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稻谷
一
公元1945年8月15日，酷暑难挨。
我爷爷周安顶着草帽，拎着铁锹，赤着泥脚，踩着湿漉漉的水渠，冒着炎炎烈日，一畦接一畦地挖开田埂，耐心地给稻池灌水。
伏天里，龙王偷了懒，降水不勤。立秋后，老天敞开蓝瓦瓦的大脸，任太阳无遮无拦地烤。村外的水泡子瘦了，喜水的三棱草蔫了，庄稼的颜色也不翠绿。旱地作物尚算可以，穗粒饱满地渡向成熟，只欠白露前一场透雨。水田却不行，稻秧茂盛地抽穗，正需水满肥足，却眼瞅着埂干水枯，秧蔫头垂。
我爷爷坐不住了，生怕毒日头烤干稻池，烤黄稻秧，毁了收成，没等吩咐，自己跑向稻田，甩开膀子，引水入渠。
很早以前，稻田曾是我们家的荒甸子，我爷爷贪图那片苇子，买了下来。天寒地冻时，我爷爷踩在冰上，割下苇子。我奶奶在家，编成各种图案的席子，卖给城里讲究的人家，有模有样地铺在房子的檩木之上，既好看又干净。
后来，这里变成了稻田，就不归我们家了，水田为日本人专属，“满洲人”不许拥有，于是，田的主人成了犬冢一郎。十年前，他带着开拓团，扛着枪，来到辽西古城——兴城，到处寻找风水宝地。走到城西十几里远的羊安堡，打了个尖，又往村南踅摸了一圈，驻足在龙河北岸。望着长满芦苇的荷泽之地，眼里放出贼亮的光。
从此，我们家与芦苇的缘分就尽了。
本来，日本人的眼光和我爷爷没有关系，荒甸子出不了一升半斗的粮，卖苇席子的钱顶多换出半年的油盐酱醋，占就占去了吧，没有和日本人计较。我们是本分人家，不想惹麻烦，躲还来不及呢。更何况我们家的生活比较殷实，养着一挂三套马车，住着七间粗梁抱柱的房子，种着十几垧平川好地，不在乎每年少了几车苇子。可是，我爷爷还是让日本人盯上了，逼着给他们打头扛活。
农家院里的活儿，我爷爷是样样精通，本可以万事不求人，根本不需要给日本人扛活养家糊口。村里的保长曹振东一个劲儿地向犬冢一郎举荐我爷爷，称让周安当扛活的把头，在荷泽之地填沟清淤，铺泥修渠，挖出百亩良田，那是不二人选。
日本人选把头，精明极了，保长举荐了，也不完全相信。犬冢一郎亲自到我们家考察，眼睛隔着大门，只往我们家院子一扫，就圈定了我爷爷。我们家的院子，家什农具摆放得特别讲究，到处都是我爷爷心灵手巧的痕迹，哪怕挂在墙角的簸箕，悬在牲口棚里的马鞍子，都是与众不同地妥帖。这样的好把式，他们怎肯放过？
许多年过后，我爷爷九旬寿终，人们还在夸，打有村子起，三百多年了，没出过这么巧的庄稼把式，赶车扶犁，点种育秧，割地打场，舂米磨面，砌墙盖房，烤烟酿酒，喂猪养羊，周安老爷子无所不精，无所不长。即使是扎扫帚、锔大缸这等不常干的活计，也是手拿把掐。只要是庄稼活儿，让老爷子搭上一眼，准是行家里手。
可是，我爷爷却没给曹保长面子，拒绝给日本人开荒种稻。其实，我爷爷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民族气节，也不是对日本人恨之入骨，更不是丢了荒甸子心里难受，他很简单，干活儿吃饭，过与世无争的平常日子。他之所以拒绝，是因为没见过稻谷，更不懂稻田为何物，怕丢了手艺。
我爷爷越是不肯，日本人越是要我爷爷。曹保长本来就讨厌我爷爷一副死脑瓜骨，咋拍都不开窍，哪怕是给保长家杀猪宰羊，仍像到平常百姓家，斤是斤两是两地拎回顶工钱的肉份子，惹得保长好没面子。曹保长正愁没缝下蛆呢，趁此机会，借着日本人的手，让我爷爷“明白明白”，硬说我爷爷私藏枪支，送进了县城的大牢，让我爷爷和日本人计较去。
日本人的牢房，可不是闹着玩的，过一次堂就是一次死里逃生。我爷爷从阎王爷的手缝里挤出来好几回，老虎凳、辣椒水尝了个够，愣是没明白，咋就成了反满抗日分子，当然，也不知道招供了就少挨打的道理。
倒是我爷爷的哥哥，我大爷爷周平，脑子灵活。大爷爷在城里开了间名为“德号昌”的杂货铺，朋友多，见识也广，花钱找了个明白人，锯了两截钢管，权当枪管交了，还替我爷爷向日本人承诺，给开拓团当把头，别说是开一百亩水田，就是一千亩，也是理所当然，大东亚共荣嘛。
大爷爷貌似奴颜婢膝的谦卑，换回了我爷爷的命。我爷爷出来时，还挺着脖颈说，我没有反满抗日。大爷爷照着我爷爷的脖颈就是一巴掌，训着我爷爷，忘了咱妈是咋说的？
我曾祖父逝于第二次直奉大战，死前发过一笔战争财，据说是贩卖粮草，也卖情报。血淋淋地从水上长城九门口拉回家，只给曾祖母留下一句话，平安是福。我曾祖母谨遵这句话，把两个儿子改名为周平、周安。
那一天，我爷爷周安在我曾祖母的安慰下，安定了下来，垂着头，被保长曹振东牵到了犬冢一郎的尖顶房子里，聆听翻译官喋喋不休地传授如何开垦稻田，如何育秧，如何插秧，如何浇灌，如何施肥，直到如何收割脱粒。
也许，我爷爷天生就是禾苗的奴隶，庄稼的贱种，筑过拦截龙河的水坝，修了阡陌纵横的水渠，看到秧苗绿茵茵地长在了水里，就喜欢上了，不由自主地让犬冢一郎这个日本人套上了笼头，而且一套就是十年。甚至自己家的庄稼都耽搁了，日本人的稻田里，却找不到一棵稗子。日本县长放过狠话，稻子减产一斤，村里每户人家必须多交十斤出荷粮，否则就是经济犯。
精耕细作的稻子，稍有疏忽，就减产个百八十斤，每家每户就得多交千八百斤的出荷粮，田少地薄的人家就得卖儿卖女度饥荒。我爷爷害怕极了，竭心尽力地侍候稻田，唯恐自己一时不慎，让村里饿死人，瞪圆了眼睛看稻苗，直至籽丰粒满，颗粒归仓，才松下一双劳累的腿。
我爷爷把自己变成了牛。
日头偏西，暑热不消，满世界的知了吵成一团。好在坝高渠宽，水流顺畅，一畦接一畦的稻田很快灌满，我爷爷这才感觉到，身子被日头晒得发烫，汗也快流干了。可他看到灌过水的稻秧，全都挺直了腰身，心里便一片清凉。眼瞅着稻穗越抽越大，越长越沉，再过四五十天，又是一个丰收的年景，村里人再也不用担心多交出荷粮了。这么一想，我爷爷甚是欢喜，也像这稻秧一样，伏在水里，洗了个透彻。
我爷爷总是这样，喂饱了猪，喂饱了羊，喂饱了牲口，侍候完了庄稼，才猛然想起，自己已是口干舌燥，肚子饿身子乏了。
清爽过自己，我爷爷迈开步子，向犬冢一郎居住的尖顶房子走过去。那是座白墙红瓦的尖顶房，单独矗立在碧绿的原野中，格外醒目。房前，有一根高耸的旗杆，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犬冢一郎总是隆重地走出尖顶房，将一面太阳旗高高地升过房顶，直至太阳升至一竿子高，犬冢一郎还在凝视那块破布。天上的太阳和旗上的红圆圈重合了，我爷爷便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他觉得旗上的红圆圈渐渐地活了，飞扑下来，张开血盆大口，将他一口吞噬进去，骨头都不剩。
没有风，没有云，湛蓝的天上，孤独的白日正在西垂，还有那座尖顶房，也是在原野上孤独地立着。旗杆上的那面旗，不知啥时滑落下半截，无精打采地垂着。除了知了在无知地吵闹，世界静得要死。正向尖顶房走过去的我爷爷，丝毫没有意识到，此时的犬冢一郎，对稻田的丰收与否，已兴致全无。因为，世界正在天翻地覆。
我爷爷洗净泥脚，换上木屐，正准备迈进尖顶房子，忽然听到屋里的收音机传来沙哑迟滞而又忧郁的声音。我爷爷探头望过去，看到屋子的拉门大敞着，里面一片狼藉，碎纸片、碎布条、碎瓷片扬满了木地板和榻榻米。犬冢一郎全家老少六七口人跪在地上，抱在一起，哭成一团。唯有怀里的小婴孩，对哭声全然不顾，叼住犬冢一郎妻子的乳头不放，一口接一口地吸吮。
一家老少，不管我爷爷如何劝解，依旧悲痛欲绝，泪如滂沱，悲伤程度，如遇天崩。
风和日丽，天清气爽，家人齐全，无灾无难，哭的是哪门子丧？我爷爷困惑不已。
