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苦涩的童年
1934年农历3月25日清晨，在江西鄱阳县一个偏僻的小村——高石村，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了。
旧中国农民的苦难，从来就是与天灾人祸紧紧相连。婴儿就出生在这样的农民家庭。
高石村虽说位于鄱阳湖畔，实际上却处在一个港汊的丘陵地区，没有渔业，全靠耕田种地维持生计。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地肥水美，哺育了千百万百姓。但旧中国政府官员腐败，没有人兴修水利，有几处圩堤也年久失修，每当洪水泛滥时，鄱阳湖水汹涌，毫无阻挡地冲击着两岸的庄稼，致使粮食颗粒无收，房屋倒塌，百姓没有归宿，造成巨大灾难。
那时候的高石村，道路不通，贫穷落后，生病了靠求神拜佛，一年到头难得温饱，能够“糠菜半年粮”的算是较好的人家，更穷的就可想而知，老百姓的想法就是靠天吃饭。农村把生儿育女看成是命中注定的，认为多儿多女有福气，当然这种思想的背景仍然是人多劳力多，人多不受欺负！儿子多更好，养儿防老呀！但现实生活里，子女多了，耕地没有多，吃饭的多了，粮食没有多。所以多子女是亦喜亦忧，对于当家的人，往往因此而苦恼。此时，婴儿的父亲正是处在这种苦恼之中。
在农村，妇女生孩子那是很平常的事情。第二天，婴儿的母亲就照常喂鸡、煮饭、洗衣，家里男人照常下地，孩子照常玩耍。
孩子总得有个名字，婴儿的母亲向丈夫提出来：“伢儿，得叫个什么？”不知是没想，还是没想好，婴儿的父亲只“嗯”了一下。“发、发”婴儿的爷爷似乎早就考虑好了，“在咱石姓里，他是‘宠’字辈，叫宠发，对，就叫宠发。”似乎对这个名字挺满意，他连着叫了两声。“发、发”这是农村遍地都用的字眼，很俗，但“发”又是穷怕了的长辈们对后生最大、最迫切，又最实际的梦想啊！
婴儿的父母何尝不想儿子如此呢，因此都同意了。依照农村的习惯，在家里都得有个小名。婴儿的父亲随口说：“叫四，四嘞吧。”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啊！原来婴儿虽然在家里排行第八，可在男丁里头是排行第四。封建的农村社会里，是从来不把女儿当做家里人的，所以在父亲的脑子里婴儿是老四，本欲叫老四的，但一想人刚出生，怎么就会老呢？于是把“老”字去掉，剩下个“四”字，又不好叫，就顺口将本土方言里一个习惯性的语气助词“嘞”凑上去，成了四嘞。
从此四嘞就在家里叫开了，也在这个偏僻的小村里叫开了，而石宠发这个名字，因为有些拗口，字也难认，逐渐被家里和村里人淡忘了，甚至再也没有人叫过（后来，考初中时，四嘞将名字改为石屏）。
那时候，高石村是个只有40多户人家的自然村，以高姓为主，石姓只有少数几户。离鄱阳县城有30余里[1]路，那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除了人力独轮车，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村里人到城里办事，只能靠腿走肩扛，大部分人一年都难得进城一两次。
鄱阳湖美景
高石村其实也很美丽、宁静，村前虽然只是鄱阳湖的一个港汊，但湖面的宽广仍足以令人心旷神怡。湖光潋滟中，不时有候鸟飞舞。村后，背倚浸润着鄱阳湖水气的小山，苍松翠柏、绿草如茵。黑顶黄墙的房屋，错落在半坡上，被垂柳掩映，尽管简陋却别有一番乡土韵味。还有一棵百年大香樟，粗壮的枝，茂密的叶，似一把巨大的绿伞矗立在村子后面，将大片的阴凉撒给嬉玩的孩童和聊天闲谈的老人。村子的四周是一块块高低参差、平滑如镜的水田，不时显映着耕牛和村民辛勤劳作的身影。特别是村口荷塘里，荷花，鲜艳而又娇美，荷叶，硕大而又碧翠，它们簇拥在一起，连成一片，散发出阵阵清香，呈现着一种悦目的光彩。整个村子似一幅漂亮的水墨画，婉约而又清新。
