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失败”小说导论

“唯一可信的就是那没有主体的潜意识世界。”

——转引自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266页。

自1969年《等待戈多》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贝克特就一直被公认为“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之一，因而当代批评界关注的主要是他的戏剧，仿佛他并非首先是“第一个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转向戏剧之前，贝克特已经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及若干中短篇小说和少量诗歌。由于内容生涩、颓废，且形式实验的跨越性太大，这些代表他前期最高水平的长篇小说无法得到当时阅读受众的接受，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多半湮没无闻。到了80年代，随着诺贝尔奖效应的持续，早期相关论文和文集得以出版，但多为传记式或印象式批评，真正见解深刻、论述系统的为数甚少。到90年代，较有学术分量的评论才相继出版，在欧洲和美国掀起了一个贝克特小说批评的新时代。在笔者看来，其中最深刻、最系统的当属华生（David Watson）、阿其森（James Acheson）、奥哈拉（J. D. O'Hara）、希尔（Leslie Hill）、比根（Richard Begam）、库西诺（Thomas J. Cousineau）及特瑞莱斯（Thomas Trezise）等人的著作。而在中国大陆地区，在陆建德、舒笑梅、侯维瑞、王雅华、李维屏、张和龙等学者于世纪之交发表论述之前，除沿用西方的“存在主义”、“荒诞派”等论调并重申资本主义的“虚无”、“绝望”等观点外，几乎没有切中肯紊而且有分量、有见地的批评。在2006年贝克特百年诞辰前后，西方的相关批评迅速跃至顶峰，而且《贝克特在全球的接受》（The International Reception of Samuel Beckett）等系统的接受史著作也蜂拥而出。至此，由于贝克特的巨大影响力，而其小说基于哲学传统，内容深奥，且在形式实验上大刀阔斧，与传统叙事有着天壤之别，所以世界各地的批评可谓汗牛充栋，不一而足。

第一节 国外贝克特小说研究述评

对于一位广泛涉猎、思想复杂且终生创作不辍的作家，最常见的就是传记式评述、艺术解读和文本注疏。在前者当中，最权威的无疑是得到了贝克特本人首肯的诺尔森（James Knowlson）厚达872页的著作《疰定成名：萨缪尔·贝克特传》（Damned to Fame: The Life of Samuel Beckett）（及其补编《贝克特的回忆与对贝克特的回忆》）。该传记细致地梳理了贝克特的生平及与创作过程的关系，是全球专业研究人员的案头必备。而爱尔兰诗人克洛林（Anthony Cronin）的著作《萨缪尔·贝克特：最后的现代主义者》（Samuel Beckett: The Last Modernist）则是针对普通读者但同样厚实的读物，对贝克特在爱尔兰的生活的描述较前者更充分、更连贯。而对贝克特作品的艺术式批评，数量上可与莎士比亚批评媲美。其中，弗莱切（Beryl Fletcher）、帕迪（David Pattie）、肯讷（Hugh Kenner）、卡尔德（John Calder）、伊斯林（Martin Esslin）、麦克唐纳（Ronan McDonald）及科恩（Ruby Cohn）等专家都著有一般导读类著作。而阿克力（C. J. Ackerley）与冈塔斯基（S. E. Gontarski）合著的《格罗夫版贝克特导读》（The Grove Companion to Samuel Beckett: A Reader's Guide to His Works, Life and Thought）等则属于细致的文本注疏，是贝克特入门必读书籍。至于专门的批评，对贝克特的哲学思想、文艺思想、形式实验、戏剧艺术、“文字革命”（语言哲学）等的著述可谓不胜枚举，且视角繁多，体系各异，早已构成了一门和“莎学”及“乔伊斯产业”齐名的显学——“贝克特产业”（the Beckett industry）。

