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太准确,所以感觉很严厉

因为太准确,所以感觉很严厉

“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子产这其实是颇危险的一句话,证诸我们只太多不会太少的历史经验——如果语调是偏向抒情的,如果说话时忍不住多点悲愤,让内心热度陡然冲高,多生出那种孤注一掷的神圣感,这反倒很容易让说此话的人变得太自由太放纵,让暴力合理,如荣格说的,成为暴力的上层结构。

英语世界有这么句话:“这家伙冷得跟一条黄瓜似的。”——整个春秋热腾腾的、时时召唤人本能冲动的这两百年,我们不敢说子产是最冷静的一个人,但至少整部《左传》看下来,我们再找不出有谁比子产更平静不波,也看不到子产在哪一刻、哪件事上曾激亢过快意过。我们可以这么说,对子产而言,郑国的生存与否,并不是一次危机、一个赌注,而是一种根本处境,所以只能是一个连续的、日复一日的极精密工作,子产曾以农耕来比喻:“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其中最有趣的是“行无越思”这句,行为行动谨慎地跟从思维,所做的事一定先想过,意思是无比的耐心,不可超前也无法超前,心再急都一样,而最要紧是不犯错,乃至于别进入到一种容易犯错的心思状态。

子产崛起于鲁襄公十年郑国的那一次大型内乱,他的父亲子国(时为郑国司马)被杀,盗贼还攻入公宫,在这样深仇大恨又间不容发的大考验时刻,我们来看,彼时还很年轻的子产做了什么?——他有条不紊地一样一样来,精密地拆解开汹汹成一团而又稍纵即逝的时间,如同《庄子》书里解牛的庖丁,看起来很从容,完全不像个父亲刚刚被杀的年轻人:“为门者”(布置守门卫士),“庀群司”(分配好职务并找出负责的人),“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做完这一切才稳稳地发兵攻贼;乱事平靖之后,取得执政大权的子孔要追杀所有附贼的共犯,斩草除根,被子产一番说理挡了下来(“子得所欲,众亦得安,不亦可乎?”这里,最见子产本色的是他毫不客气指出子孔正是最大获利者,够了吧。事实上,子孔确实事先知情,默许内乱发生,本来就打算趁乱取利),子产还说服子孔公开烧掉所有犯罪证据的相关文书资料让人心安定,一刀切下,到此为止,包括他父亲的死和仇恨。

这仿佛预演了日后子产的执政一生,理性,心思安定澄明,提前想事情,任何细节都掌握得清清楚楚。对他而言,似乎没有突如其来的事,再暴烈袭来的事都可以“抽出那一条线”,如卡尔维诺说的,建立起因果逻辑和工作顺序;这是随时专注、随时先想事情、随时盯着现实变化微调自己想法做法的人才拥有的一张时间表,包括对未来(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的先一步穿透和掌握,这让他耐心而且坚持。据此,子产可以不放事情发展到险境需要一赌,可以把是非对错弄得清清楚楚但知道何时该止于何处、暂时实现到哪儿。子产也不真的靠权力工作(靠权力工作是一种快速、粗糙、不用多想的工作方式),倒是在各式权力的交错缝隙中找出来人可以认真讲道理、具说服力的空间,这非常非常重要,否则你如何能对外应付权力更具毁灭性、总是挟着兵车而来的晋国和楚国呢?

所以,如果真要选一个单词来说,我不会讲子产“冷静”,而是“准确”——郑国的生存纵深不大,不是一个太失误得起的国家,甚至还不是一个太能穷究是非善恶到底的国家。子产动人的冷静,只是他事事寻求准确无误的需要,也是他生于这样一种国家对自己的苛厉要求。

准确、精密、把事物分解到某种微粒状态,很自然会让人感觉严格、感觉无情,子产的执政因此很容易招来误解,不止叔向一人。我相信这也包含于他自己的考量之中,人们的误解也是可预期的,还是该纳入计算的,只要误解不大到排山倒海让事情不成,那就无妨或说应该承受。子产一生,被后世引述最多的可能是这件事,记在鲁襄公三十年,当时孔子应该才九岁大——相传子产执政第一年,郑国民间歌谣唱的是,谁来帮我把子产这家伙给宰了,我所有的田地衣裳全送给他;三年后,歌词改了,我有小孩子产帮我教养,我有田地子产让它增产,万一万一子产死掉了,有谁能继承他呢?

