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一花一叶悟兴亡
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亦作道羲、道溪），又字芸阁（亦作云阁），号纯常子，罗霄山人等，江西萍乡望族。祖父文晟，历广东州、府、县十四任，为嘉应州知州。咸丰九年（1859）太平军攻城时巷战殉难，谥壮烈。祖母系乾隆五十四年（1789）探花、吏部右侍郎刘凤诰次女。父文星瑞署罗定直隶州知事，分巡高廉兵备道。文氏生于潮州，少长岭南，为岭南大儒陈澧入室弟子。光绪八年（1882）中顺天府乡试，嗣后浮海泛江，出入京都，结交赣、湘、沪、宁、鄂名流，读书会友，亲历社会，观察时势，在京“名动公卿，有小刘金门之目”（钱仲联《文廷式年谱》）。到十六年（1890）35岁时，一举擢巍科，跻鼎甲，授翰院编修，历国史馆协修，见知于光绪帝。十九年（1893）以宸断特派充江南考试副官，二十年大考翰詹，光绪帝亲拔为一等一名，超擢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署大理寺正卿。道希才雄气猛，遇事敢言，政治能动性强，又有“那信寒威折虎牙”的胆识，成为帝党中坚、清流新锐。甲午战争中，他坚定主战，前后连上60余道奏折，内攘权奸，外拒和约，并联合朝野上下，形成一股御外侮、保疆土的浩大声势和力量，借以支持光绪亲政。这种结集群力干预朝政的政治运动在有清一代中罕见。道希又列名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创办的强学会，为慈禧所深忌。二十二年（1896），在后清流大清洗中，遭黜归里，成为逐臣。戊戌间，又暗中聚结力量，支持变法维新，险遭不测。旋又匿迹江湖，东走日本，“藏身无尺木，坠翮警空弦”（《答沈子培刑部寄》）。他一生出处行止，大致有四个中转站：广州、北京、上海、萍乡。岭南是他的发祥地，奠定了他乾嘉学派的深厚学术根底，并开始结交天下士，熟悉官场，为他入仕途作充分准备。翰院六年，是他政治生涯的辉煌顶点，又正值中国存亡危急之秋，“坠翮”是必然的。以他40岁削职为界，从此永别了京都，也不再入岭南。晚清的上海是个巨大的磁力场，中外汇合，龙蛇杂处，仁人志士都厕迹其间。文廷式在历经风雨后，屏居沪渎，与各色人等来往，却洁身自守，“生怕袜罗尘染，黄昏深下犀帷”（《清平乐》）。晚年从禅理中求解脱与超脱，“潇洒老夫潜”、“有梦即渔蓑”（《洗心篇》）。终于归骨萍乡，洒然猝逝乡里，冥冥中似有宿命。
道希生活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体制根本转型期，不仅仅是亡国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更是几千年统治意识中王纲解纽，帝制终结的时代。文廷式恰好生活在这样一个新旧交递、矛盾纠结、方生方死的夹缝中。他短促的一生，经历了晚清半个世纪中所有的兵燹、战乱、政变、流血等内忧外患。孩提时就“逶迤兵刃间，得活竞分秒”。文氏在《畅志诗》中，加了个极富传奇性的“注”，叙述两件事。一是嘉应州被太平军围困，援兵不至，壮烈公文晟决心与城共存亡，独令媳彭氏携四岁孙廷式逃出重围奔潮州，曰：“余此孙将来有用，一代管一代，不留汝同殉也。”再是文氏七八岁时，其父星瑞署罗定州，赴穗请饷，太平军骤至，防御空虚，其母彭夫人遣散幕僚，曰：“吾家人应死，诸君何苦？”并作了全家自裁准备。幸幕友李君部署州兵千人守城，用疑兵计却敌。两次锋镝余生的经历，是文廷式有关人生价值的童年第一课，两代人尽忠守节的言传身教，使他终生刻骨铭心，文廷式一直以南宋信国公文天祥的后裔自居，日本友人也这样称誉他。庚子春，文氏东游时省轩龟谷行赠芸阁七古长篇，首四句是：“千秋赫赫文信国，丹心要扶宋社稷。芸阁先生公裔孙，奇材超卓嗜翰墨。”日本汉学名家内藤湖南访华时，赠文廷式七律次联是“两宋名臣钦乃祖，九州人物见夫君”。