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傅璇琮

谷曙光君是近十余年来与我过从最为密切的青年学者之一。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经过多年的打磨、增订、修改，就要正式出版，问序于我。我虽日就衰疲，但很愿意向学术界介绍曙光君的这本新著。

2000年，我在为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所作序言中谈到，学术界的古代文体学研究属于薄弱环节，而文体学对于整个古典文学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完整学术结构的意义。当时是有感而发。短短十几年后，文体学已日益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亮点和热点，取得重大进展。学术风会，真有出乎人意料之外者。

文体学研究的路径，除了单一文体研讨，还有文体关系、文体系统、文体理论、文体学史探究等。我想，如果要在文体学研究中追求较大的学术格局，提升文体学的研究品质，或许断代文体学综合研究，是特别值得思考和用力的领域。十年前，曙光君以宋代文体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参加答辩，是需要一定勇气和功力的。因为唐宋是古代文学大放异彩的时代，文备众体，成就极大。散文方面，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独占六家。宋词成为宋代一代之文学，宋诗的成就亦有目共睹。新兴的话本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前景美好。故以宋代文体学作博士论文，研讨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但难度也是可以想见的。我一向认为，博士论文写出后，应放一放，沉淀沉淀，待斟酌修订后，再考虑出版，如此方能日渐进益，符合学术规律。故我对曙光君的十年磨剑，是赞赏的。

说实话，当初看到曙光君的论文题目，虽然钦佩，却也为他捏一把汗。因为宋代文献浩繁，那么多文体，那么多大家、名家，问题又是那么繁复琐碎，曙光君如何搭框架、定结构、阐义理呢？一个青年学者能否驾驭较宏大的论题？等看完绪论和目录，我由是释然，无复疑虑。此书可谓是对断代文体学研究范式的一种新探索。曙光君的处理是宏观与微观结合、综括与辨析并重，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显得颇为游刃有余。全书导论、上编第二章和下编第四章，都属理论方面的宏观综括性章节，也是迭出新意，见出功力的重点章节。宋代文体系统与关系一章，从纵、横两条线，梳理宋代文体的多元并存格局，纵向方面，指出词是宋代一代之所胜；横向方面，宋代又是以散文为中心的时代。这一章重点论证了宋代文体以散文为枢纽，显出四通八达的变化。我以为，这是宋代文学、文体研究中的大问题。此前，除前辈学者胡小石论及外，无人做深入的研讨。曙光君知难而进，对此做出历史稽考和理论分析，尤其在深入探寻散文何以成为宋代中心文体时，基于“文体构成素”之分析，论证散文类同宋代文体系统中之“自由人”，其见解特具创新之功。这一问题实应引起宋代文学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其书论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一章，也是时见新意的。作者从何为宋代文体学核心问题谈起，到宋代本色理论与破体实践的错位和纠葛，再到宋代文学巨匠借破体开辟文学新貌，破体与诗论中之“活法”关系，以及本色与破体的宋代文学史意义等，材料翔实，思路清晰，层层推进，论证得力，从整体上提升了本书的理论层次。通常，文学史以人为纲，以时为序，较多平面化的叙述，缺少的，恰恰是通过对文体流变的研究，进而对文学史相关问题进行宏观思辨性的观照。我以为，这是比较精彩的两个章节，不啻将当前的宋代文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曙光君的新著，我不但早就全部通览，而且其中的部分篇章，在修改成论文发表前，我也是“第一读者”。曙光君很信任我，在发表前，往往恳切地请我提意见。在论文修改充实的过程中，我充分感受到曙光君对学术的热爱和钻研的执著。这里试举数例，说明曙光君思考的深入和见解的新颖。单一文体研究方面，书中的露布、教坊乐语、青词等，都是值得关注的篇章，诸节以文体形态和功能为核心，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研讨文体，关注古代的政治军事、礼乐制度、宗教民俗等赋予文体的特殊文化意蕴。其中对唐宋露布流变的梳理和文学价值的分析，颇具功力，不人云亦云，纠正了学术界长久以来的讹误；对教坊乐语的概念辨析、体制分析等，钩玄提要，亦有见解心得；从道教青词的“诚”字入手，探讨古代文人心态，令人感到耳目一新。上述个案研究，不论从持论的眼光，还是断事的态度，抑或行文用语，都显出相当好的学术素养，读来使人有落英缤纷之感。我想，如果不是笃志读书，细心涵泳，是很难发现问题，并有所创发的。

