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纽约客——斯坦利·利伯^[0]

1922年12月28日，星期四，圣诞节刚过没几天，逛街的人漫无目的地在纽约时代广场上闲逛。一场寒冷的雨夹雪席卷了纽约后，人们纷纷将衣领立起，本能地抓紧自己的帽子。阴沉沉的天，反映出裹得严严实实的行人们的真实内心写照。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几乎要把人行道上的一位女士吹倒，同时逼着一位男士不得不跑到马路中间去捡被吹跑的帽子。在圣诞假期和元旦之间，一场暴风雨袭击了整个东海岸，雨雪交加，倾盆而下。

在曼哈顿第98街和西区大街的一间小公寓里，杰克和西莉亚·利伯夫妇居然丝毫没有注意到如此恶劣的天气。因为这一天，他们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并给这位男婴取名为斯坦利·马丁。

这名新生儿诞生于美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尚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动乱中恢复元气的美国在艰难前行。战后，欧洲各国领导人忙于探索确保欧洲未来和平的可行性。但在美国国内，战争带来的生产狂潮开始退去，企业不得不重新调整，国家经济下滑，经济发展几近停滞。1922年，美国的工业逐步复苏。随着消费品公司开始恢复生产豪华汽车、新款服装、厨房电动用品等产品，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显露出好转的迹象。

杰克和西莉亚都没预料到的是，儿子出生的这天，屋外阴郁的天气将会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一战”的余烬将使美国陷入举国震惊的大萧条中，由此造成的经济危机将使斯坦利一家穷困潦倒，夫妻俩也会因此心力交瘁。

尽管生活艰辛，西莉亚和杰克也常常为钱吵得不可开交，但他们始终教育儿子要相信自己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无论是降临人世时密布天空的乌云，还是大萧条给这个小家庭带来的至暗时刻，都没能阻止斯坦利·利伯成长为一个乐观主义者。

这就是超级英雄的诞生。

斯坦利·利伯的父母于20世纪初随着数百万移民的脚步迁往美国。斯坦利的父亲于1886年出生于罗马尼亚，1905年乘船抵达纽约港。彼时年仅19岁的他，由海曼更名为“雅各布”，后来将名字又换成了更具美国特色的“杰克”^[01]。在航行中与他相依为命的是年仅14岁的亲人（可能是弟弟）亚伯拉罕。两位少年正是20世纪初大波涌入美国的东欧犹太人中的一员。欧洲数十年的反犹太大屠杀活动（针对犹太人的恐怖活动）导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死于非命。移民美国的犹太人数也从1880年的5000人激增至1907年的258000人。1875—1924年，约有270万犹太人从欧洲各地迁至美国。

海曼的故乡罗马尼亚位于欧洲东南部。当时，罗马尼亚北连奥匈帝国，西临塞尔维亚，南靠保加利亚，东接俄国和黑海。海曼·利伯出发时正值国王卡罗尔一世统治期间。卡罗尔于1881年即位后，一直统治国家，直至他1914年逝世。赴美航程使海曼和亚伯拉罕每人花费了约179卢布，差不多90美元，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很大一笔钱了。其中花费的50卢布是为了向埃利斯岛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证明他们有在新国家生存下来的能力。^[1]

海曼和亚伯拉罕属于首批大规模移民美国的罗马尼亚人，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有145000名罗马尼亚人背井离乡，远离故土。对于大多数考虑移民的罗马尼亚人来说，美国意味着经济稳定、宗教自由。和众多东欧人一样，第一批罗马尼亚先驱者去美国是为了寻求稳定的收入，以便积累财富回国买地。然而，与其他国家的移民总数相比，罗马尼亚的移民总数则少得多。其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约有300万波兰人于1870—1920年移民美国。

对罗马尼亚犹太人来说，移民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那个时代的欧洲犹太移民中极具典型性。罗马尼亚国内对犹太人的普遍歧视意味着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人通常会选择留在美国，而非落叶归根。在罗马尼亚，年轻的犹太男性几乎没有机会从事任何有意义的职业。君主和王室禁止犹太人当律师，因为犹太教神学院并不合法；从医这条路也行不通。不管一个犹太人祖上定居罗马尼亚多久，他始终会被视作“外国佬”。而同时期移民美国的其他罗马尼亚人表示，身为少数族裔，他们不得不卑躬屈膝，同时忍受地域歧视和宗教歧视。^[2]

