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龙华狱中
从中央机关调出后，通过江苏省委的安排，我到浦西区日本人开的内外棉十三厂去当学徒工。当时，能在厂里谋个学徒工的位置也很不容易，要拿钱去贿赂“那摩温”（上海人讲的洋泾浜英语Number One，即工头），同意后还要经过厂里老板的批准。我是由厂里党的地下支部负责同志想办法搞到了一个学徒工的牌子才进厂的。
内外棉是个纺纱厂，学徒工就是整天做清洁卫生工作，打扫车间，特别是打扫厕所，根本不会让你学什么技术。说是学徒工三年满师、三年转正，在此期间却一点待遇也没有。那时的纱厂工人每天都是十二小时工作，早晨五点半钟就要起床，赶着排队进厂。工厂五点五十五分拉汽笛，汽笛声响完了就把大门关上，你再要进去就是迟到。迟到了要记过，如果迟到几次就要受处罚、扣工资甚至被开除，因此谁也不敢迟到。在十二个小时的工作当中，没有休息时间，连中午饭也是轮流去吃，人停车不停，上厕所顶多只允许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带些咸菜和米饭放在饭盒里，就是这一整天的饭菜。这种生活，我虽然早有精神准备，看到工人姐妹大家都这样，也就不感觉苦，但觉得特别累。女工们除了拼命地干活外，经常要被工头呼来喝去，甚至打骂。工头们对于年轻的女工，有时还要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甚至动手动脚地调戏侮辱，姐妹们也只得忍受。这一切，都使我亲身体验到工人群众受资本家和工头们剥削压迫的苦难生活。在这段日子里，有时贺昌从外省巡视工作回到上海来，我俩还可以在旅馆里相会。6月下旬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那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地下党组织散发传单，我也参加了。我散发完传单后，只在饭篮子里留下最后的一张，打算自己留下学习和宣传之用，不料却被巡捕检查发现了。他盘问我：“这是什么？”我毫不惊慌，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是从地上捡来的。”又问我：“你捡来做什么？”我说我是纱厂里的女工，机器上的梭子常带有棉花飞出沾在身上、头发上，我看这张纸很干净，捡来打算包梳子用的。他当然不信，就把我抓进了巡捕房。内外棉十三厂在上海由英美等国共管的公共租界里，巡捕房实行礼拜天休息日制度，那天是礼拜六，直到礼拜一才把我送上公共租界的法庭审讯。那时的租界法庭号称“文明法庭”，有义务辩护律师轮流值班制度。我看到那天牌子上挂的义务律师的名字是江一平，他是上海大亨虞洽卿的女婿，在上海律师界中很有名气。法官问我多大年纪，干什么的。我说是纱厂的学徒工，十七岁（我虽已二十多岁了，但因为长得矮小，说十七岁人家也看不出来）。又问我：“你识字吗？”我说我刚从乡下来进厂做工，不识字。法官又非常严厉地斥问我：“这传单是哪里来的？你知不知道散发传单是犯罪的！是扰乱社会治安罪！发动工人罢工是共产党搞的，你听了什么人指使？你老实讲，我们可以从轻发落！”我抬起头，以茫然不懂的眼光，说话声音很小，土头土脑，慢吞吞地回答说：“法官老爷，我听不懂老爷的话，什么党呀？我是刚从乡下来的，什么都不知道，这纸上写的是什么呀？我只觉得这张纸头蛮干净的，打算捡了去包梳子用……”因为我装得挺像的，江一平律师在一旁就为我辩护说：“被告未满法定十八岁的年龄，又念其文盲无知，不够判刑的罪，再关押也没什么意思，请庭上宽大，当庭申斥训诫她几句就予以释放吧！”法官听律师这么一说，又看我真像个什么也不懂、刚进厂做工的乡下人，也就同意将我当庭开释了。
放回来后，我立即向地下区委的领导汇报了被捕前后的经过。同志们说：“这一次不但是你沉着镇定，在法庭上应付审讯的口供讲得好、装得像，又正遇上有名的江一平律师为你作义务辩护，真是有惊无险。你好运气呀！”其实是因为我已经有了当地下交通员的经验，才能遇事不慌，机警应变。
