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日本为何从不反思“二战”
日本在其最近卷入的一场战争中，彻底溃败。这场冲突持续了若干年、席卷世界上众多的国家，约有300万日本人因此丧生。战火波及的范围极广，从夏威夷到印度，从阿拉斯加到澳大利亚，几乎无一幸免；在中国、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屿等各大战区，有不计其数的生命逝去，百姓苦不堪言；战争还给世界上无数军人和平民家庭造成了永远难以抚平的伤痛。
然而，日本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我们对此又了解多少？长期以来，日本被笼统地视为一个狂热的参战国，日本民众个体的战时经历，似乎从未从这个好战民族的集体群像中被剥离出来仔细探究。在日本士兵、水手、工人、农妇、女工和学生眼中，这是一场怎样的战争？他们是如何度过硝烟弥漫的战时岁月，是怎样的精神激励着他们？从这场灾难中他们又学到了什么？诚然，时至今日，在探讨亚洲“二战”史的议题上，美国视角中几乎从来都缺少对“日本想法”的考量，日本人民如何看待这场战争这一角度也基本缺失。穿行于日本的大街小巷，你不难感受到日本国民身上涌动着仇恨战争的强烈情绪，他们坚信这场战争不应该打响。然而，极少有人愿意去反思或细究为什么半个多世纪前，日本会成为这场全球性冲突的中心之一。
事实上，在研究日本战时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即在那些受访的亲历者们看来，这场战争就如同躲不开的天灾，是“不可抗力地落到”他们身上的，而不是由他们“造成”的。不少受访者正好在青葱岁月赶上那段非常时期，我们敏锐地察觉到，他们的言谈举止间无不透露出这样一个强烈的讯息：希望有某种叙事方式，来帮助他们永久记录那段激情燃烧的战时岁月；然而事与愿违，斯人难免落寞。如今，依然还没有现成的叙事框架能让这些走过战争年代的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把他们的个人经历分享给公众。然而，我们始终坚信，对这场战争的研究，绝不能缺少日本人民战时生活这一要素。掩卷沉思，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究竟应该如何寻找突破口？
尘封的罪证
忽然，一名男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当今日本人在回忆起“二战”时的纠结心态。时值1989年，我们在文献资料中发现了一条线索。资料显示，有一名日本男子的两位兄长都在“二战”中丧生，而这名男子当时还生活在日本中部的一个小山村，于是我们决定去碰碰运气。后来的结果表明，我们的一时兴起，收获了丰厚的回报。
我们找到了那名男子的家。那是一间简陋的农舍，低调地隐藏在山边一片古树林中。男子出来招呼我们，他大约五十出头，得知我们的来意后，把我们迎进了屋。他非常愿意分享自己的经历，但有些紧张，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最后，话题首先锁定他的大哥。他大哥于1937年10月阵亡，也就是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标志的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不久。“当时，”他说道，“在战场上阵亡的人还不是很多，村里人向我们深表同情。大哥被誉为‘军中英雄’，他的灵位被安置到靖国神社，我父母还专程为此去了一趟东京。国家对烈士家属给予了优厚照顾，因此许多人觉得他们的孩子能在战争中阵亡，是份难得的家族荣耀。”
农舍的主人，也就是招呼我们的这名男子，家有五个兄弟。他排行老三，他二哥于1942年加入海军。“那年，我刚好上小学。二哥参军入伍时，爸妈因为大哥的死，特别担忧二哥的安危。尽管家里经济拮据，但他们还是狠心买了一台收音机，每天都关注新闻。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二哥到底去了哪个战场。记得阿图岛、塔拉瓦和塞班岛等战役中，发生日军‘玉碎’事件
时，父亲就会郁郁寡欢一整天。事实上，二哥是在1944年的特鲁克岛战役中阵亡的。”
说到这里，主人走进另一个房间，不一会儿又马上回来，手里拿着一扎用藤条仔细捆着的卡片和信件。他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挑出一张给我们看：“这是二哥寄给家里的最后一张卡片，上面是他的遗言：‘能像樱花一样坠落，献身沙场，是我此生夙愿。我的兄弟个个从戎，都为家族增添了荣耀。’”说到这里，主人突然顿住了，两边肩膀收紧，开始痛苦地抽搐。他泣不成声，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滴到他那双紧紧拽着膝盖的手上。过了一会儿，他强忍住泪水，哽咽说道：“战争结束那天，我父母不禁号啕大哭、悲痛欲绝。‘我们的两个儿子就这么白白送命了！’可后来，父亲一直没有埋怨过国家，也从来没有指责军国主义。他只是逢人便说，自己有一对好儿子。”
