半醒
2001年8月10日 星期五 多云
一个上午除了右眼看不清楚，并没有出现别的不良反应，我心里窃喜，我想我是开始适应化疗了。
可是，好景不长，下午1点半开始胸闷、头昏，继而呼吸困难，眼皮沉重，想睁开眼反却闭上。护士赶紧给我套上氧气管，然后催促另一位护士到中心血库取血小板。
我清清楚楚听到她们的对话，却怎么也张不开眼，就像在梦里一般。
大概下午3点半，血小板取回来了。不过我因为一直吸着氧气，这会儿已经好多了。
看着血小板顺着输血管大颗大颗滴进我的静脉，我很想知道供给我血小板的人是谁。让凤婕帮我看看标签，凤婕说上面写的是姓名、编号和血型，可是因为字迹太模糊，没法看清楚。
虽然我不清楚她（他）是谁，但我还是要感谢她（他）。
输完血小板之后我彻彻底底地清醒过来了，不过整个人好像轻了许多，意识里明明是躺在床上，可感觉却很不踏实，像是浮在上面。
原以为不会再出现意外，没想到晚上9点又再一次需要吸氧。8点半病房要消毒，我不能下床，护工叫我蒙头盖上被子，以免受到紫外线直接照射，可她忘了给我开氧气。我在门窗紧闭的病房里蒙着被子被消毒了半个小时，等护工来关紫外线灯时，我差点因缺氧而窒息。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动笔写字是一件艰难的事。手指很麻，下笔感觉不到轻重，字写得歪歪扭扭，可毕竟能动笔，还是值得高兴的。
虽然双手没劲且麻木，下巴的麻木感也没消退，可我再不愿意什么事都要人代劳了。我开始自己吃饭，尽管吃得很慢，食物常常从嘴里漏出来，要在胸前围上纸巾或毛巾，就像幼儿刚学吃饭的样子。我想我笨拙的样子肯定很可笑。
二姐夫来看我，带来了一口袋的书和杂志。这对我很重要，有书日子就会好过些。我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看到书、听到音乐。因为读着书听着音乐，注意力就不再放在打针上了。
不必沮丧
2001年8月12日 星期天 多云有雨
早上起床，一摸头发，落下一大把发丝。头发开始掉了。
化疗之后头发会脱落我是早就知道的，所以一点也不惊慌失措。
原本还跟胡浩商量着请一位理发师到病房来，在头发还没掉之前先把它剃光，这样就不算是因化疗掉发，而是主动削发了。尽管结果都是光头，两者性质却完全不同。
现在倒好，再也不需要请理发师了。不过，我并不感到伤心，反而期待光头的样子，到时候一定要胡浩给我拍照。
上午三哥来看我，护士正在给我找血管打针，三哥站在一旁看着，不时地皱眉头。因为我的血管实在太细小，很难摸到看到，即使针插进了血管，但是静脉注射的流量超过血管的容量，手背很快就会肿起来。所以每天打针都是一次考验护士和我的忍耐力的功课。
三哥问我：“每天这样打针心里烦不烦？”
我说：“不烦，我已经为每天打针找到了一个说法，每天早上打针，下午5点多钟拔针，就像别人上下班打卡一样，我每天也在上班。因为是每天必做的工作，再觉得烦也要坚持。”
三哥听了哈哈大笑：“太形象了。”
下午又是眼花、胸闷、心慌、心跳加快，呼吸困难。吸了一下午的氧气，傍晚输了血小板才有些好转。就像呕吐已经是家常便饭一样，最近吸氧气也成了例行公事。
不过我已不再惊慌，也基本上不用麻烦护士了，一感到胸闷、呼吸困难就把床头边上常备的氧气管子套进鼻孔。
晚饭后，冒冷汗，头昏，口干，一个小时呕吐3次。护士教的吃陈皮的方法也不灵了，人力毕竟抵不过药力啊！
化疗之所以让人闻之色变，就是因为它有本事让你上气不接下气，搅翻你的五脏六腑。
心晴了
2001年8月15日 星期三 晴
一早起来情绪就不好，因为没有合适的衣服穿。天气太闷热，纯棉的衣服不透气，出了汗以后潮乎乎的，很不舒服。（这里没有硬性要求病人穿病号服）
胡浩看在眼里，却不做声，等我吃完早饭，他说他要出去一趟。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回来了，手提着一个袋子。
看见他，我没好气，绷着脸正想问他一个早上跑到哪儿去了，可我的话还没出口，他就迅速打开袋子，把东西亮出来。原来他是上街给我买衣服去了。我生了一个上午的闷气，回报是两套带有莱卡的灰色运动装，还有两条头巾和一顶帽子，都很漂亮。
看到这么好的礼物，我的心情即时由阴转晴。
凤婕手勤脚快，把新买来的衣服洗了，拿出去阳台晒。她说：“外面是大太阳，很快就会干，下午你就有新衣服穿了。”
有时候我觉得很内疚，从我住进医院以来，胡浩几乎天天在病房陪我，上海商店的事情都顾不上管了。他知道他最能使我心情轻松，只要他坐在我身边，即使什么都不做，他都可以给我一种稳定感——生活还在继续，爱情依旧在。他说他要照顾我一辈子。
我何德何能得到这份情？
打针，手又肿了，很疼，不得不中途把针拔了。
护士说：“真拿你没办法，想让你少受点疼都不成。”
我说：“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护士笑了，说要是换了她，早就哭鼻子了，哪还有心思开玩笑。
