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两阕

一曲两阕

我在S市念书的时候,每临考试,总要抽出几天工夫,夹着书,独自走到郊外去。在郊外,有一座本市著名的解放战争烈士陵园,那里宁谧、肃穆,总能暗合我背诵和复习的心境。眼下仍如是。

时令正值深秋,野外一片萧索。在陵园门口,我同守门的老头打过招呼,步入陵园。放眼四望,石碑默立,松柏掩映,满地的银杏和苹果树叶子浸在午后的阳光里,斑斑驳驳,给人一种落寞的慰藉感。远处的天一片瓦蓝,天边泛着几抹白云,像是海岸边雪白的盐滩。我找到一条僻静的甬道,穿过几座烈士冢,在一棵枝干虬伸的苹果树下的枯黄的草丛中坐下。我展开手中的《中国革命史》,开始背诵起来。我很惊诧自己的记忆力竟是出奇地好,两刻钟不到的时间里,我已默记下五条名词解释和两条论述题。这仿佛是身处陵园,有烈士英魂相助,思接天壤一般。就这样,不知什么时候,当我抬头,便发现离我最近的一座水泥浇铸的烈士墓冢旁,正相依缠绵着一对互吻着的恋人。这样的环境中这样的情形我真的见过多次了。不知是这般有情人,在城市喧嚣的空间中喜欢这里僻静,还是爱情的誓言和命题,往往同死亡连在一起才更显深刻,要么就是,他们眼下享受的温馨与幸福生活,正昭示出对先烈们付出的代价的一种感恩?说不明白。反正觉得挺碍眼,又挺谐调。

我发了一会儿呆,又继续专心致志地背诵我的考题了。日光渐渐流转,满目耀眼的落叶和草茎的光芒背景下,我的身影投在地上像是汪着的一弯水。那对恋人后来离去了,而我的腿也终于坐麻了。我站起来,在甬道上,在那对恋人坐过的烈士冢和我的苹果树之间来回踱步。天色渐渐薄暗,我决定背完最后的几道题,就离开这里。当我反复地、说不清第几次踱到烈士冢前,出声地背诵最后一道题的时候,从远处,从甬道的尽头,慢慢走过来一个人,一个老头——是那个守门的。他走到我面前,似乎笑了一下。

“快关门啦。”他说。他的手里拿着一把扫帚。

老头中等身材,有点儿秃顶,方脸四周的鬓须泛白,像是冬行人呼出的霜气挂在那里,一双眼睛显出平稳、有点儿疲惫的光。

“是吧?您——怎么走到这儿啦?”我问。

我的言谈可能太缺少对话性,老头沉吟了一下,没有回答。我其实挺喜欢这个老头的,我们早就相识,虽然没说过几句话。眼下这座著名的烈士陵园,对外是实行门票制的。老头知道我常进来背题,就不再收我的门票了。算起来,那也是节省了我学习生活中额外的一笔费用。

“整座陵园里,可能就只剩咱俩啦。”老头说。

远处起风了,广袤的陵园里响起一片隐约的松涛声。

“快到点了,”我看了看表,合上书,“您要回了吧?”

“不急。”老头看了我一眼。“不过,回家,那倒是的,明天我就正式回家啦,别人接替我的岗位。小伙子,咱俩也要再见啦!”

“您退休啦?”

“早该退喽。”

老头说着瞥了一眼我手里的课本——《中国革命史》,脸上顿时掠过一种复杂的表情。

我对老头的话心生惋惜,于是说:“大爷,您不舍得离开这儿吧?”

老头的头部和手轻轻颤抖着。我宁愿相信那是由帕金森氏综合征而不是由激动导致的。老头搓了一把脸,手掌和鬓须间摩擦出一种踩碎落叶的声响。“三十六年啦!”老头说,“我在这里待了三十六年啦!我的思维全在这十几里长围墙的土地里边,与外界几乎毫不沾边。真的,就像生活在自己的内心里,生活在特定的历史和情境中。”老头把目光掠向远处,掠过松林,那里边有几百座烈士墓冢,“他们也真能睡呀,一睡就是五十多年。”

远处秋风脉动,枯草摇曳。

“大爷,您对这里蛮有感情哪。”

“当然,当然。”老头严厉地看了我一眼,面部上的咬肌一突一突,“可以说,我差点儿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我立时觉得身旁有一种戎马倥偬的况味。显然,老头年轻时就是这么过来的。我小心翼翼地问:“这里边有您的战友吧?”