在国外的贝克特批评中，采用最广泛的当属涉及主题和哲学思想的两种视角：“模仿虚无主义”和“存在人文主义”。前者认为，贝克特的小说通过荒诞的叙述，“模仿了现代生活的支离破碎与异化”，而后者则指出，作者对现代人的严重退化感到极度沮丧，不得不承认“人类存在的虚无性”。但是，不管对笛卡尔的信徒多么有说服力，不管有多少论者持续鼓吹，这些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却背离了贝克特本人的思想。在法国艺术史学者、《转变》（Transition）的新主人杜休（Georges Duthuit）的专访中，贝克特坚持说，自我是封闭的，它与世界的沟通出了问题，因此“要当艺术家就要失败……那失败就成了他的世界”。在他看来，自我没有能力感知和反映世界，作家只有沉入纯粹的潜意识或者“那失败”才能一睹“存在”（being）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又与“绝望或悲观”了然无涉。至于第二种视角，“我从不赞同荒诞派戏剧这种提法，因为其中包含了价值判断”。在贝克特看来，如果要依据外部世界的价值系统来评判文学，那我们就“甚至再也无法说起（存在的）真实了”。确切地说，他探索的是和外界无关的潜意识世界，是封闭的自我。因此，只要“作者意图”在贝克特的创作思想和实践中仍然不可忽略，那么模仿论、虚无观、荒诞派以及人文主义的论调就是误读，无论已经形成了怎样声势浩大的批评流派，都不太适用于对贝克特作品的批评。

只要我们承认贝克特的小说“以文学的形式对‘现代性的终结’……做出了最早、最有影响的表述”，那么后现代批评就可能是更忠于“作者意图”且更有解释力的批评方法。的确，“早在20世纪30、40年代，贝克特就已经预见到……福柯和德里达……的许多基本思想和观念”。由于他“与战后法国所有被广泛接受的思想流派的决裂”，福柯和德里达对贝克特也颇有亲近之感。至此，所有将贝克特纳入后现代主义范畴的论著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也许是比根（Richard Begam）的《萨缪尔·贝克特与现代性的终结》（Samuel Beckett and the End of Modernity），以及厄尔曼（Anthony Uhlmann）的《贝克特与后结构主义》（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这两部论著对贝克特的文艺思想和解构策略做了详尽而深刻的论述，但略有割裂本已迅速消解的小说情节之嫌，或者几乎就忽略了其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似乎贝克特的主要小说就像是后结构主义观念的隐喻式描述的随意拼缀物，而不是相互关联的五部曲。事实上，这些论著对贝克特式反英雄的潜意识活动的阐释略显苍白无力，难以说明这些活动显得极度混乱与荒诞的原因在于贝克特怀疑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稳定关系。

在真正的精神分析学论著中，最透彻、最厚实的可能是华生（David Watson）的《贝克特小说中的悖论与欲望》（Paradox and Desire in Beckett's Fiction）以及奥哈拉（J. D. O'Hara）的《萨缪尔·贝克特的隐蔽动机》（Samuel Beckett's Hidden Drives: Structural Uses of Depth Psychology）。前者探讨了叙事与认知、叙事与欲望及主体的身份建构等主题，试图解决贝克特的“表达”困境，即“没有表达的对象，没有表达的工具，没有表达的主体，没有表达的能力，没有表达的欲望，只有表达的义务”这类悖论。不过，该论著论述的贝克特小说在创作时间上跨越了半个世纪，而且似乎忽略了语言与混乱等重要主题。后者以“深层心理学的结构性用途”为副标题，对贝克特的各类文本进行了深入的“结构性”心理分析，但完全忽略了《瓦特》、《马龙之死》及《无法称呼的人》等重要小说，留下了太多不该留下的空白。其实，这些小说的创作时间相对集中，更典型地反映了作者的深层心理。因此，这两部论著都无法依据更多的细节对贝克特式反英雄的心理活动做出更精辟、更权威的论述。所幸，希尔（Leslie Hill）的专著《不同词语中的贝克特小说》（Beckett's Fiction in Different Words）尽管不是精神分析学论著，却探讨了“差异缺失”（indifference，即认知的“混沌”）这一贯穿贝克特主要小说的认知困境和心理倾向。既然“差异缺失”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俄狄浦斯阶段儿子对母亲的欲望，那么这部论著就能给关于贝克特小说的精神分析学研究带来宝贵的启示。