如果遇上风调雨顺的年份，村民基本上能自给自足。男人们将收获的芝麻大豆拿去榨油，女人们用摘来的棉花纺纱，织成粗实厚重的土布并染成一律的靛蓝色，给大人小孩儿做新衣。年轻小伙儿则在农闲时去熬制硝盐，供村里人食用。逢年过节摇着拨浪鼓的货郎，敲着小锣卖糖块的小贩，也时不时来到村里，吸引着村里的大人小孩儿。这里不用钱币，人们都是各自从家里拿些大米、芝麻、黄豆之类的农作物，去换些小孩们爱吃的糖和女人们用的针头线脑儿等。遇上丰收年，多在春节后，村里还会请来戏班子，搭个台子唱几天戏，这是全村人最高兴的时候，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台上唱，台下应，很是热闹。这样的日子，虽然浸透着艰辛与苦涩，可村民们总算觅到了些生活的乐趣。高石村，这时又像一张朴实的民俗图，欢快而又温馨。
但这样的光景并不多，鄱阳湖浇灌着万顷良田，又是渔民的生存空间，但长江水倒灌的时候，它凶猛的波涛顷刻间会将整个村子和田地变成一片蛮荒之地，将一张漂亮的水墨画泡得模糊一片，把一张朴实的民俗图浸得色彩全无。颗粒无收的村民们，又陷入饥饿与悲苦之中。特别是经过盛夏酷暑，传染病流行，缺医少药的村民只能死拖硬扛。因此，每到秋风萧瑟之际，不知从哪栋屋院里就会传出一阵撕心的哭声，人们知道，村里又有什么人离开人世了。
1937年立秋不久，石屏父亲的肺病已经拖了两年（旧社会叫痨病），再也扛不下去了，在秋风凄雨声中他撒手离开了人世。不久，爷爷也忍受不了心中的痛楚，在疾病的折磨下告别了家人。这双重的打击对石屏一家，特别是对母亲和大哥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犹如在已经受伤的心口撒了一把盐，在苦茶般的日子中加一把黄连。这个家已经支离破碎，石屏的二哥、三哥过继给了人家，大姐、二姐早早嫁了出去，三姐送人当了童养媳，最小的四姐也被姑姑的婆婆看着可怜带去收养。在破旧的院子里，这个六口之家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和精神上的苦闷。而作为长子，大哥承担着家庭重担。在这种环境下，大哥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经常无端地打骂自己的女儿，甚至老婆。母亲经常在父亲的灵位前哭泣，边哭边诉说，这在石屏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对母亲的同情。每当这个时候，石屏会乖乖地站在母亲身边，拉着母亲的衣袖。这些是石屏长大后，母亲告诉他的。母亲说：“你小时候很乖，你总担心我会哭，所以出去玩的时候会对我说‘妈妈，你不要哭了’！”
1940年，抗日战争进行到了艰苦的相持阶段。这个时候，石屏已经开始放牛了，大部分时间和其他的孩子玩，而且很顽皮。
一天，三姐的公公何先生在路上遇到石屏的母亲，他说：“你伢子这么大，不能耍皮了，要去读点书。”这位先生是因逃避日寇的轰炸，从县城逃到高石村来的，在这里创办私塾。母亲长叹了口气说：“哪有这个闲钱啊！”说完眼泪不禁出来了，母亲心里何尝不愿意送石屏读书呢？“远近咱还在亲戚路上，我看这伢子蛮伶俐的，叫他到我那里去读书，我不收学钱。”何先生说。母亲一听满心欢喜，千恩万谢。第二天，母亲就带着石屏来到何先生的私塾，恭恭敬敬地在孔老夫子圣像前跪拜、叩头，又给何先生行了大礼，算是正式启蒙上学了。
童年时的石屏
学堂第一年是从人、口、手开始认字和描红。第二年要读书了，何先生是位老学究，只会教国文。学堂没有课本，大部分人没有钱，买不起书，都是各自从家里找到什么书就教什么，大人都不会去管。石屏从三祖父的旧房子里找到一套《四书》，请先生教。所谓教，就是把书上的字教你认识，然后就自己去背诵，从不讲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石屏上课就是背这些绕口而又全然不懂什么意思的句子，感到十分的单调。可老先生十分严厉，好玩的石屏挨过不少“板子”。先生总是对他说：“读书就是要吃苦，不苦怎能通今古。”但是石屏这时并不懂，觉得读书十分辛苦，每天都盼着早点下课，好回家做完事去玩。此时石屏的“玩性”已经有了自己的特色。看到大人下象棋，他就会用硬壳纸剪成一个个小圆片，在上面写着车、马、炮等，再画上楚河汉界，与人家学起下棋来。看到别的小孩用纸扎梭镖玩，他就找来些毛竹片，削成像模像样的梭镖。竹制的梭镖射得又快又远，引得其他小孩子都向他讨要，这当然也十分危险，后来被大人们全部缴了械。这恐怕是他第一次制作“飞行器”了。