野口宁斋在病中神志恍惚作的“幻游”诗更将文天祥与道希祖孙父子并列：“信国三生存正气，专城（文晟）一死想英姿。声清凤子（星瑞）毛殊丽，材逸桐孙（廷式）爨更奇。”道希本来就抱负奇伟，有澄清天下之志。世宦出身，先辈忠烈，又君臣有遇合可能，都是文廷式治国、报国、救国的巨大合力。却偏生于末世、乱世，外有船坚炮利的强敌窥伺，内为毒后孱主权臣。慈禧两次清洗清流已是朝廷无人，戊戌政变，光绪幽囚，六君子遭难。到庚子义和团蜂起，联军入寇，帝、后西奔，清廷已“鱼烂国将墟”（《哀许郎、袁太常》）。正如盛宣怀在给沪上友人电中所称“大厦非竹头木屑所能支也”（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东游日记》）。富于政治敏感的文廷式，对清廷政治生机从萎缩、恶化到斫尽，已是逐步看清，不存幻想。他后期诗中常流露出遗民意识。由于他家三代仕清，坚守“重名节”的家风，另事新主（如徐世昌），转向革命（如梁启超）都不太可能。但又毕竟世易时移，西风东渐，他的思维在近现代之间，已懂得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看清廷，所以他不会像明末狷介儒士黄道周那样以文天祥式殉明自收成局。事既已不可为，只求远离政治，退居林下。正如他向挚友陈三立的真诚表白：“谪居不望濯龙门，幻梦初回恶犬村。四海久嗟秦客赘，一廛宁避楚人喧。”（《门存诗录·偶书》）
政治上既回天乏术，还可以从事撰述。道希天性嗜学，无书不读，也无处不读书，光绪八年（1882）文氏27岁时便有撰述之志，开始作《辽金元三朝会要》。他壮年时写的《古诗·驱车出门去》，正是抒写对出路的反复寻思较量：是在死寂阴冷的政治生态中作“孤光”，还是回归“文字”里（指撰述）安身立命？他几乎一生都在二者间徘徊。道希是菊坡精舍高材生，所遵循的治学道路，正是岭南学派钱大昕、陈澧所奠定的，即培养通才通识，砥砺人格，作“闳通淹博”的一代通儒。他天赋极高，博闻强记，过目成诵，兴趣又极广泛，一生“沉酣百家学”（《听雨》），对史学、小学、佛学都有较深涉猎和卓越识见，却也往往点到即止，又转向其他，形成治学的驳杂，年轻时就有“杂家”的称号（见钱仲联《文廷式年谱·光绪十三年》记载）。沈曾植在《清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君芸阁墓表》中，主要从清学术史角度总结文氏巨大成就，盛赞他治学广博，识力高超，功底深厚，堪称“有清元儒，东洲先觉”。却也委婉指出：“窃尝以为，先汉微言，东京纬候，魏晋玄风，宋元儒理，以君积学所识，专精一业，无不足以名家。顾君以资平议而已，终不屑屑纂述。君才于史学为尤长，穷其所至，亭林竹汀，不难鼎足，晚亦颇有意于是，而日薄崦嵫，盛业不究竹帛所存，千佰什一。”他存世的40卷《纯常子枝语》，是一部涉猎广博的读书笔记，钱仲联先生为其刻本作序，尝试概括它内容的方方面面，也只能叹“沉沉伙颐，方之往古，盖伯厚、亭林、辛楣诸家之流亚也”。将道希拟于王应麟、顾炎武、钱大昕之列，评价极高。
芸阁诗词中喜以扬雄设喻，扬雄是西汉末罕见的兼才，大学者、思想家、词赋家，却生逢乱世，遭遇坎坷，愤世嫉俗。王莽称帝后，扬雄因校书“天禄阁”受牵累，投阁几死。道希对扬雄作《太玄经》情有独钟，诗词中反复使用，如“寂寞草玄坊局冷，他时谁讯子云亭”（《为徐菊人同年题〈北江旧庐图〉》其二）；“草玄不谓时人识，窃恐扬云志已疏”（《春阴》）；“寂寥千载事，应在太玄经”（《洗心篇》之六）。是自喻、自宽，也是自解。道希是晚清兼才，也确有撰述意图，惜“日薄崦嵫，盛业不究”，遗编散落，至今没有全面汇集整理，令人叹惋。