滥用权力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位作家说：“罗马尼亚法律的反犹太属性隐晦至极，同时极力避免露骨的残暴行径，以免引起文明世界的关注和反对。”^[3]然而，思想上的恐怖主义依然引发了严重的后果。19世纪90年代通过的几部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受教育权，同时，罗马尼亚的高中课堂也公开宣扬反犹太主义。

罗马尼亚的半秘密大屠杀导致无数的反犹太暴动及大肆掠夺的行径，警察和军队要么坐视不管，要么积极参与，导致暴乱继续猖獗。罗马尼亚犹太人的生活里充斥着暴力。正如一位历史学家解释的那样：“19世纪末期，罗马尼亚的经济陷入萧条期，同时，从伯尔拉德（1867年）、布泽乌（1871年）、博托沙尼（1890年）、布加勒斯特（1897年）、雅西（1898年）等几座城市出现的反犹太暴乱开始，暴力程度普遍上升。”^[4]当时在美国的罗马尼亚人很少，这些新闻大部分并不为美国社会所知，媒体监督也就更无从谈起。

当罗马尼亚青年海曼选择定居纽约时，同批奔赴美国的犹太人中，约有6万人最后还是回国了。其他东欧人则往返于美国和自己的祖国之间。移民者们认为，在赴美航程中遇到的一切艰难险阻，包括制造业潜在的经济危机，都是值得的，因为他们赚到的财富足以改变自己和远在家乡的亲人们的命运。然而，在第一次移民潮结束于爵士时代^[04]初期后，接下来的25年里都少有移民美国的罗马尼亚人。直到“二战”期间，罗马尼亚面临被纳粹占领的威胁时，移民数量才又重新上升。

初抵美国，最早的一批罗马尼亚移民就面临着异常艰难的处境，他们被迫改变自己在家乡养成的传统而强烈的家庭价值观。这些移民大都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没有一技之长。因此，对他们来说，即使是去工业城市里做工人，也充满了危险和困难，各种族的移民工人经常遭遇工伤事故甚至死亡。但对这些罗马尼亚的犹太移民而言，在纽约的生活无论再怎么艰辛，也远远胜过他们在国内可能要面临的窘迫处境。尽管必须面对贫困、住房条件差等诸多挑战，“美国梦”依然让他们憧憬着明天会更好。别的不说，这些“新美国人”至少彻底摆脱了罗马尼亚对犹太人的恶意暴力，获得了宝贵的人身安全和宗教自由。

和十几岁的海曼一样，许多单身男子背井离乡，为了在异地勉强维生，不惜沦为家族中的边缘人。这些单身劳动者以群居的方式待在寄宿家庭里，或是与其他罗马尼亚移民家庭生活在一起。这些年轻人的主要文化生活就是去餐厅、酒馆等场所聚会，以及去教堂做礼拜。

犹太移民在美国也同样面临着潜在的反犹太主义。为了抵御偏见，他们选择抱团取暖。新移民们几乎都不会说英语，也看不懂英语。面对英语世界，同胞之间就团结得更加紧密。莫里斯·塞缪尔回忆说，纽约下东区的一家罗马尼亚犹太餐馆是大家聚会的首选，人们在那里“吃烤大蒜、香肠、小馅饼、马马利佳等罗马尼亚的特色小吃，喝酒，玩家乡的纸牌游戏”，大家说的也都是罗马尼亚的意第绪语^[05]，追忆着布加勒斯特犹太人区的往事。讲故事的人偶尔也会提到意图将他们驱逐出境、赶尽杀绝的反犹太大屠杀，瞬间就给这些故事蒙上了一丝悲凉的色彩。^[5]

19世纪初，高速发展的纽约服装行业开始需要大量的工人，海曼·利伯和亚伯拉罕均顺势入行。许多犹太移民（约占犹太移民总数的65%）都是娴熟的工匠，尽管我们无法确定海曼是否曾经有过服装行业的从业经历，亦无从知晓他是否曾在罗马尼亚接受过任何形式的高级培训。不过考虑到罗马尼亚反犹太的教育法和不公平的商业手段，这些可能性微乎其微。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移民们一旦到了美国，就算以前不是，现在也会成为裁缝，因为这个行当在曼哈顿供不应求。”^[6]