这时，主人开始给我们沏茶。显然，他比之前放松了些。他好像想起了什么，然后问我们想不想看看他大哥的遗物。我们跟着主人走进一间房，里面放着一张榻榻米。房间的一面墙上挂着不少老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是一名戴着毛皮帽子的年轻士兵，正骄傲地展示着自己上等兵的荣誉徽章；旁边一张照片是一名海员，帽檐上镶着日本“太刀风”级驱逐舰的番号。紧挨这两张照片的是两张相对较新的遗像，相片中是两张苍老的脸，布满皱纹，正是他们的父母。主人从里屋出来，手上捧着一个硕大的长方形紫藤木盒子。盒子上印着粗体“遗物盒”。里面有一份关于他大哥阵亡情况的官方说明，和一张精确标注着他大哥最后活动地点的地图，上面盖着军队长官印章。地图下面放着“千人针”，据说可以躲避子弹，这是妹妹在大哥前往中国参战时亲手为他缝制的。然后，主人向我们比画着千人针的制作方法及效用。
盒子最底部是一本厚重的相册。封面上考究的浮雕刻字彰显出其尊贵的来历。这是他大哥所在的部队颁发的纪念相册，即日军第35步兵联队，曾驻扎中国东北。按照惯例，相册的前几页依次是日本裕仁天皇和良子皇后肖像、大日本帝国的地标、破烂不堪的团旗、日军驻中国伪满洲国军队各级军官头像、所在步兵联队指挥官的照片，接下来是朝气蓬勃、稚气未脱的年轻士兵。相片记录了他们首次出征海外——登陆旅顺港附近的大连时的情形，拍摄地点是日俄战争阵亡日军将士纪念碑前。
相册的最后几页留白，以便士兵根据自己的意愿添加照片。眼前这本相册的后几页贴了不少照片。有几张就是我们身后那面墙上的年轻人的生活照，当然还有这名年轻士兵与朋友或战友的合影。有几张中国妇女裹小脚的照片，有几张中国东北的野外的风景照。还有一张看起来比较正式，题词为《清剿行动纪念照》，照片上的士兵穿着战斗服整装待发，后面还附着展示“匪徒”悲惨下场的画面。显然，他大哥参加了这次“剿匪”行动。有一张照片上有三颗人头，其中一颗瞪大双眼，被横放在篱笆上；还有一张照片是一名士兵揪着一名俘虏的头发，俘虏的脸正对着相机镜头；另外一张照片上的中国人，双手被反绑着任人处置，照片底下写着一行字：“此人命悬一线。”相册最后几页的照片，是家人参加他大哥葬礼时拍的，当时他大哥的遗骸刚从中国被运送回来，村里为这名战死沙场的士兵举行了隆重的丧葬仪式。
主人一边合上相册，一边转过头平静而又焦灼地对治子说：“这个盒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等我死后，就没有人保管这些东西了。我的其他几个兄弟都英年早逝，儿女也离开村子去大城市打拼了。我知道，他们再也不会回这里来。这些年，为了保管好大哥的遗物，我总时不时把盒子拿出来晒一晒，通风透气。”他接着又说道，“大哥要是在天有灵，知道你们看了他的遗物，一定会非常开心。但请你们千万别把我们的名字与那些惨绝人寰的照片联系在一起，那只不过是形势所迫，是在战争时期，并不像今天。我想，如今的和平就是用当初的鲜血换来的。”
在走访日本的这些年，那只盒子及里面存放的物品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它们代表着那场战争，代表了那场战争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那名男子用生命守护的盒子，存放着关于他崇敬的兄长的所有记忆，也存放着那场战争的所有罪证；他对兄长的爱与战争暴行交织在一起，隐匿心间，不为人知；他小心翼翼地看护着他们整个家族都羞于承认的罪行。盒子里如实保存着那个时代日本年轻士兵的自画像，他们走上战场，在那段非凡岁月中履行着国家、社会赋予的使命，尽着他们自认为应尽的职责。当农舍的主人每年把盒子里的东西拿出来通风透气之时，他却拒绝将这些物品的意义公之于众。可如果我们不能开诚布公地谈论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么保存这些记忆又有何意义？
寻找战争亲历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向本国民众发布《终战诏书》。此后，日本官方将每年的8月15日定为“战争终结日”。这一天虽非日本法定假日，但每到这天，平日里用来举办音乐会、职业摔跤比赛和武术比赛的日本东京武道馆会骤然转变成公祭场所，用于“祭奠‘二战’日本阵亡将士”。当天，日本首相、各级政要、地方官员以及阵亡将士家属代表都将受邀参加典礼，他们坐在特邀嘉宾席与其他数千名宾客一起，面向黄白菊花，悼念逝者。广播和电视同步直播天皇的简短致辞。正午时分，人们集体默哀致敬。这个简短的仪式，不带有任何宗教意味。
尽管政府高层都出席了这个活动，但从不探讨战争爆发的根源，对战争过程、付出的代价、造成的后果也避而不谈。祭奠仪式上，没有荡气回肠的演讲来缅怀那些为日本民族利益献出生命的英雄儿女，没有任何真诚的言语来纪念逝者的勇敢、慰藉饱经战乱之苦的人们。对于日本给亚太地区造成的深重灾难，日本政府没有表达出任何歉意或内疚，而且似乎也从没有人觉得这有何不妥之处。在一片神圣庄严的气氛中，这场悼念逝者的仪式悄无声息地肯定了参战者的行为。东京武道馆里挤满了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们，还有应邀前来的阵亡将士家属。然而，死难者为何战死沙场？究竟是什么夺走了他们的生命？没有人在这个场合中提出此类问题。长此以往，旁观者根本没办法了解死难者家属想要吐露的心声。然而，随着这一年度活动的持续开展，我们始终对他们的故事满怀好奇。像很多人一样，我们愿意驻足，围观这个仪式，或者至少会关注晚间新闻对此事的报道。
这个官方仪式，显得诡异且空洞无意义。这场失败的战争似乎无法通过这样的举动在公众记忆中引起共鸣。事实上，如今绝大多数的日本人都在1945年8月15日之后出生，对于他们而言，悼念战争死难者无非就是例行的应季活动，仅意味着酷暑到来，就好比蝉鸣或者鱼贩的沿街叫卖声。然而，对于我们而言，这个秘而不宣、一开始似乎是个禁忌话题的仪式却显得那样富有魅力，尤其是当我们决定从日本视角来完成一部有关太平洋战争的口述历史的时候。我们很想了解战争死难者的妻子、兄弟、姐妹或者还有幸健在的父母双亲、姨姑叔伯的近况，倾听他们的故事，还有他们口中的那些在半个世纪前就失去生命的阵亡将士们的故事。我们渴望亲耳聆听他们讲述战争岁月，而不希望亲历者们的故事永远埋没于历史尘埃中。
