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1902年

1月

10日，吏部尚书张百熙（冶秋，1847—1907）被任命为管学大臣，掌管京师大学堂。

2月

8日，因“戊戌变法”而亡命日本横滨的梁启超（卓如，1873—1929）创办《新民丛报》。

本月，管学大臣张百熙向光绪皇帝奏荐吴汝纶（挚甫，1840—1903）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3月

上旬，陈独秀（仲甫，1879—1942）自日本回到国内。

24日，掌管江南陆师学堂及新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的俞明震（恪士，1860—1918），受刘坤一（岘庄，1830—1902）指令，以江南陆师学堂总办的名义亲自护送陈衡恪（师曾，1876—1923）、陈寅恪（1890—1969）、周树人（鲁迅，1881—1936）、芮石臣（顾琅）、张协和（邦华）、伍仲文（崇学）等24人乘日轮“大贞丸”由南京出发，去日本留学，同时考察日本教育。

本月，梅光迪（觐庄，1890—1945）在安徽宣城参加科举童试。少年才子的这份荣光成了他后来走向文化保守的重要起点，也是他无法自我化解的文化情结。

5月

8日，刘坤一等致张之洞（香涛，1837—1909）书，动议在宁筹办高等师范学堂。

8日，山西巡抚岑春煊（云阶，1861—1933）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45—1919）联合，利用山西省被迫支付英国“庚子赔款”的五十万两白银，创办山西大学堂。

15日，刘坤一奏陈筹办高等学堂。

6月

9日（农历5月4日），吴汝纶从天津出发，到日本考察学制，取法日本的国民教育模式，为中国教育开改革新路。吴汝纶日本之行的最大收获是仿照日本的“东京语”（日本国语），明确以“京城声口”作为国语发声的基础。

17日，满族正红旗人英华（敛之，1867—1926）在天津法租界创办《大公报》。

8月

10日（农历7月7日），严修（范孙，1860—1929）自天津启程，到日本考察学制。

10月

22日（农历9月21日），吴汝纶回到上海。

30日（农历9月29日），严修回到上海。

11月

27日（农历10月28日），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在横滨创刊。该刊附设于《新民丛报》。

本年，安庆敬敷书院更名为安徽大学堂。

1903年

2月

5日，张之洞上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奏折，称：“两江总督兼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一所，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士人皆得入堂受学。”

12月

据王照（小航，1859—1933）《官话合声字母》一书的附录所示：29日（农历11月11日），直隶大学堂学生王用舟、何凤华、刘奇峰、张官云、世英、祥懋等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慰廷，1859—1916），请他“奏明颁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学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事”。袁世凯批示：“据禀已悉，国民普及教育，必由语文一致，而成为东西各国之通例。该学生等所呈《官话合声字母》以及切合音之法，包括一切语文，与吾国古时文字单简假借同音之例，初不相背，果能通行无阻，诚如日本伊泽氏所谓简要器具者。”

本年，王照自天津到北京创立官话字母义塾，木版刻印《官话合声字母》。直隶总督袁世凯长子克定得其书，授其弟克文，克文年幼，能无师自通。袁世凯本人因此高兴，而赞成官话字母，所以黎锦熙（1890—1978）在《国语运动史纲》中说“给王照的‘官话字母’作护法的，除严修、吴汝纶两氏外，还有一个力量更大的，便是太子少保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

1904年

1月

13日（农历1903年11月26日），张百熙和荣庆、张之洞起草《重订学堂章程折》、《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学务纲要》。其中《奏定学务纲要》中的“各学堂皆学官音”，采纳了吴汝纶的主张：

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恰，实由小学堂教字母拼音始。中国民间各操土语，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以官话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将来各省学堂学员，凡授科学，均以官音讲解，虽不能遽如生长京师者之圆熟，但必须读字清真，音韵朗畅。

本年初（农历1903年底即光绪二十九年腊月）开始，王照的官话字母教学就与袁世凯北洋军系的军事教育相结合。这从王照“光绪三十年九月替常备军第三镇作的”《对兵说话》一书的序言《衍说学官话字母要紧》可以知道，“自从光绪二十九年腊月，袁宫保就商量，教各军营里的人，学习这官话字母。如今商量定了，教咱们军营的人，无论官长头目兵丁，都得学习。”

2月

胡适（洪骍，1891—1962）从安徽绩溪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3月

胡先骕（步曾，1894—1968）在南昌府参加童试，得江西按察使沈曾植（子培，1850—1922）的赏识。少年时代的这一经历是他后来走向文化保守的重要因素。

10月

据王照《官话合声字母》一书的附录所示：直隶学务处针对丰润县王金绶等禀，起草了呈袁世凯的复文：“今该生等所呈字母拼音书与日本之片假名略同，而纯拼单音尤为省便。桐城吴京卿所谓妇孺习之兼旬即可自拼字画，彼此通书，盖确有证据之言，非虚语也。此教育普及之说也。……今该生等所呈官话字母拼音，虽仅为下等人急就之法，而用意亦隐与暗合，且能解此法，于习官话者尤为捷便。吴京卿所谓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亦非虚语也。此语言统一之说也。”

本年安徽大学堂更名为安徽高等学堂。

1905年

春，胡适转入上海澄衷学堂。同班同学有竺可桢（藕舫，1890—1974）等。

9月

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考试，以便推广新式学堂教育。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在府厅州县的乡城各处开办蒙小学堂。

12月

9日，钱玄同（夏，1887—1939）随兄钱念劬（恂，1853—1927）自上海赴日本留学。

本年，梅光迪考入安徽高等学堂。

1906年

3月

15日，严复（又陵，1854—1921）出任安徽高等学堂总办（监督）。

夏，胡适考入上海中国公学。

10月

1日，三江师范学堂易名两江师范学堂。

12月

初，吴宓（雨僧，1894—1978）考入陕西三原宏道高等学堂预科。

1907年

6月

8日，严复辞去安徽高等学堂总办（监督）职务。

夏，梅光迪自安徽高等学堂肄业。

秋，梅光迪、陈寅恪入上海复旦公学，与刘永济（弘度，1887—1966）同学。

1908年

2月

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仲麟，1867—1920）聘请柳诒徵（翼谋，1880—1956）为历史教习。

