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典式的豹
谈及猛兽，谈及豹，人们冲口而出的话一般是：豹子与几条藏獒搏斗胜算几何？豹子与狼群战斗，逃生几率有多少？这些智人的智力，尚停留在虚拟的洪荒时代，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在人类嗜血的本性之外，不少猛兽不以为然，因为连“猛”字也是人类本能的渴望性放大。走兽不是纯粹为了搏杀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不得已了，才打上一架。《兽经》曰“虎义，狼贪，豹廉”，它们的分野被旁观者看出了高下。不为厮杀而生的豹子，冷冷静卧在水边，一回头，就比流水还要古朴。
意味深长的是，独异的鲁迅先生写过很多动物，但他从来没有涉及豹。他仅仅在《秋夜纪游》中说：“我生长在农村，爱听狗叫声，深夜远吠，闻之神怡，古人所谓‘犬声如豹’者就是。倘或偶经生疏的村外，一声狂嗥，巨獒跃出，也给人一种紧张，如临战斗，非常有趣的。但可惜在这里所听到的是吧儿狗。它躲躲闪闪，叫得很清脆：汪汪！我不爱听这一种叫声。”他在早年的《斯巴达之魂》里也渴望这剑芒似的声音。诗人王维以“犬声如豹”开启的诗学空间，并不能让鲁迅画地为牢，他其实是喜欢撕破黑暗的金属之声。他倾心于受伤的狼与冷峻的猫头鹰，尤其精雕细刻了蛇，大先生从哪里获得这一隐喻？说起来很有意思，鲁迅属蛇，鄙人并非攀附，我也属蛇。小说集《彷徨》的“彷徨”之名，便是古时对蛇的称谓。可是，在我心目中，那独异之豹，才是他放诸历史的镜像。
蛇令豹止。让我们回到豹。
我认同的“动物诗学”其实是一种自然诗学。
动物不是来自庙堂书写史观的载体，更不一定非要是用来“说事”的符码，文不载王道权道，物也不载。福柯认为，物体具有某种连续的整体性，而人无非是此整体的一部分。动物诗学是以动物为核心、感知世界、体验甚至超验于功利现实的理论和诗学品格。主要体现包括直接的动物形象的诗学表征；拟化动物意象的文化、情感内涵以及从动物视角而产生的对人生、社会甚至人类、自然、世界的独特感知方式和思维模式。我心目中的动物，不但是天地间的容器，上帝的器皿，还是道义的衡器。这其实是一种“非思”的动物——自然之境：物支配语言、语言被其所表现之物所支配的境界。
一个物种一旦在语言体系之内安身立命，我们才可能得以明白它的意义；物种内在地孕生出一套它的意义系统，也等于宰制了我们透过物种，理解世界的方式。豹的肉身与人类社会交错，豹的身体被语言赋予和命名，一种豹子意识形态构成了我反推豹子身体政治的意图。
豹的一路上，播撒怀疑主义的砒霜与香气。
瓦尔特·本雅明曾表示过，他希望全部用看似没有关联的“引文”来完成一篇作品。这个一再延宕的理想虽未真正实现，但“引文”在本雅明的写作中有着关键的意义。他说，引文“就像路旁跳出来的强盗一样，手拿武器，掠走了闲逛者的信念。”在我看来，“引文”还是豹子眼中的猎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树下藏弓，同样深埋陷阱与历险的心跳。
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里说：“我想到玛丽安娜·穆尔，她笔下的穿山甲，鹦鹉螺以及其他动物，把动物学知识与象征、寓意紧紧联系在一起，使她的每一首诗都成为一篇道理寓言。我想到埃乌杰尼奥·蒙塔莱，他的诗《鳗鱼》在动物学知识与象征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了顶峰。这首诗像鳗鱼一样，只有长长的一句，描写鳗鱼的生活习性，并把鳗鱼变成一种道德象征。”我的动物随笔当中众多的动物形象也具有了隐喻、象征和伦理道德的维度，这也是我的动物随笔的修辞基础。现在的常识性定论是：龙凤图腾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如果对这个说法没有异议，那么龙凤其实是中华文化谱系里权力文化的形而上符码，权力的形而下符码则是王道老虎。我进一步认为，在汉语汗牛充栋的动植物典籍里，“豹”往往是一笔带过，成为老虎的附庸，属于典型的“弱势动物”，一如它飘忽、谨慎、独立、阴性的气质。而这恰恰是豹比天子之龙与王道之虎更接近老庄哲学的一个被忽略的文化现象。豹是极静而动的东方哲学的具象。我甚至以为，豹子才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隐喻或符码。
彩绘豹子。
选自《豹——博物馆兽谱》，明治时期，日本帝室博物馆编。
如果说习惯群体作战的狮子是正规军，那么以小家庭为独立单元的老虎则是绝杀力冠诸暴力的奇袭者，豹子呢？它只能是独行侠。
我力图追踪豹的踪迹，勾勒这一道黑夜与白日梦交汇地带的金边，片脔半豹，这也使得《豹典》具有古代文人笔记的考据气质，同时也是我向古希腊以降的“断片/箴言录”文体的一次诗与情的致敬。就是说，这是一次博物式的写作历险。
辞典式写作在欧洲以及北美并非新文体。但“辞典”具有某种沉淀下来的决定论倾向，又让读者陷入了沼泽境地：他们既不能怀疑“辞典”的不准确，却又不能不对历史的、逻辑的、线性的解释方式心存疑窦——难道文学、知识与思想如此水火难容吗？
自1758年瑞典博物学家林奈的《自然系统（第10版）》为豹（Panthera pardus）命名以来，一共有27个豹的亚种被陆续发现。目前只有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可的9个亚种。本文中涉及的豹，乃人文之豹，也是我向《尔雅》以来的中土博物学致敬之作，并非按照严格的动物分类学而写。头脑冰结的学者请勿急于指谬。我还知道猎豹、美洲豹与豹的现代分类学常识。比如《古今图书集成》记载说：“按照笺传诸家所载，豹有赤豹、白豹、黑豹、青豹、土豹、元豹凡六种，未见黄色者……”对这等分类，则不可强求古人。
豹
号称“作家的作家”的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曾有一个掌纹式的名句：“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
如果我搬用来写成“豹子不是一头豹子不是一头豹子不是……”，估计不但没有达到斯泰因心目中重复所具有的“持续的现在时”，而且还会激怒神物，它会用名词的牙齿在我的脖子上命名。
其实没有大剂量胃液的刺激，豹子本性非暴。
汉字的读音，固然是约定俗成，但有些却又与颜色直接相关。豹犹驳、鸨，具有气宇轩昂的爆破音，声音直灌后脑共鸣区，由于这两个字读音接近“保”，它们均指涉色彩斑驳的意思。豹的上古音为帮母药部，与“驳”相同，“驳”即是“马色不纯”的意思；而“鸨”身上布满了花斑。可见豹的花纹，在仓颉时代并不代表纯美气质。
豹为形声，从豸，勺声。“豸”（zhì）乃象形字，乃是无脚的虫子，后指长脊的野兽，要注意，是突然伸长背脊。《说文·豸部》：“豸，兽长脊，行豸豸然，欲有所司杀形。”当过富顺知县的段玉裁注：“凡兽欲有所伺杀，则行步详寀，其脊若加长。豸豸然，长貌，文象其形也。”同样是富顺人的宋育仁《部首笺正》：“今观猫之捕鼠，蛇之螫人，皆先曲体，然后舒脊直向前，即豸豸之义也。”
更有意思的在后面，勹为bāo“包”的古体字，为里面的意思。《说文·勹部》：“勹，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清代大学者段玉裁注：“今字‘包’行而‘勹’废矣。”从读音上看，豹的读音乃是“勹”字的赋予。为什么？段玉裁没有进一步解释。按照我的理解，这个“勹”字作用于豹，乃是展示了豹子捕食的特征：以巨大的嘴来“包”住猎物的咽喉和嘴鼻。令其窒息。可见，发展到热恋中的伴侣，极度的“抱”与“包”也充满危机。另外，勺同杓，指的是这样一种物相：把一只瓜（比如葫芦）剖开，吸吮液汁，勺即是指剖开的瓜里有液汁的意思。这个字与同系的酌、瓢两字都是同义字。这里，有一个文字公案。王安石历来认为，汉字的义符、声符，甚至其偏旁位置、笔画曲直，皆非人私智所为，而是造法自然，是“可视”、“可听”、含有非人为的“自然之义”。他的《字说》虽佚，然从他的弟子陆佃所作《埤雅》征引《字说》的文字来看，很能体现王安石的文字观。比如，《字说》就指出：“豹……虎、豹、狸皆能勺物而取焉。大者犹勺而取，不足为大也；小者虽勺而取，所取小矣。不足言也，故于豹言勺。”“豹”为从“豸”的形声字，本与“勺”风马牛不相及，而王安石《字说》却拆分偏旁为多字，后来的文字学家认为“生搬硬套，牵强附会，让人忍俊不禁。”但是，王安石这种打开汉字、企图构造字体解剖图的行为，显然体现了诗人特有的一窥本体的根性：他接通了“勺”字与北斗七星之象，勺物而取的豹，乃是自然界的司南。这就像“灼”字一样，那更像长鞭勾起的一点鬼火，逼近天灵盖。