那么，有可能接触到这群人吗？如何才能找到他们的下落？应该从哪里着手？假设我们成功找到他们，会有人真心愿意说出他们的故事吗？又或者，经过了那么多年，他们还能清楚记得当年发生的事吗？治子对此抱有种种疑虑。战时的治子还只是个小孩，生活在日本一个小村庄里。随着战争打响，治子被迫与母亲一起撤离。儿时的亲身经历使得治子明白，在战后日本人的家庭生活中，人们总是对战时岁月讳莫如深。然而，她又很想亲自探究那段记忆很模糊的战时经历。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治子为日本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制作节目时，特意把“战争”作为主题；在研究日本文学时，她也把“战争期间失去的文学”作为研究主题。因为治子怀疑，其他人并没有像她这样的热情，愿意去探究那段被尘封多年的战时记忆。西奥多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认为经历战时岁月的那代人愿意分享他们的故事。西奥多的父母于“二战”时在太平洋战区相遇相知。他曾研究过日本的军事机构，也调研过战前日本军队的分布区域。研究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很多陆军和海军军官都愿意分享他们的战时经历和生活，西奥多希望通过这些人联系到广大普通士兵、海员及他们的家人。
然而，只是寻找受访者这个过程已经困难重重，这同时也从侧面折射出日本人如何对待其战时经历。事实上，我们的首次采访经历就令人沮丧。当时采访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日本政治学教授。他是我们的旧识，所以我们对采访抱了很大的期待。我们满心希望他不但能分享他自己的战时经历，还能为我们引荐其他受访者，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他泛泛地对战争作了评论后，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是带着显见的不情愿。当时他正上大学，被迫应召入伍。他的家族几乎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关系，想让他躲过征兵令，最终在战争快结束时，他还是被征召入伍，执行海防任务。此时，他的情绪越来越紧张，声音也颤抖起来。他继续说道，1945年7月的一天，他负责看守一个古代海岸炮的炮位。突然，有一名美国飞行员在东京湾降落。那个美国人正朝他的位置游过来，当时还是年轻预备军官的他心里七上八下的。该怎么办？杀了他，还是活捉他？就在这时，他发现自己想得太多了，只见海湾中有艘美国潜艇浮出水面，救起飞行员，然后潜入海底，回到安全地带。说到这里，这名教授停下来，似乎有些喘不过气，然后又说道：“你看，你们能听到的就是这些了，都是些没头没尾、毫无意义的琐事。现在才来讨论那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已经晚了。当年身居要职的决策者很多早已去世。”他还向我们暗示，人们的战时记忆已经慢慢褪去，战争年代发生的很多重要、感动的事也都被埋进了历史的尘埃。采访收尾之时，他有些不满地说道：“你们应该多看些书。”此话引起了一阵尴尬。
得知该课题的前提假定遭到质疑，对我们而言，的确是个不小的打击。难道超越历史书上已有的内容，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和聆听战争亲历者们的故事，探寻日本人的亲身经验，这条道路真的行不通吗？经过冷静思考，我们忽然意识到，教授所讲的故事正好透露出战时日本人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当时的日本年轻人如何平衡责任和道德；面临是否杀人这个抉择时，这名教授内心纠结万分；还有他讲故事时忽然想到的，如果他当时杀害了那名美国人，他的生活将会发生何种改变。
于是，我们决定继续这一征程。我们深知8月的日本是进行战时研究最好的时节，而1988年8月成了我们开启课题的一个偶然中带着必然的契机。每年的8月6日和8月9日，即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日子以及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正是人们追忆战争最密集的时刻。电视上会播放相关的纪录片，报纸上会刊登人们回忆战时岁月的文章或书信。各大出版商不约而同地集中在8月开设书展，以追忆战争岁月，展出最新军事特辑，个人回忆录或综合回忆集也通常安排在这个月出版。东京不少影院还会回放战争年代的老电影，以满足老年观众群的需求。
