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谢的银树

传说中，有一棵银树，它是银子长成的。银子的枝叶间结满银子的果实，树下有四头银狮，口中流出芳香的马奶。树梢上飞翔着手持小号的银天使，银子般的号音晶晶闪亮。

这棵巨大的、神奇的银树生长于远方。无边无际的碧绿草原，白色的骏马无声地飞奔，当白马驻足，在天与地的尽头，就看见了那棵树……

后来，一位名叫鲁布鲁克的人告诉人们，那棵树就在东方、在蒙古大汗的宫廷中。他写道：狮子的口中流出马奶，是因为其中设置了管道。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家，他还注意到是有人通过气孔吹响小号，但吹进去的气不够足，所以号音怪腔怪调。

——银树终是凡间之物，必有凡间的缺憾。就如1254年，鲁布鲁克终于见到了伟大的蒙古大汗、成吉思汗之子蒙哥。他发现，传说中的恶魔其实是个平易的男子。东方和西方相遇，蒙哥在金碧辉煌的大帐中接见了鲁布鲁克，法国国王的使者。大汗和蔼、仁慈，慷慨地款待这位衣衫褴褛、饱经风霜的教士；他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经黑海抵克里米亚，穿越顿河和伏尔加河，经历千难万险带来了西方世界的声音。

这声音脆弱而坚硬：西方希望与蒙古合作对抗横亘于欧亚之间的伊斯兰帝国，但是，蒙古人必须接受洗礼，皈依独一无二的基督教的上帝。

如果你活在1254年，而且对世界的地缘政治力学有起码的了解，你就会看出鲁布鲁克提出的是何等狂妄的要求。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正如秋风扫落叶般席卷亚欧，四分五裂的欧洲瑟缩于阴冷的中世纪末期，惊恐地谛听蒙古人的马蹄敲响大地。雪亮的刀锋即将落下，欧洲如案板上的鱼。

鲁布鲁克的使命注定失败。实际上，八年前罗马教皇的使者柏朗嘉宾已经在前任大汗面前得到了蒙古人的回答。大汗贵由致英诺森四世教皇的信是一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献，他坚强有力的声音至今仍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回响：

……你的请求书说，朕应该接受洗礼和变成基督教徒。朕仅简单地回答你说，朕不明白该怎样做此事。

……

你们这些西方民族，你们认为是绝无仅有的基督徒，你们卑视其他民族。你们怎能知道上帝应该向谁表示慈悲。

——贵由大汗是胜利者，但如此骄傲尊严的语调决非仅出于战场上的优势，这是古老的东方智慧对一种孱弱的文明的忠告，这种文明即使在孱弱中依然焕发着惊人的偏执和惊人的勇气。

1999年12月，在北京，我和一位来自旧金山的学者喝冰凉的啤酒，天很冷，但室内温暖如春。美国人环顾这间喧腾着圣诞气氛的酒吧，笑了，他说：“在旧金山我常常觉得到了中国，而在北京有时会觉得到了美国。”我觉得他的汉语说得真是不错，我说：“也许是吧，但美国是美国，中国其实还是中国。”

——“双方进行了坦率的、富于建设性的会谈，双方一致认为会谈将有助于进一步加深相互了解，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那天晚上走出酒吧时，我的心情疲惫、懊丧。在那位美国人眼里，我肯定是那种他所想象的中国人：世故、精明、高深莫测；而那位美国人也正如我所想象的美国人：幼稚、自信，固执得像顽石。他本来是想了解中国文学的状况，但谈话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场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争论，文化、价值观是普遍的还是相对的？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普遍主义者，至少是有保留的普遍主义者，但是，当面对着一个美国人，感受着普世价值观的烈焰灼烤，你就会本能地变成一个强硬的相对主义者：这个人甚至连北京的东西南北都还分不清，他却自以为有权向我们宣布应该怎样生活。说到底，“你们怎能知道上帝应该向谁表示慈悲”？