夏，竺可桢转入复旦公学，与陈寅恪同班（丁班）同桌。

本年，汤用彤（锡予，1893—1964）考入北京顺天学堂。

1909年

秋，因中国新公学沦亡，寄寓上海的胡适，经宗兄胡绍庭介绍，认识了在复旦公学读书的梅光迪。

据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示：陈寅恪以丁班第一名94.2分的成绩，毕业于复旦公学。竺可桢是第四名86.6分。

1910年

7月

3日，胡适到达北京，与梅光迪一同参加第二批庚款留学美国官费考试。胡适、竺可桢、赵元任（1892—1982）等考中，梅光迪落榜。

8月

18日，胡适自上海乘船赴美。

9月

胡适、赵元任入康奈尔大学。竺可桢入伊利诺大学农学院。

据书同《略述梅光迪先生其人其事》所示：本年，梅光迪与王葆爱（1888—1960）结婚。并于1911年、1924年先后生育两子，第一个夭折。

1911年

4月

29日，吴宓、汤用彤入清华学校学习。

8月

梅光迪通过清华学校留美生资格考试，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

10月

10日，武昌起义爆发。

1912年

1月

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1866—1925）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本月，胡适自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转到文学院学习。

2月

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

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3月

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0月

24日，教育部《大学令》确立中华民国大学的文、理、工、法、商、医、农“七科”之学。

11月

月初，胡先骕自上海乘船赴美留学。

12月

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1865—1953）任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八条。章程确立了读音统一会的职责，就是要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作为“国音”。同时议定各省两名代表，蒙、藏和华侨各一名，专家若干人，于1913年2月15日—5月22日，在北京开会，审定生字读音和注音字母。

1913年

1月

12日，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令第一号》的《大学规程》第二章《学科与科目》，又将文学门分为国文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与言语学，中国文学系在文科建制中也日趋独立。

2月

胡先骕入加州柏克莱大学农学院。

本月15日—5月22日，“读音统一会筹备处”在北京开会，审定生字读音和注音字母。

秋，梅光迪转入西北大学。竺可桢转入哈佛大学。

10月

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1914年

8月

30日，江苏省民政长韩国钧（紫石，1857—1942）委任江谦（易园，1876—1942）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9月

本月，梅光迪在《留美学生季报》第1卷第3号发表《民权主义之流弊论》。

1915年

1月

17日，江谦到南京，开始在原两江师范学堂基础上筹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8月

11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招生。

夏，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开始与梅光迪、任叔永等讨论文学改良之事。

9月

10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学。

15日，陈独秀主持的综合性文化月刊《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

17日，梅光迪要往哈佛大学从师文学批评家白璧德（1866—1933）深造。临行前，胡适做了一首长诗送给他，其中一段颇为大胆：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
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
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拟。
梅生梅生毋自鄙！

19日，任叔永在看到胡适的长诗后，做了一首游戏诗送给胡适：

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
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
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
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20日，胡适在去纽约的火车上用任叔永诗韵作答：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戮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21日，胡适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

本年，教育部总长张一麐（公绂，1867—1943），呈请袁世凯批准设立注音字母传习所（所长王璞），希望能够“借语言以改造文字，即借文字以统一语言；期以十年普及全国”。

1916年

2、3月间，胡适在与梅光迪、任叔永等朋友的论辩中，明晰、确定了两个基本的文学观念：

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

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

同时，他将这一具有历史进化意识的见解用长信传达给梅光迪。

4月

13日，梅光迪回信接受胡适的意见。胡适高兴之余，写下了《沁园春·誓诗》：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16日，此诗第三次改定稿为：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落日尤奇。春去秋来，干卿甚事；何必与之为笑啼，吾狂甚，耻与天和地，作个奴厮。

文章要有神思。到琢句雕辞意已卑。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待扫除陈腐，重铸新辞。

1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有《吾国文学三大病》：

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而吟……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

7月

6日，胡适在日记中追记了他上个月与任叔永、杨杏佛、唐钺所谈文学改良之法，并写下《白话文言文之优劣比较》（摘录）：

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文学；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

13日，胡适在日记中追记梅光迪对他“造新文学”主张的非难。梅光迪认为这显然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是托尔斯泰、梁启超之辈所倡导的功利主义文学的余绪。

17日，梅光迪致信胡适，对其“文学革命”之说中的“活文字”、“活文学”提出不同意见。

从此，胡适与梅光迪持续讨论文学改良，胡适说自己是被梅光迪“逼上梁山”，而发起文学革命的。

22日，胡适写下《答梅觐庄——白话诗》（节录）：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
文字岂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
……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
拿来“锻炼”，拿来琢磨，
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
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24日，梅光迪致信胡适，劝胡适不要“剽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

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有心人须立定脚根（跟），勿为所摇。诚望足下勿剽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

其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有何革新之可？

8月

2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我主张用白话作诗，友朋中很多反对的。其实人各有志，不必强同。我亦不必因有人反对，遂不主张白话……

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

21日，胡适致信陈独秀，将他上述新文学革命之要点如数告知。

9月

1日，《青年杂志》自第2卷第1号改名为《新青年》。

10月

5日，陈独秀致信胡适，要他将上述要点写成文章，在《新青年》上刊登。陈独秀说：“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于是，有了次年《新青年》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12月

26日，据汪原放（1897—1980）《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所示，蔡元培（孑民，1868—1940）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当天早上9时，就到前门外的一家旅馆找到了陈独秀，聘其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同时陈独秀向蔡元培推荐胡适，说胡适实属可胜任文科学长一职的最上人选。

