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两阕
我在S市念书的时候，每临考试，总要抽出几天工夫，夹着书，独自走到郊外去。在郊外，有一座本市著名的解放战争烈士陵园，那里宁谧、肃穆，总能暗合我背诵和复习的心境。眼下仍如是。
时令正值深秋，野外一片萧索。在陵园门口，我同守门的老头打过招呼，步入陵园。放眼四望，石碑默立，松柏掩映，满地的银杏和苹果树叶子浸在午后的阳光里，斑斑驳驳，给人一种落寞的慰藉感。远处的天一片瓦蓝，天边泛着几抹白云，像是海岸边雪白的盐滩。我找到一条僻静的甬道，穿过几座烈士冢，在一棵枝干虬伸的苹果树下的枯黄的草丛中坐下。我展开手中的《中国革命史》，开始背诵起来。我很惊诧自己的记忆力竟是出奇地好，两刻钟不到的时间里，我已默记下五条名词解释和两条论述题。这仿佛是身处陵园，有烈士英魂相助，思接天壤一般。就这样，不知什么时候，当我抬头，便发现离我最近的一座水泥浇铸的烈士墓冢旁，正相依缠绵着一对互吻着的恋人。这样的环境中这样的情形我真的见过多次了。不知是这般有情人，在城市喧嚣的空间中喜欢这里僻静，还是爱情的誓言和命题，往往同死亡连在一起才更显深刻，要么就是，他们眼下享受的温馨与幸福生活，正昭示出对先烈们付出的代价的一种感恩？说不明白。反正觉得挺碍眼，又挺谐调。
我发了一会儿呆，又继续专心致志地背诵我的考题了。日光渐渐流转，满目耀眼的落叶和草茎的光芒背景下，我的身影投在地上像是汪着的一弯水。那对恋人后来离去了，而我的腿也终于坐麻了。我站起来，在甬道上，在那对恋人坐过的烈士冢和我的苹果树之间来回踱步。天色渐渐薄暗，我决定背完最后的几道题，就离开这里。当我反复地、说不清第几次踱到烈士冢前，出声地背诵最后一道题的时候，从远处，从甬道的尽头，慢慢走过来一个人，一个老头——是那个守门的。他走到我面前，似乎笑了一下。
“快关门啦。”他说。他的手里拿着一把扫帚。
老头中等身材，有点儿秃顶，方脸四周的鬓须泛白，像是冬行人呼出的霜气挂在那里，一双眼睛显出平稳、有点儿疲惫的光。
“是吧？您——怎么走到这儿啦？”我问。
我的言谈可能太缺少对话性，老头沉吟了一下，没有回答。我其实挺喜欢这个老头的，我们早就相识，虽然没说过几句话。眼下这座著名的烈士陵园，对外是实行门票制的。老头知道我常进来背题，就不再收我的门票了。算起来，那也是节省了我学习生活中额外的一笔费用。
“整座陵园里，可能就只剩咱俩啦。”老头说。
远处起风了，广袤的陵园里响起一片隐约的松涛声。
“快到点了，”我看了看表，合上书，“您要回了吧？”
“不急。”老头看了我一眼。“不过，回家，那倒是的，明天我就正式回家啦，别人接替我的岗位。小伙子，咱俩也要再见啦！”
“您退休啦？”
“早该退喽。”
老头说着瞥了一眼我手里的课本——《中国革命史》，脸上顿时掠过一种复杂的表情。
我对老头的话心生惋惜，于是说：“大爷，您不舍得离开这儿吧？”
老头的头部和手轻轻颤抖着。我宁愿相信那是由帕金森氏综合征而不是由激动导致的。老头搓了一把脸，手掌和鬓须间摩擦出一种踩碎落叶的声响。“三十六年啦！”老头说，“我在这里待了三十六年啦！我的思维全在这十几里长围墙的土地里边，与外界几乎毫不沾边。真的，就像生活在自己的内心里，生活在特定的历史和情境中。”老头把目光掠向远处，掠过松林，那里边有几百座烈士墓冢，“他们也真能睡呀，一睡就是五十多年。”
远处秋风脉动，枯草摇曳。
“大爷，您对这里蛮有感情哪。”
“当然，当然。”老头严厉地看了我一眼，面部上的咬肌一突一突，“可以说，我差点儿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我立时觉得身旁有一种戎马倥偬的况味。显然，老头年轻时就是这么过来的。我小心翼翼地问：“这里边有您的战友吧？”
“有！”老头说。“不，”他的口气又立刻沉黯下去，面部如水一样闪出痛苦的光影，“不，我不配做他的战友，我是他的敌人。”
“敌人？”
“对，敌人，不明白吗？”
我惶惑地摇摇头。
