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晋张华的《博物志》是一部内容驳杂，“撮取载籍”的地理博物类志怪小说。在文学史上地位突出，尤其是对小说、戏曲等体裁的文学作品，在题材选取、素材来源以及艺术表现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张华其人其作
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晋书•张华传》记载他年少孤贫，牧羊谋生。先后得到卢钦、刘放和阮籍的器重，“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为人淡泊，器识弘旷，曾著《鹪鹩赋》以自寄，“委命顺理，与物无患”“静守性而不矜，动因循而简易。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张华崇尚的这种知足止分的鹪鹩式人生态度影响了他一生为政的理念。在晋武帝朝先后被贬职和免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随遇而安；在晋惠帝时采取“弥缝补阙”的执政措施，平衡各种政治关系，但终处乱世，随着贾后废杀太子，激起诸王起兵，暂时安稳近十年的政治局面被打破，张华最终被赵王司马伦杀害。整体观之，张华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实现了名教与自然的调谐。
在文学上，张华对太康文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广接天下贤士，与由吴入洛的陆机、陆云兄弟交游，张华奖掖提携二陆，开南人北上求仕之潮流；调和南北学风，整合西晋文坛，形成良性的洛阳文化圈；推崇“篇体清淡”，文辞雅化之风，成为“太康之英”共性的审美追求。
《晋书》本传说他“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因喜爱搜奇觅异，详览图纬方伎之书，故“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并行于世”。《隋书•经籍志三》：“《博物志》十卷张华撰。《张公杂记》一卷张华撰。梁有五卷，与《博物志》相似，小小不同。……《杂记》十一卷张华撰。”《隋书•经籍志二》：“《神异经》一卷东方朔撰，张华注。”而《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东方朔《神异经》二卷张华注”。《隋书•经籍志四》：“晋司空《张华集》十卷录一卷。”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有《张茂先集》，等等。
二、《博物志》的著录、内容和性质
考查历代书目对《博物志》的著录情况，大体分为三类：《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中兴馆阁书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录为杂家；《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全书总目》《越缦堂读书记》等均列之于小说类，宁稼雨先生在此基础上认为此书属于志怪类小说；《直斋书录解题》杂家及小说家兼收。若从传统四部的角度看，对于“撮取载籍”的《博物志》而言，其遍引经、史、子、集，仅凭引各部文献比重大小难以明晰其性质。但如果简单地说是杂家，未免望文生义，需要依照《汉书•艺文志》的杂家定义再作权衡：“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博物志》引书驳杂，远非儒、墨、名、法所能概括。贯通王治，稍有论说，也不全然。
《博物志》性质，难以一语破的，需从内容细细爬梳。《博物志》起笔小序，颇能见其用心。“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纵观全书前三卷，主要记录地理、动植物等内容，包含考实类、神话类、谶纬类等地理文献，内容多仿《山海经》以地理为编，缺少天文部分（宋李石《续博物志》惜遗天官，补之）；卷四多记物理、药性之言；卷五多为方术家言；卷六杂考，分人名考、文籍考、地理考、典礼考、乐考、服饰考、器名考、物名考八目，内容驳杂，以考据为主，颇合博物之名；卷七异闻，志怪小说意味浓厚；卷八史补，广收经史、杂传、传闻、轶事，所涉人物众多，上至远古帝王，下至射手车夫，覆盖面广；卷九、十为杂说上、下，巫、史皆有，夹杂谶纬方术内容，成为小说家的渊薮。