很幸运，我们开始课题时，已经有不少追忆性报道出现在日本的主流媒体上。其中大多数篇幅很短，或者只是当时场景的一些掠影，聚焦某次危机以及当事人的顿悟或恐惧。普通人的战时记忆沉睡了几十年，如今一些记忆片段得以曝光，如同漫长黑夜突然闪烁的星光。它们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苦苦追寻的故事就在那里。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故事讲述者。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一首三行俳句诗，里面有一句诗暗指战争时节。据此，我们找到了一名愿意开口讲述往事的军中诗人。一则关于某岛屿战役退伍老兵聚会的通知，带我们找到了这支队伍唯一的幸存者。我们看到一名女士发布启事，寻找她的儿时好友，我们据此联系到她，收获了一个亲历战时轰炸的故事。有人发布了一则求助消息，想知道自己兄弟如何罹难，望知情者告知，我们也因循而至，找到这个无法释怀的家庭。一则则“二战”老兵去世的讣告，也在警示我们时光飞逝，必须加快步伐。因此，根据种种细微线索，我们开始了搜索亲历者的行动。
采访通常是一对一进行的。事实上，我们也很快明白，只要条件允许，要尽量避免同时采访几个人。小组会议式的集体采访往往因人类认知惰性而倾向于达成共识，我们很难从中捕捉微妙的个体感受。更为显而易见的是，整个采访过程越隐秘，讲述者就越有自信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大多数采访都由治子完成，西奥多偶尔也会参与其中。我们希望从受访者口中得到他们的个体记忆以及他们对战时岁月的印象。整个采访，我们通常不预设问题，而是给受访者充分的自由，按照他们的思路回忆。每场采访通常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一位曾操控“人体鱼雷”的飞行员对治子说：“我以前从来没说过那么多话。其他人一般只会问‘执行自杀性任务是什么感觉？’这样的问题。通常，我还没说出真正想说的话，采访就已经结束了。”我们学着去聆听，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讲述。有些人答应与我们见面，但也坦言他们已经无法确切描述当时的经历，虽然他们也清楚自己有责任把知道的事说出来。当然，还有一些人并不愿意揭开伤疤，勾起不愉快的回忆。这时，采访的气氛可能充满紧张，但受访者给出的答案恰恰又弥补了一些空白。的确，欲言又止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
噤口十五年
暂且不论我们运用的采访办法。我们选择开始课题是出于一个偶然机会。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日本掀起了一股风潮，越来越多的普通日本民众愿意讲述战时经历。他们谈论战争岁月时，不仅仅把自己当成一场灾难的受害者，也谈他们以大日本帝国的名义对其他人的所作所为。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逝世，标志着他统治长达63年的昭和时代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特殊时代翻篇。对一些人来说，这个日子也预示着他们的旧时代逝去，压抑心底多年的倾诉欲望终于蠢蠢欲动，他们希望把自己内心尘封已久的东西释放出来——也许还谈不上认罪，起码是一种吐露。同时，也有部分人把天皇辞世看成是彻底忘却战争、而非反思战争的节点。
美国人恐怕很难想象当代日本人在面对战时经历时的这种纠结而混乱的状态。因为在美国公众认知中，这场战争有明确的开始（即日本偷袭珍珠港）和明确的结束（即轰炸广岛和日本投降）；美国国内随处可见“二战”纪念馆，较为著名的包括夏威夷亚利桑那纪念馆和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附近的硫黄岛战役纪念碑；美国有许多“二战”主题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也不乏展现民族自豪感、重温民族记忆的各类公开展览；美国还有众多光荣退伍的“二战”老兵，时刻准备着向公众讲述各大战场的丰功伟绩以及其间体尝的荣耀和恐惧；当然还有各种回忆战争的影视作品。然而，对日本人而言，这场战争根本不具有上述公共性质。战争期间拍摄的电影几乎从未公映。诞生于这期间的艺术和文学作品几乎全部被禁，甚至连艺术家、文学家们自己也否认、谴责、批判这期间的作品。艺术家生平简介中，对其作品的介绍往往不提战时作品，仿佛1931～1945年这15年从来没存在过。一小撮独立制片人作了些勇敢的尝试，试图在电视剧和纪录片中涉及尖锐问题，引发公众思考，但这样的勇者毕竟是少数。银幕上公映的战争题材，依然大多聚焦于盟军轰炸广岛以及日本战败之痛。
日本没有设立相关的国家级博物馆或档案馆，供孩子们了解这场战争，或者供学生自由查阅战争资料；日本并不具备相对中立和宽松的国民环境，供民众研究战时艺术作品、发掘重要珍贵战时照片或者了解当时的日常生活细节。日本一些地方博物馆偶尔会有战争主题的展品，但始终缺乏国家层面的集体努力去保留、积累和从历史角度重构战争记忆。事实上，日本国家层面纪念战争最重要，并且也是唯一的活动就是靖国神社纪念大厅举行的仪式，用于悼念日本战前及战时阵亡将士。由于缺乏客观中立的公共氛围，民众很难全面调查或反思这场战争，不管是今天的学者还是将来想研究战争史的人，大概只能依靠少得可怜的民间素材。