豹子木刻版图。
选自明朝王圻、王思羲编《三才图会》。
勺，乃是轻漂在水体之上的意思。身轻如燕，踏水而行。这可以视作“轻功”的一个身体革命出典。
凶猛的走兽，一旦背上了一只勺子，明示了这种动物轻快而漂浮的步态。作“水上漂”之行，想象一下吧，真是绝美。
当然了，早期的甲骨文学者认为勺既是声旁也是形旁，怀疑是利爪“匕”字的误写。豹在甲骨文里就是一头张着血盆大口、身上布满斑点的猛兽。古鈢字形写成会意结构，豸，张着大口成为了它的招牌。但，这却是一个生物性的误会。豹明明是笑不露齿的典范，怎么可能老是张着嘴喝风？
李时珍指出：“豹性暴，故曰豹。按许氏《说文解字》：豹之脊长，行则脊隆豸豸然，具司杀之形，故字从豸、从勺。王氏《字说》云：豹性勺物而取，程度而食，故《列子》云：青宁生程，程生马。”“青宁”乃是竹根虫，即竹虱或竹蛆，整句意思是由小到大的生命机变。我们可以进一步猜测，唯一把树上作为家园的大型猫科动物，豹这个汉字，就具有一种仰视而成的具象。
明朝杨慎《升庵诗话》引述汉朝遗存的古诗：“饿狼食不足，饥豹食有余”，指出虽“断圭缺璧，犹胜瓦砾如山”的箴言佳句，暗示了不同的物性，狼贪豹廉，豹子是有所程度而食。这个小心翼翼、举起勺子度量危机的动物，的确是廉而有文的“廉兽”。其实呢，它同时也在往内心的井口倾倒胆气与愤怒。美国诗人卡尔·桑德堡有写《雾》的名诗：“雾来了，/踮着猫的细步。/他弓起腰蹲着，/静静地俯视/海港和城市，/又再往前走。”如果是豹的话，显然更接近雾气的本质。
这类文人的描述，显然无法影响中央天朝的正朔之耳。天朝历来视南边为蛮，西边叫戎，东边称夷，尤其在北边都跟动物有关。天朝对外邦的命名学，充满了反犬旁与豸字旁，这个拆卸自“豹”的零配件标明了这些外邦的猫科属性——难以驯服，只能远观。
程
作为规章、典范、次序，《说文解字》释这个后起的形声字——程：品也。十发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但从呈的甲骨字形来看，它是天际之下的一个凹陷，宛如一个觊觎的脑袋从凹陷处露出来、得见天日，这就是（呈）要表示的意境。
《列子》指出，豹的另外一个名字叫“程”。程字从禾呈声，它首先应该指的是禾穗所呈现的状态，即禾穗的长短，后用来称量谷物，直贞切，所以“直贞”是我曾用的一个笔名，也是我的一个镜像。宋代陆佃的训诂专著《埤雅》里，称豹子为“程列”。但沈括的《梦溪笔谈》讲述了“虎豹为程”之名的词语考古学，我翻译如下：“《庄子》说：‘程生马。’我看过文子作的注释指出：‘秦人称豹为程。’我到延州时，当地人至今还称虎豹为程，大概是指大虫。方言就是这样，或者也是旧的习俗吧。”李时珍对此予以了概述，但他更进了一步：“秦人谓豹为程，至今延之失刺孙……”“失刺孙”突兀而起，颇为古怪。《释文》引《尸子》：“程，中国谓之豹，越人谓之貘。”又到底是什么意思？
红豹。
画家马叙友情提供。
刘正琰、高名凯编著的《汉语外来语词典》考证了“猞猁狲”一词，指出这是“一种类似山猫的动物，又作‘猞猁、失利孙、失利、实鲁苏、宿列荪、沙鲁思’。源蒙。”结尾泄露了逶迤于北国的苍茫气息。但成书于北宋的《梦溪笔谈》，那时蒙古语也进入中土学人的耳朵了吗？针对这种中原文化命名为“土豹”的动物——猞猁（舍利），周士琦在《土豹是什么动物》一文中认为，“猞猁及其别名猞猁狲、失利孙等均始于清代，它是清代时蒙古语的音译。”就是说，“失刺孙”实际上不是豹，而是与豹相像的猞猁。
作为“程”的豹子，不但可以做水上漂，它的勺子还是一个度量之器，在我看来，它已然是世界的器皿，更是道义的衡器。
至于《庄子·至乐》里展示的生物进化论链式则是怪力乱神：“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久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可以理解为“熊生豹，豹育化人”，在庄子心目中万物机变的轮回过程里，气与机变催化世界。那么，谁才是首鼠两端的“豹人”？！
程生马
一次列子高蹈出游，无人接待，就在道旁进餐。他见到一具百年骷髅，走过去拨开蒿草指点骷髅发了一番生死轮回高论：“只有我和你知道，你未曾死，也未曾生。你果真忧愁吗？我果真欢乐吗？”物种有精微的本质，得到水就成为断续如丝的继，得水土交界处则成为覆盖水面的藻类和浮萍，生于高爽之地则为车前草，车前草栖息在粪壤上就成为乌足，乌足的根变成地蚕，叶变成蝴蝶。蝴蝶很快又化而成虫，生活在灶下面，样子像蜕了皮似的，它的名字叫鸲掇。鸲掇经过了一千天变成鸟，它的名字叫乾余骨。乾余骨的吐沫变为斯弥虫，斯弥虫造出食醋。蛾檬从食醋中生出，黄轵虫从九酞虫生出，蠓虫从黄轵虫中生出，竹蓐与不生笋的老竹并连一起，老竹主出竹根虫，竹根虫生赤虫，赤虫生马，马生人，人又复归于物种之精微。万物都由物种精微生出，又都返回于它。
那么问题就来了，“豹生马”，最早写本是“程生马”。
程，如何生马呢？
当代诗人雷抒雁在《口音》一文里认为，为彻底弄清楚这个“程”字，古人大费周折，最后还是从“口音”里豁然明白的。——
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说得很清楚：“《庄子》云：‘程生马’。尝观《文字注》：‘秦人谓豹曰程。’”
“程”是“豹”吗？为什么把“豹”叫“程”呢？沈括说他在延州，“人至今谓虎豹为‘程’，盖言虫也”。原来，是陕西人将虎豹叫“程”是“虫”。莫非庄周先生也把“虫”读成“程”？把虎豹叫“大虫”，地域比较广。《水浒传》里，母大虫顾大嫂，其实就是“母老虎”；武松打虎，亦呼虎为大虫。但呼“虫”为“程”，甚至直接写“豹”与“程”，只《庄子》一处。
庄周是河南商丘人，大约那里人不会读“虫”为“程”。但庄周生于战国时代，其时周王朝虽已名存实亡，影响却远未消失。周起始于岐山，岐山人至今仍读“虫”为“程”。虽为方言，却是古音。随着周王朝势力东扩，岐山口音难免不波及中原。也许那时岐山话便是官话，也未始可知。庄周在写“程生马”时，口里念念有声的“虫”字，竟是笔下的“程”。当然，也可能庄周误听陕人呼“虎豹”为“程”，未必就以为是“虫”音，以为真是“程”呢。
让人钦佩的倒是沈括。他本是浙江钱塘人，即今之杭州人氏。按说应是一口越人蛮语，与陕人说话相差十万八千里。元丰三年（1082）他到延州当了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几年时间，竟弄通了陕人方言，确实难得。沈括不只弄懂了“虫”“程”同字误写，在读《经典释文》里，他还看出其中的反切注音多用陕人发音。比如：“璧有肉好”，“肉”字读“揉”；官称里“尚书”，读“常书”。
这些读音只在关中一些县区保留，如著名评论家阎纲先生家乡礼泉乾县一带就是这种读音。口音是方言的核心，是地域文化里重要的一部分。我常常想，在作品里要能写出口音，即各地人们说话的腔调，该是件有趣的事。可是又一想，如果都像庄周这样以“程”代“虫”，怕不只外地人望之生疑，即使本地人面对代字，亦难辨乡音，岂不乱成一锅粥！
我看过扬雄的《方言》以及相关考据文章，有材料显示在西北音中也有开合读混，但情况相反，合口东钟部一些舌齿音字读成开口，变读成庚青部字。沈括亲耳听到西北延州人把东钟部合口三等“虫”字，读成庚青部开口三等的“程”字。四川读音开口讹读为合口，延州音却合口讹读为开口，这应当是西部大方言谱系下西北与西南的差异之一。明代嘉靖年间的进士、广西宜山人李文凤在《月山丛谈》中说：“天下十三省，俗皆有号，莫知所始。如陕西曰豹，山西曰瓜，山东曰藤，河南曰鲈，苏浙曰盐豆，江西曰腊鸡，福建曰獭，四川曰鼠，湖广曰干鱼，两广曰蛇，云贵曰象。”这些俗称，显然具有一定的物候学道理。正因为“秦人谓豹曰程”，被庄子一引用，立即扬名立万。
报（豹）喜图。
选自日本野崎诚近编《吉祥图案题解》。
仔细观摩徐悲鸿的各式奔马图，可以发现，马在全力奔驰时，四蹄处于不同的位置，一点即飞；豹子打开身体飞纵，却是前腿与后腿双双交替，就像一个囫囵吞枣的书童。构成类的事物，暗含一种递进、承接的关系。当喝血的豹子与驯良的马匹四目相对，更为迅捷的风，就从这目光的缝隙里飞纵而逝。毫无疑问，它们在彼此的眼眸里寻找自己。鬼魅的速度，成为它们再次相望的因子。宋朝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提到一种马戏：“或放令马先走，以身追及，握马尾而上，谓之豹子马。”这一速度的竞技，让我感觉到总有一股如影随形的戾气。这也是我写《第三只豹》结尾的密钥所在：“豹看上去没有颜色/也没有斑纹/是第三只豹/连四肢也被历史的旋转溶解了/豹静卧于马桑树下，披火而眠/侧看，是一匹马。”
金钱豹
