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欢快与悲哀同理
左学直呼自己父亲的名字，左家没有人纠正他，就连左思也不以为意。
他吃完“满汉全席”——炸酱面后，抹了抹嘴巴，“妈妈，快要开学了，我要买书包。”他也曾直呼过母亲的名字，结果被钟笔修理得脑袋长包、屁股通红，吃一堑长一智，后来再也没有犯过此等大逆不道之事。
钟笔懒洋洋地不回答，全当没听见。图画室里和床一样大、柔软无比的沙发便是她日常起居之所，她的口号是：“沙发就是阵地，岂容他人侵犯？”一天24小时窝在上面，连饭都要阿姨端上来吃。左学曾一本正经和她讨论道：“妈妈，你要脚做什么？”她伸了伸懒腰，“我是软体动物，没有脚。”
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左学冲过去拔了她笔记本的插座，手舞足蹈，大声嚷嚷道：“我要买新书包！”钟笔看着眼前一片漆黑的屏幕，又看了眼儿子，似乎颇不高兴，耸肩说：“OK，买新书包。不过，你要等我一个小时。”她冲进洗手间洗澡，换衣服，梳头，化妆，忙乱不已。楼上咚咚咚响，疾风骤雨，打仗一般。
她下来时，已经换上了新上市的夏装——一袭绿色单肩长裙，裁剪流水一般恰到好处，头发绾起来，耳坠只有一只，长长的链子垂到肩上，绿豆大的钻石闪闪发亮。她甩了甩手上未干的水珠，拿过银色流苏手袋，得意地说：“怎么样？”左学点头，看着腕上的手表说：“不错，还差两分钟一个小时。”
左家位于香港弥敦道，是一栋独立的三层小楼，白色欧式建筑，大片的草地，绿树成荫。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却有一个偌大的花园，里面有游泳池、网球场，周围种满玫瑰和郁金香，小径上铺满白色的鹅卵石，像是一幅色彩浓烈的油画。
钟笔从车库开着一辆银灰色房车出来。左学偏头问：“你的跑车呢？”她指尖点着方向盘，漫不经心地说：“你知道，我已经过了招蜂引蝶的年纪。”不再喜欢开颜色鲜艳的跑车，她早已不是十七八岁的少女。
左学瞅了她一眼，没什么表情说：“但愿。”对母亲的话颇不以为然。
母子俩来到尖沙咀。钟笔横扫几大国际名店，提着数个纸袋出来的时候，左学非常不满，“我的书包呢？”
她气喘吁吁，说：“知道，知道，你先坐这儿看着东西，我这就去买。”
左学哼道：“你买这么些衣服当饭吃？”
她嘻嘻笑道：“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有备无患嘛。”现在只不过八月份，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但是她习惯未雨绸缪。
左学很不耐烦：“你不是要跟左思离婚吗？以后怎么办？”连他都知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钟笔不轻不重地拍了下儿子的头，“放心，你妈穷也穷得、富也富得，能屈能伸，随遇而安。跟着我，总饿不死你。”她乘电梯上去买书包文具等物，绕过一楼的珠宝店，看见左思陪同一个年轻女子在看项链，红豆大的钻石，拿在手里熠熠发光。她吓得脖子一缩，生怕左思看见，书包也不买了，转身就往下跑。
这样尴尬耻辱的场景，不是第一次，可是左思似乎从未看见过她。
她懊恼地说：“左思在上面，我们换个地方。”
左学见她神情不对，便问：“和别人？”
她呵斥道：“大人的事，小孩子别管。”
左学耸肩，“我才不管，反正是你们夫妻俩的事。”他想管也管不了。
钟笔决定尽快跟左思摊牌，她再也无法忍受！
待母子俩把车厢里的东西全搬下来，钟笔早已累得一头倒在沙发上，“好了，我可以半个月不用出门了。”左学坐在地毯上吃芒果，连声说：“不行，不行，你要开车送我去上课。”钟笔心说：我可不打算让你在香港上学。她躲进书房打电话，清了清嗓子，明明很紧张却装作随意地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左思半个小时后出现在家里。他今年45岁，看起来却只有35，中等身材，皮肤因为最近日日出海，晒得很黑，一身深色西装，因为一周三次健身的缘故，没有秃顶，没有啤酒肚，依然风度翩翩，成熟男子的魅力扑面而来。他纵然已婚，亦是香港众多美女眼中的钻石王老五。