截至今天，战争结束已有半个多世纪。可奇怪的是，日本国内对这场战争竟然没有统一的名称。采访过程中，人们使用“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支那事件”“日中战争”“十五年战争”的都有，或者有人干脆只解释亚洲战区与“二战”其余部分有何不同。对战争名称的选择，实际上暗示了使用者对战争开始年份的选择，有人把1931年作为战争的起始时间，也有人认为战争始于1941年。名称的选择通常也折射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十五年战争”是个相对偏左的术语，强调战争的帝国主义根源，从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算起。“大东亚战争”通常是如今右翼历史修正主义者惯用的名称，显示了使用者要么仍然沉浸在战时情景中，要么对作战目标怀有同情。这一术语在1941年12月8日后开始使用，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概念密不可分。“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是日本与西方宣战的一大原因，日本投降后，盟军的官方出版物刻意删去了这一表述。最常用的还是“太平洋战争”，这是盟军占领日本期间使用最广泛的名称，它明确区分了1937年正式开始的日中战争（当时称为“支那事变”）与1941年日本对美英的战争。实际上，使用“太平洋战争”这个表述，讲话者可以从容规避那些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蹂躏。不过，大多数受访者都笼统地使用了“战争”一词，我们发现每个人对战争开始时间都有自己的理解。有人在说起“战争”时，甚至指代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冲突，起始于1945年8月9日。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战争”记忆在日本有多么秘而不宣。为本书寻找愿意开口的受访者，意味着闯入“消息源”那个隐秘的世界，打开他们内心尘封已久的战争记忆。有时，我们通过一系列人脉关系才得以暗中接近受访者。也有时，人们会主动找到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但只愿意说他们自己的部分。很多人强调他们只了解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没资格对别人的事情评头论足。
提到采访，受访者们总感觉神秘而紧张。我们采访了不下数百人，其中大部分人都不确定在哪里进行采访才能感觉自在，才能毫不拘谨地说出自己的故事。多数时候，其实还是引导的问题。有些人倾向于选择最热闹或最冷僻的公共场合。所以，我们会相应地选择坐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的某个角落进行采访；或者，在清静的咖啡馆开始采访。当然，采访对象不同，我们选择的环境也不拘一格。可以是医院食堂，可以是稻田旁的小路上，可以是宾馆大堂或俱乐部里，也可以是只有一张休闲椅的公园里。有些受访者比较开放大胆，愿意把我们邀请到他们的家里，参观其为纪念逝者而专门布置的私人灵堂。他们通常把这样的房间或壁龛，称为“我的秘密花园”或“我的博物馆”，平日里也不轻易让家族成员随意进入。这类空间通常摆设简单，无非是佛龛上放着逝者在战争年代拍摄的个人照片，或者满房间都是与死难者相关的纪念品、资料、书籍、照片、战舰模型、飞机模型、战友亲笔签名的战旗等。信件、遗嘱、泛黄的珍贵合照、诗歌、战时日记、军用笔记，甚至从中国掠夺来的“战利品”都可能出现在这个“秘密花园”中。从南太平洋沙滩上带回来的一瓶沙子、石子，或者从缅甸某座山上捡回来的石头以及来自最近某场战役的物件都可能成为我们采访场景的一部分。
受访者不知该从何处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也不足为奇，毕竟日本人对这场战争的开始时间并没有形成共识。人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向一个局外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当然，广岛和长崎的幸存者是个例外，因为对于这些事件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说法。结果，受访者们大多自创了一套讲述故事的新模式，而不是将个体故事融入已有的叙事框架中。因此，不少故事，特别是投降年代的故事，总是呈现出某种难以捉摸的随意感。人们会时不时停下来，有时一句话还没讲完，就好像开始质疑他们自己的话，仿佛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些事竟然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又好像他们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是这些故事的当事人。“你不相信我，是吧？”他们常常这样问，然后又笃定地说道：“但这都是真的。”他们往往会在采访结束时，再把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再重申一遍。“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我们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我们内心深处对此坚信不疑。”点头认同、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我们相信”，这份信任足以让他们毫无顾忌地重温过往。
日本视角