宋代苏颂在《图经本草》中，对各种药用动物、植物的产地分布，较早进行了具有实证意味的描述。关于豹，以前的本草文献很少提到它的产地。《图经本草》载：“豹……《本经》不载所出州郡，今河、洛、唐、郢间或有之。”指出豹并不多见，在甘肃、河南、湖北等地，或有发现。作为中国独有的品种，金钱豹的亚种主要有三种。东北亚种，也可称为东北豹，现为公认的世界上最稀有的豹亚种之一。还有一个亚种称为华北豹，这是中国唯一特有的一个亚种豹。再有一个亚种是华南豹。华南豹在这三个亚种豹中分布面最广。
在后现代景观里，豹是滚滚大钞卷成的炸药筒，胡须是最危险的导火索。
格特鲁德·斯泰因在《美国地理史：或人类本性与人类心智的关系》里认为：“金钱是独立的。”顺势而导，可以认为金钱豹洁净。金钱是诗，金钱豹却是箴言、偈语。
我每每想到“金钱豹”一词，就联想起一段瑰丽的桃花心木。没有任何一部辞书告之其始作俑者，我认为其命名权应该归属李时珍。《本草纲目·兽二·豹》：“豹，辽东及西南诸山时有之。状似虎而小，白面团头，自惜其毛采。其文如钱者，曰金钱豹。”当然了，随后它也被称为“银钱豹”。金、银具有汉语的溢美心理，它其实是“铜钱豹”。将踏水而行的飘逸之兽命名为“钱奴”，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正因为有这样的陋见，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在晚清吴沃尧的《俏皮话》里，构成了著名的“恶谥”：
1931年熊松泉、马万里《豹》立轴设色纸本。钤印：万里。款识：“南山雾隐尚横行，耀树探巢百兽惊，欲仗金钱镇穷谷，松涛常作不平鸣。辛末岁暮熊松泉写豹马万里补成并书燕翁诗。”
狗最善媚人，而又极欺贫重富，故见衣衫褴褛者，则必恣其狂吠也。
一日独行郊外，四顾无人，忽遇一金钱豹，迎面而来。狗遥见之大喜曰：“此金钱被体者，必富家郎也，吾当承迎之。”遂疾趋而前，摇尾作种种乞怜。行既近，豹突起搏之，张口欲噬，狗大惊，返身狂奔，幸得脱，然亦魂不附体矣。
遇一牛，问狗何来，狗告以故。牛笑曰：“汝自不通世故，岂不闻近来世上，愈是有钱之辈，愈要吃人耶！”
因为它的名字里有“金钱”，就是土豪么？看来比狗儿更不可救药的，倒是世故的牛。这个故事，不过是清代戴名世说著《寓林折枝》里《牛联宗》的简写版。
至于《九歌·山鬼》有说山鬼“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的威仪，动脑冬烘的考据家以为“赤豹”具有火焰一般的斑斓之彩，而且优雅高贵。其实，在一个神出鬼没的淳朴时代，“金钱豹体毛以橙色为底，应归入赤豹。古代无橙色之名。”就是说，“金钱”也罢，“赤豹”也罢，不过是人们头脑里的幻象。
豹隐
清代丁柔克笔记《柳弧·联语》有神妙之句：“文才南山隐雾豹，精神九月得霜鹰。”但是呢，曾纪泽的七律《雄浑》却扭转了这一态势：“北海培风鹏有翼，南山隐雾豹无斑。”就是说，才与德，并不是拿来炫耀的。“龙德之潜，豹雾之隐，几不可以一望而得者。”人们能够有幸目睹一头豹子，等于看见了一轮满月。
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不遇”应该是外道者寻访豹隐人物的基本性结局，可见隐者是神秘的，不会轻易亮相于俗人眼目，但隐者一般具有在暗中窥视来访者企图的癖好，从而决定自己的隐与显。惆怅的结局暗示，隐者是不能（主要是不屑于）被外道人所发现；其次，隐者独自生活，独自品味，要隐如枯叶蝶；其三，隐者在山林里具有自己的精神气场；最后一点，隐者自得其乐，或者人们并不知晓他们旱地拔葱的云雾境界，故此每每心向往之。
猫科动物中，唯一群居的是狮子。豹子不但不相信群众，它甚至对自己的立场也心存疑虑。它心事重重，大尺度地摆动肩胛，是彻底的怀疑主义者。它被忧郁、怀疑灌醉，将信将疑、怀疑、狐疑、迟疑既是它的骨骼，也是满溢而出的影子，直到豹子成为怀疑的本体：“豹疑”一词尘埃落定。就像法国诗人弗朗西斯·蓬热所言：“不可能通过树的方式走出树。”所以，豹子无法以奔驰与攀援来抛弃那一身怀疑主义的斑纹。豹的独行是天性，隐士的独处是觉悟。合二为一的“豹隐”一词，是物质与精神仿生学一类的美词，既喻隐居山林，也是弱者支撑自己贫弱的强力遁词。《列女传·陶答子妻》：“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犬彘不择食以肥其身，坐而须死耳。”这就造就了另外一个美词：“雾豹。”白居易《与元九书》指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其实，豹匿身于雾气，一是为了躲避，二是迷恋于修炼，豹子并没有像功利之徒那样窥视时机准备下山。
“陶”为古邑名，因产陶器而得名，在现在山东省定陶县西北一带，周朝为曹国都城，春秋末属宋国，战国时属齐国。陶邑地处经济、交通中心，为春秋、战国时期著名商业城市。
作为陶大夫答子的妻子，丈夫在陶为官三年，名声不好但家境暴富三倍，可见他贪婪妄取，搜刮之术精益求精。妻子看出了必然遭殃的征兆，向丈夫指出为政应该“家贫国富，君敬民戴”，这一智者之论触怒了婆婆，将她赶走。她带着孩子毅然离家。她规劝丈夫提出的“豹隐”策略，开启了历史上修炼心性、韬光养晦的伟大策略。此话出自妇人之口，进一步伟大光荣正确！可惜豹纹的启示录，并未让官场中人清醒半分，他们仅仅学习到了豹子的另外一面——暴，而贪暴的陶大夫三年以后终为盗贼所害；回到娘家“豹隐”的妻与子，安然无恙。
豹隐西山、东山可以吗？欲望中的青山，不过是众人的驿站而已。那，只是豹的居所。
我的朋友、诗人向以鲜写于2012年12月12日的《唐诗弥撒曲》之十《豹隐》，乃是会心之作：
你是世上最神秘的隐士
速度中的迁徙者
最先居住在《楚辞》的深谷中
薜荔枯萎 鸟萝又盛开
后来辗转到了南山
那儿除了寂静和虚掩
就是蓝色的冰雾
你爱上广袤的断裂与连续
呼吸自由的清氛啊
舒展优雅的利趾 姿态高贵又警惕
以至于飞逝的岩羊
也会蹀躞于悬崖不忍离去
杀戮是不得已的选择
一场虔诚的祭礼转瞬结束
从来没有人看到你的真相
即使在万能的唐诗中
在风涌云集的光芒时代
也难以倾听到神性的喘息
据说 多年以后
一个帝王透过春天的竹林
看见斑斓的花纹从南山飘过
回首皇宫 如水波幻灭的背影
正眺望积雪的峰峦
南山渐远 隐士的火苗已熄灭
……
南山豹
豹子自然没有什么思想，但我们总是渴望它被思想占有。就是说，我们渴望表达的思想，如同一团雾气将豹子笼罩，并通过它的皮毛与瞳仁化合出一种我们可以目睹的造像。
回望中的豹，是一轮满月。
《豹隐》条提及了《列女传·陶答子妻》，陶大夫答子之妻一番话大有弦外之音。她说的是“南山豹”而非“北山豹”或“西山豹”，这凸显了自《诗经》以降的“南山”乃是体制外文化空间的格局。尽管《诗经》里先后出现了“周南山”“齐南山”“曹南山”之类，可以视为不同地缘当中的情欲之山、干柴烈火相遇之地。是否能够成为桑塔格向往的“火山情人”，那要看道行。
第一，南山暗喻性事。闻一多指出：“《候人》末章四句全是用典，用一个古代神话的典故来咏那曹女。”这个典故即高唐神女的传说，亦即涂山氏与大禹的传说。闻一多也曾用大量的材料证明，高唐神女与涂山氏神话重床叠屋，是同一事。高唐神女发生在巫山，大禹娶涂山氏发生在会稽山，可见在遥远的年代，仅仅依靠脚力来推测方位的古人容易模糊漫漶，涂山、巫山、会稽山就混为一体了，而会稽山又叫作“南山”。
第二，南山暗指长寿多福，是因为它盛产不死草。隐士文化里，身心修炼的极顶——终南山，也叫“南山”，那里还有“豹林谷”。
第三，鉴于俗语有“大门朝南，子孙不寒；大门朝北，子孙受罪”的古训，南为阳，北为阴；住宅朝南，为阳，有吉。住宅朝北，为阴，有凶。
所以啊，退出体制的陶渊明直腰抬头，精光缕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合理的，如果他见到的是东山或者西山，那么在诗歌写作中，他自觉地会移形换位，统统以“南山”予以厘定立场。
凡事也有例外。望帝杜宇的终老之地却是在古蜀国的西山（就是现在的成都青城山一线），旧时那里豹子极多。南山育豹，自然是得道之豹。“南山豹”与“南山隐”最大的不同，如鲁迅说，魏晋隐者怕死，又渴望彰显名头；还说“隐”与“沦落”是两种不同之境。生活无保障，就没有条件隐来隐去，那只能沦落！但是豹一直活在南山，隐到面目全非，豹也成了“非豹”，豹终于成了隐匿文化的他者。宋朝诗人邓宗度有《黄山杂咏·苍豹》：
却隐他山雾，来眠此洞云。
区区麛鹿辈，战栗敢子群。
豹直
也许，豹来到世上，彰显出的意义对于红尘而言总是单调的：它捕猎，它蛰伏，它存在。但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古人偏偏一再相中了豹的蛰伏——那种与时间较量的耐性。