在1254年，鲁布鲁克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蒙哥大汗问道：

神既然让我们十个手指头伸出来都不一样长，他也一定容许我们有不同的做事方法。神给你们《圣经》，是你们基督徒自己不遵守，你在《圣经》中难道读到过一个教徒应该指摘别人的错误吗？

“当然不是这样”，“话不是这么说”……在鲁布鲁克事后的描述中，我们能够感到这位虔诚的教士在大汗锐利的词锋下穷于招架的窘态：

当然不是这样，大汗，话不是这么说，我一开始就告诉过您我无意和别人争执。

——这显然是窘急之下的遁词。鲁布鲁克在这一刻表现得既不真诚也不勇敢，他的教会和国王岂止是与人做口舌争执，他们随时会以血和剑去纠正“别人的错误”。

但是现在，倒霉的鲁布鲁克想不争执都不行了，他面临着中世纪基督徒难以想象、无法理解的局面：他必须和那些异教徒、偶像崇拜者坐在一个帐篷顶下，与他们对话，在争辩中阐述和证明自己的真理。

七百多年前的蒙古大汗们的历史地位被严重低估。人们记住了他们的血腥杀戮，对西方来说，他们是挥之不去的末日噩梦，但是，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这些天之骄子们不仅无意间打通了东方和西方，而且是世界贸易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的清醒坚定的捍卫者。1254年，蒙古草原上，在宗教偏执中陷入分裂的世界看到了一线曙光，也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的世界宗教大会在蒙哥大汗的金帐中举行。

坐在帐中的有道士、和尚，以及被当时的欧洲称为“撒拉逊人”的伊斯兰教徒，鲁布鲁克成为基督教的代表。他发现在座的还有基督教的异端聂斯托利派的教士，该教派在中国被称为景教，拥有令鲁布鲁克暗自忌妒的广泛影响。现在，各门各派都已在场，人们将进行和平的神学论辩，他们必须遵守蒙哥大汗确定的论辩规则：

他命令任何人都不对其他人讲某些挑衅性或谩骂性的言辞，也不能挑起阻止这项事业的混乱，违者处死。

尽管有蒙古武士虎视眈眈地维持秩序，这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的一场辩论，蒙哥大汗以青草和阳光般质朴的智慧向世界展示了通向理性的道路。

很难说在辩论中究竟谁占上风，因为现在所能看到的仅仅是鲁布鲁克单方面的记述。但很明显，在讨论上帝的独一性本质时，基督徒、景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站在了一起，这些在金帐之外的世界上怒目相向、直欲你死我活的仇敌在这里却意识到他们来自共同的源头：他们都是希伯来一神论的 传人。

当他人发言时，“所有人都丝毫未作反驳地洗耳恭听”。最后，辩论结束，“景教徒与撒拉逊人同时高声歌唱，而道士却缄口不言。其后，所有人都开怀畅饮”。

——那个夜晚是欢乐的，草原的夜广阔深远，在群星灿烂的天穹下，这些不同信仰的人们喝醉了。

这时他们更像是一群斗气的顽童，鲁布鲁克得意地写道：

我们确实带有十字架，它高高地矗立在帐幕上空，同时高唱《主日受难曲》，这就使撒拉逊人感到心惊胆战。

1255年，鲁布鲁克返回欧洲，在一所修道院写他的《东行记》。他的外交使命彻底失败了，但他的书却曲折地把一颗远方带来的干燥的种子埋进了西方精神的深处。

——在我的想象中，那是奇异的场面：在修道院阴暗的斗室，一个年轻的、狂躁不宁的修士聆听另一个修士讲述在东方的奇遇，讲述者的声音平静、舒缓，是咏唱般的拉丁语，聆听者僵硬地伸直脖颈，似乎要把每一句话嚼碎，吞咽下去。