此书有意识地把文体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结合起来，表现出作者开阔而敏锐的思辨能力。如“以论为记”与宋代古文革新一节，专门考察宋代记体文的变化出新。记体向以叙事为本，宋人以议论为记，让记体开疆拓土，得以极变化之能事。论述至此，似乎也可以了。但作者又荡开一笔，将“以论为记”作为视窗，上升到宋代古文革新的层面，从文学史的高度论述其意义，这对我们认识某一文体的创新与整个文坛的变革，点与面、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附录中韩、柳骈文和中唐骈散互融问题一文，其反复修改过程，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早在两年前，吴小如先生和我就看过初稿，原本是单写韩愈骈文。我提出建议，希望论文以韩愈为主，加强对中唐骈散关系的论述，以提升论文的品质。曙光君虚心接受，先后数易其稿。后来，曙光君的论文被学术期刊接受，很快就要发表出来。出于慎重，他再一次请我提意见。鉴于其中所引文献论据皆“韩柳”并称，于是我又向曙光君提出修改建议，可否合论韩、柳两家骈文，再阐发中唐骈散交融之趋势，这样论文会更立体丰满。曙光君不惮烦琐，又细细研读柳宗元骈文，对论文进行改写、充实、增删、完善。原本两万多字的论文，在增写柳宗元后，发表时字数反而删到了一万六千字。其人可谓不厌其烦，其文则日渐精微。学术文章需要反复打磨，在修改论文方面，即可看出曙光君对学术的坚毅和耐心。

这部书稿，读起来并不费力。曙光君的文字洗炼，在用词用语上，有时还让我感到典雅考究。这在青年学者中，也是难得的。我想，撰写学术著作，岂是易事，亦如同精雕细琢一件艺术品。有时想法很好，但如短于表达，岂不成问题。学术著作首先要让人能读下去，而曙光君的这本书不但让我读进去了，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学术享受。其中历史的考察、理论的思考，让此书具有了一种综括一代文体、文学的宏观视野，进入到一个较高的学术层面，启迪读者的深切思考。

如果要给这本著作提点不足和意见，那就是其中的文体个案研究，尚嫌薄弱。就目前的文体个案研究而言，此书是遴选了几种代表性的文体。然而，宋代的文体何其繁富，诸如主流文体、新出现的文体、被淘汰的文体，如能分类多研究一些，有了一定量的积累后，再进行理论的思考和概括，似更能有的放矢，让此书显出水到渠成之感。当然，局外人提意见总是容易的，而贯彻到具体的研究中，却不一定适合。尤其现有的文体个案研究，非常深入细腻，篇篇有新意，如果循此标准做下去，似又有“俟河之清”之遥遥无期感矣。

我与曙光君相识，始于2001年，那年春天，我应著名学者刘学锴、余恕诚二位教授的邀请，到安徽师范大学参加中国诗学研讨会。在大会开幕式上，我做了即席发言，就新世纪中国诗学研究谈了几点意见。会后，余恕诚教授告诉我，他已安排学生将我的大会发言整理出来，请我过目，并希望发表在该校学报。我通读了整理稿，感到整理者水平不错。盖我事先未准备讲稿，乃即席发言，而我平素又讷于言，讲得不免凌乱。整理者却既忠实于我所讲，又遵照我的原意略加发挥，修饰润色，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整理者不是别人，正是曙光君。记得那次学术会议后，安排学术考察，余恕诚教授特意嘱咐曙光君在路上照顾我。这个年轻人风度翩翩，谦逊有礼。有了文字和当面交流两层关系，我便记住了他的名字。那时，他正跟随刘学锴、余恕诚二位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曙光君的硕士论文《韩愈诗歌北宋接受研究》完成后，曾寄给我征求意见。我觉得很扎实，有些地方议论“老气横秋”，甚至感觉不像出于一个二十余岁的年轻人之手，令我对他刮目相看。后来他把硕士论文加工增订，付梓出版。硕士论文能够出版专著，这在今天，也是比较少见的。我曾听到韩愈研究会会长张清华先生，当面夸赞曙光君的著作。

曙光君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我们偶在学术会议上见面，他依然是那么彬彬有礼。曙光君拿到博士学位后，进入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任教。凑巧的是，我也被荣幸地聘为国学院的学术委员和特聘教授。于是我们“一老一小”，开始了一段共事之缘。