和那个年代的许多第一代移民家庭一样，利伯一家对自己的过去和来到美国的缘由闭口不谈。虽然移民们带来了自己的文化元素，也尽可能地保留自己的文化模式，但他们往往更侧重于适应美国文化，以及为家人创造新的生活和机遇。他们谈论的焦点是未来，而非过去多年来为了移民美国所遭受的艰辛及付出的努力。^[7]

如果把李的父母和他的整个大家庭放在20世纪初犹太和欧洲移民涌入纽约的大背景下审视，你会对这一切有更加直观的了解。父母面临的挣扎对年轻一代产生的影响，与其他无数尝试融入美国社会的犹太家庭和个人别无二致。^[8]

1910年，雅各布和亚伯拉罕与一位52岁的俄罗斯人格申·莫斯科维茨及其罗马尼亚妻子美茵茨一起住在曼哈顿A大街。这家人育有两个孩子——罗茜和约瑟夫。约瑟夫和亚伯拉罕在人口普查中均被列为口袋书经营者，这表明他们在同一家店里一起工作。雅各布此时已经开始在一家大衣店做剪裁工人。人口普查信息显示，和莫斯科维茨家的孩子一样，雅各布和亚伯拉罕都上过学，有英文阅读能力，但人口普查信息并未提供其他细节。在家里，或者在社区附近的时候，他们极有可能讲的是罗马尼亚的意第绪语。^[9]

1920年，34岁的雅各布依然寄人篱下。此时他与大卫、贝姬·施瓦茨和施瓦茨家的三个孩子共同住在曼哈顿第114街的一间公寓里。施瓦茨一家于1914年从罗马尼亚移民到美国。与雅各布不同，他们对英语的听说读写一窍不通。移民们之间的互相联系始终与工作及私人生活密不可分。当时雅各布和大卫都在从事女装制作。第114街的公寓楼和周边社区居住的绝大多数是来自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的犹太移民，所以在这里，意第绪语比英语使用得更加普遍。施瓦茨夫妇也都比雅各布年轻不少（当时大卫26岁，贝姬25岁）。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雅各布的生活突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20年，他还跟施瓦茨一家住在一起。但到了1922年底，他就娶了西莉亚·所罗门。很快地，在新年到来之前，他们的孩子斯坦利·马丁就出生了。^[10]

在利伯家族的这条线索中似乎没什么更加丰富的细节，所罗门这边的族谱其实也没能完全被理顺。我们了解到的是，所罗门是一个大家族，他们于1901年移民到美国。这个家庭代表了20世纪初更为典型的犹太移民：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移民。这种方式对于拼尽全力攒钱逃离罗马尼亚的犹太人来说成本高昂，但重要的是能确保家庭的完整性。

9年后，到1910年，这个家庭和其他许多罗马尼亚家庭一起占领了第4街的一座公寓楼。关于西莉亚父母的名字，不同文件的记载皆有不同。她父亲的名字不是“桑福尔”就是“赞福尔”；母亲的名字则更为常见，可能是“索菲娅”或“索菲”。桑福尔生于1865年，索菲娅小他一岁，生于1866年，两人共生了8个孩子。1903年，他们最小的孩子罗比是抵达美国之后出生的。

西莉亚的出生年份时而被记载为1892年，时而为1894年。1910年，她在一家五毛钱商店里当销售员，她的哥哥路易斯在一家装饰品店当推销员。他俩都没上过学，但当时与家人住在一起的4个弟弟妹妹——弗里达、伊西多、米妮和罗比都上过学。哥哥姐姐出去打工挣钱，帮着赡养家庭并供弟弟妹妹读书，所罗门一家的生活方式呈现出一条移民获得成功的典型途径。与所罗门一家的许多罗马尼亚亲属相似，他们在美国定居，渴望提高生活水平，并充分利用教育机会，更易于接受美国的流行文化。虽然桑福尔和索菲娅讲的还是意第绪语，但孩子们的英语都很流利，这是他们适应美国这个“新家”的重要一步。后来，所罗门一家搬到了西152号街。^[11]

李记得当弟弟拉里出生时（1931年10月26日），他们家从位于西98号街和西区大道交界处的公寓里搬到了华盛顿高地。^[12]搬迁意味着当时无论是其家庭财富还是社区条件都已大不如前。像许多人一样，大萧条给利伯一家在追逐“美国梦”的过程中带来致命一击。