本年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作词、李叔同（1880—1942）谱曲的校歌确定，歌词如下：

大哉一诚天下动，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踵海西上兮，江东；巍巍北极兮，金城之中。天开教泽兮，吾道无穷；吾愿无穷兮，如日方暾。

尊孔成为这所学校的文化旗帜。

1917年

1月

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1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往访尹默，与谈应用文字改革之法。余谓文学之文，当世哲人如陈仲甫、胡适之二君，均倡改良之论，二君邃于欧西文学，必能为中国文学界开新纪元。”

4日，蔡元培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13日，蔡元培正式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据《胡适来往书信选》所知：本月，陈独秀致信在美国的胡适，说：“蔡孑民先生已接任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

20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大凡学术之事，非知识极丰富，立论必多拘墟，前此闭关时代，苦于无域外事可参照，识见拘墟，原非得已。今幸五洲交通，学子正宜多求域外智识，以与本国参照。域外智识愈丰富者，其对于本国学问之观察亦愈见精美。乃年老者深闭固拒，不肯虚心研求，此尚不足怪，独怪青年诸公，亦以保存国粹者自标，抱残守缺，不屑与域外智识相印证，岂非至可惜之事？其实欲昌明本国学术，当从积极着想，不当从消极着想。旁搜博采域外之智识，与本国学术相发明，此所谓积极着想也，抱残守缺，深闭固拒，此所谓消极着想也。”

2月

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

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沈按：指前后七子、归有光、方苞、姚鼐、刘大櫆]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胡适在后来所写的《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一文中称道：

他这篇文章有可注意的两点：（一）改我的主张而为文学革命；（二）成为由北京大学学长领导，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庄严灿烂的欧洲是从革命来的，他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为中国文学开辟一个新局面，他有三大主义……这就是变成整个思想革命！

最后，归纳起来说，他对于文学革命有三个大贡献：

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

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为一个大运动；

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4月

9日，胡适致信陈独秀，对其过激言辞表示不安（摘录）：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将此信刊发在《新青年》第3卷第3号上。

11日，胡适在日记中追记：“此次节假，觐庄、与擘黄皆来游纽约。吾与觐庄日日辩论文学改良问题。觐庄别后似仍不曾有何进益，其固执守旧之态仍不稍改。夫友朋讨论，本期收观摩之益也。若固执而不肯细察他人之观点，则又何必辩也？”

5月

1日，陈独秀致信胡适，态度更为强硬（节录）：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6月

1日，胡适写下《文学篇》别任叔永、杨杏佛、梅觐庄。他说：“因念吾数年来之文学的兴趣，多出于吾友之助。若无叔永、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觐庄，定无《尝试集》。”

胡适在《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第2期上发表了记录他和梅光迪讨论文学的《新大陆之笔墨官司》。而这篇《新大陆之笔墨官司》是胡适后来写《逼上梁山》叙述文学革命在美国由讨论到孕育成熟的最初底本。

7月

10日，胡适回到上海。

8月

18日，吴宓跟随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寄梅，1883—1958）自上海乘船赴美国留学。

9月

18日，吴宓入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文学。

21日，北京大学新学期开学，胡适开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中国古代哲学史三门课，并创办哲学研究所，自己担任主任。

12月

30日，胡适在家乡与江冬秀结婚。

本年，刘师培（1884—1919）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

1918年

3月

21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谦校长因病辞职，教育总长傅增湘（沅叔，1872—1950）批示由教务主任郭秉文（鸿声，1880—1969）代理校长。

7月

15日，汪懋祖（典存，1891—1949）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上发表《致〈新青年〉的通信》，对《新青年》倡导新文学而又不许反对派“讨论是非”表示不满。为此胡适有《答汪懋祖》作复。

8月

梅光迪与吴宓在美国相遇，因谈话投机而相约回国后与胡适再战。据《吴宓自编年谱》所示：

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进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显赫，不可一世。故梅君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大战……

梅君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昔伍员自诩“我能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复之。”我辈今者但当勉为中国文化之申包胥而已，云云。宓十分感动，即表示：宓当勉力追随，愿效驱驰，如诸葛武侯之对刘先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云云。（《吴宓自编年谱》第177页）

9月

吴宓受梅光迪影响，转入哈佛大学。

汤用彤入汉姆伦大学。

胡先骕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竺可桢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11月

23日，教育部以教育总长傅增湘的名义，颁布《教育部令第七五号》，正式公布注音字母。

1919年

1月

11日，钱玄同日记记有：“大学学生所办之《新潮》杂志第一册已出板（版），中以傅孟真、罗志希两君之文为最精彩。”

22日，钱玄同日记记有：“午后到大学里去买《国民》杂志一册，这杂志也是大学里的学生办的，但宗旨和《新潮》很不同，大致偏重保守一方面，看了觉得没有什么精彩。”

本月，陈寅恪入哈佛大学学习。

3月

汪懋祖在《留美学生季报》第6卷第1号上刊登的《送梅君光迪归圜桥（Cambridge，Mass，U.S.A.）序》（归国后，此序又刊1922年4月《学衡》第4期）明确表示和梅光迪意见一致，反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他说与梅光迪相识而成知音，且恨相见时晚。他对神州新化，吾国学者“泊于既狭且卑之实利主义。论文学则宗白话，讲道德则校报施”表示极大的不满。因为新文化运动导致数千年先民之遗泽被摧锄以尽，中国人的灵魂丧失。而梅光迪要“以文救国，驯至乎中道。当不迷其同而放所异”。汪懋祖最后说他“将攘臂奋首，以从君之后，而助成其业也”，并以“坚其盟”为志向。这个“盟”即后来的“学衡派”，“业”即梅光迪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起创办的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学衡》杂志。他们在1922年以后果真因《学衡》而聚到一起。

胡先骕在《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1919年3月）上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上），公开反对新文学。此文是转载，文后注有“《南京高等师范日刊》”

