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我的小学

(一)

有谁小学上过四个学校的吗?我就上过,这事得归功于我伟大的母亲。由于她的特别母爱,使得我有机会将当时西城学区的小学上了个遍,因而,我今日才拥有四倍于他人的小学同学,这是何等幸运的事。

我就读的第一个小学名叫“抗大”,学校规模小,设施简陋。我所在的小一(3)班教室,为仓库所改建,光线阴暗,唯一的照明工具,是讲台前一盏瓦数低下的白炽灯,凭借它方能看清张三李四。我的位置在第四大组的“塌拉排”(瓯语,最后一排)——第八排,在这里,我接受了人生第一次别开生面的始业教育。

始业教育的内容有三部分:一是听忆苦思甜报告,二是看《白毛女》展览,三是体验糠饼和苦菜。

报告在“抗大”简陋的礼堂举行,报告者是一位满脸沧桑的老农民。他时而悲愤控诉,时而泣不成声,同学们受这气氛鼓噪,或跟其高喊口号,或偷偷呜咽抹泪。我站在后排靠墙的位置,不能听清全部,也盲目地跟着附和。

下午,新生们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去市展览馆参观《白毛女》展览,展览非字非画,而是以栩栩如生的蜡人形象再现《白毛女》的故事。我颇为得意,以为同学中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白毛女》。我与父母一起观摩过“蓬头散发”(瓯语,头发披散)、全身“挂零落”(瓯语,衣衫褴褛)、踮着脚尖走路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听过广播里弹唱的“温州鼓词”《白毛女》;无数次在路边的小书摊,翻阅过“人(niè)儿书”(瓯语,连环画)的《白毛女》。闭着眼睛,我都能将其中的人物——喜儿、杨白劳、大春、黄世仁、穆仁智、王大婶、地主婆等,说得头头是道。

但是,讲解员一开口我便惛了。她说《白毛女》描述的是“旧社会如何把人变成鬼,新社会又如何将鬼变成人”这么一个事实。可是,根据我平日的道听途说,“鬼”分明是人死后才变的啊?“白毛女”并不曾死,怎么能“人变鬼,鬼变人”地变来变去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回家问母亲,母亲说这个“鬼”不是那个“鬼”,跟死不死的没关系,跟社会制度有关系。我听得更糊涂了,母亲见我一脸的茫然,说这事太复杂,让我先把问题搁着,等将来长大了,读的书多了就自然明白了。

第二天要体验糠饼和苦菜,老师要每个同学自带碗筷,同学们都很兴奋。我呢,虽然听说过糠饼和苦菜是旧社会穷苦人用来充饥的东东,但想当然地将其与糕饼菜蔬联系在一起,所以一回家就让母亲为我准备“大匋”(瓯语,一种特大号粗瓷海碗),想到时在老师面前好好表现。

母亲说:“你带小碗去吧。”

“为什么呢?”我奇怪地问。

“苦菜和糠饼,你以为是什么美味佳肴?告诉你,那是连猪都嫌粗糙的饲料,带‘大匋’去,你能‘吃光’(瓯语,吃完)吗?”

“可老师说表现好的小朋友奖励红花呢。”

“红花?这次你还是让给别人吧。你给我听好了,明天带小碗去,你可以慢慢吃细细品,不够,可以‘再兜’(瓯语,再盛)。但是,你给我记住了,无论糠饼苦菜如何涩口,怎么粗糙,你都得想办法给我咽下去,不能剩了,更不能倒了,知道吗?”母亲严肃地说。

我虽然不明白母亲一反常态的表达,但还是遵照母亲的意思,挑了个绿色的“酱油碟儿”带去学校。轮到给我分餐时,糠饼和苦菜却意外地见了锅底,我心中万分紧张,尽管有母亲的事前的“训示”,但我还是不想失去这难得的品尝的机会,还好那分餐老师很有本事,她拿铜勺在“镬臀”(瓯语,锅底)噔噔噔刮了一会儿,居然刮出了不少苦菜,我喜出望外,赶紧拿碟儿接了,又给了我半个糠饼,我迫不及待地就大咬了一口,霎时,那“涩口”(瓯语,使舌头感到麻木、难受的味道),那粗糙,那欲咽不能的无奈,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二)