2000多名男子站在曼哈顿第29街一座圣公会教堂的外面，他们翻起衣领，双手插进外衣口袋来抵御城市里吹过的刺骨寒风。在大萧条初期，这样排队的人群十分常见，队伍蜿蜒曲折，一直可以排到第五大道。这些人听说教会会向穷人分发食物，便赶来这里，希望可以领到足够养活自己和家人的食物。食物是定量供应的，一旦发完，四分之一的人就会被拒之门外。内心感到绝望与恐惧的人们，不得不在当天夜里忍饥挨饿。

看到这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可怜的人，纽约居民都深感不安。很多等待食物救济的人显然为依靠慈善来勉强求生而感到万分痛苦。那些因国家出现经济危机而不得不排队领面包的人，也都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们并不想获得救济。以强烈职业道德为荣的美国人坚信这种精神会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回报。大多数获得衣服、租金、食品、医疗用品等福利救济的人，其实内心极度不情愿。

华尔街的腐败导致国民经济崩溃，整个国家陷入愤怒和绝望之中。在20世纪20年代，金钱在美国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个时代的经纪人和投资银行家相继崛起，成为整个社会中的新英雄和名人，就像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写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的人物尼克·卡拉威那样。华尔街里跌宕起伏的股市和交易黑幕都是刺激的八卦。过热的经济实则埋下了火种，华尔街的贪婪引发了可以燎原的星火。

一个个崩溃的人组成的等待领取救济的队伍贯穿了整个曼哈顿，这幅景象鲜明地展现了整个国家的绝望。其中的每一个人同时也代表了他身后那个被金融危机摧毁的悲惨家庭。利伯在美国经过了几十年的打拼，坠入爱河、组建家庭，但利伯一家原本幸福的生活却因大萧条的到来而变成了过往云烟。斯坦利当时还太小，无法理解事情的严重性，但他却真真切切地从父母的交谈中感受到了大萧条带来的后果、愤怒和痛苦。“我最早的记忆就是父母在商量如果付不起租金该怎么办，”他说，“幸运的是，我们从来没被赶出过家门。”^[13]日常必需品的难以为继迫使无数家庭进入持续警戒的模式。

在1929年年末股票市场崩溃时，距离雅各布初至美国，已经过去了20多年。然而，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他和同事都不可能幸免于难。服装界的生意不景气，他下岗了。据李所说，父亲也曾试图开一家餐馆，但因为经营不善，一辈子的积蓄就这样付诸东流。^[14]

贫贱夫妻百事哀，长期失业导致雅各布和西莉亚的婚姻产生了裂痕。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紧张，生活的重压让人无法承受。不到7岁的斯坦利目睹了父母日复一日、接连不断的争吵，如同一张命中注定要被反复播放的糟糕唱片那样，“争吵的话题始终是钱、钱、钱”。^[15]

有史以来，罗马尼亚家庭都因其紧密的联系而闻名。即使在大萧条时期，有些家长也拒绝让孩子们辍学打工。因为他们意识到，不管当下面临怎样的经济困难，教育依然是未来获取成就的阶梯。对利伯一家来说，斯坦利还太小，帮不上什么忙。在大萧条时期最困难的那几年里，他目睹了父母是怎样呕心沥血地打拼以维持生计的。

雅各布和西莉亚只会在周日晚间稍稍停顿一下两人之间接连不断的争吵，每到这时，儿子就会和父母一起围坐在收音机旁。^[16]年幼的斯坦利喜欢听口技艺人埃德加·伯根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蔡斯和桑伯恩时间》节目上的表演。该节目于周日晚8点至9点播出，当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伯根的木偶搭档名叫查理·麦卡锡，它爱说俏皮话，经常明嘲暗讽，是伯根滑稽短剧的台柱子。由于广播的听众实际上并不知道查理是一个假人，真正的乐趣在于伯根富有戏剧性的顺口溜，以及他塑造有趣角色的技巧。

每当西莉亚打扫公寓或在狭促的空间里做饭时，雅各布就四处搜罗招聘广告，尽管这样也无法掩饰他内心与日俱增的绝望与凄凉。斯坦利每天看着父亲出门到市区里找工作，晚上回来时身心俱疲，这样的过程使他更加沮丧和绝望。据李说，雅各布常常呆坐在厨房的桌子旁，面对濒临瓦解的家庭所带来的压力而日渐消沉。^[17]有时候，雅各布会尝试和妻儿一起去公园里散步。可母亲并“不喜欢”，李回忆道：“他们从来不能好好相处。”^[18]

