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故乡四川眉州的文化氛围
苏轼是四川眉州人。眉州位于四川省川西平原的西南边缘，依岷江，风景秀美，古意盎然。眉州自南朝齐建武三年（496年）建制，唐朝开元年间，孙长孺建书楼而举世闻名，后唐僖宗亲题“书楼”二字相赐，于是更加名扬四海。
眉州属于蜀地，相比中原，蜀地无疑有其独特的文化。后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之所以可创立宋代蜀学，不能不说是受到古代的巴蜀文化的深远影响。
蜀地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是兴师重学之地，据《汉书》记载，西汉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十分重学，四川读书人在京求学者人数之众，几可与齐鲁这样的重学之地相比，史称“蜀学比于齐鲁”
。且出了司马相如、扬雄这样的文学巨擘，可见西汉时期蜀地的文教事业之盛。而蜀道这一天然屏障，也将蜀地与无数战乱分隔开来，大历年间的右羽林大将军石藏用曾言：“天下将有变，而蜀为最安处，又多佳山水，吾将避地焉。”所以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奔蜀避祸，唐德宗在朱泚之乱中亦欲奔蜀，唐僖宗遇黄巢起义时也奔蜀避祸。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火连年不歇，而前、后蜀国却可以相对和平地发展，引得唐朝许多衣冠之士入蜀避祸，“蜀恃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乱”，蜀地因此成为许多外乡人心中的桃花源。从中原流落至蜀地的读书人为儒学在蜀地的发展传播起到了莫大的作用，也继而推动了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和发展。
现代人说起蜀地或多或少会提及“盆地意识”之说。唐代陆求《成都记·序》中评说蜀地“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或许正因为天险阻断战事、人民生活富庶、文化繁荣，且经过唐五代大批外乡人因避战乱而奔蜀以求平安，于是长此以往蜀人的基因里多了些淡泊名利与不求仕取。苏洵言“是不及见吾乡邻风俗之美矣”，“自唐之衰，其贤人皆隐于山泽之间，以避五代之乱”，“然其子孙不忍去父祖之故，以出仕于天下，是以虽有美才而莫显于世”。从文中可略窥见蜀人不求仕取之风。
宋朝重文轻武，科举成为许多士子踏上仕途的极好途径，但蜀人居然“不事举业，迨十五年，无一预解名者”。为了鼓励蜀地士子应试，宋朝实施了许多优惠政策，如为蜀地举子进京参加省试、殿试提供往来食宿费用；若有举子因事未能如期应试，给予补试的机会；放宽对举子解试的名额等等。这种照顾和优惠对中原士子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从中也可以看出蜀人不乐仕取到何种地步，竟至惊动朝廷放低身价以吸引蜀地士子来京应试。
蜀人独立不迁、淡泊名利的特质对苏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回忆道：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
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史，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而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谓之江乡。非此族也，虽贵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县令，如古君臣，既去，辄画像事之，而其贤者，则记录其行事以为口实，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储善物而别异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为非，虽薄刑小罪，终身有不敢犯者。
由此可见，当别地都作花团锦簇、委蛇颓靡的文章时，蜀人仍师法西汉，崇尚正统，外地学子笑他们泥古不化，蜀人却毫不在乎，并以此为傲。在苏轼的笔下，故乡眉州的世家、官吏、农夫都朴素古直，遒劲淳厚。“此地居于长江之上游，‘蜀江水碧蜀山青’，茂林修竹，极得天然之野趣。这种自然环境，所赋予苏轼的那种近乎‘野性’的性格，影响了他的一生命运和艺术创作，使他成为一个对传统具有极大破坏性的人物。”苏轼一生胸襟开阔，即使身处艰险也乐观豁达，断然不是正襟危坐小心翼翼的道学先生，这大约也是蜀人的基因所致吧？
从宗教氛围上来说，蜀地地处西南，好《老子》与仙道，巫风很盛，敬重鬼神。蜀地可称为民间道教的发祥宝地，我国第一个纯粹意义上的道教团派五斗米道便创立于此。据葛洪记载：“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糜费钱帛。……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具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所说的乃是在东汉顺帝时期，传为西汉开国贤相张良八世孙的张道陵率众弟子到大邑鹤鸣山修道，创立了五斗米道的事。五斗米道后改名天师道，成为正规的道教团体，在四川广为人知，颇多信众。
西晋时蜀地又出一高道范长生，著有《道德经注》《周易注》等，其人精通阴阳术数，很得蜀人敬重，多奉其为神仙。西晋元康年间，巴人李雄在成都建大成国，立范长生为丞相，范氏以老庄思想辅佐李雄执政，相比彼时战乱的中原，成国堪称国泰民安。范长生信奉五斗米道，加之地位显赫，于是信徒众多。
