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就在几年前,一个冰冷的三月,我租了一辆纤尘不染的银色轿车,从布鲁克林的家驶向缅因州。刚抵达波士顿北部,周围的树木便开始逼近、靠拢。随着纵横交错的路面汇聚于I-95号大道,我开始了黑夜里数小时的漫长驾驶,沿着这条路伸向无尽的北方。我的左手平稳地握在方向盘六点钟的位置,右手拨弄着电台,转换于流行歌曲和广告之间。我想念二十岁出头的日子,那时我仍然拥有自己的车,嘴里还抽着烟,在每半年一次往返于东海岸的旅途中,满怀惆怅地将烟雾吐向黑夜,从学校开往家里,然后再回来。一进入缅因州,我便调到WBLM(1)的经典摇滚电台,穿行于此起彼伏的山间,这是为数不多能一直清晰接收的电台信号。WBLM曾是我们的电台,我和妈妈的电台,在过去无数个周日,阳光照耀着路旁的树木,我们在这个电台的陪伴下行驶于树木拢成的隧道中。我听了大卫·鲍伊、空中铁匠乐队、佛利伍麦克乐队和红心乐团的歌,妈妈因而再次变得鲜活,随后再次归于死亡,接着一去不返,渐行渐远。那些歌词,我仍未忘失一句。
进入缅因州大约一小时,我终于下了高速,继续蜿蜒着向北行驶,直到抵达我的姨妈卡萝尔家。当时已是午夜,下车的时候我打了个寒战,对久候的彻骨冰冷毫无防备。卡萝尔和丈夫早已入睡多时,但透过屋前的一扇窗户,我能看到通向我旧时房间的那段楼梯上方,他们为我亮着黄色的灯盏。车门在我关上的时候发出了尖锐的声响,周围的树木报以柔和的回音。我在屋外驻足了片刻,抬头望向拥挤的繁星,直到路边的水沟里传来一阵沙沙声,让我想起了自己身处何处。恐惧又一次趁虚而入,在我的血脉中奔流,在我的四肢里蹿跳,让我变得兴奋,弥漫我的全身。
那种恐惧依旧等待着我,天黑或寒冷的时候情况总会更糟。但最艰难的时刻,是白天转入黑夜的那半个小时,白昼的余光携着令人感到安全的错觉渗透在眼前的景致中。冬天,我在这里的时日寥寥无几,那些屈指可数的日子里,每当暮色在午后四点甚至更早开始笼罩这片山谷时,我不得不与内心的恐慌作斗争。我会远离窗户,帮姨妈搅拌汤羹,和一言不发的姨父坐在一起,观看赛车在椭圆赛道上如同中了魔咒般没完没了地绕圈。一旦屋外彻底被黑夜浸透,我会感觉好一些:也许眼前有数小时的紧张不安要去煎熬,但我现在已经身处其中。这并非是我第一次置身此境,而且无论情况变得多么糟糕,总有部分意识让我记得,会有云开日出的时候。
所以,伴着黑暗的降临,听着旧时的唱片行驶在路上,谁说不是好事呢?这一切自有其意义。与其期望这趟旅程轻松舒适,不如就让它真实。
——
次日清晨我早早起床,和卡萝尔一起喝了杯咖啡,吃了些麦片粥。她很高兴,我也很开心。我们没有提及我到访的原因。我并不常来这里。
上车后我准备前往位于格雷镇的缅因州立警察局。车程有两个小时,很多时候都在沿着昨晚的路线逆向而行,不过这次是在令人愉悦的白天。我在唐恩都乐(2)前停车吃了点东西,所有的味道都一如高中时代。
二十分钟后,我转入警局的停车场,沙粒和盐在轮胎的压迫下吱吱作响,我把车停在了一栋又长又矮的建筑前,上面覆盖着天蓝色的护墙板。这与我想象中有所不同,不似那种由水泥和玻璃构建而成的高大堡垒。入口上方是数根蓝色细柱支起的一片柱厅。建筑的窗户都很小,看上去像一家疗养院,又好似一间汽车旅馆,遗落在人迹寥寥的海边小镇上。停车场大约有十个停车位,但只有两辆警车停在那里。
冬日的草坪毫无生机,被修剪得光秃秃的。草坪上立着一根旗杆,一名警察正在升旗。这里只能看到他一个人:深灰色寸头,高大的身躯和健硕的肌肉藏在整洁的蓝色警服下,双手交替拉动着不太结实的链条。他转身面向我,我没有立刻下车。那是沃尔特,我最熟悉的警探。我知道是他,但同时又不太确定;从这个距离看过去,所有的警察都是一个模样。我下车向他走近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微笑。
沃尔特慈父般地向我打招呼,我为自己的犹豫感到内疚。他是个好人,目睹过人类最为恶劣的行径,有着谨慎而克制的幽默感和浓重的口音,是北部林区的典型警探。如今他是缅因州立警察局位于南缅因州野战部队单位的指挥官,但他许多年都在部门中致力于重大案件的调查。多年来,有几位警探负责过妈妈的案件,但沃尔特是掌管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对我早年的人生知之甚多,比任何人都清楚。不但我的姨妈们和舅舅们不及他,事实上,我对自己孩提时代的了解也没有他知道得详尽。