收音机里沙哑的嗓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犬冢一郎全家冲着收音机，一遍又一遍地跪拜磕头。毕竟常年给日本人干活儿，耳濡目染知道些日语，渐渐地，我爷爷听出了些门道，原来，他们的天皇正在宣布投降。
我爷爷顿时释然，心也像外边的天空，一片晴朗。他终于明白，一直视稻田为心肝的犬冢一郎，为啥对快要干涸了的稻池不管不问。
对于犬冢一郎的悲伤，我爷爷的反应很淡，投降就投降了呗，干吗要死要活的？我都投降你十年了，日头不照样落，庄稼不照样长，人不是照样活吗？这么想着，我爷爷寻来手巾，给犬冢一郎擦眼泪。
犬冢一郎表现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连连给我爷爷鞠大躬磕响头，吩咐孩子们端茶倒水剥糖果，恐怕一时礼数不周，我爷爷怪罪。
世界真的颠倒了，东家怕雇工了，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我爷爷一时难以适应。平时穿着高傲的和服，戴着浑圆的眼镜，靠文明棍指点我爷爷那群泥腿子的犬冢一郎，全然不见了，变得格外谦恭与卑贱，眼神比落水狗还要可怜，我爷爷简直不认识了。
直至犬冢一郎掏出了心窝子，我爷爷才恍然大悟。这个小日本，哭昏了还怀着鬼胎呢，看到我爷爷憨厚质朴，趁着村里人还蒙在鼓里，即刻安顿后路，乞求我爷爷将他的孩子们藏起来，以防不测。我爷爷迟疑了一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谁能把你的孩子扔井里？犬冢一郎便把头磕成了鸡鹐米，眼泪和鼻涕涌成泉水，硬是泡软了我爷爷的心。
那天晚上，我爷爷头一次从犬冢一郎家往外拉东西，除了十几架脚踏稻谷脱粒机，还有几百条麻袋，几百米长的缆绳，几十把钢口锋利的镰刀。这些都是生产用具，我爷爷当然喜欢，欣然受之，手巧不如家什妙嘛。至于金银细软，首饰钟表，与庄稼活儿无关，我爷爷一概回绝。
犬冢一郎将他们家三个懂事的孩子推过来，我爷爷在大马车上，用麻袋搭成了窝，把三个孩子藏在里边，和那些工具一并拉回了家。
我七岁的父亲有了玩伴，把打那三个孩子的嘴巴当成过年放炮仗，因为我父亲从记事起，印象最深的就是挨他们欺负。三个孩子连哭都不敢，害怕别人知道他们藏在我们家。我父亲的暴力常常被我爷爷熊掌般的大手阻断，屁股上留下的红手印经久不衰。不过，这却阻挡不住我父亲听“炮仗”的热情。离开爷爷的视线，我父亲照打不误。
事实证明，犬冢一郎比我爷爷有先见之明。第二天一早，久违了的胡子，突然死灰复燃，闯进犬冢一郎的家，劫掠一空后，把尖顶房子烧得片瓦不留，落荒而逃的犬冢一郎夫妻下落不明。
接下来的几天，县城里抢劫成风，人们疯了般，只要是日本人的，见啥拿啥，咋解恨就咋作践。没多久，满街头行乞要饭的，都成了身着和服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娶不起媳妇的光棍汉，突然间扬眉吐气了，没出阁的日本姑娘，争着抢着往花轿里钻，恐怕天地拜晚了。
伪县府内，人人自危，扔下差事，远走他乡，树倒猢狲散，全县陷入无政府状态。胡子头孙蜂子缴了警察署的械，装模作样地当了一天县长，大车小辆地拉走了一大溜东西，回到了山里的老窝。
虽说苏联红军直抵兴城，封锁了日本军营，可是，他们分不清街头上谁是中国人谁是日本人，弄不懂谁哄抢了谁，睁着空洞的眼睛，就是不管。直至八路军曾克林部抢先出关，接管了兴城，才恢复了秩序。
后来，另一伙八路，也来抢兴城，他们从山东乘船，在钓鱼台登陆，两伙八路，还弄误会了，动了枪炮，打了好一会儿，才知道彼此是谁。
这些变故，我爷爷并不知晓，也不想知晓，仗打得有多凶，谁在争夺天下，都是拿枪人的事，和老百姓没啥关系。我爷爷全部心思都放在高粱穗有多大，苞米棒子有多沉，黄豆株上挂了多少荚，大白菜能不能壮满芯，大萝卜会不会长到绊倒驴。再有，他窃窃自喜的事情，就是偌大的一片快要成熟的稻谷，没了主人，收获自然要归劳动者——我爷爷所有。
后来，我舅爷爷张冠武来了，一切都改变了。
舅爷爷不是孤身来的，带个叫林梦舒的人，舅爷爷喊他林主任。林主任与我爷爷同龄，从海上来的，满嘴山东腔，年纪轻轻地就当了县里最大的官——八路军驻兴城办事处主任。舅爷爷云山雾罩地夸林主任，搞武装，抓俘虏，打日寇，比孙悟空都有本事。
林主任一副书生样，被舅爷爷夸得面红耳赤。我奶奶敲着茶碗，让她的弟弟说话有点儿谱，别扯八竿子远，把神仙夸蒙了，算你有本事啊？
舅爷爷是典型的落魄八旗子弟，浑身臭毛病，嗓门大，脾气大，过日子有一个花俩，成天东跑西颠，家里仅有的几亩地也嘚瑟光了，常来我爷爷这里蹭饭吃。奶奶瞧不起他，看他时，眼白比眼仁多，给他盛饭也是摔盆打碗的。毕竟哥儿俩没分家，即使是吃小灶，吃掉的也是两家的日子，奶奶不愿意看大奶奶的眼色。
舅爷爷不在乎，吃饱了还伸懒腰睡一觉。
当着林主任的面，舅爷爷又摆上了谱，一见面就让我奶奶杀鸡宰鹅赊羊肉，款待贵宾，我爷爷示意着奶奶一一照办。本来，我爷爷没这么大方，来的又不是至爱亲朋，没必要破费。他是担心家里藏着犬冢一郎的三个日本崽子，让八路搜出来，那就麻烦了，定个窝藏罪是小，兵荒马乱的丢了三个孩子的性命，罪过可就大了，人命关天，孩子是无辜的，不该替杀人放火的日本鬼子承担责任。
眼见得就要无端地夺了花公鸡和大白鹅的命，我奶奶显得有些磨蹭，不是小气，而是在意大奶奶事后耍脾气。大奶奶能把针鼻大的小孔闹出斗大的风，到头来还得麻烦曾祖母动用家法才能平息，奶奶不想因为小事惹是非。幸好林主任谢绝了在我爷爷家吃饭，说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才避免了一场我们家有可能爆发的纷争。卸去了负担的奶奶立刻接话，张冠武也是八路，连拿带抢，快拆我们家房子了。
这次轮到我舅爷爷脸红了，舅爷爷带着的那伙武工队，缺枪少炮，没吃没喝，不欺负我爷爷，还能欺负谁？
林主任正了正灰色的军装，从警卫员手里拎过一个沉甸甸的面袋子，哗啦啦地堆在炕上，单刀直入地切入正题，周家二哥，地里长的稻子，我们全要了，这二百块大洋是订金，尽早打出稻谷，送到县城，队伍上的人，大多来自苏北水乡，高粱米吃坏了他们的胃。
我爷爷吃了一惊，这么多年了，当兵征粮，嗓门比腰都粗，少给一斤都会挨枪子。虽说地是自家的地，稻谷却是日本人的稻谷，被队伍收走了，也不奇怪。奇怪的是，没见过这样的队伍，本来可以白拿，却扔下了大洋，足可以买下所有的稻谷，还说是订金。我爷爷无所适从了，紧张地搓着手，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才想明白，应该留下点儿啥。于是，他立刻抓过一支毛笔，让我父亲研墨，写下一张收条，两个月后，无论林主任来否，见到收条，支付两百麻袋稻谷。
林主任起身告辞，握我爷爷的手，藤缠树一样紧，看我爷爷的眼睛，比湖水还要清。
我爷爷的眼睛潮湿了，后悔了没有坚决地让奶奶宰杀掉花公鸡和大白鹅。
后来的许多年，我爷爷一直在等，等着林梦舒的出现，等了一辈子。年近九旬时，还督促我父亲，去找林梦舒，补上欠下的那顿饭。
二
霜降割稻，节气恰好。
我爷爷提前开镰了，八路犯胃病的越来越多，等不得霜降。好在大田作物已场了地光，村里的青壮年劳力闲暇了下来，人手不再是问题，都被我爷爷雇来割稻子。那一天，我爷爷特意将早熟的半麻袋稻谷舂成大米，提前杀了一头准备过年的猪，图的就是把大家的情绪鼓捣得高高的，快点儿割完稻谷。