他本是山东人，靠小型家电起家，正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机，天时地利人和，不到10年，已是国内鼎鼎有名的家电零售商，后来通过香港优才计划，移居香港。
钟笔手里拿着一根钢笔，转来转去，也不正眼瞧他。左学见气氛不妙，立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溜回自己房里。钢笔啪的一声掉在玻璃桌上，她兴致大失，这才抽出包里的离婚协议书，“签字吧。”
左思看了一眼，脸色没有任何变化，“纱纱，这个不好玩。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他仍然把她当作玩物！钟笔从沙发上跳起来，指着他鼻子说：“我没有开玩笑！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要和你离婚。我不要任何赡养费，一分钱都不要，我要带左学走，希望你成全。”
“离婚？”左思仿佛听到天方夜谭一般笑起来，“纱纱，你知道我不会离婚的。”目光转冷，语气斩钉截铁。
钟笔像被人踩中痛脚一般，又羞又怒，一脸严肃地说：“不许你叫我纱纱，请叫我钟笔，谢谢。”左思观察了一下她的脸色，最后决定顺从她的无理取闹，点头，“好吧，钟笔，你要我回来，说的就是这个？”
钟笔粗声粗气地说：“对！”将钢笔硬塞给他，“快签字。”一脸不耐烦。
左思笑起来，慢悠悠地说：“牛不吃水强按头？离婚也要两厢情愿才行。”他推开她，在沙发上坐下，跷起二郎腿，打开电视，“今天有什么新闻？”
钟笔十分气恼，他为什么不答应，她又不要他的钱！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信封，扔到他面前，“你自己看。”是左思和各色女人的亲密照。她说道：“一共有二十三个，我有权利提出离婚。”加上今天这个，是二十四个。
左思看得津津有味，“拍的角度不好，光线又暗——没想到你派私家侦探调查我，我是该高兴还是担忧呢？”
他这种不在乎的态度，令钟笔非常生气，兜头兜脑用力打了他一下，照片顿时散落一地，横七竖八躺在那里，露出不同女子的脸来，可爱的，清纯的，妖媚的，个性的……或娇嗔，或嬉笑。
她倒竖柳眉，咬牙切齿地说：“我要和你离婚，你到底听到没有？”左思点头，挑眉答道：“听到了。不过，刚才我也说了，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必要重提。”
钟笔气得手足发颤，恶狠狠地说：“我会向法院提出申请。”
左思叹气，抚着额头说：“钟笔，你要有自知之明，我不喜欢你玩过火。”他的纵容是有底线的。
钟笔本来要走，听到这话蓦地转身，“难道我连离婚的自由都没有吗？”
左思站起来，俯视她，脸上露出不悦的神情，一字一句地说道：“在香港你没有！”声音冰冷，像蛇一样滑过背脊，令人不寒而栗。
钟笔将手中的钢笔用力朝他掷去，大声骂道：“你这个浑蛋！”
他探出指尖摸了摸，墨水溅在脸上，一手漆黑，顿时十分不悦，愤怒地说道：“这次我当你发脾气、使性子，口不择言，不跟你计较。”转身进卫生间整理。
钟笔挫败地坐在地上。这个不要脸的老男人，凭什么这么颐指气使、理直气壮、为所欲为——在外面偷情的是他，又不是她。
左思来了又走了。
钟笔冲进卧室，二话不说拿出箱子收拾行李，“带上你的奥特曼。”气冲冲地，脸色很差。
左学跟在后面问：“要去哪里？”
她冷冷地说：“离开香港。”
左学见她情绪不佳，不敢惹她，跑回去收拾自己的东西。
她觉得疲惫不堪，宛如美丽的鸟儿被豢养在精致的金丝笼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天一天失去自我。也许这是一只最富丽堂皇的鸟笼——可是这有什么稀奇，檐下还挂着一排的金丝笼呢，她不过是其中一只。