“有!”老头说。“不,”他的口气又立刻沉黯下去,面部如水一样闪出痛苦的光影,“不,我不配做他的战友,我是他的敌人。”

“敌人?”

“对,敌人,不明白吗?”

我惶惑地摇摇头。

“举个例子说吧,”老头沉思了一会儿,“你是个好人,可你的敌人肯定要说你坏;当你的敌人说你是好人时,你想你还是好人吗?”

我皱着眉头:“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好,年轻人,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老头侧过脸,夕阳的余晖给他的面庞镀上一层安谧的光泽。

我十七岁参加东北野战军,那时简称“东野”。司令员你知道是谁吧?对,都知道,不用说了。政委是罗荣桓,参谋长是刘亚楼。当时和我在一个连队里有一个吉林籍的兵,岁数和我相仿,我俩要好得很。行军时,我俩并排走着;作战时,我俩趴同一个战壕;休息时,干脆盖同一条被子。他家里兄弟姊妹五个,他排行最小,巧了,我家也兄弟姊妹五个,我是老末。老末处老末,越处越乐和。你别笑,这不是我编的,是他说的。

这个吉林兵蛮机灵,有文化。记得有一次攻打四平,双方激战很猛,敌人负隅顽抗,被我们围了一天一夜。白天,敌人援救的运输机在城区上空盘旋,城内的敌人在地上铺着红布,飞机就往下投饼干、罐头等物资。吉林兵发现了这个情况,也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些红布,摆在地上,敌机误认为是自己的部队,也往下扔东西,哈,给我们解决了不少给养。后来,城区内的敌人与飞机联络,敌机开始沿城区外轰炸我们。有一次,敌机轰炸城北一带,不少居民区都毁了。有一位年轻妇女抱着孩子披头散发地跑,一下子绊倒了,孩子被甩到一边。恐慌中那位妇女把一只枕头当作孩子抱起来就跑,这时一个警卫员冲过去,把孩子抱起来还给那位妇女。这件事很感人,也很典型,吉林兵将它编成个独幕剧,叫《嫂子给你》,这个剧后来由一师三团的宣传队在锦州会战前演出,深受指战员们的欢迎,鼓舞了很大的士气。可惜,这是后来的事,吉林兵已经看不到了。

唉,我就讲一讲吉林兵的后来吧,后来……1947年夏天,我们遭到廖耀湘军团的围追堵截,决定过大凌河向南撤退。部队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来到大凌河畔时天刚破晓。一望大凌河,水面宽阔,流势湍急,深不见底,部队决定搭设浮桥过河。当地的老百姓听说我们渡河遇到难处,不到一个小时就把搭桥用的铁丝、绳子、木料等物资全都送来了,我看到木料中有不少刚拆卸下来的门板,上面还残留着过年时贴的门神呢!

部队很快就渡过大凌河了,全都过去了——不,不对,我这样说是不对的,不准确。部队过河后,留下一个班约八九人原地留守,负责拆掉浮桥。对,这其中就有我和吉林兵。我们几个人刚刚拆到了一半,嘿呀,敌人的部队就追上来了。你想,多快!我们当时都蒙了,根本没想到会这么快!我们就在桥头展开了阻击战,一边打一边想,真快!两分钟前我们甚至想,借人家老乡的门板什么的,拆下来还得还给人呢。他奶奶的,这么想着,敌人开始轰炸了。不是炸桥,是炸我们。我们几个人被敌人的强大火力压进岸边的树丛里之后,敌人就开始用迫击炮轰我们。在山炮、野炮等各种炮型中,迫击炮的射程最短,一般一点五——两公里,可见我们与敌人对峙的距离有多近。就在这时,又一枚炮弹飞过来,我眼见着吉林兵在硝烟中倒下,八米之外的我也被弹片削掉一大半右耳……