因为生活拮据，西莉亚不得不经常向自己的姐妹们借钱。为了节省本就十分微薄的收入，在斯坦利的弟弟拉里出生后，利伯一家搬到了布朗克斯^[018]的一间更小的公寓里，斯坦利每天只能睡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和纽约市的很多廉租房一样，这间公寓的起居室在楼的背面一侧，窗户正对着旁边的一栋楼。狭小的空间、新添的人口只会加剧利伯一家的绝望。^[19]斯坦利记得“透过窗户，我们只能看到小巷对面那栋楼上的砖墙。我永远看不到其他孩子是否在街上玩棍子球游戏^[019]，或是在玩其他任何我也想玩的游戏”。^[20]

年幼的斯坦利·利伯身着深色的仿制水手服，头上斜戴着一顶苏格兰毡帽，坐在一张古色古香的桌子旁，细小的右臂支在桌上。这是20世纪20年代父母们常带着孩子去拍的一种流行艺术照。虽然尚未成年，但这个男孩却有一双深色、迷人的眼睛，他若有所思的神情里，似乎隐藏着一些古老秘密的答案。

斯坦利当时还太小，没办法完全理解家庭的窘迫，慈母的爱足以帮他抵消掉父亲的焦虑与严苛带来的压抑，从而一路茁壮成长。据西莉亚的姐姐珍回忆，杰克当时“对他的儿子们要求非常严格”。他强迫两个儿子的日常生活起居必须按照他的要求，比如，要“以某种方式刷牙、冲舌头等”。^[21]但西莉亚恰恰相反。她总是用自己的梦想激励小斯坦利，处处支持他。当他开始识字时，母亲就已经充分意识到教育对克服人生逆境的重要性。“她经常让我大声地朗读给她听，”斯坦利回忆道，“我很喜欢这样做，想象自己正站在百老汇的舞台上为台下诸多着迷的观众表演朗诵。”^[22]虽然西莉亚和杰克在大萧条的严酷现实中苦苦挣扎，但西莉亚一直试图保护斯坦利，让他免受其扰。

斯坦利既去不了昂贵的住宿夏令营，又没什么朋友，只能靠读书来摆脱家庭的困境。“我借此来逃避日常生活里的沉闷与忧伤。”^[23]更重要的是，阅读培养了他的冒险精神和创造力。“我从记事起就开始自己涂鸦并画漫画，”李说，“我经常先画出地平线，然后往上面添一些火柴人，再一边给自己编些小故事。”^[24]

在西莉亚的鼓励和敦促下，斯坦利在学校成绩优异。“我总像个局外人，”李说，“母亲希望我能尽快完成学业，这样我就可以早点儿找到工作，帮忙养家。”^[25]为了让母亲高兴，斯坦利发奋学习，尽管总是被年龄大的孩子嘲笑，也遭受过校园霸凌，他还是成功跳级，进步很快。虽然他小小年纪便才智超群，但这些并未在社交方面给他带来丝毫的帮助。周围年龄比他大的同学们都已互相认识多年，他很难融入这个圈子，所以交不到朋友。

和许多聪明的学生一样，斯坦利受到了一位名叫莱昂·金斯伯格的年轻犹太男教师的启发。在每天的正式开讲前，金斯伯格都会给学生们讲一个棒球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虚构的强击手^[025]斯瓦特·穆里根。斯坦利觉得他讲的故事总是“既搞笑又刺激”。穆里根的英雄气概营造出一种轻松有趣的学习氛围。在李读小学的年代里，这种教学形式是非常罕见的。然而，斯坦利·利伯却从金斯伯格的日常故事中汲取到了一份人生经验：“每当我想要与他人交流时，我总是尽量用轻松的方式去沟通，尽可能让这个过程变得有趣。”^[26]

栩栩如生的有趣故事和强烈的刺激感也促使斯坦利培养了另一个爱好——看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期，当这个男孩思考超越现实的未来生活时，他把自己对天堂的想象安在电影明星埃罗尔·弗林身上。这位演员在1935年的《喋血船长》中崭露头角。影片中，他展现了自己英俊的外表、耀眼的魅力和运动的风采。作为顶级的动作片影星，弗林通过精心编排打斗场景和剑术吸引了像斯坦利这样的年轻观众，他最典型的代表作就是第一部彩色电影《罗宾汉历险记》（1931年）。对于一个爱自己编漫画、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和杂志的小男孩来说，电影向他展示了如何通过结合视觉元素和对话来推动情节前进的范本。他回忆道：“呈现在屏幕上的是令我目眩神迷的世界，是魔幻和神奇的世界，是我渴望的世界，要是能把想象变成现实就好了。”^[27]