如果说空间是懵懂的、混沌的，那么时间就是不断唤醒、擦亮空间的一块砺石。时间是对空间延伸的不断命名。豹子的踪迹就是活着的时间，尽管它唤醒的空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把它逼迫得十分渺小。豹子谨慎的行动才是全部言辞意义的出发点。尼采曾经说：“有什么比那凶猛而发出光辉的老虎更美的呢？”他崇尚的是强力的美。但过于强力的东西，似乎不是计时的好尺度。
豹直，就是古代指御史等官吏节假日留署值班。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豹直》：
御史旧例，初入台陪直二十五日，节假直五日，谓之“伏豹”，亦曰“豹置”。百官州县初入官陪直者，皆有此名。杜易简解“伏豹”之义云：“宿直者，离家独宿，人情所贵，其人初蒙荣拜，故以此相处。伏豹者，言众官皆出，己独留，如藏伏之豹，伺候相搏，故云伏豹耳。”韩琬则解为“爆直”，言如烧竹，遇节则爆。余以为旧说南山赤豹，爱其毛体，每雪霜雨雾，诸禽兽皆出寻食，惟赤豹深藏不出，故古人以喻贤者隐居避世。鲍明远赋云：“岂若南山赤豹，避雨雾而深藏。”此言“伏豹”“豹直”者，盖取不出之义。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节而比烧竹之爆也。
这就让我们发现，作为仿生学的“伏豹”之举，也是很累的。真是劳神。
窥豹
在“窥豹”与“豹窥”之间，存在一根秘密管道。我推测，巨兽阳具风干了，就成为古文化中一只打量情欲的单筒望远镜。窥视者双手搂定宝塔山，眼睛在喷火，目迷五色，突然与豹鞭狭路相逢，那么，这管道里注定冲决着吊诡的双重火焰。
刘义庆《世说新语·方正》：“王子敬（王献之）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蒱，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毕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
意思是说：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小时聪明，后成为书法大家，与父亲并称“二王”。据说他对赌博游戏樗（chū）蒲（pú）却不精通。某次，他见几个人正在玩樗蒲，就在一旁指手画脚：“你要输了。”那人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这个小孩就像从竹管里看豹，只看见豹身上的一块花斑，看不到全豹。”王献之见他们这样说自己，不禁大愤：“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说完，甩开袖子就飘走。
常玉20世纪40年代的雕塑作品《花豹》。
在庄子发明“窥天”之后，就有《三国志》当中的接力者改良出“窥虎”一词了。这个赌博者显然是个功力非凡的诗人，“窥豹”一词，绝美！虎纹伟长，竹管实在难以攫取，虎纹嚣张，是暴力抽出的闪电，而且王道之虎岂能随意窥视；豹深色的云纹和斑点构成豹的伪装，因而是莽野化的豹，其豹斑成为了民间东张西望的竹管，渴望直接对接的微火。何况，豹斑既是客体的本质，也是观察者的天才之花。博尔赫斯说，神父通过一只豹身上的豹纹解读了神示，喊出神的真正名字，照亮世界。
尽管《三国志集解》作者卢弼引用赵一清的话解释说：“《晋书·王献之传》有窥豹之语，似因避唐讳而改。”《三国志旁证》的作者清朝梁章钜也说：“此言窥虎，而《晋书·王献之传》以避唐讳，改为窥豹，今人遂但知窥豹矣。”唐朝的开国者李渊有先祖名为李虎，而现行《晋书》又是唐人官修的，因此将“窥虎”改为“窥豹”以避讳。
鉴于窥豹已是先知们打量事物的方式，狗儿也使出吃奶的力气在屁眼处长出了一块豹斑。竹管的尽头，先知们立即睁大了金鱼眼睛，放出了毫光……
竹管是箫，后世理当听到豹声。
豹胆
“豹胆”一词的出典是元朝纪君祥《赵氏孤儿》第三折：“老元帅！我有熊心豹胆，怎敢掩藏着赵氏孤儿。”
套用诗人马拉美“世界就是为一本书而存在”的说法，黑夜就是为葆有豹子而存在的，所以它不像老虎那样小气，容易在“人定胜天”的欲望扩张下消失。豹子非常谨慎，抑或说比较胆小，因为豹的疗伤能力极差，一旦受伤极易死亡，所以豹子绝对不会冒受伤的风险。如果明白了“江湖跑鹿，豹子胆小”的古训，就会知道，牛气哄哄的“熊心豹胆”“英雄驱虎豹”之类，即便是宏大叙事的修辞也是蹩脚的。豹，在宏大修辞地域之外忐忑而行，它不是榜样，也不是被洗脑的听众。
诗人戈麦在《大风》里说：
哦，上帝的中山装，从你那四只口袋里
风像四只黑色的豹子闪电一样飞出
啃食玉米的房屋，啃食庄园丰盛的雪骨
劫掠着树木，劫掠着大地的牙齿，劫掠着采石场
很显然，戈麦还是在传统的意义地界牧放他不可一世的愤怒。
博尔赫斯说，“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点是树林”。那样，一头豹子隐匿的理想场域是黑暗。
我再说一遍吧，豹子没有愤怒。愤怒的，只是臆想豹子的人。如果再靠近一些，伸长，被弥散在空气中的恐惧拉长，他们就是鲁迅所言的“仿佛一只无形的手，提着鸭脖子”。艾米莉·狄金森说：“我比他——或许活得长/他必定比我——经久——/因为我只有杀的暴烈，/却无——死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少数天才的身量，稍稍逾越了豹。
古代学者多数具有博物学精神，他们观察受制于囚笼的虎豹之后，得出了结论。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指出：“虎豹在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尾而求食者，多如过江之鲫。鲁夫子说：“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豹变
古人是大自然忠实的记录者，他们总是试图在自然的序列中感知人类的合理位置。《易传·系辞》说包牺氏“俯则观法于地”时，还认真观察了“鸟兽之文”。由视觉发生而来的“文”，虽为人身所缺失，但华丽炫目的美学诱引，激发了人们与之靠近的慕渴之心。于是《易》的《革》卦爻辞有云“大人虎变”“君子豹变”，《象》传释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等说法。老虎之文，鲜明耀目；花豹之文，蔚然成采。孔子的著名学生子贡，在回答棘成子“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之问时，便以虎豹毛皮有文作答：如果将其皮扒掉，“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子贡反对那种重里不重表的君子之论，指出“文”是一种重要的物种标志。可见“文”在进入古人视野时，其色彩之美就得到了剧烈的彰显。
古语“豹变”，是说豹身的花纹变得美丽，引申为君子由贫贱趋于显达。李白诗“英雄未豹变，自古多悲辛”，就是抒发怀才不遇的悲叹。不过，对两河流域居民来说，豹身花纹是不可以“变”的，因为《圣经·耶利米书》十三章就说：人能够改变自己的皮肤吗？豹子不会改变自己的斑点。豹自然无法改变自己的斑点，正如“阶级人”不能改变自己的出身一样。所以，人们用这成语来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法国诗人阿波里奈尔有一句诗：婊子美如金钱豹。对比关系就是比喻赖以存在的基础，这是堪称为“神示”的绝美之句。也许在被咏叹的密腊波桥旁边，诗人出没在散发着迷香的风月场所时，妓女们把女性之美彻底外翻出来，紧张、凸凹、艳丽，并且短兵相接。她们在沉默里无声无息抵达了男人幽暗、脆弱的内心，突然亮出了自己的利器，直捣命门。这让我联想到俄国作家普宁的《日记》英译者，在译序中引述鲍利斯·爱肯鲍姆的话：从诗作看，阿赫玛托娃“一半像修女，一半像婊子”。这是否暗示了诗歌女皇内外双修的气韵？
豹纹没有虎纹那样夸张，也没有蛇类那样含有阴鸷、诡秘的成分。豹匿身于花。这些花朵来自大地的植被和天空的云翳，更来自于暴跳于世界的火焰。豹子之花就像是造物主打下的记号，在彼此都迷失于对方时，从灌木中闪现而出的记号，就成为了他们穿越时光彼此确认的法宝。豹像一块沉静的硫磺，任火与焰的梅花遍布全身，豹在火焰里冷暖自如。它扭头观察背脊后面的异响，豹就把弓弦拉到了极限。豹子点燃了一万炷香，焚烧彻夜不熄。只需要一点点外力，哪怕就是从草间舞蹈而过的微风，就足以使豹惊怵，浑身立即被大朵大朵的玫瑰所覆盖。豹扛起一座旋转的空中花园扑向世界。它的眼睛，宛如一触即燃的硝石，成为了花园两道死门上的灯盏。