“吉林兵牺牲了吗?”此时,我站在陵园里的一棵松树下,望着面前的老头,有点儿犹豫地问,“故事到这里结束了吗?我不明白。”

“你当然不明白,故事还没讲完哪!”老头说着,把手里的扫帚轻轻放到一边。“你听我接着往下讲。”

这个吉林兵人好啊,真好。现在的冬天零下二十多度你就受不了吧?可那时候零下四十度都是常有的事。我们在冬天里急行军,大白天飘着冰末一样的清雪。你看见白色的太阳,可它就是不发光。急行军时出了一身汗,休息时,衣服里边立刻冻得像一块铁板似的,嘎巴巴直响。战士们有的鼻子冻坏了,有的手冻坏了,还有的脸冻坏了。有一次,我们几个战士的脚冻得像铅疙瘩一样,宿营时,吉林兵跪在地上用雪给我们一个个搓,慢慢地缓。他有经验,不让战士们用火烤和热水洗,否则脚就废了。这样一个个搓下来,他上身全是汗,可是脱到自己脚上的鞋时,怎么也脱不下来,原来他的鞋早已同脚冻在了一起……

对,你问得对,吉林兵后来怎样……后来,不等硝烟散尽,我就跑过去,扶起吉林兵,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头上、身上、腿上……全是血,腹部的肠子也摊出来一截。我心里那个悲痛啊!真如刀绞一般。他躺在我怀里,沾满泥巴的脸冲我苦笑了一下,这一下我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噼里啪啦往下掉。你想,我俩的感情多深哪!有一年,我俩一起受命执行一项侦察任务,那就是化装潜进一个村子里侦察敌人部署情况。这次任务很重要,决定着围歼战斗的成败。临进村前,我俩分头确定了各自的侦察内容,然后决定,次日黄昏在村头的石庙前聚齐,要是见到庙脊上的石狮子被砸坏,那就意味着出事了,剩下的一个人什么也不要管,独自回部队。第二天黄昏,我先来到了庙前,看到庙脊上的石狮子完好无损,嗨,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就像回到了家一样。过了一会儿,他也来了,见到我,不用说,比我还高兴,我俩紧紧地搂在一起,好久好久没有松开……就是那场围歼,胜利后,上级给我俩一人记一次三等功。我又讲跑了是吧?总讲跑。我接着讲吉林兵的最后。最后,大凌河对岸的敌人一边加强火力,一边加紧修复我们没来得及拆完的浮桥。情况真是万分危急呀!我把吉林兵的肠子按回去,解下绑腿,准备给他的腹部缠上。我就是抬,也要抬着他离开这里。可是,吉林兵虚弱而吃力地用手阻止了我,他小声地告诉我,他不行了,要我们赶快撤。无论是陪他在这里,还是抬着他离开,都会贻误时间而一起被敌人消灭——那样,会酿成更大的悲剧。明白吗?你明白什么是更大的悲剧吗?不太明白。好,小伙子,我再问你,你以为我们几个即将撤退是为了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吗?当然是?唉,你不懂什么叫特殊年代的“特殊”二字,不懂什么是革命的复杂性。我们保存自己,是为了付出更大的牺牲!我们必须边打边撤,以便将十几倍于我们主力部队的敌人引离我们部队撤退的正确方向,为刚刚渡河的主力部队赢得哪怕是一秒钟的安全时间,否则,就一定会发生更大的悲剧!明白了?好,我当时也明白了。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就将吉林兵的身体放安适些,然后站起身,命令身边的战士向另一方向撤退。就在这时,陷在血泊中的吉林兵看了我一眼,看了我手中的枪一眼,然后又看了我一眼,最后冲我点一点头。我一下就明白了,吉林兵不愿我们在撤离前,让他一个人生命垂危地落入敌手,他希望我能帮他坦然地、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这种情况你在电影中看到过吧?一般都是外国的?不,在战争年代,在我们中国,这种现象也经常有,只不过我们的电影很少演。我的眼泪唰地又一次淌了出来,看远处,大股的敌人已经架好浮桥了,吉林兵这时身体梗动一下,目光凝定,嘴角伴着血沫吃力地鼓出两个字:老——李。我一听,吉林兵是在乞求我了,不然能叫我老李吗?我和他一样,才十八岁呀!我只好把枪对准他,他看了我一眼,安详地闭上眼睛,我把头扭向一边,双手对着他——我最亲爱的战友,扣动了扳机……

