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童年

名字·学前班

1952年2月4日，我在北京出生。那一天是立春，除了闰年，几乎我的生日总是立春这个节气，我是个精确意义上的“春姑娘”。节气跟农时有关，按说它应当走农历，可它竟然不是按旧历走的，却总是跟阳历一致。我哥哥的生日是4月20日，而几乎每年的那一天都是谷雨。

我的第一个居所在东华门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是人民日报社宿舍，因为父母是《人民日报》的创社元老。妈妈后来一直到去世都是《人民日报》的编辑，父亲的主要年华也在这里，直到1965年才调离，那时，他在人民日报社已经待了二十年了。

东华门紧邻王府井，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人民日报社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一直坐落在王府井大街上。我的童年就在这熙来攘往的商业区度过。每次去父母单位看电影、洗澡，都要从北到南穿过整条王府井大街。尽管如此，我们住的那个小院倒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因为它处在与王府井大街（南北向）垂直的东华门大街（东西向）的西端，已经远离了街市的喧嚣。

跟卡内蒂那样的神童不同，我记事相当晚，六岁以前的事情处于一片模糊的混沌之中。印象最深的只有胡同口那个摆摊卖纽扣的老头。每当阿姨拉着我走过，我总是赖在老头的摊位前挪不动脚步，扣子的形状和颜色让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以致隐隐记得受到老头的申斥：你们老站这儿，我怎么做生意？然后才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地走开。

我在七岁之前一直叫李三反。这个名字有两个特别之处，一个是我姓的是母姓而不是父姓，这是比较少见的一种情况，原因在于父母持男女地位平等的观念。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大姐和二姐姓父姓，哥哥和我姓母姓。说起给孩子起名字，人民日报社这种知识分子扎堆儿的地方，越轨事件是比较频发的，父母的一位同事是傅作义的女儿，她跟一位周姓同事结了婚，生有三个女儿，老大姓母姓傅，老二姓父姓周，老三索性没有姓了，据说就叫晨风，我不是那么肯定，只知道她的小名叫小乖。我们两家住对门，小乖常来我家玩耍，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另一个特别处，“三反”典出1952年在全国开展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父母政治上过于敏感，才会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记得我们小学同年级的同学里有好几个叫三反的，什么蒋三反啊，陈三反啊，可是我上小学后就改了名字，三反只是小名了。我小时候学会的第一首儿歌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我哥哥小名叫“老虎”，有些大人见到我们一家出游总要拿我和哥哥的小名打趣：三反打老虎，三反打老虎。我一开始不明白：我没有打过哥哥呀。后来才知道，“三反”运动抓出来的贪污犯都被称为“老虎”，所以这些大人会把我们俩的小名连在一起，叫个不停，乐不可支。

再有一个印象就是妈妈要把我送学前班，因为没上过幼儿园，我闹着不去这个学前班，妈妈想捉住我把我扭送学前班，我就拼命逃跑，绕着院子里的一个圆形的花坛，我在前面跑，妈妈在后面追，不知追了多半天才捉住了我。反正最终胳膊拗不过大腿，我还是被强行扭送了。

那个学前班是我最早的社会生活，值得写几笔。

人民日报社办的学前班在一个旧庙里，叫娘娘庙。当友人冯唐告诉我他新租的工作室在一个叫娘娘庙的地方时，尘封的记忆突然浮现——我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啊，而且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离家，离开父母家人。

看张元导演、王朔编剧的《看上去很美》的时候，那个幼儿园的场景马上让我想起了我上过的娘娘庙幼儿园，连厕所的样子都好像的：不是一个个的马桶，甚至不是单个的蹲坑，而是一条贯穿全屋的水沟，上厕所的时候脚要踩在两边的砖地上，粪便会被一个水龙头统一冲走。那时我们是那么幼小，所以上这样的厕所成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冒险。而且老师不允许起夜，害怕夜间憋尿就成了我生活中的第一个恐惧。同学们也全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临睡觉前，谁都不愿意从厕所出来，总想待的时间长一点儿，好像这样就能减少夜里的便意似的。小波的小说中也写过幼儿园上厕所的场景，他写了老师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帮助小女孩擦屁股的事迹，记得原话大意是：谁能想到，这些后来的美女早就被我光顾过屁股呢。