如果我们以为这是Happy Ending,大家从此误会冰释和乐融融那就错了,《左传》是现实历史不是通俗小说;而且多工匠、多商贾并早已形成某种有力量团体的郑国人民,也远比周公的鲁国这边桀骜不驯。又五年后,子产作丘赋,也就是改制增税,这回郑国人民话更难听了,说他父亲已不得好死,如今他又像根毒蝎子尾巴一样四下刺人害人,郑国大夫浑罕劝谏不成,撂下这句优雅的狠话:“国氏其先亡乎?”意思是子产这一脉会先郑国诸家一步灭亡,或直接白话翻译为绝子绝孙,这是睿智的预言还是诅咒?

真正从头到尾没怀疑过子产的可能就只孔子一人,孔子自己也是个准确而时时显得严厉的人,他不附带指出缺点的人并不多。孔子称子产“爱”和“仁”,都是柔软的、宽阔的、有温度的,而且恰恰好和冷静严酷云云背反的用词,也是孔子心中最美丽的、最舍不得用于人的珍贵之词——子产死时,孔子(三十岁了)流着泪说他是“古之遗爱也”;之前则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后面这一句是辩护的语气,接在郑国的乡校问题后头。郑国乡校,就像我们今天的大学,很自然成为人们尤其是年轻热血之人聚集批判时政的火药中心,大夫然明建议干脆关闭掉乡校,如往后两千年不少执政者做的那样,但子产不许,他以为舆论是健康的,也是必要的,尽管当时被骂最惨的一定就是他。教学和时政批判,这几乎就是孔子一生最主要做着的事,这段往事,一开始可能是孔子当时辩护解释子产时举用的例证,而这两句赞词正是结论。

仔细一点读《左传》,我们应该会同意孔子看到了更完整的事实,诸如此类的子产事迹在《左传》里一件又一件,总是始于严正止于宽容,一个一个放过连我们都觉得该惩罚的人。宽容不是讨好,不是手段,深刻来说,宽容才是目标,因为宽容是人的空间、是人认真找出来的最大可能。根本的事实是,子产的执政超过二十年,但他自始至终不是郑国真正的第一号权力人物(最多只死前那几年),这二十几年,郑国的正卿是子展、子皮父子两代,从实际位阶到家族实力。子产的好运气,是子展子皮如此(逐渐地)信任他或说愈来愈听得懂他的话,有人愿意听而且听懂话当然是运气,人年纪愈大愈知道这是天大的运气没错;但这其实也意味着,子产执政并没有取用不竭的权力,事实上他有几次还险些出奔流亡,他的力量来自于,并累积于正确而且可验证的道理,以及正确可执行可化为事实的作为(所以子皮比他父亲子展更服气、累积更多次信任他的理由)。更多时候,子产是抗衡、周旋、制服权力而不是只使用权力;不只这样,这样的道理和作为还得出门面对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和一般人民往往比掌权者更不讲理更不好说服,在进入现实世界时还得再减损打折一次。也就是,光是道理上、逻辑上正确无误仍远远不够,更困难的正确是时间抉选的正确,你还得更精确找到(以及等到)时间不驻留的、但不能早也不能晚的准准那一个点出手才行,这是人最容易感觉孤单并沮丧的部分,让人知道自己一生能做的事其实更少。

子产始终知道自己是严厉的,人自觉严厉意味着这里头有超过自己心性、硬生生做出来的部分。子产临终前,对接任他执政的子大叔说,只有真正有德的人才能以宽服人,我们不得不严厉一些,像火一样让人因此避开危险,而不是像水一样仿佛狎昵可亲,溺死的人远多于烧死的人不是吗?

子产大约猜到了子大叔不真的就相信他的嘱咐,郑国果然也因此在他死后乱了好一阵子。我们大致可以这么说,不论是来自对历史走向和郑国未来命运的判断,或是对自己能耐和他人不敢心存侥幸的理解,子产是很苦涩的,他得勤勉地、时时用足全身力气才堪堪拉得住这个理应不断下坠的国家、这个时代,但也只能做到这样;也是说,他的历史判断和他的作为是逆向的。而他终究得松手,郑国加上你再减去你,你留存于这个国家的这一力量不会延续太久,不会及于子孙,他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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