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真材实料
1946年3月一个下雨的傍晚，六点刚过，一位瘦长的灰发男子坐在他最爱去的丽兹酒吧，喝下最后一滴马提尼酒。几杯下肚，他觉得这点酒精已经足以让自己有勇气面对即将到来的考验，于是他结了账，站起身，穿上外衣，戴上帽子。一手提着装满材料的公文包，一手打着雨伞，他走出酒吧，大步迈进滂沱大雨中的曼哈顿中区。他一路向西，朝几个街区远的第43街一个沿街小屋走去。
此刻，三十位年轻男女正在屋里等他。他们是道布尔戴出版社总编辑肯尼思·D.麦考米克（Kenneth D.McCormick）在纽约大学开设的一门图书出版进修课程的学生。他们都渴望在出版界求得立足之地，参加这个每周一次的讨论班正是为了多一些这样的机会。大多数上课的时候，总会有几个人迟到，但是今晚，麦考米克发现，每个学生都已经在六点整准时就座。麦考米克知道为什么。今晚讲座的主题是编辑图书，他已经说服当下美国最受尊敬、最有影响的图书编辑，来“就这个话题说几句”。
对于大众来说，麦克斯韦尔·埃瓦茨·珀金斯（Maxwell Evarts Perkins）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在图书出版界，他可是个大人物，是一种偶像。因为他是一位完美的编辑。年轻的时候，他曾发现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等多位年轻的伟大天才，将自己一辈子的事业献给了他们，挑战上几代已经固定下来的文学品位，掀起了一场美国文学的革命。他只效力于一家出版社——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Charles Scribner’s Sons），工作了三十六年，在此期间，没有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能像他那样发现这么多才华横溢的作家，出版他们的作品。麦考米克班上的好几个学生都跟他说过，正是因为有珀金斯这么出色的榜样，他们才立志投身出版业。
麦考米克用手掌拍了拍面前的可折叠式课桌，让全班安静，然后以描述编辑的工作性质为开场白，开始这一系列课程的讲解。他说，编辑的工作，并不像过去那样主要局限在检查拼写和标点符号，确切地说，得知道要出版什么，怎样获得书稿，怎样才能促进它最大程度地吸引读者。总而言之，麦考米克说，麦克斯·珀金斯是无法超越的。他具有非常独到、极其敏锐的判断力，又以激发作者写出其最佳作品的能力而闻名。对他的作者们而言，他更像一个朋友，而不是什么苛刻的工头。他全方位地帮助他们。如果需要，他会帮助他们确定作品的结构；给书起标题，构思情节；他可以是心理分析师、失恋者的顾问、婚姻法律师、职业规划师，或者放款人。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一个编辑对书稿做了那么多工作，然而他总是坚守自己的信条：“书属于作者。”
麦考米克认为，在某些方面，珀金斯好像不适合这个职业：他拼写很差，标点乱用，至于阅读，连他自己都承认“慢得像头牛”。但是，他对待文学就像对待生死。他曾经写信给托马斯·沃尔夫说：“没有什么能比一本书更重要的了。”
因为珀金斯是他这个时代的卓越编辑，因为他的许多作者都是名人，也因为珀金斯本人有点古怪，于是坊间不断流传着他的许多传说，大部分都是有事实依据的。就以下这些事情，肯尼思·D.麦考米克班上人人都听过一种以上的说法：珀金斯如何发现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司各特的妻子泽尔达·菲茨杰拉德（Zelda Fitzgerald）如何开着司各特的车载着这位编辑栽进长岛海峡；珀金斯如何说服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借给菲茨杰拉德成千上万块钱，将他从崩溃边缘拉了过来。据说珀金斯没有看过稿就答应欧内斯特·海明威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等到拿到稿子，又不得不为了保住他的工作而拼命处理其中粗俗的文字。还有一个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是珀金斯为了海明威第二部小说《永别了，武器》中的那些脏话而和极端保守的老板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对抗。据说珀金斯随手把“屎”、“操”、“尿”等词写在台历上，没注意到台历上的题头“今日事”。老斯克里伯纳看到台历上写的这些字，对珀金斯说如果连这些事情都需要提醒自己，那他可就麻烦了。
还有许多珀金斯的故事讲他如何对付托马斯·沃尔夫粗糙的文字和火爆的脾气。据说一米九八的大个子沃尔夫是身子抵着冰箱写他的小说《时间与河流》的，他把冰箱顶当写字台，每写完一页，读也不读就扔进一只木板箱。最后，据说是三条彪形大汉用手推车把满载稿子的箱子送到珀金斯跟前，他再把这堆一口气发泄出来的东西整理成书。麦考米克班上的人也都听说过麦克斯韦尔·珀金斯著名的帽子，那是一顶饱经风霜的浅顶软呢帽，无论在室内还是外出，他都成天戴着，临睡觉时才摘下来。
麦考米克正说着，这位传奇人物走进了43街的屋子。麦考米克一抬头，看见后门口弓身进来的高大身影，连忙打断自己没说完的话，欢迎来客。学生们转过身，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位美国最卓越的编辑。
他现在六十一岁，身高一米七八，体重六十八公斤。手中拿的伞似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身上滴着水，帽子低垂盖着耳朵。珀金斯脸色略泛红，令他狭长脸庞上的特征显得柔和一些。他的脸以那只高挺的红鼻子为基准线，一直红到鼻尖，鼻尖和鼻翼的曲线像鸟喙。眼睛是浅蓝色的。沃尔夫曾写道，这双眼睛“充满了奇怪的、雾蒙蒙的光，仿佛能从中看到遥远的海上气象，是快速帆船上去中国数月的新英格兰水手的眼睛，好像有什么东西淹没其中”。
珀金斯脱下湿答答的雨衣，露出没有熨烫的三件套芝麻呢西装。然后两眼视线向上，摘下帽子，脑袋上金属灰色的头发直直地向后梳，额头中央露出V字发际线。麦克斯·珀金斯并不怎么在意自己给别人什么印象，同样在这个夜晚，他不在意给人的第一印象好像是一个从佛蒙特州到城里来谈生意的磨粉商人，穿着周日的衣服却淋着了雨。他走到教室前面，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尤其是听到肯尼思·麦考米克这样介绍他：“美国编辑中的元老。”
珀金斯过去从未在这样的人群面前发言。他每年都会收到数十个邀请，但都拒绝了。首要的原因，是他有点耳聋，尽量避免面对人群。另外，他坚信，图书编辑不应该引人注目；他觉得，编辑的公众知名度可能会影响读者对作者的信任感，也会影响作者的自信心。而且，在麦考米克的邀请之前，珀金斯从未觉得讨论他的职业生涯有什么意义。作为出版业内才能出众、受人爱戴的楷模，肯尼思·麦考米克本身也和珀金斯一样，坚持编辑自我隐形的职业操守，所以他的邀请很难拒绝。又或许珀金斯感觉到疲劳和悲哀已经大大消磨了他的寿命，他最好还是把他所知道的东西传授下去，趁一切还不太晚。
珀金斯两根拇指舒服地勾着马甲的袖孔，用他那略带粗粝但温文尔雅的声音开始了今晚的讲座，脸没有完全正对听众：“你们必须记住的第一件事，是编辑并不给一本书增添东西。他最多只是作者的仆人。不要觉得自己很重要，因为编辑充其量是在释放能量。他什么也没有创造。”珀金斯承认他曾给一些当时不知道写什么的作者出过题目让他们写，但他强调，这样的作品通常都不是这些作者最好的，虽然它们有时候很畅销，甚至获得很好的口碑。“一个作家最好的作品，”他说，“完完全全来自他自己。”他提醒学生们，不要试图把编辑个人的观点强加于作者的书中，也不要把他的风格变得不像他自己。“做法很简单，”他说，“如果你要编一本马克·吐温的书，就不要把他变成莎士比亚，或者相反，把莎士比亚变成马克·吐温。因为最终，编辑从作者身上获得的，只能跟作者从编辑身上获得的一样多。”
珀金斯用一种耳背的人特有的空洞的声音小心翼翼地说着，仿佛他也惊讶于自己的声音。听众一开始听他说话挺费劲，但过了几分钟就完全平静下来，听得清他的每一个音节。他们专心坐着听这位如此与众不同的编辑讲述他工作中遇到的种种激动人心的挑战——寻找被他反复称为“真材实料”（the real thing）的作品。
最后，珀金斯总结完他准备好的讲座内容，肯尼思·麦考米克就问学生们有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和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一起怎样工作？”
珀金斯想了片刻，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笑容。他答道：“司各特永远都是一位绅士。有时候他需要支持——要头脑清醒——但是他的写作非常丰富，理应得到支持。”珀金斯接着说，菲茨杰拉德的书比较容易编辑，因为他对自己的作品力求完美，希望它站得住脚。但是，“司各特对批评特别敏感。他可以接受批评，但是做他的编辑，你得对自己提出的任何建议有把握”。
话题转到欧内斯特·海明威。珀金斯说海明威在写作开始阶段需要帮助，即使到成名后，“因为他写东西就像他的生活一样大胆鲁莽”。珀金斯相信，海明威的写作展现了他笔下的主人公的品质，“在压力下的风度”。他说，海明威比较容易过度修改，矫枉过正。“他曾告诉我，《永别了，武器》的某些部分他写过五十遍，”珀金斯说，“当作者要破坏他作品中的本色时，这就是编辑应该介入的时机。但别介入得太早，一刻都不能早。”
珀金斯还讲述了他给厄斯金·考德威尔编书的一些故事，然后评点了几位他编过的畅销女性小说家，包括泰勒·考德威尔、玛西娅·达文波特和玛乔丽·金南·罗林斯。虽然学生们一开始不太敢提出敏感的话题，但最后，他们还是问到珀金斯疏远了的已故作家托马斯·沃尔夫。当晚剩下时间所提的问题大都围绕着珀金斯与沃尔夫的密切联系，这是他职业生涯中付出心血最多的作家。多年来，沃尔夫那些磅礴淹漫的小说盛传是沃尔夫和珀金斯共同创作的。“汤姆，”他说，“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是天才。那种才华之大，正如他对美国的看法一样，一本书或者一辈子都无法承载他所有想表达的东西。”当沃尔夫把自己的世界融入小说中，珀金斯觉得有责任为他设置一些篇幅和形式上的界限。他说：“这些务实的写作惯例，沃尔夫自己不会停下来考虑的。”
“但是沃尔夫能愉快地接受你的建议吗？”有人问。
在这个晚上，珀金斯头一次大笑起来。他说到在他与沃尔夫交往的中期，有一次他试图说服沃尔夫把《时间与河流》中的一大段内容全部删掉。“那是一个炎热的深夜，我们在办公室改稿。我把我的意见跟他说清楚，然后默默坐下来，继续读稿子。”珀金斯知道沃尔夫最后肯定会同意删改，因为从写作艺术的角度，删改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沃尔夫可没那么容易屈服。他不以为然地把头一仰，坐在椅子上摇摇晃晃，两眼在珀金斯几乎没什么装饰的办公室里四处乱转。“我继续读稿子读了至少十五分钟，”麦克斯说，“但是我很清楚汤姆在干什么——知道他最后的视线落在办公室的一角。那里挂着我的帽子和大衣，在帽子下，挂着一条用响尾蛇皮做的七节响尾蛇玩具。”那是玛乔丽·金南·罗林斯送的礼物。“啊哈，”沃尔夫叫道，“一个编辑的肖像！”开完这个小玩笑，沃尔夫同意了珀金斯的删稿意见。
由于珀金斯耳背，当天晚上这些未来的出版人提出的问题有几个还不得不重复了几遍。在他的发言中有长长的、令人困惑的沉默。他流利地回答了问题，但其间他的思绪似乎在成百上千段回忆中飘荡。多年以后，麦考米克回忆说：“麦克斯好像进入了他个人思考的世界里，寻找着内在的、私人的联系，仿佛进了一个小房间，然后关上身后的门。”总而言之，这样的表现令人难忘，全班学生都被深深吸引住了。他们眼见着他从几个小时以前蹒跚冒雨而来的新英格兰乡下人，变成了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传奇。