那几年，我偶为国学院诸生讲座，已经是教师的曙光君却来认真旁听。学术期刊《文艺研究》开设名家访谈栏目，请他约我访谈。记得2008年冬，利用一次在北京友谊宾馆开会的机会，我们先共进晚餐，边吃边聊，之后再到房间畅谈，很愉快地完成了访谈。后来曙光君整理的访谈稿，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为题，发表在2009年第3期《文艺研究》上。他将陈寅恪评价王国维的话，转用于我身上。对于曙光君的谬赞，我愧不敢当。发表时，曙光君用了笔名，我问他为何不用本名。他表示，虽然与我很熟，但只能算作私淑弟子，他又年轻，本无资格对我访谈，故不是最佳人选。如用真名，怕有故意借重之嫌。我闻听后，感到曙光君的淡泊诚恳。

在国学院担任特聘教授的这些年，我对几件事印象深刻。2011年的暑期，国文教研室组织到大连召开课程与教材建设研讨会。曙光君那时是教研室主任，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同去。我去过许多地方，但偏偏没有到过大连，于是欣然同意。大连会议参访的那几天，我与国学院古典文学诸位同仁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颇感心情舒畅。在旅途的火车上，在大连的星海广场、棒棰岛海滨、旅顺博物馆、白玉山日俄战争遗址等地，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因要参加中央文史馆的会议，我需提前一天离开，于是同事们先行送我到机场，嘱咐我小心安全，大家依依话别。我一个人慢慢走到候机区域，买了一瓶饮料，坐在那里等着登机。突然，我熟悉的高大的曙光君出现在我的面前，令我很是惊诧，一时怀疑自己的眼睛。他一脸认真地告知，看到我踽踽独行的背影，同事们深感不放心，于是他立刻买了机票赶来，要护送我一程。我听后大为感动，不知说什么好。当晚顺利抵京，曙光君又把我一路送回六里桥寓所。这次大连之行，是我多年来非常愉快和难忘的一次旅程。

2013年元旦前后，国学院特意为我八十寿辰举办了祝寿会。事先告知时，我坚辞不获，只得勉从众议。在国学院工作的这些年，我颇感身心怡悦，特别是我指导的学生，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与“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我晚年是为快事。学院赠送给我一方很好的印章作为礼物，还拟了一幅寿联，请学生书写送给我，以彰显师生同事之谊。文辞是“文如秋水涵空照，情作春泥护晚花”，我很喜欢。后来得知，这是曙光君的手笔。祝寿会后，又是曙光君送我回家。那几天北京大雪，路面湿滑，我本不愿他送。但下了出租车，走到我家门口，一段不长的路，竟然全结了光滑锃亮的坚冰。曙光君搀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把我送上楼。事后我想，如不是他送，这短短的一百米，我真没办法走过去。这些年，在国学院的许多琐事，都麻烦曙光君。他那么耐心，对我多有照拂。

年纪大了，难免怀旧。因往事萦怀，借为曙光君之新著作序，我拉杂写下这些竹头木屑，不过是雪泥鸿爪之意罢了。

2014年8月，我多年的挚友余恕诚教授在京逝世。我因在病中，并不知情，还是曙光君通知了我，我一时在电话中哽咽，让他代我向家属致哀悼之意。放下电话，更觉心中隐隐作痛，不禁想到李义山《哭刘》“黄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诸句……我们这一代学者，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是规律，无法逆转。

三十余年来，我为学界、出版界友人先后撰写了上百篇序言，其中有比我年长者，也有年岁差不多的平辈，更多的是中青年学者。但是曙光君这一篇，确乎情感不同。我觉得曙光君在青年学者中，对我的治学经历和路数是相当熟悉的，堪称我的学术知音；而我对他十几年来的成长，也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中。这部宋代文体研究专著，体现出一个青年学者的开拓胸襟和探索精神。学术事业需要薪火相传，尤其是文史哲等传统学科，更加讲究师承传授。毫无疑问，为人和为学两方面都很秀颖的曙光君，在青年一代中有厚望焉。我诚恳地期待，更多富有学术朝气的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理想远大，或为孔门之颜回、曾参，或为南岳下之马祖道一，别有生发，能自树立，将中华文化视同性命，以良知传往圣先贤之绝学，以妙笔阐华夏文明之辉光。

2014年6月初搞

2015年9月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