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陈春声 郑振满

2019年3月30～31日，在春光明媚、湖光山色的厦门大学芙蓉园，来自欧洲、美洲、大洋洲、亚洲9个国家和中国内地18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的近200名学者济济一堂，参加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共同主办的“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庆贺杨国桢教授八十华诞。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学者，既有学界泰斗，又有后起之秀，耆老俊彦会聚，人文社科交融，可谓得一时之选。这个集子收录的文字，就是来自世界各地数十位学者的大会演讲和学术忆述。

我们一直相信，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比，人文学科有着自己的特点。对人文学科来说，新思想的发明重于知识的创造，而新思想常常源于学者个人的“孤独思考”。因此，人文学术的发展，主要不是因为经验知识或逻辑意义上的“取代”，而更像艺术史意义上的“超越”。与其他的学科门类相较，人文学科的学术活动常常表现为一种思想与生活的方式，更加讲求“家法”和“学有所本”，因此，其价值标准往往是以本学科最优秀学者的榜样为准绳。人文学科的学术传承，经常是通过组织学术活动，让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有机会更多地了解本学科卓越学者的功业文章与品德为人，在非凡与日常之间，使过来者得以共鸣和自省，让青年人看到榜样与方向。这就是同人们为杨国桢老师祝寿的缘由，也是我们编辑出版这个文集的价值所在。

进入21世纪，大学比以往更多地负有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责任，而这个责任又更多的是通过杰出人文学者的学术和社会活动体现出来的。现代大学也常常会以各种形式，表彰或纪念各个学科的著名学者，以他们的学术经历和精神生活作为刚刚步入学术之门的青年学子的榜样。我们也注意到，其中最多被提到的，还是人文学科的学者。在这些学者身上，寄托着人们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寄托着社会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希望。在我们的心目中，杨国桢教授就是这样的卓越人文学者。编辑出版这个文集，既是出于对杨老师道德文章的敬重与推崇，更是为了延续文化传统和传承学术命脉。

近20多年来，杨国桢教授凭借长期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丰厚学术积累，致力于开拓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中国海洋史学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在学科建设、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等各个方面，做出了具有奠基意义的影响深远的贡献。杨老师指出：“所谓‘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不是和人文社会科学对立、对等的概念，而是和自然科学之下的‘海洋科学’相对应的概念，指人文社会科学对海洋问题研究的多元综合，形成一个科学系统，即人文社会科学之下的一个小系统。这一小系统下的各分支学科，根植于借以分支的原学科土壤，没有改变原来学科的属性，但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横向联系。”他主张要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海洋人文社会学科兴起的意义，揭示它的发展方向，改变人文社会科学界对海洋研究的冷漠态度，增强海洋意识，开拓学术致用的新领域，从而建立“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这一工作的价值，在本质上超越了海洋史研究，具有建构中国理论和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的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我们都知道，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与欧美存在巨大差异的社会，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物质生活、认知世界、实践经验和社会历史，也有自己的概念、规范、知识体系与话语系统。近代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对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一直有着强大的影响，但其局限性也日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同行们所关注。近年来人文学科的学术话语与学术体系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学术界备受瞩目，除了经济社会大环境变迁的因素外，也反映了经历数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学术的文化自觉不断提升，进入了努力追求构建自身学术范式、彰显自己风格、寻求更大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的阶段。这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诉求，具有某种逻辑的必然性。令人感佩的是，20多年前杨国桢老师将学术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中国海洋史之际，就已提出要建设中国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体系，这表现了一位卓越历史学家的学术敏感和天才禀赋，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贡献非凡。

正如本书的许多篇章所论述的，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杨国桢老师提出要走出“海洋迷思”的误区，不能从农业文明的本位出发去观察海洋活动，而应该把中国海洋区域——海岸线陆域、海岛和海域作为研究的主题，以“科际整合”方法，厘清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重新发现中国的海洋历史记忆，恢复历史的场景。他指出，不同海洋环境、不同民族的海洋文化有不同的形式和特色，发展水平也不一致，但其本质特征和共性，都是有漂泊、流动的“船上社会”，如渔民社会、海商社会、海盗社会等，他们的组织制度、行为方式，与陆地社会组织有明显的差别。他还认为，帆船是汽船出现以前海洋活动的主要载体，海洋航运与贸易是传统海洋经济的主要内容，海商与水手是海洋社会的主要群体，而海盗则是海洋航运与贸易衍生的海洋社会群体；虽然海盗与海商是不同的海上社会群体，但互为依存，海商为保护和独占海上商业利益，需要以武力做后盾，海盗则以海上商业活动为生存的前提。杨老师还对海上活动人群的身份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意义的论点。他指出，通番船和海外贸易船的船上组织编成，从籍贯来看，是跨县、跨府、跨省甚至是跨国的；对照当时人们的一般记载，通番船和海外贸易船的社会组织原则，海利（海洋商业利益）关系远远高于血缘或地缘的关系；通番船上的社会群体是海洋淘金者和冒险者的组合，并不株守农业社会的组织规则，具有流动性、开放性的特征；而跨国界、长距离的航行，需要具有丰富海洋知识与熟练技术的各种专业人员，难于在陆地家族——宗族与村——乡这样的地域社会内得到满足。他也指出，16世纪海洋交通和贸易突破了洲际阻隔的局面，海洋世界的经济互动不再是局部性的传统模式，而是带有全球性的意义；中国东南海洋力量突破朝廷的海禁而崛起，西欧海洋势力东进亚洲海域，日本海洋势力南下东海，东南中国海洋区域成为东西方海洋竞争的舞台，给中国主导的海洋社会经济圈即东亚贸易网络带来了很大冲击。正因为如此，16世纪以来东亚海域的历史演变，应该视为西欧、日本和中国东南海商长期交往竞争的互动过程。以上研究结论，不仅基于丰富的学术积累，而且是从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出发，以中国的经验、制度、概念和话语讲述中国的故事，又大量利用了来自欧洲、日本的第一手档案和文献资料，将16世纪以后中国海洋历史的发展脉络，置于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扩展的视野下考察。这种立足于本土历史经验，又具有全球视野的学术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国际学术影响，具有启迪后人的方法论意义。

30多年前，我们俩都是刚任教不久的青年教师，又有幸师从傅衣凌教授和杨国桢教授攻读明清社会经济史博士学位。1980年代中期的芙蓉园，充满了学术的理想与朝气，让我们度过了难以忘怀的求学岁月。在老师们的培育与鼓励之下，那一代学习人文学科的研究生对日常生活的“俗务”比较超脱，在灵魂深处还多多少少存有一些“文化托命”的自许，因而也对学术传承、文化自觉与学科本位之类的体验更为敏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切身感受到杨国桢老师的渊博、敏锐和可亲。杨老师给学生的教益，不仅仅是课堂上的诲人不倦与严格认真，而且还有日常生活中的提醒启迪和亦师亦友。在今天看来，这位在芙蓉园里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睿智长者，其实已经是一种象征和符号；他年过八旬仍笔耕不辍的精神，更是学生晚辈奋力追随的典范。

本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主旨演讲”，收录40位学者在大会上的现场发言；第二部分是“活动纪事”，收录34位学者关于本次大会从筹备到闭幕的点点滴滴的回忆；第三部分“学术忆往”，收录了16位学者回忆与杨国桢教授数十年来的交往历程及对相关研究领域的评述。此外精选大量珍贵照片，反映杨国桢教授的学者风采。

是为序。

2019年10月8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