母亲出于对我视力的担忧,在我上学(抗大小学)的第三天,以雷厉风行的手段,将我转到“烈士路”就读。

烈士路小学,位于城西翠微山麓。这翠微山有两道风景很特别:一是山上的烈士墓,埋葬着为建立新中国而捐躯的温籍烈士英魂,隔三岔五,来自各行业的人们,浩浩荡荡上山向这些烈士敬献花圈;二是为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山上的“岩炮”每天不绝于耳。开炮时间多在上午九点,这时,学校会响起长而刺耳的铃声,于是所有师生都跑向教室,与此同时高音喇叭也开始嚷嚷:“请老师和同学们各就各位,各就各位,马上要开炮了,马上要开炮了,请大家马上做好准备,请大家马上做好准备……预备,掩耳、张嘴、下蹲、躲(钻到课桌下面躲避)。”有趣是有趣,折腾多了也就不稀奇了。

在“烈士路”,我接受了一年的小学教育。我所在的班级共有六十八位同学,班主任姓程,六十多岁,是位受人尊敬爱戴的老太婆(后来累死在讲台上)。她五官平平,身材中等,戴一副方框的玳瑁样眼镜,留齐整的“夹丝白”短发,短发分别用两枚黑色的发夹别在耳后,显出少有的干练与清爽。虽然我初来乍到,却意外地被程老师封为“卫生文体委员”。

在“烈士路”最令我难忘的是入“红小兵”(少先队员)。当时一个班一个学期只准入一名,推选的对象是期中考试成绩“前三”的同学。先由同学提名,再由全班同学举手表决,以最高票数依次胜出两人,然后作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考察,到期末加上“大考”成绩的百分比,最后胜出一人。

在班上,我是颇得各科老师欢心的人物。据说,除了令人刮目的“欧版”颜值外,聪明灵动、思维敏捷、发言踊跃是主因,好多时候,我理所当然地成为老师们喜欢互动的对象。到了期中考试,我的成绩又位列“三甲”,与正班长齐名,并列全班第一。

“竞选”如期进行,我凭借平时的人气,提名不是问题,票数也遥遥领先,于是便感觉良好地做起了白日梦。我想我只要在考验期内保持现状,期末再考个好成绩,那么这六十八人中的第一人(红小兵)就非我莫属了。然后,在全校师生瞩目下,走上主席台光荣地接受校长亲授的“红小兵”章,再别着它神气地招摇过市……

当然,考察是令人备受煎熬的,真心地使人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把本性藏起,把本我收起。任何的行动,任何的言语都谨慎得不能再谨慎了,生怕一不小心违反什么规定,而失去竞争的资格。好不容易熬到了“开宝”,爆出的却是令我做梦都想不到的结果:我落选了。我不敢相信,也不知原因何在。后来,听说是上课发言不举手的缘故。我就更想不通了,我坐在“塌拉排”(瓯语,最后一排)就算发言不举手又碍着谁呢?凭什么就一棍子打死?程老师见我“花打蔫恁”(瓯语,精神萎靡),就私下对我说:“第一批没评上,还有第二批嘛,只要你把毛病改了,第二批程老师一定优先考虑。”老师的话当然是王道,难不成我这个“馒头还想大过蒸笼”不成?为了能加入我向往已久的“红小兵”,我怎么能不听老师的话呢?

但是,要做到发言举手,并不容易。首先,我坐在第八排,举手明显不在老师们目光的扫描范围内。大多数的时候,这些人类灵魂工程师们的扫描极限,多在中间几大组的四五排或五六排,常常是习惯在这样的范围稍作停留,然后便吝啬地将目光收回。多少次,我以为自己马上要被“恩遇”了,结果却总是自作多情;多少次,我冲动地想站起来,如往昔那般高声地叫喊出我心中的答案;多少次,我想将手举过头顶,或干脆站起来,将举手的身躯往前作尽量的倾斜,但一想到程老师的嘱咐,我怎么能把她的话当“耳边风”呢?

