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时代,卷土重来——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之一

胡适时代,卷土重来——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之一

引言

胡适之先生逝世时,我在纽约未能作比较郑重的悼念表示,只是:一、写封长信给胡夫人;二、作纽约追悼会上四个发言人中的最后一位(据说“中央社”在用英文拍回的电报上,因不知我的中文名字,就把我的发言删掉了)。今天来作“二十五周年祭”,也可稍补我心中的缺憾。胡夫子道之不行,赍恨以终,死不瞑目。我们今天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希望能搞出个“胡适的复活节”来,所以我用了“卷土重来”这个成语做讲题。胡氏其人虽死,其说长新,又将光照天下。我是为着这一点,特地自纽约飞来参加的。

我是胡适最失意时期的学生

首先要说明我以什么身份、什么资格来讲这个题目:

第一个条件,我是胡适的学生。胡氏是教育家,授徒半世纪,桃李满天下,生徒数万人——良莠不齐,“拥”、“反”、“左”、“右”、“独”(独立思考)各派,皆人山人海,门生遍天下——我也是个门生和小门生之一,千万人中之一而已。今天只是学生谈老师的“一‘生’之言”,请众“生”指教,此其一。

但是,在这个有人数上万的学生大队里,如果说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等北大学生是胡老师的开山门生,什么俞平伯、千家驹、吴健雄、苏梅算是第二代学生……等而下之,则有四五代乃至六七代之多了。我不能不承认我也是胡适之的学生。胡老师生前一直是这样替我介绍,我也从未否认过。做胡老师的学生,不是什么名誉学位,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光荣,但也算不了什么缺陷或负担。但是我这个学生,除追随他去听他讲演之外,我没有正式拿他的学分,但是我却单独上过“胡适学”大课在一千小时上下,这是胡适所有的学生之中,前所未有的事。我不是去替胡先生提皮包、延宾客,我是真正地在上课——这一点我得感到师恩独厚!——做了胡老师收山的小门生,此其二。

我是胡氏最失意时期、最孤独时代的学生——胡氏自幼“暴得大名”,一生荣华富贵,平时得意非凡、意气风发,但他一生却有个最低潮,那就是50年代初、中期。老实说,那时他老人家很惨,大陆上正在批胡适。那时与现在不同,那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正诚心诚意地洗心革面,来接受一套新东西来救国,胡适那套太腐朽,要丢到茅坑去——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诚实的看法。那时台湾亦无力扭转这局面。海外的老胡适在海内亦不太受欢迎,任他去“自生自灭”。我那时和我老师比,觉得在海外我绝对可以“自生”,我可以打工、开出租车、洗盘碗;而可怜的胡老师,那时贫病交迫,心脏衰弱、胃溃疡……十分可怜,又受洋人忌妒,他再无法“自生”,却在等着“自灭”,情况是十分凄凉的。他虽然有点儿养老金,但那养老金抵不了一场大病。社会是冷酷的。一个学生带一个西瓜、半只板鸭去看一个贫病交迫的老师和师母,和一个鞠躬如也、通过三重秘书去看一位特任大官、太学祭酒的老师,感觉是不一样的呢!换言之,我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最孤独的一个小门生。胡先生那时很需要我们,我对他老人家,读得太多(家庭也有点儿关系),礼敬甚重,交情是自然发生的,不是哪个机关、哪个政党派我去的。后来我和胡氏合组个计划,我变成哥大的研究员,那时哥大财多势大,把我胡、唐二人合作的小研究计划吃掉了,胡先生被吃得老大不痛快,痛心地说我们在讨饭吃。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关系。这两个老幼乞丐的关系,不是马融绛帐或程门立雪的关系。在那种关系之下,老师高坐讲台之上,小学生只有站着的份儿、叩头的份儿,偶尔老师赐座,也只坐半个屁股,另半个屁股还要悬空,才能表示敬意。这和老幼乞丐一同箕坐草窝内的情况就大有不同了,传道的语调、内容也就大有不同了。我讲的和胡先生其他的学生所讲的如果略有不同的话,那也由闻道的方式不同所致,此其三。

