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与耕耘*
（*本文原载《飞天》1986年12期。）
二十岁，人生进入成年期的标志。
这是一个令人心魄悸颤的年轮。我发觉，当一个人跨入成年的时候，许多人生的重要课题都涌集而至了，而首当其冲的最重大的问题，就是人生道路的抉择。
我二十岁那年，正好高中毕业了。摆在我面前的极为严峻的选择就是：要么进入大学继续深造，要么回到乡村去务庄稼。尽管学校对毕业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相当周密，共青团组织为此举办过形式多样的活动，然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这两种选择结果上的巨大差别，说成天壤之别也许不算夸张。如果我们排除掉虚伪的掩饰而认真地面对现实，一个大学生和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民之间的差别是有目共睹的。
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对文学发生了兴趣。那时的中学语文课分作汉语和文学两部分，在文学课本里，那些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作品，唤醒了我心中有限的乡村生活的记忆，使我的浅薄的生活经验第一次在铅印的文字里得到验证，使我欣喜，使我惊诧，使我激动不已。是的，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验证自己的生活经验，在我无疑具有石破天惊豁然开朗的震动和发现。
我喜欢文学了，开始憧憬自己在文学上的希望了。我做过五彩缤纷的好梦，甚至想入非非，然而都不过是梦罢了，从来也没有因为梦想而感到紧迫和压力。只有跨上二十岁的时候，当这种选择像十字道路摆到脚下的时候，惶惑、犹豫、自信与自卑交织着的复杂感情，使我感到了这个人生重要关口选择时的全部艰难。人生的第一个至关重要的驿站啊!
不管怎样，生活老人的脚步不乱。当生活把我这一拨儿同龄人推过第一个驿站的时候，似乎丝毫也不理会谁得了，谁失了；谁哭了，谁笑了；谁得意甚至忘形了，谁又沮丧以至沉沦了。而我面对的现实是：高考落第，没有得也没有笑，没有得意更不可能忘形，我属于失去机会者，或者干脆透彻一点儿说是失败者。然而我没有哭，也没有沮丧或沉沦，深知这些情绪对我都毫无益处。我要用奋斗来改变这一切。
应该感谢生活。
生活老人的脚步不乱，脸孔也一直严峻，似乎并不有意宠爱某个而又故意冷落另一个，抱怨生活的不公正只能是弱者的一种本能。生活没有给我厚爱。我自小割草拾柴，直到高中毕业时为了照一张体面的毕业照片才第一次穿上了洋布制服。中学时代我一直从家里背馍上学，背一周的馍馍步行到五十多里远的西安去读书，夏天馍长毛，冬天又冻成冰疙瘩。我当时似乎并不以为太苦，而且觉得能进城念书，即使背馍，也比我的父亲幸福得多了，他压根儿没有这种进城念书的可能。因此，我十分热爱共产党，使我成为我们村子里的第一个高中毕业生。
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当农民，很使一些供给孩子念书的人心里绽了劲儿。我的压力又添了许多，成为一个念书无用的活标本。
回到乡间，除了当农民种庄稼，似乎别无选择。在这种别无选择的状况下，我选择了一条文学创作的路，这实际上无异于冒险。我阅读过中外一些作家成长道路的文章，给我的总体感觉是，在文学上有重要建树的人当中，幸运儿比不幸的人要少得多。想要比常人多所建树，多所成就，首先比常人要付出多倍的劳动，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甚至是痛苦的折磨。有了这种从旁人身上得到的生活经验，我比较切实地确定了自己的道路，消除了过去太多的轻易获得成功的侥幸心理。这就是静下心来，努力自修，或者说自我奋斗。
我给自己订下了一条规程，自学四年，练习基本功，争取四年后发表第一篇作品，就算在“我的大学”领到毕业证了。
我主要在两方面进行努力，一是读书，一是练习写作。书是无选择地读，能找到什么就读什么，阅读中自己感觉特别合口味儿的就背。无选择的读书状况持续了好几年，那原因在于我既没有选择读书的可能，也没有什么人指点我读书的迷津，反正是凡能拿到手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书，就读了。于今想来，这样倒有一个好处，开阔了视野，进行了艺术的初步熏陶，歪打正着罢了。另一方面，不断地写，写完整的作品较少，大量地记生活笔记，每天都有，或长或短，不受拘束，或描一景，或状一物，或写一人一相，日日不断，自由随便。
我几乎在每次换取一个新的生活记事本的时候，开篇都先要冠之一条我很喜欢的座右铭：“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这信条里所蕴含的埋头苦干实干的哲理令我信服，也适宜我的心性。这条座右铭排除人时时可能产生的侥幸心理，也抑制那种自卑心理的蔓延，这两种不好的心理情绪是对我当时威胁最大的因素。
在此信条下，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对自己进行最基本的文学修养的锻炼。大量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对我特别感兴趣的篇章进行分析和解剖，学习结构和表现的艺术手段。坚持写生活笔记已形成习惯，一本一本写下去，锻炼了文字的表达能力，也锻炼了观察现实生活的眼力。我的心境基本上是稳定踏实的。