九点刚过，麦考米克提醒了珀金斯一下时间，以免他误了回家的火车。显然，众人都舍不得他停下。他还没有提到与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J.P.马昆德、莫里·卡拉汉、汉密尔顿·巴索的交往，还没有提到传记作家道格拉斯·索瑟尔·弗里曼、埃德蒙·威尔逊、艾伦·泰特、艾丽丝·罗斯福·朗沃思或南希·赫尔。他来不及讲讲约瑟夫·斯坦利·彭内尔了。珀金斯认为他的小说《罗姆·汉克斯》是他近年来编的最精彩的作品。他也没有时间讲讲新作者，譬如说艾伦·佩顿、詹姆斯·琼斯，他正在编他们两位的书稿。不过，珀金斯无疑觉得自己已经说得太多。他抄起帽子，在头上扣紧，穿上雨衣，转身背对满堂站起身热烈鼓掌的听众，像最初进来时那样，不动声色地走了出去。
雨还下得很大。他打着黑伞，费力地朝中央火车站走去。这辈子他从未在公开场合说这么多关于自己的话。
到达康涅狄格州新迦南镇的家中已是深夜，珀金斯发现他五个女儿中的老大这天傍晚来看他，并且一直在家里等着。她注意到父亲似乎有些伤感，问他怎么了。
“今晚我做了一个讲座，他们称我是‘美国编辑中的元老’，”他解释道，“当他们称你是元老的时候，就说明你完了。”
“哦，爸爸，这并不说明你完了，”她反驳，“这只说明你到达了巅峰。”
“不，”珀金斯肯定地说，“这说明我完了。”
* * *
这天是3月26日。二十六年前的3月26日，发生了一件事，由此拉开了麦克斯韦尔·珀金斯伟大生涯的序幕：一本改变他的人生、影响深远的书出版了。
2 天堂
1919年，曼哈顿以规模盛大的爱国主义大游行迎来了春天。一周又一周，一支支凯旋的部队在第五大道游行。那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打完了，美国胜利了。
在第48街，游行队伍经过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和书店所在的斯克里伯纳大厦。这是一幢古典风格的十层大楼，顶上有两座方尖碑，配以庄严的壁柱。底层外壁覆着亮闪闪的黄铜——那是斯克里伯纳书店典雅的临街店面，一间宽敞的椭圆形大厅，高高的拱顶，狭窄的金属梯盘旋而上，通向上层的游廊。在成为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编辑之前曾任书店经理的约翰·霍尔·惠洛克（John Hall Wheelock）称它是“一座拜占庭式的书籍大教堂”。
紧邻着书店有一扇不太醒目的门。后面是通往电梯的门廊，坐着吱吱嘎嘎的电梯而上，就来到了斯克里伯纳家族企业的办公区域。第二、第三层是财务部和营业部，第四层是广告营销部。第五层则是编辑部：雪白的天花板和墙，没铺地毯的混凝土地板，可以合盖的桌子和书架。如今已传到第二代的斯克里伯纳家族，就是以这样简朴的风格，经营着美国出版界最优雅、最讲究传统的出版社。这里依然有着狄更斯时代的气息。比如说，财务室主任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他坐在高凳子上整天不挪身子，两眼紧盯着皮面的账簿。当时打字机已成为普遍使用的标准工具，由于得雇女性来使用这些新式玩意儿，男士们就不能在办公室里吸烟了。
在第五层，公司像一个十九世纪的君主国一样被统治着。查尔斯·斯克里伯纳二世（Charles Scribner II），也就是俗称的“老CS”，是当然的统治者。他的脸上通常都带着严厉的表情，他有一只轮廓分明的鼻子、一头花白的短发和一嘴小胡子。时年六十六岁的他已经统治四十年。他的接班人是他为人和气的弟弟阿瑟，比他小九岁。他的性格比较温和，因而惠洛克称他“总是慑于他哥哥的旺盛精力而有点缩手缩脚”。总编辑威廉·克拉里·布劳内尔（William Crary Brownell），有一把络腮白胡子和海象胡须，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口黄铜痰盂，一只皮沙发。每天下午，他都会读新提交上来的书稿，不久“又回味琢磨”一小时。然后，他喷着雪茄绕大厦所在的街区散一圈步，等到他回到办公室，吐完痰，就准备宣告他对这部书稿的意见了。
斯克里伯纳还是有年轻人的。其中之一，麦克斯韦尔·埃瓦茨·珀金斯，于1910年来到这里。他先当了四年半的广告营销经理，再调到编辑部，跟着德高望重的布劳内尔当学徒。到1919年，珀金斯已经被公认为冉冉升起的编辑新秀。然而当他注视着办公室窗外经过的游行队伍，他突然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到深深的失望。他觉得，自己年过三十，年纪太大，负担太重，已经不能报名参军到海外服役了。看着军人们多姿多彩地回乡，他为自己没能亲眼目睹战争的结束而遗憾。
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几乎没有经历战争及其带来的动荡。它的书目是一潭文学品位与价值的死水，永远不越所谓“正派体面”的雷池半步。实际上，他们极少在取悦读者之外走得更远。在他们的书目上，当时正受到关注的年轻一代作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一个都没有。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三位支柱作家，都是秉承英语传统的成名作家。他们出版了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的《福尔赛世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的作品全集。事实上，斯克里伯纳的大多数重点书都是他们已经出版多年、书稿都不用再编辑的作家作品。威廉·C.布劳内尔在回复沃顿女士的一部书稿时曾阐明出版社的编辑方针：“我觉得胡乱修改作品的做法不太可靠，我也没有自负到认为，出版者能够通过提出修改意见而为作品贡献许多。”
珀金斯身为编辑的大部分工作，仅限于校对清样——印在长幅白纸上的清样，每张相当于成书的三页内容——还有其他一些不用动脑的琐事。偶尔，他会被叫去给某本园艺书修改语法错误，或者安排选编学生用的经典短篇小说集篇目，或是契诃夫小说的英译版。这些工作不需要什么创造性。
斯克里伯纳有一位长期作者沙恩·莱斯利（Shane Leslie）。他是爱尔兰记者、诗人、演说家，曾在美国居住多年。在他的某次新书推广活动中，新泽西州纽曼中学校长把一个十多岁的学生介绍给了他。莱斯利和这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英俊少年、同时也是颇有抱负的小作家成了朋友。后来，这个年轻人考上普林斯顿大学，但在毕业前参军入了伍。他被派到堪萨斯州的利文沃斯军营。“每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干完一星期的工作，”多年以后，他回忆道，“我就急忙赶到军官俱乐部，那里有一间房间，大家都在里面抽烟，聊天，翻报纸。一连三个月，我每个周末写，最后写出一部十二万单词的长篇小说。”1918年春，他相信自己将被调往海外前线，前途未卜。这位年轻的军官——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将这部书稿托付给了沙恩·莱斯利。
这部题为《浪漫的自我主义者》（The Romantic Egotist）的作品充其量只是短篇小说、诗歌、小品文的大杂烩，写的是他的成长历程。莱斯利把它寄给查尔斯·斯克里伯纳，提请他“判断”一下是否可以出版。他像写导言一样写道：
尽管它有种种掩饰，但它让我看到一幅这一代美国人匆匆上战场的生动画面。我惊讶于它的原汁原味、它的灵巧。有些地方很天真，有些地方令人激动，不甘于凡俗，又不无反讽的庄严感，尤其是到结尾部分。就算删掉该书三分之一内容也仍然能令人感觉这是一位“美国的鲁珀特·布鲁克
”写的……令我感兴趣的是，这是一本男孩的书，我认为这本书表现了真正的美国青年，而感伤主义者们急于将他们遮掩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帐篷后面。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这部书稿从这个编辑转到那个编辑。布劳内尔“根本读不下去”。它就这样一路传递，最后落到麦克斯韦尔·珀金斯手里。“我们带着很不一般的兴趣读了《浪漫的自我主义者》，”这年8月，珀金斯在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写道，“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到写得这么有活力的小说书稿了。”可珀金斯得出如此结论只是依据一个人的意见。只有他喜欢这部书稿，而他得在信里不情不愿地退稿。他引述了政府在印刷用纸上的配额限制、高昂的印制成本和“小说本身的某些问题”。
斯克里伯纳的编辑们都认为给他们退稿的作品写评语并非分内事，而且很容易遭作者记恨。但是对菲茨杰拉德书稿的热情促使珀金斯对作品作进一步评论。他自作主张地使用代表编辑部的“我们”一词，对作品提出一些直率的总体意见，他说：“我们会欢迎一个重新考虑出版的机会。”
他对《浪漫的自我主义者》最不满意的地方是它的故事发展没有结局。主人公漫无目的地游荡，在整个故事中几乎没有变化：
你可能是故意这么写的[珀金斯原文]，因为生活的确未尝不是如此；但这显然令读者大感失望和不满，因为他满心期待主人公要么最终面对战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要么在心理层面上像潘登尼斯那样“找到自我”。他上了战场，以去学校念书几乎同样的心态去的——因为这是常理。
“总而言之，我们觉得，”珀金斯断言，“这个故事没有一个必须能够吸引读者有兴趣读下去的高潮；也许应该安排与人物相协调的高潮，在更早的阶段就有高潮。”珀金斯不想让菲茨杰拉德把这本书改得落入俗套，而希望他改得更为紧凑。“希望我们还能见到它，”他最后写道，“届时我们将马上重读。”
珀金斯的信令菲茨杰拉德中尉深受鼓舞，他花了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时间修改这部小说。到10月中旬，他把修改后的书稿寄给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珀金斯如约马上读了，并高兴地发现小说大有改进。他没有直接找老CS，而是先把斯克里伯纳的儿子拉到自己一边。查尔斯三世也喜欢这本书，但只有他的支持还不够。老编辑们还是否决了珀金斯的意见。后来，珀金斯曾向菲茨杰拉德承认：“我当时很担心……你可能再也不理我们这些保守分子了。”
但是，珀金斯下决心要让这本书出版。他把书稿推荐给了两家斯克里伯纳的竞争对手。珀金斯的一位同事还记得：“珀金斯非常担心他们会接受书稿，因为他一直认为这份书稿如何修改很关键。另两家出版社则未作任何评价就把书稿退了回来。”
珀金斯没有泄气，他依然怀着有朝一日让它出版的希望。他相信菲茨杰拉德退伍后可能还会修改，这样他就能第三次把书稿送交编委会讨论。
但是，菲茨杰拉德并不像他在纽约的这位支持者那么坚持不懈。《浪漫的自我主义者》第二次被退稿时，他正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谢里丹军营。他对这本书失去了信心。不过，此时，他的注意力正在阿拉巴马州高等法院大法官的女儿泽尔达·赛尔（Zelda Sayre）身上，退稿所带来的失望感也因而少了许多。泽尔达·赛尔高中毕业时被班上选为“最美最有魅力的女生”。菲茨杰拉德中尉是在7月的一次乡村俱乐部舞会上结识她的，到了8月就成了邀请她外出的仰慕者之一。后来他在日记中说他是在“9月7日坠入爱河”。泽尔达也爱他，但与他保持了一定距离。她要看他能否凭才华赚够金钱，过上他俩都梦想的奢华生活。菲茨杰拉德于1919年2月退伍，紧接着就去了纽约，在拜伦·柯里尔广告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一到纽约他就给泽尔达发电报：“我在雄心与成功之地，唯愿尽快与心爱之人相会。”
当然，菲茨杰拉德要去见麦克斯韦尔·珀金斯。现在已不清楚这次见面两人说了些什么。不过珀金斯建议司各特重写小说，把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叙述（这件事没有直接记录）。约翰·霍尔·惠洛克在珀金斯提出这一建议的六年后说：“麦克斯的想法是让作者与写作素材保持距离。他很喜欢菲茨杰拉德写作和性格中的生气勃勃，但他不相信有出版社，尤其是斯克里伯纳这样的出版社愿意接受如此奔放率性的作品。”
