漱石那只猫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秋，夏目漱石给弟子写信，道：“只汲汲于眼前，故不能进。如此苦于当不上博士，苦于当不上教授，乃为一般。百年之后，成百博士化为土，成千教授变作泥。我是想以吾文留传百代之后的野心家。”
岩波书店1927年刊行岩波文库，头牌是夏目漱石的《心》，绵绵八十年，出书达五千四百种。2005年统计读者所爱，漱石有几部小说上榜，《心》位居第一，《少爷》第二，《我是猫》第四，《三四郎》《旅宿》《此后》《门》也都在百位以内。新潮社自1952年出版文库版《心》，五十余年印数达六百万册；每临暑假，都要增印十多万。一百年过去，与漱石同代或后来“留名青史”的作家大都不过是文学史上的存在，而漱石仍然被人们捧读。他的“野心”没落空，怕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家鲜有能比。
长篇小说《我是猫》问世当年就有教科书节选采用，战败后的1950年代，所有语文课本都拿漱石的小说或随笔当教材，乃至“鸥外与漱石”成为高中课本的一个单元，从而奠定了漱石是人民（日本叫国民）作家的集体意识。不过，改元平成（1989）以来篇目逐年减少，2002年漱石作品从初中课本里消失，《文学界》杂志为此搞了个特辑，标题是“不见漱石、鸥外的语文教科书”。近年来只有几种高中课本选用《我是猫》或《少爷》这两部作品。作家是一国的语言教师，文学教育是审美的，也是道德的，当文学教育转向培养读写能力的文章教育，可能夏目漱石的作品就过时了。
我们中国人读译本，夏目漱石的小说晓白如话，这是拜译者之赐，明治年间的日语被译成现代中文。日本人读漱石，大概比我们读鲁迅难得多。漱石是美文家，如鲁迅所言，“以想象丰富，文辞精美见称”。他的文体属于汉文学系统；所谓汉文学，并不是中国文学。譬如汉诗，对于漱石来说，不是“吟”，而是“作”，他是用日语创作日本的汉诗。日本说“诗”本来指汉诗，有别于和歌、俳句，但19世纪末叶被取自西方的新诗鸠夺鹊巢。漱石汉诗的汉味儿远远比森鸥外纯正。文艺评论家谷泽永一推荐活用汉字入门书，列有漱石的《虞美人草》。据说漱石写《旅宿》之前重读了《楚辞》，满纸汉文词，如珠如玑，我们中国人傻看都会有美感，却难为了当今假名（注音字母）横行的日本读者。
漱石文学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巅峰。令人不解的是，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这两位赫赫有名的现代作家都著有“文章读本”，教人写文章，广征博引，却只字不提夏目漱石，缘故何在呢？
夏目漱石生于1867年2月9日，阴历一月初五，为庚申之日，迷信说此日降生，将来是大盗，可以用金取名改变宿命，于是他本名叫金之助。同年，2月13日明治天皇登基，11月第十五代德川将军把大政奉还天皇家，日本历史便跨入近代。漱石一岁被送人，九岁又回到本家（户籍是十多年后才回归），难有归属感。为了读汉籍，从公立中学退学，入私塾二松学舍。明治维新后改革开放（日本叫文明开化），全盘西化，汉学过时，担心将来靠它吃不上饭，又改学讨厌的英语。不过，汉诗文的兴趣与素养已沁入心脾，伴随终生。二十四岁入帝国大学英文科，毕业后任教于高等师范学校，年俸四百五十日元。一年多辞职，赴松山的中学当英语老师；月俸达八十日元（校长为五十日元），或许他远离京城真是为赚钱出洋。在地方辗转四年，倒也为日后创作《少爷》体验了生活，积累了素材。1900年，三十四岁被公派留学，本来已经有好似被英文学欺骗之感，在伦敦两年更觉得“英国人很蠢”。归国任帝国大学英文科讲师，教授英文学概说。漱石不大有授业解惑的才能，学生从来不爱听，大概这也促使他投教鞭，事笔耕。