我看到胡老师生活和学问的另一半——众人皆知胡老师是终身讴歌美国的。但是美国所谓“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在三十年前,不用说大陆视如蛇蝎,台湾也不会接受——胡适在为程天放所写的《论美国》作序时,就把“这年头”慨乎言之。但是胡适之会全盘接受美国式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何也?就因他在美国住得太久,知道美国最深,只有他才配说什么接受不接受。胡适在美国住了多久呢?我曾改李白诗,作了一首有关胡氏的打油诗,念出来大家听听就知道了:

人生七十不稀,胡生七二何奇?

前二十年还小,后十年未老。

成熟时期共有五十二年,有二十七年在美国过了!

所以胡老师的成熟期,有一半以上在美国过了。一个研究胡适的人,要不和胡老师一样在美国长住过,便很难掌握胡适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的心态。在美国住久了,有一种半中不西的特殊心态——这一心态平时不易看出,只有观察今日大陆留美学生现状,才能略有启发——从一个古老文化,接触另一个新兴文明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震撼是可怕的。这种震撼,新留学生最明显,老留学生四十年来亦余震未已。胡适的震撼显然比任何留学生都强大,所以他回国以后才搞起新文化运动来。因此,我这个在美国住了四十年的老留学生,对一位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的老师的研究,或可弥补国内学者在某些方面的空白。国内研胡书籍,详中略西,略得可怕,反之亦然。当然,海外学人更得向国内同文学习,以弥补其另一方面的空白,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得出比较客观而接近事实的结论。这也是我斗胆前来班门弄斧的原因之一,向国内同文乞教,此其四。

洞山和尚的批判态度

至于我这个学生对老师的学问的学习保持个什么态度呢?我认为“老师”一词的意义,并不代表真理的终点,但是老师毕竟是老师,所以对老师的全盘否定,甚至把老师的祖坟也给挖掉,那就太混账了;相反,对老师的全盘肯定,也是病态,胡先生一辈子都叫我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记得胡适生前对我们教诲,常常引用一些和尚的语录,以加重对我们的教诲——胡是禅宗史大师——他经常引用“洞山和尚”的故事。洞山和尚是云崖和尚的及门高足。于是有人问洞山和尚说:“你肯先师也无?”意思是说,你赞成你老师云崖和尚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其人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洞山和尚这句话,也是胡适治学精神的精髓所在。今日的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他的治学方法与胡适学派本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他在替胡颂平先生所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所写的长序,也征引了这一段胡适之的口头“禅”。足见对“先师”学术思想持“半肯半不肯”的批判态度,是任何严肃学派里的“学生”所应该共同遵守的态度,不是某一个“学生”对他的“老师”的不敬或心存离经叛道、哗众取宠。记得元曲里有个白话曲牌叫《一半儿》——有一曲子,描写一位男士跪在地下向一位女友求爱的故事。那女的所唱的便是这“一半儿”的牌子。她唱道:“碧纱窗外悄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一声可憎回转身,不是奴心狠,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这位女士为什么“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呢?因为她如“全肯”,那就不但辜负了爱情,也辜负了文化。洞山和尚、胡适之博士和胡博士之下的一批学生,对他们的老师不愿“全肯”,不是不敬爱其老师,正是由于“不辜负先师”,才不愿“全肯”。“全肯”则没有进步,没有进步则文化便停摆了。做个胡老师的真正的学生,就要遵从师训,不能“全肯”,“全肯”便是辜负文化了。

我今天为什么未触及正题,却首先说了这么一大段态度与方法呢?这也是于师训有据的。胡先生说他一生治学,都是围绕着“方法”二字打转的。方法和态度不弄清楚,谈胡适是不能开口的。现在再谈谈什么是“胡适”,什么是“胡适时代”,这“时代”何以离去,又何以“卷土重来”。

什么是“胡适”?