1919年仲夏，菲茨杰拉德在家乡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给珀金斯写了一封信。“我白天写广告文案，晚上痛苦地、半心半意地模仿流行文学，这样的日子熬了四个月，最后决定两者只能取其一。所以我放弃了结婚的打算，回家了。”到7月底，他写完了小说《名士的培养》（The Education of a Personage）的初稿。“这绝不是命运多舛的《浪漫的自我主义者》的修改版，”他向珀金斯强调，“但包含了前一本书稿的某些材料并加以改进、重写，很像姐妹篇。”菲茨杰拉德还说：“如果说前面一本书是一个沉闷、乱糟糟的大杂烩，那这本书绝对具有大长篇的意图，我肯定做到了。”
菲茨杰拉德又对这部小说充满了信心，他问如果8月20日交稿，是否有可能在10月出版。“我发现这真是个怪问题，因为您都还没看过书，”他在给珀金斯的信中说，“但是您对我写的东西一直都这么宽容，我还是冒昧请您再耐心读一下吧。”菲茨杰拉德给了珀金斯赶出这本书的两点理由：“因为我希望在文学创作上和收入上都快点起步；第二，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本适时的书，我觉得公众非常渴望读像样的读物。”
珀金斯觉得《名士的培养》是个绝妙的书名，对作品的内容也很好奇。“从第一次读你的书稿起，我们就相信你会成功。”他马上回信。关于出版，他说他只能肯定一件事情：两个月内赶出一本书绝对会影响书成功的可能性。为了缩短审稿时间，珀金斯提议菲茨杰拉德一边改一边把改完的章节寄给他。
菲茨杰拉德没有分开寄章节。但到1919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部完整的修改稿已放在珀金斯的桌头。菲茨杰拉德作了大幅度修改，实际上接受了珀金斯的每一条建议。他把叙述角度改成第三人称，对过去的素材运用得也更加合理。他还给作品起了一个新书名：《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
珀金斯准备在每月一次的编辑部会议上发起第三次进攻，他事先周到地在同事中间传阅这部新书稿。9月中旬开会。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坐在桌首，阴沉着脸。他弟弟阿瑟坐在旁边。布劳内尔也在座。这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角色，因为他不仅是总编辑，还是当时美国声望极高的文学评论家。他“深入思考过这本书”，所以，他看上去迫切等在座其余六个人中有人表态支持接受此书，他好起来反驳。
老CS滔滔不绝地说着。根据惠洛克的描述，“斯克里伯纳先生天生就是有才干的出版人，是个真正热爱出版书的人，但当时他说：‘我为我的出版品牌而自豪。我不能出版没有文学价值的小说。’于是布劳内尔说出了他的观点，断言这本书‘轻浮’。讨论似乎到此为止了——但老CS那双令人生畏的眼睛越过会议桌盯着珀金斯：‘麦克斯，你没吭声。’”
珀金斯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我觉得，”他说，“出版人的首要责任是出版有才华的作者。如果这么有才华的人我们都不出版，那问题就严重了。”他进而表示，雄心勃勃的菲茨杰拉德一定能够找到另一家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而年轻作家们都会追随他而去：“那样我们倒不如关门好了。”珀金斯踱回他的座位，正视着斯克里伯纳说：“如果我们拒绝菲茨杰拉德这样的作者，我将对出版失去任何兴趣。”举手投票表决开始了。新老编辑不相上下。会议一片沉默。于是斯克里伯纳说，他还需要时间再考虑考虑。
菲茨杰拉德在火车站找了一份临时工：修理火车车厢顶。9月18日那天，也就是他二十三岁生日前，他收到一封珀金斯加急寄来的信：
我个人非常高兴，终于可以写信告诉你，我们一致同意出版你的书《人间天堂》。假如把它看作过去你投过稿的那部作品——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如此——你做了许多修改和扩展，我认为有了巨大的改进。它仍然像初稿一样充满勃勃生机和力量，我觉得布局更平衡合理了……这本书如此与众不同，现在很难预测销售前景，但我们都认为它可能成功，因而都会全力以赴。
斯克里伯纳计划在第二年春天出版该书。
出版社将不支付预付金给菲茨杰拉德——现在已成出版业惯例的预付金，在当时还没有约定成俗。但菲茨杰拉德仿佛已经看见美好的未来。在1937年写的文章《早年的成功》（“Early Success”）中，他说：“那天我辞职了，在大街上狂奔，看到朋友、熟人的汽车就叫住，告诉他们——我的小说《人间天堂》要出版了……我还清了少得可怜的欠账，买了一身西装，每天早上醒来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得意和希望。”菲茨杰拉德接受了珀金斯起草的所有合同条款，但有一个条件还作了些挣扎。他一心想在圣诞节前就成为出了书的作家，最晚不超过2月份。最后他告诉珀金斯为什么：这段时间里他还能拴住泽尔达·赛尔的心。菲茨杰拉德在给珀金斯的信中说，如果超过这段时间，“会影响我的心理，我的环境，而且会生出新的战场。我身处这样的阶段：每一个月都性命攸关，好像是为了幸福举着棍棒和时间作斗争”。
珀金斯解释一年中有两个出版季，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很早就得为出版季做好准备。譬如，每年七八月，斯克里伯纳的发行员就带着装满新书封面和试读篇章的箱子在全国各地跑经销商，这样才能保证在当年圣诞节期间有一个好收成。一本在这些“旅行家”拜访过书店以后才上秋季书目的新书，就只能完全靠它自己的实力了。因为它出版的时候，书店可能还没有事先得到介绍，而书店老板已经“快被源源而来的新书逼疯了，他可能把所有的本钱都压在它们上面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说，“那本书的出版将变成最不受欢迎、最麻烦的事，相应地，书的销售也将大受影响。”珀金斯建议把书放在第二个出版季出版，一过完圣诞节就开始准备发行。到那时，书店刚刚结束全年最好的销售季，兜里鼓鼓的，准备为明年备足货。而这一季的春季新书中，将有一本众所期待的书：《人间天堂》。
菲茨杰拉德接受了珀金斯的建议，不再反对。在1937年的那篇文章中，他还写道：“我一边期待着我的小说出版，一边开始从业余作者向职业作家转变，就好像把你的全部生命缝制成一种工作模式，做完一个活就自动开始另一个活。”他展开了好几个写作计划。其中最令珀金斯感兴趣的是一部叫《魔鬼情人》（The Demon Lover）的长篇小说，据菲茨杰拉德估计要一年时间写完。等他对此的热情消退，他又写了好几个短篇小说投给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主办的月刊《斯克里伯纳杂志》（Scribner’s），结果只被录用了一篇。
菲茨杰拉德需要一些鼓励话来抵消退稿通知的打击。珀金斯读了被杂志退稿的几个小说后，告诉菲茨杰拉德，这些小说肯定能在别处发表。“它们的巨大魅力，”珀金斯写道，“在于它们写得很鲜活。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百分之九十都是以日益陈旧的文学形式表现生活。我认为你的小说直接来源于生活，语言、风格同样如此，都是当下的。不拘泥于大多数作家爱用的老套……老套只会妨碍他们。”这些小说，珀金斯写道，“让我发现你也绝对可以成为短篇小说家”。
后来，在年底前的几星期，菲茨杰拉德写信给珀金斯说：“很幸运，我能找到一家显然对作者有广泛兴趣的出版社。上帝知道这种文学游戏曾经多少次令我丧气。”菲茨杰拉德没有意识到的是，麦克斯韦尔·珀金斯也正因为斯克里伯纳拥有了最杰出的年轻作家，而这又是他发现的第一个优秀作者而感到同样的喜悦。
* * *
菲茨杰拉德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时，曾对来访的驻校诗人阿尔弗雷德·诺伊斯（Alfred Noyes）说，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既写畅销书，又写具有永恒价值的书”，但他不知道该写哪一种。终其一生，司各特一直在为此而挣扎。珀金斯很快意识到，虽然这两种书对菲茨杰拉德都重要，尤其重要的还是钱。《人间天堂》还在排版的时候，菲茨杰拉德就写信对珀金斯说，他又有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了。“我想动笔写，”他说，“可我不想写到一半时身无分文，不得不再写短篇小说——因为我不喜欢[写短篇小说]，纯粹是为了钱。”他试探性地问：“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是不大可能的吧？”此刻他想得更多的，恐怕是能拿到手的钱，而不是未来的文学声誉。
珀金斯表示文集通常不会畅销，从而打消了菲茨杰拉德的这个念头。“事实上，”珀金斯解释道，“我觉得你的短篇小说很可能成为一个特例——如果你发表了许多，你的知名度很高的话。我认为它们具备受欢迎的条件，结集成书还是很有可能畅销的。我希望你写的时候多花心思……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提高你的声誉，而且本身也都很有价值。”
菲茨杰拉德整个冬天都很焦虑。泽尔达·赛尔虽然已经答应嫁给他，但要成婚，他还得成为知名作家才行。他把短篇小说视为实现目标的一条捷径。他把《魔鬼情人》写好的部分分拆为好几篇，以每篇40美元的价格卖给乔治·让·内森（George Jean Nathan）和H.L.门肯（H.L.Mencken）主编的畅销文学杂志《时尚人士》（The Smart Set）。在1920年，编辑、评论家H.L.门肯比任何人都更积极地鼓励作家抛弃“假斯文的传统”，记录鲜活的时代之音。到这年冬末，菲茨杰拉德已经在《时尚人士》上发表了六个短篇小说，流畅漂亮地写了一系列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刚出道的莽撞青年。一个文学新秀在迅速崛起。
随着《人间天堂》出版日期的临近，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内，许多人开始感染到麦克斯·珀金斯已经持续数月的兴奋与热情。但是，也有一些人并不兴奋，而是感到恐慌。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写道，《人间天堂》还没出版就已经被认为是“新时代之声，令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某些老派编辑感到畏惧”。高级编辑爱德华·L.伯林盖姆的儿子罗杰·伯林盖姆（Roger Burlingame，后来也成为斯克里伯纳的编辑）在他撰写的斯克里伯纳出版社非正式社史《许多书的诞生》（Of Making Many Books）一书中写到了这种反应，非常典型。他提到当时发行部有个重要同事在出版社里影响很大。他常常对书的判断没把握，所以总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谈论书，还经常把书带回家给他博览群书的姐姐看。众人都相信他姐姐的眼光很准，许多让她看得掉眼泪的小说都会成为畅销书。所以当大家知道他在周末把《人间天堂》带回家后，周一上午一上班就眼巴巴地想知道他姐姐的反应。“你姐姐怎么说？”大家异口同声地问。“她读完以后就不想再碰它，”他答道，“于是她拿钳子夹起它，扔进了火里。”
1920年3月26日，《人间天堂》终于面世，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在广告中骄傲地宣称菲茨杰拉德是“本社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长篇小说作家”。当天珀金斯踱进一家书店，亲眼看到两本书被买走，心想这完全符合他的预期。一星期后，泽尔达·赛尔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离斯克里伯纳大厦几个街区远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结婚。他们永远记得，是珀金斯的庇护促成了他们的婚姻。