可以说，从内容上看，《博物志》记录了异域、异人、异兽，动物、植物、矿物，海洋、山川、河流，药物、香料，书籍、轶闻、杂史，方术、神话等内容，展现了博物众采的文化景观。李剑国说：“《博物志》上承《山海经》《神异经》《洞冥记》一系，而内容更加广泛，实际是地理博物杂说异闻的总汇，但地理博物的内容仍处于突出地位，故书以‘博物’为名。”（《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265页）这是从非故事性的杂说、杂考、杂物角度得出的判断，然而后四卷选材上增加了很多故事性较强的志怪小说方面的内容，二者不可偏废。另外，可以看到《博物志》在接受过程中，恰恰是古史异闻承载的“志怪”内容，对后世影响很大。唐林登《续博物志》（佚），宋李石《续博物志》（十卷存），明董斯张《广博物志》（五十卷存），游潜《博物志补》（存），清徐寿基《续广博物志》（十六卷存）纷继其踵，“次第仿华说，一事续一事”（李石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博物志》的性质概括为地理博物类志怪小说似乎合宜。
三、《博物志》的成书
《博物志》的成书大体有三种意见：
一是晋武帝命张华删书为十卷，此说本晋人王嘉《拾遗记》。此书卷九记载：“（张华）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撰《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诏诘问，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远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宜更删剪，无以冗长成文！昔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乱神；今见卿此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恐惑乱于后生，繁芜于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范宁加以驳斥，“因为武帝司马炎曾经在泰始三年下过命令，‘禁星气谶纬之学’，张华这本书就有许多谶纬之谈，它不仅只是言多‘浮妄’，而且直接违忤了这个禁令。同时还加上书中有‘泰始中武库火’的记载，它的编写年代可能要迟晚一些”（《〈博物志校证〉前言》，中华书局1980年版，1—2页）。
二是非晋时张华作，疑后人拾掇佚文，杂取诸书而成。此说本于姚际恒与《四库提要》。姚际恒认为：“此书浅猥无足观，决非华作。殷之所云，正以饰是书之陋耳。魏晋间人何尝有著书四百卷者？”（《古今伪书考补正》，齐鲁书社1980年版，221页）其实“学业优博”的张华著书四百卷，绝非难事。
据唐久宠统计，《博物志》明引典籍29种：《河图括地象》《考灵耀》《史记•封禅书》《老子》《庄子》《异说》《东方朔传》《神仙传》《新论》《河图玉版》《周官书》《诗含神雾》《周书》《春秋经》《春秋公羊传》《左氏传》《礼记》《南荆赋》《墨子》《列子》《曾子》《荆州图语》《神农经》《孔子家语》、魏文帝《典论》、曹植《辩道论》、左元放《荒年法》、《列传》《徐偃王志》。暗引32种：《尔雅》《援神契》《新书》《搜神记》《淮南子》《国语》《汉书》《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后汉书•华佗传》《魏略》《皇览•冢墓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燕丹子》《十洲记》《归藏易》《山海经》《养生经》《抱朴子》《竹书纪年》《西京杂记》《晏子春秋》《论衡》《韩诗外传》《徐州地理志》《交州记》《括地图》《关中记》《大戴礼记》《战国策》《春秋繁露》《风俗通义》。（以上皆见《博物志校释序》，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6—7页）当然，也不排除疏漏处，透过十卷本所见的资料，加之张华的博学，凑合四百卷似不成问题。
《四库提要》指出：“或原书散佚，好事者掇取诸书所引《博物志》而杂采他小说以足之……其余为他书所未引者，则大抵剽掇……诸书，饾饤成帙，不尽华之原文也。”（《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1214页）今本《博物志》确有掇拾删改的痕迹，且自《隋书•经籍志》著录后，皆为十卷。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载“周、卢注《博物志》十卷，卢氏注六卷”。此处指周日用与卢氏注释《博物志》十卷，卢氏注释六卷，非另外还有一本六卷本《博物志》。