政治、学术之外，道希另有一个更合自身特色的安身立命之处，即是词章。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文廷式”条末引方湖注：“芸阁于甲午战役后，与先公遇于沪上，叹曰：‘时事不可为，还是词章为我辈安身立命之地。’又太息曰：‘人生之祸患，实词章之幸福。’”后一句与清赵翼“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题元遗山诗》尾联）”同调。道希有天赋的诗人气质，政治上知几及微，情愫上遇事生感，触物便惊，蒿目时艰，处处是诗境、诗材。他更好玄思冥想，“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诗情勃郁，才华又足以驾驭，不致泛滥。加上诗人禀赋非凡，他明知“诗人死骨万丘山”（《论诗》其二），而这“万丘山”中的词汇、典故、手法、章句，都融溶胸臆，且“烘炉自有陶钧术”（《论诗》其一），经过陶冶、熔铸，化为自身血肉，落笔便有出处，并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其童年锋镝，青年漫游，壮年流亡，晚岁栖迟，所遭遇的“人生之祸患”，终成“词章之幸福”。总之，道希的遭逢、雄才、猛气、深情、积愤，最适于用诗词表达，他是一个天造地设的诗人。
文氏存世诗六百余首，题材有极大的包容性，赅括了当时动荡的政坛，乱离的现实和文人们的生活领域，而表现时局艰危，发挥政治郁闷，是他大部分诗作的主题和基调。诗人《落花诗》之十云：“万里河山歌舞地，百年门户绮罗香。”到道希时，“万里河山”已不堪回首，而文氏家族从壮烈公文晟开始的“百年门户”也正趋衰落。诗人以白头思悟式的猛省作结：“谁向秋霜明镜里，一花一叶悟兴亡。”这六百多首诗，正是诗人“悟兴亡”的“一花一叶”。辛亥革命前五十年间，中华大地上所发生的种种劫难，诗人的忧患经历，彷徨苦闷，探索追求，玄思冥想，都能在他的诗中找到或隐或显、或直或曲的表达。苟将其中所反映的史实，按诗作大致的创作年代编排，便是一部用诗叙写的晚清时代巨变的风云史，也是诗人自我心灵嬗变的思想史。
作为时代风云史，又集中在反映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动乱的诗作中，内乱外患，相互纠结，互为因果，促使清廷颠覆。当忠良遭戮，京都陷落，帝、后逃窜，亡国在即之际，道希挥笔“愤吟”，沥血陈情。如七律《愤吟，效韩致光》《哀许侍郎、袁太常》《江行舟中感事》《庚子七月至九月感作》四首（均见拙注《文道希遗诗选注》），忠愤之气，喷薄而出，如此直率迫切，以诗志痛抒愤、表哀记难，情感灼热之佳作，在光宣朝诗人中并不多见。但更多诗作是借事抒感，曲折隐晦，手法之多，具见本书注析。那些以首联二字作标题的七律，如《闻道》《八表》《春阴》《平明》等等，或借比兴喻时事，或以古典表今事，既是诗史，也是诗人内心绸缪纠葛、冲突追寻的思想史。后者在诗人的三大组诗中，更有集中地反映。如道希37岁在京作的《畅志诗》十首，是他入翰林时的反思内省。诗人以“诗传”形式，表述自我家世、思想志趣、价值取向、抱负襟怀、朝政士气、矛盾忧虑。虽夜气如磐，但清廷还未露败征亡兆，希望与失望并存。诗人所希冀和追求的是像西周名臣仲山甫那样为君辅弼（其三），作者以传统的贤臣形象出现在诗中，他本质上是政治家。庚子时写的《落花诗》十二首就不同了，诗人用隐约、朦胧的比兴手法，将中国诗歌传统中“落花”这一悲剧性象征符号，寄寓了政治衰败、国家颠危、美人凋殒、山河惨淡、生命凄迷等丰富意蕴。如作为全诗序幕的第一首前半：“三月春光已路歧，夕阳欲下故迟迟。风云将起天犹醉，荆棘满庭人未知。”落笔便点出政治风云和清祚将尽景象，表现晚清那“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非人力所能回春。整个组诗写得凄迷婉约，如怨如慕，哀感顽艳，成为诗人七律的冠冕。《病中读黄浦漳七夕洗心篇慨然有作》十二首，写于清廷即将倾覆时，“积雪埋千嶂，荒风隘九圻”（其十），象喻国土将沦亡，生机已耗尽。自己也“抟飞霄路迥”（其二），已不能奋飞了。至于“瑶检谁封禅，元圭或告功”，鹿死谁手，谁告成功，只有由它去。