母子俩站在首都机场时，已是凌晨3点半，下榻的是东方君悦酒店。一大一小，连澡都不洗，沾上枕头就睡，一夜无梦。
第二天醒来，一室明亮，阳光明媚，和香港潮湿阴霾的天气如此不同，连心情都焕然一新。钟笔推着儿子说：“快起来，我们去看舅舅。”洗完澡，神清气爽，俩人匆匆吃了早餐兼午饭，打车来到望京附近的一家画室。画室的主人是一个精神矍铄、脾气温和的老头，“钟箦，你姐来看你啦。”说着，从冰箱里拿出西瓜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然后就跑出去跟人下棋去了。
钟箦扔下画笔出来，打着手势问她好不好。钟笔点头，放慢语速，“很好。”方便他读唇语。又推左学，“连舅舅都不叫，找打是不是？”
左学知道母亲宝贝这个舅舅比自己还甚，哪敢得罪，连忙投进钟箦怀里，打着手势问：“舅舅，你长这么漂亮，有没有女朋友？”钟箦整张脸都红了，雪白的肌肤，秀气的眉毛，红润的双唇，当真是一个翩翩美少年，可惜不能说话。
钟笔打他屁股，“谁教你这么说的？”
左学嘟囔道：“还不是你教的！”钟笔抬手又要打。他连忙拉出钟箦当挡箭牌，躲在后面探出个脑袋，“法律有规定，不许体罚儿童。”
钟笔瞪了他一眼，“你跟我讲法律？这是钟家家规，过来——”
左学忙说：“我姓左，不姓钟。”
钟笔气得不行，“你迟早得跟我姓钟——”
钟箦忙拦在中间，打手势问：“吃饭了吗？”左学一溜烟儿跑了，在钟箦的画板上乱涂乱画。钟笔啃了块西瓜，“我这次来北京，打算长住了。你要不要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钟箦摇头，说他在这里挺好。钟笔也不勉强，“都随你。我们走了，晚上一块儿吃个饭。这个地方，找得到吗？”留下一张纸条。
钟箦用工具刀雕了一个机器猫的木像送给左学。他非常高兴，抱住钟箦的脖子又亲又蹭。钟笔哼道：“你不老说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不能随便亲人吗？”左学笑眯眯地说：“谁叫舅舅长得这么漂亮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连小孩儿都不例外。
母子俩走路去买日常生活用品。钟笔看着满满一推车的东西，咬唇说：“左学，你说咱们是不是得弄辆车啊？”
左学摇头晃脑说：“我无所谓，不过你——需要多锻炼。”
钟笔还来不及教训他，电话就响了，陌生来电。她很不客气地问：“谁啊？”对方的声音不紧不慢，十分温和，“钟笔，是我，张说。”
钟笔瞬间愣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夜深人静、午夜梦回时常常想起的这个男子，这些年来不敢触碰的身影，不是做梦，也不是通过网络、电视、报纸、杂志，只能远远地观望，而是——他的声音，真真切切在耳旁响起。当她意识到自己沉默了太长的时间，立马装作若无其事地寒暄道：“哦……你好……你……你在哪里？”语无伦次还是清楚地显示了她此刻的慌乱。
“我在北京。你呢，听说去香港了？”不是听说，他对她的事情知之甚多。此刻他只想心平气和地跟她说说话。只是能否披荆斩棘，一切重新开始？
其实他远不像表面表现的那样平静。自从昨天在上海录了《天上人间》之后，无数亲朋好友打电话来对他表示“关怀”，就连父母也不例外。一时间他焦头烂额，疲于应对，没想到后果这般“严重”，连忙从上海躲回北京。虽说诸多杂事令他分身乏术，但并不是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结果他还是挣扎了一天一夜才再次拨通那个熟悉的号码。
张说……他也在北京？钟笔愣了许久，为了掩饰震惊，故意欢快地说：“你快来，你快来，我们碰上大麻烦了。”
张说，张说，再想起这个名字，不知为何，竟有一种酸楚，但她还是尽量将俩人的重逢夸张化，平淡化，普通化。唯有如此，她才有勇气重新站在他面前。掩盖在故意营造的他乡遇故知的惊喜下的，其实是懦弱和颤抖。
成长的残酷在于，有时候，欢快与悲哀同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