三是撰成于元康时期（291—299）的可能性比较大。此说本于王媛《张华研究》。《四库提要》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云：“是其书作于武帝时，今第四卷‘物性’类中，称武帝泰始中武库火，则武帝以后语矣。”（《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1213页）《四库提要》提出了一个问题，若《博物志》成书于武帝时，那么第四卷中使用了武帝的谥号，直接否定了《拾遗记》的记载。事实上，“武”作为司马炎死后的谥号，是否可以成为判断“武库火”一条不可能作于武帝朝的证据呢？若肯定，显然这又是孤证；若否定，可能是在抄写或刊刻时，也有改称谥号的情况。这都无法确定。先从具体情况入手，泰始为晋武帝司马炎年号，即265—274年。《晋书•五行志上》记载：“惠帝元康五年闰月庚寅，武库火。张华疑有乱，先命固守，然后救火。是以累代异宝，王莽头，孔子屐，汉高祖断白蛇剑及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805页）看来“武库火”发生在晋惠帝时，未见发生于晋武帝时的记载。这也不能完全否定武帝时未发生“武库火”，可能存在《晋书》漏记的情况。王媛通过考查《博物志》引书的情况，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和《四库提要》考辨思路恰恰相反，她比对《博物志》引《逸周书》《穆天子传》《三国志》《关中记》等书内容得出“撰成于元康时期的可能性比较大”的结论。王媛的考证很巧妙，她注意到《博物志》征引《逸周书》《穆天子传》等汲冢书的出土时间，据荀勖《穆天子传序》的记载在“太康二年”等的讨论，“推测《博物志》的成书时间当在太康二年以后”。又据《华阳国志•后贤志》记载，《三国志》撰著于平吴之后，《三国志》载孙皓太康五年（284）死于洛阳，其成书当在太康中后期。《博物志》引《三国志•魏书•东夷传》部分内容，据此推测其成书亦在太康中期后。另据《博物志》引潘岳为长安令时所作《关中记》，其成书时间为元康二年（292），进而推知《博物志》撰成于元康时期，很有说服力。
另外，还应看到《博物志》大量征引《列子》文，《列子》的成书时间虽然是众说纷纭，但是季羡林先生考查了《列子》化用佛经题材以及译经时间，得出“《列子》成书不早于太康六年（285）”的观点（《“列子”与佛典》，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83页）。那么，在书成传播十余年后，“朗赡多通”的张华读到《列子》，并加以引用，这完全是可能的。
四、《博物志》的版本系统
据范宁、唐久宠等先生整理记录，今本《博物志》的版本主要有：秘书二十一种本、明弘治乙丑年贺志同刻本、又一部旧题宋刊贺志同刻本、明翻贺志同刻本、古今逸史本、日本刻本、《格致丛书》本、《稗海》本、《说郛》本、快阁藏书二十种本、二志合编本、《汉魏丛书》本、士礼居刊本、纷欣阁本、《指海》本、《汉魏丛书》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荟要本、《百子全书》本、四部备要本、上海文瑞楼石印本、笔记小说大观本、《绀珠集》本、《类说》本、黄丕烈重刻连江叶氏本。
经比对研究，今本《博物志》版本大体可以分为两个系统：明贺志同刻本系统与清黄丕烈重刻连江叶氏本系统。前一系统即是明以来通行本，《稗海》本、古今逸史本、秘书二十一种本（系用古今逸史本）、四库全书本等皆属此类，分门别类，目录清晰，分三十九个类目（“杂说”分上、下两目）。后一系统即为黄丕烈重刻汲古阁旧藏影钞北宋连江叶氏本系统，士礼居刊本即此。没有分门标目，黄丕烈认为是依照引书次序编撰材料，并举《列子》《山海经》《逸周书》为例说明，仅作十卷。两个系统，内容条目完全相同，只是内容错落，分卷不一，可见二者祖本相同，通行本应是整理后的样态。尽管黄丕烈批判通行本“强立门类，割裂迁就，遂使荡析离居，失其旨趣”，但是，整理后毕竟纲举目张，条分缕析一些。黄丕烈在重刻连江叶氏本后跋中指出：“因检予向所刻汲古阁秘本书目中，有北宋版《博物志》一本，估价四两云。其次序与南宋版不同，系蜀本大字，真奇物也，影钞当出于此。”唐久宠统计《太平御览》引用《博物志》275条，出乎叶氏本之外者有91条。可以看出叶氏本早于宋初《太平御览》纂集之时就已存在，叶氏本系统早于贺志同刻本即通行本系统。