30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胡适的老师杜威偕夫人抵达上海。

5月

4日，北京爆发学潮。胡适的得意弟子傅斯年（1896—1950）为天安门学生游行的总指挥，罗家伦（1897—1969）为《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人。

26日，罗家伦以“毅”的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首次提出“五四运动”之说。

罗家伦在5月《新潮》一卷五期上刊出《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罗文认为胡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实是毫无改良的主张和办法，只是与白话文学吵架，其意见既不中肯，也不服人，而且意义文词都太笼统，不着边际。

7月

14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有今晚他与陈寅恪、汤用彤一同访问哈佛大学的白璧德教授。

24日，梅光迪致信胡适，说：“前日由叔永将来手书一纸，谢谢。嘱来北京教书，恨不能从命。一则今夏决不归国，二则向来绝无入京之望。”

本月，汤用彤转入哈佛大学。

8月

李思纯（1893—1960）、李劼人（1891—1962）等四川青年学子自费赴法国留学。

9月

本月，教育部正式任命郭秉文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黄侃（季刚，1886—1935）离开北京大学，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10月

1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共有会员67人。举龚励之为总干事。

11月

12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有：“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忧。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美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吴宓日记》第Ⅱ册第9091页）

20日，刘师培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

29日，胡适为“国语统一筹备会”起草了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新案。

30日，胡适开始为“国语统一筹备会”起草议案。

本月，梅光迪归国，应聘南开大学，到达天津。

12月

6日，自美留学归国的张贻志（幼涵）任总编的《民心》周报在上海创刊发行。

21日，胡适继续为“国语统一筹备会”谋划。

30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有：“‘新文学’之非是，不待词说。一言以蔽之，曰：凡读得几本中国书者，皆不赞成。西文有深造者，亦不赞成。兼通中西学者，最不赞成。惟中西文之书，皆未多读，不明世界实情，不顾国之兴亡，而只喜自己放纵邀名者，则趋附‘新文学’焉。……夫‘新文学’者，乱国之文学也。其所主张，其所描摹，凡国之衰之时，皆必有之……‘新文学’者，土匪文学也。……今中国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为土匪。”（《吴宓日记》第Ⅱ册第114115页）

本月，刘伯明（经庶，1887—1923）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办公处副主任，行使副校长职权。

本学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学研究会”共组织五次学术演讲：

童季通：《地名之研究》（10月14日）

柳诒徵：《人生地理学》（10月28日）

童季通：《中国之旅行》（11月10日）

黄任之：《南洋风土状况》（12月8日）

陈苞荪：《斐列宾之现在与将来》（12月8日）

1920年

1月

本月中旬，梅光迪的《自觉与盲从》，刊《民心》周报第1卷第7期。这是梅光迪去年11月回国之后，公开表示对新文化运动中不良现象的抵制态度。梅光迪在文章中认为，现在中国的文化阶段早已超越了改革物质文明的阶段，而居于精神文明改革的时代洪流中。在这个阶段，国内思想界领袖的变迁性压过了保守性，而在短促的时间内经历如许变迁，思想的浅陋是理势上的必然。另，陈独秀等人当时显然也注意到了新诞生的《民心》，他在1920年1月1日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上的《告上海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一文中就指出：“我很希望在上海的同志诸君，除了办报以外，总要向新文化运动底别种实际的改造事业上发展……就以办报而论，也要注重精密的研究，深厚的感情，才配说是神圣的新文化运动……我们所希望的，持论既不谬，又加上精密的学理研究才好……某杂志骂倒一切书报，除研究自然科学的都是鼓吹谬论，又没有举点证据出来，固然是很糊涂，我恐怕他这样非科学的笼统论调，要生出向后反动的流弊，所以上面不得不稍稍辩驳几句；至于他主张‘发表一篇文字都要有学理的价值’，（胡适之先生不主张离开问题空谈学理，我以为拿学理来讨论问题固然极好，就是空谈学理，也比二十年前的《申报》和现在新出的《民心》报上毫无学理八股式的空论总要好得多）。”

19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学研究会”第二届选举，举诸葛麒为总干事，本届会员有73人。

23日，张东荪（1886—1973）的《读“自觉与盲从”》，刊《时事新报》。张东荪表示梅光迪在《民心》上的文章与自己的看法“未尽相合”，同时也表示出对梅部分支持的态度，认为说出了一定的真理，并赞同梅认为新思潮确实有浅陋一面的观点。张认为梅不是在“单调的反对新思潮”，呼吁大家都来当新思潮的诤友，而不是媚友。张东荪认为当诤友的第一条件是不可笼统，而梅就犯了这个错误。围绕着1919年底出现的《民心》这一个刊物，北大一派、研究系张东荪一派和后来的“学衡派”就在舆论场中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张东荪还是一贯秉持着稳健的思想理路来调和各派不同的意见。

24日，以代理教育部总长（教育次长代理部务）傅岳棻（治芗，1878—1951）的名义，发出《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

案据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呈送该会议决《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请予采择施行；又据国语统一筹备会函请将小学国文科改授国语，迅予议行各等因到部。查吾国以文言分歧，影响所及，学校教育固感受进步迟滞之痛苦，即人事社会亦欠具统一精神之利器。若不急使言文一致，欲图文化之发展，其道无由。本部年来对于筹备统一国语一事，既积极进行，现在全国教育界舆论趋向，又咸以国民学校国文科宜改授国语为言；体察情形，提倡国语教育实难再缓。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合亟令行该□转令遵照办理可也。[沈按：原引文中□，保留]

2月

12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有：“又陈寅恪来，谈中国白话文学及全国教育会等事。倒行逆施，贻毒召乱，益用惊心。”（《吴宓日记》第Ⅱ册第129页）