众所周知，自《瓦特》开始，贝克特就锲而不舍地推行“极简主义”和“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路线，其作品迅速褪去了外部世界的特征，沉入“没有主体的潜意识世界”（即内部世界）。因此长期以来，除“荒诞派”和“存在主义”等传统的评价外，对贝克特小说的“外部”意义的批评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世纪之交，相关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阐释才汇入贝克特批评的洪流。其中，哈林顿（John P. Harrington）的《爱尔兰的贝克特》（The Irish Beckett）、江克（Mary Junker）的《贝克特的爱尔兰之维》（Beckett: The Irish Dimension）、莫林（Emilie Morin）的《萨缪尔·贝克特与爱尔兰性问题》（Samuel Beckett and the Problem of Irishness）、肯尼迪（Sean Kennedy）的《贝克特与爱尔兰》（Beckett and Ireland）以及瓦特（Stephen Watt）的《贝克特与当代爱尔兰文学》（Beckett and Contemporary Irish Writing）等著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贝克特与爱尔兰的密切关系，客观上构成了对贝克特小说“去爱尔兰化”论调的有力反驳，确立了贝克特作为爱尔兰作家的历史地位，体现了爱尔兰官方最终的包容心和当代学者的新民族主义情绪。而美国学者比克斯比（Patrick Bixby）的新著《萨缪尔·贝克特与后殖民小说》（Samuel Beckett and the Postcolonial Novel）则独辟蹊径，运用后殖民理论对贝克特小说与殖民主义的关系进行了独到的研究，指明了隐藏在“极简主义”之下的贝克特小说的爱尔兰性，是对爱尔兰民族去殖民努力的积极呼应。至此，随着“外部”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的兴起，对贝克特小说的研究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

至于贝克特所谓的“失败”艺术，欧美仅有零星的论述，并未将之贯彻到对贝克特所有小说的系统阐释中，也鲜有将之与贝克特对乔伊斯的扬弃过程联系起来。事实上，贝克特小说的形式实验过程就是他摆脱乔伊斯的身影、发觉自我的声音、从“全知全能”走向“无知无能”的过程，即走向“失败”和“收缩”的过程。因此，无论国内外，对贝克特“失败”小说的系统研究都是一项具有相当的创新性和挑战性的工作。

第二节 “失败”小说与问题人生

本书不是传记式批评著作，但在此仍有必要追根溯源，探讨贝克特人生中那些与“失败”有关的事件，阐明他把非理性当作不可企及的终极真实和绝对自由的伊甸园的心理根源，即阐明他的“失败”小说的精神分析学主题。事实上，这些事件的确与贝克特小说创作的主题密切相关，证明了后现代精神分析学是最适合其小说批评的方法论之一。

第一个事件具有一定的生理决定论意义，那就是贝克特的神经发育较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对子宫之外的世界有所感知——他清楚地记得母亲生产前的一天在餐桌前就餐的情形。但不幸的是，母亲偏偏难产（生产过程持续了大半天），致使他夹在产道中进退维谷，神经缺氧，在出生的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窒息感，潜意识中保存有“从子宫到坟墓”（womb-tomb）、生即是死的知觉。即使成年之后，贝克特也坦率地承认，自己“具有胎儿期的记忆，清楚地记得在母亲子宫里的生活”，这些记忆就是后来他常常感到“陷入了陷阱，无以逃脱，禁闭起来，受苦受难”的生理根源。这一事件是贝克特所有小说中“殉难”（crucifixion）主题和母亲的形象极其颓废、猥琐的源头之一，也是他刻意把自己的生日确定为1906年的“耶稣受难日”的根本原因。青少年时代，他时常陷入生与死、恋母与厌母之间难以解脱，受到“不同寻常的身处子宫的记忆”的折磨，患上难以确诊的身心性疾病，显得沉默、孤僻、脆弱、焦虑，1926年演变成一名“神经官能症”（neurosis）患者，气质上和轻微的精神分裂症略有相仿。

相应地，贝克特笔下的主人公总是蜗居在子宫式的令人窒息的洞穴或狭小的病房里，或者把石头和橡胶喇叭当作女性乳房的替代物来吸吮或拧捏，甚至产生出生即死去（难产）的妄想。与母亲的恶劣形象相反，贝克特的父亲慈爱有加，他焦急地等待了一整天，却碰巧在儿子出生时外出散步。与父亲的偶然缺场相似，贝克特小说中强有力的父亲总是无影无踪，无法引导儿子进入秩序井然的文明世界。1933年，当善解人意的父亲去世时，贝克特心里已潜伏多年的心理疾病猛然发作。因此，他笔下的主角多半穿着古老的外套，戴着无边的礼帽或踏着穿孔的鞋子，这些物品其实是父亲的遗物，或者说是表明父亲曾经隐约在场的物证。而在《瓦特》和《等待戈多》中，家仆亚瑟和奴隶幸运儿的呓语猛然喷发，连绵不断（前者的原文多达20多页），有排山倒海之势，却无理性、秩序可言，似是他爆发心理疾病时的心境的模拟。至此，弗洛伊德和拉康（Jacques Lacan）长篇累牍地论述过的“家庭三角”（the family triangle，即父—子—母三者的关系）已经显示出对贝克特人生和创作的令人惊诧的影响。