“举个例子说吧，”老头沉思了一会儿，“你是个好人，可你的敌人肯定要说你坏；当你的敌人说你是好人时，你想你还是好人吗？”
我皱着眉头：“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好，年轻人，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老头侧过脸，夕阳的余晖给他的面庞镀上一层安谧的光泽。
我十七岁参加东北野战军，那时简称“东野”。司令员你知道是谁吧？对，都知道，不用说了。政委是罗荣桓，参谋长是刘亚楼。当时和我在一个连队里有一个吉林籍的兵，岁数和我相仿，我俩要好得很。行军时，我俩并排走着；作战时，我俩趴同一个战壕；休息时，干脆盖同一条被子。他家里兄弟姊妹五个，他排行最小，巧了，我家也兄弟姊妹五个，我是老末。老末处老末，越处越乐和。你别笑，这不是我编的，是他说的。
这个吉林兵蛮机灵，有文化。记得有一次攻打四平，双方激战很猛，敌人负隅顽抗，被我们围了一天一夜。白天，敌人援救的运输机在城区上空盘旋，城内的敌人在地上铺着红布，飞机就往下投饼干、罐头等物资。吉林兵发现了这个情况，也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些红布，摆在地上，敌机误认为是自己的部队，也往下扔东西，哈，给我们解决了不少给养。后来，城区内的敌人与飞机联络，敌机开始沿城区外轰炸我们。有一次，敌机轰炸城北一带，不少居民区都毁了。有一位年轻妇女抱着孩子披头散发地跑，一下子绊倒了，孩子被甩到一边。恐慌中那位妇女把一只枕头当作孩子抱起来就跑，这时一个警卫员冲过去，把孩子抱起来还给那位妇女。这件事很感人，也很典型，吉林兵将它编成个独幕剧，叫《嫂子给你》，这个剧后来由一师三团的宣传队在锦州会战前演出，深受指战员们的欢迎，鼓舞了很大的士气。可惜，这是后来的事，吉林兵已经看不到了。
唉，我就讲一讲吉林兵的后来吧，后来……1947年夏天，我们遭到廖耀湘军团的围追堵截，决定过大凌河向南撤退。部队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来到大凌河畔时天刚破晓。一望大凌河，水面宽阔，流势湍急，深不见底，部队决定搭设浮桥过河。当地的老百姓听说我们渡河遇到难处，不到一个小时就把搭桥用的铁丝、绳子、木料等物资全都送来了，我看到木料中有不少刚拆卸下来的门板，上面还残留着过年时贴的门神呢！
部队很快就渡过大凌河了，全都过去了——不，不对，我这样说是不对的，不准确。部队过河后，留下一个班约八九人原地留守，负责拆掉浮桥。对，这其中就有我和吉林兵。我们几个人刚刚拆到了一半，嘿呀，敌人的部队就追上来了。你想，多快！我们当时都蒙了，根本没想到会这么快！我们就在桥头展开了阻击战，一边打一边想，真快！两分钟前我们甚至想，借人家老乡的门板什么的，拆下来还得还给人呢。他奶奶的，这么想着，敌人开始轰炸了。不是炸桥，是炸我们。我们几个人被敌人的强大火力压进岸边的树丛里之后，敌人就开始用迫击炮轰我们。在山炮、野炮等各种炮型中，迫击炮的射程最短，一般一点五——两公里，可见我们与敌人对峙的距离有多近。就在这时，又一枚炮弹飞过来，我眼见着吉林兵在硝烟中倒下，八米之外的我也被弹片削掉一大半右耳……
“吉林兵牺牲了吗？”此时，我站在陵园里的一棵松树下，望着面前的老头，有点儿犹豫地问，“故事到这里结束了吗？我不明白。”
“你当然不明白，故事还没讲完哪！”老头说着，把手里的扫帚轻轻放到一边。“你听我接着往下讲。”
这个吉林兵人好啊，真好。现在的冬天零下二十多度你就受不了吧？可那时候零下四十度都是常有的事。我们在冬天里急行军，大白天飘着冰末一样的清雪。你看见白色的太阳，可它就是不发光。急行军时出了一身汗，休息时，衣服里边立刻冻得像一块铁板似的，嘎巴巴直响。战士们有的鼻子冻坏了，有的手冻坏了，还有的脸冻坏了。有一次，我们几个战士的脚冻得像铅疙瘩一样，宿营时，吉林兵跪在地上用雪给我们一个个搓，慢慢地缓。他有经验，不让战士们用火烤和热水洗，否则脚就废了。这样一个个搓下来，他上身全是汗，可是脱到自己脚上的鞋时，怎么也脱不下来，原来他的鞋早已同脚冻在了一起……
