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去年，我看到一篇叫《托梦》的文章，是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的王仲大夫[1]写的。说的是有位被王仲所在的医疗团队照顾了十多年的女病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又住进了他们医院的急诊室。有天晚上做梦，王大夫和这个病人在梦里说了很多话，说完了醒来一看表，半夜三点。早上到病房，王大夫不干别的，先问昨晚有没有病人去世。一个不了解情况的护士说没有啊，他放心了。但交班会上，他却得知了那病人的死讯，而最让他吃惊的是，病人的死亡时间竟然是他醒来看表的那一刻——凌晨三点！这篇文章的最后，王大夫写道：看来，梦是真的。
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我。但是什么原因我却一时弄不清。我跑到协和医院急诊室求见，王仲大夫见了我。聊完天从他那里出来，我还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干什么。那时，我们“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已经推出了供中国大陆居民使用的生前预嘱《我的五个愿望》。希望通过填写和签署这样一份文件，让更多人知道，在生命末期放弃使用生命支持系统，以自然和有尊严的方式离开世界是一种权利，需要被维护。但是这个概念的推广谈何容易？其中最困难的一部分，是面对我们民族忌讳谈论死亡的文化。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让我觉得《托梦》对临终事件的忠实表达，特别生动和有意义呢？
《托梦》展现出的强大叙事能力，让我想到另一件正在介入和改变现有医疗实践的大事。在医疗技术发达到只见病不见人的今天，叙事，也就是讲述生老病死的故事，讲述在各种医疗行为中自我感受的能力，正给临床带来全新的视野和可能性，给日益陷入科学主义困境的后现代医学，提供全新的发展方向。许多研究证明，它依托人的同理心，能带来医患之间更多出于本能和本性的理解和信任。这种被称为“叙事医学”的，跨越了文学、心理学、认识论、美学和各种后现代理论的交叉学科，甚至被许多人认为是人类重新认识身体和心灵、痛苦和疾病，以及生命和死亡的潜力巨大的新工具。如果出一本书，以叙事医学的方法，让临床医生说出他们亲历的临终事件，给愿意了解的人带来更多智慧和想象，给医患双方一个重新认识对方的机会，会不会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呢？让真实叙事中蕴藏的能量，在社会细胞间自然弥散，就算无法把握它的所有结果，但我们至少可以期望，它有生命力，而且会深入人心吧。
当这个想法形成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它有多“疯狂”。谁有这么大的精力和资源在一个不能太长的时间内，调动这个社会中也许是最忙碌的一群人，耐心谈论如此敏感的话题，而又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呢？但现在你看，这本书摆在你我面前了。是那份最先刊登《托梦》文章的报纸——《中国医学论坛报》给它的诞生打下了最初的坚实基础。
不必说面对中国医学论坛报社编辑和记者那些年轻的面孔，听他们发表对筹划这本书的真知灼见时，我有多快乐；也不必说知晓全国各地百多位临床一线医生，不计报酬地向年轻的采访者们郑重讲出他们的故事时，我有多感动；也不必说见到中信出版社的两位为了保证文字质量而“心狠手辣”（他们竟然删去了我们准备好的书稿的三分之一还要多）、却又认真得吓人的编辑时，我觉得自己实在是长了见识。只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对生命本质、人类困境、悲悯、包容、自由……等等话题不知不觉的深入，让我觉得自己在成长。我变得清洁了，勇敢了，甚至有点高尚了。
所以，自始至终，我认为自己是这本书最大的受益者。
点点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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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仲大夫现就职于清华大学北京清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