1903年漱石迁居，房子是森鸥外以前也住过的。第二年，跑进来一只野猫，赶出去又进来，一个老太太说，这只猫爪子底下也全黑，是福神哟，漱石之妻便收养了它。果不其然，岂止给夏目家招财，更是给日本近代文学招来了一部不朽之作。1905年1月1日，日本以惨重的代价占领旅顺，打败了俄国，此日漱石发表《我是猫》。写道：“我是猫，名字还没有。”这只被遗弃的猫登场就撇清老子可不是人类，然后，“高高在上，批判人，冷笑人，揶揄人”（这是当时对漱石的批评）。“喵”一声惊人，接着又发表《少爷》《旅宿》等，风格各异，展现了多彩的才能，一时间“文坛成了漱石一个人的舞台”，从此人气在大众当中经久不衰。至于那只猫，死于1908年，被埋在后院的樱树下，漱石题写了俳句，并函告友好，但忙于执笔《三四郎》，没给它开个追悼会。
当今畅销书动辄超百万，但漱石在世的时候，全部作品的印数累计也不会超过十万册。《我是猫》具有符号论的价值，一说漱石，人们就想到那只“猫”。不过，写这个小说的缘起不在猫，而在于高滨虚子。漱石海归，神经仍然很衰弱，甚至连家人也当他疯了，他也就不费话辩解。虚子等友人劝他写东西换换心情，便写了《我是猫》。俳友（俳句之友）集会上，虚子朗读，笑声满座，于是发表在虚子主编的《杜鹃》（杂志名来自正冈子规的“子规”，但写法不同，故译作“杜鹃”）。题目叫“我是猫”，还是叫“猫传”，漱石游移不决，虚子建议叫《我是猫》。他还给删改了好些“赘文句”，以致第一章读来似不如以下章节恣肆汪洋。并不曾在意文坛，不过是想写就写了，原定就一期，却一发而不可止，断续连载了十期，使这个俳句杂志也一度转向小说。
人们为这只“猫”查找血统，众说纷纭。譬如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德国霍夫曼的《公猫穆尔的人生观》，皆上榜。日本小说家大冈升平把英国卡莱尔的《衣服哲学》推定为《猫》的样本。这种阅读联想很自然，但动物拟人化更像是日本的古老传统，绘画也好，民间故事也好，司空见惯。读《我是猫》，那种叙述腔调，特别是开篇，也让人不禁联想日后鲁迅的《阿Q正传》。
时人分析漱石风靡的原因，有二：一是用谁都能懂的文章写谁都常有的事，再是笔调滑稽，有俳句之趣。漱石主张：文章以趣味为生命，文学是吾人趣味之表现。文学越发达，在某种意义上越是个人的东西。不充分展示强大的人格力量就不能说是优秀的东西。他并不把文坛看在眼里，半个月写就《旅宿》，给弟子写信，说“这样的小说是开天辟地以来不见其类的”。还说过：“是在与世间普通所说的小说完全相反的意义上写的。只要把一种感觉——美的感觉留在读者的头脑里就行了。此外并非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也因而既没有情节，也没有事件的发展。”
《我是猫》也不是“给人读故事的普通小说”。究竟什么是普通小说呢？那就是自然主义文学。当时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勃然而兴，大有掌控文坛之势，漱石不与为伍，就成为一个反动。自然主义派群起围攻，把《我是猫》贬为“高级落语（单口相声）”，尽管有意思，但读完头脑里留不下任何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小说《破戒》开启自然主义文学的岛崎藤村，有人加以比较：漱石写作快得惊人，而藤村写作之慢也够惊人的，但前者不忠实于作品，相反，后者的忠实很让人满意。漱石好用“自然”一词，却讨厌自然主义，讨厌以小说《棉被》确立自然主义文学的田山花袋所主张的“赤裸裸暴露自己”。一言以蔽之，自然主义文学不用想象力，不加虚构或修饰，完全照生活实际自我表白，而表白的每每是通奸、乱伦。这可算犯罪，为世间的常识与道德所不容，所以写这种普通小说很需要点自我毁灭的勇气。漱石笔下没有性描写，这也为他赢得中流阶层的好感。自然主义者读来，漱石的美文是空洞的，算不上小说。正宗白鸟的批评是自然主义文学观的典型：《虞美人草》太冗漫，报纸的读者竟能把这么漫长的随笔录、漫谈集当作小说来接受，坚韧地读下去，实在不可思议。有点像小说的部分模仿通俗小说的形式，却未能达成，远不如菊池宽的通俗小说。