1952年2月4日立春，我出生，是个精确意义上的“春姑娘”

我七岁之前一直叫李三反，直到现在还是我的小名

可是要说惊险，后来看，这个厕所还真算不上。我后来在父亲的山西农村老家插队，当地家家户户的厕所都是在院子里挖一个一丈深的大坑，直径也有一米多，上面架两条木板或者石条，那才真叫惊险，小孩掉进去淹死的极端事件屡见不鲜。

2018年，我看到一个印度电影——《厕所英雄》，故事源自印度古老习俗的变迁。在一个印度的乡村，一直没有在家里盖厕所的习俗，人们只能去野外解决，一个城镇来的媳妇发起了厕所革命，她的丈夫成为这场革命中的英雄。跟印度相比，咱们中国在厕所文化上还是挺先进的。但是自从日本人发明了自动冲洗的厕具，中国又显得相对落后了。随着赴日旅游团大量购买马桶盖，国内的厂家纷纷跟进，现在我家用的就已经是国产的马桶盖了。

幼儿园的厕所是不分男女的，所以记忆中有男孩性器官的印象。小小的，软软的，很可爱的样子。后来学社会学，搞性学研究，西方学者总要在女孩第一次发现自己与男孩长得不一样这件事的后果上大做文章。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弗洛伊德的“阴茎嫉妒理论”，据他说，当一个女孩发现自己没有阴茎的时候，就感到自己是低人一等的人，从而嫉妒男孩和男人。他说女孩永远不能克服她的阴茎嫉妒，因为她永远不会有阴茎。阴茎嫉妒将使她终生感到低人一等，于是心理上变得不成熟，表现在嫉妒心理、被动性、含有受虐意味的母性欲望、自恋倾向和依赖男性的意识，以及道德上的不成熟。她在解剖学上的低下导致了她在道德伦理方面的低下。女孩认为自己是被阉割的人，并接受了阴蒂低于阴茎的看法，在她的一生中都受到阴茎嫉妒的煎熬。这个道理听上去像是真事。可惜，女性主义学者也不是吃素的，她们猛烈批判了弗洛伊德的阴茎嫉妒理论，认为他有男权主义的偏见。她们说：他的理论不仅是男性中心的，而且是阴茎中心的；他的理论有过度概括的倾向，以为人的生理能够完全决定人的心理和行为；他的“解剖即命运”这一立论忽略了社会文化的影响，似乎女性被解剖学决定要经历缺失和下等的感觉，等等。细细搜寻我童年的记忆，真是大失所望：其中哪里有阴茎嫉妒的一点儿点影子？“哎？有点儿不一样啊”，这就是我当时的全部感觉，就像那张天真无邪的招贴画：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各自撑起自己的小裤头，查看有啥不同，上身全都向后仰着，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除了有点儿好奇之外，什么也没有。

我还留着一张学前班同学的合照，有三十多个人，都是人民日报社员工的孩子。我不知道为什么被任命为班长，也许是因为学习成绩好？可是我根本不记得在学前班学过什么课程。要命的是，当班长在老师进教室的时候要喊“起立”，这个差事差点儿要了我的命，我性格中不知为什么有种极度的羞涩，可能是遗传，因为我姐姐就是个害羞得不得了的人，由此推论，我的羞涩一定是有家庭遗传的。我记得每当要喊“起立”的时候，我就心跳剧烈，脸红脖子粗，憋半天才能喊得出来。这种遗传使我把别人轻而易举可做的一些事情视为畏途，终生不敢沾边。记得小学时我被选中参加一个表演唱《八大员》，那是个连说带唱的节目，表演邮递员、炊事员什么的，我浑身哆嗦硬着头皮去表演，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在国务院研究室的时候，开联欢会唱歌也是这样，几乎哆嗦得唱不成句。最纳闷的是，我后来居然当了老师，上台讲课（我讲课从来不能脱稿，后来执意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想讲课是原因之一），还不时受邀去讲演。我永远不善讲演，所以对讲演还是能逃就逃，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的才硬着头皮上。我宁愿把讲演改为对谈，我喜欢一问一答的表达方式，因为在我驾轻就熟的话题和领域，我有一定的权威，比别人知道得多，思考得多，就比较自信，不会过于羞涩了。