“胡适”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已不是个单纯的人名,它代表一个“文化整体”(cultural entity)。因为胡老师已不只是某一行的老师,他简直是众多重要文化行道中的共同宗师,例如文学(包括新文学、白话文、新诗、新旧文学的比较与批判等)、史学(包括对旧考证学的再肯定和对新史学方法的介绍)、哲学(包括对先秦诸子、宋明理学的再估价;对欧美传来的实用主义的介绍和对辩证玄学的批判)、宗教(包括对佛教禅宗的研究与批判;对耶教的立场与看法)、政治学(尤其是对民主、自由等形式和西欧北美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的介绍)等。在上述各项中,无一项他不是个开山老祖或总司令。近七十年来的中国思想家——不管他是反胡的、拥胡的,还是“左”、“中”、“右”、“独”(独立思考)各派——都是围绕着胡适在打转,不提胡适,话便无从讲起了。

所以“胡适”这个题目太大了。他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中的一座大山,从外面看胡适,亦如从外面看一座大山。古人看庐山,说它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两面不一样。看南岳衡山,也有人说“帆随湘转,望衡九面”,也是九面不同。我个人前不久去了泰山,从泰安宾馆仰视南天门十八盘,才了解到什么叫作“泰山仰止”。苏东坡写他看庐山的经验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看中国任何名山都是如此,只要身入此山中,便必然地不见此山真面目。

胡适便是这样的一座大山。一个学者,误入“胡山”,搞了一辈子,结果还是不见“胡山”真面目。如果来他个老办法,从山外看山,来个“帆随湘转,望衡九面”,而每位学者各有其行道、各有其主观,他也只能否定或肯定“胡山”的九面之一而已。因此今天我所想讲的,也只是个胡适的笨学生讲他老师的九面之一而已。通盘检讨,则小子何敢,尚乞听众专家见谅。

在此我想附带插一句话。我每次飞过东京,总喜欢看富士山。有时飞机绕富士山达二十分钟之久,我始终就看不出两样的富士山来,真是太单调了。将山比山,将思想家比思想家,日本人比我们还差一大段,可能也是地理环境使然——日本没有像我们胡适那样的多彩多姿的大山。所以我们的政治家、思想家,要想在历史上搞得多彩多姿,也应该冲出一个小岛的自然环境,然后才能心胸开朗!

什么是“胡适时代”?

以上说的是什么是“胡适”,但是什么又是“胡适时代”呢?

要了解胡适时代,我们得把整个近代中国这个时代分析一下。我们是今日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受外界文化影响最少的古老民族,在文化上自给自足(self-sufficient),无求于人,亦无害于人。在人类文明史上,实在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现代的革命家、历史学家、评论家,往往把我们的老祖宗骂得一文不值。我们的老祖宗可能真的一文不值,但是研究文化学不能孤立地看某一文明之优劣,要比较着看,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将货比货,我们老祖宗的那一套,包括帝王专政的政治制度,可能还是“近代以前期”(the pre-modern era)中最好的一家。这自给自足、十分自满自足的一家,向不怀疑自己有什么不好。只是近百余年来,尤其鸦片战争之后,在西力东渐的压力之下,才发生变化,丧失了自信和自满。因此,我们搞历史的人可以大胆地说:近代中国是什么样的时代呢?近代中国是一个“挑战与反应的时代”(Ageof Challenge and Response)。西方文明向我们挑战,我们不得已而应战。我们战得很艰苦,而这一应战也是层次分明的——吃一堑,长一智。

