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我与比较文学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圣经·传道书》）

按今天时髦的代际划分，我属于“60后”的一代，过渡的一代。饥饿、动乱，只是童年的创伤经验，遥远的记忆，梦中的惊慌。

我们在青年时代接受过理想主义的洗礼，但却在功利主义的时代度过中年。如今，到了知天命的时候，猛然回首，看到的是羊肠小道上蜿蜒迂回的脚印，所知不过渺沧海之一粟，而生命却在不经意间悄然流失。

假如生命重新来过，你会做怎样的选择？

你会不会像浮士德博士那样离开书斋，走向纷扰的世俗世界？

1988年，可以算作我学术生涯的开端。由于某种主客观原因，我考入了贵州大学中文系学习“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课程。与其他专业的学生不同，我有三位导师：徐达教授，专治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他也是钱锺书迷，在钱锺书研究领域颇有心得；胡日佳教授致力于俄苏文学及其与东西方文学的关系研究；钱荫愉教授则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是女性文学的研究。三位导师根据他们各自的研究专长为我们开设的课程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选读、外国文学和批评理论以及比较文学概论性质的课程，同时延请外语系的老师开设英语课。当时正值西方理论狂潮席卷中国学术界，我也被各种理论所吸引，在课余时间囫囵阅读了大量西方理论诸流派的书籍，尤其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方面花费了大量时间，同时毫无选择地阅读古今中外文学经典，并尝试从性别角度对所读的作品予以解释。1990年夏天，中国比较文学年会在贵阳召开，群贤毕至，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新意纷呈，眼花缭乱，对于一个硕士研究生而言，犹如一席学术的盛宴。我作为会务组服务人员，有幸近距离领略了比较文学界先辈和新锐的风采，崇敬又羡慕。也是在那次会上，我加入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从此也获得了一种学术上的归属和身份意识。

硕士毕业后我到兰州大学中文系，在那里工作了近十年，主讲“外国文学史”的必修课程，自古希腊、罗马至20世纪，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徜徉于浩如烟海的世界经典之林。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世界经典作为我的精神食粮，滋养了我，也塑造了我。相信透过我这个中介，学生们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在这些年里，我就像一个远离故土的旅人，在“周游列国”中培养了一种世界意识，或者说异国的眼光，但是，长久滞留于异邦他乡，对于故土和现实不免日渐生疏、心生茫然。至于科研工作，按惯例，每一个在体制中为稻粱谋的人都应该划定一块领地精耕细作，我继续在硕士生阶段开始的女性文学和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工作，但厌倦了“主义”的理论概念和术语的迷阵，更倾心于文本的解读，第一部拙著《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1999）算是对我这些工作的总结，其中有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方法的介绍、经典作品的重读，也有某种程度的反思。

可以说，这前十年的科研和教学是在物质条件不断改善、人文环境每况愈下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在临街的、阴暗潮湿的十平方米的“一间屋子”里，养育了我的孩子，写下了有关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论文，翻译了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的《妇女、疯狂与英国文化》。因为这些工作，我对孩子疏于照顾，同时又自责不已，噩梦不断。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妇会”在北京召开，女性研究迎来了她的高潮，但是，有关拐卖妇女儿童、家庭暴力、女童失学、买卖婚姻、强迫或自愿卖淫等的报道随处可闻。我越来越觉得，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只是书斋里的事情，是“纸上谈兵”，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甚至与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而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面对中国古代文学，它的适用性也极其有限。

20世纪末的最后一年，我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我开始从遥远、漫无边际的外国文学转向中国文学，告别“主义”和理论。商铺进驻幽静的校园，我窗外昼夜不息的噪音，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知识分子的再度转型，现代性的来龙去脉等，给我提出了新的课题。