《人间天堂》就像整个时代一面飘扬的旗帜。它不仅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广泛注意，销售也势如破竹。H.L.门肯在他的《时尚人士》上发表评论说，菲茨杰拉德写出了一部“真正了不起的处女作——结构创新，思想深邃，具有美国文学中如美国政治的诚实那般稀有的才华”。在同样由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社会史专著《我们的时代》（Our Times）中，作者马克·沙利文（Mark Sullivan）写道，菲茨杰拉德的第一本书“所创造的分野就算不能说创造了一代人，也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它让全世界关注一代新人”。
菲茨杰拉德自己在书的结尾也阐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代新人，”他写道，“他们在日日夜夜的幻梦中呐喊着前辈的呐喊，遵循着前辈的信念；终将注定走出幻梦，走进肮脏、灰暗的动荡社会，去追寻爱与尊严；这代新人要比老一辈人更希望摆脱贫困，更崇尚成功，他们因此而愿意付出更多代价；他们长大成人，发现诸神皆死，百战俱殆，一切对人的信念也动摇了。”
关于这本书的畅销状况，作者本人在《早年的成功》中回忆道：
我昏头昏脑地告诉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我估计我的小说销量不会超过两万册。一阵大笑之后他们告诉我，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能卖五千册就是非常好的成绩了。我想它出版一周以后销量就超过两万册了，不过我那时太拿自己当回事儿，压根没想到这是很滑稽的事。
这本书的成功并没有令菲茨杰拉德发大财，但令他一举成名。他才二十四岁，看起来注定会成功。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在这年下半年给沙恩·莱斯利写信说：“你把菲茨杰拉德引荐给我们帮了我们大忙；《人间天堂》是我们当季最畅销的书，现在销售还很强劲。”
菲茨杰拉德夫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在最初为这本书的成功而赶制的过程中，有许多明显的拼写错误没有被检查出来。责任完全在珀金斯。他被斯克里伯纳社内其他同事的反应吓怕了，所以几乎每一份校样都捏在自己手里不外传，连校对员都不给。罗杰·伯林盖姆在《许多书的诞生》中提到，要不是珀金斯敬业的秘书艾尔玛·威科夫（Irma Wyckoff）的严格督促，麦克斯“本人险些成为一名‘拼写奇人’”。很快，珀金斯没有看出来的拼写错误成了文学圈里议论的热门话题。到了夏天，风趣的《纽约论坛报》书评专栏作者弗兰克林·P.亚当斯（Franklin P.Adams）还把挑错变成了社交场上的逗乐游戏。最后，哈佛大学的一位学者寄给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一封信，上面列出书中的一百多处错误。这对珀金斯来说是一种羞辱；更令他感到羞辱的是连作者也来挑错，虽然他自己的拼写也非常糟糕。司各特对他的书每过一星期就加印一次的佳绩非常兴奋，但对弗兰克林·亚当斯越来越长的挑错清单上的许多错误，出版社迟至第六次印刷仍未改正，他深感不满。
读者对这种有错的版本似乎不怎么在乎。作品本身尤其令这个国家不安定的年轻人激动。马克·沙利文后来这样谈菲茨杰拉德的主人公：“年轻人在阿莫瑞的作为中找到了自己的行为准则；紧张的家长则发现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罗杰·伯林盖姆进一步写道，这部小说“把所有参战的那一代年轻人安逸的家长们从安全感中惊醒，意识到他们的孩子身上的的确确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也许是决定性的变化。它让他们的孩子第一次骄傲地拥有了‘迷惘’感”。后来，菲茨杰拉德写道：“美国即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最炫的狂欢，可说的事还有许许多多。”
该书出版不到一个月，菲茨杰拉德又寄给编辑十一个短篇小说和六首诗——其中三首“在《普林斯顿诗文选》第二辑上发表后曾引起不少关注”——还起了许多标题供他挑选作结集出版的书名。麦克斯读了所有内容，选了八个短篇小说，并从菲茨杰拉德起的一堆轻快的标题中选了色彩最重的《飞女郎与哲学家》（Flappers and Philosophers）为书名。查尔斯·斯克里伯纳认为珀金斯挑选的篇目“很可怕”，但既然珀金斯已经搏出一本畅销书，他也就乐意让珀金斯再连本带利赌一把。
菲茨杰拉德的写作收入从1919年的879美元激增到1920年的18850美元，被他花了个精光。在斯克里伯纳看来，菲茨杰拉德简直不知节俭为何物，而且对未来根本没有打算。他写信给沙恩·莱斯利说，菲茨杰拉德“热衷各种奢侈品，只要工作顺利，他就最大限度地花钱。节俭不是他的品行”。
从菲茨杰拉德开始，珀金斯养成了给他创作中的作者寄书的习惯。“麦克斯就像一个老派的药剂师，”他的一位作者詹姆斯·琼斯评道，“只要看到你稍有懈怠，他就像开药方一样给你一本他认为可以令你振奋的书。它们总是根据你的情况特意挑选的，完全贴合你的口味、性情，但又有足够的兴奋点启发你往新的方向思考。”1920年6月，麦克斯寄给菲茨杰拉德一本范·怀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写的《马克·吐温的考验》（The Ordeal of Mark Twain）。麦克斯告诉菲茨杰拉德，布鲁克斯是个“很有才华的伙计，很有魅力，如果你还喜欢这本书的话，我哪天安排你和他一起吃午饭”。范·怀克·布鲁克斯是珀金斯最要好的朋友。他们早在新泽西州普莱恩菲尔德（Plainfield）上幼儿园时就认识了，后来又一起在哈佛念书。如今大学毕业二十年了，布鲁克斯正在成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
“这是我读了最受启发的书之一，仿佛给我注入了生命的气息，”菲茨杰拉德收到书后没过几天就给珀金斯回信说，“刚写完我迄今最好的一个短篇小说，下一个长篇小说将是我一生的杰作。”菲茨杰拉德在他那本《马克·吐温的考验》上大段大段地加下划线做记号，证明了布鲁克斯的这本书对他接下来的一批短篇小说有更深的影响。司各特读了布鲁克斯对马克·吐温长篇小说《镀金年代》（The Gilded Age）的评论。在《镀金年代》里，一个男人到西部去寻找一座煤矿山，发了财，也就可以娶他爱的女人。司各特于是写了一个中篇小说，里面写到一个名叫费茨-诺尔曼·卡尔佩帕·华盛顿的人也在那个时代爬上了蒙大拿州的一座宝藏山。菲茨杰拉德给这篇小说取名《一颗像丽兹饭店那么大的钻石》（“The Diamond as Big as the Ritz”）。
作家整个夏天都在工作，珀金斯却没有。如果没有感觉自己的工作足够好，他决不愿休假，而那年夏天，他当编辑以来第一次确信自己可以休假了。在动身去休假前，珀金斯把他度假的地址写信告诉菲茨杰拉德，以防他有事需要联系。那是一个小镇的名字，实际上他每年夏天都去那里。
佛蒙特州温莎镇位于佛蒙特与新罕布什尔州交界线往北三分之一处，在康涅狄格河西岸。对于麦克斯·珀金斯来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大约七十年前，他的外祖父在阿斯库特尼山的山阴边建了一个庄园，让整个家族和他一起生活。“温莎是我外公子孙们的天堂，”麦克斯的妹妹范妮·考克斯在《蒙大拿人》杂志上撰文写道，“冬天我们生活在各自的环境中……但是到了夏天，我们聚集在尖桩篱栅后的一个大地方，那里有六幢房子正对着村子的主干道，田野向后一直延伸，穿过长着铁杉树篱的绿草坪，环绕着一片长满秋海棠的花床，一直向下延展到池塘边。”在池塘后地势高一些的地方是这片庄园最迷人之处，一条条小溪从山上流下来，松树、白桦树林中有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径。家里人都把这片特别的树林称为“天堂”。
在“天堂”里，年轻人可以像他梦中一样自由地、无拘无束地奔跑。年少时的麦克斯·珀金斯和兄弟姐妹在这里不知消磨过多少时间。等到他自己当了爸爸，就带着孩子来这里。从纽约坐舒适的夏季列车“白山特快”花七个小时到这个目的地的所有快乐，也传递给了她们。
珀金斯曾对一个女儿说：“最美妙的滋味儿就是疲劳地躺上床。”上床时间是珀金斯一天中最喜爱的时段，也就是入睡前的、他还能“指引梦境”的那几分钟。在这尚且醒着的片刻中，麦克斯韦尔·珀金斯时常将自己送回1812年的俄国——他最喜爱的书《战争与和平》中的场景。夜复一夜，他的头脑中充满拿破仑的军队在霜冻与初冬的风雪中从莫斯科撤退的景象。在佛蒙特州的早晨，当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一一在他眼前走过，他断定他的梦在这里更加生动，没有一个地方能像温莎镇让他睡得这么香。
每年夏天，珀金斯都带领女儿们远足，爬一次阿斯库特尼山，先走三十分钟，再休息十分钟，就像《战争与和平》里安德烈公爵率领士兵行军一样。但是，珀金斯在温莎最大的乐趣是独自长长的散步深思。他喜欢称之为“真正的散步”。他独自一人，穿越这片祖先们走过的土地。
3 出身
“如果不理解温莎镇或者整个佛蒙特州对麦克斯意味着什么，就不是真正理解他。那是深深插在传统乡村美国的树桩，而他人生舞台的前景，从许多方面来看都与之相去甚远。”范·怀克·布鲁克斯在《场景与肖像》（Scenes and Portraits）中写道。珀金斯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纽约城或其周边地区度过的，但新英格兰严苛的价值观是他性格的核心。他有许多新英格兰人特有的怪癖和偏见。他的行为和文学鉴赏力可能任性顽固，甚至驽钝守旧。但是，布鲁克斯相信，温莎镇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使他在内心深处保持着“直率、不为偏见所左右、不为次要感觉所影响、果断、有生气”的品质。麦克斯是一个性格中充满双重性的新英格兰人。
他于1884年9月20日在曼哈顿的第二大道第14街出生，全名叫威廉·麦克斯韦尔·埃瓦茨·珀金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两个大家族的继承人。布鲁克斯说他“几乎没见过别的美国人像他这样明显体现出美国历史的进程，所以你会看到历史仍然作用于他。有时候这种作用并不那么令人愉快，因为他的心思永远处于内战的状态”。
布鲁克斯说，那是1642年英国内战中共和派与保皇派之间的战斗，它穿越大西洋，来到了八代之后的珀金斯心中，他的内心一直没有结束这场战争。如果说父亲这一系家族让他成为“一个浪漫、爱冒险的孩子，懒散、优雅、坦率，充满欢乐、可爱和动物般自然的魅力”，母亲这一系家族则使他相信凡事必须付出努力——“在格格不入的环境中生活，”布鲁克斯说，“当他人生中遭遇危机时，[战争的]……这一面或那一面总会冒出来。”
威尔士人约翰·埃瓦茨是麦克斯维尔·珀金斯第一个移民到北美新世界的祖先。这个契约佣工于1635年登船，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安顿下来，并于1638年成为自由人。一个半世纪后，他只剩下一个直系后代——耶利米·埃瓦茨。耶利米·埃瓦茨生于1782年，毕业于耶鲁学院，在纽黑文当执业律师。他是一个严谨、清心寡欲的虔诚教徒。他的同时代人评价他“过于坚持正直，因而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律师”。他娶了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康涅狄格州代表之一罗杰·谢尔曼寡居的女儿梅海塔布尔·巴恩斯。他们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顿定居下来，他在那里担任正统的基督教公理会会刊《盛装卫士》（Panoplist）的主编，从此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传教布道的事业中。但他也没有把“传教”局限在宗教事务上，由于在一次外出传教时宣传废除奴隶制度，他在佐治亚州蹲了一年监狱。1818年3月初，他在离开萨凡纳的途中得知，他的儿子——威廉·麦克斯维尔·埃瓦茨——出生了。
