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苏轼的杭州时代——骚客与太守
一、导言
杭州作为大运河的南方起点，其发展始于隋唐
，自五代十国置为吴越国都，不只在经济方面，在文化上也作为中国东南部的一个中心点引人注目。柳永的《望海潮》就生动地描写了北宋中期的杭州：
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仰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前阕主要描写都市的繁华，后阕描写西湖游兴。据薛瑞生考证，《望海潮》作于皇祐五年（1053）。
翻开柳永写作《望海潮》之后，再过三十年成书的《元丰九域志》，杭州的级别是“大都督府”，即杭州被赋予了州的最高等级。和六朝古都江宁（今江苏省南京）相比，虽然级别不及（江宁为“次府”，即级别仅次于“四京”［“京府”］，在“州”的最高级别的“府”里，也处于第二位），但是拥有二十万户，这在当时已经是江南首屈一指的大都会了（江宁的户数为十六万）。众所周知，宋王室南渡后，选择杭州为首都，这并不单是军事性、政治性的理由，在北宋约一个半世纪里，这个都市从“东南之都会”进一步发展，已经具备了与“王朝都市”相应的种种基础。
杭州除了是中国东南文化经济中心之外，还另有一个惹人羡慕的魅力。正如柳永《望海潮》的下阕所歌颂的那样，城市西侧伸展的西湖和耸立于西湖三边的青山织成了美丽的山水。如果从唐宋诗人中各举一位被这山水魅力深深吸引的代表诗人的话，我们可能立刻联想到唐朝的白居易（772—846）和宋朝的苏轼（1037—1101）。如果更进一步问两者间谁和杭州的关联更加密切的话，那么先后两次来杭州并在杭州滞留过的苏轼，可能更多一些胜算吧。
苏轼在30岁以后和50岁以后两次作为地方官客居杭州。在两次赴任之间，约间隔十五年的岁月，其间他体验了“乌台诗案”和“黄州安置”这两次苦难。因此，虽然两次都是“杭州和苏轼”这一组合，但是两度客居杭州之间又有一些已经变化的和未变的东西。
苏轼并非是以游客的身份与“东南形胜”相对的。他是作为中央派遣的士大夫担任了这个地域的所有行政事务。因此，对于他来说官吏才是其主要面目，作为诗人的面孔怎么说都仅仅处于附属位置，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官员立场所左右。第二次到杭州赴任时期，苏轼眼前展开的风景依然是与十五年前没有太大差异的杭州山水，但是面对同样风景的苏轼却和十五前不同了。在这一章里，笔者企图一边着眼于这里的变与不变的要素，一边比较考察苏轼的两个杭州时代。本章并不以研究苏轼传记为主要目的，正如第一章所述;本章是以苏轼的杭州时代作为事例来展开研究，对官吏职责的变化给诗歌创作带来的影响，以及伴随诗人年龄变化而产生的诗作的质变等，这些作为宋代诗人无论谁都会体验的问题，加以考察。本章中有关诗歌将采用《苏轼诗集合注》（清·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本，2001年。以下略称为《合注》），关于文章则采用《苏轼文集》（明·茅维编，孔凡礼校点，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本，1986年。以下略称为《文集》）。
二、两度杭州时代
本节将试图以苏轼的两度杭州时代以及为官的基本状况为中心，从三个侧面加以整理概观：第一，赴任的具体时期和每次赴任时的中央政治的状况。第二，赴任对苏轼官僚人生的意义。第三，两度任期的事迹。
1．赴任期间和政治环境以及所任职务
苏轼首次赴任杭州，是在神宗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到熙宁七年（1074）九月之间的三年，即苏轼36—39岁间。此时，促进王安石首创之新税法的新法党掌握了政局，官场一分为二成为新法对旧法的局面，激烈的党争全面展开了。苏轼于仁宗嘉祐六年（1061，26岁）以最优异的成绩及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年纪轻轻地就被期待成为谏官。而在新法政权成立不久的熙宁二年（1069，34岁），他真的被推荐去做谏官，成为言事官的有力候补者之一。然而，与周围的期待相反，苏轼作为旧法的支持团体的年轻论客，常常非难新法的不是。特别是对新法激进的改革手法大声提出异议，从而主张渐进的改革主张。但是这一切不合时宜，结果苏轼为了逃避和政权之间的摩擦，请求外任，调往杭州职掌通判。