石屏在何先生那里领到的“赏”字最多，这是先生奖励学生的一种方法。对每次课文背得又快又好的学生，他就会用朱笔在一张小纸上写个“赏”字，在课堂上发给学生，得奖是石屏最开心、最自豪的时候。因为得了“赏”字，回家就可以吃一个荷包蛋。两年下来，石屏在何先生门下已经读了《四书》中的许多文章。
可就在这相对平静的日子里，厄运又一次向石屏和他的家人袭来。
这是一个夏末初秋之时，八岁的石屏与侄儿突然拉起了肚子，患上了严重的痢疾，连续几天都坐在马桶上，几乎下不来，吃什么就拉什么。一阵阵的疼痛令他全身痉挛，浑身发软疲乏地靠坐在墙壁边，原来红润的嘴唇已经发白，憔悴的脸上毫无血色，连眼睛也苍白得没有了光泽。孱弱而又嘶哑的哭声，像根巨针刺扎着母亲的心。一个儿子，一个孙子，都是心上的肉啊！母亲发了疯似的在村子里一家一户敲门求问草药方子，弄到了就赶快做给他们吃，可都不太见效。到城里去看医生，一是没钱，二是路远根本没法去。大哥大嫂也是长吁短叹，恨老天对他们太不公。急得六神无主的母亲，天天在菩萨和石屏父亲及爷爷的灵位前烧香磕头，额头上青一块、紫一块，全家人都陷入巨大的恐慌与无奈之中。20多天后，不幸终于发生了，石屏的侄儿经受不住这残酷的折磨，停止了呼吸……
从大哥大嫂、侄女和母亲凄厉的哭声中，石屏知道侄儿已经永远离开了他。石屏奇迹般地挺过来了。
1943年3月，在江西的日军为了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发动了新一轮的春季攻势，开始对南昌及周边地区进行又一次大扫荡。听到咚咚咚的声音，大人们说这是鬼子的小汽艇到了双港。听到嗡嗡嗡的声音，大人们说这是鬼子的飞机来了，赶紧躲到床底下去，说床上有棉被可以挡子弹。现在看来，这是多么的可笑，但在当时，对飞机，人们只有这种想象的应对方法。
5月的一天，天空昏暗，几架涂着太阳旗的飞机几乎是贴着院子里的树梢飞过，有的人甚至看到了飞行员狰狞的面孔。这时候，石屏对着大人们喊：“我们的兵为什么不打他们？”
不久，就听到县城方向传来沉闷的爆炸声，又不知有多少人丢掉了性命，多少房屋被毁。这是石屏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敌人的飞机，看到敌机的猖狂与罪恶，也对飞机有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日军的轰炸，迫使城里的老百姓纷纷跑到乡下去避难，当时习惯叫“逃难”。其中也有人逃到了偏僻的高石村，一向冷清的村落顿时喧闹了许多。这些人一落稳脚跟，就联系附近几个村的乡绅，张罗着要办学校，解决小孩子读书的问题。当地有位叫蒋章耀的先生，是师范毕业生，不仅会教国文，还会教算术、自然等课。于是，大家请他做老师。很快学校就建起来了，教室用的是石屏四祖父的房子，就在石屏家隔壁。石屏那个时候已经9岁了，近水楼台，他到这个学校上课了。
当时，学校里只有十几个学生，年龄差别很大，有二十几岁的，有十几岁的，甚至还有结了婚的。他们有些人读过初中，也有些人读过几年私塾。那时能读得起书的人，大都家里殷实。9岁的石屏算学校里年龄最小、家里最穷的一个，但石屏已经在何先生那里读了几年书，有一定基础。能在蒋章耀先生门下读书，是石屏童年时期的一种幸运。蒋先生教课与何先生大不相同，尽管学生的文化基础参差不齐，但他因人施教。教国文课时他会先解释文章内容，再要求背诵，并挑出些重要的句子反复讲解。特别是算术课，在何先生那里石屏没有接触过，这让他感到几分新奇。一串串阿拉伯数字，让石屏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激发了他的学习兴趣。
石屏的记忆力特别出众，别的同学背书是每次只背一小段，他却是每次背一篇或两页文章，这样强的记忆能力连先生也为之高兴。由于营养跟不上，石屏体质比较差，晚读的时候经常会打瞌睡。有时候先生会让他罚站，他甚至站着都会睡着。因为这个，石屏经常会挨打。有时候蒋先生会罚他背文章，他一紧张，瞌睡也吓跑了，站起来便朗朗地背了出来，而且经常背很多内容。对于石屏打瞌睡的毛病，蒋先生也无可奈何。
在蒋先生那里，古文是主要课目，石屏学习了《左传》《唐诗》《史记精华录》《古文观止》等。石屏的算术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蒋老师的授课和鼓励，培养了石屏的学习兴趣，激发了他的求知渴望。