多年来，我爷爷把眼光练成了秤，哪怕是一亩地，估产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十斤，肯用大米饭招待雇工，那是有十足的把握，准能给八路打出满满的两百麻袋稻谷。
别看稻谷金灿灿地长在村南，村里人从来没敢奢望过，日本人不让吃，抓住了就是经济犯，轻则进大牢、服苦役，重则暴尸荒野。现在，能够毫无忌惮地吃大米饭，那是天降的福分，何况还有可够吃的猪肉呢，周家兄弟没薄待雇工，够意思。
无形中，割稻谷成了一场竞赛游戏。
接下来的几天，十几架脱粒机昼夜不停地转，一麻袋接一麻袋的稻谷，堆满了我们家的东西两个偏厦。脱光了粒的稻草，堆满了半条街，家家户户一冬的烧柴不用愁了。勤快的人家，搓出了草绳，编织了草袋子，换来过日子的油盐酱醋。
然而，八路不能等米下锅，中央军打了过来，把八路撵出了县城。临撤退时，舅爷爷单独一人，骑着快马，急慌慌地跑到我们家，用匣子枪威胁我爷爷，稻谷弄丢了，我要你的脑袋。
我大爷爷不愿意了，不耐烦地对舅爷爷说，赶快找人，把稻谷都搬走，我们留着脑袋吃饭呢。
两百麻袋稻谷，就算舅爷爷生出三头六臂，也没有能力搬走，只好悻悻而去。
从此，这两百麻袋稻谷，成了我爷爷最头疼的事情。
我爷爷做梦都没有想到，第一个惦记着那批稻谷的，会是犬冢一郎。犬冢一郎卷土重来了。
那天，一大家子人正在吃午饭，吃刚刚舂好的新高粱米，我的曾祖母，我大爷爷、大奶奶，我爷爷、奶奶，没出阁的老姑奶，还有我的父亲姑姑叔叔们，吃得特别香，新米毕竟比陈米有嚼头，滋味儿好。可是，犬冢一郎的三个孩子，却嫌高粱米饭粗，刮嗓子，死活不肯吃，一个劲儿地舀菜。庄户人家，菜是用来下饭的，只吃菜，不吃饭，谁家供得起？
前段日子，割稻谷剩下十几斤大米，我爷爷只给三个日本孩子吃，自家的孩子们却眼巴眼望，一个米粒也吃不到。现在，那点儿大米吃没了，我爷爷再也不能惯着他们了，剩下的稻谷，属于八路，只是暂存在家，不能动。日本孩子的胃再娇贵，也得适应粗粮了。
大奶奶对此很有意见，她很渴望吃大米饭的日子，更渴望孩子们能可够地吃大米饭，既然天翻地覆了，风水就得轮流转，该是日本小崽子吃苦了。可老哥儿俩已经把封存稻谷作为家规，不许有丝毫的觊觎，还把日本小孩当成座上宾。大奶奶对着日本孩子翻白眼，快要翻成白内障了，三个孩子却只顾菜盆，不看眼色。
大奶奶敲着碗边，权当敲打我爷爷了，老周家祖坟没埋对，养不出少爷，整几个野种装少爷来了，没大米就不吃饭，别忘了，小日本是喂不熟的白眼儿狼，有这个闲心，还不如养几条狗。
奶奶不爱听了，反驳道，狗再好也听不懂人话，积善行德，扶危济困，是老周家的家风，再说了，种稻谷的活儿都是你二弟干的，这点儿家还当不起吗？馋大米饭也得忍着点儿。
大奶奶的火被逗起来了，立眉立眼地要爆发。
曾祖母一蹾筷子，吃饭别说话。
我们家到底是讲规矩的，老太太一发威，就把火给按住了。饭桌上，除了吃饭的唰唰声，别的都静止了。
正在这时，汽车的引擎声打破了屋里的寂静，一辆吉普车停在我们家门外。
那时候，铺着褥子挂着彩绸的马车停在谁家门口，都是新鲜事。日本人到村里来，骑个高头大马，就够威风的了，冷丁开进村里一辆吉普车，还是新媳妇上轿头一遭。村里人好奇，我们家门口围了一圈人。
车上下来一位国军少将，跟随其后的，便是犬冢一郎了。只不过犬冢一郎不似第一次来村时，狼一样昂着头，而是狗一样，夹着尾巴，躲在少将的身后。虽然如此，我爷爷还是看到了犬冢一郎的眼神中透露着狼的本色。
望着大步迈进院里的少将与去而复归的犬冢一郎，我爷爷怔了下，心扑通扑通地跳，不知道他们的到来是福还是祸，忙把犬冢一郎的三个孩子藏在柜子里，等弄明白了再说。
客套了几句，我爷爷终于知道少将此行的目的。原来，少将在葫芦岛港负责整个东北的日本侨俘遣返，上边只给他任务，钱粮却少得可怜，此次登门拜访，就是让我爷爷捐出稻谷，善待日本侨俘，因为他们不习惯吃高粱米，此项善举，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宽容。
我爷爷已经没有宽容的余地了，稻谷不是他的了，替林梦舒保管呢，捐也得林梦舒去捐，可我爷爷又不能说，你去找八路要，如果实话实说，就会被视为通匪。拙嘴笨腮的我爷爷，只会不断地重复两个字，不行。
少将的口气渐渐硬了，他说，这涉及国家形象，让你捐，说的是客气话，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地是你替犬冢一郎种的，留点儿稻谷，权当是酬劳，倒也无妨，想全部留下，那就另当别论了，别怪我把你当汉奸处理了。
我爷爷只会犟脑袋说，杀了我，也不行。
少将掏出了小手枪，啪的一声拍在八仙桌上，你以为我不敢吗？
开始的时候，大爷爷还能圆滑地哄着少将，看到少将不吃这一套，也恼了，大声吼着，还讲理不？地是我们家的苇子地，被日本人强占了，还强迫我弟弟种稻子，没日没夜，一干就是十年。前九年的收成全让日本人拿走了，最后一年就不允许留给我们自己吗？日本人统治时，吃大米是经济犯，现在，小鬼子投降了，还不让我们吃大米饭，还让我们把稻谷送给日本人，要论谁是汉奸，你比我们更是。
少将没想到小小百姓还能叼住理，愤怒地扯开衣服，袒露出伤痕累累的胸脯，咬牙切齿地说，老子是汉奸？八年抗战，老子天天枪林弹雨，月月死里逃生，为的就是拯救你们这群没有血性的亡国奴。
大爷爷并不示弱，我们是平头百姓，不当亡国奴，还能怎样？你伤在皮肉，我们伤在内心。我们种了满地的大豆高粱，却没有粮食吃，只能拿橡子面充饥，有多少人屙不下屎，被活活憋死了？有多少人出劳工，被活活累死？我弟弟没日夜地给犬冢一郎种稻子，都快累死了，为的就是村里人不多交出荷粮，不再挨饿，不去沿街乞讨。
少将惊愕了，不相信这是真的，眼光盯向了犬冢一郎，求证大爷爷说话的真实性。
犬冢一郎低下了头，也等于承认了这一切，随后，他拉了下我爷爷的胳膊，拉到了外屋，与我爷爷说起了悄悄话，他说，周安君，稻谷的我不要，接孩子的是真。
我爷爷闭上了眼睛，他想到了狐假虎威的故事。从前给犬冢一郎干活儿，我爷爷只感觉到无奈，不是特别讨厌，现在，我爷爷终于看清楚了犬冢一郎，憎恶感从心底油然而生。我爷爷忽然觉得，我大奶奶白眼儿狼的话并不是无中生有，便匆匆走进另一间堂屋，从柜子里拎出那三个孩子，推进犬冢一郎的怀里，大声说，滚吧，滚吧，滚回你们的小日本。
三个孩子抱着犬冢一郎号啕大哭，好像我爷爷给了他们多大的委屈。
少将被突如其来的三个孩子弄蒙了，直至大爷爷再三解释，少将才弄清楚来龙去脉。原来，犬冢一郎略施小计，把少将当成挡箭牌，给遣返的日本侨民弄稻谷是借口，安全地接回他三个孩子才是真。
我爷爷看到，少将仰起头，眼里噙着泪花。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流遍少将全身，比战场上打了败仗还要窝心。
少将整理下自己的帽子，片刻也不肯停留，可临走时仍丢下一句狠话，这一次就算了，不让小日本看笑话，把稻谷留住，年后我拿钱来取，慰劳我的弟兄们。
我爷爷的心里又一哆嗦。
吉普车走了，带着少将和犬冢一郎以及他的三个孩子，留给村里的，是一股夹着黑烟的黄尘。
转眼间快过年了，那是1946年的春节，也是第一个没有日本人管束，不担心吃好东西当经济犯、话说不慎当政治犯的春节。全家忙碌起来，清扫房子，挂红灯笼，门上贴福字，门框贴对联，淘米磨面做黏豆包，甚至猪圈鸡架牲口棚子马车辕子都贴上了红对联。院子里充满了喜庆，我没出阁的小姑奶带着父亲和他的兄弟姊妹们，吃糖葫芦，打雪仗，快活极了。