毛病,总算是按照程老师的要求彻底改掉了,我如愿地加入了梦寐以求的“红小兵”。但我发现,我在改掉这些所谓毛病的同时,对发言也彻底失去了兴趣。于是,在公共场合,比起表现自己,我更喜欢看别人“耍宝”,而且,这种行为便由此贯穿我的人生。

我不知道,我是该感谢程老师让我如愿以偿呢,还是该见怪她违背孩子天性的教育方式?有时我甚至想,假如我当初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那么如今的我又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三)

母亲因为担心“烈士路”的安全隐患(岩炮的威胁),将上完一年级的我转学到了西郊小学。

西郊小学位于西郊闻名的“新殿河”畔。据说,学校以前是座殿宇。有关学校的种种传说,在坊间广泛流传,学校礼堂的主席台下,卧藏着好几尊偌大的“神像”。

我的班主任是年轻漂亮的陈少华老师,她是位仙女式的人物,相貌姣好,“细达薄肉”(瓯语,肌肤细嫩光滑)。而她最令我膜拜的形象,是穿着那件貌似“的确良”(那时最时兴)布料的黄衬衫,下配一条质地飘逸的浅色斜裙,宛如琼瑶笔下的“含烟”,我爱极了她的气质,更喜欢她上的语文课。

某天,陈老师没来上课,好事的同学一打听,说陈老师“洞房花烛”去了,同学们无精打采了几天,便自发地要去探望“仙女”。其实去探视“仙女”是假,想私下偷窥“仙女”的“真命天子”是真,看他是否配得上俺们的“仙女”——陈老师。

陈老师的“新人间”(瓯语,洞房间)就设在她原来住的校内宿舍,大家“熟门熟路”(瓯语,道路非常熟悉)直奔主题,一看,除了那玻璃小窗上新贴的两张纸刻的红双喜外,还真没什么特别的。室内的摆设都是“老花头”(瓯语,旧东西),一张大床,一个柜子,一张靠窗的旧书桌,若干凳子等,都是平日见过的。陈老师却一脸的幸福,笑得一朵花似的,一反往日为人师表的形象,不拿我们当“细儿”(瓯语,小孩子),也不拿我们当学生,客气地让座,客气地上茶,客气地分喜糖给我们。我们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着,陈老师似看穿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是找新郎吗?他去烧‘煤球炉’(瓯语,煤炉)了,一会儿就来。”我们一边惊奇陈老师的读心术,一边使劲地点头。

少时,进来了一位身材高挑,五官平平,发如雄狮(蓬开的头发像拉祜族少女的头饰一般),身着一件白色圆领T恤,看上去貌似有三十多岁的老气青年。陈老师笑着说:“这就是新郎。”新郎向我们微微地点头致意。我心中顿觉惋惜不已,以无知童子之心认为,陈老师太屈尊下嫁了。现在想来未免可笑。

后来,听说陈老师得了跟林黛玉一样的病——肺痨(肺结核),经常请假。于是班级的成绩和风气,从段里的“前茅”迅速地滑到了“后茅”,渐渐地三(3)班被老师们公认为全校第一号的“吵生班”(瓯语,指爱吵闹的孩子)。而各科老师的频频调换,又为班上各路“英雄”提供了良机,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有这么三位同学。

第一位是我的同桌——单永强同学,他是位很有绘画天赋的调皮男生。除了画画,他仿佛对任何功课都不感兴趣。几乎是每天,上课的时候,他为了避开老师的视线,将课本翻到中央竖立在课桌的前方,然后一边做贼似的观察着老师的动静,一边躲在课本后面偷偷地画画。有时“退班”(瓯语,下课)的铃声响了,他也不收摊,常常一气呵成地完成他的“作品”。

他最喜欢画的人物,是“穆桂英”或“梁红玉”之类服饰复杂的古代民族女英雄。以“人儿书”(瓯语,连环画)中的人物为模板,用铅笔,有时也用圆珠笔飞速勾勒,三下两下便将一位头戴“双翎子”、背插“四枚旗”、全身盔甲的穆桂英呈现在大家面前。同学们赞叹不已,争先恐后地向他要画,他有时将画随意送人,有时也跟人交易,或要几张白纸,或替他做值日什么的。

