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　修志之难

汉唐方志，今存者鲜；即宋元方志，亦不多见；今所存者，明清方志为多也。然所载之事，则疑信参半焉。志书难修，历代史家多有论述，即清代如黄宗羲论修志之难曰：“今以事而言之，亦有所甚难。杨升庵之《四川》、赵浚谷之《平凉》为最，其余不过苟且充赋。将操笔者之非其人耶？抑不名一手而取才猥杂耶？或以体格一定，无所见长而忽之耶？不然，则见闻固陋，所谓考索者，别是一家之学耶？更不然，则乡邦之恩怨是非，无人肯任之耶？嗟乎！盖皆有之矣。是故公志每不如私志，宋景濂之《浦阳人物记》，文章尔雅；程敏政之《新安文献志》，考核精详；其他如《襄阳耆旧》、《荆楚岁时》、《吴地》、《华阳》，不可枚举。以其无五者之累也。”案黄氏所言“五者之累”，即修他史亦莫不如斯，然以修志书为最；志书之中，又以褒贬难定，语多虚美为最。故黄氏又曰：“志与史例，其不同者，史则美恶俱载，以示褒贬；志则存美而去恶，有褒而无贬。然其所去，是亦贬之之例也。”[64]存之则为褒，去之则为贬；然即存之者，亦与事实违背乖谬焉。如黄氏曰：“以余观之，天下之书，最不可信者有二：郡县之志也，氏族之谱也。郡县之志，狐貉口中之姓氏，子孙必欲探而出之，始以贿赂，继之哃喝，董狐、南史之笔，岂忍弹雀。氏族之谱，无论高门悬簿，各有遗书，大抵子孙粗读书者为之。掇拾讹传，不知考究，抵牾正史，徒诒嗤笑。嗟乎！二者之不可取信如此。”[65]此可见子孙为褒美先人，无所不用其极矣。

又钱泳论志书难修曰：“郡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家之有谱也。书因革之变，掌褒贬之权，发幽潜之光，垂久远之鉴，非志之不可。然志之有二难焉：非邑人则见闻不亲，采访不实，必至漏略；如邑人而志邑事，则又亲戚依倚，好恶纷沓，必至滥收。没其所有则不备，饰其所未则不实，此其所以难也。凡修府州县志，无论文章巨公、缙绅三老，总不可以涉手，以其易生丛谤也。盖修志与修史同一杼柚，作文难，评文易，吹毛求疵，文人恶习，试观诸史如《史记》、《汉书》，虽出马、班之手，尚不能无遗议，况他人邪！”[66]非邑人参编，则不能周悉史料；若邑人纂集，则易于虚美滥收。又王应奎以为，修志之难，最难于人物一门。其曰：“《汪尧峰集》载史兆斗之言，谓‘修志所难者，人物耳’。余窃谓凡修志者，不当仅以前志为蓝本，须遍考名人文集，凡有前志所不载而见于集中者，悉当补入。然所谓名人者，又必视其品诣以为重轻。望溪方氏云：‘高邑赵忠毅公，有明一代可数之君子也，同时官于畿辅，风节治行，见于公文，确乎有据者二十余人，而郡县志无一及焉。观其所不载，则其所载者，可尽信乎？’诚哉修志之难，难于人物也。”[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