胡适为“国语统一筹备会”起草了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新案由马裕藻（幼渔，1878—1945）、周作人（櫆寿，1885—1967）、朱希祖（逷先，1879—1944）、刘复（半农，1891—1934）、钱玄同、胡适作为“提议人”，并由胡适最后修正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在本月以《教育部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为名作为“训令第53号”发出。训令称此令是“据国语统一筹备会函送新式标点符号全案请予颁行等因”而颁发。

3月

2日，梅光迪在南开大学致信胡适，说：“此间正商开课之事，尚无头绪。居此殊无聊。弟谓今之执政与今之学生皆为极端之黑暗（学生之黑暗，足下辈之‘新圣人’不能辞其责焉）。政府无望，若学生长此不改，亦终无望耳。弟来北大授课事究竟为足下所欢迎否？弟朴诚人，决不愿挟朋友之情而强足下以所难。若足下真能容纳‘异端’，英文科真需人，则弟愿来，否则不必勉强也。”

4日，面对国内新文学运动的汹汹大势，吴宓、梅光迪等相约学成回国后与胡适、陈独秀等相对为垒，大战一场。因此，当本月杨伯钦邀请吴宓回国到四川任教时，他断然拒绝了。他表示回国后要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居京师这所全国所瞻系的高校，好与新文学阵营交战。吴宓在日记中记有：“宓归国后，必当符旧约，与梅君等，共办学报一种，以持正论而辟邪说。非居京，则不能与梅君等密迩，共相切磋；故不克追陪杨公，而径就北京之聘，至不得已也。”（《吴宓日记》第Ⅱ册第134页）

7日，《时事新报》新闻《南师未能通过女生旁听》一文记载，本月南高师曾为开女禁一事特开教务会议，但未能通过。原因是，“某某新自美国归来之留学生反对尤力，结果连旁听都未得通过。”去年年底刚刚被任命为南高师校长办公室主任并行使副校长职权的刘伯明早在1915年就回国了，所谓“新自美国归来的留学生”很可能是1918年9月才到南高师任教的胡先骕。

28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有：“近接张幼涵君来信，知已卸去《民心》报总编辑职务。缘《民心》资本，由聂氏兄弟及尹君任先捐出。幼涵持论平允，不附和白话文学一流。聂慎馀赴京，胡适、陈独秀向之挑拨，于幼涵漫加讥辱。聂氏兄弟与尹君，本无定见，为其所动，遂改以其戚瞿君为总编辑，而将幼涵排去。……幼涵来书，慨伤国中现况，劝宓等早归，捐钱自办一报，以树风声而遏横流。宓他年回国之日，必成此志。此间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张君鑫海谓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盖胡、陈之学说，本不值识者一笑。凡稍读书者，均知其非。乃其势炙手可热，举世风靡，至于如此，实属怪异。然亦足见今日中国人心反常，诸凡破坏之情形。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经若辈此一番混闹，中国一线生机，又为斩削。前途纷乱，益不可收拾矣。呜呼，始作俑者，其肉岂足食乎？……此间同学诸人，惟林玉堂君一人，为胡适、陈独秀之党羽，曾受若辈资助。”（《吴宓日记》第Ⅱ册第144页）

4月

6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有：“我侪学问未成，而中国已亡不及待。又我侪以文学为专治之业，尚未升堂入室，而中国流毒已遍布。‘白话文学’也，‘写实主义’也，‘易卜生’也，‘解放’也，以及种种牛鬼蛇神，怪象毕呈。粪秽疮痂，视为美味，易牙伎俩，更何所施？”（《吴宓日记》第Ⅱ册第148页）

9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召开校务会议，校长提出筹备国立东南大学议案。

13日，林语堂（1895—1976）在哈佛大学致信胡适，说：“近来听见上海有出一种《民心》是反对新思潮的，是留美学生组织的，更是一大部分由哈佛造出的留学生组织的。这不知道真不真，我这边有朋友有那种印刊，我要借来看看。但是我知道哈佛是有点儿像阻止新思想的发原（源）。”他读了胡适的《尝试集》自序后，对胡适说，梅光迪与胡适争论时所讲的许多问题都是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东西。白璧德这个人对近代的文学、美术，以及写实主义的东西，是无所不反对的。梅光迪师从白璧德研究几年，必然受到相应的影响。“况且这其中未尝没有一部分的道理在里边。比方说一样，我们心理总好像说最新近的东西便是最好的，这是明白站不住的地位。但是这却何必拿他来同白话文学做反对。我也同Prof.Babbitt谈过这件事，好像他对尔的地位的主张很有误会。我碰见梅先生只有一次，不知道他到底是甚么本意；看尔那一篇里他的信，摸不出来他所以反对白话文学的理由。本来我想白话文学既然有了这相配有意识的反对，必定是白话的幸福，因为这白话文，活文学的运动，一两人之外，□□说，大多数人的心理，有意识中却带了许多无意识的分子，怎么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文学理想。但是现在我想有意识的反对是没有的东西；所以反对的，不是言不由心，便是见地不高明，理会不透彻，问题看不到底。……我看见尔《新潮》、《新青年》的长篇大论，真不容易呀！”

19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有：“今之倡‘新文学’者，岂其有眼无珠，不能确察切视，乃取西洋之疮痂狗粪，以进于中国之人。且曰，此山珍海错，汝若不甘之，是汝无舌。呜呼，安得利剑，斩此妖魔，以拨云雾而见天日耶！”（《吴宓日记》第Ⅱ册第152页）

30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有：“编发《民心》稿件等。目今，沧海横流，豺狼当道。胡适、陈独秀之伦，盘踞京都，势焰熏天。专以推锄异己为事。宓将来至京，未知能否容身。出处进退，大费商量。能洁自保，犹为幸事。梅君即宓之前车也。”（《吴宓日记》第Ⅱ册第161页）

5月

13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学研究会”决定改为“史地学会”，通过简章，请柳诒徵、童季通、朱进之为本会指导员。这一天实为“史地学会”正式成立之日期。