这次散发传单的示威活动，是由中央委员兼江苏省委书记罗迈（李维汉）同志直接领导的。我虽然被释放回厂，但终究是被巡捕房抓进去过的人，再继续在内外棉十三厂活动就会引人注意，不大方便。区委就把我的情况向江苏省委作了汇报。省委研究后，就决定把我从浦西调到浦东，进了恒丰纱厂当学徒工。这次是有个叫刘阿秀的女工请病假回乡下去了，让我去做她的替工。当然地下党也要向工头送钱送礼，买通工头后，才能让我以刘阿秀的名字冒名顶替进厂。当时，白区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因为受“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斗争策略，总是喜欢搞一些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形式主义的活动，如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和罢工活动，很容易暴露自己的力量而蒙受损失。
我进恒丰纱厂不久，为纪念“七一”党的生日，浦东区委又下令要搞散发传单，并号召要响应全市纱厂、丝厂工人的总同盟大罢工，哪怕能组织罢半天的工也是好的。恒丰纱厂的地下党、团支部一共只有三个党员、五个团员，我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讨论如何执行区委的命令。最后决定，“七一”前夕在厂里散发传单，宣传党的宣言，声援纱厂丝厂总同盟大罢工，支持他们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具体的做法是：有一位党员是在工厂食堂里当采购负责买菜的，每天都比烧饭的工人更早进厂，就让他趁天色还黑时，把传单藏在采购蔬菜的三轮车里带进厨房；有一个团员是电工，就让他在天色未明前把电线剪断；其他几位同志就趁着停电混乱的黑暗之中，从厨房里拿了传单，跑到厂里最高楼层的晒台上，从四个方向把传单散发下来。
这一切，都是在漆黑一团中进行的，没有别人看见。天快亮时，下班回家和进厂做日班的工人见到厂里地上到处都有传单，有的一声不响地捡起来放进自己口袋里带回家去，有的捡了后躲到厕所里去看，有的干脆带到车间里来让大家传着看，不识字的女工就请识字的人念给她听。大家很快就在车间里悄悄地议论开了：“噢，××纱厂、××丝厂的工人已经在罢工了！”人们都很兴奋激动。上海工人从五四、五卅运动到迎接北伐军的三次武装起义，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许多老工人虽然不是党团员，但思想上明显地倾向共产党，对党怀有很深厚的感情，她们心照不宣地窃窃私语：“共产党没有忘记我们工人，又来关心我们，领导罢工了！”就这样一直到天明，车间里的工人走来走去互相传播议论着，许多人都没有什么心思去干活了。于是，散发传单和所谓闹半天罢工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厂里的老板、工头和开着汽车赶来的军警们如临大敌，来车间检查传单。因有的已被下夜班的工人带回家去了，有的已暗中藏好，还有许多传单干脆不去捡，任其在厂内各处满地散落着，折腾了半天，他们什么也没搜到，也不知道厂里到底有多少共产党员，竟会闹出这样一场大“乱子”来，惊惶得不得了。
过后组织上派我到正在罢工的丝厂去，对罢工的姐妹们进行慰问和联系互相支援罢工的事。那时工厂里只有官方认可的工会（我们称之为黄色工会）才能公开合法地活动。组织上决定，让过去参加过大革命的党员和干部都参加进去，就是要争取和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地位来领导罢工。我从丝厂联系回来后，就向工会作了汇报，工会决定恒丰纱厂也举行罢工，并向资方提出复工条件。我被罢工委员会推定为学徒工的代表，跟其他工人代表一起，到闸北大众茶园参加谈判。工会推举出来的八个代表，再加上旁听的工人虽然最多只有一两百人，但在茶园外面围着的工人群众却有一两千。老板和资方代表们坐在我们对面，旁边还有不少军警，一则对工人代表进行威吓，二则保护资方代表。我们事先已经商量好，我以学徒工代表身份头一个站起来发言。我个子矮小，就站在一张方凳上说：“我是学徒工的代表，我们学徒工进厂每天辛辛苦苦地干活，却连一点待遇也没有。