彼时，李常会去勒夫第175街电影院看电影，这家影院是1925—1930年建造的纽约“神奇电影院”之一，最初是为歌舞、杂耍表演而建的，但电影的日益流行使其转型为电影院。华丽的布景中，一架巨大的7层楼高的罗伯特·莫顿管风琴被用于为观众演奏。李不仅对冒险动作类电影感兴趣，还喜欢马克斯三兄弟和劳雷尔与哈代的早期喜剧电影。在第181街的3个街区范围内有5家电影院可供选择，周六会放映系列电影。李最热切期盼的就是去看泰山，以及他非常喜欢的类人猿冒险系列电影《丛林之谜》。电影结束后，他会和堂兄莫蒂·费尔德曼约在第72街边吃煎饼边聊电影。^[28]

用李自己的话说，他最终成长为一名“如饥似渴的读者”。后来他常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要数莎士比亚，因为身为戏剧大师的莎翁身体力行地帮助年少的李塑造起创造力和讲故事的观念。李欣赏莎士比亚语言中的“韵律之美”，并解释说：“我一直迷恋语言的音韵美。”^[29]小斯坦利涉猎广泛，无论去哪儿都会随身带一本书或杂志，甚至会边吃早餐边看书，母亲还给他找来了一个小小的木制装置，可以在支撑书的同时保持书页平摊。

小斯坦利虽然喜欢阅读和电影，也尝试过画画，但从没幻想过未来会从事漫画工作。他童年时看的漫画书主要是刊登在报纸上的连环漫画的重印版，看起来更像是书或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黑白连环漫画很受欢迎，特别是巴德·费舍尔创作的滑稽闹剧漫画《马特与杰夫》，后来被重印为超大号的漫画书。和同龄人一样，斯坦利也读了这些书，但漫画对他的吸引力远不及电影和小说。“在我的童年梦想里从没有创作漫画这一项，”他解释道，“我想都没想过。”^[30]但他确实读过由戴尔出版公司于1934年出版、伍尔沃斯百货商店经销的被广泛认为是第一部现代美国漫画书的《驰名连环画》。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很喜欢查尔斯·卡勒斯创作的连环画《毫发之间的哈里》，故事讲述了男主角如何在各种戏剧性的冒险中从对手鲁道夫·鲁迪戈·鲁森戴尔手中拯救出女主角贝琳达·布林克斯。^[31]

股市崩盘削弱了国家经济，但真正沉重的打击在于这让美国民众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心。经济瘫痪的惊人速度动摇了公众对国家经济体系的信任。由于各企业拼命地砍掉所有非必需业务，数百万工人丢了饭碗。例如，在股票市场崩溃后不久，纽约市的建设工程就几近停止，约有64%的工人被解雇了。

在被绝望笼罩的美国，纽约市是重灾区。据统计，截至1933年10月，共有大约125万的纽约人领取了救济金。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另外还有100万同样有资格获得救济的人却没有接受救济金。大约有6000名纽约市民试图以在街头卖苹果的方式维持生计。但到了1931年年底，绝大多数的街头小贩都不见了。杂货店的销售额下降了50%。许多城市居民在垃圾桶和垃圾堆里翻食物。研究表明，该时期纽约黑人住宅区里65%的非裔美国儿童都营养不良。

纽约成千上万的人被迫露宿街头或住在东河和哈得孙河沿岸的棚户区。这些临时居住区被称为“胡佛村”，用来讽刺时任总统赫伯特·胡佛。该市最大的营地位于中央公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央公园的棚户区竟然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每天都有失业的走钢丝杂技演员和其他无业的艺术家来这里表演。

1929年的失业率约为3%，但到1932年已经上升至24%。数以万计的人不得不做起了兼职。经济崩溃的两年后，约有20万名纽约人因为付不起租金而被扫地出门。很多没被赶出门的人则通过变卖贵重物品来筹集租金。其他人，比如利伯一家，只能经常搬家。如果家具是贷款买的，一旦交不起月供，这些家具就会被扣下来，不能再带走。