第二个至关重要的事件是，1934年初，贝克特在中学好友汤普森的推荐下，带着愈来愈严重的“心律不齐、虚汗、寒战、恐慌、呼吸困难……完全麻痹”等症状，来到伦敦的塔维斯托克诊所，接受年轻的比恩医生每周三次的精神分析治疗。在长达两年的治疗期间，“我常常躺在沙发上，努力回忆过去。……那样做兴许有助于我控制恐慌。……当然，我回想起了……胎儿期的记忆。……一回到住处，我就把发生的一切和自己最后的发现记录下来。此后我就没有那些症状了。兴许在某个地方它们还存在。我觉得，它（精神分析治疗）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自己当时的行为和当时的感觉”。通过“回忆”和分析，贝克特终于发现了自己潜意识中的病因——在比恩医生和同为医生的汤普森看来，“理解贝克特的关键……在于了解他同母亲的关系。……他跟母亲是强烈的爱恨交织的关系。……一种几近脐带般的对母亲的依恋和摆脱她的欲望之间的激烈的争夺战”，即恋母与厌母的二元对立。好在贝克特的病症没有发展成精神分裂症，最终的诊断只是“神经官能症”：一种机能性精神紊乱，但自我对现实的判断依然正常，主要症状为强迫症、焦虑症、恐慌症和躯体性转换症。而精神分裂症有所不同，患者的自我有缺陷，和外界是隔绝的。经过一年半的精神分析治疗，到1935年7月在英格兰度假时，贝克特和母亲的紧张关系已有明显的缓和。

所幸，在自身好奇心的驱使和心理医生的引导下，贝克特进而阅读了有关普通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等的著述，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对人类的深层心理、心智和非理性有了切身的感受和深入的理解。到1935年3月，他已能坦率地对自己的“孤僻、冷漠和优越感”做出剖析。

多年来，我一直闷闷不乐，自从中学毕业、进入三一学院以来就刻意如此，这样我就越来越孤僻，越来越懒散，越来越蔑视别人和自己。但这一切，我当时并不觉得是病态。痛苦、孤僻、冷漠和蔑视都是个人优越感的表现，是傲慢的“与众不同”的感觉的保障，这是再自然不过的，算不上是病态……直到那种生活方式（或者否定生活的方式）产生了如此可怕的生理症状，让日子都过不下去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病态。简而言之，如果不是心脏出了问题，让我害怕一命呜呼，我还会酗酒、嗤笑、闲荡，觉得自己过于出众。

贝克特是否真的“故意为之”，作“与众不同”状，这还值得商榷，但无疑的是，此时的他已经接受了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发现了自己主观上可能存在的病因：自我应与外界保持沟通，长期的“孤僻”会导致病态。而且，他还兴趣盎然地参观了常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精神病院，这一特殊的经历激发了他在多数小说中对精神病院进行强迫症似的描述。正是这段治疗经历给予了贝克特意想不到的创作灵感，给予了他把精神病院当作纯粹潜意识王国的超凡洞察力，以及似乎只有残障疯痴才能免受理性折磨的不可抑制的冲动。因此，贝克特笔下的主人公不似他能自我剖析，而是在封闭的自我中流连。后来，他还将治疗方法（回忆、自由联想、自由写作、逻辑分析等）广泛地用于创作，写出了常人难以卒读的小说。确切地说，贝克特的人生和小说均适合采用精神分析学进行研究。