我记得我从不曾得过他的古装人物画,尽管我很喜欢他画的古装画,但终究没有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思来想去,多半是由于“三八线”的问题,或考试的时候我未能尽心帮助他的缘故,他大概是记着这些个恨吧。实际上在“三八线”的问题上,他不曾吃过什么亏。他每次用粉笔划“三八线”时,总是故意地将线画过我这边半寸或一寸的位置,末了还得意地对我说:“不要过来啊,过来是小狗。”我懒得理他,尤其在上课的时候,可他却不然,如果不画画,他无法打发这无趣的上课时间,所以纠缠这些也不失为他的乐趣。但是,我有屡试屡验的“杀手锏”,每次不耐烦的时候就淡淡地对他说:“记住啦,考试的时候不要用到我。”这时,他会立马改变态度,向我讨起好来。有一次,他还画了一棵白菜着上色送给我,那白菜画得可真像,白玉般的茎干,翡翠样的菜叶,我至今记忆犹新。又有一次,不记得为什么事闹矛盾,他干脆照着我的侧脸用铅笔勾画起来。不一会儿,一个五官清秀的小女孩,梳着一条乌黑油亮的“七股”留腰辫,戴着一朵西瓜红的硬纱大头花,端坐在书桌前,呈认真听课状,还是惟妙惟肖。

若干年后,我偶然想起他当年的画技和天资,猜想,他——单永强该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了吧。

第二位是班长——陈培南同学,他是我见过的性情最温和、最“哭死卒”(瓯语,爱哭的孩子)的男生。他的位置在我的前一排——“貌着”(瓯语,仿佛)是第五排,由于长得白白胖胖,名字里又带有“南”字,同学们就依谐音给他起了个“喃喃”(瓯语,称小猪为喃喃儿)的绰号。平时,同学们很少叫他培南或陈培南,大多数的时候直呼其“喃喃”,他也不计较,照样嘻嘻哈哈应着。

他常穿一件米黄色“的卡”或“卡其”类材料的上衣,忘了是中山装还是夹克装的式样,干干净净的,给人的感觉很清爽。他成绩好,办事积极认真,但经常被那些调皮的同学欺负弄哭,大多数的时候是缘于作业本的收交。他是班长,所有作业本,均先由四大组的组长收齐后交给他,再由他交给有关老师。组长们收作业一般都很顺利,到了他那里,便有那些调皮的使出各种手段进行捣乱。有一次不知为何,几个男生将他的“簿儿”(瓯语,作业本)像抛绣球似的抛来扔去,他忙于来回奔波就是抢不到手,直至“簿儿”被抛得掉页,他放声大哭起来,他们才满意地作罢。

第三位是学习委员——严刚彦同学,也令我记忆特别深刻。他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聪明灵动、又有点小坏,学习成绩很优异,但捣蛋的手段也很高明。大多数的时候,班上那些恶作剧的“排阵”(瓯语,谋划)都少不了他,他常常充当“拉屁军师”(瓯语,出馊主意的人)或“破蒲扇”(瓯语,煽风点火)的角色,每当那些恶作剧实施时,他便退居“二线”,或“坐山观虎斗”,或“暗中指点”。成功时,他躲在一旁坏笑,失败了,他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有时,他也加入欺负陈培南行列,有时,又跟陈培南出入成双,形如“铁杆”。但是,所有的“阴谋和阳谋”,无论是否捅到老师那里,他这个始作俑者仿佛很少受到老师的责备。我不知道是他金蝉脱壳的本事太好,还是他成绩的光芒足以掩盖他的淘气。然而,冷眼旁观的我,却因此将他的名字牢牢记刻在心中,以至于几十年后,当我们因工作关系偶遇时,他一报出大名我便马上想起,几十年前,那个成绩拔尖又颇为“腹黑”的小男孩。

往事如烟,如不是他的提起,走在路上,我如何会认得他就是当年那个既聪明又淘气的严刚彦同学呢?

(四)

四年级下学期,我被母亲转到和平小学就读。这次,我真的不想离开,可母亲说这一下雨就“水漫金山”的新殿河,让她很不安心。

想想也是,特别是台风季节,好几次新殿河的水都满到了校门口。这时,我是爽到骨子里去了。停课当然是我喜欢的,不停课也没关系,因为我可以穿着雨鞋,十分过瘾地踩着过岸的河水去上学。这时,母亲总是叮咛再叮咛,让我无论如何要沿着安全的一侧行走。我是个旱鸭子,也颇知配合,知道不是“上凳上桌”(瓯语,得寸进尺)的时候。有会水性“好高”的同学,为显示自个的能耐,故意走在被水淹没的河沿而不慎颠入河中成“落汤鸡”的。当母亲屡屡听到这些消息,转学的决心更大了。