其实，漱石压根儿不要写“小说”，他写的是“文”，以固执于语言的意识写作。《我是猫》中有日记、书信、广告、新诗、俳句等，丰富多彩。“用言文一致体一气呵成地信笔写下来的，有点乱七八糟的文章：‘天然居士是研究空间、读《论语》、吃烤红薯、淌鼻涕的人’。”比漱石年长三岁的二叶亭四迷于1887年发表《浮云》，是为言文一致运动（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之作。这个运动主要由小说家推进，当然不是方言与文一致，甚而是通过文（文章、文学）对言（语言）强行统一。由于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以及森鸥外等人的努力，漱石上场时，言文已基本一致，近代小说的叙事方式大体上成型。近代“小说”的语言是贫乏的，漱石从“文”的水准予以排斥。自然主义派作家没有“文”的意识，语言被当作透明的媒介。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认为，夏目漱石和正冈子规确立了日语。
漱石的“文”是“写生文”，这是正冈子规倡导的。漱石的弟子芥川龙之介和谷崎润一郎论争，在《文艺的，太文艺的》一文中写道：“夏目先生的散文未必有赖于其他，但先生的散文有借助于写生文之处是不争的。那么，写生文出自谁手呢？出自俳人兼歌人兼批评家正冈子规的天才。（不限于写生文，子规对我等的散文——白话文也留下不小的功绩）。”子规从西方的绘画、摄影拿来了写生，主张如实地描写对象，进而把这种短歌和俳句的方法论推广到散文，创生新文体，即写生文。
子规和漱石是老同学，漱石跟他学俳句，笔名“漱石”也是子规转让的。漱石说自己是无害的男人，又不爱多嘴，从来朋友多。子规是松山人，与漱石同年生。自幼跟祖父学汉学，热衷于汉诗。十六七岁爱上了和歌、俳谐。写出《七草集》，请友人批评，漱石写下了汉文评语，又作《木屑录》回应。自负多才的子规素知漱石英语非常好，而长于西者，大都短于东，不料漱石不费时日就写出漂亮的汉文，子规惊叹“如吾兄者，千万年只一人，余幸接咳唾”，从此引为知己。漱石和子规的友情在日本文学史乃至日本近代史上留下美谈，无与伦比。漱石在《处女作追怀谈》中谈到：我也是十六岁时读汉籍、小说等觉得文学很有趣，自己也想干个试试。可以说，使漱石天才爆发的导火索是子规。
子规在《墨汁一滴》中写道：“我俳句同好中，俳句发挥滑稽趣味成功的是漱石。”子规搞文学革新运动，核心是俳句，说到底，写生文无非把散文写成俳句。俳句是滑稽的，漱石笔下的滑稽植根于俳句精神。他说：“写生文家对人事的态度不是贵人看贱人的态度，不是贤者看愚者的态度，不是君子看小人的态度，不是男看女、女看男的态度，而是大人看小孩的态度，父母对儿童的态度。世人不这么想，写生文家本身也不这么想，但解剖则最终归着于此。”这说法与弗洛伊德谈幽默相近：“他对其他人采取某人对孩子似的态度，而且，即使对于孩子来说很重大的利害、痛苦，他也明白其实是鸡毛蒜皮，微微一笑。”写生文作者的心态是大人看小孩，不哭地叙述别人的哭，这对于主张一五一十写现实的自然主义阵营是很大的刺激。正宗白鸟说：整个范围跟近时其他小说家不同，滑稽可笑地观看万事，这是漱石富于俳谐趣味的结果，但并非作品中的人物造成滑稽，而是作家的冷笑批判。也有人愤然：漱石这个人瞧不起人，不管什么样的正经事，非弄得不正经才满意。