威廉于1833年入耶鲁大学求学，参与创办了《耶鲁文学杂志》。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再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当时刚被哈佛录取、正在写海上冒险回忆录《船上两年》的理查德·亨利·达纳后来回忆说：“我在那里求学期间听到的最成功的演讲……是威廉·麦克斯维尔·埃瓦茨面对一大群本科生做的演讲。如果他不能成才，他将是我认识的年轻人中最令人失望的。”1843年，埃瓦茨与海伦·密涅瓦·沃德纳在她的家乡温莎镇成婚。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他们生了七个儿子，五个女儿。
埃瓦茨没有辜负达纳的期望。他在纽约市的律师工作在1855年受到全国的关注，因为他把占自己所有财产四分之一的1000美元捐给了废奴运动。到1889年他最后一次出庭时，他已经参与多起考验宪法基本原则的诉讼审判。《美国传记大辞典》称他是这一代中“三起大案例的英雄”，即日内瓦仲裁案、1876年蒂尔登-海斯总统选举案、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弹劾案。三起审判他都胜诉，因而确保了美国内战中对北方联邦作战的其他国家向联邦支付赔款，帮助一个在大选中没有赢得多数直接选票的候选人当上了总统，还维护了一个总统继续其任期的权利。
埃瓦茨在准备辩护时，总是向一些渊博的朋友征询意见。他常常找亨利·亚当斯，后者在他以第三人称写的自传中写道：“有疑问时，厘清思路最快的办法就是讨论，埃瓦茨就执意要讨论。日复一日，开车时，吃饭时，走路时，他总要挑起亚当斯来反驳自己的观点。他说他需要一块铁砧，好让他锤炼思想。”1877年，海耶斯总统任命埃瓦茨为国务卿。纽约州议会两度选他为联邦参议员。
从华盛顿退休后，埃瓦茨就回到佛蒙特州，在那里高高在上指挥家庭事务。他位于温莎的“白宫”里面光线昏暗，乱糟糟地堆满了东西，包括埃瓦茨家族许多镶金框的祖先肖像画，还有一座他自己穿着参议员宽长袍的大理石半身雕像。
丰富多彩的珀金斯家族在《美国传记大辞典》中占据的篇幅几乎与严肃的埃瓦茨家族一样多，不过大多数埃瓦茨家族成员都不怎么看得起珀金斯们。比麦克斯小九岁的表弟一直说：“珀金斯家的人政治观点不对，宗教信仰不对，连在墓地里安葬的地方也不对。”
麦克斯的爷爷查尔斯·卡拉汉·珀金斯继承了父母的财富和性情，自然而然成为家乡波士顿的艺术界颇有影响的朋友。他的祖先埃德蒙·珀金斯1650年移民到新英格兰地区，是一位富有而乐善好施的商人——东印度公司的巨头，他的好几个儿子在大革命时期都是亲英分子。查尔斯1843年毕业于哈佛时，已经对绘画流露出浓厚的兴趣。他拒绝按照惯例从事家族生意，而是出国游历，决心把自己对美术的爱好提升为认真的学习。在罗马，他混迹于当时的好些重要画家中间，可由于天赋有限，他只能当一个业余画家。最后他醒悟过来，成不了画家，至少他可以为阐释艺术贡献自己的力量。就这样，他成了美国第一位艺术评论家。1855年，他和纽约的弗朗西丝·D.布鲁恩结婚。珀金斯与欧洲的勃朗宁夫妇和波士顿的朗费罗保持着密切联系，写过六篇关于欧洲雕塑的重要研究论文。
到查尔斯·珀金斯的三个孩子都长大成人时，家产差不多被他花光了。他举家搬到新英格兰，和埃瓦茨参议员成了朋友。查尔斯的第二个儿子爱德华·克利福德和埃瓦茨参议员是哈佛法学院的校友，他因而认识并爱上了参议员的女儿伊丽莎白。1882年，两人都年满二十四岁，在温莎镇结婚了。
伊丽莎白是一个高贵温婉的女子，据说她走路的幅度从来不变，既不慢得好像漫无目的，也不快得失去闺秀风范，同时双手交叠握在身前。在华盛顿，她常常扮演父亲宴请客人时的女主人角色。她的丈夫性格更自由活泼。两人搬到新泽西州的普莱恩菲尔德居住，身为律师的爱德华每天开着当地第一辆蒸汽汽车来去火车站，在普莱恩菲尔德与纽约之间往返上下班。十三年间，他们生了六个孩子。妻子从不强求孩子品行良好，但总是期望他们如此；丈夫则是个慈父。
两个家族截然相反的个性特征集中体现在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威廉·麦克斯维尔·埃瓦茨·珀金斯身上。他既具有珀金斯家的艺术气质，也遗传了埃瓦茨家的严肃纪律。童年时的麦克斯就已展露出艺术家的才华和新英格兰人的见识。
每到星期日晚上，爱德华·珀金斯都会给全家人朗读。“我们全都围坐在爸爸跟前，听他读《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和《玫瑰与戒指》，”麦克斯最小的妹妹范妮回忆道，“我们都哈哈大笑，因为即便那时候，传奇故事也那么夸张。”
对麦克斯和他的哥哥爱德华，父亲专门给他们朗读法国书，由他自己翻译成英语，这样他的法语也不至于生疏。两个孩子如痴如醉地沉浸在《三剑客》、马尔博将军的《回忆录》和埃克曼-夏特良的《1813年征兵》等传奇故事中。麦克斯渐渐迷上了军事，尤其是拿破仑的英雄事迹。
麦克斯十六岁进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圣保罗私立学校念书，但第二年就为了纾解家里经济紧张而退学回了家。当时，也就是1902年10月末，麦克斯的父亲固执地不肯穿大衣，结果不幸染上肺炎，三天后就去世了，终年四十四岁。爱德华·克利福德·珀金斯没有一点积蓄，好在他的遗孀和六个孩子还可以依靠各种家族共同基金，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麦克斯在普莱恩菲尔德的利尔学校完成了中学教育。
当时，家里的长子爱德华已经去哈佛念书了，所以该由麦克斯坐在餐桌的主座上。出于新英格兰人的本能，他掩藏起丧父之痛，尽可能多地担当起父亲的责任。他觉得在困境中，他必须在全家人面前做好坚强的表率。他带着爱，严格地管教弟弟妹妹，而他们对他也很敬畏。一天早上做完祷告，他母亲情不自禁地哭了，他拍着母亲的肩膀安慰她，直到她停止哭泣。几十年后，他对自己的一个孩子说：“人做的每一件好事，都是为了让他的爸爸高兴。”
少年麦克斯自然也经历过初恋。“今天下午我终于吻了一个漂亮女孩，”1900年，他写信告诉范·怀克·布鲁克斯，“我好说歹说足足跟她磨了三个小时，她终于同意了。”好几个夏天他在长岛的南安普敦给孩子当家教，十六岁时还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切斯特菲尔德夏令营打工当辅导员。一天，他带着几个孩子在森林里远足，突然听到可怕的叫喊声。他让孩子们回营地，自己去寻找叫喊声从哪里来。他来到一个粮仓，看见一个女人站在门口，正在和两个抓着她手臂的男人挣扎。其中一人说：“你要干什么？”麦克斯答道：“我来救这位女士。”许多年以后，当麦克斯再讲述这个故事时，他笑得身子直晃。原来这个女人是震颤性谵妄发作，那两个男人只是要把她架到屋子里。
第二年夏天发生的一件小事将影响他的一生。一天下午，他和一个比他小的男孩汤姆·麦克莱利在温莎的一个深水池塘游泳。汤姆游泳技术很差，游到一半就慌了，双手紧紧抱住麦克斯的脖子。两个人一起往下沉。麦克斯挣脱以后就往岸边游。这时他想到了汤姆。一回头看到汤姆脸朝下浮在水面。麦克斯又游回去，抓着汤姆的手腕把他拖上岸，然后双手按他的肚子，直到把水从汤姆的嘴里按出来。过了一会儿，汤姆恢复了知觉。两个孩子说好不把这件事说出去。但麦克斯一辈子都没有忘。
多年以后，他唯一一次对朋友说起这件事。在汤姆快淹死的那个瞬间，他看到自己“出自本能的粗心、不负责任和怯懦”。他承认：“我十七岁那年因为在这件小得不值一提的事情面前曾经手足无措而意识到这些缺点，于是我决心一辈子都要遵守誓言：绝不逃避责任。”珀金斯郑重立下誓言，很快，无私与责任感成为珀金斯行为道德判断的标准。
麦克斯·珀金斯的父亲爱德华·C.珀金斯，新泽西州普莱恩菲尔德市的一名律师，来自一个历史悠久、富有艺术修养的波士顿家族。麦克斯的母亲伊丽莎白·埃瓦茨·珀金斯的祖上则是严肃的新英格兰牧师和政治家，麦克斯形容他们“对责任一丝不苟”。
八岁时的麦克斯（后排右者），旁边是哥哥爱德华，身前是弟弟查尔斯和妹妹莫莉。
和珀金斯家族的历代祖先一样，麦克斯去哈佛求学。在那里他舍弃了从来不用的名字“威廉”，以区别于祖先。他是1907届毕业生，大四那年他写道：
在我心中，大学是拓展自我、克服偏见、以独立眼光看世界的地方。在这里，男孩子第一次自立。过去，是别人塑造他，现在他必须塑造自我。他必须与旧观念决裂。
来到哈佛后，真正吸引他的是社交生活。“我喜欢‘交际’，当社交明星，”他在大学作业《各色景致》一文中写道，“我也希望穿好衣服，交许多朋友，在咖啡馆里抽烟喝酒，看轻歌剧时坐在前排。”他那时一头浓密的金发，从某些角度看去有一种精致的漂亮；换一些角度看，他也蛮引人注目的，但不是英俊。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在他的毕业年刊的照片中看到的，是一张貌似珀金斯儿时的偶像、当炮兵中尉时的青年拿破仑的脸——“同样敏感的大嘴巴，同样的高额头下一只同样的鹰钩鼻，还有一对同样贴近脑袋的大耳朵”。
大学一年级那年的11月，珀金斯在哈佛-耶鲁对抗赛后因为跟一个喝醉酒撒野的同学在一起而被关进了监狱。12月，他的成绩令他成为班上第一个受到留校试读处分的人。这是“社交”给他带来的殊荣，他一辈子都得意洋洋地记着。
珀金斯在坎布里奇颇为好斗。和有钱人家的同学不同，他在哈佛手头拮据，暑假打工，常觉得自己穿得破破烂烂的。他为埃瓦茨和珀金斯家族感到自豪，还喜欢说：“他们有些人富有，有些人贫穷，可你永远分不清谁富谁穷。”而在大学里，他感到家族的尊严好像丧失殆尽了。那并没有影响别人怎样看待他，可麦克斯从此养成了新英格兰人害怕不劳而获的心理。“别人帮了你，你的一小部分就属于他了。”他曾这样对三女儿解释说。后者还进而回忆：“他有一个好朋友家住长岛的一幢豪宅，常常盛情邀请他周末去玩。我父亲虽然很想去，可他没有去，因为他付不起给管家的小费。”
珀金斯不去同学家，但几乎每个周末都穿着袖口磨损的衬衫，步行去舅舅普雷斯科特·埃瓦茨牧师家。普雷斯科特·埃瓦茨是坎布里奇教区的教区长。“麦克斯似乎永远喜欢和家人在一起，”牧师的儿子理查德回忆道，“我们一起下棋，吃晚饭，还常常大声争论，谈的大都是社会问题，譬如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哪个更重要。不过我们都知道，他星期天晚上和我们在一起也是一种省钱的办法。”
“男人根据他们参加的俱乐部来衡量社会成功度。”高年级生珀金斯写道。同样毕业于哈佛的普雷斯科特舅舅得知麦克斯受邀加入福克斯俱乐部（Fox Club）但付不起会员费后，就开了一张支票给他，承担了这些费用。麦克斯犹豫着接受了，因为他说，在哈佛，“俱乐部之重要不言而喻”。
珀金斯也加入了校园文学杂志《哈佛之声》（Havard Advocate）编辑部，并擢升为编辑。他为杂志写的文章大都讽刺绅士派头和哈佛学生的生活。在一篇题为《论姑娘与献殷勤》的文章中，他写道：“权威人士证实，男人尊重女人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杆标尺……关于这个至少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世上不仅没有两个姑娘是一样的，连一个姑娘，除了最最纯粹的巧合，在不同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麦克斯在哈佛还有三个朋友经常给《哈佛之声》写稿：诗人约翰·霍尔·惠洛克、大学还没毕业写的剧本《救世主内尔》就成为百老汇热门剧的爱德华·谢尔顿（Edward Sheldon）、范·怀克·布鲁克斯。
布鲁克斯说他继珀金斯之后从普莱恩菲尔德来到哈佛求学是因为“我似乎一直都觉得，我天生就是作家，而我以为哈佛就是出作家的大学”。麦克斯比布鲁克斯高一级，他毫无保留地介绍这个同乡好友认识了每一个应该认识的人。两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珀金斯最喜欢的坎布里奇文学俱乐部——铁笔俱乐部（The Stylus）里。他们合住在温斯洛普街41号一幢淡黄色的木结构房屋里。布鲁克斯说，当时，珀金斯满脑子都是一种清教徒式的“克伦威尔”精神。有一段时间，珀金斯经常在早上六点把布鲁克斯叫醒，给他朗读赫伯特·斯宾塞和其他哲学家的作品。他偶尔跟威廉·詹姆斯教授一样，穿一件时髦的诺福克夹克衫，但通常都穿着阴郁的灰色和黑色衣服。
麦克斯选择学习经济学。布鲁克斯相信，他这么做正是因为“他不喜欢知道火车票价、火灾保险统计之类的数据”。这一选择是他外祖父埃瓦茨的格言的发挥：“对于我取得的成功，我骄傲的不是做了我喜欢做的事，而是做好了我不喜欢做的事。”因为这种在困境中锤炼品德的新英格兰人思维方式，麦克斯搬到了铁笔俱乐部的楼上，住在一间阁楼里，里面只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他常常通宵学习。多年后珀金斯才意识到：“我以为选择政治经济学这种我讨厌的学科为专业是磨炼自律心，还以为无论我喜爱的文学课程可能让我学到什么，我以后自然而然会学到，实际上我这样是放弃了自己的教育。”麦克斯始终没能全部读完他自己喜欢的书。譬如，他一辈子都为自己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粗浅知识而感到尴尬。