我们家里都很穷，却还要我们每天自己带饭进厂给老板干活。我们要求老板给每人每月三块钱的伙食费。请老板们想一想，你们公馆里请来帮工的娘姨（保姆），吃、住公馆里，每月还有三块钱的工资呢！我们在厂里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吃自己带来的饭，却每月连三块钱的伙食费都不发，有道理吗？我们名为学徒工，但实际上却根本没有学技术的机会。有些学徒工在厂里做满了三年，甚至五年，却始终不让她们学挡车纺纱的技术。我们要求今后应改为进厂第一年先做清洁工，第二年开始学技术，第三年就可以转正当正式工。第三个要求是，反对工头欺负我们妇女姐妹，反对工头随意打骂、侮辱女工。第四个要求是反对进出厂搜身制度。我们在厂里进进出出都要被搜身检查，难道我们工人是贼骨头吗？还有……”没等我把条件讲完，在旁的军警就一拥而上，把我们八个工人代表都抓走了，押进了停在茶园外面的汽车上。围在茶园外面的工人群众大声呼叫抗议：“不许抓人！”“放掉我们的代表！”“不放掉我们的代表，我们决不复工！”纷纷拥上来不让开车，却被大批军警拦住了。我们八人虽然被捕，但亲眼看到群众是这样大力地支持着我们，心中感到很光荣。
被捕的第一天在南市区公安局关了一夜。第二天就被转押到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里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我们八个女工被关在一间大牢房里，睡的是像北方的火坑那样的大通铺，窗户很高，在里面根本看不见外面。这里原先已关有一个女犯人，她的丈夫因犯了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她受株连被一起抓了进来。关了一段时间本可以释放出去，但她却不愿出去，请求看守所长让她仍旧留在监狱里照看丈夫，同时给看守所的士兵和犯人们洗洗衣服、缝缝补补的，居然得到看守所长的“恩准”。我们问她为什么不出去做娘姨，帮人家做家务，总要比关在牢里自由得多。她说：“你们不知道，做娘姨要通过职业介绍所，是要有保人的，谁会做我的保人，又有谁会要我这样的犯人老婆去做家里的娘姨呢？在这里给士兵和犯人们洗补衣服还可以赚一点钱，改善一下自己和丈夫的伙食哩！”我们听了都很同情她。她丈夫也是个穷人，逼得无路可走，才铤而走险去偷去抢的。她只是个家庭妇女，如今被连累得“自愿”留在监狱里苦度岁月，真是够可怜的。不像我们，虽然被捕入狱，但外面还有工会在支持和设法营救我们，会有出去的日子。天下穷人是一家，在狱中与她相识，我们就好比是她的女儿一样，于是大家就叫她“干娘”，并对她说，愿意义务帮她洗衣缝补，赚得的外快都归她。那女犯人大概有四十多岁，听了我们的话激动得眼泪都流了下来。我们还给她讲外面的事情，说这个不公平的世道总有一天会变，我们都会有出头之日，不会把牢底坐穿，他们夫妻将来也一定会有出狱团聚的一天……我们主动与她搞好关系，对我们也很有益。她是个“自愿犯”，在狱中能够自由地进进出出，狱中的灯是通宵不熄的，她每天晚上坐在灯下缝缝补补，就可以替我们放风，掩护我们在狱中的活动和斗争。
我们入狱后不久，彭湃同志也于1929年8月下旬不幸被捕，关到龙华监狱。他是中共第五届、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敌人重金悬赏缉拿的“共党要犯”，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大革命时，他领导了广东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是赫赫有名的“农民大王”，身份早已暴露，验明正身后报了上去，很快就要批下来执行枪决。所以他入狱后，就公开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且抓紧最后的时间，向看守所里的士兵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穷苦百姓争取解放的思想，做争取工作。