第二次赴任杭州是哲宗元祐四年（1089）七月到哲宗六年（1091）二月之间大约一年半时间里，苏轼54—56岁，正值因元祐更化名声高扬的宣仁太后高氏（英宗皇后，哲宗之祖母）垂帘听政之时，政局为反新法集团即旧法党所掌握。但是，旧法党在领袖司马光去世后（元祐元年［1086］九月），分裂为洛党（程颐、朱光庭、贾易等）、朔党（刘挚、王岩叟、刘安世等）、蜀党（苏轼、苏辙、吕陶等）三个朋党，三个朋党间相互攻击责难，彼此牵制阻碍对方。苏轼主张存续新法中的免役法，和其他党对立，而在远离政策论议的地方，正如著名的“洛蜀党议”一样，由程颐等道学家组织的洛党，集中火力攻击，苏轼终因“欲少逃于满盈”（《杭州谢上表二首》其二，《文集》卷二三）得外任，职掌知事，兼两浙西路兵马钤辖。
2．于苏轼人生的意义
苏轼21岁进士及第，至66岁去世，大约在45年间，从不曾辞官，一生都坚持了为官的立场。其间或是因由新旧法两党角逐，或是因由旧法党内的派别抗争，将“中央官——地方官——谪居”这一落魄轨迹，前后两次铭刻在了他的人生轨迹里。
其中，第一次的落魄轨迹为熙宁年间的官历，如下：
此后，推进新法的神宗去世，宣仁太后高氏代替年幼的哲宗执行政务，旧党官吏一下子全部都得以复权，被召回中央。苏轼也在量移汝州后，被任命为登州知州，且很快被召还，元丰八年（1085，苏轼50岁）十二月拜命礼部郎中。其后一年间，历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
第二次赴任期间（元祐—绍圣）的官历如下：
只是第二次历任地方官的时候，杭州和扬州之后，被中央召还两次，担任要职：a．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侍读，b．兵部尚书兼侍读、礼部尚书。但是，这个时期合起来只有短短的一年零两个月时间，从杭州知州到定州知州的这一时期，实际上还是被看作是代表地方官的时期。
如上所述，两次赴任杭州都是在苏轼离任中央官职之后，杭州是其最初的赴任地，两次赴任，在作为几年后流谪的落魄人生之第一步上，也是一致的。
3．在任期间的业绩及其他
熙宁时期有三年时间，大概因由苏轼职掌通判这个次官级别，而中央政权又为对立党派所掌握，和元祐时期的一年半一样，苏轼没有兴办显著的大规模的事业。从现存诗文里我们可以窥视到苏轼的主要事迹是：先后六次去杭州领县及邻近州县视察旅行，处理裁判案件以及有关乡试的事务等。视察旅行兼游赏山水、寻访寺观、与熟人交游等，我们可以从其不少数量的诗歌里推测，苏轼熙宁时期的杭州赴任，无论在心理上还是时间上都是比较从容的。
另一方面，在元祐时期的一年半里，苏轼作为当地的最高行政官员，施展了无愧于职责的三头六臂的才能。他不断对持续两年的自然灾害（元祐四年的大旱和翌年的大雨）采取救荒措施，兴办整治疏通城内水路、疏浚西湖、修筑湖堤（建筑“苏公堤”）等水利、水运、土木事业，同时还设置了病坊等福祉事业。当然，元祐时期的种种事迹的发端都是自然灾害，如果追究一系列措施得以实现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会归结于围绕他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上。这个时期，他呈给朝廷的多数奏书流传至今，从中可以窥见，他的要求也并不都是顺利被接受的。虽然当时政局的内部斗争正处于白热化中，但依然由与苏轼具有相同利益关系的旧党官僚经营，而朝廷内也有他的同志（蜀党官僚），因此可以想象，和熙宁时代相比，他的意见更加容易受到重视。虽说不够充分，但是他的政策和措施最终得以认可。苏轼能够兴建几项大规模的事业，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吧。
三、流连西湖
苏轼自己对于杭州这个城市以及西湖的山水究竟怀着怎样的思念呢？在离开杭州以后，他不时触及并具体表现出对杭州的怀念。
①西湖天下景，游者无贤愚。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合注》卷13，《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五古，于密州）
②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合注》卷13，《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中《过旧游》，七绝，于密州）
③……轼于钱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见念，轼亦一载率四五梦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谓前缘者。在杭州尝游寿星院，入门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故诗中尝有“前生已到”之语。……（《文集》卷49，《答陈师仲主簿书》）