沃尔特把我带到一间会议室,未来几天这里都做了预留。来自司法部长办公室的证人辩护律师苏茜在会议室等待着,她用温暖的拥抱迎接了我。自四年前的审判后,我便没有再见过她或者沃尔特,这次的重聚令我感到安慰——对于他们,有太多事是我不需要费心解释的。
我适应着新环境,在房间里四下环顾的时候,苏茜一直在说话。这里更像我预期中的样子:粘合型木制会议桌,大大的投影仪屏幕,美国国旗耷拉在墙角。苏茜不停地对我嘘寒问暖:公寓如何,工作好不好,城市的生活怎么样。我一边回答她的问题,一边回想自己对她有哪些了解。我问了问她的未婚夫以及她年少的侄女。
不久,沃尔特告辞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表示如果我需要他,他一整天都会在。苏茜和我转向会议桌上的一个个箱子和活页夹。活页夹大约有十个,每个都有四英寸厚,里面塞满了纸张,外加三个硬纸板档案盒。苏茜把它们一一揭开——里面也一样,都塞满了纸张。
“呃……东西很多,”她说道,“我不确定你要找什么,但你想要什么都行。”
我们达成一致,我坐下来一一浏览所有资料,把确认想要获取的内容交给她,然后她帮我复印。我为她的慷慨相助感到不好意思,我原本打算独自完成所有工作,可她向我保证她很乐意帮忙,而且已经为此腾出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我开始细阅手书的警察笔录、各种采访的誊抄本,以及法庭的文件,很显然我几乎什么都想要。我还不清楚哪些资料会有用,我得把它们全部带回家,细致入微地翻阅。已经有许多人看过这些材料,而现在,我自己也是时候拥有一份了。诉讼不可避免地将故事简单化:是这个男人杀害了她,他的作案过程是这样的。然而,暴力行为就像地震的震源,它震撼着波及范围内的每一个人,同时制造着其他故事,大地随之断裂,埋藏的秘密被揭露。我想要那些故事,还有那些秘密。
杀害妈妈的凶手在被确认之前逍遥法外了十二年。那些年里,州立警方以及我家乡的警察从未停止过调查走访,这一大摞文件也随之与日俱增。当被问到为什么他和同事们一直如此积极地参与这桩个案时,沃尔特表示原因有二。首要原因显而易见,他们有着大量的证据,案件的侦破势在必得。但还有一个更为私人的原因。他们为这桩案件带来的后果感到愤怒而难过:一位单身母亲唯一的孩子,被孤独地遗留了下来。
苏茜立刻提醒了我关于照片的事。她觉得自己已经把所有照片都拿出来了。但这些文件多年来经手无数,早已杂乱无章。我答应把找到的所有照片不过目就交给她,如果可能的话。四年前的庭审中我看过这些照片,无需再看第二遍。
大约一小时后,我从一摞文件中抽出了一张纸。纸下压着一张面朝下的照片,相纸光滑而厚实,其背面倾斜地印着幽蓝色的相纸品牌名称。苏茜在大厅的另一边,因为她不在跟前,于是我的手还没来得及停住就把照片翻了过来。我看着这只手径自行动,随着照片的翻开,我心想:“我能承受。没事的。”然而它却是最糟糕的那一张,母亲的身体呈现在可怕的照片上,还是一个特写镜头。我立刻对自己怒火中烧。我厌倦了这种自我伤害的冲动,仿佛它能证明我的伤痛会好起来似的。
苏茜回来的时候,我只是说:“我找到了一张照片。”然后递给了她。她“啧”的一声叹了口气,并向我道歉。我表现出满脸的镇定自若。如果令她有所担心,她可能不会让我继续下去。但假如还有更多档案盒没有被拿出来,我不希望她对我隐瞒。
在四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竭力快速地翻阅这些文件,对它们进行评估,以决定每一份资料的去留。但要做到不沉浸其中并非易事,而且有些查问极具吸引力。苏茜在房间的时候,我的脸上尽量不带表情。但当我挤出笑容时,我能感觉嘴唇奇怪的扭曲。我感到自己的动作快速突兀而不自然。每当发现特别奇怪的细节,我会大声地分享出来,而我的笑声中也透露着难以隐藏的歇斯底里。苏茜总是从容地参与进来,让我感觉不那么失态。她会说:“哦,是的。我记得那个人。他简直就是个疯子。”她表现出的专业有种人情味,像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我和苏茜说笑的时候,刚刚结束执勤任务的克里斯·哈里曼走了进来。我对克里斯的了解并不多。他是在我离开缅因州去上大学后开始着手调查这桩案件的。他比沃尔特年轻,没有沃尔特高大,圆圆的脸庞平易近人。他说他和我妈妈上的是同一所高中,不过他们并非好友。他曾是学校的田径运动员,所以他们在不同团体中练过跑步。但他记得她那一头耀眼的红发。
他扫了一眼会议桌后说:“你想要证据吗?”
