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也有隐私

上帝也有隐私

下午去“前进”大厦参加《法苑》召开的座谈会，为的是讨论《心理魔方》是否侵犯隐私权的问题。到会者有我、邓伟志、金钟伟等。

《心理魔方》在上海东方电视台播放后，反响之强烈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收视率高达44％，一时成为社会热点。由于我在该片中除担任策划外，还担任节目主持人，所以我也成了明星人物。走在街上常被路人指认：“喏，沙叶新！沙叶新！”此时我就如关在动物园笼子里的熊猫。

一件事若引起人们的注意，则必然毁誉俱来，所谓树大招风是也。对《心理魔方》的一点非议是出自某一“无冕皇帝”的文章，他说《心理魔方》侵犯了被采访者的隐私权。此事本可不必理会，因我在做此节目前，曾认真研究过隐私问题，并已在拍片时妥善处理，否则我怎敢率尔操“机”？不过这位老记的文章，本意在于提醒人们对隐私问题的注意，这我倒是赞同的。

其实谁都有隐私，写《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时我曾研读《圣经》，发现上帝也不例外。有一次，耶稣和门徒来到耶路撒冷，显露了不少圣迹，祭司和长老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不答，门徒又问他，他说：“我也不告诉你们！”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凡是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都可叫作隐私。上帝都有隐私，你我之辈岂能没有？

可是封建专制和儒学传统使龙的传人无视自己的隐私，亦不尊重他人的隐私。在人际交往中喜欢标榜“君子坦荡荡”，崇尚“事无不可与人言”。清代文人张潮说“言妻子难言之情，乃为密友”，也是这一主张。解放之后，人们的隐私也愈加“解放”。平时的民主生活、定时的思想汇报要将自己最最隐秘的事情都坦白出来，否则便是对同志的欺骗、对组织的不忠！我认识一位艺术家，人非常善良，但有些迂诞，他是第二次结婚，爱人也是再婚，并和前夫生有两个孩子，他便以为别人的婚姻状况也和他完全一样。据说有一次他去纺织厂体验生活，和一个女工交谈。他极为热情地问这个女工：“你结过婚吗？结过婚吗？”女工说：“结过。”他继续问：“结过几次？第几次？”女工说：“第一次。”他又接着问：“有孩子吗？有孩子吗？”女工说：“有，有两个。”他再次追问：“都是自己的吗？都是自己的吗？”女工被他问得差点昏倒！能如此随便地询问别人的私事，可见当时人们隐私意识之淡薄！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以“私”为耻，以“私”为敌，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整个社会已将“隐私”理解为最见不得人的丑事，还遑论什么尊重人们的隐私权呢？那时有的人表面看来很坦诚，其实是十足的虚伪，是从未有过的虚伪！当然这虚伪是由恐怖造成的。

《心理魔方》中有一集叫《个人空间》，就是为了宣传隐私意识，呼吁保护隐私权。可长期以来我国在保护公民隐私权方面无法可依。1979年修订的《辞海》中竟无“隐私”这一条目。1988年我国才仅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第一次对隐私权做了初步的法律规定。而美国、英国则有专门的隐私权法，日本刑法有泄露隐私罪，瑞士刑法有窃听和监录他人谈话罪。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在法律上对隐私权有所认定，不过失之于宽泛，有时令人不可思议。比如美国有一真事，一对夫妻在公园里当众性交，法院未以有伤风化定罪，而判为侵犯游人(目击者)的隐私权。原来美国法律认为，公民的“清静权”也属于隐私权的范围，在公园当众性交的夫妻使其他游人的身心受到刺激，骚扰了游人的清静，因而构成对游人隐私权的侵犯。再如，美国有“家庭教育隐私法”，规定学校无权调查学生的家庭状况，家长也无权调查学生的在校表现。而我们的教育是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老师经常进行家庭访问，家长则到校参加家长会。学生的一举一动都被全方位地监督着，或是说关心着，谁也不会认为是侵权。这大概就是国情的不同，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倒是不可全盘西化的。再如西方的国家元首和政府官员全属公众人物，他们的财产状况、收入来源、身体是否有隐疾、婚姻是否有污点等等，不属于他们的个人隐私，公民对此都有知情权。相对而言，我国老百姓的隐私权比西方小，官员的隐私权比西方大，这也很有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