那天，我曾祖母被我两个出阁的姑奶奶接走了。辽西风俗，腊月里，爹妈要在姑娘家串上一圈门，大年三十才回来，进了正月，姑娘就可以回娘家了，待过元宵节，才哭天抹泪地回婆家。那天，我大爷爷也没在家，出去讨要欠款，城里店铺的规矩，债不过年，年前讨不回，账就烂了。我爷爷也在东奔西走，到处找地方，想把那两百麻袋稻谷藏起来，等到国军少将揣着钱来，那就麻烦了。在我们家的道德观中，一货卖二主与一女嫁二夫一样地可耻。
家里的事情，就由大奶奶张罗着。作为一大家子的内当家，过年的吃喝用度，自然全归她管。一进腊月门，她便筹划年的滋味儿，先是让我大爷爷从城里扛回一匹布，和我奶奶一块儿给全家老少做了一身新衣服，接下来，杀了年猪，烧了木炭。到了过年那天，热腾腾的火锅摆在中间，鸡鸭鱼肉点缀一圈，把囤了好几年的高粱烧倒进酒壶，在开水里烫得热乎乎的，倒进盅，呷一口，嘴和心里都熨帖着呢。
家里的年味儿都齐全了，最后若能端上一盆热腾腾的大米饭，便是老周家十全十美的年了。
别的都好办，大米饭却是件挠头的事，稻谷是个稀罕物，城里的粮店都没有，买是买不到的。可是，家里现成的稻谷，像舂高粱米那样，舂出十斤八斤的大米不成问题，问题是我爷爷是死脑瓜骨，将两百袋稻谷斤是斤两是两地称完了，还用麻绳缝死，死活不肯开封。我大爷爷也和我爷爷一个鼻孔出气，眼睛一闭，烟袋锅往炕沿上一敲，意思是这事没商量。
既然哥儿俩都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就从孩子们身上寻找突破。我大奶奶不断地怂恿孩子们，大米饭又黏又软又香甜，抠出一簸箕，舂成大米，省得天天吃又硬又酸又噎嗓子的黏豆包。大米饭闻着都香，谁不想吃呀，大奶奶把孩子们的馋虫给勾引了出来，趁着大爷爷和我爷爷不在家，就要抠开麻袋，抓出稻谷了。
我奶奶坚决地拦下了孩子们，尽管我奶奶对我爷爷的一根筋根本就不赞成，可她坚守着夫唱妇随的原则，也坚守着答应下的事情一丝一毫不能差的家规，不肯和大奶奶苟同。我奶奶没有立刻和大奶奶针锋相对，而是吓唬着孩子们，大米饭是曲曲弯弯白白亮亮的蛆变的，从茅坑里爬出来，钻进壳子里，就成了大米，吃了满肚子下崽生蛆，变成十足的坏人。
大奶奶很恼火，指责我奶奶红口白牙说瞎话，大米饭那么坏，咱们给雇工们吃了，不是比坏人还要坏吗？
奶奶不会说谎，被戳穿了，脸涨得通红，可她又害怕我爷爷的承诺被大奶奶破坏了，力量都集中到拳头上。老周家人，答应人家的事情，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改，改了，就是坏了家风。大奶奶明知麻袋里的稻谷就是周家的信誉，却怂恿着孩子们抠稻谷，这样的当家奶奶就是欠揍。我奶奶忍无可忍，忘了曾祖母长幼有序的教诲，反正曾祖母没在家，憋了多年的格格脾气，也该爆发一次了。我奶奶张开那张比大奶奶脚还大的大巴掌，就要一下子将小脚大奶奶扇趴下了。
这时候，大门突然响了，乒乒乓乓的，敲得既急促又猛烈。突如其来的敲门声阻止住了我奶奶的巴掌，也阻止住了孩子们抠稻谷的小手。拉开沉重的门闩，进来的是我们家族的近门，他神色慌张，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家一个坏消息，孙蜂子来了，奔的就是你们家。
孙蜂子是方圆百里的活阎王，日本人刚一投降，就拉起了百八十人的杆子，蝗虫一般啃食着城里乡下。大人们都拿他吓唬人，哪家的孩子闹，说一句孙蜂子来了，立刻鸦雀无声。民间传说，孙蜂子逮住小孩子，先抠瞎眼睛，再挖出心肝，拿开水烫一下，生着吃。
就像老鹰飞进了家雀群，我们家院里一片寂静，谁也不敢叽叽喳喳地吵，就连树上的麻雀，也知趣地飞走了。
没多久，马的銮铃声哗铃铃地传过来，陪伴铃声的还有落地有声的马蹄，不用看，我们家的前门后院都被孙蜂子带来的胡子堵住了。
除了来报信的人，家里没有成年男丁，我大奶奶的裤子湿了，却浑然不觉，木偶一样站着，再也不张罗抠稻谷了。小姑奶和我的父亲叔叔姑姑们都吓傻了，不知所措。我奶奶却一反常态，突然间恢复了旗人格格的野性，抄起一杆舅爷爷藏到我们家的枪，登着梯子就上了房，把枪架在了烟囱下。她正有气没处撒呢，拿孙蜂子当出气筒。
孙蜂子已经站在我们家的大门外了，带来的胡子，不过是七八个人。可这七八个人，对于我们这样的庄户人家，也是灭顶之灾呀。七八个胡子骑来的不是马，是骡子，骡子痛快，闹性，比马跑得快，虽然不如马通人性，却适合胡来胡去的胡子。
胡子们堵住了我们家的前门后院，堵得连一只耗子都逃不出去了。胡子们没敲门，也没喊话，更没放枪，嘻嘻哈哈地在外面笑。没过多久，又多了两个胡子，把全村十几辆马车和牛车都抢来了，赶到了我们家门外。这时，孙蜂子骑上了他那头最高最壮也最闹性的大骡子，大骡子不安分地捯动四条腿，好像要踢我们家的大门。
孙蜂子冲着我奶奶笑嘻嘻地喊，劫财不劫色，痛快地打开大门，让我们把稻谷拉走。
胡子们也在乱喊，拿下老周家，过年有钱花。
我奶奶忍无可忍了，冲着孙蜂子，发射出了唯一的一颗子弹。
尽管舅爷爷教过我奶奶打枪，我奶奶对枪也不算陌生，枪还是打偏了，没有击中孙蜂子，而是打穿了那头大骡子的耳朵。大骡子一惊，把孙蜂子甩了下来。
孙蜂子只顾护脸了，手摔伤了，滴滴答答淌血。从没吃过亏的孙蜂子，哪里受得了这个屈，让一个女人给教训了，爬起来就让手下人往院里冲，见啥抢啥。
我奶奶在房上喊，别给脸不要脸，打你的骡子耳朵，那是客气，不想和你们结梁子，拼人命，真的进院来抢，姑奶奶就不客气了，一枪一个开脑瓢。
胡子们不知道我奶奶是虚张声势，真的以为枪打得准，把身子藏在墙下头，或者是骡子身后，不敢露脑袋了，气得孙蜂子不断地踢他们的屁股，给他们壮胆子。
趁着胡子们犹豫，我奶奶扯过房顶上的一只空笸箩，冲着房下喊，把子弹扔上房。我父亲小的时候，既顽皮又聪明，马上明白了奶奶的话，带着我的叔叔姑姑们往房顶扔“子弹”。所谓的子弹，并不是真的，舅爷爷子弹不多，却揣了许多子弹壳，我爷爷把这些子弹壳留下，用枣木削成子弹头，严丝合缝地插在弹壳上，以备不时之需。
现在，这些假子弹真的派上用场了。
“子弹”在扬上房顶的时候，叮叮咚咚撞得山响，灿烂的阳光下，闪烁着黄灿灿的光芒，刺疼了胡子们的眼睛。他们张大嘴巴，心里头琢磨着，老周家不显山不露水，有真东西呀，子弹快有县里的保安队多了。还有周家老二那个旗人媳妇，枪法就是子弹喂出来的，房顶上一趴，指哪儿打哪儿。老娘儿们都这么横，院里再有几个爷儿们帮衬，真是碰到了茬口上，冒冒失失地干这一票，丢了脑袋可就不好玩了。
黄色的光芒依然在闪烁，金属的撞击声不绝于耳，笸箩装得满满的，还在往上扔。奶奶冲着下边喊，够了，够了，打这几个兔崽子，用不了那么多。
胡子们进不敢，退不甘，犹犹豫豫了好久。奶奶趴在房顶，也是一动不动，出了一身冷汗，一旦让胡子们识破那杆枪是吓唬人的，损失的就不仅仅是稻谷了，家里肯定会被洗劫一空，没准儿还要搭上人命。
我奶奶就这样和孙蜂子僵持着，谁也没有让步的意思。
突然间，村西头枪声大作，舅爷爷张冠武来了。虽说武工队没几个人，却个个精悍，钻惯了枪林弹雨，打这几个蟊贼，游刃有余。更何况胡子遭到的是突然袭击，没等动手，就乱了阵脚，惊慌失措地爬上骡子，唯恐跑慢了被阎王叫住了魂。
这时候，我奶奶才长舒了一口气，头趴了下去，腿软得都不会动弹了。
同样腿软的，还有我爷爷和我大爷爷。和我奶奶比，他们都不够大老爷儿们，我奶奶和孙蜂子对峙的时候，得到消息的这哥儿俩都跑回来了，只是看到胡子围住了我们家，谁也不敢进，藏了起来，让一个女人在房上顶着。直到舅爷爷把胡子撵跑了，哥儿俩才颤颤巍巍地走进了家门。
我奶奶的怀里还死死地抱着那杆枪，好像没有枪做倚仗，魂马上就会被叫走了般。舅爷爷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她从房上背下来。
