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类文体的形成
“语”的古字是吾，汉代释义分别是论、论难、叙说。汉许慎《说文解字》：“语，论也。从言吾声。”“直言曰言，论难曰语。”[1]《诗经·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汉毛亨传曰：“直言曰言，论难曰语。”[2]汉刘熙《释名》：“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3]按照汉代学者对“语”的解释，由“语”所产生的文体应当有两种：即论述性的，叙事性的。考察春秋以来“语”的存在形态、类型及其文体的发展，也正是如此。
（一）
从现存资料看，“语”字的出现略晚于“言”字。甲骨文里有言而无语，《尚书》也有言而无语，至《逸周书》则言、语俱有。邱渊据徐中舒、陈梦家的考释说，甲骨文中的“言”，在商代是祭名、告祭，例如“辛巳卜内言其有遘”、“贞言其有疾”、“贞言无遘”。这里的“言”既是人对神的“言说”即祷告，也是神对人的“言说”即“神示”，是人神之间的相互沟通。在政教合一的时代，统治者在祷告祭祀或者占卜的时候，不仅扮演着与神沟通的角色，甚至扮演着神的角色。这样，“神示”就成了变相的“人示”，“鬼治”成了变相的“人治”[4]。因此，我们才能看到商周文献《尚书》里许多帝王的言说，充满着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威：
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商书·汤誓》）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商书·汤誓》）
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商书·盘庚》）[5]
随着人性时代的逐步到来，贤哲、士人以及君子的言论逐渐占据了古史的一席之地：
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周书·泰誓》）
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周书·牧誓》）
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周书·酒诰》）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周书·秦誓》）
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商书·盘庚》，孔安国传：“迟任，古贤。”）[6]
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蕰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左传·隐公六年》，杜预注：“周任，周大夫。”）
且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左传·僖公十五年》，杜预注：“史佚，周武王时大史，名佚。”）
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左传·宣公十二年》，杜预注：“仲虺，汤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后。”）
叔向有言曰：“怙乱灭国者无后。”（《左传·哀公十七年》，据孔颖达疏，叔向出身晋国贵族羊舌氏，晋大夫）[7]
在《尚书》里以“有言曰”引出的言论共5例，有姓名的仅有迟任1例；而《左传》中以“有言曰”引出的言论共22例，有姓名的则达13例。不过，这些“言”与帝王之“言”一样，仍然带有强烈的教训、教令、警句、格言、箴戒和垂告的色彩，这应该都源于甲骨文中之“言”的告祭原始底色。
春秋以降，“言”体文形成，具有独言而非对话、直言而非论辩、论说而非叙事三个文体特征。其文本形态则有“格言警句型”、“专题议论型”二种。前者以《老子》首开其传统，《逸周书·周祝解》、《文子·符言》继踵其后；后者有《商君书·壹言》、《管子·枢言》、《管子·霸言》等[8]。不过，这个说法只是从现存文本而言的，若从失传的文献而言，在《老子》、《周祝解》之前，一定还存在着许多格言警句式的文献。如《老子》第四十一章有云：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货且善。
《老子校释》：“奚侗曰：‘《建言》’，当是古载籍名。高亨曰：‘《建言》’，殆《老子》所称书名也。”[9]又《左传》四次引用“史佚有言曰”，也应当是依据周武王时太史佚的某种“言”论集而来的。
（二）
稍晚于“言”而兴起的“语”，与“言”体文既有分流之态，又有汇合之势。《尚书》中无“语”字，而《逸周书》“语”字凡五见，其中《太子晋解》有云：
师旷见太子，称曰：“吾闻王子之语高于泰山，夜寝不寐，昼居不安，不远长道，而求一言。”[10]
这里“语”与“言”对称，似乎是颇有意味的一种暗示。
“语”在西周、春秋时期，既是贵族教育的技能之一，又是一种文体。《周礼·春官宗伯》云：“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发端曰言，答述曰语。”[11]据郑注看，语是一种对答、论难性的说话，用来训练话语的文本，应当是一种有别于“兴、道、讽、诵、言”的文体，可惜今天我们已经难以看到这种“语”的训练教材了。《国语·楚语上》：
（士亹）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12]
这里的令、语、故志、训典，显然都是具有特定内涵和功能的文体。韦昭解曰：“《语》，治国之善言。”这种“语”体，是指与国家政治相关的言论或记载。王树民认为：“‘语’是当时很受贵族统治者重视的一种记载，《国语》便是集合各国之‘语’而编成的一部书，所以称为‘《国语》’。”[13]
不过“语”的表现形式和存在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止政治言论一种。俞志慧说：“大致可分为重在记言和重在叙事两种，每一类又表现为散见的和结集（或成篇）的两种。”[14]所谓记言而散见的“语”，宽泛地说，它可以包括记载于《尚书》、《左传》、《逸周书》等典籍中的众多格言、警句、训诫、谚语等，即上文讨论的“言”。如谚语，既可称作“言”，也可叫做“语”：