日本人谈论近代文学，总是不由自主把寻根的眼光转向西方，何况夏目漱石又是英文学家。他的确有英国式幽默，但滑稽是老东京人的本性。生长在“天子”（将军）脚下，说话爱冷嘲热讽，也常说自己是傻瓜。漱石的滑稽还来自老东京（江户）的落语。上大学预科时，他经常和子规去曲艺场听落语。“猫”最后说：“好像曲艺场散场之后，客厅冷清了。”
《棉被》率先把西方近代文学的“告白”精神导入日本文学，被视为近代文学的出发点。从自然主义文学到私小说，构成纯文学系统，是日本文学史的正宗。漱石自道，既不是自然主义者，也不是新浪漫派作家，“我就是我”。他是写给不曾“见过文坛的后街小巷”、“受过教育但普通的士人”，并且使读者“保持精神性健康”，因而被夸示病态的文学家视为“大众文学”。这就是川端、三岛不睬漱石文学的根由所在。
自然主义文学只把自然主义看作“文学”。当这种文学几乎独霸文坛时，1907年漱石放弃“大学那样有荣誉的位置”，受雇于朝日新闻社，专事写作，“遇见的人都满脸惊愕”。1911年当局不由分说颁发文学博士称号，他断然拒绝：我一直以普通的夏目某度日至今，此后也希望以普通的夏目某度日。他在帝国大学只是个讲师，而今名气大了，官方出来摘桃子，焉能不令他来气。当时全日本只有四五十名博士，地位之高不是现今可比的，这个拒绝实属破天荒。漱石寸步不让，言明：我没有接受的义务，更何况我认为现今的博士制度功少弊多。此事不了了之。当局组织知名作家如森鸥外、幸田露伴、德富苏峰成立文艺委员会，以振兴文艺，就不找漱石。他也不装清高，在报上发表《文艺委员会干什么呢》，指出：靠官权之力，文艺不可能兴隆，反而有害。文艺彻底是个人的东西，政府或文艺委员会充当最后的审判者，美其名曰健全文艺之发达，结果，对体制有利的作品被奖励，不对路的作品被压迫。几年后这个文艺委员会不知所终，而漱石的后尘不乏人步，如八十年后大江健三郎峻拒文化勋章，但要说义正词严，唯漱石长留天地间。漱石讲演，听众为他敢于顽抗官方而鼓掌，他却不买账，说：你们去医院看病，有医学博士就不找普通医生吧。
以评论夏目漱石扬名的江藤淳评论：“小说作者漱石，他作为一步也离不开彻头彻尾被认为低俗、常让人感到厌恶的日常生活的生活者而写作。放弃作为生活者的自己对于他来说就意味作家生活的结束。而且可以说，能这样使（作为）生活者的自己和作家的自己一致之处，此中有这位作家的真正的独创。”作为作家的漱石，对于生活者，也就是国民，包括他自己在内，是笔挟嘲讽与批判的。或许可以说，《我是猫》中的苦沙弥是生活者漱石，而猫眼看人，观察并批判人的愚蠢、滑稽、丑恶的，是作家漱石。
作家往往有自己的历史“标准像”，例如太宰治高踞酒吧的凳子上，像一堆颓废；芥川龙之介目光炯炯，仿佛看透了漠然的不安；而夏目漱石是支头沉思（其实他在为明治大帝戴黑纱）。在全民一窝蜂儿富国强兵的年代，漱石不是单纯地赞美近代化，而是超然于自然主义文学潮流之外，对欧美及近代社会的弊端也洞若观火，并重新审视东方的、日本的传统。近代化实质是欧美化，输入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输入人生观、道德观、社会观，连真伪、善恶、美丑等的判断都要向欧美求标准，固有的一切都是伪、恶、丑，这样的近代化何其滑稽，让漱石不笑都不行。《我是猫》中痛骂唯利是图的实业家，2011年故去的文艺批评家谷泽永一指责其反时代、反经济。与他气通沆瀣的论客渡部升一说：漱石显得很幼稚，他四十九岁就死了，我已活到七十五岁，读一个五十岁的人写的东西被感动，岂不可笑。
明治历时四十五载，于1912年结束，四年后（1916年12月9日）漱石病故，一生基本与明治相始终。如今读漱石，欣赏之余，也是读明治这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