老头讲到这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之中。我看到我俩头上的树桠纷纭地伸向天空,使天空变得扭曲。空气清冷了许多,四周静谧。过了好久,我顿顿地、极力使自己的语言跟思维不相脱节地说:“这……不能说明您是一个敌人,”我忽然找到一个这个老头愿意用的语词,“那是特殊年代。”

“不,”老头说,“故事还没有完。”他低下头,注视着脚下的落叶,像是寻找哪片跟哪片相似。我注意到了他的右耳,残缺扭曲,颜色暗红。“你听我往下讲。”他说。

大凌河阻击战,我们边打边撤,边撤边打,成功地吸引了敌人,掩护了主力部队。当然,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八九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个人。经过辗转流离,于半个月后找到了大部队。这之后的事情,我不说了。我不说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戎马倥偬,战事频仍,不容你对生活、对情感有太多的梳理,太多的追忆,太多的向往。不说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有什么说的呢?我的心底里,一直深深埋藏着对吉林兵的眷恋,只不过这种情感,像你们年轻人许多年前流行过的一首歌里唱到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好了,转过年,1948年秋,我们举行彻底大反攻了,那就是著名的辽沈战役。我们先拿锦州,封锁锦州机场,攻占配水池阵地,血战亮甲山……亮甲山你知道吧?对,三营的八、九两个连,从早晨打到太阳偏西,接近四百人的队伍啊,只剩下不到四十人。我们眼见着那么多亲爱的指挥员和战友们浴血奋战,捐躯沙场,全都打急眼了,最后是一边哭一边冲锋的。大力士杨增耀你知道吗?解放后小人书里宣传过他,举着铡刀砍铁丝网的……还有梁士英,更是家喻户晓了,就是那个用肚子顶住爆破筒塞进碉堡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一直到总攻的时间,我二十万大军攻入锦州城内,大炮、坦克、步兵,一起向前。我们四面八方,横穿竖插,分割包围,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继而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杀得敌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在我眼里,锦州成了一个燃烧着复仇烈焰的火药桶。我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着、冲锋着,不时被敌人的尸体绊得趔趔趄趄。就在这时,我的耳边传来一阵呻吟声,好像是在叫我。我一看,离我不远处仰躺着一个国民党兵,不知伤着哪儿了,反正全身上下都是血,地上也是一摊血。见我走过来了,像是见到了什么希望,也不知他哪儿来的劲儿,一下子翻过身来,趴在我面前,不停地央求我,叫我打死他,意思是他实在遭不起罪了,让我给他添添枪。我一下就想起了吉林兵。这个该死的,他一下就让我想起了吉林兵。我想,千刀万剐你还来不及呢,你想死得痛快?没门!于是狠狠地踢了他一脚,继续向前冲锋了。

老头的话讲到这里,一只小鸟的影子倏然从面前飞过,倒像是给老头的故事画上了休止符。老头愣了半天,呆呆地目送那只鸟,一直看到它飞向尽处。

“要是换了我,我也会这样做的。”停了一会儿,我说。我站在老头面前,神情庄重,一如他的下级。

“是吗?”老头不信任地问,“你想没想过这样做了之后会怎样?”

我暗暗吃了一惊。

“是的,那个国民党兵后来没死,他居然活了下来,成了锦州十万守敌中的俘虏当中的一个。”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觉得老头的谈话里隐藏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是的,他没死。何止没死,他还活得好好的。何止活得好好的,他几年前竟然凭着记忆中我缺掉过半块耳朵,费尽周折地通过组织打听并找到了我。你说这个世界令人难以置信不是吗?”

