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论语》一书，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全书虽只有一万六千余字，然涵盖内容丰富：从大的方面讲，诸如政治的、教育的、经济的、社会关系的，均有论述；具体而言，诸如德政、仁爱、友善、礼仪、诚信、忠恕、中庸、孝敬、修身、知耻、内省、求知、敬业等，应有尽有。且思想深邃，语言精辟。如德政方面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如仁爱方面的：“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如修身方面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毋意（臆度），毋必（绝对），毋固（固执），毋我（唯我独是）”；“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如孝道方面的：“入则孝，出则悌”；“事父母，能竭其力”；“父母在，不远游”；“父母唯其疾之忧”；“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如礼仪方面的：“不学礼，无以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礼之用，和为贵”；“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人际关系方面的：“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德不孤，必有邻”。如贫富财利方面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仁者先难而后获”；“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好勇疾贫，乱也”；“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等等。这些方面的思想言论，都是儒学精华，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

《论语》不仅被中国学者誉为“两千多年来影响着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最伟大的书”（汤一介语，见雷原编著《论语：中国人的圣经》），而且被外国人尊为“至高无上宇宙第一书”（日人金谷治《孔子学说在日本的传播》）。李泽厚先生在《论语今读》“前言”中如是说：“我至今以为，儒学（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在塑建、构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作用。不但自汉至清的两千年的专制王朝以它作为做官求仕的入学初阶和必修课本，成了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言行思想的根本基础，而且通过各种层次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撰写编纂的《孝经》、《急就篇》（少数词句）一直到《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以及各种‘功过格’等等，当然更包括各种‘家规’、‘族训’、‘乡约’、‘里范’等等法规、条例，使儒学（又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的好些基本观念在不同层次的理解和解释下，成了整个社会言行、公私生活、思想意识的指引规范。不管识字不识字，不管是皇帝宰相还是平民百姓，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论语》这本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则、主张、思想，已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中了。所以，它不仅是‘精英文化’、‘大传统’，同时也与‘民俗文化’、‘小传统’紧密相联，并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通过儒学教义，经常相互渗透、联系。尽管其间有差异、距离甚至对立，但并不是巨大鸿沟。这样，儒学和孔子的《论语》倒有些像西方基督教的《圣经》一书了。”“怎样安身立命？怎样为人处世？中国没有《圣经》，大家就都到《论语》中去找了。”

这么神圣的一部文化经典，理应得到后人的严肃对待、正确解读和继承。实际上，自汉代以来，绝大多数《论语》研究者都是抱着严谨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和研读的，诸如汉代的孔安国、马融、包咸、郑玄，魏晋南北朝时的王弼、何晏、江熙、皇侃，唐宋时的陆德明、邢昺、郑汝谐、朱熹，元明时的陈天祥、陈士元、张居正，清代的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王夫之、毛奇龄、惠栋、宋翔凤、黄式三、刘宝楠、简朝亮，现当代的程树德、杨树达、辜鸿铭、杨伯峻、钱穆、钱逊、李泽厚、骆承烈、黄怀信、杨朝明、孙钦善、金池、李零，等等，但是，仍有少数《论语》研究者态度欠严谨，误读《论语》较严重，仅举三书为例。

第一部：《论语我读》，九州出版社2006年出版。比如，该书将《论语》中的很多“不”字都释为“丕”，即“甚大”义。据此义，把“君子不器”释为“君子大器”，“三月不违仁”释为“三月丕违仁”，“传不习乎”释为“传丕习”，“述而不作”释为“读同丕作，是详加释义”，“门人不敬子路”释为“同学们非常尊敬子路”，“不念旧恶”释为“是丕念是反复地念旧恶”，“执德不弘”释为“执德丕弘，是坚持他正直无私的善行，并能尽力发扬光大”，“信道不笃”释为“信道丕笃，是由衷行善道，又能任重道远地持之以恒”。“不”字本来是否定副词，而该书将其解为肯定副词，由否定变为肯定，完全违背了《论语》的本意。

