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1月2日，星期五
（莎士比亚的伟大有赖于时代；谈《少年维特之烦恼》和“维特热”）
在歌德家进餐，席间谈话轻松愉快。谈到了魏玛社交界的一位年轻美人儿，这时在座的先生中便有一位讲：他差不多快爱上她啦，虽然她还并不是智慧超群。
“去吧！”歌德笑道，“爱不爱未必跟智慧有什么关系！我们爱一个年轻女子完全是因为另外一些品格，而不是她的智慧。我们爱她的美貌，她的年轻，她的调皮，她的温柔，她的个性，她的缺点，她的乖僻，上帝知道还有种种别的无法言说的什么东西；可是，我们不爱她的智慧。我们尊重智慧来着，它要是确实卓越超群；有了这样的优点，一个姑娘在我们眼里会平添无限的价值。倘使我们已经爱上了她，她的智慧也可能吸引我们。然而仅仅有智慧点不燃我们的爱火，激发不起我们的热情。”
大伙儿认为歌德的话很有道理，很具说服力，都准备以他的方式观察问题。
饭后其他人走了，我却留下来与歌德坐在一起，讨论了其他有意思的事。
我们谈到了英国文学，谈到了莎士比亚的伟大，认为在出了这位文学巨人之后，所有英国剧作家的处境真叫不利。
“一位戏剧天才，”歌德继续说，“如果他真正称得起天才的话，就不可能不注意莎士比亚，是啊，不可能不研究莎士比亚。可是研究的结果必然会使他意识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穷尽整个人性的方方面面，已经做过最高、最深的发掘，对于他这个后来者，从根本上讲已没剩下任何可写的东西啦。谁要在灵魂深处意识到已经存在那样一些无比精湛的、不可企及的杰作，并对其心悦诚服，谁还能从哪儿获得勇气提起笔来呢！
“至于我，五十年前在亲爱的德意志祖国情况就好多啦。我很快浏览了现有的作品，它们没能让我长时间佩服，没有怎么妨碍我走自己的路。我很快把德语文学和对德语文学的研究置之脑后，把注意力转向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如此一步步前进，我的天赋便自然得到发展，便逐渐具备必需的创作能力，取得了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创作的成功。在我生活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我关于杰作的理念从来不超出我此一阶段的实际动手能力多少。可要是我生而为英国人，那年纪轻轻、刚一省事，就会被所有那些丰富多彩的杰作和巨著压得喘不过气来，根本不会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不会再那么轻松快活地往前走，而必定长久地思索，长久地左顾右盼，以便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我把话题引回莎士比亚，说：“如果我们把他从英国文学中抽出来，单独放到德国进行观察，那我们就不得不惊叹他那巨人一般的伟大真是一个奇迹。可如果我们去莎士比亚的故乡寻访他，置身于英国的大地和他所生活时代的氛围，再研究研究他的同代人和直接继承者，呼吸呼吸自本·琼生、玛森格、马娄、博芒和弗勒乔[18]等人那里刮来的雄风，那么，莎士比亚伟大纵然伟大，可我们却会获得一个信念，那就是他创造的精神奇迹许多都并非不可企及，他的许多成就都得归因于他的时代和他那个世纪雄劲的创作风气。”
“你说得完全对，”歌德应道，“莎士比亚的情况如同瑞士的群山。如果将勃朗峰直接搬到一望平川的吕内堡大荒原，[19]对它的高度你会惊诧得说不出话来。可要是你去造访它连绵雄伟的故乡，先越过与它相邻的一座座高峰，诸如少女峰、芬斯特阿尔霍恩峰、艾格尔峰、维特霍恩峰、果特哈特峰、玫瑰峰等等，再看见勃朗峰时虽然仍觉得是个巨人，但它却不会令我们惊诧莫名啦。”
歌德继续说：“谁要不肯相信莎士比亚的伟大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他那伟大、雄劲的时代，那他最好问问自己：在时至1824年的今日英国，在报刊的批评争吵闹得文坛四分五裂的糟糕时日，还可能出现莎士比亚似的令人惊叹的天才吗？