我说我也想哭，可要是每天打针我都哭的话，泪水上哪儿找？我可不想雪上加霜，把自己弄成一个瞎美人。护士被我的话逗得乐不可支。
林医生给我查体，说心脏没问题，口腔也没感染，说我配合得很好。她很高兴。
她说：“别的病号化疗没几天口腔就开始感染，医嘱要求化疗期间要多漱口，可大部分的病号都没能做到，嫌麻烦。”
我告诉她，我不仅是多漱口，而且是每半个小时漱一次。
事实上，医生没要求之前我已经这样做了。开始化疗的第二天，朋友就给我送来一叠“血液病人的日常护理措施”，对我帮助很大，从这上面我知道了许多自我护理的细节。
林医生说：“第一阶段的效果不错，不过你可要继续努力，8月18日开始进入下一个艰难的疗程，所以这几天要养好身体，多吃东西。”
回味
2001年8月21日 星期一 晴
从18号开始到今天，又是一个化疗疗程。比上一个疗程痛苦得多，精神很差，连话都不想说。
这十天里，每天至少呕吐4次。好可怜我的胃噢！每时每刻都在受折磨。要是我早就罢工了，每天不停工作，却没一点儿营养，而我什么都吃不下，什么都不想吃，甜味、咸味、其他的什么味，一概不知不觉。
手脚发麻，几乎没感觉。真难受！我现在明白什么是“麻木不仁”了。
要是现在有人问我，生病的收获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胃痛了才知道不痛的胃多么善良；躺着起不来才知道坐着的姿势多么美好；吃不下东西才知道为了减肥拼命节食多么浪费。
因为白血病，家人一一出动；也因为白血病，我可以一一地与哥哥姐姐相处，重拾儿时的乐趣。
这十天我度过一段“苦乐时光”。“苦”的是化疗的不适加重；“乐”的是有四哥的精心照料。
四哥很会讲故事，也很会编故事，而他的故事大多让你非乐不行，从小我就喜欢听。
他常常把邻居那些张家长李家短的事情汇集起来，再加工加工就成了一段生动有趣的故事，听了故事以后再见到某一个邻居，总会不由自主地发笑。
这十天里，四哥每天都给我重温小时候邻居的趣事。那些我以为早就淡忘了的旧事，在四哥绘声绘色的讲述中又活灵活现起来。
有一天四哥问我：“你猜一猜，咱们老家村里最时尚最开放的女性是谁？”
我说：“我猜不出来，好多人我都不认识。”
四哥说：“这个人你一定认识，你就在你知道的人里边找。”
我几乎把我认为是最时尚最开放的女孩子都猜遍了，可四哥总摇头，都不是。
我说：“那你告诉我吧。”
四哥说：“玉姑婆啊。”
“谁？我没听错吧，玉姑婆？”我大叫起来。
“说的就是她！”四哥加重语调。
“为什么是她？”我被搞糊涂了。“快说快说，怎么回事？”
“你没见过吗？玉姑婆夏天乘凉时常常解开胸襟，裸露上身，一边用扇子赶蚊子。”
我还没听完就笑得直不起腰，差点把针管给扯出来。
玉姑婆住在我们家隔壁，我上小学时她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她特别怕热，那时候极少人家里有风扇，玉姑婆家也没有，一到夏天，她总是在遮阴的地方坐着纳凉，情景就像四哥说的那样。
四哥身上常发生一些很逗的事情，就是在病房里也不能“幸免”。
因为我常常呕吐，到了夜里肚子没东西可消化，三哥怕我空着肚子睡不好觉，就每天晚上炖了鸡汤送过来，给我临睡前喝。
虽然是大夏天，可我吃不得半点生冷的食物，所以每次汤都要拿到护士值班室用微波炉加热之后才能喝。胡浩和二哥陪夜时，天天这样从来没出现什么问题，可是四哥一接班问题就来了。他第一次去护士值班室热汤，护士小孟就跟他较上劲了。
四哥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他端着汤站在门口问：“护士小姐，请问微波炉在哪儿？”
护士小孟正坐在桌前忙着什么，抬头盯着四哥好一会儿，然后用手朝里指了指，什么也没说。
四哥进屋，顺着她所指方向找到微波炉，插上电源后却不知道该按哪个钮好。因为微波炉实在太旧，所有按钮上的标示都很模糊，看不清哪儿是哪儿。四哥怕弄坏了微波炉，不敢瞎按，就问：“护士小姐，请问这微波炉怎么用？”
小孟又一次抬起头，眼睛斜视了四哥一会儿，说：“你没用过微波炉呀？”她用不屑的语气反问，言下之意是“你怎么这么笨”。
这让四哥很不高兴。“我们家的微波炉没这么旧。”四哥毫不客气地说。
小孟站起来，朝着四哥走过去，伸手按动微波炉，说：“看好了，这是开关，这是时间。嘿嘿，我们的微波炉就是这么旧。”眼神里充满了挑战。
当四哥把这事告诉我时，我有点纳闷：不会啊，小孟很不错的一个护士，在几个年轻的护士中，她是最有礼貌的。
还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奇怪。
我同房的女孩请假回家一个星期，三哥就跟女孩的家长商量，女孩回家期间不要退床位，我们帮她交钱，这样四哥可以睡她的床，而她回来时也不用担心没床位。女孩的妈妈正在为这事发愁，一听三哥这样说马上就答应了。
那天半夜四哥睡得正香，小孟进来查房，把四哥叫了起来。“这是给病人睡的，你怎么可以睡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