历史的机微难测正在于此，真正重要的事件可能发生在已被遗忘的时间和地点，发生在那些被漠视、被蔑视的人之间。就如那位聆听者，在他的时代，这是个声名狼藉、遭人唾弃的家伙，但直到今天，我们还笼罩在他长长的身影之中，比如你如果是个近视眼，你戴的眼镜在历史上的第一张光学设计图就是这个名叫罗杰 · 培根的人绘制的。

罗杰 · 培根约生于1220年，相比之下，我们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同姓者：生于1561年的弗朗西斯 · 培根，我们读过后者的随笔，知道他是西方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但没有第一位培根就不会有第二位培根，因为正是这个罗杰 · 培根，一位英国教士，以在中世纪欧洲人看来古怪疯癫的科学生涯倡导和践行了实验精神，这是一种认识世界的全新方式，就像他用眼镜使人们看清世界一样。

这样一个人对陌生的东方、对世界未被认知的部分必然满怀发现的激情，鲁布鲁克在返回巴黎的途中与罗杰 · 培根巧遇，后者拿到了《东行记》的抄本，然后原原本本地把它抄进了他的《大著作》。但罗杰 · 培根就像很多开辟未来的异端分子一样，在更多时候是糊里糊涂地认同自己的时代，通过鲁布鲁克的眼睛，他看到了广大的世界，但紧接着，他就欢欣鼓舞地说昏话了：

希腊人将归顺罗马教廷，鞑靼人大都将信奉宗教，撒拉逊人将被毁灭，世间将只有一个家，一个牧师。

——上帝作证，罗杰 · 培根是真诚的，他描绘着中世纪基督徒心中光辉灿烂的历史远景，此时他的思想习惯与虔诚的马夫或商贩并无不同，他并未完全理解鲁布鲁克讲述的情景。欧洲人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流更多的血，才能省悟到蒙古草原上生长着的宗教宽容精神。

但七百多年后，读罗杰 · 培根的预言，你还是会暗自惊心，原来世间的确只有一个“牧师”，那却不是基督教会，而是罗杰 · 培根自己意想不到的传人——“科学家”。现在我们据说也将“只有一个家”，那是由资本、互联网、快餐店和好莱坞电影联结起来的全球化世界，你是不是愿意生活在这个“家”里那可由不得你。

鲁布鲁克和罗杰 · 培根对这一切毫无所知，历史的神秘意志如笼罩荒原的天穹，群星灿烂，默运不息。天穹下，那两人跌跌撞撞地行走，他们不知道自己正走向何处，有时走到一个地方，他们忽然发出惊叹：在遥远的梦中，在漫漶的记忆中，他们似乎曾经来过这里……

对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这是恍若隔世的记忆：在腐烂而华丽的罗马帝国，妖冶放荡的贵妇们身上披拂着来自遥远东方的丝绸，轻薄如云、柔滑似水。

丝绸软化了罗马人强健的肌肤，使他们在希腊传统之外重新发现肉体。丝绸如酒，男人的肉体在丝绸中沉溺，女人的肉体在丝绸中轻盈。

维吉尔写道，丝是“从树叶中抽出的精神绒毛”。的确，这种比金子还贵重的织物是一种精神，它教会了罗马人很多东西，他们由此体会着什么是轻，什么是细，什么是柔，什么是华丽，什么是梦一般、烟雨一般的颓废。通过丝绸，他们接受了一种生活情调和生活哲学，他们对此心醉神迷。

但没有罗马人见过织造丝绸的人，他们甚至不能准确地指出丝绸的故乡，他们说，丝绸来自“Seres？”——“丝儿”人的国度，在神话般的远方。

现在，我们知道，丝儿人即是中国人。通过陆上和海上两条漫长艰险的道路，经过各民族之间复杂的辗转贸易，丝绸抵达罗马。睹物思人而斯人不可得见，罗马人只能将隐没在沙漠和海洋的尽头，处于这神秘的贸易链条的另一端的人们称为“丝儿人”——丝之人。

