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岁月

内蒙古兵团·西西弗斯

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我体会艰苦生活的第一课。1969年至1971年，从十七岁到十九岁，我在那里整整待了三年。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庭，离开至爱亲朋，独自一人走向未知的未来。生活的艰苦倒在其次，精神上的痛苦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次经验。

从1969年开始，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我因为出身不好，最初被分配到吉林插队，后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来招兵，我去申请时怕人嫌我家里有问题不要我，竟然写了血书去申请。那是我一生中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写血书。我的申请最终被批准了——看来家里问题还没有大到不让我去“屯垦戍边”的程度。

因为去兵团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我去内蒙古跟其他人心情不同。离京那天，记得是爸爸和堂姐翠珍到北京火车站去送我。几乎整列车都是去内蒙古的知青，送站的人群非常拥挤，简直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因为我们这些兵团战士岁数都太小（我们连队最小的一个女孩才十五岁），而且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火车启动的一刻，随着咯噔一下晃动，全车爆发出一片哭声。现在想来真是再自然不过，可是我当时的感觉却很意外，因为我没有一点儿想哭的情绪，反倒有一种跃跃欲试，走向火热生活的期待。我只是向父亲和堂姐挥了挥手，思绪却早已飘向远方，飘向我期待已久的生活。

记得刚上中学时，流行一本书，叫作《兵团的女儿》，写一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女战士的生活，她患了瘫痪，但还是努力奉献，把个人的病痛放诸脑后。看上去很像身体瘫痪的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也像忍受病痛的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主人公）。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脍炙人口的电影《年青的一代》，也是歌颂在边疆奉献的青年。我记得主人公由杨在葆出演，他是我第一个青春偶像。他的形象粗犷、英俊，我对他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性感，但在当时的语汇当中，性感一词完全缺位。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年，电脑已经十分普及了，出现了不少中文输入软件和字库，可是当你用拼音打出“xinggan”字样时，并不会跳出“性感”这个词，因为使用率过低，这个词尚未进入字库，这件有趣的小事隐隐泄露了反性、禁欲时代的气息。比起我在美国留学时周边环境中出现频率颇高的sexy（性感）一词，这种反差更加耐人寻味。可惜啊，现在的青年根本没有听说过杨在葆这个名字，他们倒可能影影绰绰地知道跟他演对手戏的那个男演员的名字，他叫达式常。在剧中，杨在葆是正面角色，是一位扎根边疆的勘探队员；而达式常则是反面角色，假装有病逃回上海，贪图享乐，千方百计逃避边疆艰苦生活。我对这个角色的厌恶不仅仅因为他是被批判的反角，还因为我隐隐觉得这样类型的男人不够性感。从那么年轻时我就不喜欢奶油小生型的男人，而偏爱粗犷性感的男人。

我们当时都很狂热地希望过一种献身的火热生活，而不愿意当逃避艰苦生活的自私自利、享乐主义的落后青年。记得在初一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写的是做一个勘探队员，因为《年青的一代》中杨在葆饰演的英雄人物就是勘探队员。我当时最爱唱的歌是那首《勘探队员之歌》，那支歌曲调动人，歌词浪漫，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

火车开了很长时间，进入内蒙古境内，周围景色越来越荒凉，是典型的戈壁滩、大草原景致。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粗犷感觉。后来，去云南插队的知青有很多都爱写小说（王小波也是其中之一），去内蒙古的却很少有人写小说（只见过《狼图腾》和老鬼的《血色黄昏》），我想其隐蔽的原因恐怕跟两地殊异的气候地貌及风土人情不无关系。云南的绿草茵茵和边寨风情使人能够寄托浪漫的情怀，而内蒙古的戈壁沙漠和粗砾寒冷的景致使人的精神变得粗糙和干硬。

下了火车，又坐卡车，卡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把我们连人带行李卸在了沙漠中间一块荒凉的洼地上。好在我们是自己从卡车上跳下来的，不是像自卸卡车那样由一根自动升起的钢柱把车厢前部顶起来，哗啦一下子卸下来的。后来看到许多知识青年的回忆录，有句套话：“一见到那荒凉的大沙漠，我的心就凉了半截。”可是那不是我当时的感觉，我心中的准备太过充分，周围景致荒凉则荒凉矣，但还是不如我期待的那么荒凉，我的心也一点儿没凉，而是充满了火一样的狂热。

我们的连队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三连，那是沙漠中的一小片绿洲，一片平坦的空地上有几排土坯房，是用沙子下面的黏土直接和水脱坯盖起来的小房子。这土房还有另一种盖法，就是把前后各放一块木板，相距一墙之宽，然后用黏土掺水直接灌进去，打成一面墙，俗称“干打垒”。