我的家庭本来就不富裕，如在“三年困难时期”，饱肚成为最大的问题。我没有电灯照明，也没有钟表计时，晚上控制不住时间，第二天就累得难以起床。我只好用一只小墨水瓶改做的煤油灯照明，烧焦了头发又熏黑了鼻孔。每晚熬干这一小瓶煤油，即上炕睡觉，大约为夜里12点钟，控制了时间。长此而成习惯，至今竟不能早眠。
春秋时节，气候宜人；而冬夏两季，就有点难以忍耐。我常常面对冻出冰碴的笔尖而一筹莫展，也常常在夏暑的酷热当中头晕眼花，没有任何取暖和制冷的手段。蚊虫成为天敌，用臭蒿熏死一批，待烟散之后，从椽眼儿和窗孔又钻进来一批。我就在这“轮番轰炸”的伴奏下，继续我的奋斗。
三伏酷暑，蚊虫逞威，燥热难受。乡间的农民，一家人在场头迎风处铺一张苇席睡觉，我却躲在小厦屋里，只穿一条短裤，汗流浃背地写写画画。母亲怕我沤死在屋子里，硬拉我到场边去乘凉。我丢不下正在素描着的一个肖像，趁空儿又溜回小厦屋去了。
为了避免太多的讽刺和嘲笑对我平白无故带来的心理上的伤害，我使自己的学习处于秘密状态，与一般不搞文学的人绝口不谈文学创作的事，每被问及，只是淡然回避，或转移话题。即使我的父亲也不例外。他常常忍不住问我整夜钻在屋里“成啥精”，我说：“谝闲传！”于是他就不再问。
我虽然稳着心在耕耘，然而总期待收获。
我终于得到了第一次收获的喜悦。哪怕是一支又瘦又小的麦穗，毕竟是我亲手培育出来的啊!
我的第一篇散文在《西安晚报》发表了。它给我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对我的信心的增强。我第一次经过自己的独立的实践使自己相信：没有天才或天分甚微的人，通过不息的奋斗，可以从偏心眼儿的上帝那儿争得他少赋予我的那一份天资。在此前一整段漫长的苦斗期——从开始爱好到矢志钻研文学，我一直在自信与自卑的斗争中滚爬。现在，自信第一次击败了自卑，成为我心理因素和情绪中的主导方面。我验证了“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这条谚语，进而愈加确信它对我是适用的。直到1981年，历遭劫难之后，我编完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乡村》的时候，竟然抑制不住如潮的心绪，在《后记》里写下这样的话：
农民总是在总结了当年收成的丰歉的原因之后，又满怀希望和信心地去争取下一料庄稼的丰产与优质了，从不因一料收成的多寡而忘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争取在尔后的学习创作生活中，耕得匀一点、细一点、深一点，争取有更多更好的收获。
这里所流露出的情绪，仍然首先是耕耘。
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出大力气耕耘，流大汗水耕耘，用大力气和大汗水耕耘得深一些，匀一些，才可能有丰裕的收获，才可能获得较大一点的创作成果。用小力气和点滴汗水所能指望得到的，必是小小的收获或是小小的作品。不想花费苦力和根本不想流汗或是没有足够的耐心进行耕耘，就不会有什么收获可指望，也就不会有创作。
现在，当我能写一点作品奉之于世，当我受到社会和喜欢我的作品的读者的较多关心的时候，心理压力反而愈来愈重了。社会正走向开放，生活也日趋复杂；旧的陈腐的一些观念被淘汰，而人对生活的一些基本的信仰却不能变。我希望在自己的心田里继续保持“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这样一种情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自己尚要做下去的事；更不能张狂，一旦张牙舞爪起来，就破坏了这种情绪，就泄掉底气了。我原本就是一个农村人，生活把我造就成一个像我父亲那样只会刨挖土地以获得生命延续的农民，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在新社会得到读书的机会，获得文化知识以后又使我滋生了一种想成一点文学事业的奢望，而且有了一点小小的建树，我已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社会的和生活的责任，反倒泛不起个人的太多的得意或失意的情绪了。
感谢生活磨炼了我。生活对于我，设置下太多的艰辛和波折，反而使我增加了认识生活的机会，增强了承受压力的能力。在这种甚为漫长的人生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驿站的艰难行程中，“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这条生活哲理给了我多少好处!反过来又使我更深地理解了这个被许多人实践并且证实了的科学箴言。
世界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中发展，文学不得不变，不变就会被人民所冷落。我也要变化，这当然是另一个命题了，然而进行这种变化的我的基本立足点，依然是重在耕耘。
（198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