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左传·隐公十一年》，杜预注：“谚，音彦，俗言也。”）[15]
谚有之曰：“觥饭不及壶飧。”（《国语·越语》，韦昭注：“谚，俗之善语。”）[16]
语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将恶避逃之？”（《墨子·天志上》）[17]
鄙谚曰：“莫众而迷。”……语曰：“莫三人而迷。”（《韩非子·内储说上》）[18]
狭义地说，“语”主要散见于战国以来的史书与子书中，而且多见于《左传》、《国语》、《逸周书》中，多以“语曰”的形式引出：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墨子·非攻中》）[19]
语曰：“好女之色，恶者之孽也。公正之士，众人之痤也。循乎道之人，污邪之贼也。”（《荀子·君道》）[20]
语曰：“恶紫之夺朱，恶利口之覆邦家。”（《尹文子·大道下》）[21]
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韩非子·备内》）[22]
语曰：“麒骥之衰也，驽马先之；孟贲之倦也，女子胜之。”（《战国策·齐五》）[23]
还有一些称之为民语、野语、鄙语、宋人语等：
野语有之曰：“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士尚志，圣人贵精。”（《庄子·刻意》）
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庄子·秋水》）[24]
民语曰：“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荀子·大略》）[25]
故宋人语曰：“一雀过羿，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韩非子·难三》）[26]
臣闻鄙语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战国策·赵一》）[27]臣闻鄙语曰：“见菟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战国策·楚四》）[28]
有论者以为，春秋以来“言”、“语”的大量产生是“君子立言”的结果[29]，是很有道理的，但就此看，市井民间产生的“言”、“语”也不少，其中乡野的趣味很浓郁，并非都来自古代贤哲的智慧。
至于结集或成篇的“言”、“语”，则以《逸周书·周祝解》、《国语》、《老子》、《论语》、《文子·符言》等为代表，出土文献中则以《琐语》、《春秋事语》、郭店楚简《语丛》、长沙出土帛书《称》等著称。
《逸周书》成书时代说法不一，各篇产生时代亦不一。黄怀信认为其编定时间在公元前532-前339年之间[30]，即春秋末叶到战国中期，较为可信。《周祝解》，注家多认为是祝官所作。陈逢衡说“此周祝垂戒之语”，唐大沛云“此篇作于周祝。祝即春官太祝，掌王诰命者也。古人垂戒之文不一体，此篇似箴似铭，尤为奇绝”[31]。过常宝推定：“祝有训诫之职责，而祝的权威来自文献，所以他的训诫主要以征引权威性的‘语’来进行，故而很早就开始了搜集‘善言’的工作，并形成职业性文献。这种职业文献最初就是具有教训意味的‘语’的辑本。”[32]
故《周祝解》中保存了不少精彩经典的“语”录：
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剥，自谓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杀其牛，荣华之言后有茅。凡彼济者必不怠，观彼圣人必趣时。石有玉伤其山，万民之患在口言。时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为祸。时之徙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獂有蚤（爪）而不敢以撅。势居小者不能为大。……故木之伐也而木为斧，贼难而起者自近者。二人同术，谁昭谁暝，二虎同穴，谁死谁生。故虎之猛也而陷于获，人之智也而陷于诈。[33]
此中有些“语”还流传到后来的一些文献中。例如“文之美”几句，《文子·符言》：“其文好者皮必剥，其角美者身必杀。甘井必竭，直木必伐。物有美而见害，人希名而召祸。华荣之言后为愆，先骋华辞，后招身祸。石有玉，伤其山，山若藏宝必见凿，人不慎言必招祸。黔首之患固在言。”[34]《墨子·亲士》：“甘井近竭，招木近伐。”《庄子·山木》：“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范子》：“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太平御览》卷一八九引）
《老子》可能也是一种职业文献，它“在一定程度上采用或汇辑了一些‘语’文献”，并成为“一种以‘语’为基础的阐释性的文本”[35]。除上引《建言》“明道若昧”云云以外，又如《老子》第五十七章：“故圣人云：‘我无为，人自化；我好静，人自正；我无事，人自富；我无欲，人自朴。’”第七十八章：“故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而《老子》第二十二章所引值得注意：
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或。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岂虚语？故成全而归之。
显然，“曲则全”以下六句为古语，“是以圣人”以下则是阐述性的文字。《老子》中到底还有多少这样隐含的古语，今天已经难以一一指证了。不过还有些蛛丝马迹可寻，《老子》第三十六章所谓“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数句[36]，疑缘自《逸周书》。《战国策·魏策》任章引《周书》：“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37]《韩非子·说林上》所引也出自《周书》。
在出土文献中，我们还能看到专门采集“语”而成篇的资料。郭店楚简《语丛四》可见其端倪，此摘录四条以窥一斑：