21—24日，“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胡适作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大会主席，主持各项议案得以顺利通过。依照章程，此次会议上推举张一麐为会长，袁希涛、吴敬恒为副会长。

本月底，《公正周报》第1卷第5号出版，其中胡先骕的《新文化之真相》，公开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1920年5月15日，《晨报》刊登出“公正周报出版广告”，其中提到本报的特色如下：“（一）报中时论时评均□自我主张无党派门户之见；（二）报中译载均採世界之最新思潮最新事业；（三）报中文艺小说均系名家著作极饶兴趣；（四）报中文字均求事明意达兼採白话文言；（五）本报每星期出版一册，取值极廉每册五分。”《公正周报》发行兼编辑所在北京石驸马大街三十八号，电话西局2311号。

6月

20日，“史地学会”改选下届职员，以陈训慈为总干事。

第二届（1920年9月—1921年1月）会员有62人，柳诒徵、徐则陵、竺可桢为指导员。

本学期“史地学会”第一届职员（1920年5月—6月）共组织两次学术演讲：

暨南大学教师姚明辉：《史地之研究》（5月18日）

朱进之：《近代文化之起源》（6月12日）

7月

9日，梅光迪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由天津转来南京。

17日，缪凤林：《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始在《时事新报·学灯》连载。

19—25日，缪凤林：《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事新报·学灯》。

27—31日，缪凤林：《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事新报·学灯》。

8月

1—3日，缪凤林：《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事新报·学灯》。

9月

12日（农历八月初一），原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因病（中风）在上海去世。

本月，南京高师首招女生正式生八名，特别生一名，其中英文科七人：正式生李今英、吴淑贞、曹美思、陈美宝、张佩英、黄叔班，特别生黄季马。教育课两人：倪亮、韩明夷。

本月，哈佛大学毕业的竺可桢自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转来南京，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竺可桢在上海与陈寅恪为复旦公学时“同桌读书的人”；与胡适同届同船庚款留学美国，与梅光迪出国留学之前在上海复旦公学时即相识，到美国后与梅光迪还同住一宿舍一年。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东南学界，自李瑞清、沈曾植之后，“小学”章太炎、文学陈三立、史学柳诒徵，门徒众多，蔚然成风，各有气象。此三强联手，方可抗衡北方胡适派文人、学人。而竺可桢身份特殊，以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为己任，调和包容新旧，文理工并重，进而树立起自己高大的学术身影，开创中国气象学科，1936年4月始执掌浙江大学，振兴一所高校。抗战期间，“学衡派”成员聚集浙大，与他有直接的关联。

民国的大学校长有多位出自绍兴。蔡元培、蒋梦麟、罗家伦、竺可桢、马寅初先后或分别执掌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民国的高等教育因他们而尽显荣耀。人杰地灵的绍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热土。

10月

9日，《晨报》上刊登出介绍南京高等师范学制改革的文章——《南京高师学制之革新》，其中提到了南高师正推行学分制，以上课自修三小时为一学分；同时，本学年在四五十名投考女生中录取了8名女生，另有学膳宿费自备的女性特别生二十余名。

11月

8日，“史地学会”改选下届职员，以胡焕荣（庸）为总干事。

胡焕庸（1901—1998）后来成为著名的人口地理学家。1935年他在《地理学报》第2期上发表《中国之人口分布》，提出“瑷珲—腾冲”这一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线东南36﹪的国土居住着96﹪的人口，自古以农耕为经济生活，线西北自古为游牧民族的天下。

22日，午后四时，郭秉文校长在学校西操场召集全体教职员与学生合影。用意有二：其一是示之于海外华侨，以求赞助；其二是呈给教育部，为未来的国立东南大学张本。

12月

7日，由民国政府国务会议通过，设立国立东南大学。

16日，以郭秉文为主任的“东南大学筹办处”正式成立。蔡元培也参与了东南大学的筹备工作，预算、计划就是由蔡提交给教育部的。其办法是将南京高师所有本部继续开办，而以南京高师各专修科归并东大，扩而充之。而筹备经费，则由南京高师1920年度预算临时费项下拨充。

“史地学会”第二届共组织学生四次地质学野外考察和七次学术演讲：

指导员　徐则陵：《史料之搜集》（10月11日）

会　员　缪凤林：《历史与哲学》（11月29日）

1921年

3月

15日，经过“史地学会”会员的提议创办刊物。他们先后于3月17日、4月20日、6月10日召开编辑会议，商议出版刊物事宜，6月17日校出版委员会正式确认本会的《史地学报》为学校的丛刊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

吴宓在《留美学生季报》第8卷第1号发表《论新文化运动》，这是他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主要言论，也是他的基本文化立场。此文在他回国主编《学衡》时又被转载。

他说新文化运动导致了：“一国之人，皆醉心于大同之幻梦，不更为保国保种之计。沉溺于淫污之小说，弃德慧智术于不顾。又国粹丧失，则异世之后，不能还复。文字破灭，则全国之人，不能喻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就新文学而言，他说文学的根本道理及法术规律，中西均同。文章起于摹仿。“中国之新体白话诗，实暗效美国之Free Verse”。“浪漫派文学，其流弊甚大。……今新文化运动之流，乃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他说中国的新文化简称之曰欧化。清末光绪以来，欧化则国粹亡，新学则灭国粹。“言新学者，于西洋文明之精要，鲜有贯通而彻悟者”。“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诚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融会贯通，则学艺文章，必多奇光异采”。吴宓认为对于西洋文化的选择，“当以西洋古今博学名高者之定论为准，不当依据一二市侩流氓之说，偏浅卑俗之论”。“按之事实，则凡夙昔尊孔孟之道者，必肆力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哲理。已信服杜威实验主义者，则必谓墨独优于诸子。其他有韵无韵之诗，益世害世之文，其取舍之相关亦类此。凡读西洋之名贤杰作者，则日见国粹之可爱。而于西洋文化专取糟粕，采卑下一派之俗论者，则必反而痛攻中国之礼教典章文物矣”。