他对士兵们说，当年在海陆丰领导农民运动，建立了红色政权，虽失败了，但工人和农民的人数是最多的，将来力量强大了，这天下由谁来主宰还不知道呢！正巧看守所士兵中有个班长是广东人，曾经参加过海陆丰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因为他的母亲和哥哥都在上海，就跑到上海来投亲，并且通过哥哥的关系，认识了国民党里的一个小官僚，介绍进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里当班长，管十二个士兵（整个看守所有好几个班）。他认识彭湃同志，如今见到彭湃成了重犯死囚，觉得既难过又惭愧，一见面就把头低下了。彭湃的记性也是很好的，一看这个班长就觉得很面熟。因为他是死囚，关在一个单间牢房里，特别加班严加看守。正好晚上那班长给他送茶水来，他就悄悄地低声问那班长认不认识他。班长说认识，并说知道彭被捕并已定了死罪，心里很难过。彭湃说：“那很好，你参加过海陆丰农民运动，看来你还没忘本。”通过谈话，了解到那个班里有三个士兵跟班长很要好，可以帮忙掩护，于是彭湃就趁班长当班的时候，隔着上了铁锁的牢门，通过门上一个小窗洞口，与他进一步悄悄谈心。彭湃跟那个班长说：“我们党要想派人打进这里来很不容易，你能不能看在过去一起搞过革命的情义上，利用你的班长职权，帮助我们照顾一下政治犯，尽你职责范围以内的可能，对他们稍为优待一点？”那班长慨然应允了。彭湃又对他说：“请你去转告他们，我是彭湃，被捕了，请同志们一定要注意：第一，绝对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第二，在狱中不要急躁，务必要忍耐，不要为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找当班看守们的麻烦，否则只会给自己增加麻烦、加重处罚；第三，我们的党一定会胜利的，大家一定会见到光明的，对革命的前途一定要有胜利的信心，如果外面有社会关系，就尽量通过关系保释出去，继续努力为党工作。”
那时，关押男犯人的牢房一共有三条弄堂，其中关的绝大多数是政治犯。那位班长就把彭湃的三条嘱咐向全体男女政治犯们分别作了传达。同志们虽然被捕入狱，但还是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听了班长传达彭湃同志的三条嘱咐，更是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八个女犯在帮“干娘”洗衣服的时候，一边洗衣一边还哼着歌，当然不能唱革命歌曲，而是唱些《孟姜女哭长城》之类的民歌小调。这歌声被彭湃同志听到了，他就问那个班长：“听说女牢里也关着政治犯，我听见她们在洗衣服时还唱歌呢！”班长说：“是的，关了八个罢工的女工。”彭湃问他：“里头有没有识字的人啊？”班长说：“她们都说不识字，但我感觉到里头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可能识字。”彭湃就托班长设法找那个可能识字的女犯来与他谈谈。于是班长就在他那个班士兵值夜班的时候，自己拿出钱来请值班的士兵去打牌赌钱，安排我隔着牢门的窗口与彭湃同志见了一面。因我们彼此都是熟识的，他告诉我，这个班长过去参加过海陆丰农民运动，很可靠，还帮助他向外面传信。
1964年，我在参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时，看到了一封彭湃同志的亲笔信，其中就有两处提到我，一处说：“此外，慕兰我们亦与之通讯，亦嘱她向守卫我们的特务队方面作活动。”另一处说：“指导慕兰从中活动……”20世纪80年代，袁溥之来信说，广东省党史委员会整理出版《彭湃文集》时也收录了这封信。她还把该书的清样（P.99～101）寄给我，要我写文章回忆当年彭湃同志在龙华狱中领导斗争的情况。