对于本书的大多数受访者来说，讲述战时经历这件事本身就很新奇。这一举动破天荒地将他们带回记忆深处，重温那段70年都不曾触碰过的战争岁月。几乎每次采访都包含一场不可思议的情绪宣泄。最常见的情绪表达是流泪，因伤心、痛苦、悲伤、爱、委屈，甚至还有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感到恐惧和懊悔。讲述者们或哽咽，或泣不成声，或因啜泣身体忍不住颤抖；还有显而易见的痛苦呻吟，咬牙切齿的气愤。采访的小屋会突然爆发震耳欲聋的声音，受访者苍老而佝偻的肩膀刹那间耸立起来，拳头因愤怒而不由自主地攥紧。采访中鲜有会心的笑声，只有为了缓解紧张气氛而发出的讽刺或自嘲的干笑。说服受访者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其中一个障碍来自于受访者的家人，他们“担心”回忆往事如同在当事人的伤口上撒盐，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也有不少受访者大概早就意识到，一旦任其回忆过去，必将“伤筋动骨”，引发剧烈的情绪波动，因此他们本身也害怕谈及过往。可是，当我们感同身受，分享他们的情绪感受，甚至与他们一同流泪时，他们明白无误地体会到了一次难得的情感交流，甚至感激有这样一次机会能在他人面前真诚袒露自己的内心。
本书大体按照年代顺序来编排受访者的故事，力图直观呈现日本经验中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规模和过程等各个层面。这场战争虽说是几个国家之间的冲突，但对日本的士兵、海员、飞行员、工厂女工、农妇和工人来说，战时岁月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个体经历。本书的受访者中有将军、列兵、狱警、记者、舞蹈家、外交官，有“大东亚共荣圈”理念的推崇者，也有这一理念的批判者，他们都从自己的视角讲述了战争经历。我们建议，读者在阅读这些战时日本的个体叙述时，注意从以下四个层面来理解日本对这场战争的认知与美国经验的差异。
首先，日本是战败国，如今学界尚未形成一种适合战败国的叙事方式。战争史和文学作品中，常常见到胜利的一方回顾战争，即便他们尽量客观中立，总也难掩胜利者的自豪口吻。但对日本而言，不管是1941年12月成功偷袭珍珠港，还是1942年初在其他地方取得的胜利，似乎都无法顺其自然地成为叙述故事的逻辑起点，这与美国的战争故事不同。每位受访者都清晰地记得他们得知珍珠港事件这一消息时的情形，也能准确说出自己当时的感受，但几乎没有人主动将这一事件当成胜利的开头，或者流露出战争捷报频传应有的欣喜和兴奋。他们在分享往事时，几乎不会提到珍珠港事件。这种遗漏恰恰折射出日本后来的彻底溃败，完全抹杀了战争期间日军取得的一些关键性胜利。因为按照常理，参战者们应该侃侃而谈这些战绩的。
缺乏标志性的开始和结束，日本人对太平洋战争的记忆基本没有叙事框架可言，有的只是个体关于堕落、恐惧和死亡的零碎记忆以及一场失去理智的屠戮造成的梦魇。日本人对战败故事的叙述没有固定模式和主题：有的聚焦阵亡将士，有的讲述在东京空袭中逃命的女孩，有的讲述一名实习护士在冲绳那段噩梦般的生活，还有的讲述一位绝望的母亲飞往中国东北开始新生活的故事等。总之，他们随性地用自己的方式回忆战争。在西方视角中，日本通常被刻画成一个狂热的自杀性民族，国民被天皇出于某种政治野心紧紧团结在一起。但听完亲历者的讲述后，我们忽然发现，日本更像一个被盟军打掉嚣张气焰的民族，民众内心深处充满了迷茫、恐惧甚至绝望。
迄今为止，几乎鲜有关于日本人战时记忆的公开出版物。直到战争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们才有机会表达，于是战争年代那些熟悉的字眼很快重现。“玉碎”“为了大日本帝国的荣誉”“特攻队”“神风敢死队”“宪兵队”“天皇的子民”等词语伴随他们的记忆迅速复苏，当然还有“召集令状”（即入伍通知单）、“三八式步枪”、“慰问袋”（即祖国寄给士兵礼物的慰问包裹）、“防空头巾”（即“二战”后期日本城市里的妇女和儿童普遍佩戴的棉衬里帽子）等。讲述者会不由自主地使用战时专用词语，仿佛它们依然是当下流行语。“玉碎”的字面意思是“把玉打碎”，源于古汉语，在“二战”期间，这个词被广泛用于日本军队中，指代士兵们在面临强敌时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英勇壮举。事实上，像塞班岛玉碎这样的战役中，日本士兵并非穷途末路，只是皇军钢铁般的纪律严禁士兵们投降。有些受访者用这样的字眼，仅仅为了重新唤起战时的肃杀气氛，当然多数人用这样的旧时委婉语，指的就是其真实意义。在他们看来，战后这些年并没有创造出更确切的词来描述当时的情况。
第二，在很多现代日本人的心里，对于“到底谁该为战争负责”这个问题并没有清晰的认知，而其他国家对此已有明确定论。事实上，盟军并没有把账算到日本人民头上，他们只是对日本领导人和军方高层进行了象征性的审判和定罪，因为正是这群人阴谋策划了一场“侵略战争”，并且鼓励纵容战争罪行。裕仁天皇在战争期间被日本人当成神一样来膜拜。据称，所有作战命令都由他授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罪孽滔天的人，都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因此日本人对“战争该归咎于谁”这个问题更加糊涂了。1946年1月，裕仁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否定天皇神圣地位，承认自己与平民百姓一样也是人类，并不是神。战后裕仁天皇继续履职，尽管战后新时期里，在驻日盟军的干预下，日本通过新的宪法，使天皇这一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变成了国家虚位元首。在德国，纳粹党与希特勒休戚相关，希特勒之死成为战后德国国内一大焦点，这或多或少有助于净化整个社会。反观日本，虽然以军事机构形式出现的“军国主义”可以被废除，颁布的新宪法也宣布日本放弃战争，然而反思执政者与战时军国主义千丝万缕联系的大规模努力迟迟缺位。