最后他说：“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实专取一家之邪说，于西洋之文化，未示其涯略，未取其精髓。万不足代表西洋文化全体之真相。”他希望国内的学子，首宜虚心，不要卷入一时之潮流，不要妄采门户之见，多读西文佳书，旁征博览，精研深造。以西洋之哲理文章之上乘为标准，得西方学问之真精神，以纠新文化之偏浅谬误。

这些言论和五年前梅光迪与胡适讨论文学革命，批评胡适时所说的一样，也是留学生中攻击新文学运动最为激烈，最具有颠覆意义的一篇。日后在《学衡》发表时，没有能够引起注意，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早已过了讨论时期，历史已经进入了新的时段，由旧的破坏到新的建设，并开始寻求对中国问题的彻底解决的理论和实践。也就是说，现实已经超越了文化层面的关注，而进入社会政治层面的变革。

28日，教育部指令批准国立东南大学组织大纲及董事会简章等各项议案。

5月

21日，吴虞（又陵，1872—1949）在日记中记有钱玄同的谈话：“又谓黄季刚口作礼学名臣之言，身为流氓之行，近与玄同殆已断绝交谊。”

24日，据吴学昭整理、注释、翻译的《吴宓书信集》所示，吴宓在致他的老师白璧德的信中写道：

梅君的策略是我们能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站稳脚跟，而不是在北京大学。他强烈地反对我们中的任何人去北京大学，或受北大影响控制的北京其他大学。梅君为了实施他的策略，催促我们迅速回国。他写到，不应错失任何机会，不应继续允许文化革命者占有有利的文化阵地。（《吴宓书信集》第13页）

本月，梅光迪致信吴宓，约他回国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

6月

6日，东南大学校董事会成立。筹备处函请各校董齐聚上海开成立大会。

10日，吴虞在日记中记有：“君毅来信言，南京高师教员宣城梅迪生（美国留学生，教文学），极爱予诗，现寓南京城内文德里科学社，可将《秋水集》寄与十余部，托其流布。”

18日，“史地学会”改选下届职员，以胡焕荣为总干事。

“史地学会”第三届（1921年2—6月）会员64人，指导员同第二届。

《史地学会第三届职员录》（1921年2—6月）

总干事　胡焕荣

副总干事　钱堃新

干　　事　王学素　陈　旦

总编辑　张其昀

编　　辑　诸葛麒　缪凤林　邵　森　谢　群

书　　记　陈训慈　景昌极　赵祥瑗　王玉璋　唐兆祥　王　庸

会　　计　何惟科

会　　员　方培智　王玉璋　王学素　王锡睿　王　庸　仇良虎

（校：职员录名单中“徐震愕”即“徐震堮”）

“史地学会”第三届职员组织学术演讲四次：

徐则陵：《新史学》（3月15日）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理教授白眉初：《直隶水旱之原因》（5月25日）

竺可桢：《欧洲之现势》（5月26日）

竺可桢：《地理教授法》（6月1日）

7月

31日，胡适应刘伯明主持的东南大学暑期学校的邀请，到东南大学演讲《研究国故的方法》。他的观点是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的观点截然不同的。他的《研究国故的方法》分为四段：1．历史的观念：“一切古书皆史也。”2．疑古：“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3．系统的研究：“要从乱七八糟里寻出个系统条理来。”4．整理：“要使从前只有专门学者能读的，现在初学亦能了解。”

演讲后，早在1920年暑期学校也曾听过胡适演讲的南京高师学生缪凤林等与他谈话，并出示柳诒徵的文章《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批评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看后表示：“他的立脚点已错，故不能有讨论的余地。”

《史地学报》刊发时的目录上是《论近人言诸子之学者之失》这个题目，但内文题目为《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后来《学衡》转载此文时也是《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所以后来学界较多引用此文时，出现了“言”、“讲”两个有一字之差的文本。

8月

5日，胡适发表《国语运动与国语教育》的演讲，主要内容如下：

一、国语运动：

（1）白话报时代：以白话为“开通民智”的利器。

（2）字母时代：以简字或拼音文字为不识字人求知识的利器。

（3）读音统一会：谋国语的统一，作注音字母。

（4）国语研究会：① 推行注音字母；② 以国语作教科书。

（5）国语文学的运动：以前皆以国语为他们小百姓的方便法门，但我们士大夫用不着的，至此始倡以国语作文学，打破他们与我们的区别。以前尚无人正式攻击古文，至此始明白宣言推翻古文。

（6）联合运动：今日与今后。

二、国语教育：

（1）国语不止是注音字母。

（2）国语教育不单是把文言教科书翻成白话。

（3）国语教育当注重“儿童的文学”，当根本推翻现在的小学教科书。卢骚说，“教育儿童不可图节省时间，当糟蹋时间。”此意最宜注意。

6日，吴宓回到上海。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后一届招生。国立东南大学成立，郭秉文为校长，并首届招生。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名称与之并存，名称保持到1923年6月学生毕业。毕业时，学生自愿，可以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证，也可拿东南大学的毕业证。张其昀就是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证。他随后一直称自己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这与他1919年9月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有直接关系。东南大学与暨南大学合办的商科迁到上海，称上海商科大学，郭秉文兼任校长。

9月

4日，吴宓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

10月

26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学生编辑出版的报纸《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诗学研究号一〉》出版。