对利伯一家而言，这场经济危机给他们带来了漫长且煎熬的冲击，但他们奇迹般地保住了一方栖息之所，岌岌可危的婚姻关系也得以保存。表面上看，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在一个复杂的供需博弈中，雅各布失业了。尽管制造行业的企业在极力维持支付薪水的能力，裁衣工的数量还是不断减少。在股市暴跌后的几年里，雅各布四处寻找工作，但还是一无所获。

关于金钱的长期争吵影响了利伯夫妇的婚姻，两人也因此互相怨憎。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斯坦利学会了如何避免仇恨情绪带来的影响。不幸的是，小他9岁的弟弟劳伦斯（拉里）却经受了更为强烈的痛苦，父母糟糕的婚姻及对未来的绝望之感所产生的紧张和压力，伴随着幼小的他逐渐成长起来。

雅各布的失业意味着斯坦利必须尽快找到工作，哪怕是一丝一毫微薄的额外收入，都能帮助这个家庭缓解贫困的煎熬。因此，当斯坦利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及其他数百万的青少年们）要么是在工作，要么就是在不断地找工作。西莉亚既温柔地给予儿子鼓励和支持，又严格地督促他刻苦学习，这些努力很快就得到了回报。这个聪慧过人又富有进取心的少年，当时已经崭露头角。之后，他将会成长为一个会讲故事的语言大师。他做过形形色色的工作，包括在电影院里当引座员；在牛仔裤制衣厂里做办公室勤杂工；甚至还给尚在人世的名人写讣告，只待他们一经去世的消息传来便提交发表。平衡高中学习和兼职工作成了李生活中的日常。

斯坦利就读的德威特·克林顿高中位于布朗克斯区莫苏鲁大道南边的西区100号街和东第205街，校园占地面积为21英亩^[031]。这所男子学校被誉为“林荫大道上的城堡”，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高中，每年主要面向移民和移民子女招生，从全市各地招收10000~12000名不同种族的学生。

在克林顿高中这样一个看起来更像是工厂而非学校的地方，要在众多学生中脱颖而出，就算有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的。然而，高中时代的斯坦利通过学校社团等机会，使自己的表演才能崭露头角。尽管他骨瘦如柴，那个曾靠独自读书消磨时光的小男孩还是变成了一个英俊高大的小伙子。他加入了公共演讲俱乐部和法律协会，梦想成为著名的出庭律师。

斯坦利因其个人魅力和较好的聊天能力赢得了绰号“加比”。不仅他自己，同学们也都预测他未来定能成大器。高中时的朋友鲍勃·温德林格记得，他当时就觉得这位同学一定会成为伟人。“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他会成大器，”温德林格说，“这是毋庸置疑的。”^[32]

高中时的斯坦利尝试了各种角色，就像许多长得好看又受欢迎的学生在高中时一样。他喜欢做宣传工作，在克林顿文学杂志《喜鹊》中担任职务。尽管他初次展露了自己的写作天赋且潜心阅读多年，但此时他仅将自己局限于杂志的“宣传总监”。《喜鹊》的办公地点在学校的一座举架很高的塔楼里。斯坦利青年时代的传说之一就是一次在去塔楼开会前，他发现了一架工人在午休时遗留的梯子。这个年轻人抓住了这个可以炫耀并留下自己印记的机会，匆匆爬上梯子，在天花板上写下了“斯坦·李是上帝”几个字。也许担心会因为用真实姓名在学校建筑上乱写乱画而被维修人员或其他管理人员找上门，又或许只是想试试他的艺名，这是有记载的资料中首次出现这个名字，后来这个名字享誉全球。^[33]

《喜鹊》的宣传工作并不是他在高中社团里随便挑选出的职位。虽然他的梦想包括从事演员在内的各种职业，但广告似乎才是他的归宿。多年阅读杂志的习惯使他对广告着迷。他在高中时做的好几份工作都与文字或销售有关，其中包括为丹佛的一家犹太医院撰写宣传材料和上文中提到的撰写讣告，同时他还向同学们推销过《纽约时报》。在十几岁时，他就已经觉察到自己的表演天赋，他对自己日后成为一名有感染力的演说家非常有信心。自小时候母亲让他高声朗诵以来，他就一直在磨炼这项技能。高中时他还当过魔术师，自诩为“顶针大师”，他通过用小顶针变戏法来吸引好奇的同学们。斯坦利从小就渴望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15岁那年，斯坦利参加了由《纽约先驱论坛报》主办的高中生作文比赛 ——“一周新闻竞赛”。这份由奥格登·里德和他妻子海伦创办的报纸虽然保守，但却以一种非写实的方式报道当地问题，强调现实主义和城市不断变化的氛围。斯坦利声称自己连续3周获奖，导致报纸给他写信，让他也给别人留点儿机会。据斯坦利说，当时那个新闻记者建议他考虑以后从事写作职业。他声称，这条建议“可能改变了我的一生”。^[34]