言以词，情以久。靡言不酬，靡德无报。言而苟，墙有耳。往言伤人，来言伤己。言之善，足以终世。三世之富，不足以出芒。
口不慎而户之不闭，恶言报己而死无日。
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之所存。
虽勇力闻于邦，不如材；金银盈室不如谋；众强甚多不如时，故谋为可贵。[38]
这些都可以说是格言警句式的“语”。其中，“靡言不酬，靡德无报”，语出《诗经·大雅·抑》“无言不雠，无德不报”。“窃钩者诛”几句为《庄子·胠箧》篇所谓“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所本。
刘钊认为，“本篇内容为汇集一些格言而成，体例与《说苑·谈丛》、《淮南子·说林》相类”[39]。李零则将《语丛四》命名为《说之道》，认为它是讲“谈话技巧的书”，“它利用的资料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历史掌故（即故事性的资料），一类是著名言论（语言类的资料）。二者经常是混在一起，不能截然分开。……这种书，也叫‘事’，也叫‘语’，也叫‘事语’”[40]。此二说颇有启发意义。
（三）
据上所论，就重在记言的来说，无论是散见的“言”、“语”，还是成篇成册的“语”录，都是具有议论性的言论，或者是议论文中的重要构件。而就重在叙事的来讲，“言”、“语”又往往与故事混在一起，成为所谓“事语”，并成为小说的构件。《国语》、《汲冢琐语》、《春秋事语》等具有很强的叙事性。
《国语》是春秋各国事语记载并编撰的结晶。在传统意义上，人们都将此书看做是历史著作，但也有学者认为其记言记事具有片段性，并没有构成完整的历史叙述，所以不能算是史书。陈桐生以为《国语》“是一部主要记载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的原始史料汇编”，它“保留了西周春秋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散文风貌”[41]；过常宝则说：“《国语》是一部载录君子‘善言嘉语’的史家著作”，“它本身不是原始资料”[42]。这种争议的存在至少说明，《国语》或中国早期史书的书写体例不那么“纯粹”，它既近于史书，又近于子书。
俞志慧指出，在“周、鲁、郑、楚、晋语”中，存在着一种固定的三段式结构模式：其一，嘉言善语的背景或缘起；其二，嘉言善语；其三，言的结果。其中第二段为主，第一、三段只是陪衬，时或缺失[43]。这一分析大抵可信，但就语的方式而言，各语之间还有不小的差别。比如《周语》多是独言，《鲁语》、《齐语》多是对话，而《晋语》多记事，大致呈现出由言到语、由语到事语的演进趋势，这可能与陈桐生推测《国语》各篇分别产生于西周、春秋不同时期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在《周语》、《鲁语》中，记言的性质多是劝谏或告诫式的，如“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曰：‘是障之也……’”（《周语上》），“庄公如齐观社。曹刿谏曰：‘不可……’”，“晋人杀厉公，边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杀其君，谁之过也？’大夫莫对，里革曰：‘君之过也……’”（《鲁语上》），但《晋语》记言中劝谏、告诫的意味则淡薄得多，有不少对话已经变成了故事情节的重要部分。《晋语一》记载：
公之优曰施，通于骊姬。骊姬问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难三公子之徒，如何？”对曰：“早处之，使知其极。夫人知极，鲜有慢心，虽其慢，乃易残也。”骊姬曰：“吾欲为难，安始而可？”优施曰：“必于申生。其为人也，小心精洁，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洁易辱，重偾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骊姬曰：“重，无乃难迁乎！”优施曰：“知辱可辱，可辱迁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今子内固而外宠，且善否莫不信。若外殚善而内辱之，无不迁矣。且吾闻之，甚精必愚。精为易辱，愚不知避难，虽欲无迁，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谗于申生。[44]
不仅骊姬淫乱谋立的故事如此，晋文公重耳十九年流亡而返国执政的故事也是如此。又《晋语二》记载：
伐虢之役，师出于虞。宫之奇谏而不听，出，谓其子曰：“虞将亡矣……夫国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衅而归图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惧及焉。”以其孥适西山。三月，虞乃亡。[45]
宫之奇的谏语，《左传·僖公五年》、《公羊传》与《穀梁传·僖公二年》均有详细记载，按照《国语》的体例，《晋语》本该详细载录，但这里偏偏记载了他关于“虞将亡”的一番议论和预见。这种写法就接近于子书了（如《春秋繁露》卷四所载）。
另外，在一段事语记载之后加上“君子曰”的笔法，《晋语》凡九次、《楚语》凡二次。这种普遍见于《左传》的现象出现在《国语》中，是否意味着《晋语》、《楚语》的创作意识更接近于史书？是否意味着“语”体向历史故事体的转变？
过常宝说：“《国语》虽为‘语’体集大成者，但随着训诫意味的减弱和就事论理的加强，记言体文献对事实本身的关注也越来越多，有言事合一的倾向。其实发展到《战国策》时，就已经很难从形式上区分记言和记事了。”[46]此论堪为卓识，深得吾心。进而言之，记言与记事的难分其实在《晋语》的骊姬故事、重耳故事中就已经存在了。
《汲冢琐语》是西晋出土的战国中后期魏王墓“汲冢书”之一。《晋书·束皙传》说：“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47]廖群认为：“该书并非志怪专书，亦不等同于后世纯文艺性的小说作品，实属先秦多以‘说’、‘传’、‘语’相称的‘说体’文本，相当于目录书中所列的杂史杂传。”[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