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我们应战的方法侧重科技性,也就是坚船利炮政策。这一时代的发言人魏源(1794—1857)把这一发展概念化一下,叫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套注重科技反应的政策,一直延续到甲午战争(1894—1895),大家才觉悟:中国问题不在科技落后,而是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政治问题不解决,科技也搞不上去,即使搞上去也无用。因此,大家才又集中于政治改革,缓进派乃有康、梁维新的“戊戌变法”(1898);激进的政治改革乃有孙中山先生的排满革命运动。康、梁的缓进派是失败了,中山的激进派是成功了,终于建立了民国(1912)。但是民国成立之后,袁氏窃国,军阀横行,事实上却弄得“民国不如大清”。经过超过半世纪的改革而国运仍然如此,症结何在呢?仁人志士在绞尽脑汁之后,发现科技落后、政治失常都不是民族病症的根源所在——我们民族的绝症是我们不健康的文化、百病丛生的文化,非把这落伍的、野蛮的、吃人的旧文化彻底改造不可,否则,其他一切的革命、改良,都是治标之策。因而在1917年以改良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再造文明、全盘西化终,这个所谓“新文化运动”,出了个大英雄,这个英雄就是胡适之,这个新文化勃起的时代,也就是“胡适时代”。

“胡适时代”的内涵是什么呢?

“胡适时代”的内涵是改造旧文化,再建新文明。再建新文明的办法是尼采的名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而估定一切价值标准的标准,便是“科学”和“民主”。凡固有道德、传统制度之不科学、非民主者,则一概锄而去之,要锄得彻底,除恶不尽则新善不立。但是胡适是反对革命的,他不主张大刀阔斧、流血革命,他是“实验主义”的信徒,主张一点一滴的改革,改革的最后目标是“全盘西化”——后来他嫌此语有语病,乃改为“充分西化”。可是不论“全盘西化”也好,“充分西化”也好,中国政治社会的最后的形态便是“美国模式”。换言之,胡适锋头最健、最能颠倒众生的“胡适时代”之内涵,有四大要项,那就是“科学”、“民主”、“实验主义”和“美国模式”。根据胡适的解释:“科学”是一种方法,合乎逻辑,合乎法理,用这种方法,可以在实验中求出真理来,换言之,也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是像宗教或玄学之中可作虚无缥缈之谈;“民主”则是一种人类生而平等、与生俱来的不可分割的天赋人权的个体或团体的生活方式;“实验主义”则是一种由哲学向科学过渡期的哲学,它没有终极真理,只有有实用价值的观念才是真理,真理可以随时制造、随时扬弃,不是一成不变的;至于“美国模式”,则是在科学、民主、实验主义交互为用的配合之下所产生的一种“较好的政府”、“比较合理的社会”。所谓“全盘西化”者,就应以美国模式为鹄的。

胡适之说,大体上自他1917年返国便风靡一时,为青年学生所崇拜。这一崇拜热潮,在1919年五四运动盖达于巅峰,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始渐次减退,到30年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渐向“左转”(此是世界潮流,和1929—1936年美国经济大不景气使然),胡适思想才如他“左”派学生千家驹所说——“臭名昭彰”矣。

至于30年代中,胡适个人思想虽无变动,然已陷入低潮,影响力甚微了。而他自己却矢志不懈,坚持到底。

并不实用的实用主义——胡适思想的退潮期

胡适的思想在30年代已急速退潮,至40年代,除为少数所谓“民主人士”利用为借口而兴风作浪之外,胡适思想对青年、对政治、对社会,甚至对学术的影响,可说微乎其微;连自称“民主人士”之人,也只搞他们自己的“民主”,而反对胡适的“民主”。这是什么道理呢?说起来也很简单。胡适是服膺实用主义之人,而实用主义最基本一条原理便是:凡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观念都不是真理,真理是有立竿见影的实用价值的;没有实用价值的真理,不论如何动听,只是一些伟大的空话。“科学”、“民主”、“一点一滴的改革”,在那个军阀横行、强寇压境、饥荒遍野、饿殍载道、官吏贪赃枉法、洋奴大班与富商地主骄奢淫逸的不平社会之下,“科学”、“民主”值几个钱一斤?“一点一滴的改革”从何改革起?我国古人讥笑宋明理学家,说他们“置天下饥馑于不顾,而空谈明心见性”。胡适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他置天下饥馑于不顾,而空谈“科学”、“民主”、“一点一滴的改革”,这在当时看来,是一场完全没有实用价值的“伟大的空话”。