1945年，全国人民迎来了一件高兴的事：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8月的天空，碧净如洗，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升腾着一阵阵热浪，但人们被胜利鼓舞起来的热情比这热浪更加炽烈，人人奔走相告，雀跃欢呼，全国各地民众都自发结队，通宵达旦地进行游街庆祝，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胜利的喜讯也很快传到了高石村，在村中大樟树的浓荫底下，蒋先生高兴地给大家念着报纸，村里人围在一起热烈地议论开来，有的说小日本走了日子会好过些，有的说鬼子丢下那么多东西国民党去接收，派去的接收大员有的发财了，来逃难的城里人更是高兴地盘算着怎样回家……喜欢热闹的石屏，这些天一直围着大人转，虽然还不完全明白大人们谈话的内容，但看到大人们兴高采烈，想到日本飞机再也不会耀武扬威，心里头也很高兴，对打败敌人、国家胜利有了一个深刻的体验。
年岁大一些的同学经常会在一起谈学习，谈今后的打算，有的说将来要做教师，有的说要做医生，有的说要继承父业。这些人家里都比较有钱，谈起来信心十足。石屏非常羡慕他们，想到自己家里穷，体质又差，怎么走得出去？有时候，他会有点失落。但少年石屏更多的是对未来充满信心。有一次，听同学谈论去县城考初中的事，石屏上了心。他想，“他们能考，我为什么不能考？我并不比他们差！”这个时候的石屏，完全忽视了读私塾的学生到县城考初中需要到县里请老师补习，除了补习算术，还要补习包括地理、历史、时事等知识在内的“常识课”，比如要背中国有多少省份，简称是什么，省会在什么地方等。还要买辅导资料，这些都需要钱！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力量吸引着石屏，他只有一个念头，去考初中。这是石屏长这么大第一次自己做出重大决定。
石屏12岁那年，他便准备考初中了。他向同学们打听去县城的时间、补习的地方。石屏把心事告诉了母亲，表示过几天要到县城二哥那里去，母亲听了只是叹了一口气。当时，二哥为了方便看病，在县城租了间房子。
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以后，还有一件事让石屏放不下心。从小到大，家人、老师和同学都叫他四嘞，没有正式叫过他的名字，他也不喜欢“石宠发”这个名，而且笔画太多、太麻烦。报考时该写个什么名字呢？这时，一个名字闪现在他头脑中，他不假思索地填上了“石屏”两个字。早些时候石屏看见先生桌上有一本厚厚的《辞海》，他灵机一动，有了主意。趁先生出去的时候，他匆忙翻开《辞海》，找到石字条目顺着看下去，当看到“石屏”两个字时，他念了两声，觉得既响亮又好写，于是暗暗记在了心里，决心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石屏”。多年后，他才明白，原来《辞海》里介绍的“石屏”，是指云南省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小县城名。今天，当我们在互联网搜索“石屏”两个字时，有两种解释，一是介绍云南省石屏县，二是介绍中国工程院院士，K-8、教8飞机的总设计师石屏等内容。
一切准备就绪，12岁的石屏一个人踏上了去县城考中学的路，也迈出了他人生征途重要的一步。这一步显得有些幼稚和冲动，但又是那样充满勇气，充满新鲜活力。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步行，石屏到了二哥住处。二哥支持他报考初中，但却拿不出钱来帮助他。石屏找到已经在县城里补课的同学，请他们为石屏要求旁听。可老师说，旁听也要付钱。石屏自尊心受到伤害。为了和同学一起学习，石屏决定只到二哥家吃饭，和同学们住在一起。同学们是上午听课，下午复习，石屏根据补习同学的学习情况，见缝插针地借阅他们的复习材料及笔记本。同学们都很忙，石屏旁听他们背诵的内容，那些“常识”听几天也就记住了。盛夏的中午，非常炎热，石屏去二哥家吃饭要走很远的路，一路听着蝉声已经不再是他放牛时愉快的感觉，而是凄楚无助的声音。