尽管布封认为马是世间最美丽的动物，但我却以为豹子更胜一筹，豹纹成为了隐喻修辞的源头，使得一切对豹纹的再修饰成为浮词和累赘。也由此，才派生出豹斑毒菌、豹斑蝴蝶等词语。记得我带女儿去成都动物园看云豹，是一个秋日的下午，豹已经处于睡眠的边缘，只有最少的花还没有凋谢，就像炉膛里保留的火种，在安静的外表下，热过初恋。几只豹子小心地躺倒，与地面断裂的大木头混淆，偶尔翘立的尾巴如同突然的枝桠，将我的目光挂住。豹斑是各自成块的黑，似乎毫无规律，但如果仔细一些，又发现彼此勾连。斑点之间流淌而曲折的火，被一股奇怪的力道牵引着，既不规则，似乎又隐含花的精心布局。米诺斯迷宫的内部，是否护卫着那无际的梦田？
豹子的皮毛颜色一般而言取决于其所处的栖息地，每只豹子的皮毛图案和颜色都是其适应外在的反应。1952年英国数学家图灵发展出“反应—扩散方程式”，透过操弄成形素（能够控制生物图案的化学物质）的扩散与速度的相关变量，就可以复制出常见的花豹的斑点，企图进一步利用生物物理的角度更进一步说明遗传基因的过程。图灵在提出该方程式后的次年自杀，让这个方程式留下许多豹子一般的谜。
据报道，2006年台湾中兴大学的教授经过多年研究，发现花豹的花纹之所以能够世代相传，不只有基因遗传，即：年幼时候是圆点、在成长时变成圆圈、而在成年后称成为蔷薇形，豹纹还循着一套“反应—扩散方程式”在演进。对这些将美丽抽象为数学公式的学问，我辈自然是无力明白的，但豹变，却成为了另一种真实的存在。
这些花纹，就像是豹子的盐，需要缓慢沉淀到底，逐渐析出，造就了豹子异乎寻常的美。有时候，就觉得豹变而落定的豹，是一块花盐，它搅动一个山林。
看看奔驰的豹子，速度把花纹拉长为愤怒的篝火和铜矿。它顿然停身，火焰在惯性作用下漫溢到了头部之前，并倾倒出焰口的触须。最华丽的，还是豹子在捕捉猎物时的陡转，似乎是从中分离出两头豹子，一头在力弧上排成列岛。另外一头，则犹如影子的肉身化。豹变之花开满大地，而深深锲入脑后的两道黑色花纹，是否就是花梨木敲打着忧伤的头骨？
我想，那就是走出迷宫的线头吧。
《文心雕龙·原道》：“虎豹以炳蔚凝姿。”这“凝姿”一词妙到毫巅。所以，即使在豹纹突然的断裂处，总有一种预感，在种植那隐秘的火苗。但在《拉封丹寓言·狐狸和豹子》里，豹子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狐狸和豹子在争论它俩谁美。豹子总是炫耀自己身上那五彩斑斓的花纹，狐狸却说：“我要比你美得多，我的美不在我的外表，而在我灵活的大脑里，因为它充满智慧的思维。”这个故事要说的是：智慧的美远胜于形体外表的美。
面对这个智慧式的结论，汉语的豹子只需从名字里展示“勺物而取”的本性，这代表“勺取”的谨慎，估计拉封丹是难以回答豹子之问的。
针对豹变的现实镜像，清人沈起凤在《谐铎·兽谱》里讲述了一个“负贩”出身的暴发户企图高攀豪门，但有心人给暴发户讲了一个故事——说一头牛为主人驮着很多钱，却突然跑开了，四处碰壁，最后在驴子的指引下，竟然去投奔豹子。豹子见牛背上有很多钱，就让牛把钱绑满全身，充当豹纹。“一破悭囊，便成俊物”，牛也“掉尾自雄”起来。但等到牛身上的钱掉得差不多了，豹子立即把牛驱除出列。故事辛辣讽刺了希望依靠豪门光耀家室之辈，因为这与牛企图混入辉煌的“兽谱”是一回事。
豹皮
跳跃之豹如同一个花体字签名。硝制为皮，为权力者之皮，就变异为领导的涂鸦。
1901年布法罗世博会开幕时，美国总统麦金来收到的“请柬”深含古代礼仪：这是一张完整的美洲豹皮，毛色华灿，反面用烙铁烫出“恭请总统参观世博会野生动物馆”的花体字——这简直是对豹子身体的亵渎。
庄子在《山木》当中，描述了他心目中静穆天道，但道气孕育的姿容遭来了华丽之灾：皮毛饱满的狐狸和花纹漂亮的豹子，栖息于深山老林，潜伏于岩穴山洞，这是静心；夜里行动，白天睡觉，这是警惕；即使饥渴也要隐蔽身体减少踪迹，还要每天相互远离人多的江湖到处觅求食物，这又是稳定。然而，还是不能免于罗网和机关的灾难，它们有什么罪过？是它们自身的皮毛给它们带来灾难。
豹纹容易制造幻觉，然豹皮太硬，皮裘不够轻软厚密。按照《淮南子》的说法，“豹裘而杂，不若狐裘而粹”，豹裘不及狐裘矜贵。所以一身豹皮给人霸王硬上弓的感觉。唐人李嘉祐有诗句云：“棠梨宫里瞻龙衮，细柳营前著豹裘。”到了清朝，一等侍卫端罩用猞猁皮间以豹皮，月白缎里；二等侍卫端罩用红豹皮，素红缎里；三等侍卫、蓝翎侍卫端罩用黄豹皮，月白缎里（端罩指圆领、对襟、平袖、袖长至腕、衣长至膝下，毛朝外穿的宽松式裘皮服）。在武力横行的时代，看上去仍然是土豪。
秦豹纹瓦当，豹身上的圆形组合很活泼。
遥想当年，晋文公当了霸主，他有一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气势，他来到“翟”地（在今山东），有一个老百姓发扬颂圣精神，来献“封狐文豹之皮者”，百姓得到这样好的狐狸皮，自然要献给君主，一如卞和，而另一张豹皮也是上等皮货。晋文公收到老百姓所献上的珍品，他大叹一声说道：“封狐、文豹何罪哉，其皮之罪也。”清朝吴宝芝的《花木鸟兽集类》引述《韩子》曰：“狄人献玄豹于秦文公。文公受皮而叹曰：‘此以皮之美，自以为罪者也。’”
可见在古代中国，虎豹之皮从来就是“君子大人”的禁脔，也是宫廷里大婚的上佳礼仪，《通典·礼典》就有记载。至于神魔小说里，常有使用“豹囊”（锦囊）者，均是东施效颦之作。足见“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的悲喜剧，千古不易。其实，古人为了防潮而把墨放入石匣内或用豹皮做成囊来保藏。所以收藏古墨，最主要的是注意防潮，只要保存得法，即使收藏千百年，墨仍然完整不会断裂。为什么不用别的皮毛？这又在于看重“豹皮彩蔚，以譬君子”的文采。
唐朝的药物学家陈藏器指出，豹皮“不可藉睡，令人神惊。其毛入人疮中，有毒。”过于讲求实际的李时珍不理会大人们从豹皮上发射的豪迈，他在《本草纲目》里唯一赞美了豹皮的好处在于：“广西南界有唼腊虫，食死人尸，不可驱逐，以豹皮覆之，则畏而不来。”这就意味着，裹挟在豹皮里的金枝玉叶，最后，也许会化为一摊黄水。豹皮具有抗拒时间腐蚀的神秘性质，清代文学家舒位的诗作《梅花岭吊史阁部》咏叹史可法“豹皮自可留千载，马革终难裹一尸”，足以见得豹皮与不死名声的依附关系。
2013年冬季深夜，我在成都王府井影城上厕所，突见一个潮男褪下裤子，从豹锦囊里掏出“软小二”，我大笑了一声，吓得他的墨棒顿成一只惊弓之鸟……
文豹
在汉语里，有两种指向不同的文豹。
在曲阜孔林的绿荫围护下，跨过洙水桥，可以见到一道门，人们称之为“墓门”，有三门洞，石阶、碧瓦、朱门，不远处为享殿，是祭孔时摆香坛的地方。门后是肃穆的甬道，古柏参天，可让时光老去。石仪有华表、文豹、甪端、翁仲四对，为北宋宣和五年（1123）刻立。这模样像金钱豹的动物，据说叫“文豹”，文豹性温顺善良，是最佳守墓者。据说文豹能腋下喷火，还能识别好人与坏人，温顺善良，它与甪端均为传说中的神兽。华表系墓前的石柱，又称望柱；甪端也是一种想象的怪兽，传说日行一万八千里，通四方语言，明外方幽远之事；翁仲乃是石人像，传为秦代骁将，威震边塞，后为对称，雕文、武两像，均称翁仲，用以守墓。文豹雕凿造型流畅，调皮而可爱，豹子似乎处在嬉戏中，在我多年的游历与访古踏探当中，尚未见过能与之相颉颃的。据说抚摸文豹可以消灾避难，但抚摸也是有礼仪的，尤其是在孔林，必须从文豹的牙齿开始着手，然后颈部、胸部，由上而下。文豹已经被无数双手摸得油亮，发出石头的红光。
现在，我们回到文豹本身。
“文豹”一词在战国时即已出现，到唐中亚“九姓胡”开始向朝廷进贡猎豹之后，方开始转化为猎豹之专称。猎豹也被称作“驯豹”，点名了它速度之外的另外一个特征：容易豢养。
《山海经·海内西经》指出：“开明南有树鸟，六首；蛟、蝮、蛇、蜼、豹、鸟秩树，于表池树木；诵鸟、
、视肉。”意思是说，开明神兽的南面有种树鸟，长着六个脑袋；那里还有蛟龙、蝮蛇、长尾猿、豹子、鸟秩树，在水池四周环绕着树木而显得华美；那里还有诵鸟、
鸟、视肉怪兽等。
蒙文通先生曾指出：“《海内西经》还六次提到‘开明’……这不会不和蜀国传说中的古帝王——十二世开明没有关系。因此，我认为《海内经》这部分可能是出于古蜀国的作品。”这就是说，在古蜀开明王朝权力辖区，豹子等动物很寻常。清朝王士禛的《香祖笔记》卷三里，提到了华丽的“山水豹”：“山水豹遍身作山水纹，故名。万历乙卯，上高县人得一虎，身文皆作飞鸟走兽之状。”这几乎就是画家的范本。
我们在中国见到的距今最早的猎豹图像，来自四川三星堆文明。
尽管三星堆的文物保护人员把这两件文物都归入“虎”，但王宝星教授考证后认为那应该是印度猎豹。理由在于，古埃及人对于非洲种最大猫科类的狮子重视有加，法老王更常以狮子自比，代表勇敢和威信。如果人民能猎得狮子，并取下它的皮毛，必重重有赏。然而，狮子又岂容易遭到猎杀？相对印度豹就较之容易猎取，更往往成为古埃及人的宠物之一。
“文豹”一词在唐朝之前也可以泛指豹属，在元朝时就有特定指向，即西亚猎豹。