对，你问得对，吉林兵后来怎样……后来，不等硝烟散尽，我就跑过去，扶起吉林兵，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头上、身上、腿上……全是血，腹部的肠子也摊出来一截。我心里那个悲痛啊！真如刀绞一般。他躺在我怀里，沾满泥巴的脸冲我苦笑了一下，这一下我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噼里啪啦往下掉。你想，我俩的感情多深哪！有一年，我俩一起受命执行一项侦察任务，那就是化装潜进一个村子里侦察敌人部署情况。这次任务很重要，决定着围歼战斗的成败。临进村前，我俩分头确定了各自的侦察内容，然后决定，次日黄昏在村头的石庙前聚齐，要是见到庙脊上的石狮子被砸坏，那就意味着出事了，剩下的一个人什么也不要管，独自回部队。第二天黄昏，我先来到了庙前，看到庙脊上的石狮子完好无损，嗨，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就像回到了家一样。过了一会儿，他也来了，见到我，不用说，比我还高兴，我俩紧紧地搂在一起，好久好久没有松开……就是那场围歼，胜利后，上级给我俩一人记一次三等功。我又讲跑了是吧？总讲跑。我接着讲吉林兵的最后。最后，大凌河对岸的敌人一边加强火力，一边加紧修复我们没来得及拆完的浮桥。情况真是万分危急呀！我把吉林兵的肠子按回去，解下绑腿，准备给他的腹部缠上。我就是抬，也要抬着他离开这里。可是，吉林兵虚弱而吃力地用手阻止了我，他小声地告诉我，他不行了，要我们赶快撤。无论是陪他在这里，还是抬着他离开，都会贻误时间而一起被敌人消灭——那样，会酿成更大的悲剧。明白吗？你明白什么是更大的悲剧吗？不太明白。好，小伙子，我再问你，你以为我们几个即将撤退是为了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吗？当然是？唉，你不懂什么叫特殊年代的“特殊”二字，不懂什么是革命的复杂性。我们保存自己，是为了付出更大的牺牲！我们必须边打边撤，以便将十几倍于我们主力部队的敌人引离我们部队撤退的正确方向，为刚刚渡河的主力部队赢得哪怕是一秒钟的安全时间，否则，就一定会发生更大的悲剧！明白了？好，我当时也明白了。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就将吉林兵的身体放安适些，然后站起身，命令身边的战士向另一方向撤退。就在这时，陷在血泊中的吉林兵看了我一眼，看了我手中的枪一眼，然后又看了我一眼，最后冲我点一点头。我一下就明白了，吉林兵不愿我们在撤离前，让他一个人生命垂危地落入敌手，他希望我能帮他坦然地、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这种情况你在电影中看到过吧？一般都是外国的？不，在战争年代，在我们中国，这种现象也经常有，只不过我们的电影很少演。我的眼泪唰地又一次淌了出来，看远处，大股的敌人已经架好浮桥了，吉林兵这时身体梗动一下，目光凝定，嘴角伴着血沫吃力地鼓出两个字：老——李。我一听，吉林兵是在乞求我了，不然能叫我老李吗？我和他一样，才十八岁呀！我只好把枪对准他，他看了我一眼，安详地闭上眼睛，我把头扭向一边，双手对着他——我最亲爱的战友，扣动了扳机……
老头讲到这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之中。我看到我俩头上的树桠纷纭地伸向天空，使天空变得扭曲。空气清冷了许多，四周静谧。过了好久，我顿顿地、极力使自己的语言跟思维不相脱节地说：“这……不能说明您是一个敌人，”我忽然找到一个这个老头愿意用的语词，“那是特殊年代。”
“不，”老头说，“故事还没有完。”他低下头，注视着脚下的落叶，像是寻找哪片跟哪片相似。我注意到了他的右耳，残缺扭曲，颜色暗红。“你听我往下讲。”他说。