那天夜里，舅爷爷带着他的武工队，理直气壮地留在了我们家，提前过年了。他把岗哨放出去了七八里路远，就想在我们家舒心地待上几个钟头。从秋到冬，舅爷爷被国军剿得满山跑，兜着圈子逃命，弄得小半年衣服都没敢离身。现在，国军去了主战场，县城里只剩下点儿杂牌军，还有些保安队之类的花子队，舅爷爷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坐在我们家炕头上的舅爷爷，总算能喘口气了，先把脚解放了，甩开棉乌拉，盘腿坐在炕上，脚的气味儿奇臭无比地涨满了整个屋子。
武工队的弟兄们都把脚解放了，放在火炕上烙，熏得屋子里没法待人。
大奶奶惊魂未定，躺在他们住的上房养神。大爷爷是买卖人，很讲究，杂货店收拾得比脸还干净，一点儿都不杂，禁不住臭味儿熏，应酬一下，躲回上房。我奶奶不能推却屋子里的臭味儿，弟弟刚刚救下全家十几口人的命，臭也是香的，频繁出入，给弟兄们端菜温酒。我爷爷呢，天天马圈牛圈猪圈地干活儿，恨不得把臭不可闻的狗粪捧在手里，埋进自家的庄稼地，根本不嫌臭，笑逐颜开地陪着舅爷爷和他的弟兄们胡吃海喝。
酒过三巡，舅爷爷拍着爷爷的肩头，开始索要这次出手相救的报酬。舅爷爷的理论是，打跑了孙蜂子，不能白忙活，子弹都是兄弟们拿命换来的，总归有些表示吧。舅爷爷索要的表示就是那两百麻袋稻谷，舅爷爷不想让弟兄们天天瘪着肚子打天下，即使稻谷吃不了，多余的可以换枪，换子弹，打下县城坐江山。
我爷爷头摇得像拨浪鼓，收下了林梦舒的钱，东西就是人家的，半路给了别人，那还怎么做人。
舅爷爷火了，我也是八路，不是别人，我给你打条子，将来林梦舒来要稻谷，就拿我的条子顶，给我给他，不都是一样吗？
我爷爷大声说，不一样，他是八路，你是土匪。
舅爷爷满脸的无奈，姐夫就是死脑筋，打死了也不开窍，真要硬拉走稻谷，土匪的恶名就摘不下去了。
既然谋不来稻谷，那就磨钱吧，磨林梦舒留下的钱。舅爷爷从一颗手榴弹、一发子弹、一双鞋子、一套军衣、一支三八大盖、一件皮裤带，一笔笔地算，直至算到了和孙蜂子结了仇，需要弥合弥合，一切一切，都得靠钱，没有千八百块大洋，啥都不是。可是，一家人怎能说钱的事呢，帮咱自家打胡子，理所应当，一分钱也不要。但借钱总归不过分吧，就当林梦舒没给过钱，二百块大洋先借我，等革命胜利了，加倍还。
我爷爷不吱声了，我爷爷把庄稼看得比银子重，家里的钱财，都由大爷爷大奶奶掌握，老大当家，也是老周家祖传的家规。这一点，舅爷爷不是不知道。看到我爷爷蔫头耷脑、一脚踹不出屁来的样子，舅爷爷索性下了炕，趿拉着棉乌拉，去了我大爷爷的屋，拿着枪点着我大爷爷的脑壳，骂着大爷爷，不陪我喝酒，躲清静去了，弟兄们的命，还不如猪狗吗？亲戚是亲戚，理是理，我们流血出汗，你却一毛不拔，今天我不难为你，要么两百麻袋稻谷我拉走，要么二百块大洋借给我，说吧，给啥？
大爷爷眨巴着眼睛，他知道，舅爷爷再凶，也凶不过胡子。大奶奶早就换完了湿裤子，她对舅爷爷知根知底，顺毛驴子的脾气哄一哄就能过去，忙说，老太太不在家，我们晚辈的随便做主，那是不敬不孝，要遭天谴的，不差这几天，过完年，老太太咋说咱就咋办，好不？
舅爷爷果然气消了一大半，把我爷爷我奶奶都找了过去，教训着他们，留几亩地几间房够吃够住就行了，该卖就卖，该当就当，留在家，谁都眼红，都是祸害，别当守财奴了，等到我们坐了天下，共产了，啥都不是你的。
大爷爷点着头说，那是。
三
早晨醒来，变天了，北风把辽西走廊吹得狼哭鬼嚎。三九天的寒流，异常冷酷，冷得石头都在瑟瑟发抖，连最耐寒的长毛狗都承受不了，哼哼叽叽地叫着，不停地用爪子挠门，想进屋里暖和暖和。
外面没有太阳，灰蒙蒙的，天地一片混沌，看不出几十米远。屋里呢，我奶奶点燃了豆油灯，拨开了灯芯，才亮堂起来，檩子椽子箱子柜子一是一二是二地显现在眼前。当然，最显眼的是炕上的饭桌，没有收拾下去，依然杯盘狼藉。昨夜，奶奶熬不过舅爷爷没完没了的大吃二喝，不再热菜温酒，任他们闹下去，和衣而睡了。
舅爷爷是四更天走的，走的时候是说走就走，连声招呼都不打，刚刚还是闹得鸡飞狗跳，一眨眼就悄无声息地走得干净，弄得神出鬼没的，像没来过一般。若不是饭桌上留下那么多痕迹，还有散不尽的臭脚味儿，谁也不会相信，舅爷爷在离县城不太远的地方，会胆大妄为地待了这么久。
不过，舅爷爷不是空手走的，家里过年的鸡鸭鱼肉，还有成筐成筐的黏豆包，被席卷一空。
大奶奶费尽心思备足的九碟十八盘，还有热腾腾的火锅，全被舅爷爷祸害了。操了半冬的心，置办了这么丰盛的年货，本来想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年，补回十几年的缺欠，没想到心血就这样白费了，大奶奶心灰意懒，不再张罗。
这注定又是一个清苦的年，好在我们不是小门小户，年总能过得去，只是还像从前那样，缺少一种气氛。
奶奶边收拾残羹剩饭，边对我爷爷说，这稻谷，横竖是保不住了，干脆让冠武他们拉走吧。
我爷爷翻了一眼奶奶，你看他们那个人马刀枪，和胡子有啥区别，我信不着他们，他们不像八路，再说了，咋处理，大哥还没言语呢。
自己的弟弟啥样，奶奶再清楚不过了，没有和爷爷犟嘴。
晌午，天还是早上那副德行，不明不暗，朔风怒吼，又多了打在脸上疼得发麻的雪糁子。
就这么个坏天气，我大爷爷背着钱褡子，还是出门了。他把狗皮帽子、羊皮大袄、棉花手闷子捂得严严的，只露出两只眼睛。
傍晚，我大爷爷还没有回家，就有人跳过我们家高高的院墙，趴在窗口，悄悄地给我奶奶叫姐。那人是舅爷爷换命兄弟，告诉了一件让我爷爷我奶奶惊讶不已的消息。大爷爷背着我爷爷，把稻谷卖了，明天一早人家来拉粮。
我爷爷吃了一惊，不相信这是真的。老周家人，向来忠厚传家，一诺千金，把脸面看得和命一样值钱，不至于轻易变卦吧？
来人将所有的细节一五一十地讲给了我爷爷，包括我大爷爷怎样去的县城里的茶馆，说了些啥话，和谁做的交易，卖了多少中央票子，甚至连脱下来的羊皮大袄里有几个绵羊的黑眼圈都说得清清楚楚。
我爷爷不得不信了。
奶奶说，我要是大哥，也会这么做，自古就是当兵吃粮，稻谷放在咱们家，谁不惦记？昨天咱逃过一劫了，趁早给了冠武吧，咱得过个安稳的日子，别弄得鸡飞蛋打，两头不够人，兵荒马乱的，脸面不是咱想留就能留得住，就算咱豁出命去保，该保不住还是保不住。
我爷爷这个闷葫芦，闷了好久，最终拍了下大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告诉张冠武，明天早点儿来，把稻谷拉走。
奶奶乐了，认为我爷爷终于开了窍，不再是死脑瓜骨，她还不知道我爷爷心里的小九九。
舅爷爷的换命兄弟兴高采烈地走了，舅爷爷埋伏在我们家的眼线也随之消失。舅爷爷虽然被国军追得满山跑，对两百麻袋稻谷却念念不忘，总有一双眼睛监视着我们家。我爷爷用一生中唯一一次最诚实的谎言，骗跑了那双警惕的眼睛。
我爷爷掐着手指头算时辰，舅爷爷带着大车小辆，从西部山区赶来，起码得跑到天亮。他要在三个时辰内，把要做的事情，彻底做完。
憋了一天的大雪片，终于在天黑时飞旋而下。大爷爷叩响大门时，已伸手不见五指，若不是屋里的灯光透过窗户纸，漫射出去，根本看不清敞开的大门还站着个人。也许那天我大爷爷敲了好一阵子门，因为呼啸的北风过于凶猛，才让所有人的耳朵失聪。是躲在灶膛前取暖的长毛狗，跳了起来，不断地向外挠门，才提醒了我爷爷。
大爷爷从呼啸的北风中钻进院里，笨拙地拍打着钻进脖领和袖口的雪。尽管天冷得唾沫没落地就冻成了冰，大爷爷的脸却堆满了笑容。他是醉意蒙眬回来的，还得意地冲着为他开门的我爷爷哼了几句二人转。