“南荣晞发后，倚枕听秋虫”，兴亡易代只在“秋虫”声里。这十二首诗应和《落花诗》对应看，它没有《落花诗》那样的迷离凄楚、哀怨缠绵，但在同样的深邃幽渺中，更饱含看透人生的哲理禅机，诗人反复喻述的是在精神上寻求较为彻底的解脱与超脱。三题组诗创作的时间，前后间隔10年，《落花诗》（庚子，1900）与《洗心篇》（壬寅，1902）相隔只一年，诗人从悲苦到解脱，正是思想成熟的表现。一年后（1904），诗人猝逝。再四年（1908），孱主毒后，纠缠了一辈子的母子冤家同归于尽。又三年，幼主逊位，268年的大清随同两千余年的帝制彻底终结。正是这乾坤易变、天崩地坼的独特时代，造就了文廷式这样集维新政治家、闳通淹博的杂学大家、卓有建树之词家、诗人于一体的传奇性人物，跨在近代与现代交替线间的伟士。
二 可怜无古亦无今
中国传统士人价值取向集中在事功、道德、学业、文辞四个大方面。道德、学业是必具基础，也是士大夫的底线原则，事功（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与实践）、文辞（撰述与创作）则关系到一生贡献大小。传统无职业诗人，一般视诗词为余事。道希壮年时的《畅志诗》所反复表达的正是士大夫之大者、远者。晚年他以诗词为安身立命处，已是“时事不可为”，只能“借辞翰以传千古”（《知过轩日钞·评曹植语》）。文氏挚友陈三立在《文学士遗诗序》中追叙他事功上的失败并下定论：“君激世变，益究中外之务，凡时政得失，列位贤不肖，慷慨陈论，指斥权贵人尤力，为所侧目久矣。及肇宫闱之隙，狃新旧之争，务归罪于君，媒孽构陷，屡欲挤之死地，脱身走日本乃免。夫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自古贤人才士，怀负奇伟，动与祸会，遭戮辱屏弃摧落者，不可胜数。况厄于一时，愈伸于百世，是岂足道哉？”这段话正是从政治家的角度，高度肯定挚友为“怀负奇伟”之“贤人才士”。然后转向“遗诗”：“君撰述宏富，诗词特鳞爪耳。然君博极群书，诗乃清空华妙，不挦撦故实自曝。”也许伯严未料到，道希“伸于百世”、让后世想见其为人者，恰恰是藉这政治家之“鳞爪”。他的弟子叶恭绰，是道希诗搜辑、整理、刊刻者，在《文道希先生遗诗序》中，强调不能“以诗人之作”看待其师诗词：“昔陈右铭先生读师《水龙吟》词，谓非文人所能长。师之诗，何莫不然？盖信乎非世之诗人之作也。”接着指出：“清社之屋，西朝（慈禧）实尸其咎”，并作出历史假设：“使师当光绪中叶，得行其志，以其间斡回时运，收拾人心，开通风气，则戊戌庚子以迄辛丑诸役，或竟弭而不发，未可知也。计不及此，徒使论者以人之云亡致慨于邦国殄瘁，而师之感时忧世之抱，悲愤牢骚之况，乃仅流露于纸墨间。呜呼！以师为文人，或轩轾于甘陵、洛蜀间，以师拟于急功近名之列者，斯真一孔之见也。”这历史假设，既是为阐述其师“斡回时运”之政治能量，更是为突出其师流露于纸墨间的“感时忧世之抱，悲愤牢骚之况”，不宜以普通文士之作看待。《序》结尾遐庵举《孟子》“知人论世”说再次强调：“余论及此，亦欲后之诵师诗者，于清末时局有所考焉。其所得将有出于诗之外者，至于师之诗所以为工，或亦因是也。”陈、叶二序首先陈文氏事功不遂，突出他政治家的身份，道出了文氏诗词创作的内在动因及其独特价值。道希题画龙长句本系自嘲：“鳞爪凭人想象间。”现试就这位政治家的“鳞爪”作些探析。
一、道希诗中优秀作品的史诗价值。史诗价值并非单纯以诗证史，如前举直接或间接的抒愤表痛诗，或如他的《立春杂咏》《拟古宫词》等大型组诗，“多涉同光掌故”（王赓《今传是楼诗话》），能以诗补史之阙。史诗固具备史料价值，但根本在于它表现大局，见微知著，能显示时代本质、历史趋向，具有卓越的史识和判断。如七律《观报》二首，抒写的是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大事，戊戌前内外形势，尽在其中，第二首结尾：“乔木高原两不支。”表达中国海防、塞防全失，国将不国。