大凌河阻击战，我们边打边撤，边撤边打，成功地吸引了敌人，掩护了主力部队。当然，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八九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个人。经过辗转流离，于半个月后找到了大部队。这之后的事情，我不说了。我不说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戎马倥偬，战事频仍，不容你对生活、对情感有太多的梳理，太多的追忆，太多的向往。不说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有什么说的呢？我的心底里，一直深深埋藏着对吉林兵的眷恋，只不过这种情感，像你们年轻人许多年前流行过的一首歌里唱到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好了，转过年，1948年秋，我们举行彻底大反攻了，那就是著名的辽沈战役。我们先拿锦州，封锁锦州机场，攻占配水池阵地，血战亮甲山……亮甲山你知道吧？对，三营的八、九两个连，从早晨打到太阳偏西，接近四百人的队伍啊，只剩下不到四十人。我们眼见着那么多亲爱的指挥员和战友们浴血奋战，捐躯沙场，全都打急眼了，最后是一边哭一边冲锋的。大力士杨增耀你知道吗？解放后小人书里宣传过他，举着铡刀砍铁丝网的……还有梁士英，更是家喻户晓了，就是那个用肚子顶住爆破筒塞进碉堡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一直到总攻的时间，我二十万大军攻入锦州城内，大炮、坦克、步兵，一起向前。我们四面八方，横穿竖插，分割包围，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继而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杀得敌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在我眼里，锦州成了一个燃烧着复仇烈焰的火药桶。我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着、冲锋着，不时被敌人的尸体绊得趔趔趄趄。就在这时，我的耳边传来一阵呻吟声，好像是在叫我。我一看，离我不远处仰躺着一个国民党兵，不知伤着哪儿了，反正全身上下都是血，地上也是一摊血。见我走过来了，像是见到了什么希望，也不知他哪儿来的劲儿，一下子翻过身来，趴在我面前，不停地央求我，叫我打死他，意思是他实在遭不起罪了，让我给他添添枪。我一下就想起了吉林兵。这个该死的，他一下就让我想起了吉林兵。我想，千刀万剐你还来不及呢，你想死得痛快？没门！于是狠狠地踢了他一脚，继续向前冲锋了。
老头的话讲到这里，一只小鸟的影子倏然从面前飞过，倒像是给老头的故事画上了休止符。老头愣了半天，呆呆地目送那只鸟，一直看到它飞向尽处。
“要是换了我，我也会这样做的。”停了一会儿，我说。我站在老头面前，神情庄重，一如他的下级。
“是吗？”老头不信任地问，“你想没想过这样做了之后会怎样？”
我暗暗吃了一惊。
“是的，那个国民党兵后来没死，他居然活了下来，成了锦州十万守敌中的俘虏当中的一个。”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觉得老头的谈话里隐藏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是的，他没死。何止没死，他还活得好好的。何止活得好好的，他几年前竟然凭着记忆中我缺掉过半块耳朵，费尽周折地通过组织打听并找到了我。你说这个世界令人难以置信不是吗？”
老头搓了一把胡须，让我的耳边又响起那种踩落叶的声音，然后接着讲下去——