兵团组建前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叫作太阳庙林场，顾名思义，是以种树为主的，负责在沙漠上种沙枣树，另外还有飞机播种能在沙漠中存活的红柳和白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城市来的学生一到此地，林场就被改为农场了。可能是因为这么多人要吃粮食，所以不得不把种树改成种粮食了。可惜，这个决策大错特错了，因为此地属于黄河河套地区，农地有灌无排，土地长期被水浸泡，很快就盐碱化了，远远看去，土地不是黄色的，而是白花花的一片，那都是水流走之后剩下来的盐碱。听说盐碱的成分是硝，是做炸药的材料，对于庄稼有极大杀伤力。多少年了，我们挥汗如雨辛苦种下的麦子，亩产才70斤，而光撒下去的种子每亩就有30斤。实际每亩只能收获40斤麦子。我们去收割麦子的时候，劳累倒在其次，主要的感觉是辛酸——那麦子长得稀稀拉拉，麦秆都很少有超过一尺长的。多年之后，我旧地重游，发现农场又改回了林场，充分证明当初的决定是个错误。

同样是兵团，东北兵团跟内蒙古兵团的人心情就不一样。后来看，主要是亩产700斤和亩产70斤的区别导致的。去东北的人干了活儿，流了汗，得到了应得的报偿，心情就比较愉悦；去内蒙古的人干了活儿，流了汗，什么也没收获到，而且还被周围的牧民骂，说开荒破坏了他们的草场，造成了沙进草退，心情就更加沮丧。大家拼命流血流汗，不但没有建设成果，反而是搞了破坏。这就从根儿上破坏了大伙儿的好心情，所以当其他地方的知青大讲“青春无悔”的时候，我们就不爱听，因为我们的青春是完全地虚掷了。正因如此，我们连总共才有一二百人，发了癔病的就有十几个人。那个癔病发起来就像一般的神经病一样，程度轻些，更精确的说法也许该叫“精神崩溃”。连里专门辟出几间土房，把这些得癔病的人单独关起来，倒也不是私刑的意思，而是保护他们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周围的人。因为癔病发作起来，有很强的攻击性，摔盆打碗是轻的，如果打了人就会酿成灾祸。发作人多的时候，一人一间屋子不够用，可是也不敢把两个病人放一起，他们要是互相伤害起来，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1970年，在内蒙古兵团宿舍前

1970年，在内蒙古戈壁滩上

相对于内蒙古很多的牧区，我们在这个农区干得很苦，带着年轻人的全部理想主义和狂热。残酷的现实把我们的理想主义打得粉碎，盖因那个地方根本不适宜种庄稼。挖出来的水渠，几场风沙就被填平，不但没有种出多少粮食，反倒造成了我们当中许多人终身疾病（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因为挑担子压得骨裂）……上帝惩罚西西弗斯，让他把大石推上山冈，然后滚下山脚，重新再推。我们在那些拼死的劳作中找到了西西弗斯的感觉。在一个被用作流放地的小岛上，犯人们每天被迫从岛的这边挑起一担水经过汗流浃背的跋涉，把水倒到岛的另一边，或者是把一堆木头从岛的这边搬到那边，再费尽千辛万苦搬回来，如此反复，以至无穷。心理学家认为，毫无意义的劳作对人心理的折磨远胜过有意义、有结果的劳作，它能把人彻底逼疯。而我们最美好的年华就浪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劳作上。回想起来，这种日常的平庸而无意义的劳作，对于我们正值青春的花样年华的虚耗，对于人的心灵的戕害，比起酷刑和赤裸裸的残暴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北京，我没见过内蒙古那么雄壮的蚊子，得有两公分长，看去像架小直升飞机似的。蚊子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一种叫作“小咬”的飞虫，也就一毫米长，可是咬起人来，狠劲儿比蚊子一点儿不差，一咬就是一个红疙瘩，更恐怖的是，“小咬”体积小，人在地里干活儿的时候，它们会钻进人的耳朵眼儿，搞得人生不如死。这都是我们刚去第一年的事情，后来时间一长，就再也没人在乎蚊子“小咬”了，它们不但从记忆中消失，而且好像也从现实中消失不见了。看来人是世界上最能适应环境的动物，再恶劣的生存环境，只要有口饭吃，有口水喝，人就能活下来。我们去的地方毕竟不是夹边沟，在那里，人才会像没水的秧苗一样，大批地枯萎死去。

在兵团最值得记忆的是沙漠之旅。在离我们驻地不远的地方就是一望无际的乌兰布和大沙漠。在兵团的三年间，我们到沙漠中去过几次，好像是为了军事训练去的。内蒙古兵团的定位是“屯垦戍边”，这是古代留下的一种做法，我们的编制方式全都是准军事编制，分师团连排，连长和指导员以上的干部都是现役军人。给我们发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发津贴（而不是像农场那样发工资，男兵每月6元，女兵每月6.75元，多出来的是卫生费）。刚去的时候还搞夜间紧急集合、拉练，后来就越来越少了。

第一次见到绵延无际的沙漠是令人震惊的。大沙丘有好几层楼高，一面陡，一面坡，我们从缓的一面爬上去，然后在沙丘顶部坐下来，再从陡的一面滑下去。后来在一些沙漠旅游地也玩过滑沙，那是专门开辟的滑道，用专门的滑板来滑沙的，而我们当年的滑法才是最原始的滑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