又如《夜宴伯希祭酒意园》七古中：“古来金谷耽荒宴，青春白日欢无倦。宾客常招越石豪，后堂更有翾风倩。祗解珊瑚种作林，那知铜狄秋风变。”该诗写于十五年（1889）光绪甫亲政，清廷未露败征，盛昱又正是“金闺彦”。诗人铺叙夜宴繁华，表现当时官场侈靡，和时代风尚，“铜狄秋风”之喻，显示了文廷式高度政治敏感和预见。这诗可与他的《读韦端己集》诗并读，“解恨咸通当日事，始知端己是诗人”。道希正是“端己式”的诗人，故能同明相照，“隔世相怜弥怅惘”；又引起陈寅恪先生对道希的“隔世相怜弥怅惘”，这便是史诗的力量。道希集中这类诗颇多，他的三大组诗《畅志诗》“其六”的“洞庭广张乐，灵爽纷如织。庸知清角声，惊起天鹅翼”。“其七”的“王母倦披图，徘徊宴清丘。折轴陟危阪，凛然不可留”。《落花诗》“其四”的“运去六龙成代谢，年衰八骏岂重来？”“其六”的“明皇富贵惊秋雁，炀帝头颅殉冷萤”。《洗心篇》“其五”的“有时天醉醒，莫问道污隆。瓠落庄生圃，榆生汉帝宫”。“其十”的“淮海微禽化，深惭达者机。久疑天不语，方信海能飞”。这些诗中所蕴含的兴亡之兆，盈虚之理，变化之机，都含史诗性质。特别是作者一些读前人集之作，涵蕴深广，如《题陶渊明集后》，通篇不涉陶诗，纯从政治着笔，“举杯忽劝长星酒，宝鼎已落他人手。彭泽宰官先见机，五斗折腰吾自归”。兴亡之速，知机之神，发人猛省。读《元遗山集》“其三”：“百年阅历沧桑局。”“其四”：“銮舆已出青城道，玉辇翻幽碧照堂。”其中所蕴含宋金覆灭对照，历史翻覆规律，读来令人心灵震撼，不能自已。就是一些短章也具史诗涵量，如道希东游的《樱花绝句四首》“醍醐故事无人记，独对繁花唤奈何”（“其二”）的深层问题；“如此仙山真缥渺，玉环金钿倘归来”（“其三”）的深沉含义；“独立无言桃李外，夜来风露立高寒”（“其四”）的象征寓意都极耐人思索。《夜坐向晓》之二：“遥夜苦难明，他洲日方午。一闻翰音啼，吾岂愁风雨。”诗人风雨鸡鸣的自励，与排除华夷畛域，从世界角度来看中国，和待旦信心，含义丰富，极大超越了短章容量。他的《落花诗》之十末句“一花一叶悟兴亡”，“一花一叶”的情节都可证史，关键在于“悟兴亡”，就高出“诗史”一筹，升华成“史诗”了。
诗作如此，关键在于作者是谁。道希为日本诗人永井禾原《西游诗续稿》作序称：“当波谲云诡之时，不有畸人抱坠绪而咏之，诗其废乎？”（见《和禾原君韵》注1）道希就正是这“抱坠绪而咏之”的“畸人”。前引陈三立序中称：“尝推为独追杜司勋，波澜莫二，即身世漂泊，亦颇肖似之，此可悬诸天壤，俟定论者也。”杜司勋，即晚唐杰出诗人杜牧（803—852），字牧之，曾任司勋员外郎，诗深受杜甫影响，人称小杜。两人都生于末代（晚唐、晚清）；都系士族出身（杜牧祖父杜佑，三朝宰相）；都壮志飘萧，才人落魄；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有抱负、有气节，忧国忧民，关心时政，注重兵事。杜牧五古长篇《感怀》诗，写安史之乱后数十年藩镇割据跋扈，边患频仍的动乱史，是著名的晚唐史诗。两人都精于七律、七绝；又都49岁卒，享年不永，相似处太多了。也许正因此，伯严末句语气极端肯定，有昭诸天地，俟成定论之意。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中，称道希诗“力追浣花（杜甫），有《诸将》《咏古》之遗意，绘彩模声，几于具体”。《诸将》《咏怀古迹》各五首，系杜甫766年秋夔州作，均系少陵政论七律。前者以丽辞讽诸将徒享高爵，用典故喻国事艰危；后者借古迹抒己怀，自伤漂泊，这正是道希七律所擅长处。杜甫漂泊西南时期，写了一百多首七律，喜用两字做标题，举其尤者，如《蜀相》《狂夫》《野老》《宾至》《恨别》《野望》《登楼》《宿府》等等，写老病潦倒，抒政治悲怀，内中不乏史诗名篇。道希甲午战后七律，也多用两字作标题，大致按年代排列有《闻道》《追忆》（以上甲午后）《八表》（丙申1896）《有感》（丁酉1897）《有忆》《春阴》（以上戊戌间）《幽人》《平明》（以上庚子）《唐宫》《书愤》（以上辛丑1901）等等，都是政治抒情名篇，其中不知蕴藏了多少政事隐秘。道希诗学唐，主要是学杜甫，集中有三题六首和杜诗，又特别学晚唐杜牧、韦庄、韩偓，同处乱离时世，同心系君国，“同明相照，同类相求”，芸阁诗具史诗性质，决非偶然。