④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过江西来二百日，冷落山水愁吴姝。新堤旧井各无恙，参寥六一岂念吾。别后新诗巧摹写，袖中知有钱塘湖。（《合注》卷34，《喜刘景文至》，七古，于颍州）
⑤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合注》卷36，《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五古，于开封）
①—③为熙宁时期赴任后的作品，④和⑤为元祐时期赴任后的作品。
诗歌①开头就用“西湖天下景”高歌西湖风景甲天下，同时表达西湖不可估量的魅力：不论观者贤愚，都能切身感受、愉快享受西湖的出色美景，但是要想知道全貌却又“谁能识其全”呢？作为诗人，本来应该由他来对此加以形容，可是苏轼却用了“心知口难传”，犹如放弃了表现者责任似的表现手段，率直地表现了被西湖所吸引的自己。进而，在离开杭州一年的今天，仍然“耳目余芳鲜”，由此歌咏了岁月也不曾使其褪色的深厚余味。
诗②和诗①差不多是同时期的作品，熙宁八年（1075）冬作于密州知事在任时期。③作于元祐四年（1089）夏，为赴任杭州旅途中的书信。诗②里“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将杭州和自己的联系，歌咏为是超越现世，可一直追溯到前世的。在③的书信里，谈到了导致歌咏②的杭州寿星院里的事件。宋代有几种笔记记录了这一逸事。④是元祐六年（1091）冬，颍州知州在任中的诗作。⑤是元祐八年（1093）春，从扬州召还至京师时的作品。如果说④里一样也有西湖的话，这西湖是比杭州西湖逊色几分的颍州西湖，如诗句“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咏唱着：自己格外喜欢的是江浙之地，将来老死的时候，希望葬于苏杭。⑤里歌咏到“自意本杭人”，反复歌咏着与②和③相同的感慨，最终讲述了希望在西湖畔修建住所的愿望。
以上五个例子，是苏轼直抒思念杭州的代表作的一部分，在他的诗文里赞美杭州的词语不胜枚举。但是即便仅仅从这五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窥视到苏轼对杭州，特别是对于西湖，所寄予的不同寻常的思念。经过两次杭州滞留，可以明显看出苏轼对于杭州的留恋，可谓有增无减。
四、杭州时代的诗作
第二次滞留杭州期间，在苏轼的意识里，有着对不变的杭州风土的亲切感，他的眼前也有同样不变的作为诗歌创作素材的山水。但是，置身同样环境的苏轼本人，却和十五年前不一样了。正如前一节所整理，苏轼面临了生死关头（乌台诗案），作为官员也体验了最底层的感受，同时作为作家又得以成长。虽然两次赴任在政治环境、宦游人生方面的挫折有相同之处，但在官场的地位和影响力上却有差别。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不变和可变的要素在他的诗歌创作上又有怎样反映的呢？
如表A所示，熙宁时期，苏轼留下了古近体诗共计320多首。在任三年期间、特别是熙宁六年（1073），留下154首，这个是他一年作诗最多的数值记录。
表A 杭州时代的作诗状况
※据冯应榴辑注《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他集互见诗》《补编诗》的诗未计算在内。
而如果将熙宁时期的诗歌创作数量换算到年平均值，一年平均有114首，这几乎是苏轼一生年平均创作诗歌56首（24／2439）的一倍。
一方面，元祐时期的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创作了150多首，年平均为92首，各自显示了很高的数值。虽然和熙宁年间比较的话，多少有些逊色，但可以判断两个时期都是作诗意欲旺盛的时期。从选择的诗体这一视点看，两个时期相比较的话，近体诗对古体诗的比率都是七比三。同时，两个时期的共同点还有近体好作七言，古体好作五言。
但是，如果把视点移至两个时期选择的题材（素材、主题）上，则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显示的最明显的差异是，和杭州风土密切相关题材的作品的多少。表B中的④—⑨对应这一点，在熙宁时期的数字远远超过百首，是作品数量占了半数的最主要的题材，可是到了元祐年间大幅度减少，只有不到二成的比例。不仅在数量上减少，从近年中日编选的苏轼诗选类里，未被选入元祐时期这一题材的作品这点来看，我们还可以认为，其在质量上的重要性也减少了。
就这样，当元祐时期的苏轼，再一次面对着曾经频繁在诗歌里歌咏过的山水时，却没有表现出他要再次将这山水作为题材更多地加以使用的积极姿态。但是，就像前一节里确认过的一样，元祐时期赴任前后，苏轼对杭州风土的留恋本身，却是有增无减的。