第三个具有精神分析学意义的事件是，1938年1月在巴黎住院期间，贝克特再次遇见了长他5岁的苏珊，这位母亲似的女性恰逢其时地成了他“缺乏激情的”、默默体贴的“伙伴”，而不是渴求合法、稳定的性关系的妻子。虽然他们长期同居一室，却多为合作“伙伴”。直到1961年3月，受到苏珊20多年来在生活和事业上无微不至的照顾之后，贝克特才决定“通过婚姻”，在法律上“一了百了地为她的未来提供保障”。他们躲开熟人，在英国的一个小教堂“仓促地”举行了婚礼。这场迟到的婚礼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伙伴”的感恩和承认，或者说“主要出于见证的原因”，而非出于对房事合法性的渴望。虽然正常的生理需求已通过逛红灯区、和“夜晚的贵妇”（ladies of the night）厮混以及偶尔的艳遇得到了满足，但心理上，贝克特兴许一直因厌恶母亲而遭受性压抑，或者说同“母亲的替身”（mother substitute）同房会使他产生乱伦的幻想。早在和表妹佩吉的关系中，他就很被动，“对性事感到迷惑”，事后常产生“强烈的罪恶感和对自我的厌恶感”。因而在贝克特的小说中，房事从来就不是灵与肉的结合，而总是令人作呕，总是给双方带来灭顶之灾，如《莫菲》中莫菲与西莉娅的关系，《瓦特》中瓦特与渔妇的交媾，《莫洛伊》中莫洛伊与露丝的苟合，《马龙之死》中麦克曼与摩尔的恋情。在无法同房时，莫兰便有手淫恶习，“无法称呼的人”也怀疑自己的阳物是否存在。贝克特潜意识中的性压抑或无性倾向（“差异缺失”在性别中的体现）很可能是他作品中许多不确定性（如交媾后男主角常感到女主角的性别难以确定）的心理根源。

在精神分析学看来，在婴儿能够区分自身与外界之前，世界是混沌的，知识与秩序是纯粹外在的。母子分离之后，婴儿将自身与母体区分开来，踏上了由“想象界”（the imaginary order）迈向“象征界”（the symbolic order）的旅途，开始在创伤中接受外来的秩序和语言。因而，作为有区分（difference）倾向的动物，婴儿只有在“差异”系统中才能成长。正如索绪尔所说“语言之中只有差异”，认知当中只有区分。人在二元对立项之间感知到的“差异”是知识与结构的源泉，或者说这种“差异”是可知论的依据所在。在关系网络中无法区分的事物显得混乱而无可名状，因为“从根本上说，没有差异就没有语言、没有主体：差异缺失（indifference）意味着死亡”。因此，解构和不确定性源自“差异”在同一性中的消解，或者源自区分的无能，其对小说的重大影响在于，“没有它（差异），作为欲望的换喻式滑动场所的叙事就无法进行”。就贝克特而言，他在性别及其他方面的混沌倾向导致了其小说中不确定性的频繁的精神分裂式发作（多数情形在本书中都进行了扼要的论述）。

鉴于贝克特的小说惯用《圣经》典故，本书有理由引用“创世纪”的内容，来证明其心理倾向与他把“差异缺失”当作反理性工具来追求之间的密切联系。“智慧树”种在“差异”的花园里，在笔者看来“这是举世公认的真理”。上帝是知识的垄断者，他把人类始祖囚禁在无知与黑暗的伊甸园。所谓幸福，其基础实际上在于“差异缺失”：亚当和夏娃没有性别意识，无法将男人与女人、裸体与着装区分开来。有了蛇的指点，他们终于察觉到，事实的真相就是他们被拘禁在愚昧之中，因为除了上帝的指令，他们就一无所知。吃过禁果后，他们就开始探索世界，赋予那“无形的混沌”以结构，在区分事物的过程中获得知识的丰厚回报。准确地说，人类的“原罪”在于“区分善恶”的冲动，在于在“差异”中打破了上帝对知识和智慧的垄断。人类被逐出混沌的伊甸园，这标志着结构与理性的萌芽，正如脱离子宫后，婴儿就开始划分曾经统一的世界，开始从自然走向文明。不过，对于这位有着清晰的“胎儿期的记忆”的小说家而言，人类最好回到“混沌”的伊甸园。

贝克特“混沌”倾向的心理学意义还在于“indifference”这一术语的第二层含义：“欲望的缺场，主客体关系的搁置”。这层含义与第一层含义密切相关，它指涉的是唯我论、虚无观的黑暗区域：自我孤注一掷地阉割掉对任何外在目标的欲望，或者放弃相对于外界的主体性。这种由异化导致的无欲无为也是贝克特小说的典型特征：小说中的反英雄闭锁在欲望的逻辑中，仿佛游荡在“无形的混沌”里，茫然地思索，静止地走动。事实上，这层含义指向世界的一个狭缝，人类就在狭缝里形而上地寻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伊甸园，但始终无法到达那里。贝克特笔下的主角不可避免地是欲望的奴隶，但对有助于实现欲望的事物又显得毫不在乎。因此，此处的“indifference”并非指欲望的彻底匮乏，正如它不是指“差异”的彻底消失，而是指同一性对“差异”的入侵。它是解开绝大多数贝克特式困境的万能钥匙，是透视对立关系（如意义与空虚、实物与空无、在场与缺场、声音与沉默等）中灰暗区域的X射线。确切地说，这个术语的最终意义在于悖论性地消除这些对立关系，抵达“洋葱的理想核心”。正是在这“核心”里，贝克特狂乱地构建后现代小说的王国，构建和乔伊斯分道扬镳、和德里达及福柯无限靠近的文学王国。