汉人朝廷官员王恽写有《飞豹行》一诗，诗前有一段较长序言，记录了忽必烈纵豹捕猎的壮观场面：“中统二年冬十有一月，大驾北狩（时在鱼儿泊），诏平章塔察公以虎符发兵于燕。既集，取道居庸，合围于汤山之东，遂飞豹取兽，获焉。时予以事东走幕府，驻马顾盼，亦有一嚼之快，因作此歌，以见从兽无厌之乐也。（予时为左司都事）。”诗中关于狩猎的具体内容如下：“二年幽陵阅丘甲，诏遣谋臣连夜发。春搜秋獮是寻常，况复军容从猎法。一声画鼓肃霜威，千骑平岗卷晴雪。长围渐合汤山东，两翼闪闪牙旗红。飞鹰走犬汉人事，以豹取兽何其雄。马蹄蹴麋歘左兴，赤绦撤镞惊龙腾。锦云一纵飞尘起，三军耳后秋风生。豹虽逸才不自惜，雨血风毛摧大敌。风烟惨淡晚归来，思君更上单于台。血埋万甲战方锐，爪牙正藉方刚才。古人以鹿喻天下，得失中间系真假。元戎兹猎似开先，我作车攻补周雅。大笑南朝曹景宗，夸猎空惊弦霹雳。何曾梦见北方强，竟堕闭车甘偃息。扬鞭回首汉家营，一点枪缨野烟碧。”
这次豹猎之行是在忽必烈继位后不久举行的，当时正是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大战之前。诗歌从狩猎的恢弘的场面与磅礴的气势等多个方面粗笔勾勒，使诗歌显得场面宏大，气势雄浑。元世祖统治中期，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由于受到忽必烈的充分信任，他可以深入蒙古统治集团上层以及民间，观察其日常生活。他记载了元世祖在上都等地飞纵猎豹捕猎的情况：“大汗豢有豹子以供行猎捕取野兽之用。”“汗每周亲往视笼中之禽，有时骑一马，置一豹于鞍后。若见欲捕之兽，则遣豹往取，取得之后，以供笼中禽鸟之食，汗盖以此为乐也。”这一珍贵记载可以元朝画家刘贯道的《元世祖出猎图》为证。不是亲眼所见，马可波罗纵有荷马之才，也虚拟不了。
豹爪
一个人毕生大概有三五次机会，可以触及最为重要的东西。由于它与所经历的事物完全不同，因而被它烙伤并拥抱它的机会，降至一二次。绝大多数的人，连一次也未能确认出它来。
就像失明的博尔赫斯的手掌，缓缓抚摸汉碑一样。
就像你的手，在书架上的《豹典》上停顿。重要时刻，就是一种互赠与保管。
有些东西可以互换，但有些品质却是唯一的，豹绝对无法被替代。猛兽的牙齿和利爪，比皮毛、骨骼更具神力。它不但以指甲走路，还以利甲走路和生活。2012年8月，我获得第二届西部文学奖，一个中午在新源县的城郊结合部吃午饭，我在一个杂货店里买下了一对天山雪豹爪，其中一只有些微残损，那是剧烈搏杀与高速奔逐的刻痕。豹的前爪有五个脚趾，后爪则有四个。前爪同时还是防御和狩猎时的利器，这在攀爬或站在摇摇晃晃的树干上时也成为最佳工具。每个脚趾都长有利爪，这些利爪是从脚趾的最后一块骨头长出来的，呈钩型。豹子的爪一旦撕裂、断开，等于猛士折戟，它的生命就不长了。所有的风景、雪夜与闪电藏匿指甲，就像它半透明的角质。这一对带有特定气息的物件我一直随身佩戴，我，就不再做梦了——尽管法国思想家让·波德里亚说过这样的话：“绝梦比绝经还要糟糕：这是精神排卵的终结。”
豹鸣与杜鹃
从语言统计学着眼，汉语的杜鹃有多达四十几种别称，堪称鸟名之最。但是，杜鹃为何叫“谢豹”？即便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三记载说：“吴人谓杜宇为谢豹。杜宇初啼时，渔人得虾曰‘谢豹虾’；市中卖笋曰‘谢豹笋’。唐顾况〈送张卫尉〉诗曰：‘绿树村中谢豹啼。’若非吴人，殆不知‘谢豹’为何物也。”其实，我们至今也不明白“吴人”称呼“谢豹”的本义。
第一，“谢豹”是杜鹃的叫声，这是“自鸣”——自己呼唤自己，犹如鸡、鸭名字的由来。在《山海经·北山经》里提到的长相如豹的“孟极”，也会发出“自呼”名字的叫声。
第二，元代伊士珍《琅嬛记》卷上引《成都旧事》云：“昔人有饮于锦城谢氏，其女窥而悦之。其人闻子规啼，心动，即谢去，女恨甚。后闻子规啼，则怔忡若豹鸣。使侍女以竹枝驱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故名‘子规’为‘谢豹’。”
这就等于讲得很清楚了：曾有一位书生到锦城（成都）谢家作客，谢家闺女偷偷观察书生，一悟即菩提，便喜欢上了。没料到书生因听到窗外子规鸟声声催归的呼唤，便立即向谢家告辞而匆忙返乡。情何以堪？谢家女万分遗憾。后来她再听到子规鸟啼叫，就如听到山中野豹的鸣叫声一般，心神不宁，便叫侍女用竹枝去驱扰，侍女还骂道：“你这只声如野豹、让人听了心神不宁的杜鹃啊，上一次已破坏了我家小姐的美好良缘，怎敢再到这儿来啼叫？”因为受到这一则传说的影响，后来成都人开始以“谢豹”之名来称杜鹃。这一记载不但展示了蜀女的耿直，而且清楚模拟了豹的叫声：没有长啸，没有壮怀激烈，而是具有嘤咛而悠长的哀伤。
川滇猎虎豹
在妖魔化波德莱尔的论述中，人们相传他用雪茄烟去灼烧一头狮子的鼻子，但险些被咬掉恶作剧的手指头；某天，他眼看着一个人被豹子吞掉而幸灾乐祸。其实他早准备有这样的“诗歌预案”：“黑色的豹子，曾用所有的嘴巴，张开的颌骨，纷争我的肉体……”沉落到“忧郁”的底部，“非人”就是其必然的选择吗？这让我想起波兰天才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的话：“生者总是正确的，死者总是错误的。”这是他经历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的生死观。在人与兽搏杀的历史中，这一“进化论”是否正确？
明朝时杭州人张瀚曾任御史，他在《松窗梦语·鸟兽纪》里记载说：“西蜀山深，丛林多虎豹，每夜遇之。遥望林中目光如电，必列炬鸣锣以进。性至猛烈，虽遭驱逐，犹徘徊顾步。其伤重者咆哮作声，听其声之多少为远近，率鸣一声为一里。靠岩而坐，倚木而死，终不僵仆。其搏物不过三跃，不中则舍之。有黑、白、黄三种，或曰黄者幼、黑者壮、白者老。虎啸风生，风生万籁皆作；虎伏风止，风止万籁皆息；故止乐用虎。豹亦有赤、玄、黑、白数种。俗传虎生三子，中有一豹。豹似虎而微，毛多圈文，尤胜于虎。”这类似是而非的说法，只能反映古人的博物学是建立在道听与推测之上，诗化了事物，远离了本相。
格哈德·阿道夫·雅内施雕塑《酒神女祭司与豹》（1883年作）。
豹子是“铜头、铁尾、麻秆腰”，它的布防漏洞还不止这些。1898年，英国探险家MR．阿克里在索马里，空手扼死了袭击他的一只半大豹子，这并非“纸豹子”与“大力水手”的遭遇战，我以为仅仅是偶然事件。
1905年，日本人山川早水来四川考察，其《巴蜀》一书里，他十分留心观察自然状况，比如对锦江往时澄清适合洗锦的记载、对金沙江和岷江泾渭分明的记载、对自流井井盐生产的记载，他在叙府（宜宾）城内见到了大量豹皮：“叙州府附近山中多出现豹。因此，各处之皮铺全挂着金斑皮。叙州府又是成都通往云南省之要衢，云南品多集中于此地。”由此可见，民间历来传闻川南山区豹属众多，看来并非虚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1855年3月—1917年12月7日）在云南传教30多年，埋骨于云南青山口，其所见所闻的记录是一本奇书，是研究这一时期云南彝族的极其重要的资料。保禄·维亚尔记录了撒尼人的狩猎：
有一天，一个撒尼人跑来对我说：“神父，我听到一头鹿的声响，请把枪借给我，我马上就回来。”我把子弹上了膛（我曾用这支枪救过一位英国旅游者），把枪递给他，见他贴在石缝里学鹿叫，突然看到灌木丛中有两点星光，他端起了枪，鹿跳起来，死在猎人的脚下。这种贵族式的狩猎并不多，通常是使用弓箭和伏击。把弓牢牢地固定在道旁，其高度与猎物的身材相仿，弓弦拉满，用一根细绳横拉到道路的另一边，拴在小树上。箭头有毒，毒液是用一种汉语叫黑草乌，倮语叫毒玛的植物块茎的汁制成的，大概属于马钱子类毒物。豹子当然不知道危险。它的脚绊到细绳上，箭就射了出来，豹子觉得被刺了一下，掉过身抓挠，把伤处抓得皮破血流，最后倒在地上。我有一次问那位猎鹿的教徒：“你们为什么不用毒箭打野猪呢？”“因为野猪一受伤就瞎跑，不知道它会死在什么地方。而豹子受伤则原地打转，死在原地。”在中国，人人都知道虎骨豹骨的用途。所谓虎骨，是指其四肢的骨头，特别是膑骨。当地的豹骨约合四法郎一斤，最重的豹骨不超过七斤，收购商把骨头运到师宗，可以卖一倍或两倍的价钱，然后沿江而下运到府南被加工成胶状，是治疗贫血和各种麻痹症的特效药。
读到这里，就不能不佩服西方人的认真。保禄·维亚尔不但详细描述了彝族人狩猎的细节，还特别指出了民间眼光里“豹骨”与“虎骨”的关系，由于虎骨难寻，不少中医也是把豹骨作为虎骨来使用的。他甚至注意到了豹骨脱胶的处理问题。1894年2月，担任《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开始在中国四川、云南两省到缅甸的旅行。途中所见所闻结成《中国风情》一书，莫理循写道：“从四川一路走来，我们经常看到脚夫背着成筐的犰狳、豹皮、豹骨和虎骨。皮是用来穿的，但是犰狳的皮和骨头是要被带到叙府作药材用的。豹骨可以用来蒸馏制成有奇效的补药。众所周知，用虎骨浸泡的酒是最佳的滋补品，喝了这药的病人，就会像老虎一样勇敢、敏捷、强壮有力。另一个增强勇气的奇佳药物是，在以英勇无畏著称的盗贼被刽子手杀死后，取其胆囊熬制成药。中国刽子手通过售卖盗贼的胆囊赚取外快。”这就可以看出，对于中国语境里虎豹乃至胆囊的形而上指涉，西方人并不以为然，而是认真地进行了一番分析。而更奇妙的还在于，老虎、豹子中毒后的情况，他们的记录与中国人的描述完全不同。