那时从狱中传给地下党组织或家属的信件，都按照事先的约定送到互济会开设的一家铺子里。互济会的前身就是济难会，是北伐战争时期由国共两党共同发起组织的。大革命失败后，济难会改名互济会，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专门负责营救被捕革命同志和慰问救济被捕、遇害同志家属的一个组织。互济会的交通员接到狱中传出的信，通常会给送信的人五块钱作为酬劳。那时士兵的月饷只有三块钱（可买一担大米），班长也只有五块钱。所以他们每个月替我们向外送一封或两封信，不但是帮助我们做了一件好事，而且也是一种外快收入。旧社会官场里有两句话，一句是“衙门口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一句是“瞒上不瞒下”。他们给我们送信，上面当然是不知道的，但下面则彼此心照不宣。何况看守所的那些士兵都很崇拜《水浒传》里梁山泊的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那位班长就向士兵们宣传说：“彭湃就像梁山泊的英雄好汉那样值得敬重，我们都很讲江湖义气，就是杀了头也不能出卖朋友。”所以在班长的领导下，共有四个士兵曾替狱中的同志们向外送过信。信送出去后，有些同志的家属就给狱中的亲人送衣服食品等东西，当然得先给看守所长和看守的士兵送礼或送些钱。看守所长也跟士兵们一样，来个瞒上不瞒下。因此，我们在狱中就能做到内外联系不断，而且根据组织上的指示，在牢房里建立了与地下党组织经常不断的联系。
不久，彭湃同志慷慨就义。他被捕后，曾通过狱中对外联系的秘密渠道，向中央坚决表示，不要实施劫狱营救计划，敌人戒备森严，劫狱不成反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从牢房里被押赴刑场的时候，一路走一路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革命一定会胜利！我是彭湃，我的牺牲是值得的，同志们保重！共产主义万岁！”反动派如临大敌，派了一个排的士兵押送彭湃到刑场执行枪决。据说有些士兵在刑场上举枪时手都在发抖，一连打了好几枪才执行完枪决。
彭湃的英勇牺牲对狱中的难友们是很大的震动和教育，有的人悄悄地哭了，有的人低声哼唱着《国际歌》，有些人则满腔悲愤默默无语，好多人一连几天都难过得吃不下饭，但大家都没有被敌人的暴行所吓倒。中央向全国各地被监禁的战友们传达了彭湃同志临刑前对战友关怀的三点指示。大家遵照彭湃同志的嘱咐，本着忍辱负重的精神，坚持忍耐，避免了在狱中进行绝食反抗的做法，以免徒然招来镇压以至牺牲。正如列宁所说：“牢狱，是锻炼革命战士意志坚强的学校。”
我们同时被捕的八个人，在狱中非常团结，互相照顾得很好。牢里发给犯人穿的囚衣都很大，我身材矮小，虽然已怀了孕，但穿上那么大的囚衣，别人都看不出来。但同志们发现我吃不下饭，老是呕吐，就知道我怀孕了，都不让我再跟她们到井边去车水洗衣服，而是让我跟着“干娘”，帮她做些缝缝补补的轻便活。我们在洗犯人们送来需要洗的衣服前，都很仔细地把衣服的口袋翻出来进行检查，有时就会发现政治犯用铅笔写在草纸上的小纸条。犯人在狱中都不叫名字，而是被分别编了号码来呼叫。比如有张条子上写的是：“我是七○四号，请帮助找到同时被捕的七○五号，问他在对敌人的口供里讲了些什么？”显然是为了两人的口供一致，对付敌人。我们就把七○四的小纸条放到已经洗干净的七○五囚衣的口袋里，让七○五写了答复后，再放进已洗干净的衣服口袋里转给七○四。给犯人送回干净衣服的事，是班长让我跟“干娘”一起去送的，这样就可以利用送洗衣服的机会，为狱中的难友们暗中联络，互通消息了。所以政治犯见到我们都很欢迎，说我们像天上下来的仙女一样。记得有一位出狱后在安徽省委工作的同志，还写了两句诗：“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诗表现了同志们在狱中经受严峻考验的坚强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我们被囚禁了一百天，其间只对我们进行过一次庭讯。审问我们的法官很年轻，问我们为什么闹罢工？我们说一天要做工十二个小时，实在太苦太累了，要求厂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至少也要改成十小时工作制，让我们有吃饭和一点休息的时间。有几位已生过小孩的大嫂还提出，厂里应该让她们有一刻钟给孩子喂奶的时间；另外，女工产前产后厂里应该给两个月工资照发的产假休息期。