2000年，我通过复旦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投奔到陈思和教授门下，以中外文学关系为研究方向。复旦大学给予她的学子们的不只是一流的学者、教授和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的滋养。在这里，这种滋养的获得不只是来自理念和理论，而是来自活生生的人的躬身实践、言传身教。陈思和先生是一个可以理解一切、包容一切的人，为人、为文质朴无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社会、对家庭、对学生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则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我在复旦学习的时候，贾植芳先生还健在，他在复旦九舍的家一如既往地向所有来访者敞开，在这里，我遇见过国内外知名学者，也碰到过普普通通的退休老师。人们来这里，仅仅就是看他一眼、叙叙旧或者就只是为了坐一会儿。在他那个阴暗潮湿、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坐在那个破旧的沙发上，与他和所有的来访者漫无边际的谈话本身就是目的。在这里相遇的人之间，淡忘了高低贵贱、成功失败、年老与年轻的等级界限，彼此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共通感，那就是对于人的一种理想和境界的尊重。作为老师，贾先生对复旦的学生都予以无私的帮助，他的图书室如同公共图书馆，任何学生、老师都可以向他借书。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同时也作为外国文学的翻译者，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者，我们从与贾先生的闲谈中获得的是活的文学、活的知识，他使我们懂得学术研究不能离开活生生的人，更不能逃避凛冽的社会现实。

2000年至2001年，我赴德国特里尔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教学与访问研究。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一度为古罗马首都。在这个具有浓郁的历史气息、美丽而宁静的小城里，几乎感觉不到工业的存在和现代生活的喧嚣。而这样的城市遍布姆泽尔河、莱茵河沿岸，再加上在德期间，我在欧洲大大小小的城市中的游历，改变了以往我对现代化的想象，也使我更加坚信，每个国家的现代性命定地植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传统。城市作为现代化的有形象征刺激着我去探索城市的秘密和现代化的本质。城市像一座迷宫，吸引着我去探险。自2000年开始，我的研究重心转向城市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从现代化进程中的伦敦、曼彻斯特、巴黎、彼得堡、上海，再回溯到《圣经》、荷马史诗和《诗经》、汉赋所言说的古代城市，探索影响着今天的城市及现代性体验的历史与传统。同时，也透过“城市”这一世界性的现象和文学母题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学中的想象性再现，探索不同民族本质性的差异以及那些可会通和交叉的地带。就方法论而言，文学中那些表现普遍人性的母题，是将地域、文化上遥远、互不相干的文学作品置于共同的场域展开对话的节点，而建立在普遍人性基础上的共通性则是消除隔阂与敌意，从而达到相互理解、和平共处的基础。

19世纪、20世纪亲历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中常常持这样的观点：中国和西方这“两个世界之间没有共同的甚至相妥协的领域，一个世界必定永远地误解另一个世界”[1]。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回答一名记者要求了解中国局势的真相时说：“没有真相，也没有事实。你只能根据在这个国家的经历说话，而不管你的居住时间有多长或你的观察力有多敏锐，充其量只能是一次走马观花似的观察。这是中国的博大精深之处。”[2]但是，19世纪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书写却成为当时乃至后世西方人了解中国真相的重要来源，尽管这些言论带有书写者自己的想象和感情、偏见和谬误。但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存在，西方人看中国的眼光，也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西方和对于自我的重新认识。自晚清以来一百多年间亲历异国的中国人对于西方列强及世界诸国的实地观察与书写，记录了两种文化相遇时的种种文化、心理反应。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中国人的异国想象与自我认知，将为我们认识中国人的“现代”观念、对于他异文化的排斥与认同以及理想国家的观念提供另一种维度。而异邦、异类与边缘乃探讨现代性命题无法回避的存在。

本文集并非一本自选集，而是围绕着“性别”、“城市”和“异邦”三个主题，呈现了我20年来所走过的路程。其中的论文大多曾刊发于《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当代作家评论》、《妇女研究论丛》、《上海文学》、《兰州大学学报》、《扬子江评论》等刊物，在此对这些刊物的编辑深表谢意！在文集的编辑中对于部分论文和观点做了程度不等的修改。在此文集付梓之际，特别要感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丛书的策划者谢天振先生、陈思和先生、宋炳辉先生与张辉先生！感谢上海比较文学界的前辈孙景尧先生给予我的帮助与支持！感谢陈建华先生、王晓明先生以及我的同事们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余璐瑶女士的辛勤工作！

2013年11月11日

[1]约翰·濮兰德：《李鸿章传》，张启耀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2]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郑文鑫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