在很大程度上，贝克特的反理性倾向决定了他的认知和表达模式。从理性的、广为接受的视角认知世界，常人会采用通用的语言对世界万象做出价值判断，从社会交际中获得认同的快感，而贝克特是一个阴郁、悲观的作家，总是从精神分裂症患者常有的虚无角度观察世界，因为缺乏正常的认知模式，他看到的都是在常人看来混乱不堪的现象。贝克特逃避外部世界，深深潜入主体、语言和结构等观念都无足轻重的潜意识旋涡，在“自动写作”中把传统小说的基本要素推向解体的边沿。随着笛卡尔视若知识根基的理性的消解，对贝克特而言，混乱成了世界的真相，因而他的小说对传统读者显得愈加虚无，很快就变得像现在的后现代小说一样扑朔迷离。贝克特注定是一个重要的后现代小说家。

第三节 “失败”小说与后现代精神分析学

贝克特人生及创作生涯中的第四件大事，是他对詹姆斯·乔伊斯的模仿与扬弃。20世纪20年代末，在巴黎高师担任英语讲师期间，贝克特受乔伊斯之命撰写《但丁…布鲁诺.维柯..乔伊斯》的文章，以表示对业师在“创作中的作品”中开展的“文字革命”的声援。在业师的督导下，贝克特主要论述了布鲁诺的“对立面的巧合”观，这一理论颇像一个辩证法的悖论：“在连绵不断的转变中，不仅最小值与最小值发生巧合，最大值与最大值发生巧合，而且最小值也与最大值发生巧合”。阐释布鲁诺的理论时，贝克特肯定了所有固定点的相对性和不稳定性，实际上也辩证地发展了自己的“混沌”倾向：二元对立项在语言现实中占据的位置是临时性的，因为它们时刻都暴露在相互的取代和削弱中，或者暴露在“差异”的覆灭中。事实上，贝克特与布鲁诺的同感是命中注定的，预示着他的小说不仅会描述两性差异的缺失，而且会叙述“永恒融合的动态过程，通过一系列环形变化，过程中的每项要素不断地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由于乔伊斯的授命，贝克特的心理问题在虚无论中得到了升华。

基于自己的神经官能症、对叔本华的信仰和对乔伊斯的扬弃，贝克特的“失败”文学论在1930年9月独自撰写《普鲁斯特论》时成熟起来。在这篇非命题论文中，贝克特宣称个人是虚空的，毫无自身的内容，不过是“未来时间的液体……从自身的容器倒入盛放过去时间液体……的容器中去的过程而已”。在他看来，人犯下了出生的原罪，要苟延残喘，就必须借助“习惯”，而“习惯”却剥夺了人洞察万物本真的能力。对真正的艺术家而言，既然意识永远是人的“习惯”或“呕吐物”的投射，那么就“只有主体早已消亡的潜意识世界”（13）才值得探索。因此，在贝克特看来，真正艺术的目标是无形无体的潜意识世界，而真正艺术的创造就是“摆脱理性原则，独立思考世界万象”。真正的艺术需要的是“超验的想象”，这种想象与外界事物了然无涉，“仅仅作用于自由和虚无的领地”（74）。至于“失败”，贝克特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疯狂和滑稽得如同与家具交谈”，因为“沟通的方式根本不存在”（63—64）。他认为，文学不仅应该独立于外来的价值体系，而且与艺术模仿论格格不入。既然人类意识往往行而上地扭曲世界，真正的艺术家必须从天真无知的角度寻求事物的本真，这种角度常常导致虚空，导致“满满当当的虚空”。要天真无知，真正的艺术家必须首先消解自我，解构人类区分事物的能力，拥抱悖论和虚空。