然而，这个故事只是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更接近真相的故事是，小斯坦利排在第7名，获得了2.5美元的奖金及两个鼓励奖。这与他因一夜暴富而从此走上作家之路的故事大相径庭。有评论说：“毕竟，李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他对《纽约先驱论坛报》征文比赛一事的叙述绝对是一个好故事，即便它可能不是真的。”^[35]虽然故事并非等同于真相，但奖金给一个贫穷的犹太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9年，这个连续工作了12个星期的年轻人，通过他所能找到的一切工作赚到了150美元。^[36]

1939年初夏，斯坦利·利伯走出德威特·克林顿高中神圣的大厅，离开了这所气势雄伟的男子学校。进入就业市场时，他感到焦虑不安，但又无可奈何。他念高中的时候正值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毕业并不意味着事业的启航，而仅仅是找一份工作，因为他的家人需要钱。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想努力使美国摆脱金融危机，不料，1938年国民生产总值反倒下降了4.5%，失业率更是高达19%。当时的斯坦利正试图褪去高中生的青涩，真正自食其力，但罗斯福变革的失败引发的经济衰退令他的转型更为艰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坦利毕业几个月后，希特勒入侵波兰^[036]，促使美国进入战争计划和生产阶段，也因此振兴了经济。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几年里，美国向世界各地的盟友运输产品，同时也在为它似乎难免要加入的全球战争做准备。然而，经济复苏并没有及时帮到斯坦利。

帮忙养家糊口对他来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学梦是必然破灭了。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梦想过要成为一名演员或律师，但短期内他只打算找一份工作。他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不是像高中时做过的那些既不体面又枯燥烦琐的兼职。利伯一家在金融危机中遭受了损失，因此斯坦利毕业后的薪水能给家庭带来经济上的稳定。在他小时候，家里绝大多数时期的经济来源都很不稳定。

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许多美国家庭来说，经济崩溃司空见惯，大家每天做的最多的努力就是挣扎着让生活回归正常。大萧条时期在纽约的成长经历对年轻的斯坦利·利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还记得华尔街崩盘前的短暂光景，他将这段美好的回忆珍藏心底，但父亲无法找到稳定工作的事实还是给他的世界观的形成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失业给利伯一家造成的混乱带给这个男孩强烈的震撼，他因此确定了自己今后对待工作和生活的态度。

斯坦利的价值观是：“对一个成年男性来说，最重要的是有份工作，忙碌且被人需要。”^[37]这一观念塑造了斯坦利成年后的生活——不仅渴望工作，而且渴望被需要。“即便我过得很好，我父亲也不觉得我很成功，”他回忆道，“他大部分时间只专注于他自己。这方面我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我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看到那些比我更好的人，我就希望自己也能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始终觉得自己还没有取得成功。”^[38]

用斯坦利的话来说，“对贫穷的恐惧”给他父母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耗尽了这对夫妇之间曾经拥有的爱与欢乐。^[39]对失业的恐惧促使斯坦利把工作和谋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其他同时代的人也与李有着同样的经历，包括漫画界的前辈同人，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第一代移民和犹太人。他们熟悉彼此的社区，他们在纽约市和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也有过类似的生活经历，包括目睹排队领面包的人的绝望，或者眼睁睁看着周围的人被赶出公寓或失去工作。

尽管母亲很宠爱斯坦利，一再强调他将来会非常成功，但几近贫困的动荡生活和父母之间无休无止的争吵让他刻骨铭心。一位作家认为，所有冲突因素加起来对他童年的影响，造就了一个“极度敏感、高度渴望被认同、容易受他人影响”的小伙子。他非常聪明，渴望拥有比生命更为宏大的事业，从而实现母亲认为他可以获得的名气和财富。^[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