晚清时节，国学生出身的江苏南通人徐心余（1866-1934）先后在光绪十九年（1893）和民国三年（1914）两次入川，在他晚年写就的笔记《蜀游闻见录》里记录了大量巴蜀珍闻与风俗，十分珍贵。身为文弱书生，他竟然记录了四川猎户的特异性：“川中之猎虎豹者，以药不以械，药之轻重配合，与兽之毒毙迟速，惟猎人知之。猎时以连环钩伺之，钩之两端，一钩毒脯，一系灰包，置大山中，虎豹骤吞之，钩着齿腭间不得脱，这咆哮奔赴，如地裂山崩，令人心悸，不敢近。猎者云：豹中毒，仅狂走三二十里，即倒地毙；虎则非跳跃三五百里，不能堕其威，故必系以灰包，以便追踪觅迹焉。”昔在古蔺，传闻某山林中，臭不可近，居人拨草视之，有极大虎毙其中，惜日久皮已腐烂无用，而其骨犹售数十余金，此即药毙之虎，猎者未经寻获也。”这样的记载即使在四川民俗史里也遍寻不获，足见徐心余对蜀地的热爱。
豹骨的作用，李时珍说得很清楚，“作枕辟邪”。那个咀嚼豹子肩胛骨食而吞之的海明威，显然没法“辟邪”啊。
山高林密的古蔺县至今有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兽类的金钱豹和云豹两种，占四川同类保护种类的18.18％。当代动物学家郭郛认为，云豹的古名就是躯，躯似狸，古代有以云豹为图腾的氏族。躯、貐均是豹的古称。“今躯虎也，大如狗，文如狸。”郝疏：《字林》：貔似狸而大。躯，虎属，以立秋杀兽，故汉有躯刘之祭。由此可见，四川南部自古就是豹子的栖息地，徐心余先生所见所闻不诬，这样的毒杀延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但豹子一般不会吃死物，除非它已经饿得奄奄一息。这种旱地钓鱼之术，还系有灰包以便跟踪追击，我询问过宜宾屏山县里的一位老猎人，他们认为不大可能，一般而言是豹子捕食了中毒的动物造成的，叫二次中毒。中毒的虎豹发出的震撼山林的惨叫，读者诸君能想象吗？回到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的观点，有些死亡是神圣的。
在云南的苗族村寨，当过猎人的老者回忆，他们发现虎豹足迹，会在足迹上放上一块银子，念一会儿咒语，虎豹就会回来……虎豹与银子具有通感吗？它们应该跟黄金的关系更为密切才对呀。
在清朝之前，滇北诸县多为四川辖区，后划归云南。在民国版《大关县志》“贤母传”篇里，我读到一则记录：“石杨氏，大关海子人。夫万金家住半山，门临大路，一日傍晚，与借宿客数人同坐门前，突来一虎，衔石狂奔，众皆惊惶。氏起持铁锄追及，以锄猛击虎，后虎痛极奔去。氏见其夫卧地，叫唤不应，已气绝死矣。抱尸痛哭，坐守其旁。黎明，邻人持械来寻，见状，无不惊异，升尸以归。村妇打虎殆为奇闻。此事出于民国十年前后，幸郭君咸臣能记其事，以供记载。”滇北一带均为崇山峻岭，旧时均有虎豹出没。但更强悍的是山间女人，打虎巾帼，那时跻身“贤母传”，如今是三八红旗手了。
远东豹以及一豹多名
目前全球发现不到40只野生的远东豹，珍稀濒危程度超过了东北虎和大熊猫。我注意到，几年来关于野生东北豹在吉林等地频频现身的新闻不时见诸媒体。作为北方寒带地区体型仅次于东北虎的大型猫科动物，是唯一适应雪域生存环境的豹亚种，头小尾长，四肢短健，与其他亚种的不同点是覆盖厚厚的毛而且具有最明显和稳定的发散形图案：黑色环斑；头部的斑点小而密，背部的斑点密而较大，斑点呈国画写意般的梅花图案。从阿穆尔河流域到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山区的豹子具有淡奶油色的皮毛，特别是在冬天，与周围凋零的森林融为一体。它就像背负着一个江南的梅园，一路播撒，逶迤在雪原与裸岩之间，芳名多多。这也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动物文化现象。
1857年，赫尔曼·施莱格尔是西方第一位发现远东豹的探险家。东北豹的国际公认学名叫远东豹，俄罗斯人对它的命名是阿穆尔豹；满洲国时期它叫满洲豹；中国人叫它黑龙江豹、东北豹、吉林豹或者土豹子；韩国人并不这样看，名之为韩国豹；而朝鲜则坚称这是朝鲜豹……每一个名字之后显而易见具有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至远东豹具有北方性格，比较保守而恋旧，在它们的打猎区域内，境内的两头豹子的领地有时会略有重叠，但相安无事。于有本书上说阿穆尔豹就是雪豹，显属谬误。2014年11月7日，俄罗斯邮政局发行了俄罗斯《野生猫科动物》邮票一套3枚，分别是阿穆尔虎（东北虎）、阿穆尔豹和雪豹，还有“它们的生命取决于我们！”的警示语。
瓦拉赫沙王宫壁画《王子猎豹》，公元7世纪作品，在乌兹别克斯坦出土。
2013年7月，我应邀参加由《散文海外版》组织的“黑河笔会”，其间参观了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族乡新生村，在展览厅里见到了几张征集自民间的远东豹豹皮。从体格上看，这些远东豹比我想象中的要小。但这并非是食物匮乏所致，只能说是它们尚未彻底成年。在一家锯木厂，当地一位村民告诉我，冬天食物匮乏，老虎、野猪、狼、猞猁、远东豹都喜欢猎食狍子。猎人知道这个习性后，戴着狍头皮帽潜伏于灌木之下，发现猛兽，就晃动头上的狍角；鄂伦春猎人用桦树皮做成桦树口哨，能模仿出森林里很多种动物的叫声，尤其是用“狍哨”模仿狍子的鸣叫，用来引诱林子中的猛兽，即使谨慎的远东豹也往往上当。
另据《后汉书》一百十五记载：“濊（濊貊族聚集地）多文豹，形似虎而小。白面，头色白者曰白豹，黑者曰马豹。文圆者曰金钱豹，最贵重。文尖长者曰艾叶豹。”远东豹在东北林区常见，它因毛色灰白相杂区别于鲜明的金钱豹花纹，故林区人取异名谓“土豹子”和“细毛子”。所谓“土豹子”，在于它毛色灰色呈黑白杂乱而被视为“土”，同时又因它小于其他豹子又大于山狸；所谓“细毛子”，就是因为远东豹的毛细密且短，其茸毛所占比例大，既没有熊毛的粗壮，也逊于兔毛的细软，所以长白山区猎手在行猎时常常以此相称；其豹胫骨民间视若医药瑰宝。但是，自古以来，长白山的豹乃是神圣之物，因为置身圣地，猛兽已然具有开明兽的气度，这在《北史列传·勿吉》篇中有记载：“漠河了南有纵太山者，华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溲污，行经者以物盛云。上有熊罴豹狼皆不害人，人不敢杀。”
远东豹之外，我接触到一种更稀有的豹：红豹。一种豹头上有金红色毛发的豹子。
高句丽是古代北方民族濊貊族的一支。关于濊貊族的最早记载见于《诗经·大雅·韩奕》中的一首诗：“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献其貔皮，赤豹、黄罴。”诗中的“追”就是“濊”。濊原为渔猎部落，貊则为游牧部落，融合混同称濊貊。“濊”和“貊”在西周时分别见于文献，至春秋初，已出现“濊貊”连词，说明此时两族已融为一个民族。因此，古文献称之为“白民”、“毫人”或“发人”。他们的先世主要活动在北自呼嫩平原，南到辽河流域。周宣王时曾于濊貊族集居的地区封韩侯，修筑城池。由此可见，“赤豹、黄罴”自古以来就是朝鲜半岛向天朝的特供品。
明清时期，广大的中国东北地区（东到库页岛，北到大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分布有众多的呈黑色斑纹的金钱豹和背毛泛红的远东豹，后者被进一步神话，演变为披着红花皮的神物。朝鲜北部以盖马高原为主的周边的白头山脉、咸镜山脉、狼山山脉、赴战山岭等地则常有远东豹的亚种分支——朝鲜红豹（亦称赤豹）出没。当时的满族贵族以松花江盛产的东珠最为贵重，此为朝鲜红豹皮，价值高于白金。人参居珍补品之首，但逊于白金。四者都曾作为国礼和品位极高的赏赐品，在大清立国之初同明朝的外交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清崇德三年（1638、明崇祯十一年），清太宗皇太极拜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率10万大军分道入塞，破河北，掠山东，大败明军。崇德六年三月，明廷重臣洪承畴领13万将士御清军，次年（1642）二月，全军覆没。同年五月，明廷派马绍愉赴清议和。六月，皇太极遗还明使，赐其红豹皮、白金，并致书明崇祯皇帝，约以平等相交及岁币疆界诸事。