他几年前找到了我，激动万分地说明了情况，激动万分地感谢我，我当时几乎都晕了。天知道他怎么会活下来；天知道他活下来，又怎么能躲过五十多年当中风风雨雨的历次浩劫。他说他当时万般乞求我，我都没有一枪崩了他，不管怎么说，是他的救命恩人。他给我介绍说，解放后，他回了家乡种地，因为他本是一个苦出身的农民啊，被人抓了壮丁。后来又到城市做工，结了婚，生了孩子。如今——我说的如今，是他前几年找到我那会儿——他的一个儿子在香港，另一个儿子在长沙，还有孙子孙女什么的，他们都很孝敬他，也都在为祖国做贡献。他感到晚年很幸福，这样，他才越发感激我，把我当作他的恩人。
他的感激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这我能看出来。是的，我能做到理解，可是我做不到接受。我这是成了什么？一个敌人这样感谢你，在自己的战友中你不是敌人是什么？所以开头我说过，我是敌人。不是吗？我几十年来一直都想着那个吉林兵啊！到现在，我就更加内疚和难受得不得了。跟你说，我八十年代初也上过几天“夜大”，念过“逻辑学”。比如说吧，一对甲乙矛盾体，设甲正，则乙反；甲反，则乙正。我枪毙吉林兵是对的话，则枪毙敌人是错的；我不枪毙吉林兵是错的话，则不枪毙敌人是对的；我枪毙吉林兵是错的话……怎么，这个结论演绎到哪儿啦？难道我枪毙吉林兵错了？也就是说，我枪毙敌人是对的？废话，枪毙敌人当然是对的——哎哟哟，我说些什么哪？我真是把自己说糊涂喽！
后来我就想，要是当初我不遵从吉林兵的请求，或许他会活下来。这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坐卧不安。手足无措。茶饭不思。要知道，大凌河阻击战，那是多么特殊的情况啊！记得当时我如实跟部队领导汇报了情况，部队仍给了我二等功的嘉奖。真的，这就叫特殊情况。对，你说得对，后来遇到的那个国民党兵也是特殊情况。我好像知道有一个古希腊哲学家叫赫……赫拉……对，还是年轻人记忆好，叫赫拉克利特，他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不就是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不幸的人吗？
那个死里逃生的国民党兵每年来拜访我，看望我。见了面，说不多的话，握长时间的手，走的时候留很贵重的礼品。渐渐地我终于明白了，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可以容忍他活着，可我不能容忍我知道他活着，更不能容忍他竟然来拜访我。是他的行为在折磨我，侮辱我。有一年，我终于严厉地对他说：你杀了我吧。要不，我就杀了你。说这话的时候，我俩都七十岁了。我跟他从头到尾讲了我内心的痛苦和经历。他听懂了。慢慢地站起身，慢慢地走出去。第二年，他真的没来看我。第三年，他的长沙的儿子给我来信说，他父亲不久前去世了。他在信中说，他父亲后期变得很孤独，性格上有些异常，身边没有一个朋友，只有我，可我不是他的朋友……
起风了，天光更加沉暗。四周的湿气似乎慢慢加重。我竖起衣领，默默地望着老头。老头许是站累了，许是讲累了，他弯下腰，停了好久，才拾起地上的扫帚。接着他转过身，用心地扫去我们身边那座烈士冢上的落叶和纸屑。“五十多年啦！”他自言自语道。他的态度既满怀庄重，又满怀内疚，还有无尽的失落。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借着还是黄昏，我可以第一次辨清碑上的烈士名字：丁学义。
暮色苍茫时分，我和守门的老头慢慢走出了陵园。
翌年夏天，我毕业了。临离开S市时，我独自来到这里。正是草长莺飞之际，这里清静如故。丁学义的墓冢，整洁之至，纤尘不染，分明能看出人为的守护与修葺之痕。又三年，秋，我出差路过S市，复去凭吊，发现这里已积尘日深，荒草散乱。它们纠缠和堆积着，宛如数不清的时间。那时候，我知道，时间，正是无所不摧的时间，使得这个世界上又悄悄坠落了一枚枯黄的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