我爷爷知道他哥为啥醉的，却不说。
大爷爷回房没多久，就熄了灯，我爷爷悄脚过去，在窗外细听，终于听到了和外面的北风相呼应的鼾声。
奶奶纳闷了，我爷爷向来中规中矩，从来不做听房这类下作的事情，今晚是怎么了？
被窝儿早已被奶奶铺好了，我爷爷却迟迟不肯睡，不时钻进风雪中，捧出高粱苞米和黑豆，给我们家大青骡子开小灶，没完没了地理顺大青骡子的毛，仔仔细细地拾掇那挂马车，还给车轱辘抹了油，马鞍子、马套包和马肚带挑选的也是最好的。干这些活计时，不能出响动，也不能露光亮，我爷爷摸着黑干，他的手就是一双透亮的眼睛。
二更时，我爷爷拍醒了奶奶，将养精蓄锐足了的大青骡子套进马车。奶奶突然间明白了，趁着风凶雪猛，夜黑无人，我爷爷要把稻谷藏起来。即便是雪厚风疾，三套马车拉这些稻谷，费不了多大的力气，可惜的是，两个拉套的小驴骡不习惯走夜路，更不会与爷爷的鞭子达成默契，黑灯瞎火的，不能劲儿往一处使，反倒成了累赘，打急了，叫几嗓子，更麻烦了，还不如一头大青骡子使用得心应手。
打开偏厦的门，扛起稻谷，一麻袋接一麻袋地往车上装。奶奶没把自己当女人，和爷爷一道扛着麻袋。旗人家没有娇惯孩子的习惯，奶奶从小都是在干活儿中长大，不像大奶奶，裹脚是她小时候的全部劳动。所以，奶奶干起体力活儿，一点儿也不比男人差，紧跟在我爷爷身后，一趟不落地扛稻谷。
暴风骤雪中，马车被彻底地掩藏在黑夜里。落下来的雪，让村里的路变得艰涩迟滞，车轱辘每转动一圈都很吃力，不管是我爷爷、我奶奶还是大青骡子，都不遗余力地让马车紧走快赶，浑身都被汗水浸透了。两百麻袋稻谷，从家里拉到三里外的烤烟楼子，得往返好几趟，每一趟都要躲开村人的眼睛，每一步都不能耽搁，都要拼命地往前赶，运得越快，秘密被人发现的概率就越低，否则，一切努力便前功尽弃了。
烤烟楼子，是我们家在村外的另一座私产，有三层楼那么高，一律是土坯垒、黄泥抹上去的，既能保暖保温，又能防潮防湿。烤烟用的火洞，宽阔得赶进一头牤牛都能转过身。我爷爷就是将那两百麻袋稻谷藏进火洞里，再用泥封死，石头砌牢，待到风停雪住，一切痕迹都没有了，稻谷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只等林梦舒来启封。
唯一遗憾的是，等到开春以后，我们家再也不能种黄烟了。黄烟让我们家殷实了许多年，这个风雪夜过后，我爷爷只能将烤烟楼子当成废墟了。种了烟，必须把烟叶放进烟楼子里烤，那样，秘密就藏不住了。
扛稻谷运稻谷，从二更干到四更，片刻也不敢停歇，奶奶累得不行，身上的汗也流干了，强硬的北风蛮横地钻进奶奶的身体，奶奶的棉袄结成了冰。奶奶硬挺着，还是将最后一麻袋稻谷扛进了烤烟楼子。等到放下麻袋，让身体放松的时候，奶奶觉得嗓子发咸，忍了好几忍，没忍住，还是呕出了一口鲜血。她发现我爷爷没看到，装成没事的样子，和我爷爷一块儿往家走。
我爷爷天天干重体力活儿，没有多大的不适，赶着车，回到家，若无其事地整理好马车，放置好鞍辔，才将走路已经趔趄的大青骡子牵进牲口棚。他没有留意，奶奶走进屋里的步子，其实很拖沓、很无力了。心粗的我爷爷没有觉察出异样，还要忙碌，那就是铲雪，同时也铲掉了院里院外奔忙的痕迹，又得准备好一套就合舅爷爷的招法，免得天亮后弄出漏洞，那就不好收场了。
天刚蒙蒙亮，奶奶便高烧不退，上面是三层厚厚的棉被，下面是火炭一样的炕头，奶奶依然瑟瑟发抖。我爷爷有些蒙，请来了大奶奶，大奶奶端来酒，蘸上棉球，前胸后背地给我奶奶搓，还吩咐我爷爷赶快熬姜汤，没完没了地给我奶奶灌。我大爷爷踏着雪野，一步一趔趄，好不容易把郎中背回家，开了几服药，给奶奶灌了下去，总算保住了奶奶的命。此后，奶奶的病根便落下了，肺气肿魔鬼一样缠在奶奶的身上，一直缠了三十年，直至骨瘦如柴，油干灯尽。
最不幸的是我们家的大青骡子，活生生地累死了。直到我奶奶的烧退了，我爷爷才想起大青骡子，又捧了几捧黑豆，想去犒劳，发现它躺在牲口棚子的一角，已经僵硬。另两只小驴骡，瞅着大青骡子，眨巴着可怜的眼睛。
天亮了，风住了，雪停了，天是蓝的，日是红的，地是白的，村庄是静的。茫茫雪野把整个世界完全覆盖，就连房屋都被大雪埋住，只露出曲曲折折的窗户和房顶的烟囱。几缕炊烟直上青天，透露出顽强的生命气息。同样顽强的，还有门前的两盏灯笼，被主人拍去积雪，耀眼地红在无际的雪野。
一切的一切，都被大雪掩饰得干干净净，包括昨夜的车辙。好像这世界本来就很平静，平静得似乎什么都没曾发生过。
可是，要发生的事情，终究还要发生。
本来，我爷爷已经策划好了，装了鼓鼓囊囊两百麻袋的谷草，趁着天色将明未明，让舅爷爷当成稻谷拉走，给全村人一个错觉，也能给大爷爷找来的客商一个交代。骗也好哄也罢，反正是自己的小舅子，目标也都是一致的，稻谷不能落到别人手里。张冠武再不懂事，也不敢拿他姐夫怎样，还得替着瞒天过海。
可一夜过后，舅爷爷却音讯皆无，我爷爷如坐针毡了。
大雪没膝，道路无痕，从县城到羊安堡才十几里的路，大马车却摸摸索索地走了小半天。买稻谷的客商，抓到了千载难逢的商机，稻谷是稀缺物，全县城也没有几百斤，加工成大米，一出手就是小一半的利润，这等好事，怎能错过？尽管道路艰难，依然坚韧不拔地赶到我们家，而且是用麻袋扛着中央票子。
大爷爷出奇地热情，打开上锁的柜子，掏出了许多私房货。泡出的茶，飘着花香，花花绿绿的糖果，脆生生地甜，果盘里还摆着的槽子糕、炉果等糕点，松软的香味儿诱惑得人鼻孔发痒。哪怕是占嘴磨牙闲嗑零碎，也不是平常的葵花子，换了罕见的松子和榛子。这些好东西，我父亲这些孩子们，见都没见过，馋得直淌涎水。
我爷爷明知来人是谁，也知道为啥来的，却故作不知，也不理会客人，把两头小驴骡牵到了羊圈，闷头待在牲口棚里，笼上一堆火，一味地给大青骡子开膛破肚。这头大青骡子，我爷爷视为掌上明珠，比对儿子还亲。割大青骡子肉的时候，我爷爷心疼得像割了自己的心头肉。
大爷爷只顾招待客人了，没瞅几眼躺在牲口棚子里的大青骡子。大爷爷是商人，对用于周转的资金，比家里所有的物件都重要。大爷爷有个理论，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鸡鸭鹅是带毛的，闹了瘟灾，全军覆没。大青骡子也是带毛的，尽管顶替家里一半的劳力，大爷爷依然不视之为财产。大爷爷只把房子、土地、门市、大洋和钞票视为财产。
寒暄过后，大爷爷引领客商来到东西两座偏厦，准备装稻谷。可是，一摸麻袋，大爷爷傻了，轻飘飘的，两百只麻袋里，都是谷草，一粒稻谷都没有了。
大爷爷怒气冲冲地问我爷爷，老二，稻谷哪去了？
我爷爷不紧不慢地说，昨晚上，张冠武拉走了。
大爷爷指责着我爷爷，这么大的事，你就不能叫醒我？
我爷爷木讷地说，张冠武不让，稻谷是他抢走的，我没辙。
大爷爷满脸的无奈，我答应了人家，你让我的脸丢尽了，以后让我在城里的街面上怎么走？
我爷爷低着头，不接大爷爷的话茬，依然如故地收拾大青骡子。
大爷爷拍着大腿说，这烟不出火不冒的，气死我了。
我爷爷依旧不吱声，反正稻谷藏好了，只要客商拉不走，老周家就没毁约。
客商见稻谷没了，脸红涨得像鸡冠，一大早就雇了马车，冰天雪地赶了小半天的路，好不容易来到老周家，竟然让人家耍了，都在街面上混，谁能忍下这口窝囊气。
大爷爷小心翼翼地赔着不是，把大青骡子的皮和肉都堆在了人家的马车上，算是赔偿人家的车马费，客商还是不依不饶，临走放下狠话，周平，我告诉你，你不守诚信，城里的那些买卖人不会饶过你的，过完年，你城里的杂货铺等着关门吧。
客商走了，大爷爷蹲在地上，半天没有起来，大马车轧在雪地上的吱吱声，像是一圈接一圈旋动的刀子，没完没了地剐着大爷爷的心。