罗马帝国在丝绸、酒和澡堂子的蒸汽中瓦解了，万种浮华皆化作荒烟衰草，欧洲进入了严峻的中世纪；而在6世纪时两个波斯僧侣将蚕子装入中空的手杖，从中国偷偷带到了君士坦丁堡，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窃取技术机密的事件之一，从此丝绸在欧洲开始大规模生产，不再是神秘之物。于是，随着伊斯兰教的崛起、中西贸易的阻断，“丝儿人”日渐成为欧洲的模糊记忆，在中世纪西方的世界图景中，中国已经彻底消失。

直到1255年，在鲁布鲁克笔下，记忆才被唤醒。他告诉他的读者，罗马人想象中的丝儿人依然生息在大地的尽头，那里就是蒙古大汗统治下的“契丹”——罗马人的地理是想象的地理，而鲁布鲁克的地理发现却是由于他用双脚丈量了大地。在西方历史上，他也许是第一次正确指出了中国的位置，虽然他所说的契丹其实是中国北部，蒙古人灭金之后占据的广大区域。

鲁布鲁克对“契丹”的文明做了简要的描述，他发现这里的人居然用纸片作货币，“若手掌大小，上面印着数行字，还印有某些标志，像可汗的印玺”。——这就是纸币，早在宋代已开始流通——宋朝是伟大的，那也许是我们的历史上最接近“现代”的时代，某些构成现代社会基础的制度早已肇端于此时，比如纸币。即使在20世纪末的今日，我们的智慧也并未超越宋人，他们早已洞悉货币和财富的抽象本质。

还有汉字，鲁布鲁克说：“他们都用小毛刷写字，如同我们的画家绘画。”还有中医：“他们的医生通过按脉来诊断 疾病。”

这一切对当时的西方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处于他们的经验和知识之外。但是，有一件事西方人一下就看懂了，这就是那棵银树，所有《东行记》直接和间接的读者都在这棵银树前屏住了呼吸。

鲁布鲁克说道——

除了四头口吐马奶的银狮，银树上还有四条导管通到树梢，然后再悬垂下来。每根管子上有一条金蛇，蛇尾缠绕树干。一根管子流出的是酒，另一根流出澄清的马奶，第三根流出“布勒”——“一种用蜜做成的饮料”，还有一根流出被称为“特拉辛纳”的米酒。树下有四只银盆，分别接收每根管子流出的饮料。

在银树的根部，有隐秘的洞口，里面蹲着一个人。该人想必有风箱般的肺活量，他的任务就是一听到信号就向一根管子吹气，树梢上的小天使获得了动力，荒腔走调的小号声就传遍了宫苑。

——宫里的酒窖立时忙碌起来，仆人们把酒和饮料倾入不同的管道，这些液体最终流到树下的银盆中，蒙古汉子们将开怀畅饮……

观察了整个过程之后，我觉得这件事纯属瞎忙，煞费周章，却未必比抱着酒坛子直接往酒碗里倒更省力气。至少那些仆人们得一桶接一桶不停地倒，否则水压不足，管子断流，他们可能会被砍了脑袋。

但13世纪欧洲人的看法肯定与我不同，什么叫肉山酒海呀，什么叫骄奢淫逸呀，这就是了。人间不可想象的豪富和放纵在这棵银树下灿烂地展现在中世纪欧洲面前，炫人眼目。

欧洲记住了这棵银树，这棵银树的形象与他们记忆中对那个丝绸之国的想象发生了奇妙的重影。银树印证了记忆，为久远的想象重新确定了两个意义要点：首先，东方和中国是黄金铺地的地方，那里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他们究竟有多富？你只要想想那棵银树。其次，东方和中国也是魔鬼撒旦的领地，就如那棵银树，在月光下美丽而妖邪，那是巨大的诱惑和绝对的沉沦，流淌的酒正如欲望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