该书将表示“無有”的“無”字解作“蕪”，即“丰茂、盛多”义。据此理解，把《学而》篇的“無友不如己者”之“無”解作：“读同蕪，丰也。是茂盛、众多义……仁人皆像自己一样尚忠信好学。”把《卫灵公》篇的“無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解作：“老子主张無为，及孔子说舜無为，都是大有作为的意思。無，除作有無的無外，無字的隶变，作蕪，作。释诂云：蕪，茂丰也。今尚书文作庶草蕃廡。注：云蕃滋也廡丰也。所以無为，并非何必有为或不必有为，而是正好相反的丰庶有为，故笔者释‘大有作为’。”把“無为”解为“大有作为”，完全背离了《论语》文意。

再比如，该书将不少表示发语词、语气词、代词的“夫”解为“大丈夫”之“夫”。《先进》篇的“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的“夫”字，属发语词，而该书注解曰：“夫人是有成就的人，有知识的人，是合乎情理适中的人。也可释作成竹在胸的人，不言则已，言必语惊四座。”《雍也》篇的“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也夫！’”此“夫”字显然为语气词，而该书却解作：“夫是男子二十岁加冠成丈夫，所以夫，有已成的含义，老天的安排，就是上天的成命。”《泰伯》篇的“吾知免夫”，“夫”也是语气词，而该书解曰：“我知道我将死亡。免字是兔字少一点，许慎云：‘是兔逃脱，逸不见足，是会意字。’逸不见足，是逸隐不见踪迹。段玉裁说：‘凡逃逸者皆谓之免，假借作免薨。’夫就是大丈夫，免夫，就是死后，不再是大丈夫的人了。”解不通则强为之解，牵强附会。

第二部：《发现论语》，华夏出版社2003年初版，2007年重版。该书注解《论语》，分［译解］和［注释］两项。观其解释，虽新见迭出，但多经不住推敲。笔者仅摘引几条他的“发现”。

《子罕》篇“子见齐衰者”，注释曰：“齐：至，到头，至顶。衰：生命近于枯竭的老人，极度衰老的老人。”这不是发现，是望文生义，是作者不懂古代丧服制度所造成的误解。《辞源》释曰：“齐衰，丧服名，为五服之一。”丧服五服制名称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齐衰，五服之第二者。这种丧服，用粗麻布制成，是缝了边的，而斩衰是不缝边的。因此，“齐衰者”的正确解释是“穿丧服的人”。

《八佾》篇“八佾舞于庭”，注释曰：“《说文》：‘佾，舞行列也。’本字由‘亻’、‘八’和‘月’构成。‘八’的原意是‘别’，‘月’的意思是‘肉’、‘肉体’或‘身体’。因此‘佾’的意思应是指一种和其身体相区别的人，即人体的重塑与再创的形式——它就是舞蹈，是人体的活的雕塑的艺术……基于这种分析和理解，我认为《说文》将‘佾’解释成‘舞行列’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解释应该是‘舞’或‘舞蹈’。此外，由于‘佾’与‘艺’读音完全相同，根据音义相通的原则，那么‘佾’即‘艺’，也即‘人体艺术’。‘人体艺术’是人们对于舞蹈的最好定义。”实际上，《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对的。汉代马融《论语马氏训说》曰：“佾，列也。天子八佾，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

《里仁》篇“人之过也，各于其党”，是说人们的过错，各属于一定的类型，而该书注释曰：“（党）繁体字为‘黨’，这个字由‘尚’和‘黑’构成，意为以愚昧无知（心不明，眼不亮）为基础的盲目的崇尚、盲目的信仰与盲目的追求（这也许正是党派活动为古代和现代一些人所非议的原因），这里指盲目崇尚、盲目信仰与盲目追求的原因——愚昧无知。”又对本篇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注释曰：“游：这个字由‘浮’和‘方’构成，意为能在水中浮起而不沉没的方舟，因此‘游’的引伸意就是借助方舟这一水上交通工具进行的漂洋渡海的活动。方：方体船或并体船。《说文》：‘方，并船也。象两舟……’游必有方：游必有船。”译解曰：“孔子说：‘对于那些上有老父老母、下有幼儿幼女的生活艰辛的人们来说，当他们的老父老母还在世的时候，最好不要举家迁徙，纵使一定要举家迁徙，也要等到具备了必要的物力财力之后，就像那些想要飘洋渡海的远游者，也必须等到自己具备了必须的方舟之后，才能开始其飘洋渡海的远游活动一样。’”

可以看出，该书分析字形，随意肢解，解释字义，望文生训。本是通俗易懂的《论语》文句，通过他的繁琐注解，徒增一层雾障，更加令人费解。本书虽“发现”极多，但多是常人所难以接受的。