不久就开始报考了，那时考中学不像现在实行统一招考，而是由各个学校自设考场，自出试卷，自行录取。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校，也可以同时报考几所学校。这一年县里有3所中学招生，2所私立、1所省立。石屏在报名表上填上了新名字。正当他先后考完了两所私立中学，准备考省立鄱阳中学时，大哥突然来到县城，对石屏说：“考什么学校呀？！跟我回去割禾。”并蛮横地把他带回家去。大哥是反对他读中学的，反对的理由有两条：一是没有钱；二是大哥认为读书的人都没有好结果，读了书就会远走高飞，不会回老家了。这些宿命的思想都是大哥从旧地方戏曲中看来的，一直植根于他的脑海中。起初，让石屏读书只不过想让他认几个字，算几个数，根本就没想让他读中学。加上当时家里正在割禾，人手不够，所以一听说他考中学，就赶到县城来了。
知道大哥要带自己回去，石屏死活不肯。大哥不由分说，拉起他就走，“长兄为父”，在一旁的二哥也不敢阻拦。就这样，石屏怀着对大哥的不满回到了村里。
不久，同学捎来消息，两所中学都录取了石屏，这使他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他有能力考取初中，难过的是他不能去上学。那段时间，他谁也不理，一个人生闷气，以无声的行动向大哥抗议。在地里割禾、干农活时，甚至吃饭时，他都是满脸愁云，有时候怒形于色。后来，大哥告诉母亲说：“四很有主意，他说长大了要找我讲理。”
心情不好的石屏经常做梦，半夜会呜呜哭起来，赌气的时候，还会摔东西。母亲看到石屏这样，十分心痛。她跟大哥商量说：“石屏想读中学都想疯了，明年就让他去吧！”大哥听后，只轻轻地叹了口气，算是默认了。
村里开学时，石屏已经成了学长。同学们都听说他考取了中学，知道他很厉害。可是，少年石屏的心思已经不在这个学校里，也不在村里。虽然没能读上初中，但他却看到了一个更大、更广阔的天地，也多了一份自信。
冷静下来的石屏学会了思考，他知道，真正阻止他上中学的不是大哥，而是贫穷。面对残酷的家庭环境，石屏逐渐养成了一种倔强、自尊而敏感的性格，也促使他下定摆脱贫穷命运的决心。对他来说，眼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出去，读书，而不是像大哥那样圈在三分地里。他决定，第二年再考。
心里有了目标，做事就有了方向。有了前一次考试的经验，石屏显得更加沉稳。他从同学那里打听到，私立中学每学期的学费要一担[2]五斗[3]米（国民党时期，币值变数太大，所以学校收费是以市场米的价格来计算），而省立鄱阳中学只要5斗米。石屏知道，对于他这样的家庭，他只能选择考鄱阳中学。
鄱阳中学，始建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之际的光绪28年（公元1902年），是江西省6所老牌重点中学之一。初名为饶州府中学堂，后按省立中学排序，称为江西省立第五中学。学校师资雄厚，学风浓淳。“勤朴公勇”的校训，激励着莘莘学子，造就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那是鄱阳县和临近县青少年向往的学校，不过，不为人所知的是，石屏当时考这个学校不仅仅是为它的“名”，还因为它收的“米”相对较少。
报考鄱阳中学的人特别多，学校录取率很低，是一所非常难考的学校。石屏更加勤奋了，在他即将离开私塾的日子里，他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他明白，这事只能靠自己。为了能够上学，他必须努力。
现在的鄱阳中学
第二年，少年石屏按照自己的计划参加了鄱阳中学的入学考试。这一年学校有500多人报考，只录取前50名。石屏以第32名的成绩被鄱阳中学录取，这对一个只断断续续读过几年私塾的农家孩子来说，实属不易。
当石屏看到红榜上自己的名字时，高兴得跳了起来，一股压抑已久的沉闷即刻释放出来，顿时，热泪涌出眼眶。这是幸福的眼泪，这是付出艰辛得到收获时的眼泪，也是无比自豪与骄傲的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