通过本书，读者不难发现在日本人的战时记忆中，关注重点极端个人化。无数日本热血男儿响应国家战争号召，视死如归、坚持战斗，直到最后一刻，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反对甚至质疑过国家的战争命令，可最终却只剩一片战败的山河和无法挽回的个人损失。战时经历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只隐匿在民众内心深处，伴随着极大的个体伤痛。对于探究战争原因、追寻责任等这些更为宏大的问题，大多避而不谈。盟军审判了一小撮日本军队领袖、政治家、大官僚，日本国内似乎也直接听从了日本占领军对这些问题的说法。尽管有不少进步人士作出了非凡的努力，试图梳理战时经历，然而这些故事终究还是没能出现在公开材料中。因为对于日本来说，当务之急是重建和重新出发，追究帝国主义的战争责任、惩罚战犯等问题大都无人问津。
裕仁天皇不再与自己的子民提及战争。战后，他继续在名义上统治日本长达44年。裕仁天皇曾被战时一代人当成神一样供奉，无数日本人为效忠天皇甘愿阵亡，但就是这样一位双手沾满鲜血的君主，在战后也从未勇敢站出来接受或承担发动战争、导致屠戮的责任。尽管，战争是根据天皇的旨意发起的，但本书的受访者们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几乎很少提及天皇，除了那些战争期间还在上小学的人们，他们长大后还是习惯于自称“天皇的子民”。当然，受访者一旦提及天皇，通常还是指他的战争责任。
第三，在采访过程中，有人表示“战败是好事”。这个说法对美国读者来说很新奇，因为在他们眼中，日本最后无条件投降是被迫的，别无选择，也没有任何胜算。受访者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主要是考虑到战后日本经济的强劲复苏，以及日本在当今国际舞台上拥有的一席之地。这个战争“教训”，微妙复杂甚至有些矛盾，其实使用者们也并没有对此形成完全统一的解释。例如，曾在“二战”最后一年加入日本海军兵学校的禅宗长老板桥兴宗在总结战争遗产时这样说道：“如果日本占领菲律宾后见好就收，停止战争，似乎有个体面的结局，因为当时日本至少还占有中国台湾、韩国等地，但我相信这些地区最终还是会想方设法从日本手中获得独立。我不知道这个过程需要多久，但日本必定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反击战。我认为，正是因为日本的最终战败，才有了今日的繁荣。”很快，他又补充道，“我不是简单指战败是好事，我只是说，只要认真地打一场战争，就会产生深远的意义。我们全力备战，倾尽人力物力，结果我们输了，但这也比半途而废要好。我敢大声地说一句，我们虽败犹荣。当然，我们应该为死难者祈祷，应该为战争的受害者祈祷。”
受访者大多拒绝承认那场可怕的战争和惨痛的“阵亡”没带来任何好处。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些什么，为当年的阵亡和努力赋予意义。但也有例外，一名海军特攻队军官的妹妹得知自己的哥哥死于意外时，备感安慰。她说：“这意味着，他没有杀害别人，虽然他自己死了。”还有一种声嘶力竭的呼喊，认为战败是为了特定目的，而不是白白投降。这个特定目的，通常是指为了把日本从军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94岁的原古一郎曾是日本规模最大的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直截了当地说道：“军人目中无人，官僚顽固僵化！如果这些人最终获得了胜利，谁知道他们会把日本带到哪里？”
第四点区别可能会令读者大跌眼镜。日本人几乎不提敌人，也很少有对敌人的仇恨，他们的讲述甚至让人误以为这是一场没有敌人的冲突。日本人很少认为，是美国、中国或其他盟军导致了日本最终投降，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日本输给了同盟国的形成过程，他们归咎于物质而非人。提到敌人时，他们也会象征性地使用战时的口号，如“英美恶魔”等，但提到的次数很少，而且几乎不带感情色彩，与西方国家的回忆录中提到“日本鬼子”时蕴含的强烈种族仇恨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认为，在此率先澄清本书不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很重要”。我们在书中，很少探讨战争策略，对于日本的作战计划也只是偶有提及。我们的第一个受访者，即那位政治学教授曾经预测，本书不过是日本政界或军事领导人反思战争的作品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没有在书中综述这场战争，受访者也没有在回顾历史后对整个战时经历作出评论。的确，他们很少有人能够或者愿意把自己的个人经历与战争大背景或全球形势及时代特征有机结合起来。本书没有对战争作出言简意赅的精辟评论，书中大多数日本人对战争作出的结论都是“很微观”，并且个人化。也许我们可以说，日本深刻总结战时经验的时代还未真正到来。