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里，在1711年（康熙五十年）的中国记事中有“永免朝鲜恭银及红豹皮”的记载，正是因为上贡越来越少，珍稀的“红豹”已经快被捕杀殆尽了，才有了这世界上第一个“野生豹子保护法”。
驺虞与国王猎豹
驺虞（zōu yú）为传说里的上古神兽，伟大的义兽，两袖清风、神采奕奕，健步登上主席台。它指山山让路，身后有鹿、虎隨之，非自然死亡的生物不食，被道德家奉为“仁兽”，亦称驺吴、驺牙。虞字，暗示了此物有虎形，具有箭矢一般的追风之疾。在传说中，它的样子进一步形而上化，虎身狮头、白毛黑纹、尾巴修长。它生性仁慈到连青草也不忍心践踏的程度。《山海经》卷一二《海内北经》指出：“林氏国有珍兽，大若虎，五彩毕具，尾长于身，名曰驺虞，乘之日行千里。”《召南·驺虞》里进一步予以赞美。应该看到，这首诗是《诗经》中词义训释、主旨方面争论颇多的诗作，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争议的正是驺虞具体所指的物种：白虎、大熊猫、貘、雪豹等。在我看来，驺虞在上古时代应该是集合了多种走兽特点才想象出来的动物，跃升为仁义、仁政的图腾，也是天降祥瑞、令柄权者龙心大悦的征兆物。一如龙凤，也如麒麟。至于一些学人非要考证龙的“始祖”为鳄鱼、扬子鳄，凤凰脱胎于孔雀，而一些人非要指证麒麟为长颈鹿，显然是头脑冰洁，跌入到生物具象的彀中，这就叫“执象”。
驺虞到汉代时已绝迹。但是东汉以后，民间见到驺虞的盛世喜讯时断时续，就像波诡云谲的时局。尽管历代学者围绕驺虞的考辨从未停止，但事情到了明代，开始发生质变。
金驺虞神兽挂图。绘制者不详。
永乐二年甲申（1404），相传明朝周定王朱橚，曾在河南禹州神垕一带获驺虞，并献于朱元璋，明朝重臣夏原吉立即奉上大作《瑞应驺虞颂并序》，借此良机奋力颂圣：“惟我圣皇，总统万方。礼乐明备，治具毕张。民安其所，物无疪疠。和气氤氲，钟为嘉瑞。惟兹嘉瑞，匪熊匪貔。匪角匪鬣，曰惟驺虞。玄灵之文，玉雪之质。修尾回风，双瞳炯日。饥不暴物，行避生刍。由心之仁，匪人之驱。神行电迈，千里一息。其性则然，不以其力。侣游俪美，同出一时。不产他邦，乃在郊畿。守臣致之，献于丹阙。自然驯伏，圣情欣悦。百辟环睹，欢动明廷。曰惟慈兽，瑞世之征。惟瑞之征，惟天子圣。圣德格天，受天之庆。惟庆之锡，惟天子明。圣寿齐天，亿千万龄。”
发现神兽，应该也有神佑的意思，因而，驺虞不但是古镇神垕的保护神，而且更是大明江山的辟邪兽。神物往往见首不见尾，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忠臣们三次上报发现祥瑞之兽现身，它的长相具有“狮子头、虎身、龙脚”等特征，后来将瑞兽在朝廷公开展示。文史学者王颋指出，符合所述“虎躯狮首，体魄伟岸”，“白毛黑纹，尾巴修长”，“性格温驯，仪态优雅”，“动作敏捷，奔跑如飞”等四方面特征的动物，非猫科动物“猎豹”的变异个体，毛色有“白化”倾向的“王猎豹”莫属。
野生猎豹从来不见于中土。历史时期今中国境内未发现有野生猎豹，文献中也没有出产猎豹的证明，为动物学界所公认。猎豹与金钱豹、雪豹等属种的区别主要有三点：第一是猎豹爪只能部分缩回，没有保护性外鞘；第二是猎豹从眼角起有一黑色条纹；第三是性情温和很早就被人工驯化。向朝廷报告发现驺虞的地方，比如山东的曹县、河南的钧州、南京的滁州，一马平川，应该有华北豹或华南豹，怎么可能出现野生猎豹呢？王颋在同一篇文章里认为，所称的驺虞，只能是已被“驯服”者，也就是说：它被拥有者暂时地放置到野外，随即又将其“呼唤”回来，仍然装进笼内。也正是这样的个体，才能做到“不食生物、不践生草”。对于普通的猎豹，人们很可能将之归于豹一类。由此，冒充的仁兽必定是毛色变异的“王猎豹”。它们不是真正的“土著”。所称的驺虞，很可能是拥有者从海外收购的珍奇。
明代青花瓷器中的驺虞造像。
这个分析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从明代的海运技术而言，船队即便从非洲远涉重洋而来，也不是不可能的。
国王猎豹也称王猎豹，是猎豹的一种返祖现象，和它们的祖先剑齿虎一样是条状花纹，而普通的猎豹是斑点状的花纹。平均每一千头猎豹中才会出现一头。这种变异情况，与“豹纹猪”非常近似。
从1926年开始，津巴布韦人开始注意一种不同寻常的猎豹。这种猎豹身上的图案并不是通常的小斑点，它们身上的斑纹面积更大，这和美洲豹有些相似，而且它们的背部还长有黑色的条纹，颈上有较长的鬃毛，一改豹类缺乏凛凛雄风的造型，人们称这种动物为国王猎豹（king cheetah）。当时，有人认为这种动物是美洲豹和猎豹的混血，也有人觉得它们是猎豹的一个新亚种。国王猎豹身份之谜直到1981年才得以解决。当年，一只国王猎豹在南非的一家猎豹中心诞生，随后研究人员对此作出了结论，认为王猎豹身上与众不同的斑纹是由于一种非常罕见的基因突变的结果。
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豹
在希腊罗马艺术中，豹子常常与酒神狄厄尼索斯（Dionysos，即罗马神话中的巴克斯）及其在东方的神秘功绩联系在一起。酒神似醉非醉的形象是一位骑着豹子或狮子的有些癫狂的健美青年，他的道具是葡萄和装饰精美的酒杯，他的圣鱼是海豚。我最喜欢英国画家约翰·威廉姆·沃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1849年4月6日-1917年2月10日）的名作《阿里阿德涅》：阿里阿德涅是米诺斯的女儿，尽管她帮助忒修斯杀死米诺牛，并爱上了忒修斯，可惜命中注定，她必须是酒神的妻子。忒修斯知道命运女神的安排，不敢违抗只能惆怅离开她。这幅名作中远去的船就代表忒修斯，而画面当中的两只花豹就代表酒神的临幸。德田纳在《处死的狄奥尼索斯》里引述古代人（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豹子是能散发香气的动物。它利用这种香气来捕捉猎物。他只需要把自己藏起来，利用香气把猎物迷倒——看不见的陷阱，猎物们一一前来就擒。”这就不禁让人们联想起楚辞《九歌》里的山鬼骑豹造像，比较而言，中土的酒神沉迷于个人精神体操，自扯着头发欲旱地拔葱，少了些煽动与蛊惑。
古希腊雕塑《德弥忒尔骑豹》
狄厄尼索斯本来就是放荡者、淫乱者、引诱者的三个代表，但不喝醉之前也是性感、快乐的代表，如此之多的代表下，他俨然是魅惑的性感与赤裸裸的性欲，女人视域里更青睐前一层蕾丝，犹如为胴体抹上金色橄榄油。
德国著名雕塑家约翰·海因里希·丹尼克尔在1814年创作的《骑豹的阿里阿德涅》铜雕，在创作时并没有直接选取神话故事中的场景，而是让阿里阿德涅优雅地坐在这只散发香气的豹子背上，完成了骑豹者的完美情欲叙事。豹子蠢蠢欲动，女神不可方物，以凸显她的尊贵气质。而她的丈夫——酒神狄奥尼索斯当初也正是被阿里阿德涅斜倚在海边的橄榄形身影所打动，才将镶嵌着宝石的华冠戴在了阿里阿德涅的头上。她目光注视前方，右手扶着身体，左手撑在豹子的头上，豹子壮硕的身躯和利爪同少女柔和的身体形成对比，性欲的紧张与情欲的松弛，不但体现了艺术家高超的雕刻技巧，而且也展示了这一阴阳合体的关系。
罗马帝国时期的铜雕像《黑豹》。
英雄忒修斯在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下，用一个女人心计式的线团破解了迷宫，杀死了怪物弥诺陶洛斯。这个线团被称为“阿里阿德涅之线”，是走出迷宫的生命之线，是不是咝咝作响的情欲的导火索？我想应该差不多吧。阿里阿德涅的眼泪，那的确也是一个迷宫。至于她的心计与身体，更是连她自己也注定要迷失的迷宫。
历史学家汤普逊《罗马帝国的盛衰》里指出：“非洲最名贵的树木是香橼树，希腊人称它为‘紫茵’（thyine），罗马人称它为‘色特伦’（citreum）。这种树木在阿特拉斯山脉里，生长得很多，它的叶脉活像孔雀尾巴上的翎花之眼，老虎身上的条纹，豹身上的斑点，因此它受到了很大的珍视。”这一美学，其实源于古罗马社会里从猫到豹的宠物演变。例如，豹子、狮子、熊等不但用于古罗马贵族的表演，还被罗马皇帝用于训练军队。克劳狄皇帝曾让数千名近卫军与豹子搏斗；另外像东罗马的查士丁尼皇帝，其伟大主要表现在一些公众活动的巨大排场上，这件事在群众眼里，其神圣性和重要性不在尼斯和卡尔西冬会议所制定的信条以下：他就任执政官的花销据估计为28800金币；他曾在竞技场上同时展示出20头狮子和30头豹；许多经过训练的马匹配上富丽的鞍辔，作为特殊奖金赏给马戏团中优胜的驾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