表B 杭州时代不同题材作诗状况
※以诗题为中心的分类，分类参照《增刊校正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汲古书院，和刻本汉诗集成，宋诗11）
有关这个问题，清代王文诰留下了很有趣的评论：
公凡西湖诗，皆加意出色，变尽方法。然皆在《钱塘集》中。其后帅杭，劳心灾赈，已无此种杰构，但云“不见跳珠十五年”而已。
评论里提到的《钱塘集》，是收入了熙宁时期诗歌的诗集，苏轼生前已经付梓。具体指乌台诗案中，作为证据对象呈上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只是，原本已在清代失传，王文诰恐怕是概括指熙宁时期所作的诗歌。
“此种杰构”是指接下来举出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二的构想：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诗的后半部分将西湖比喻为春秋战国时代越国美女西施的新奇构思，正是“此种杰构”的具体内涵。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再看王文诰的评语，我们可以看出他有两个基本立场：第一，苏轼西湖诗的佳作全部集中于熙宁在任中；第二，元祐时期少佳作的缘由是“劳心灾赈”，也就是说，此时苏轼在救荒措施上竭尽全力了。
第一点，可以说是将从表B统计数据得到的结论，用诗评的言辞明确表示出来的。王文诰受到清代考证学的熏陶，奉献其一生考证苏轼作品（《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四十六卷），考证传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四十五卷），这样的学术前辈对两个时期的西湖诗进行总括定位，是更加具有倾听价值的。第二点是谈到其原因的部分，王文诰在苏轼为官的忙与闲上寻求着原因。
王文诰的评语是否合适，包含着这一问题，笔者必须发表私见，这里想着眼于前面引文最后加了一句短评“但云‘不见跳珠十五年’而已”这一事实，在不断明确这一短评所示内容的同时，在下一节里，笔者想更具体地考察苏轼元祐时期作诗的实态。
五、不见跳珠十五年
苏轼元祐时期的西湖诗里，已经没有这样构想奇拔的诗存在了，只是留下了“不见跳珠十五年”这一句。——王文诰如此简短地概括了元祐时期的诗。那么，这个评语到底暗示了什么呢？从文脉上判断，“不见跳珠十五年”这句诗，无疑在诗的构想上存在着什么特征。
这句诗，出现在下面这首七言绝句中（《合注》卷31）：
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
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据说这首诗作于元祐四年（1089），即苏轼到杭州一个月之后的八月（同见孔凡礼《苏轼年谱》卷28，890页）。“莫同年”即莫君陈，字和中，吴兴（今浙江省湖州）人，与苏轼同年（嘉祐二年）进士及第，当时在杭州任两浙提点刑狱。
“不见跳珠十五年”位居结句，在理解全篇上最有分量。而且可以说句中的隐喻“跳珠”是关键诗语。不过，“跳珠”并不是苏轼独创的诗语，唐代钱起、白居易已经留下使用先例：
a．濯锦翻红蕊，跳珠乱碧荷。（钱起《苏端林亭对酒喜雨》，《全唐诗》卷237）
b．水石相薄，磷磷凿凿，跳珠溅玉，惊动耳目。（白居易《三游洞序》，《白居易集笺校》卷43）
钱起的使用诗例，形容雨滴打落在莲叶上绽开的情形，白居易的例子是形容泉水滴在洞窟里的岩石上的样子。进入宋代以后，沿袭两位唐代诗人的使用例子的有以下几首：
c．晚雨跳珠万盖匀，红房高下照池新。（宋祁《荷花》，《全宋诗》卷212）
d．幽谷有飞泉，入溪知几里。跳珠溅木叶，激雨霏岩趾。（梅尧臣《和端式上人十咏·幽谷泉》，《全宋诗》卷251）
e．竹风寒扣玉、荷雨急跳珠。（司马光《闲中有富贵》，《全宋诗》卷510）
c和e两个例子，在雨水与莲叶组合这一点上，是沿用钱起的使用例子。d在形容瀑布水花上类似白居易的例子。
苏轼这首诗，也基本上和以前的这些例子相同，是作为形容水花（大雨的雨脚）的诗语使用的。但是与此同时，又并非是用来形容随处可见的大颗雨滴的，这一点从此句乃至全篇的构成上，可以清晰看出。这是因为，紧挨着的前句，将场所特定为了“西湖的雨”，而且，此句“不见……十五年”以十五年中未曾见到，来对时间也进行了限定。也就是说，这首诗里的“跳珠”和苏轼“十五年”前在“西湖”见到的“雨”景必须是同一事物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