二、道希诗中特出的一个现象是易代思想、遗民意识颇浓厚。倘以道希被黜出京为前后期界限，易代思想主要在后期，甲午战后便产生这阴影。乙未在京时他有首七绝《为人题陈圆圆丽妆、道妆、优婆夷（佛）妆三小影》：“我如卧病维摩诘，卧玩轩窗日影移。忽睹丽人三幻影，沧桑浩劫不多时。”陈圆圆是清人熟知人物。清初大诗人吴伟业驰名的《圆圆曲》通过圆圆的悲欢离合，写出了一个王朝颠覆。更由于吴三桂因此引清兵入关，在清代士人心目中，一直认为她是祸水，是亡国征兆。曾几何时，人们却将她易妆像欣赏供奉。既反映出世俗文化与正统文化的冲突、融合，却多少显示出了人们心中又产生了易代思想。所以文氏即便是卧病摩诘，不关心尘俗，也发出了“浩劫不多时”的慨叹。在他尔后诗中，这阴影渐浓，从潜意识到明意识，从象征（如《落花诗》）到明写直指，如《夜宴》中“铜狄秋风”之喻；《题陶渊明集后》中“举酒忽劝长星酒，宝鼎已落他人手”；《徐家汇谒文定公祠》之“把卷独怜前世事”；《立春杂咏》“其八”之“天演留良唤奈何”，《洗心篇》的“瑶检谁封禅，元圭或告功”。至于《读元遗山集》《读韦端己集》充溢在字里行间的亡国之音就更不用提了，到他为冒鹤亭题其先世《菊饮》卷子失而复得的七律二首，易代思想发展到为本朝唱挽歌了（详见该诗“读记”）。重要的是发生在易代之际的这类文化现象，说明文化人对易代的首先警觉，具有唤起、呼应、援引作用。但清亡带有瓜老蒂落、自然凋萎性质，毕竟不同明亡于兵燹和外族继统，所以道希于诗中自我调侃“久同皂帽称遗老，为爱黄絁近道装”了。辛丑间，由陈锐、陈三立发起的“门存唱和”活动，也同样是这类易代之际诗人群体酬唱的文化现象，和明末冒辟疆《菊饮》征诗不同的是，它以忆旧形式激起乱世文人的艰难时世感，家国颠危痛，唱和范围更广，远远超出了“同光体”诗人圈子，和诗达一千三四百首。道希与同光体酬唱活动素无直接往来，竟也欣然参与，并用此韵题《元史详节》，歌颂他所景仰的“四千年内论人杰”之成吉思汗。而他称为“先信国公”之文天祥“柴市血犹碧”（《登江心屿谒先信国公》），正是这“人杰”横侵亚欧的结果。这也是清末新文化现象，国家意识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意识，何况有260余年历史的清王朝，早已构建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改朝换代已临终结了，这些正是叶恭绰所称“其所得将出于诗之外者”。
易代思想影响甚至支配个体的出处，便成遗民意识。中国历朝历代都有遗民，新朝对遗民都例行宽容，这已形成了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前文提到道希不可能事新主、转革命，只能如他的挚友伯严、子培、节庵等一样，做民国的清遗民诗人。在《读元遗山集》里，借遗山酒杯，抒自我感情，写得既苍凉悲壮、慷慨生哀；又委婉含蓄，欲言却止。两位末代诗人都经历过“艰难戎马乱离秋”；也都竭尽全力“枉道漏天犹补石，谁知沧海竟横流”；一样“飘萍身世感苍茫”，不知所归。遗山“归田许作柴桑士，上疏应称草莽臣”尴尬的遗民处境，道希能充分理解同情，或许自我也作了这心理准备。但遗山“国亡史作”，以斯文自任，“天老虞卿好著书”；加上他“论诗终不让苏黄”，“遗编万丈光芒在”，道希的选择呢？诗中那对故主的眷恋、亡国的哀痛、遗民心理、出处彷徨、个人的飘萍身世，两位诗人融而为一，深令读者感到“遗山，就是我”。道希作于丁酉（1897）间《霜叶飞》词序中，怀念故旧，有“诚知天道变衰，早死未为不幸”的沉痛语，不幸而言中，他没有成为遗民，赍恨猝殁。“千古文章未尽才”，是中国学术、诗词的一大损失，令后人心痛。