和平小学,是我就读小学中离家最远的一所,位于西门大桥头的东向南侧。我的班主任是刘信娟老师,四十多岁,留着“学院派”的齐整短发,穿着朴素(那时基本上全民皆素,普遍的颜色是军绿和海军蓝)。颇为特别的是,夏天她喜欢着咖啡色的男式丁字形皮质半凉鞋(与我祖母同款),配上米白色的丝袜,走起路来微微有点“八字脚”(瓯语,走路时双脚呈八字形)。她是我见过的最不苟言笑的小学老师,唯独跟学习委员——婉华交谈时会露出灿烂的笑容。有人说,那是婉华生得“割切”(瓯语,漂亮),也有人说婉华跟刘老师是沾亲带故的关系。我比较相信后一种说法,不然,她婉华怎么会有“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浩荡皇恩?大多数情况下,刘老师多呈严厉状,同学们都很惧怕她。她只消往讲台上一站,用那剑似的目光朝台下一扫,大家便紧张得连气都不敢喘,屁也不敢放,好像老鼠见到猫似的。但即便如此,也有“大猫走出爻,猴头爬上称大王”的时候。

记得班上几个调皮淘气的男生,最喜欢玩的恶作剧之一,便是将畚斗、“搽扫”(瓯语,扫帚)之类的卫生用具置放在教室前门的门框上,门大约开着三四十公分“许恁”(瓯语,那么)大,等到上课的铃声一响,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往教室跑,第一个推门而入的人,不是被颠落下来的“搽扫”砸到,就是被畚斗套住,这时站在旁边看“闹热”(瓯语,热闹)的他们,便笑得前仰后翻、捶腿拍桌。但“猪肚吃多爻,总会屙吃出”。有一次,那畚斗没有扣砸到同学,却套到了一位代课老师的头上。这下可砸了锅了,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之后,便陪着以赵八为首的几个捣蛋鬼,被班主任刘老师批得是屁滚尿流。

那天,刘老师愤怒到了极点,赵八等早被勒令站在讲台旁示众。

刘老师从学习说到纪律,又从纪律说到品德,历数赵八们的种种不是,末了还拿我作比较,着实让我很不好意思。说我请了一个月的假(我那时请假跟父母到上海、杭州、苏州、无锡、镇江、扬州、常州、南京旅游去了),拉下这么多功课,还能写出了这样好的作文(我写的作文被当作范文在讲台上宣读),说他赵八天天在学校,不但什么都没学会,还天天被人告状……

赵八大概是想表示一下自己是“谷砻下雀儿——老吓吓”的意思,朝某同学嬉笑做鬼脸,恰巧被刘老师看到,刘老师火不打一处来,一个健步上去,“一脚躄”(瓯语,用脚侧背击人谓之扫脚躄)飞扫过去怒叱道:“我让你嬉皮笑脸,嬉皮笑脸,站好!”赵八没有想到会被刘老师逮住,更没有料到刘老师的动作会这么神速,这么到位,这么利索,一个踉跄差点摔倒,摇晃几下勉强站住了。也许是连吓带痛的缘故,他的脸上显出了几分哭相,扁了扁嘴,再也不敢造次了。

刘老师的行为,虽然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动机,但若在现在,体罚学生可是犯法的呢,如被家长得知,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呢。

不知刘老师是否后悔过?

更不知赵八同学是否还记得此事?

二〇一七年一月一日于东瓯南浦之抱朴轩

  1. 馒头还想大过蒸笼:瓯语,此比喻学生怎能跟老师作对,不听老师的话呢。
  2. 三八线:原指朝鲜半岛北纬38度附近的军事分界线,即日本投降后南韩北朝的临时分界线。此借指当年同桌常用粉笔在桌子中间画线为界,双方均不过线,一旦过线则常借此口角。
  3. 大猫走出爻,猴头爬上称大王:瓯语,大猫指老虎,意思是老虎不在家(森林),猴子就取代老虎的位置,自己当起大王。此指班主任不在,同学们就无法无天了。
  4. 猪肚吃多爻,总会屙吃出:瓯语,猪肚指猪的胃,通常是没有食物的残渣(粪便),但胃肠是连在一起的,吃猪胃吃多了,吃到本在肠子里的粪便,在所难免。此处指某事做多了,难免会发生意外。
  5. 谷砻下雀儿——老吓吓:瓯语(谚语),此比喻经历事情多了,吓胆大了,不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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