铁笔俱乐部之外，麦克斯从“科佩的圈子”受到的文学启蒙最多。科佩（Copey）是查尔斯·唐桑德·科普兰教授（Charles Townsend Copeland）的外号。他在哈佛居住了四十年，大多数哈佛人，无论是不是他的学生，都记得这个来自缅因州加莱城的小个子，他戴着一副金属边眼镜，有一颗圆脑袋——冬天戴一顶圆顶窄边礼帽，夏天则是一顶硬草帽。在加入哈佛大学英文系前，他已经放弃了曾经的演艺事业，从哈佛法学院退学，还在《波士顿邮报》工作过七年。他既非典型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学究气，但他就是有一种神奇的热情把书教好。对科佩来说，一行一行地讲解十四行诗还不如表演十四行诗呢。这个坏脾气的传统反叛者，无论观众有多少，他都要夸张地表演，因而风靡哈佛。学生们蜂拥而至听他朗诵英语经典名著，参加他宽松自由的文学讨论课。不过科佩拥有这样的声望理所应当：他能赋予最枯燥沉闷的古典名著以生气。
麦克斯（右边着浅色西装坐者）不是1907届《哈佛之声》编辑部中唯一一个后来在文学界取得成就的人，范·怀克·布鲁克斯（左边站立蓄须者）后来成为散文家、评论家；另一位终身好友爱德华·谢尔顿（中间着浅色西装站立者）在大学念书时就写出了一个百老汇热门剧。（照片来源：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
科普兰教大一英文课时是珀金斯的老师，这位年轻教授讲授文学的方法激起了麦克斯的兴趣。当科佩负责教授写作分析课“英文十二讲”时，珀金斯马上申请成为规定的三十名听课学生的一员。“科佩不是那种喜欢教室里学生很拥挤的教授，”沃尔特·李普曼在一篇怀念科普兰的文章中写道，“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总是与对他感兴趣的每一个人保持着特殊的关系。”
他的教书方法我记忆犹新[李普曼具体写道]，我觉得那更像是一种手段不限的摔跤比赛，而不是普普通通的讲课。过程是这样的：你接到通知到霍利斯楼他的宿舍去，还要求你带上写好的稿子。他告诉你怎样读自己写的稿子。很快你开始觉得周围好像有长长的手指在黑暗中穿过层层脂肪和软毛，摸到你的骨头和肌肉。你可以反抗但是最终，他总是把你剥得赤条条只剩下自己。然后他轻轻拍拍剩下鼻青脸肿的人，逼他们开始真正自己的写作。
和科普兰教授一交上朋友，珀金斯就专心上他的课。科佩对他的影响日益增长，这当然也有助于发挥他的编辑天分。到大四的时候，麦克斯许多课程的学习成绩都是优等。更重要的是，他也像科普兰那样爱上了写作。“说实话，”麦克斯多年后写信对科佩说，“我从你这里学到的比在哈佛学到的所有加起来的都多。”
麦克斯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在波士顿灯塔街开办一所女子进修学校的玛丽·丘奇小姐请科普兰推荐一个学生去给她学校的高年级学生上作文课。科普兰点了珀金斯。他所教的十二个女孩中，有一位玛乔丽·默顿·普林斯对这个比她们大不了几岁的二十二岁青年印象很深：“每次他来上课，我们都着了迷似的坐着。在他看来，我们肯定都成了哑巴。他谈起写作来就好像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都像他的奴隶一样卖力地上课。过了几个星期，麦克斯上课时戴起了一副深色眼镜。我们都知道他这是为了避免看我们时感到尴尬，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直勾勾地看着他，眼神迷离。”
麦克斯于1907年6月从哈佛毕业，因为在经济学方面学习出色而获得优秀毕业生称号。在他的朋友圈中，只有他没有在毕业典礼后去欧洲游历，而是直接去工作了。他没有考虑当律师（虽然他有三个兄弟相继成了律师）。相反，他去了波士顿民政局，为穷人服务。麦克斯得在晚上教俄国和波兰移民英语，白天巡访各区，但他也有许多时间读书、学习打字。到这年夏天结束，他就到温莎休憩几天，然后去纽约寻找报社的工作。范·怀克·布鲁克斯说：“无疑，当过报人的科佩曾令麦克斯想到报社工作。”
当时，要在好的报社谋到一份工作得靠个人关系。珀金斯认识《纽约时报》总编辑的儿子。不过后来证明这层关系跟没有也差不了多少。《纽约时报》虽然雇了他，但给他派任务的是本地版编辑，而不是总编辑。这个本地版编辑喜欢用他自己的记者。麦克斯只能干“机动工作”——也就是那种每天傍晚六点钟到凌晨三点在办公室里晃悠，等待自杀、失火等夜间突发事件的记者。珀金斯坐了三个月通宵，瞪着那个本地版编辑，心想：“这人知道报社每周付我15美元工资吗？”
接着，麦克斯被调去跑警务条线，报道所有与警察、案件有关的新闻，从唐人街的凶杀案到下东区的拒付房租纠纷，诸如此类。不久，他被提升为正式的《纽约时报》记者。他独家报道了皇家邮轮共和号在楠塔基特岛撞击沉没事件，也报道了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最后一次竞选演说。
麦克斯积极去做任何有危险的报道。他在纽约州新新监狱采访时被卡在电刑椅上；还有一次，他坐在冠军赛车手乔治·罗宾逊驾驶的16号赛车上，见证了他破纪录的、时速60英里的试车。但是，珀金斯写的稿子极少能像社会新闻那样上报纸头版。
他喜欢自己过的独立生活，因而经常拿他在只供应冷水的公寓里“过苦日子”打趣，说他“只能去哈佛校友俱乐部洗热水澡”。几年后，珀金斯对科佩班上的一个同学说：“当你养成了报纸记者那样的精神习惯时，你的写作就完了，它会害你。报纸记者写稿必须要求的快速和粗疏对于更高层次的写作终究是致命的；但我考虑更多的是记者对各种事件都投入相当的兴趣，无论事件是否真正重要。他是记录者，仅此而已。他不管事物表面之下是什么。”麦克斯仍然对这个被他称为“从业者与最有力量的日用品——文字——打交道的一种职业”感兴趣，但开始对记者不固定的工作时间和无法推迟的截稿感到疲倦。
在《纽约时报》那几年，他已开始和路易丝·桑德斯（Louis Sanders）约会。他是多年前在普莱恩菲尔德的舞蹈班上认识这个姑娘的。路易丝来自普莱恩菲尔德的一个名门望族。她曾这样写她母亲：“非常美丽——比我们居住的那个郊区小城里的任何一个母亲都美丽得多。”路易丝的父亲威廉·劳伦斯·桑德斯从过政，当过工程师，也经商。他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朋友，曾两度当选普莱恩菲尔德市长。他在压缩空气实验基础上拥有了十二项重要发明专利，因而成为英格索尔-兰德公司首任总裁。他总是要求两个孩子“学学金钱的价值”，并希望每一件事都是“现实”的。
每年复活节星期日，桑德斯一家把马群关进马房，步行去教堂。路易丝非常喜爱复活节仪式，尤其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某一年的复活节，她的帽子特别漂亮：那是一顶深绿色草帽，缀有一圈草叶和红色小玫瑰。那年复活节，她第一次对教堂有了认识；她注意到蓝色的穹顶上闪闪发光的银星。在天堂的蓝色穹顶下，她把手放在面前的教堂长椅上，想着她的复活节帽子。在桑德斯一家前面三排的长椅上，坐着珀金斯一家。路易丝的视线落在了麦克斯身上。后来她承认：“因为他抬头看着蓝色穹顶和星星，似乎想知道他应该去理解什么。”
几年后，桑德斯家的女儿们都还没到十五岁，她们的母亲因为癌症去世。桑德斯先生很爱女儿，但他对旅行的热情高于一切。有时候他带着孩子们到国外生活几个月，但他越来越频繁地独自远行。待在家里的女孩子们由一位家庭女教师照顾，她反复对路易丝说：“真可惜你长得不如你姐姐漂亮呀。”
有一段时间，路易丝很自闭。多年以后当麦克斯开始真正被她吸引时，她已经破壳而出，要发挥自己的才华和热情，当一名演员。那时候，路易丝出落得很漂亮了，身材娇小窈窕，有一双细长的杏仁眼，一头浅褐色的头发，还有迷人的笑容和一只小巧笔挺的鼻子。她父亲把一间马房改成她的剧场。渐渐的，她因为那些业余演出和她自己写的剧本而在普莱恩菲尔德出名了。
麦克斯在路易丝身上看到了赏心悦目的女性美。她聪明，幽默，和他稳重的性格相比，她轻快善变。精力充沛的她也可能是任性、爱虚荣的，伶牙俐齿令人不可捉摸。她常凭意气用事，有一个女儿说她“有一种不经逻辑思考就作决定的神奇诀窍”。
1909年，路易丝邀请麦克斯到她们家在新泽西环海镇（Sea Girt）的房子参加游泳聚会，野餐。之后，麦克斯第一次认真考虑向路易丝求婚。他回到纽约，给她写信说他把一身睡衣落在她家了。路易丝没找着，但发现了别人的一件游泳服。“这是你的睡衣，”她解释道，“恐怕它被海水浸泡后变得值钱而奇怪了。”
麦克斯开始邀请路易丝去温莎度周末。有一次，他妹妹范妮窥见他们俩坐在客厅里。两人之间握着一个针垫，正努力把扎在里面的针都拔出来。“我想他们根本没有低头看手里的东西，”范妮说，“而只是注视着彼此的眼睛，就像坠入爱河的样子。”
麦克斯·珀金斯对女性有许多看法，正面负面的都有。他最喜欢的一句俗话说，不结婚的男人是胆小鬼，正如结了婚的女人。他相信，过了一定年龄，男人还不结婚只是为了逃避责任，而女人开始物色丈夫是为了避免流言蜚语或别人的同情。但麦克斯性格中的矛盾之处似乎被路易丝平衡了。他在她身上看到了理想妻子的所有品质。他的浪漫与她的美貌相合，也满足了她对安全感的需要；他的睿智又让他预见到一生将与她斗智，他乐于如此。而路易丝呢，她称麦克斯为“我的希腊神”。
1909年冬天，麦克斯开始寻找一个时间固定的工作。他听说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广告部要招人，得到了与该社老板面试的机会。麦克斯知道他在哈佛有位老师巴雷特·温德尔（Barrett Wendell）是查尔斯·斯克里伯纳的老朋友，于是在面试前请老师写了一封推荐信给斯克里伯纳。巴雷特·温德尔同意了。
亲爱的查尔斯：
请容我个人向你介绍麦克斯韦尔·珀金斯。像我这样的老家伙对年轻人一般是不了解的，虽然我们应该了解。不过我和麦克斯的父亲很熟；如果我没有记错，你也应该在多年前就认识了他的母亲——埃瓦茨先生的女儿。这个年轻人的四位祖父母我都认识，也很敬重他们。所以当他来到哈佛，要青出于蓝赢得尊重，并非易事。但他未堕家风，愉快地做到了。他具有优秀全面的条件，是一个真正值得信赖的人。
“当然，也许最适合推荐我的人是我在《纽约时报》的上司，”珀金斯在与斯克里伯纳就广告经理一职面谈后写信对他说，“如果没有他们的推荐，我几乎不敢指望您跟我说的这个职位。但我自己还在桥上，不能把桥烧了。我还没有向同事透露离开报业的打算。但如果您认为报社编辑的推荐有助于我胜任此空缺，我马上就请他们写。”
麦克斯一边等待斯克里伯纳的回复，一边继续在《纽约时报》工作。1910年初春的一天晚上，他被派往鲍威利区（Bowery）做采访。有个胆大包天的窃贼在鲍威利储蓄银行街对面租了一间空置的商铺，然后挖一条通往银行金库的地道，快挖到头的时候地道塌了，把他堵在了里面。珀金斯的任务是每隔半小时向报社通报警方挖掘工作的进展。离现场最近的电话在街对面私人开的酒馆里。警方通宵在挖，珀金斯觉得坐在酒馆里反复用电话挺尴尬的，于是每打一次电话就要一杯酒。等到那个窃贼被挖出来拘捕时，天都快亮了。麦克斯喝得醉醺醺地回到家，筋疲力尽。过了几个小时，他的同屋巴里·贝内菲尔德叫醒了他，转告他斯克里伯纳先生想在当天上午九点见他。
路易丝·桑德斯十八岁时留影。四年后她与麦克斯结婚。他们是在普莱恩菲尔德的舞蹈课上认识的。她对一位朋友说，麦克斯是“我的希腊神”。
这次见面麦克斯非常疲惫，明显不在状态。不过斯克里伯纳对这个年轻人的诚恳留下了深刻印象。珀金斯在之前给他的信中已解释他为什么要这份工作：
我知道，人们通常有充分理由去怀疑一个新闻记者会想要稳定的生活质量。他们认为他不能安心过朝九晚五、不那么刺激的生活。如果您也这么想，我想告诉您的是，我不仅天生就爱好图书，并深受书的影响，而且我非常渴望这份工作，过一种正常的生活；我有年轻人最充分的理由渴望这样的生活，并且相信一旦拥有，会好好珍惜。
珀金斯如愿成为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广告经理，并很快进入角色。
1910年12月31日中午，他与路易丝·桑德斯在普莱恩菲尔德市圣十字圣公会教堂，在那些银星下结婚。威廉·桑德斯送给这个新女婿的结婚礼物是一块金表，从那天起，珀金斯就一直戴着它。随着他的听力逐年下降，珀金斯把表抬到听力较弱的左耳旁，然后由远及近地慢慢移动，听齿轮嘀嗒声。这成了他测自己听力的习惯。