老头搓了一把胡须,让我的耳边又响起那种踩落叶的声音,然后接着讲下去——

他几年前找到了我,激动万分地说明了情况,激动万分地感谢我,我当时几乎都晕了。天知道他怎么会活下来;天知道他活下来,又怎么能躲过五十多年当中风风雨雨的历次浩劫。他说他当时万般乞求我,我都没有一枪崩了他,不管怎么说,是他的救命恩人。他给我介绍说,解放后,他回了家乡种地,因为他本是一个苦出身的农民啊,被人抓了壮丁。后来又到城市做工,结了婚,生了孩子。如今——我说的如今,是他前几年找到我那会儿——他的一个儿子在香港,另一个儿子在长沙,还有孙子孙女什么的,他们都很孝敬他,也都在为祖国做贡献。他感到晚年很幸福,这样,他才越发感激我,把我当作他的恩人。

他的感激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这我能看出来。是的,我能做到理解,可是我做不到接受。我这是成了什么?一个敌人这样感谢你,在自己的战友中你不是敌人是什么?所以开头我说过,我是敌人。不是吗?我几十年来一直都想着那个吉林兵啊!到现在,我就更加内疚和难受得不得了。跟你说,我八十年代初也上过几天“夜大”,念过“逻辑学”。比如说吧,一对甲乙矛盾体,设甲正,则乙反;甲反,则乙正。我枪毙吉林兵是对的话,则枪毙敌人是错的;我不枪毙吉林兵是错的话,则不枪毙敌人是对的;我枪毙吉林兵是错的话……怎么,这个结论演绎到哪儿啦?难道我枪毙吉林兵错了?也就是说,我枪毙敌人是对的?废话,枪毙敌人当然是对的——哎哟哟,我说些什么哪?我真是把自己说糊涂喽!

后来我就想,要是当初我不遵从吉林兵的请求,或许他会活下来。这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坐卧不安。手足无措。茶饭不思。要知道,大凌河阻击战,那是多么特殊的情况啊!记得当时我如实跟部队领导汇报了情况,部队仍给了我二等功的嘉奖。真的,这就叫特殊情况。对,你说得对,后来遇到的那个国民党兵也是特殊情况。我好像知道有一个古希腊哲学家叫赫……赫拉……对,还是年轻人记忆好,叫赫拉克利特,他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不就是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不幸的人吗?

那个死里逃生的国民党兵每年来拜访我,看望我。见了面,说不多的话,握长时间的手,走的时候留很贵重的礼品。渐渐地我终于明白了,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可以容忍他活着,可我不能容忍我知道他活着,更不能容忍他竟然来拜访我。是他的行为在折磨我,侮辱我。有一年,我终于严厉地对他说:你杀了我吧。要不,我就杀了你。说这话的时候,我俩都七十岁了。我跟他从头到尾讲了我内心的痛苦和经历。他听懂了。慢慢地站起身,慢慢地走出去。第二年,他真的没来看我。第三年,他的长沙的儿子给我来信说,他父亲不久前去世了。他在信中说,他父亲后期变得很孤独,性格上有些异常,身边没有一个朋友,只有我,可我不是他的朋友……

起风了,天光更加沉暗。四周的湿气似乎慢慢加重。我竖起衣领,默默地望着老头。老头许是站累了,许是讲累了,他弯下腰,停了好久,才拾起地上的扫帚。接着他转过身,用心地扫去我们身边那座烈士冢上的落叶和纸屑。“五十多年啦!”他自言自语道。他的态度既满怀庄重,又满怀内疚,还有无尽的失落。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借着还是黄昏,我可以第一次辨清碑上的烈士名字:丁学义。

暮色苍茫时分,我和守门的老头慢慢走出了陵园。

翌年夏天,我毕业了。临离开S市时,我独自来到这里。正是草长莺飞之际,这里清静如故。丁学义的墓冢,整洁之至,纤尘不染,分明能看出人为的守护与修葺之痕。又三年,秋,我出差路过S市,复去凭吊,发现这里已积尘日深,荒草散乱。它们纠缠和堆积着,宛如数不清的时间。那时候,我知道,时间,正是无所不摧的时间,使得这个世界上又悄悄坠落了一枚枯黄的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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