“那样一种不受干扰的、天然纯净的、患梦游症的创作状态，唯一能产生伟大作品的创作状态，完全不可能再有了。我们现在的所有天才，全都置身于向公众展示的托盘里。那五十多种全国各地出版的批评刊物，那由它们在公众中引发的鼓噪喧闹，不容许产生任何健康的东西。当今之世，谁要不完全退避开，强行自我隔离，谁就完啦。各类报刊拙劣的、多半唱反调的文艺评论，尽管也把一种亚文化普及到了民众中，但对于一个创造的天才却无异于妖氛，无异于毒液；它不断的滴落到他创造力之树上并将其摧毁，从葱茏的绿叶到树心最深处的纤维。
“还有啊，经过了窝窝囊囊的两百年，生活本身也变得何等驯顺和羸弱了啊！什么地方还能遇见一个富有个性的天才！什么地方还有谁能尽显本色，让人看见他本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反过来又影响诗人和作家，他感到外界的一切已对他不再有吸引力，于是只好返回来求诸内心。”
谈话转到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讲：
“它是这样一部作品，可以说我就像鹈鹕一样，用自己心中的血液哺育了它。它蕴含着我内心那么多的情愫，那么多的感受和思想，足够写出十部同样长的小说呐。还有，我已一再说过，这本书出版以后我只重读了一次，时时小心别再去碰它。它纯粹是一堆火箭啊！[20]一读它我心里就不自在，生怕再一次经历自己早已逃离的重病状态。”
我提到他会见拿破仑的事。在他不曾刊印的文稿中，我知道有一则关于此事的速记，曾不止一次请他把它继续写完。我说：
“拿破仑曾当面对您提到《少年维特之烦恼》里边有一处看来经不起严格审视的疏漏，您也向他承认了。我很想知道，他具体指的什么地方。”
“你猜猜！”歌德神秘地微笑着回答。
“喏，”我说，“我猜想多半是绿蒂给维特送去手枪，事先却对阿尔伯特只字不提，也没有把自己的预感和担忧告诉他吧。虽说您竭力想使她的沉默显得合乎情理，然而面对朋友命在旦夕的紧迫关头，您的所有努力仍旧于事无补。”
“你的意见自然是不错，”歌德回答，“只是拿破仑所指的是这个地方或是另一处，我看还是不挑明为好。不过呢，我已经讲了，你的看法和他的一样正确。”
我提出来，《少年维特之烦恼》一出版便引起极大的轰动，其原因是否在时代呢？我道：
“人们普遍这么认为，我却不能苟同。《少年维特之烦恼》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原因就在于它出版了，而不在于它出版于某个特定的时候。每个时代都有那么许多不曾说出的痛苦，那么许多隐秘的愤懑不满和厌世情绪，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那么许多与世界的矛盾，那么许多个性与市民社会的冲突，在此情况下《少年维特之烦恼》总是会引起轰动的，即使它直到今天才出版。”
“你说得很对呀，”歌德回答，“正因为如此，这本书今天和当初一个样，还影响着某一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我呢，当初也根本不必从时代的一般影响中，从我读过的这本那本英国小说中，去获得自己青春的苦闷。倒是个人切身的现实境况令我躁动不安，烦恼苦闷，把我置于自然会产生出《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心境。我曾经生活过，曾经爱过，曾经忍受过许多痛苦！”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进一步观察，人们谈论很多的‘维特时代’自然与世界文化的进程无涉，相反倒与每个个人的生活阶段有关。人天生喜欢自由自在，却不得不勉强适应、屈从一个已然腐朽的世界的种种规范。幸福遭阻挠，活动受拘束，愿望得不到满足，这些并非某个特定时代的毛病，毛病在每个人自己身上。要不是人人生命中都有一个感觉《少年维特之烦恼》仿佛就是为他自己写的阶段，那才真叫糟糕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