第三部：《论语说》，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初版，2012年修订再版。作者在《导言》中说：“现在人们在阅读中华经典时，往往关注哪一种解释是对的，哪一种解释是错的。这种思维习惯，不是中华文化的思维习惯，而是西方思维习惯。中华文化中的对错不是正确与错误，而是合适不合适、有用没用。适合、有用是‘对’，对上了；不合适、没有对上为‘错’，错开了。对经典的理解和传承，也是以‘致用’为目的，而不以对错来评判。”这种“不管对错”的解经主张，为自己“自由解经”放大了无限的自由度，类似于古人所提倡的“以意逆志”或“六经注我”等解经思想，说解可以脱离经书文本，凭主观随意发挥。在这种解经思想的指导下，作者对《论语》作了全新的说解。如：

《学而》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正确的理解是：“学习了新知识按时练习，不也很高兴吗？有朋友从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自己，自己却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而《论语说》解为：“学问，适时习用它，不也讲说吗？从远方结伴来求学，不就是喜好这学说吗？别人不知道，自己倾囊讲授，不也是君子行径吗？”

《雍也》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正确的理解是：“质朴胜过文采，就未免显得粗野；文采胜过质朴，就未免显得浮华。”而作者解为：“才质胜过名声，则在野；名声胜过才质，则在朝。”

此外，该书还把“泛爱众而亲仁”解作“泛爱忠，亲仁行”；把“述而不作”解作“循而不止”；把“三思而后行”的“三思”解作“三拜”；把“子不语怪、力、乱、神”解作“孔子不指责古怪行为和奇异想法”；把“食不语，寝不言”解作“对饭菜好坏不指责，对卧房之事不谈论”；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解作“既要厚待自己，也要厚待别人”；把“小人之过必文”解作“忽视别人的过错必能成名”；把“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断句为“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解作“花言巧语对德败乱不大，没有容忍之心就会坏大事”；把“游必有方”解作“出游定会被指责。方是指责”；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解作“只有把女儿嫁于小人，是最难处养了”；把“宰予昼寝”解作“宰予画画时睡着了”；把“为人谋而不忠乎”解作“作为一个人，行事是否言行由衷”；把“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解作“你要宣扬君子人生之需，不要宣扬小人人生之需”；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解作“不在乎那个职位，就不会尽心竭力地做好其职事”；等等。

这样的说解，富含精义的儒家名言被解释得精深义全无，精辟性尽失。熟知《论语》的人们不禁要问：“这是在解读《论语》吗？”孔子师徒倘若泉下有知的话，也难免要问：“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吗？”当然，学术界对古代经典存有不同理解，是很正常的现象，创新又毕竟是学术发展的生命动力与总趋势，但是，违背“实事求是”治学基本原则的所谓创新研究，得出的结果往往是与所做的努力恰恰相反的。更令人担心的是，初读儒家经典的青少年，倘若读了这类注本（这些注本已一版再版，发行量较大），会得到什么样的“收获”？

正是少数学者对《论语》的严重误读，激起了我们试图予以纠正的想法。优秀的传统文化经典，若能得以正确的解读与阐发，其发挥的作用是与经典作者、读者所期待的效果成正比的；若是解读错误，作用则要大打折扣，尤其是初读传统文化经典的青少年，倘若读到了错误严重的本子，受其误导，是十分令人担心的。在大力倡导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一些儒家经典，不仅中国人读，外国人也读，不仅成年人读，青少年也读；社会上到处开办国学班，大学里普遍开设经典选修课，连中小学都设立了传统文化课。天下数以亿万计的人们在读经典，岂容经典解读的本子中存有大量错误，贻害广大读者？