唐朝君主立道教为国教，自然很重视对道教的研究与对道经的创作。蜀地自然成为传道的重镇，据统计，唐代诠疏笺注《道德经》者全国共28家，其中四川一地独占6家，分别为岷山道士张君相、绵竹道士李荣、剑南道士文如、眉山道士任太玄、成都道士黎元兴、成都道士张惠超。他们或注疏，或集解，共阐老子奥义。炼食金丹、求仙学道已是唐朝的总体风尚，在这一时期蜀地出现了许多高道，除上述六家之外，还有青城道士李珏、徐佐卿，嘉州道士赵昱，成都的朱桃椎、刘无名，剑阁王法进，天师翟乾佑，仁寿的谭宜，江油的窦子明，南充程太虚，眉山张远霄，以及尔朱洞、击竹子、赵法应、王帽子、胡德元等人，皆为举世闻名的道士，而被民众神化成仙。
至晚唐五代时期，中原王朝更迭频繁，四川一地虽经历前蜀、后蜀两朝，但总体算得上稳定，而前蜀、后蜀皇帝都崇信道教，乐于招纳当时闻名遐迩的道人。名道杜光庭早年间便因习道蜚声天下，唐僖宗闻其大名，召入宫廷，赐以紫袍，充麟德殿文章应制，为内供奉。后杜光庭随僖宗入蜀避黄巢之乱，见唐大势已去，便留蜀不归。前蜀甫建，蜀主王建即重用杜光庭：“（后梁乾化三年）丙子，蜀主以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光庭博学善属文，蜀主重之，颇与议政事。”王衍继位后，对杜光庭的尊崇更胜父辈：“帝受道箓于苑中，以杜光庭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起上清宫，塑王子晋像，尊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王衍对学道几乎已经到了痴迷疯狂的地步：“咸康元年三月，帝谒永陵，自为夹巾，或裹尖巾，其状如锥，民庶皆效之。还宴怡神亭，妃嫔皆戴金莲花冠，衣道士服。”王衍身为一国之君，谒陵时居然做出道人的打扮，妃嫔也穿着道士的衣服，自然上行下效，百姓皆模仿，蜀国的崇道风气之盛，也便可想而知了。前蜀亡于王建任内，后蜀主孟知祥推翻前蜀国，建立后蜀政权。后蜀共经历孟知祥与其子孟昶两代君主，二人均重视文化教育，尤其后主孟昶“尊儒尚道”，“能文章，好博览，知兴，有诗才”。后蜀两位君主虽然不像前蜀的王建、王衍那样对道教达到狂热的地步，但亦称得上崇道之人。如后蜀主孟昶贪恋女乐，笃信道家丹药可回阳御春，对道教的房中术十分痴迷。不仅如此，孟昶还自取道号玉霄子，用道教科仪祈福禳灾，赞赏道士张素卿所画八仙真形图等等。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曾有“道教之行，时罕习尚，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这样的论断，可见蜀地崇道之风盛行。相比道教，佛教进入四川的时间较晚。据佛教现存遗迹来看，乐山柿子湾和麻浩崖墓中的石刻佛像，为四川现存最早的佛像，具体成像时间有争议，一说为东汉末期，一说为蜀汉时期。而真正有文字记载的佛教传入四川的时间大致是前秦：“释涉公，本蜀人也，预言多验。道化至长安，时天大旱，坚命师祈雨，咒龙钵中，其雨沛然，恪加敬事。师不食五谷，日行五百里……”涉公是第一个有史料记载的入川的僧人。东晋孝武帝朝佛教地位在四川有了较大的提高，时任益州刺史的毛遽任命僧恭为蜀郡“僧正”，僧恭是四川有史以来第一位僧官。此后东晋十六国时期有史记载的在四川的高僧还有昙翼、慧持、范材、法绪等，他们讲经授徒，有自己的受众群。
南北朝是佛教兴盛发展的时期，四川也不例外。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即说明了南朝崇佛之盛，此间在四川任上的统治者也多受大环境影响，大多提倡信奉佛教，此时我国佛教各个重要流派都传入四川，四川佛教蓬勃发展。也就是在此期间，四川开始大规模地镌崖造佛像。且南北朝时中原各地战争不断，蜀地因地势险要而得安稳，因此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
隋唐年间四川佛教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隋朝蜀王杨秀居蜀二十余年，其间弘扬佛法，吸纳高僧来蜀，传播弘扬各种佛法。隋炀帝时，在东都洛阳建立四大道场，广召天下名僧，最负盛名的当属慧景、敬脱、道基、宝暹四位大师。隋末战乱不休，慧景、道基、宝暹等三位赴蜀避难，亦将佛家高妙义理带入四川。唐朝即尊道家为国教，但与此同时佛教也在继续发展，佛教的各路派别先后兴起，理论体系较完善，蜀地佛教以宣扬禅宗思想为特点。明代学者曹学佺曾在四川为官数年，著有《蜀中广记》一书，其中录入《蜀中高僧记》一文，此文记录了巴蜀众僧人的生平事迹与言行种种，历来有巴蜀第一佛传之称。文中共记载僧人250余人，其中为巴蜀籍贯的僧人占了绝大多数，唐代的巴蜀高僧大德有：资州的智诜，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什邡的马祖道一；简州的德山宣鉴；西充的圭峰宗密等。他们都是闻名全国的禅宗大师。
但相比道教在巴蜀地区的根深蒂固来说，佛教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于是佛教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道教的影响，佛道二教在斗争中相互融合，但就总体而言，四川崇道之风胜过崇佛。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在《记永康军老人说》中评价蜀人，其言：“蜀人生西偏，不得天地中正之气，多信鬼巫妖诞之说。”观苏轼一生皆存求仙之念，年既老而不衰，且对得道高人与身怀异术之人尊崇有加，多次在诗文中表达出愿学道修真之意，这不得不说与蜀人基因中的喜巫风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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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宗行至陕西汉中时，朱泚被打败，京师收复，故未及蜀地便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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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记永康军老人说》，卷九，1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