三、道希不羁之才对传统诗歌的突破和创新。道希存世唯一带结集性质完整的手抄本《知过轩诗抄》扉页上题七绝一首：“山川不发骚人兴，天地能知狂者心。凭仗纵横一支笔，可怜无古亦无今。”这首题诗具有自道家门“诗序”性质，既是诗人的创作宣言，也是以诗表达的创作原因。正在沉沦的“山川”已生机斫尽，吸引不了诗人兴味，只有“狂者”心声在天壤间回响。在传统语汇中，狂者多指不羁之材，如李白自称“我本楚狂人”（《庐山谣寄庐侍御虚舟》），辛弃疾“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道希别号纯常子，用《庄子·山木》中寓言：孔子围于陈蔡间，大公任（寓言人物）劝孔子“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纯纯常常，乃比于狂。”意谓舍弃功名，纯朴平常，同于愚狂。可见“狂”本质上有纯朴平常的一面，只是处世态度上愤世嫉俗，不受羁勒而已。“无古无今”，涉及歌咏事物、范畴、题材、体裁都无古今限制，只是随兴之所之，直抒胸臆，也隐含自诩，凭仗诗笔，纵横天地间。道希诗作艺术形式既尊重传统规范，却又脱落蹊径，不主故常。他以诗议政、抒情、写景、咏物、叙事、寄慨、述异、论学，以诗表哲理玄奥、吟心灵脉动。大千世界，往古来今，以至现代声光化电、宇宙空间、方外畸人异物，埃及文字，无事无物以至意识思辨无不可以入诗。而大多数篇章是“愤吟”国家动乱，抒发“骚人”失意和“狂者”心声。上述种种，既是对传统诗歌的突破，又求诗歌能适应繁复多样的现代社会，更是创新（他集中有6题15首体裁灵活的六言诗），标志中国诗歌正从近代向现代发展。
道希诗各体皆善，风格多样，而以七古、七律最工。诗人自负称“舆中读太白七古，其沉郁极处则神气飞扬，知其笔意与余略相似也”（《文廷式集·南轺日记》）。七古在道希手中，成为一种圆熟体裁，情、事、景之别，描写、叙记、议论之分全打通了，如散文一般灵活。一些史诗式名篇多集中在七古中，如阐述哲理的《萍乡毛女洞……》诗、《桑田吟》；论词的《与冒鹤亭论词，即书其水绘庵填词图卷后》；题集的《题陶渊明集后》；赠友的《相逢行赠曾重伯孝廉》；讽喻的《夜宴伯希祭酒》；写宴集的《碧浪湖宴集，赠郭筠仙侍郎》，也许诗人豪情、雄才、逸兴、积愤最适宜用七古长篇挥洒，每到沉郁极处，便神采飞扬，其语不诬。七律、七绝佳处可与老杜、小杜比美。诗人博学更多表现在典故的选择、镕裁上。七律常以典故作仗，有正用、反用、明用、隐用、借用、映衬用。典故多样丰盈，内涵深刻重大，表现贴切巧妙，加上灵活虚词，使境界全新。这类诗例极多，试举诗人戊戌难中《荒村与彭鸿逵表弟夜话》中间两联：“著书卦已占阳豫，赠剑人犹忆管涔。梁甫当年吟诸葛，白登有句赠卢谌。”全用典取譬，人是乱世中的英杰，事是戡乱的伟业（建赵、扶汉、卫晋），遭遇是困境（诸葛）、危难（刘曜）、死亡（刘琨）。诗人所取喻的人和事都是壮志未酬的悲剧，不管诗人对此意识到否，却反映出时代真实。
如此诗才，却不树坛砧，不依傍谁，这具见于他的《论诗》三首中。其三有云：“曾上崆峒探帝迹，不劳仙赠九还丹。”他在攀登诗歌“崆峒”中自有所悟，政治家的价值追求构成诗魂，诗中有史，诗中有学，诗中有识，自立于“同光体”“新诗派”之外，卓然成家。他的诗和同光朝赣派、浙派、闽派的代表人物如陈三立、沈曾植等，艺术上各有千秋。但诗中所反映的时代动乱，对变天的预感和哀痛悲苦，又大大超过各派首脑人物。道希对史学情有独钟，史才史识藉诗笔表达。他于诗中探求二千余年王朝兴衰陵替的辙迹，发现不仅晚清晚明极其类似（见题《菊饮》卷子诗），就是西晋溃败、东晋篡夺、晚唐颠覆、宋金易代，都是历史悲剧的重演，却又都逃不出治乱相因的规律。“枉道漏天犹补石，谁知沧海竟横流”。千古有心人，为此同声一哭。这就使得他的政治抒感诗，比同时代人哀国难之作，多一种敏感的末世痛，迷茫的兴亡谜，悲凉的覆辙叹，厚重的历史感，在晚清“众星灿以繁”的诗坛中，有如此蕴涵者，实属凤毛麟角。芸阁诗应该有史诗地位。
三 关于本书