大爷爷脚都蹲麻了，还不愿意起来，我爷爷拉了好几次，才将他拉起来。他唉声叹气地拍着我爷爷的肩膀，老二啊，不是我不守信誉，稻谷放在家，成天提心吊胆的，卖了，钱在咱手呢，等到八路来了，咱再买回来，哪怕出双倍的价钱，谁也不会欠，你的心眼儿太实了，把哥坑苦了。
过年的东西被舅爷爷掳去了，大青骡子肉又被客商毫不客气地拉走，我父亲这群孩子们眼巴眼望的好吃的都没了，小日本子投降了，怎么还让我们过清汤寡水的年啊？
我父亲带着孩子们，跑到大门外，不断地唾着唾沫，唾着不让我们过安生年的人，还要唾掉缠着我们家的霉气。
过年的前一天，大奶奶把对联扯了，灯笼都砸了，就差挂白灯笼了。家里没有一点儿过年的气息，每个人都忧郁地听别人家放爆竹。好歹我爷爷会杀猪，年前那些天，没间断地被人请去，当工钱的肉份子堆了好几摞。过年的菜只剩下一个了，就是酸菜猪肉炖粉条，一家人吃得饱，也吃得暖，就是没有年的喜庆。
大爷爷想了好几天，终于想明白了那件事情。他私下里对我爷爷说，张冠武办放屁那点儿事都会闹得满城风雨，会没声没响地拉走稻谷？别以为大青骡子咋死的我不知道，你媳妇咋闹的病我不明白，都是累的。这种蔫巴事，只有你能做。说吧，稻谷藏在哪儿了？
我爷爷手往袖子里一褪，还是不吭声。
大爷爷没辙了，只好说，你心里有数就行，我不问了。
四
元宵节那天，我们家同样没有节的气息，甚至连元宵都没吃成。奶奶的病扎了根，气都喘不匀，没有精神头做元宵了。大奶奶一肚子怨气，嗔我爷爷太不懂事，家里的祸都是他惹的，连年都过不消停，更没心情做了。
大爷爷打点着礼物，成天跑县城，向客商赔不是，向街面的商铺解释，不是他不守诚信，是张冠武太浑了，抢走了稻谷。大爷爷这么费尽心机，一是想挽回面子，“德号昌”嘛，德为先，德字被人甩上了污点，开春的时候，杂货铺就没法开张了。第二呢，借此造造声势，把脏水都泼在了舅爷爷身上，换得家里真正的平安。
我爷爷提心吊胆地过着每一天，葫芦岛港的国军少将扔下过话，年后拉稻谷。现在，年过完了，我爷爷便度日如年了，他做梦都梦见吉普车，梦见国军少将用小枪顶着脑袋，逼问稻谷哪儿去了。
这种噩梦，在解放后的许多年份里，我爷爷依然做了好几次，直至我爷爷过完米字大寿，居然做起了白日梦，梦见的就是国军少将来索要稻谷，没完没了地喊“躲起来”。这时，我爷爷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他所有的记忆都停留在过去。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某一天，我在一份资料上看到，那位特别富有同情心、宁可自己挨饿也要让日本侨俘吃饱的国军少将，放弃了对日侨的照顾，在1946年的春节开赴前线，彻底将稻谷的事情忘掉了。
我猜测，国军少将的选择，大概与陪同犬冢一郎来过我们家有关。
我爷爷之所以对少将念念不忘，与我们家的传统观念有关，那时候，我爷爷视八路和国军都是正统的官家。
我们家不惧胡子，却怕官家。
回家过年的两个姑奶，看到家里这副样子，害怕一不留神引火烧身，住了两宿，没过初五都回婆家了，还把姑爷派过来，大包小包地送来好吃的。曾祖母大年三十才回来，不知道家里发生了这么多变故，一看气氛不对，马上缓解大家的情绪，不断地劝慰，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咱家人口齐全着呢，平安是福，都快活点儿。
快活的只有孩子们，孩子们很容易忘记，只有大人们迈不过去火焰山，整个正月也就过得无精打采。
元宵节的圆月，白朗朗地挂在天上，大地上的雪，无边无际地铺着，折射着银色的光，满世界既清冷又明亮。我们家终于有了红灯笼，那是我曾祖母挂出去的，她费了好几天时间，才糊成了六只灯笼，企盼全家六六大顺。
有着灯笼的呼应，天上那轮孤独的圆月不再尴尬。
元宵节过后的第三天，是雨水，天渐渐地暖了，这时节，该做种地的准备了。我爷爷趁着冰冻有所松动，猪圈里的粪土不再坚硬如铁，便跳进空空如也的猪圈，挥动洋镐，起圈里的粪。等到开春抓进新猪羔时，清净过的猪圈，不再泥泞和发臭。
自然，清出来的猪粪，还要送到我们家的大田里，这些都是难得的肥料，“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嘛。
我爷爷正在挥汗如雨地劳作，村长曹振东来了。曹振东在村里消失了小半年，八路来了，他跑了，怕当汉奸给镇压了，国军来了，他又躲了，摸不准国军是啥风头。年前，他回来了，摇身一变，不当保长当村长了。
曹村长戴着礼帽，拄着文明棍，从前的那一身马褂变成了中山服，胸前还戴着一枚国民党党徽，大摇大摆地走进我们家。我爷爷并没在意，你穿了龙袍，该是曹振东还是曹振东，成不了皇上，也成不了别人。可是，曹村长身后跟着的那个人，着实让我爷爷吓了一大跳。
那人是孙蜂子。
孙蜂子被官家招安了，也摇身一变，穿上了警察制服，当上了县保安队的队长。
不是冤家不聚头，是祸终究躲不过。我爷爷丢下洋镐，他认了，这世道，杀人越货的强盗都能成为官家，黑白完全颠倒了，辩解和挣扎都没有用。我爷爷不想弄得全家哭声一片，更不想让孙蜂子看到我病歪歪的奶奶，不等人家发话，自己就走出了院子。
那天，我爷爷连手都没洗，脚上还踩着猪粪，就被孙蜂子和曹振东捆走了，捆进了县城，扔进了大牢。
大牢里的情形，我爷爷并不陌生，十年前，他就在这里蹲过，现在还是老样子，连狱卒都没换，不同的是十年前关我爷爷的是日本人。现在，日本人走了，给我爷爷上刑的人却没走，甚至连刑具都没变，只是被血染得更黑，更亮了。
审讯的手段和日本人没啥区别，坐老虎凳，勒手指头，灌辣椒水，凉水蘸皮鞭子可劲儿地抽，再狠一点儿的就是上烙铁。还像十年前那样，我爷爷一次又一次地挺了过来，所不同的是，上一次，我爷爷确实很糊涂，这一次，我爷爷揣着明白当糊涂。
我爷爷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坚定的意志，更不是不怕疼，他心里清楚得很，越怕越没好果子吃，反正干活儿干得一身皮糙肉厚，骨壮筋强，比平常的人扛打，挺着吧，挺过去就好了。真的熬不住，承认了，那就是通共的铁证，到时候，稻谷没了，命也肯定保不住。我爷爷是个不会说谎的人，一旦说了谎，就要扛到底，把谎言变成真的，否则，落下撒谎的坏名声，就没脸见人了，咋在人群里活着呢？
从进来开始，我爷爷就没改过嘴，始终如一地说，稻谷被张冠武抢走了，不信，你们把他找来，咱们就当面鼓对面锣地对质。
越是这样说，孙蜂子越是气急败坏，让舅爷爷与我爷爷对质，纯属是放屁。
这显然是个漏洞百出的谎，我爷爷或许不知道那个暴风骤雪之夜发生过什么，孙蜂子对那夜却是刻骨铭心。那天，孙蜂子刺探到了舅爷爷的行踪，拿舅爷爷当作招安的见面礼，带着胡子和县城里的警防大队合为一处，将舅爷爷的武工队团团围困在孤山上，是大风和阴霾成全了舅爷爷，让孙蜂子他们一时找不到攻击的目标。后来，大雪让双方的行动变得比狗熊还笨，舅爷爷再机敏也逃不掉，孙蜂子他们再凶猛也追不上。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七天七夜，孙蜂子不急着攻，山上没吃没喝，又没有取暖的地方，虽然占着有利地形，困也能把他们困死。没想到，舅爷爷占了地形熟的便宜，从山沟里掏出一条雪洞，一顿猝不及防的手榴弹，就扯开了包围圈，消失进热东丘陵，死里逃生地到了热河去休整。
许多年过后，舅爷爷仍旧念念不忘，没有那一筐筐扛饿的黏豆包，没有那一坛坛让冰冷的身体暖和过来的高粱烧，他的队伍真的熬不过去了。