胡适的“伟大的空话”解决不了问题,代之而起的,则是自命为特效药的“法西斯主义”了。纵是“法西斯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也抵挡不了。胡适最好的朋友、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名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蒋廷黻先生那时就主张,中国应有个个人独裁效率卓著的中央政府。这办法就是德、意两国能于短短数年之中崛起、成为世界强权的实用价值的证明。胡适和蒋氏笔战一通,并不能扭转当时青年对领袖效忠、抗日救国的强烈信心。胡适思想终于受到左右两翼的包抄,而一时灰暗无光,形成最大的低潮期,这一低潮期一直延续到50年代,海峡两岸,一个尊而不亲,一个彻底批判、消灭,老胡适只好躲在美国当难民了。

胡适的“执拗”与坚持

但是,一个对真理有彻底认识和信仰的人,如孙中山、如胡适之,他们和我们之别,便是我们普通人容易泄气,而他们则不顾一切困难而坚持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胡适对他的“科学”、“民主”、“实验主义”、“美国模式”的四大信仰,一生也未动摇过。

适之先生的一生成就,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而以他四十八岁(1938年)出任驻美大使为分水岭。在此之前,胡适是位启蒙大师、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四十八岁以后,他则逐渐走向“民主大师”、“圣人偶像”,而终成为一座“自由神像”。虽然这神像手中的火炬需要别人来点燃,但没有神像高举的手臂,这火炬也只是一点海上渔火而已。

由于胡适的倡导、胡适的坚持、胡适的执拗,终于我们东方也有了一座自由神像,在神像上点火的代有其人,而让人顶礼膜拜的却永远是这座神像。这神像高举火炬提出四大号召:一、言必有据的“科学”方法;二、以“人权”、以“健康的个人主义”和多党的议会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三、反对流血革命,安心于一点一滴改革实践求真理的“实验主义”;四、以富强康乐的“美国模式”为今后改革的目标。

卷土重来的事实

上述胡适时代的四大内容,终胡适一生都是空想。所谓“科学”,只限于少数象牙之塔以内的知识分子,塔外军、政、商、学,用上科学的就太少了。

至于“实验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最反动的哲学,那就更无论矣。“美国模式”不用谈了,就是对美国的所谓“海外关系”亦足以杀身!

适之先生生前,常喜欢当笑话说,大陆上在“追赶胡适的幽灵,怕胡适僵尸复活”。我曾为他这句话,作了一首十四行诗。

如今“胡适的幽灵”果然复活了。胡适的时代,真的卷土重来了,我们可以拭目而待之。

何以会卷土重来?

胡适的时代何以会卷土重来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便是,胡适所搞的那一套,是西方文明的正统。正如佛教十大宗,禅宗便是个正宗,秘宗便是个邪门;秘宗中之黑派,更是个邪门之邪门,专搞画符念咒、打神驱鬼、呼风唤雨、看命论相,等等。然长期竞争,邪终不敌正。

再者,我们要接受西方正统文明,以增强和改造我们的正统文明,也有其接受的条件,条件不足,则为邪门开路。条件多端,最要者为经济和教育基础,还要加上个安定的社会。

试看以下的经济条件:美国平均国民所得15000美元,台湾4550美元,大陆仅300美元;美国的清寒线为12000美元,大陆所谓的“万元户”3000美元。美国和台湾的中产阶级的力量,大陆尚未形成。经济、教育不进步,则影响社会安定。社会不安定,就不能有效地进行“一点一滴的改革”。

胡适时代卷土重来,则中华民族兼中西之长,在超西方时代(PostWestern Age)走向康庄大道,向西方作文化反挑战(counterchallenge),为时当不在远。在这方面,历史责任重大,应好自为之。

诸位,让我们一齐鼓掌,欢迎胡适时代卷土重来!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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