原本想只对解读错误严重的几部书进行纠正，后来改变了主意，因为古今《论语》注解著作中都存有或多或少的错误，况且今注本中的错误，有些是沿袭自古注本，应该让研读者知道错误的源头。比如“宰予昼（晝）寝”，自从梁武帝解为“画（畫）寝，绘画寝室”之后，后世少数学者便遵从其误说，甚至臆解为：“宰予漫不经心地画起男女之私处，私情来着，孔子大为光火，骂他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一句话，孔子认为宰我底子太次、素质太差。”宰予本来只是大白天睡了一会儿觉，竟招惹出如此下流的名声，岂不冤哉！再者，不少今注本中都存有一些新观点、新解释，这是学术研究进程中很自然的现象，也是学术研究与时俱进、呈现生命活力的表现，应给予肯定。但是，有一个前提，即在经典原意的基础上结合现实阐发，而不能误解经典。如孔子所说的“先难而后获”，正确的理解是：先经受劳苦之难，然后获得；反对不劳而获。劳而有得，是正当的，是符合仁的；不劳而获，非仁矣。此章与《颜渊》篇孔子答樊迟“先事后得”语义相同。而南怀瑾《论语别裁》解曰：“任何事先从‘难’的方面想，以后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先从难的方面、问题多的方面看，都研究完了，最后有一个结论，得到中道的成果，这就是仁的用。”何新《论语新解——思与行》注曰：“获，得也，受得，承受。”译曰：“仁人遇到困难挺身迎受，就可以称作仁善。”方骥龄《论语新诠》解曰：“疑本章‘先难而后获’之‘难’字，系‘戁’字传写之误。戁，敬也，先敬人而后获，盖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必先敬人，而后人必敬之。此人与人相处之道也。”南怀瑾、何新、方骥龄的理解均有偏差。再比如孔子所说的“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注家歧解纷纷，有的将“不与”解作“不与求天下”，有的解作“不恳求”，有的解作“不相关”，有的解作“不争战”，有的解作“不宣扬自己”，有的解作“不给自己的子孙”，有的解作“不受禅”等等。实际上，“不与”是“不喜悦”的意思。“与”（yù），通“豫”，义为“喜悦”、“快乐”。《仪礼·乡射礼》：“宾不与。”郑玄注：“古文‘与’作‘豫’。”《淮南子·天文训》：“圣人不与也。”高诱注：“与，犹说（悦）也。”《吕氏春秋·悔过》：“寡君与士卒，窃为大国忧，日无所与焉。”古籍当中，“与”通“豫”，表示“喜悦”、“快乐”的意思。因此，《论语》这句话应理解为：孔子说：“高大啊！舜、禹得到了上代帝王禅让的天下（帝位），却高兴不起来。”得到帝位竟然不高兴快乐，似乎有违常理，而事实确是如此。《史记·太史公自序》记曰：“唐尧逊位，虞舜不台。”不台（yí怡），即不高兴。这恰好反映了古贤帝王的谦逊之德。孔子十分推崇禅让荐贤，想藉此改变当时为争君位子弑父、臣弑君的政治乱象。君子得到帝位，表现出的是荣辱不惊和淡定，因责任重大而倍感压力；小人则反之，沾沾自喜，忘乎所以。再比如《为政》篇：“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多数《论语》注家都将“至于犬马，皆能有养”解释为“至于狗马都能够得到饲养”，少数注家解释为“犬马也能养人”，还有的解释为“现在的培养孩子，就是能养。像犬马都能养子”。实际上，孔子所说的“养”是“长幼之间相养”的意思。人能做到长幼间相养，有灵性的动物也能做到，如乌雏反哺之佳话。人若在赡养老人时体现不出“敬”来，那与禽兽有何区别？关键要看这个“别”字，孔子强调的是人与禽兽的区别。这样解释阐发，才符合孔子本意，才能真实反映孔子的孝道境界。可见，正确理解经义是前提，只有做到正确理解，才能实现正确阐发和挖掘，才能做到不诬罔古人，才能达到先贤的思想境界，才能对今人起到启迪教化作用，才能实现弘扬传统文化的目的。

鉴于误解经典不是个别现象的实际，我们鼓足了勇气，对汉代以来《论语》的误解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这么做，心怀忐忑：一是担心自己的鉴别能力，孰是孰非能把握得准吗？二是担心得罪同行大家，指正那么多专家的错误，会不会被群起而攻之？第一个担心，只有靠谨慎鉴别、靠广泛请教专家来增强自信，靠坚实有力的文献依据来支撑自己的见解。第二个担心，也可能是多余，因为学术大家的胸怀也是廓大的，海纳百川的。眼下，《论语误解勘正》书稿已完成，越临近出版面世，我们心中越发担忧，担心误判了注家的解读，担心存有武断之嫌。研究水平所限，对《论语》的理解认识不可能做到完全正确，定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书中所言，只是我们的认识和理解，谬误之处，欢迎广大读者匡正，以求传统文化经典得到正确解读、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正确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