苏茜插进话来。“证据?”她说道,突然之间严肃起来,“什么证据?”
“呃,比如案发时房子里的东西。我们都放在下面的地下室了。法律规定所有证据必须保存五十年。”
我对这个证据很好奇。我一直感觉自己少了童年时期的一些相册。说不定这一次它们会出现。我对克里斯说:“嗯,当然,那好啊。”就好像有人刚刚问我想不想来杯咖啡一样。然而接着我开始想象我们脚下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水泥墙壁周围堆满了数百个硬纸板储物箱。在我的脑海中,那是一个阴暗的地方,潮气沿着墙壁的裂缝渗透进来。这个地下迷宫仿若一位管家,为那些不同家族的时间囊作为期五十年的看守,保存所有最令人心痛的记忆。
大约二十分钟后,克里斯抱着一个箱子上来了。他把它放在桌子上的那堆纸箱旁,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苏茜又带着一摞资料去大厅的另一边复印了。那摞资料不少,我知道她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我走到那个新纸箱旁,打开盖子。里面是一张折叠的塑料储物袋,皱巴巴的,其中真空密封着什么东西。我把它拿出来摊开,大约是一张报纸的大小。我看着它,脑海中的念头此起彼伏,记忆的齿轮不断滑落,直到最后终于吻合,我明白了摆在眼前的是何物。夹在塑料层之间的是一条白色碎花棉内裤。上面有一点尿斑。这内裤看上去太大,直到我记起,妈妈买的尺码总是比她实际所需更大。这种谦虚有点儿滑稽。而且我记得有关这一尿渍的细节,一小时前我在尸检报告中浏览过。
我把储物袋重新折好放在纸箱旁。我感到额头有些刺痛,会议室的空气也突然稀薄起来。我把双手平放在桌子上撑了一会儿,手掌下的桌面凉爽而坚实。
箱子里的第二件物品是一张加框照片,那是妈妈和小她十岁的未婚夫丹尼斯。西尔斯的摄影师为他俩摆出了母子的拍照姿势,我们都感到过于尴尬而没有纠正他。照片下面是曾经挂在我们厨房墙壁上的日历。这日历感觉遭到了污染,因为它悬挂的房间就是她被害的地方。但看到妈妈整洁的环状字迹令我开心不已,和记忆中妈妈给我的午餐盒纸条以及生日卡片上的半连笔字迹一个样。1月15日,她写下了供房的费用:271美元。我想着如今我能给予她的帮助,挣到这笔钱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我一个月一个月地浏览,看着我们一起做过的趣事,不禁难过地笑起来,有些日子我们会看电影,有时则会沿着附近的山径徒步。妈妈的笔记满满当当,每周有四五条,读来令我兴奋不已。我很感激能重拾这些回忆,让我再次记得我们的生活曾是多么丰富而充实。我太过沉浸于其中,以至于翻到六月骤然发现它一片空白时,我花了许久才记起,这是为什么。
那天晚上就寝后,我既紧张又亢奋。我不得不清理思绪,好让自己充分放松入睡。但一闭上双眼,那条内裤便占据了我的脑海。我看到那些小碎花,那一点黄色的尿渍,还有那层厚塑料下的褶皱。我短路的脑海中不断重演着那一刻——“你想要证据吗?”我想是的。
只是不知道要证据来做什么。
(1) 服务于缅因州大部分地区的主流摇滚广播电台。
(2) 美国著名的连锁咖啡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