我们还说，工人也是人，厂里不能随便打骂、开除工人，要求废除搜身制……这些要求和条件都符合人之常情，并不含有政治倾向性。那位年轻法官大概还有点正义感和同情心，听后并没有申斥责骂我们，只说要对口供画押，问我们识不识字。大家一齐回答说不识字。法官就叫我们在口供记录上画个十字。我画的时候还故意把手抖了一抖，连个十字都画得歪歪扭扭的，很像一个大字都不识的乡下人。从押我们受审的士兵们的目光和表情上也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同情我们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了我们只是反对搜身制、要求缩短工时和改善一点生活条件而已，这算是犯了什么罪呢？当然，我们自己更是口口声声地申辩，是无罪冤枉入狱的。所以那法官最后就判决我们无罪释放了。
我们能被释放出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外面的罢工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支持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刚刚登上政治舞台，多少也尝到了些甜头。在一些小的细节方面就作了些让步，满足了罢工工人的部分要求，以求早日开工，攫取更多的利润。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也考虑到如果长期僵持下去，像当年省港大罢工那样坚持一年多，工人们没有工资收入，家里的老小没饭吃怎么办，再说又不像广东那样有革命政府的支持，所以也认为应该适可而止。在双方都作些妥协后，就下令纱厂、丝厂的工人都先后复工了。
我们八个人在龙华狱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很好的锻炼，出狱时，工会派人来接我们回去，颇有点凯旋的味道。不仅仅我们这次罢工胜利了，1929年这一年中，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战，革命力量有了一些恢复，党在各地领导的罢工斗争几乎都取得了不同规模的胜利。这就造成了1930年李立三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错误地估计敌我力量对比，第二次再犯“左”倾冒险错误（又称“立三路线”）的客观原因。
我在入狱前的罢工斗争现场上，曾经看到王明以《红旗》杂志记者的身份来进行采访活动。后来在龙华狱中，王明也曾以总工会的名义来探过监，送给我们两块银元和一包大头菜表示慰问。那时他在党内并不出名。
我出狱以后才知道，贺昌同志已经被党中央调派到设在香港的南方局工作了（先当宣传部长，后任书记）。当时党中央之所以设在上海，是因为上海有法国、日本的租界，以及英美等国的公共租界。租界是由外国人治理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不能在租界里随意抓人或搜查，所以中央机关设在上海就可以利用租界这个特殊环境，更容易隐蔽党的地下工作。南方局是领导广东、广西、福建各省革命斗争的中央派出机关，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设在英国人统治的香港。贺昌打电报给中央，请求调我到南方局去工作。中央考虑，我刚从狱中出来，身体很差，又怀了孕，在上海工作不便，也无人照顾，转移一下工作地点也是必要的，就批准贺昌的申请，同意派我去南方局工作了。
1990年“七一”，在上海召开了龙华难友座谈会。中顾委委员夏征农出席了会议。与会者都是不同时期被关在龙华监狱的，不少同志直到全面抗战才出狱。虽然大家以前并不认识，但都有在龙华监狱斗争的经历，大家一见如故，都认为这是一生中的一段难忘的光荣经历！
黄定慧（慕兰）1990年参加龙华难友座谈会后摄于龙华烈士纪念地
黄定慧（慕兰）1990年参加龙华难友座谈会后摄于原国民党警备司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