文廷式一生自负、自期极高，如上文所述种种，几乎他每首诗都有“我”在。他一生行藏：童年锋镝，江南漂泊，翰院六年，遭黜南归，憔悴家国，庚子乱离，隐秘东渡，沪上栖迟，田园终结，都鲜明表现在诗中，不仅仅是线索或踪迹而已。我于本世纪初走近文廷式，正是从他的诗入手，浸淫日久，产生“诗解文廷式”意图，并作了试探，颇有所得，愈感到要表现文廷式其人和他所处的时代，就得探索他诗歌的全貌。在同行热情鼓励和在萍乡父老殷切期望下，接受本院文廷式研究所委托，以残年余力，寝馈其中，荏苒八载，完成了这本《文廷式诗选注》。
中国是诗的国度，注析诗歌和诗歌的发展历史同样悠久，两者既同时并进，又相互依存，积累了许多规律性的经验，如“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等，都是注释者必须依据的经典定律。我注文诗的总原则，正是前人提出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原则。首先是“文诗注我”，将文氏存世的六百余首诗反复雒读到大部分能背诵，到整个身心融入其中，尽力所能及，尽量追随诗人步武，哀乐随之；再及文氏其他全部著述，包括40卷《纯常子枝语》煌煌巨著，八年时间大部分用在读和查找资料上。到稍有所得有所悟时再动笔“我注文诗”。我用作注的材料、信息、观点、判断、评析，都是从文诗及其有关著作中来的，只是经过我的理解、消化、熔铸而已。本书取材和体例有以下几点：
（1）注释以汪叔子先生《文廷式集·诗录》为底本，并参校诗人生前手录《知过轩诗钞》，有异文处，择善而从。
（2）尽量以文氏著述注文诗。道希著述广而杂。他的大量笔记、日记、书简、奏议以至某些杂著都可成为道希诗的大好注脚。道希常用古人诗写自我深沉感慨。我就引他所用的古人诗作细致诠释。这在注《读元遗山集》《读韦端己集》二诗中特别突出。
（3）体例上注析融合，外加“读记”。我紧扣住每首诗内涵来注释词义，尤其是文诗中典故，必须紧扣该诗诠释，否则典故弄清了，诗意常茫然，甚至与典故原意相反。断语力求客观，言必有据。每首诗后，用画龙点睛式“读记”作较深广剖析，这是扩展文诗研究的新尝试。“读记”由每首诗的特色而定，特别注意该诗文化涵量。
（4）尽力发掘文氏存世诗中的珍贵史料。如他的组诗《立春杂咏》27首（选注16首），分咏上海向现代大都市转化的人、事、景、物，时代风云，宛如一幅逐步展开的近、现代之交的上海风物画长卷。又如道希40首组诗《拟古宫词》似还没有系统整理过。清末民初该宫词流行时，人们对诗中本事，看作小说家言，穿凿附会，以讹传讹。其实内中有一部既隐约又实在的晚清宫闱秘史，发掘出来，可补晚清史料之阙文。我按诗中的人物、事件分类，选注了26首。又如道希访日时，与日本诗友唱和之什，他生前对此秘莫如深，一律不录入他亲手整理誊抄的《知过轩诗钞》中。我幸得日本友人伊藤元彦先生相助，从日本国会图书馆中，找出日本汉诗人与文氏唱和原诗及道希佚文复印给我。谨向伊藤元彦先生表示真挚的谢忱。文氏晚年《门存倡和诗》五题六首，作为佚诗我全注了。
（5）我特别注意选择能显示政治家之诗，学者之诗，诗人之诗，选择文廷式一生中各个时期、各种体裁、各类题材的代表作，共选注124题、239首诗，窃以为囊括了文诗全部精华。道希诗作七律最优，数量也最多。根据汪叔子先生《文廷式·诗录》中七律共108题134首。此次选注，加上《文道希遗诗选注》所选注七律在内，我只余22题22首未注。
（6）注诗之难，陆放翁《施司谏注东坡诗序》及钱牧斋《读杜小笺》言之甚明，尤其是注道希闳通淹博杂学大家的诗。他的《谈仙诗》《桑田吟》《过祆祠》，儒佛道天主耶稣和诸子中的典都用上了。注释是实学，言必有据，来不得半点玄虚。我学殖贫乏，知识浅薄，加上衰朽残年，精力不济，勉力追随道希步武，困难之多，难以言表。一编虽成，谬误难免，敬希高明指点、读者匡正是幸。
2014年4月下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