娘娘庙里有设在大殿里的教室，有九曲回廊。我们上完课就在院子里玩游戏，还坐在回廊的长条木板座上听一个叫新华的小男孩说书。这孩子天赋异禀，小小年纪就会讲《三国》《水浒》《西游记》，那时候我们才六岁呀，他怎么能记住那么多的故事，还能那么绘声绘色地讲给大家听呢？他简直就是我完完全全的对立面：他知道那么多故事，我什么故事都不知道；他讲起故事来神态自若，眉飞色舞，我一说话就满脸通红，羞得无地自容。那时候，我对他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至今还记得他讲故事时的神态和一个习惯动作：因为讲话讲得满嘴白沫，他会每隔一段时间就用手背去抹嘴角。从那时到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还能记得一清二楚，证明当时他给我留下了多么深的印象，造成了多么大的震惊。

卡内蒂在这个岁数已经知道了许多希腊神话故事，对诸神都有自己的好恶评价，而我当时知道的只不过就是一些童话故事。比如小红帽的故事，记得一个细节，狼外婆夜里吃老奶奶的手指头，嘎嘣嘎嘣响，小红帽问狼外婆：奶奶、奶奶你在吃什么呢？狼外婆说：我在吃胡萝卜呢。还有白雪公主的故事，三只熊和七个小矮人。再有就是连说带唱的“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不开不开就不开”。我后来想，这是父母怕单独在家的孩子给陌生人开门遇到危险，专门编出来告诫孩子的，几乎算不上什么童话故事，不过是安全教育而已。

记忆最深刻的还是要数三条小鱼的故事，因为那几乎是妈妈给我讲过的唯一一个故事，她工作很忙，而且中国的妈妈没有给孩子讲睡前故事的习惯。情节很简单，只有不到十个句子：三条小鱼啊，找妈妈去了……它们找到妈妈的时候，妈妈已经变成一条白骨啦。我每听到这儿的时候都会流泪。妈妈可能是因为这个效果而很有成就感，或者是比较讶异，所以总是一试再试，屡试不爽——只要讲到这里，我一定会哭。记得妈妈最后一次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已经很大了，十几岁了，可我还是忍不住眼泪。讲故事的和听故事的都觉得有点儿尴尬了，妈妈后来就再也没有给我讲这个故事了。我现在想，这个故事可能根本就是妈妈自己编的，里面最让人揪心的一个是“找妈妈”，一个是“妈妈死了”，这是所有的孩子都有的心结，对于敏感如我这样的孩子，它总是能让我泪流不止。

家里有个口口相传的典故册，记录了孩子们说过的最可乐的话，常常被父母拿出来说，供全家开怀一笑。这里试举几则：一则是我大姐小林的。她五六岁那年，有一次妈妈病倒了，下不了床。小林对妈妈说：如果你死了，一定要把钱包留给我。她可能看到妈妈总是从钱包里掏出钱来买吃的，怕自己断了粮草。另一则是哥哥“老虎”的。他小时候说话有点儿大舌头，那天，他看见来了一辆公共汽车，说：快看快看，东东汽车（公共汽车）上坐了一车小噘噘嘴儿（那是因为妈妈老管他叫小噘噘嘴儿，他以为是人都叫小噘噘嘴儿）。我最最脍炙人口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对着镜子哭，妈妈要给我擦眼泪，我对妈妈说：别擦了，我还要接着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