麦克斯和路易丝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科尼什度蜜月，住麦克斯一个表哥的小别墅，与温莎镇隔河相望。路易丝的父亲跟女儿们有言在先，谁结婚就送谁一套房子做嫁妆。虽然珀金斯感到有些不安，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一馈赠，并在回到新泽西州后，住进了北普莱恩菲尔德墨瑟大街95号一幢朴素的小房子中。他们刚住下就把所有银盘、面包篮等结婚礼物带进来，还买了一座三十英寸高的“米罗的维纳斯”大理石雕像，成了家里最喜爱的摆设。
珀金斯对新工作和正常的作息时间感到很满意。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广告经理的工作要有想象力（虽然未必要想象得太大胆），对文学作品要有鉴赏的直觉，还要对读者会买什么样的书有感觉。麦克斯把大学里的经济学训练抛诸脑后，有时候会为他所喜欢的书投入超出预算的广告宣传费。1914年，有位编辑辞职离开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与人合伙创业去了。查尔斯·斯克里伯纳此时已对珀金斯的工作情况有了很深的印象，便把他调到五楼的编辑部。麦克斯的哥哥爱德华回忆说：“他过去常说，他们让他当编辑，才使得整个公司没有破产。”
差不多到麦克斯当上编辑的时候，他和路易丝已经生了三个孩子——都是女儿。1911年出生的大女儿以路易丝的母亲贝莎为名。两年后二女儿诞生时，麦克斯想叫她阿斯库特尼，也就是佛蒙特州他喜爱的那座山的名字。路易丝不同意，给她取了麦克斯母亲的名字“伊丽莎白”，后来又因为小妹妹叫她名字口齿不清而得了小名“莎比”。过了两年又生了三女儿路易丝·埃尔维娅，小名“佩吉”。
1916年夏，麦克斯志愿参加美国后备役骑兵部队，编入普莱恩菲尔德连队，被派到墨西哥边境。路易丝的姐姐坚持认为路易丝和麦克斯住不起父亲送给他们的房子，提出跟珀金斯一家换房子。所以麦克斯回到新泽西不久，一家人就收拾家什，带着那座维纳斯雕像搬进了洛克维大街112号。路易丝在客厅壁炉对面的墙上，用蓝、金色哥特字体描绘了一行她丈夫撰写的警句：“成熟男人欲望少。”
两年后，四女儿出生了。8月的一天早上，麦克斯在普莱恩菲尔德家中的楼梯上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多年以后他写道：“我对自己说，那肯定是男孩。上帝为了补偿我没上过战场的遗憾，派给我一个男孩。”得知结果后，他发给他母亲的电报只有一个词：“女孩。”女儿取名“简”。
身处五个女人之中，麦克斯乐于摆出一副厌恶女人的酷样。对于反复遇到别人说他没有儿子的事，他冷酷地说：“哦不，我们有过儿子，不过每次生儿子就把他淹死。”每当听说哪个已婚男人要死了，他总是说：“是他老婆杀了他。”这当然更多是他那段时期的一种幽默，而不是真的憎恶女人。
1916年，麦克斯（中）与国民警卫队普莱恩菲尔德A骑兵中队的战友们在墨西哥边境。这个中队在那里待了三个月时间追捕墨西哥农民革命首领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却连影子都没见着。麦克斯那年夏天重读了《伊利亚特》；西南部的平原让他联想到特洛伊。
珀金斯发现自己的妻子令人生畏。路易丝有用不完的精力，固执、坚决的性格丝毫不亚于其丈夫。照文学史学者安德鲁·特恩布尔（Andrew Turnbull）的看法，他们的恋爱婚姻有点像“苏格兰教授与巴黎女店员的结合”。两人强烈的个性形成了一场独特的两性战争。一开始，亲戚们对他俩的争论窃窃私语，说他们“正在磨合”，但局势很快就明朗了，他们的关系比这更严重。婚姻的浪漫消失了。麦克斯的情感藏到了新英格兰人矜持的石墙之后，而路易丝总是情绪外露。她要他尊重她渴望的表演事业，而他认定女人不应该在舞台上抛头露面。在婚礼前，麦克斯就要求路易丝保证：放弃搞戏剧的念头。
路易丝还得忍受其他不公。埃瓦茨家的人常常看不起珀金斯家的人，对路易丝·桑德斯也是绝对的蔑视。“在我们看来她就是戏子之类的人，浓妆艳抹的——真是一个喜欢男人、猎取战利品的人，”某个埃瓦茨家族的人这样说，“我们最不希望麦克斯娶的就是这种女人。”男人们喜欢她，但在之后的多年中，所有道德观念狭隘的女人都注视着路易丝的一举一动，似乎巴不得看到她有什么不检点行为。
事实上，路易丝比埃瓦茨家的任何人都老练，而且善良得多。温莎的族人视她的举止为目中无人。他们见不得她有一个富有的父亲能容许她挥霍。和他们一样，麦克斯也曾受过教导：自己挣来的钱财比别人赠与的更宝贵。路易丝大概花钱比较随意，而麦克斯则节俭惯了。但只要麦克斯的母亲对路易丝的持家能力表示不满，他就急忙辩护：“妈妈，我娶路易丝不是要一个管家婆，而是要一个伴侣。”
路易丝负责照看女儿们，虽然有时她会开小差。她依然不甘于仅仅待在家里抚养四个孩子。不写儿童剧本的时候，她就忙着搞业余戏剧，或者重新装修家居。结婚初期，麦克斯写信对范·怀克·布鲁克斯说：“路易丝能把一个小陋室变得赛过宫殿。”
路易丝和珀金斯家的前三个女儿（从左到右）佩吉、莎比和贝莎。麦克斯很想要儿子，却生了五个女儿。
女儿是麦克斯的最爱，她们也很黏他。每天晚上他都为她们朗读，起初是简单的诗歌，随着她们年龄增长，再是复杂一些的十九世纪小说。大女儿贝莎深受麦克斯所宣扬的浪漫主义价值观影响，以至于有好多年她一直想长大后成为一名骑士——麦克斯为此买了玩具剑和盔甲供她训练。莎比说她想看看房子燃烧的样子，他就往家里的一个玩具屋塞满纸，放了一把火烧了。看着火焰冲出窗户、屋顶塌落，她很开心。冬天，他戴上把脸裹得严严实实的羊毛头罩，带着佩吉坐雪橇穿过白雪皑皑的漫漫群山。“麦克斯叔叔给他的女孩们立了各种各样严格的规矩，”他的一个侄子说，“可一条都没有执行过。”
无论何时离家在外，哪怕只是在办公室，麦克斯觉得无精打采就给家人写信，让自己的心与她们在一起。每年林肯诞辰纪念日，他都坚持要尽责的秘书艾尔玛·威科夫来上班，打字完成他精心写给家人并画了插图的情人节卡。要是家人去了温莎，他就尽量每天晚上给至少一个女儿写信。其中有些信堪称出色的作品，写满他自编的童话故事。这种表达爱的方式任何孩子都能明白。他曾写信对莎比说：“爸爸如果没有孩子就一点都没有乐趣了。再怎么费劲都没用。无论在哪里他都会想，‘对啊，只有我的小姑娘们在这儿，才会开心啊，可现在她们不在，这里有什么好呢？’他时刻想着她们。也许他会去看某些雕像，可它们根本没往他心里去——他看到的是他的小姑娘们，在远方玩耍。等到他收到她们的来信，他才开心起来。”到了夏季，他就尽可能去温莎和在那里度假的家人会合。从“天堂”归来，他总是精神焕发，准备好对付杂乱的办公桌上积压的书稿。
在普莱恩菲尔德的家门口，麦克斯带着四女儿简出发去“真正地散步”。让女儿骑在肩膀上、一条腿搁在前面是他带女儿的习惯性姿势。
4 扩展
1920年夏天，麦克斯·珀金斯介绍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认识范·怀克·布鲁克斯后不久，菲茨杰拉德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好友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新共和》杂志上虚构了珀金斯最老的朋友与最新的朋友之间的对话。这是当时最有名的两大文人相见。威尔逊料想菲茨杰拉德会承认布鲁克斯“是[美国文学]这个方面最杰出的作家”，然后告诉他：“在《人间天堂》之前，当然有许多人写作——但在这之前，青年一代从来没有真正的自我意识，而大多数读者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代人的存在。正如他们在广告上所说，我就是那个唤醒美国青年一代自我意识的人。”布鲁克斯接着论道：“第一批像你这样的青年作家刚崭露头角，取得相当的成功，成群的出版商、编辑和记者便摩拳擦掌，准备利用他们，让他们商业化——结果就是现在的‘青年’作家供不应求。”
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不赶这种时髦。老查尔斯无意把他的出版社变成纸浆厂，出版那些有损他们七十五年来负责任的出版声誉的垃圾书。麦克斯·珀金斯尊重出版社的标准，但又想冒冒险。他比谁都积极地在全国各地物色新人作品。在这场单枪匹马似的改革运动中，他逐渐让更有生命力的新作取代斯克里伯纳书目上那些老朽之作。自菲茨杰拉德始，到他负责的每一位新作者，他渐渐改变了传统上“编辑”这一职业的作用。他所寻找的，并不只是那些“保险”的作家——风格中规中矩，内容波澜不惊；而是能用全新的语言道出战后世界新价值观的人。这样一来，他作为编辑所做的就不仅是反映当代的标准，而且以出版有才华的新人新作，有意识地影响、改变这些标准。
就自己出书后的第一年，菲茨杰拉德在日记中草草写道：“狂欢与结婚。去年辛劳的回报。我十八岁以来最快乐的一年。”到1920年8月，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暂名《火箭的飞行》（The Flight of the Rocket），尚在写作中。它讲述主人公安东尼·帕奇二十五岁至三十二岁，也就是1913年到1921年间的人生经历。司各特向查尔斯·斯克里伯纳解释道：“他是那种既有品位又软弱的艺术家，但缺少真正的创作灵感。故事讲他和他美丽的妻子如何在无度的挥霍中毁了自己。这听起来挺悲惨的，但绝对是本吸引人的书，我希望它不会让喜欢我第一本书的评论家失望。”
《人间天堂》出版六个月了，菲茨杰拉德还没有拿到任何销售版税。他对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付款流程几乎没什么耐心，虽然这在出版界很正常。也就是说，出版社每半年给作者一份结算报告，在此之后的四个月内寄出支票。司各特没有忘记珀金斯曾主动说只要他需要钱，可以随时提出，于是他开口要1500美元，说他的新娘要买件皮大衣。珀金斯马上汇了这笔钱，同时告诉他好消息，《人间天堂》自出版以来的七个月里已经卖了近三万五千册。但菲茨杰拉德一心认为他的书销量已达四万册，还没拿到版税就预支光了。到这年年底，他已经从版税收入中预支了大约5000元。很快他就忘了自己要钱的次数，要钱时便问：“这次能安排预支吗？”他就这样迅速地挥霍着金钱和信用，一辈子都为满足这样的挥霍而忙忙碌碌。但始终没有成功。
1920年12月31日，菲茨杰拉德写信对珀金斯说，银行已经拒绝他拿手里所持的股票作抵押，一分钱都不贷给他。他还欠了6000美元的账单没付，并且从他的文学经纪人保罗·雷诺兹公司拿了一篇短篇小说的预付金600多美元，可小说写不出来。他对珀金斯说：“从昨天到今天，我写了六遍开头。再写一次初登社交场的少女，我都要发疯了。”这是他们要他写的题材。接着他问珀金斯能否设法再借他一笔钱，就算是下一部长篇小说的预付金。珀金斯也办到了，从出版社财务那里支了1600元给司各特。过了一个月，司各特总算给他的编辑写信说：“正在玩命写呢。”《火箭的飞行》出版日期一再推迟，但是到2月，该书的第一部分已在打字排版，埃德蒙·威尔逊正在审读第二部分，作家本人则在改定第三部分。个人所得税又使菲茨杰拉德少了1000元收入。但珀金斯提醒这个“注定的乞丐”（这是菲茨杰拉德在他最近一封信上的署名），他还能从《人间天堂》的销售中获得2000元左右的版税。
4月底，菲茨杰拉德完成了这部小说，但他已将书名改成《美与孽》（The Beautiful and Damned）。他亲手将书稿交给珀金斯，顺便说他需要600元购买两张去欧洲的船票。这对编辑和作者马上算清了账。菲茨杰拉德心不在焉地讲完协议要求就走了，由珀金斯将他们口头达成的协议写下来：
这次我们不向你支付高额预付金，因为这一金额可能有点难以测算。更主要的原因是鉴于我们过去的交往，你可以在这里自由地预支和适度地透支，这样的安排会更让你更为方便和满意。
在未来的许多年中，珀金斯因此成了菲茨杰拉德的财务监管人。
菲茨杰拉德夫妇对他们的欧洲游并不特别满意。泽尔达在国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生病。司各特带着珀金斯的介绍信去见约翰·高尔斯华绥（珀金斯为高尔斯华绥作品的美国版写过许多广告文案，并认为他的《福尔赛世家》是“小说创作中惊人的成就”）。高尔斯华绥接待了菲茨杰拉德夫妇，但对美国新文学大发议论，轻蔑地称美国新作家都是乳臭未干的生手。珀金斯对高尔斯华绥的这番傲慢的评语毫不知情，还写信感谢他宴请菲茨杰拉德夫妇：“我想这对他大有好处，因为他需要指点。”菲茨杰拉德对拜访高尔斯华绥感到荣幸，但后来写信对沙恩·莱斯利说：“我对他颇感失望，受不了他那种既不风趣也不尖刻的悲观论调。”