关于《博物志》辑佚本，有清王谟辑录一卷，见《汉唐地理书钞》；马国翰《博物记》一卷52条，见《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杂家类；周心如《〈博物志〉补遗》二卷，见纷欣阁本《博物志》；钱熙祚《〈博物志〉佚文》一卷，见《指海》本；王仁俊辑本122条，见《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范宁先生从《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初学记》等40部书中辑录出212条佚文，较为完备，王媛在此基础上补辑88条。
五、《博物志》译注的说明
（一）本书选择范宁《博物志校证》为工作底本。范校较为翔实，功力深厚，对范校合理处采用，对范校文献征引错讹处做了修正与增补。
（二）注释过程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尽量找到文献出处，佐证材料，加诸按语，生僻字标音，以备读者核验，减少读者的翻检之劳，为研究者提供便利。在翻译过程中，力求直译，规避意译。但有时原文错乱较多，句子难以读通，为使行文意脉贯通，采用校正内容翻译。原文中的明显错误，依据丛书体例径改。涉及语法问题，笔者也加以注明，以《暂拟语法系统》为基准，便于中学生阅读。
（三）书证引用古籍均选用良善版本。如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华书局繁体标点通行本（含修订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隋书》《新唐书》《旧唐书》等，袁珂《山海经校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宋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
（四）每个条目均有序号，按照自然序号排列。
（五）《博物志》相关研究著作举要
1.范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以秘书二十一种本（康熙戊申汪士汉校刻）为底本，以他本参校，资料翔实，共十卷323条，佚文212条，书末附录《历代书目著录及提要》《前人刻本序跋》《后记》。《后记》重点论述著录与版本问题，前人删削问题，《博物志》与《博物记》，通行本与士礼居刊本。论述明晰，可参看。2015年版后面还附录有王媛《〈博物志校证〉补正》《〈博物志〉佚文辑录》二文，考证精详，可补范校之失。
2.唐久宠《博物志校释》，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以黄丕烈士礼居丛书景刻汲古阁旧钞宋连江叶氏本为底本，参校十卷本、节本而成。前有序言，内容即为《张华〈博物志〉之编成及其内容》，发表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遗憾的是，《校释》仅挑选难句校释，个别处未做详析。附录《〈博物志〉逸文补》《类书古注引用本书及本书他书互见表》《重要参考书目》，可参阅。
3.祝鸿杰译注《博物志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祝鸿杰译注《博物志新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相比于《全译》，卷前增加了“导读”部分，且修正了部分注释。
5.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其中有张华《博物志》一节。
6.王媛《张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其中第六章《〈博物志〉若干问题讨论》，围绕《博物志》的成书、《博物志》的内容与文献价值、《博物志》与张华形象的形成和《博物志》的流传考论四方面问题讨论。
7.李剑锋《唐前小说史料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其中有一节《两晋地理博物类志怪小说〈博物志〉与〈玄中记〉》。
《博物志》内容驳杂繁难，此译注远非一己之力所及。幸有范宁、祝鸿杰等诸位先生的大作可供借鉴，多有征引，在此一并致谢。
从2018年年初接到这项工作，其间夹杂繁重的教学任务，加之5月博士后出站事宜，拖沓至岁尾方告蒇。
北国隆冬已至，雪域高天朗，清辉伴夜长，也知天时冷，偏待祁寒春。回首寒来暑往，与《博物志》相伴的日子，颇为有趣。
最后忐忑再言一语，笔者才疏学浅，妄下断语、谬误之处所在多见，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郑晓峰
2018年冬，哈学院欧亚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