孙蜂子清楚得很，张冠武不是孙悟空，没有那个分身术。稻谷肯定被周安藏起来了，只是这人一根筋，死活不肯说。摊上个不怕打也不怕死的人，孙蜂子没咒念了，向县长求援。
县长还是讲理的，县长没有当过胡子，县长是读书人出身，县长不会因为稻谷给我爷爷定罪。可是，我爷爷永远说不清的是和张冠武的关系，说不清连笸箩都装不下的子弹是哪里来的，通匪的罪名揭也揭不去了。
三天两头上一次刑，已经是家常便饭，尽管孙蜂子很清楚，从我们家搜出来的那些子弹是假的，可他不能承认，否则让一个老娘儿们用一颗子弹就吓住了，就成了笑柄，怎能在人群里吆三喝四，怎有资格雄霸一方？罪名定的是通匪，可目的还是那两百麻袋稻谷。只要我爷爷交出稻谷，所有的罪名都能取消，还能得到国民政府的奖励，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功名是扣缴了共匪的战略物资。
我爷爷最憎恨的就是胡子，不劳不作，平白无故地把人家辛辛苦苦干一辈子的全给掳走。尤其是孙蜂子这绺胡子，谁敢不愿意就杀了谁，甚至让人家灭门，已经是恶贯满盈了，政府不去剿，反倒和他们搅在一起，只能让我爷爷心如死灰，死了也要管住嘴。更何况，在他们的眼里，稻谷比我爷爷的命值钱得多，只要挺住了酷刑，没人愿意夺走他的命。
就这样，我爷爷从春一直挺到了秋，把自己挺成了铁嘴钢牙。
没有我爷爷的日子，家里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大奶奶要死要活地张罗分家，不把哥儿俩的日子掰开，她宁肯闹出人命来。我爷爷通匪，和通匪的人过一家日子，就是匪属了。分了家，你们是匪属，我们这边就是良民了，井水不犯河水，各过各的日子。就算张冠武闹翻了天，和他们也没有关系。
大爷爷拗不过大奶奶，想不分也不成。曾祖母也劝过几次，大奶奶却铁了心，不分家，就投河、上吊、撞南墙或者是喝卤水，只要曾祖母点头，让她咋死，她就咋死。看到大奶奶要疯了，曾祖母不再勉强，分家就分家吧，家大了，早晚得分。于是，七间房，哥儿俩各三间，剩下的那间归我曾祖母，曾祖母跟谁过，那间房子就归谁。田地呢，也是各家一半。城里的“德号昌”归大爷爷，家里车马牲畜和生产工具都归我爷爷。剩下的金银细软呢，大奶奶说花光了，没有几个子了。家里又没有账房，钱都归大奶奶管，奶奶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又没处求证，给几块大洋算几块吧，较不得真儿。
曾祖母把家分完了，一屁股坐在了奶奶这边，也就是说，西院我爷爷家分得了四间房。大奶奶不在乎少了一间房，房少，吃闲饭的人（包括我老姑奶）也少了，更重要的是少了个平素约束她的人，省心了。曾祖母之所以愿意归到我爷爷这边，是心疼奶奶，住在一起，能给奶奶煎药，也能干点儿零活儿，还可以和我奶奶说话解闷，免得奶奶天天为我爷爷的事上火。
从此，一家大院的中间垒上了界墙，东西两院，各讨生活。
事实上，大奶奶张罗分家，和通匪不通匪的没啥关系，只是由头而已。关键是我爷爷在大牢里，大爷爷总是想办法往出捞。往出捞人，哪有不花钱的，上上下下都得打点，可摊上了孙蜂子，打点得起吗？人家是胡子，胡子哪会嫌钱咬手，那是个无底洞，给他一万麻袋稻谷也不知足，家底填光了，也喂不熟那个白眼狼。
分了家，捞人的事，就是西院自己的事了，祸是那边惹的，就让那边自己圆吧。分家的事，全家人都认为大奶奶矫情，自私，其实，大奶奶的苦衷没人能理解，分家是她的苦肉计。大奶奶是大户人家的闺女，从小就读三国，她留了个心眼儿，鸡蛋装进两个筐里，总比混在一个筐里安全，西院的筐被踩扁了，东院还有筐，还有鸡蛋，关键的时刻拿出来接济西院，两家都能活，总比一块儿死了强。
可是，大奶奶的心机过重了，直到“文革”时她死于癌症，憨直的老周家人还没能理解她。
分家的事，本来就是我们自己家的事，谁也没想到，曹村长却插了一杠子，非得给两家立文书，中证人就是他这个村长。但凡村里的事，不是由村长做主，都不合法，必须推倒重来。曹村长比曹保长当得有气魄，当保长时，得看日本人的眼色，现在，他谁的眼色也不用看，县党部授予他至高无上的权力，村子可以自治，村长相当于村里的总统，甚至可以养兵办团练，唯一条件是，剿灭共匪。
对于我们这样匪属之家，曹村长当然不会客气，在替我们分家之前，没收了曾归属于犬冢一郎的那片偌大的稻田，尽管那片地的地契是我们家的，曹村长却指定了那是伪产，我爷爷就是汉奸，替日本人种稻谷，让日本兵吃饱了杀中国人，是十恶不赦的汉奸，没收了都是轻的，更何况我爷爷还窝藏过三个日本人，尽管是小孩，那也是罪证。说到最后，曹村长又把话拉回来，看在一个村的面子，人不亲水还亲呢，就不没收你们的家产了，稻田必须充公。
于是，我们家的那片地没了，三绕两绕，就归了曹村长。可惜的是，曹村长不会种水稻，方圆十几里的庄稼人，也都不懂水稻怎么种，我爷爷又在大牢里，不可能给曹村长指点迷津，与我爷爷一块儿种水稻的人，都是半吊子，拿不起张做不起主，离开我爷爷这根拐棍就瘸。
曹村长不再求人，索性种了大田，反正地养肥了，又不怕旱，种啥都会籽粒饱满。
与我们家稻田一起失去的，还有另一垧良田，那是中证费，付给曹村长的操心钱。
大爷爷大奶奶心疼坏了，置一垧地，不省吃俭用个十年八年的，怎能买得到手？曹村长只用一顿唾沫就给拿走了，拿得还理直气壮。两口子上火了，牙床肿得老高，总是觉得对不起我的曾祖父，那片地是曾祖父拿命换来的。
我奶奶不敢生气，生气了，病就会重，还劝着曾祖母，张冠武说了，地就是孽，等共产党得了天下，地就是大家的，谁也揣不进兜里，地少了，也少操一份心，够吃够用就行了。
曾祖母忧心忡忡，地没了，拿啥赎我二儿子？
婆媳俩便抱头大哭。
立秋过后，庄稼秆都长足了，遍地的高粱都成了舅爷爷的战友。
舅爷爷在高粱的掩护下，悄悄地从热东丘陵走下来，混进了县城。舅爷爷的队伍不叫武工队了，叫了区小队，人马刀枪也比以前好了。一路上没有进村入户地找给养，到了县城，也是神不知鬼不觉。在热河休整的日子里，舅爷爷挨的批评，像天上的冰雹砸在脑袋上，只不过砸出的大包藏在脑子里，露不出脑皮外。
此后，舅爷爷离土匪远了，离八路近了。
这次进城，舅爷爷为的是救出我爷爷。
县城里，防范得并不严密，县长和孙蜂子都有些疏忽大意，原因是林彪都快被赶到苏联去了，县里的共匪都被赶进了深山沟，不敢露头，国民政府就要稳坐江山了，城里是天下太平。舅爷爷没有选择武力进攻，更没去大牢打探虚实，劫牢反狱是冒风险的。
舅爷爷救爷爷的成本，只用一把水果糖，含着水果糖的县长小公子被舅爷爷哄上了轿子，大摇大摆地出了县城。直至到了安全地带，逼着小公子给县长写了封信，信的内容是，我参加了八路，张冠武是我的首长，希望父亲能让周安当警察局长，管住胡作非为的孙蜂子。
舅爷爷虽然受了八路的正规训练，还是改不掉旗人的老毛病，正经事也办得嘻嘻哈哈，不时地以县长公子的口气，向县长下战书，根本不提劫持了县长的儿子当人质，也不说你儿子在我手里很安全。
县长太害怕自己的儿子在张冠武的手里出现意外，在县长的眼里，现在的张冠武和从前的孙蜂子没啥区别，说翻脸就翻脸，杀个人像捻臭虫一样。
没等舅爷爷开条件，县长心知肚明，急三火四地释放了我爷爷，连连说孙蜂子真是疯子，不分好赖人，谁都敢抓。
县长本想给我爷爷梳洗打扮一番，再小心翼翼地送回家。我爷爷回家心切，片刻也不等，拖着关公一样长的胡子，披头散发地赶回了家。曾祖母和奶奶居然没认出来，以为家门口来了个要饭的，倒是长毛狗机灵些，扑进我爷爷的怀里，没完没了地撒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