完成《普鲁斯特论》之后，除传记性太强的长篇处女作《春梦：从靓女到庸妇》（Dream of Fair to Middling Women，1992）外，贝克特接连创作了五部自己“满意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表现了当时超越文学现代主义的最原创的、最激进的努力”，而文学现代主义“充分集中地体现在马塞尔·普鲁斯特和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中”。事实上，这五部小说正是以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为出发点，因为在贝克特看来，只要这些大师还屈从于笛卡尔的“首要原则”，他们就仍然把自己禁锢在现代主义当中。贝克特喜欢“把笛卡尔当作小说”来读，“把叔本华当作真理”来读，认为知识再也不能以那些“首要原则”为依据，只要“我思”（the cogito）哲学寿终正寝，现代性就已经完蛋。他认为，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还没有激进到怀疑“我思”的稳定性的地步。为了超越他们，他必须以“我思”的不确定性为基本解构策略，其结果自然就是“差异缺失”、混乱和虚无。于是，贝克特的叙事往往模棱两可，相互抵牾，充满自称无法言说、无可名状的否定性话语，结果在其小说中，意义似乎总是缺场，或延误在无限的能指链中。就对主体的怀疑而言，贝克特的确与罗兰·巴特和德里达十分相近。

与其基本策略紧密相关的，是贝克特对笛卡尔思想或任何形式的二元论的解构。对于贝克特和其他激进作家而言，笛卡尔的“我思”不仅在诞生之初就犯下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原罪，而且标志着人类异化的肇始，因为“我思”哄骗人类落入主客体关系的圈套，把人类与世界隔离起来，使人类不再把自己与周围的世界看作不可分解的整体，而是看作相互隔离的对立项。像海德格尔和尼采一样，贝克特把主客体的分离当作“人文主义的一种表述”，当作人类中心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完全依据人类的利益来定义现实”。一旦如此，人类就变得自私，无法感知隐藏在功利主义背后的存在的本真。在贝克特看来，要洞察那种本真，人类必须以天真的眼光来打量已经被笛卡尔拆解为二元关系的世界，就是说，人类必须抛弃或消解以笛卡尔思想为基础的各种二元论，这样，没有了先验的偏见，人类才能像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透明的眼球”那样融入自然。贝克特对“我思”的怀疑触发了他对二元论的解构，即对无知、无欲的热切渴望。正是在“差异缺失”（indifference）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学与后结构主义交相重叠，证明了后现代精神分析学作为贝克特小说批评方法论的可行性。

正如德里达的“延异”一样，贝克特追求的无知、无欲旨在抵制二元对立，其方式就是证明二元对立中清晰无误的界限怎样抹除和转移，或者看似排他的种种可能性可以同时并存。确切地说，贝克特的无知、无欲分别对应于德里达的双层解构策略：抹除存在项之间的清晰无误的“差异”（如《瓦特》中在罐子里熬出来的诺特的食物，及《莫洛伊》中莫洛伊从露丝那儿偷来的刀架），对应于德里达的内部解构，这种策略旨在从内部着手，让传统观念看似自行解体；而欲望的湮灭（如《莫菲》中安东的唯我意识或者《瓦特》中瓦特对诺特的无欲无为），类似于德里达的外部解构，这种策略旨在从外部着手，与笛卡尔思想彻底决裂。毫无疑问，“indifference”一词双层含义的共存印证了德里达的建议，即两种策略并行不悖。而且，贝克特的无知、无欲还源自俄狄浦斯在阉割的危险中回归母体的努力。一方面，乱伦会抹除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在阳具的制约下，儿子必须放弃乱伦的欲望，转而寻求替代物。在精神分析学看来，无知、无欲源自儿子不愿但被迫遵守父亲法则的困境，这一点再次肯定了贝克特的结论——“没有表达的欲望，只有表达的义务”。可见，贝克特长篇小说的主题甚至形式，完全可以从精神分析学和解构主义的双重视角进行阐释。

精神分析学与解构主义的巧妙融合，完全符合贝克特的创作意图，即剥夺反英雄（例如垂死的马龙和“无法称呼的人”）的主体地位，将他们抛入莫菲的意志消解的第三个区域。正如解构主义者怀疑主客体间的二元关系，贝克特探索的不是意识世界，而是主体消亡的潜意识世界。也就是说，既然“精神分析以主体问题为中心话题”，而贝克特的作品又具有鲜明的精神分析学色彩，那么他（例如在《无法称呼的人》当中）寻求的就不是主体地位的确立，而是重新投入主体性缺失的虚空。这类作品包容了源自主体缺失的混乱，因此采用弗洛伊德主义和解构主义的集大成者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关于主体发展过程的理论来阐释，这就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