战争结束50年后，当初执掌日本政治、军事和工业领域的一代人陆续离去，还占据高位、能跟我们说话的只有极少数人，其中还有不少人拒绝被采访。在日本战前扩张中攫取了大量利润、负责生产绝大部分日本军用物资，而且在如今的日本经济领域依然拥有领导地位的许多工业巨头，也没有在本书中发声。本书无法以内容全面自居，但呈现在书中的人物故事是从我们所有受访者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它们尽可能地符合了大多数人的战时经验。
为写作本书，我们进行了不少采访和访谈。我们从中发现，这些受访者的战时经历很少能在公开出版物中找到。或许，对于日本公众来说，回忆一场以失败告终的战争，太不愉快，太尴尬，太沉闷无趣，也太苍白了。又或者正如许多人坦言的那样，“太愚蠢”。他们无法从这样的回忆中获得丝毫慰藉。许多人宁愿把想法永远凝固在过去，而拒绝为他们的战时情绪和行为赋予新的意义或寻求新的解释。有两件小事，或许可以生动地说明战时经历仍然牢牢冰封在那代人的心灵深处。
1989年9月的一个星期六，治子应邀参加“樟宜协会”的年度聚会。此前，她采访过几名该组织成员，里面有些军人于1946～1947年被判处战争罪，随后被囚禁在新加坡樟宜监狱，日本在占领期间曾在那里犯下众多暴行。聚会安排在日本首都最著名的中餐馆——东京大饭店。治子到达那里后发现酒店大堂有一个醒目的横幅——“樟宜聚会”，通常举行婚礼才会用这样的标牌。这是一个曾在东南亚地区犯下战争罪行的老兵的聚会，高调标注显得不太合宜。在一个相对隐蔽的小型包厢里，摆好了两张大圆桌，约20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男士正在平静地互相问候。桌上摆着开胃头盘，啤酒和宝利橙汁刚刚打开，瓶口还冒着气，协会会长若松仁博士率先祝酒，宣布聚会开始。他告诉在场的各位，自己刚做完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现在已经完全康复。接着他又说道，去年聚会后，又有两名协会成员去世，另外还有一位因病未能出席今天的聚会。最后，他提议大家举起酒杯，为在座各位的身体健康“干杯！”之后，人们开始开动筷子，一边吃一边聊天。他们说着自己这些年去过哪些地方旅行、家里又新添了几个孙子，或者儿子女儿刚刚升职的事。樟宜战役的老兵们谈笑风生，觥筹交错，相互斟酒，但聚会过程中，没有人说到战争，甚至连樟宜这两个字都没有提及。聚餐结束后，他们分摊了饭费，相互鞠躬道别，然后分道扬镳。到晚上8点，也就是聚餐开始不到两个小时后，治子发现房间里只剩她和那位邀请她出席的老兵。他似乎看出了治子的困惑，温和地说道：“我之前也跟你说过，把我们聚到一起的，是我们当初在樟宜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仅此而已。绝大多数人不愿再提起审判的事，他们好像已经准备把所有回忆都带进坟墓，与他们一同埋葬。”
即便有过相似经历，接受调查、审判、惩罚，经历牢狱生涯，这些老兵也依然无法与彼此完全分享过去。不过，他们还是能从彼此身上获得一丝安慰，可以不用孤独地面对自己的回忆。在这个群体内部，他们可以很自由，不用提及关于自己的问题，不用去审视自己当年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人类正义。面对一群几乎同一时间、在同一地方战斗过、有着相似经历的战友，他们能找到一种共通的方式来维系那个时代。在这群人中，他们还能共同缅怀在战争中失去的朋友和战友。
还有一位女士，她的丈夫是特攻队成员，早在45年前就已去世。她向治子讲述了有关她和她朋友的故事。“我们这群人大概有四五个，都是‘特攻队’飞行员的遗孀，丈夫们都很年轻就阵亡了，我们这些人每年会在‘特攻队’的纪念仪式上见面。3月、4月和5月，我们都会感到莫名的不安，因为我们的另一半几乎都是在那段时间执行任务时阵亡的。樱花盛开的季节恰恰是我们最悲伤的时候。我们经常给彼此打电话聊天，能清楚地说出40多年前发生的事，就好像它们发生在昨天。”忽然，她有些神秘兮兮又半开玩笑地说道：“我跟我的好朋友私下秘密约定，死后我们一定要把骨灰撒到大海。”她相信，那些骨灰经过几千年的漂流后，最终将到达冲绳海域，她们的丈夫就是在那里出事的。“我们打算偷偷做这件事，因为未经卫生福利部的允许，擅自撒骨灰是非法的。”她又静静地补充说，“我不知道我丈夫是不是开着飞机撞向了敌人，有些飞行员就是这么做的。我只希望他没有白白阵亡。”
像“特攻队”飞行员的遗孀以及那些樟宜老兵那样，纪念战争死难者通常只是私下进行，低调、秘密、默默地进行。我们相信，只有当战争这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在日本不再成为禁忌，只有当日本公开面对和反思“二战”，那些幸存的人才能在公共领域坦然谈论这一话题，日本的战争亲历者们才能向所有人公开他们几十年来难以启齿的战时经历，美国和日本等国才能开诚布公地讨论和理解这个宏大的课题。
衷心希望本书能为开启这个伟大的征程推波助澜。
- “二战”后期，日本军队以“玉碎”来代称守军全体阵亡的情况。
- 日本一种送给临行士兵的礼物，长约1米，上面由1000个女人每人缝制一针。日本女性在家中士兵临行时献上千人针，希望能够保佑士兵武运长久，在战场上获得幸运的垂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