在法国、意大利待了几个星期，并且数度求“金”之后，菲茨杰拉德夫妇漫游归来，回到明尼苏达。在那里，司各特的酒量很快就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安东尼·帕奇不相上下。他在白熊湖畔住了一个长夏，什么也没写。度过一段努力重振创作力的“糟日子”后，他写信给珀金斯说：“虚度光阴令我非常郁闷、消沉。我的第三本小说，假如我还写得出来的话，肯定像死亡一样死气沉沉。”在两人关系第一次陷入低谷时，他向麦克斯坦言：
我真想和六个知心朋友同桌畅饮，让自己喝死。我对生活、酒精和文学都烦透了。要不是为了泽尔达，我真想整整三年销声匿迹。出海当水手或者其他什么苦活。我厌恶这种有气无力、一知半解的懦弱环境，和我的同代人在里面苦苦挣扎。
珀金斯的回信字里行间洋溢着乐观，他甚至提到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的天气对写作的有利因素。至于生活、酒精和文学，珀金斯写道：“每个从事文学的人都会时不时地厌倦生活，这时候他们最容易借酒浇愁。”到这年夏末，菲茨杰拉德又开始写作了。
1921年10月，菲茨杰拉德夫妇等待着他们第一个孩子的诞生，也等待着《美与孽》的出版。这个孩子在近月末时顺利降生，取名弗兰西丝·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小名“司各蒂”。珀金斯发去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信中说他猜想泽尔达生了一个女儿。他说：“假如你像我，你会需要一点安慰。但是基于我有四个女儿的美妙经验，我敢预言你将来会满意的。”
月底前，珀金斯已将标好页码、改正错误的第一包校样寄给菲茨杰拉德。司各特对细枝末节也不放过——对小说主人公在哈佛的校园生活，他还有些技术性问题，麦克斯都轻松作答——现在，这部小说在他看来“好极了”。在斯克里伯纳，大家也非常看好这本书，就连那些仍然对菲茨杰拉德作品不以为然的编辑，至少也承认他们的书目上有了一个热门货。“毛校样把四楼的打字员都搅得情绪低落，我是说她们无心工作，”珀金斯写信告诉作者，“我甚至看见有个打字员出去吃午饭还随身带着一些校样……因为她读得欲罢不能。不仅仅是打字员，所有可能接触到校样的人都这样。”
菲茨杰拉德的原文中还有一个编辑问题没有解决：有一段文字集中描写安东尼·帕奇的朋友莫里·诺伯尔对《圣经》发了一通鲁莽的议论，说它是古代无神论者写的，根本目的是建立自己不朽的文学名望。可以肯定，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没有一个编辑在作者的稿件中碰到过这种亵渎《圣经》的话。但珀金斯一点也不觉得这段文字的实质有什么不妥。莫里醉醺醺地大放厥词似乎符合他的性格。不过珀金斯担心有些读者会指责菲茨杰拉德是在借莫里之口发表己见，因而引起强烈反感。他写信说：“我完全明白你想表达什么，但我认为不能这么写。即使人们都错了，你也必须尊重这些热情、真诚的人。”
菲茨杰拉德采取了攻势。他说他忍不住会想象这话是对伽利略、门肯、塞缪尔·巴特勒、阿纳托尔·法朗士、伏尔泰或萧伯纳说的。他们都是司各特的改革派兄弟。“实际上，”他还说，“范·怀克·布鲁克斯在他那本《考验》里批评克莱门斯居然听从威廉·迪恩·豪威尔斯的要求，在很多地方缓和了自己的观点。”他问珀金斯：“难道你不认为人们头脑里的一切变化都是对事物的武断认识而引起的——起初令人吃惊，但后来常常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习以为常，归于平淡？”司各特说，如果这一特殊事件没有任何文学价值，“我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你的判断，但是这个段落与它的语境十分吻合，而且为言外之意作了漂亮的铺垫，所以不能少了它”。菲茨杰拉德毫不让步，直到他收到珀金斯的回信。
珀金斯回复菲茨杰拉德的话成了此后他编辑每一位作家的座右铭：“不要一味听从我的判断。我知道，你在关键之处是不会听从的。假如我的判断真的让你在关键之处听从了我，我会感到羞耻，因为一个作家，无论如何，必须说出自己的声音。对你这个马克·吐温（如果布鲁克斯的见解是正确的话），我痛恨扮演W.D.豪威尔斯的角色。”珀金斯希望菲茨杰拉德明白，他的反对意见并非出于文学上的考虑：
这里牵涉到公众的问题[他写道]。他们不会接受小说人物是随口说说的。他们会认为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故意这么写的。托尔斯泰这么写过，莎士比亚也写过。当然，你现在是在借莫里之口表达你的观点；但假如你是有意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观点来阐述，你肯定不会这样写。
他希望菲茨杰拉德能把这段话改得“至少不会让赞同这段话主旨的人反感”。
菲茨杰拉德意识到原来的措辞太轻浮。他修改了莫里的讲话，把原来“万能的上帝”一词改成“神”，删掉“下流”一词，还把感叹句“哦，耶稣”改成“噢，天呐”。
书的护封已在印刷，内文清样也在车间制版的时候，菲茨杰拉德又带来了一段他为小说新写的结尾，他认为这个结尾会“让读者对这本书回味无穷，这是原来所没有的”。《美与孽》故事的高潮是男女主人公安东尼和格劳丽娅经过长期努力，终于获得巨额遗产，但他们也已经被酒精给毁了。为了庆祝发财，两人乘邮轮去欧洲玩。在船上，安东尼宣称他终于成功了。现在司各特新写的结尾是这样的：
那个曾经区分了多少代麻雀传承的绝妙反讽，无疑记录了发生在“大元帅”号这样一艘船上的最微妙的动词变化。毫无疑问，当每百年重生一次的“美人”从人间归来，回到露天的等候处——那里吹拂着阵阵白色的风，偶尔有一颗星星气喘吁吁匆匆而过——无所不见的“神眼”必定已在一年多以前出现在天堂某处。星星们亲昵地迎接她，风儿们温柔地轻拂她的秀发。她叹了口气，开始与白色风中的某个声音谈起话。
“又回来了。”那声音轻声说。
“是啊。”
“十五年过去了。”
“是的。”
那声音迟疑了。
“你多么冷漠，”它说，“毫无所动……仿佛你没有心肠。小女孩怎么了？她眼中的荣耀消失了——”
但是美人早已忘记。
泽尔达·菲茨杰拉德很不喜欢这个抒情的结尾，并对此大加斥责，使得司各特只能发电报给珀金斯，问问他的客观意见：“泽尔达认为此书应该到安东尼在船上最后说的那段话结束——她认为新结尾是一种道德说教。请告诉我你的看法，是同意我费尽心思加的结尾，还是喜欢现在的结尾，我拿不定主意。护封极好。”
珀金斯没有迟疑。他先给司各特回电报：“我同意泽尔达。”然后写信说：“我认为她的看法绝对正确。安东尼最后的议论正是全书应该结束的地方。”
菲茨杰拉德在《美与孽》中的写法——精彩的对话、曲折的情节、暗示的动作——在小说的文体上仍属独辟蹊径。因此麦克斯一度认为结尾点明寓意也不错。他告诉司各特：“对于书中的讽刺，思想单纯的大多数读者如果没有得到一点帮助，是不会顺理成章看明白的。譬如，我在和某人谈论这本书的时候，听到的看法却是：安东尼安然无恙；他得到数百万遗产，洋洋自得。可见这人完全没有领会最后几段很明确的反讽。”但是麦克斯仍然认为把意思写得更清楚，并不见得能克服艺术理解的缺失。他把司各特新写的半页纸放在一边，先修改护封上的文案，以确保读者能够领会菲茨杰拉德的反讽含义。
珀金斯相信，一般读者都能通过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获得乐趣，但并没有给予这些作品应有的文学评价，这主要是因为他笔下人物的轻浮。但菲茨杰拉德在这第二本长篇小说中所达到的深度，给麦克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在这个国家，存在着一个无根的社会阶层，”他写信给司各特说，“格劳丽娅和安东尼就陷入其中——这是一个人数庞大的阶层，在社会的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这当然值得通过小说加以呈现。我知道你并非有意去表现这一点，但我认为《美与孽》实际上已经做到了；这就使它成为了针对美国社会的、出色而宝贵的批评。”
《美与孽》题献给沙恩·莱斯利、乔治·让·内森和麦克斯·珀金斯，“感谢他们在文学上给予的帮助和鼓励”。该书于1922年3月3日出版。出版六个星期后，珀金斯告诉菲茨杰拉德，斯克里伯纳收到的添货订单不如他期望的那么多，虽然到4月中旬该书第三次印刷又加印了一万册（就在同一周，《人间天堂》第13次印刷付印）。他希望这本书取得空前的成功，希望落了空，但是麦克斯说，他对菲茨杰拉德在信中对该书的销售表示失望而感到遗憾。“我当然希望它可以卖十万册甚至更多，”珀金斯说，“我希望凭你字里行间的风格所表现出的无比激情可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它是一出悲剧，悲剧的本质已决定它必然是令人难过的，因此它的主要元素也就决定了它难以吸引那些纯粹为了娱乐、别无所求的大众读者。现在，至少这本书将有一个可观的销量。经营大众图书的书店可以轻易消化。它在专业人士中已经引起震动，因此抛开纯粹商业的观点不谈，所有因素对它都是有利的；我知道商业上的成功对你很重要，对我们同样重要；但就我们来说，我们是在支持你长跑，并且坚信你会取得胜利。”
珀金斯已经开始为菲茨杰拉德考虑下一步的事业规划。他认为接下来应该出一本短篇小说集。他喜欢在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后，接着出同一作者的短篇小说集，因为他发现前一本书的销售会带动后一本书。菲茨杰拉德选了十来个发表在各种杂志上的短篇小说，为这部小说集取名《爵士时代故事集》（Tales of the Jazz Age）。参加完随后出版社举行的发行会议，麦克斯向菲茨杰拉德通报说：“会上许多人对书名有激烈批评……他们觉得现在人们对一切形式的爵士乐都很反感，因此无论这个词实际上有什么含义，它本身会影响整本书的销售。”
司各特征询了他妻子、两个书商和好几位朋友的意见，众口一词喜欢这个书名。于是他决定不让步。他写信告诉麦克斯：“买这本书的是我自己的大众，也就是说，是无数对我崇拜得顶礼膜拜的时髦女郎和大学生。”司各特提出，除非珀金斯本人坚决反对，并且能拿出另一个更吸引人的、能占半个封面大小的书名，他才肯牺牲“爵士时代”这个标题。结果珀金斯没有明确说出他的反对意见，于是书名得以保留。
不过，珀金斯花了好几个月时间试图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影响菲茨杰拉德。他认为，随着《美与孽》的出版，菲茨杰拉德已经把时髦女郎这种人物写尽了。（“你可别成为这样的人，”那年夏天，珀金斯这样警告他九岁的女儿莎比，“她们很可笑。”）司各特笔下这些穿着短裙、留着齐耳短发的女郎的确迷人，但珀金斯在和他讨论为小说做营销广告时说，“我们应该……完全摆脱时髦女郎这个概念”。对于放弃自己最擅长写的人物，司各特颇为犹豫。他忘不了那些爵士女郎对他的好。但是，他还是接受了珀金斯的建议，从此他的短篇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的人物逐渐成熟。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写的故事大都不再是寻找爱情，而是关于失恋。先前还是敬而远之的金钱，如今成了权势的工具。他放弃了空想，代之以难以实现的梦。
1922年5月珀金斯问菲茨杰拉德有没有想过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时，菲茨杰拉德还没有构思出珀金斯所希望的那种成熟的故事框架，但至少已开始考虑。司各特答道：“我想故事的发生地将是中西部和纽约，时间是1885年。这次不会像往常那样大篇幅地写绝顶美女，而且故事将集中在一小段时间内。它将具有广泛的意义。我还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写这部小说。”珀金斯希望司各特等到自己觉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动笔。但是，一连数月，菲茨杰拉德在几个写作计划间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先把他这年年初刚开了头的一个剧本写完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