目录如下：

本刊启事

诗与哲学　　薛鸿猷

论诗数则　　章松龄

伯沆先生诗问　　薛鸿猷

曼云楼诗话　　吴江冷

读诗随笔　　薛鸿猷

过道旁古墓有感　　潘一强

过淮阴侯钓鱼台（五古）　　徐书简

中秋前一夕作　　吴江冷

对月　　吴江冷

溪畔闲立　　吴江冷

江滨晚步　　吴江冷

红叶怨　　茅祖槃

秋夜思亲　　白眉初

秋夜寄吴大　　徐书简

归思　　林昭音

晚归东青　　潘一强

秋山远眺　　潘一强

秋风　　潘一强

谒南京古物陈列所（即明故宫遗址）　　欧阳翥

金陵杂咏（十八首）　　薛鸿猷

莫愁湖、秦淮河、台城、雨花台、胭脂井、明孝陵、乌衣巷、鸡鸣寺、紫金山、明故宫、北极阁、栖霞寺、玄武湖、胜棋楼、灵谷寺、扫叶楼、天堡城、燕子矶

寄怀谢养纯绥定　　周邦道

月夜闻笛　　潘一强

问菊　　徐书简

菊语　　徐书简

送友人归宁波　　林昭音

舟中　　林昭音

读书　　林昭音

南京　　卢正绅

自题小照　　卢正绅

因最后注明“未完”，所以要目中所列的九首诗没有刊出：

感怀　　李　瑶

秣陵客菊与王木生夜话　　李　瑶

过董小宛故里　　李　瑶

过放翁亭　　李　瑶

雨后登豁蒙楼　　章松龄

登雨花台　　徐书简

月夜　　潘一强

秋雁　　潘一强

日暮舟汨罗衣　　曾节之

“本刊启事”有意不用新式标点符号，甚至连句读也没有。内容如下：

（一）本刊诗学研究号原拟本月中旬出版嗣以发刊孟罗特号犹为当务之急遂致稽迟至今始克出版望阅者原谅

（二）本期研究号辱荷诸君踊跃投稿奈限于篇幅未能一一登载容当发刊第二期再为揭载不误如荷同文仍以佳稿惠寄者请照研究号投稿办法征稿期十一月终截止

（三）本期所载各篇小诗已商准王伯沆先生批评抉出其优劣点当于第二期发表先此奉闻

（四）此次征稿以语体诗见惠者甚多同人以为语体诗问题亟需研究之点颇多容当另刊专号从事讨论所收各稿已代保存知念此白

编辑部谨启十月二十六日

此次《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诗学研究号一〉》的作者中，欧阳翥、卢正绅（卢前）后来成为《国风》作者。

11月

1日，《史地学报》创刊号出版发行。

目录如下：

（校：正文有“序　柳诒徵”　“本学报启事”）

史之一种解释　　徐则陵教授

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　　陈训慈

我国地学家之责任　　竺可桢教授

（校：正文作者为“竺可桢”）

历史与哲学　　缪凤林

论近人言诸子之学者之失　　柳翼谋教授

（校：正文题目为“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

柏拉图理想国与周官　　张其昀

三代海权考证　　缪凤林

我国古代金属器物之起源　　姜子润

（校：正文题目为“吾国古代金属器物之起源”）

孔子适周见老子年月考　　顾铁生教授

（校：正文作者为“顾实”）

菲尼基通商殖民史　　王玉章

美国人之东方史观　　美国葛立芬著　张其昀译

欧洲战后之新形势　　竺可桢教授讲　范希曾记

（校：正文作者为“竺可桢教授演讲　范希曾笔记”）

芬兰述略　　诸葛麒译

（校：正文有副题“土地与人民”，作者、译者为“Ereand Nordenskiǒld原著　诸葛麒译”。诸葛麒毕业后长期为竺可桢秘书）

彗星　　竺可桢教授讲　胡焕庸　王学素记

（校：正文作者为“竺可桢博士讲　王学素　胡焕庸笔记”）

欧战大事记　　胡焕庸

欧史举要　　王　庸

美国史学协会年会记　　陈训慈译述

（校：正文题目为“美国史学协会年会纪”）

（校：正文后有“记录”，有关南京高师文史地部及他科学生组织成立本研究会的详细事宜）

刊物的封面署名“南高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编辑”，“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预定年出4期的季刊，在实际的出版时间上有误差。第1卷共出4号（期）。第2卷自1922年11月—1924年2月出版8期（号）。其出版时间分别为第1期1922年11月、第2期1923年1月1日、第3期1923年3月1日、第4期1923年5月1日、第5期1923年7月1日、第6期1923年8月1日、第7期1923年11月1日、第8期1924年2月1日。

自第3卷始，刊物的封面署名“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编辑”，“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第3卷自1924年6月1日—1925年10月出版8期（1、2合期的版权页时间为4月，封底英文为6月），其中第1、2期合为一册。第8期的出版日期虽署时间为1925年10月，但实际出版时间滞后，因为正文有郑鹤声1925年11月1日写的“启事”。据版权页所示其出版时间，第1、2合期为1924年4月1日，第3期为1924年10月1日，第4期为1924年12月1日，第5期为1925年3月1日，第6期为1925年5月1日，第7期为1925年6月1日，第8期为1925年10月。

第4卷第1期的出版日期为1926年10月。这也是终刊号。

《史地学报》5年间共出版4卷21期，即20册。封面和版权页标明的是“期”，而正文标的是“号”。

柳诒徵的序，全文如下：

庄生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知局于方寸。年域于大齐。恶有所谓小大。小大之辨。学其枢也。居今日而穷皇古。则年大。坐一室而烛全球，则知大。哲理政术，胥从是出。广宇长宙。万物皆备。故吾尝谓人类心量。当以所得于历史地理之知识为差。大人者致此知者也。小人者靡所知者也。举一国之人。跼蹐于数十年之食饮作息之事。钓游贾宦之所。而外此则充耳不闻。掩目不睹。岂惟其国必殆。其种族决无幸存之理。吾国学者。自舜禹孔老迁固郑许。以迨近世顾钱胡曾之流。殆无不喻乎此。虽其知识有差等。其正鹄大人之学一也。清季迄今。校有史地之科。人知图表之目。其学宜蒸蒸日进矣。顾师不善教。弟不悦学。尽教科讲义为封畛。计年毕之。他匪所及。于是历史地理之知识。几几乎由小而降于零。国有珍闻。家有瑰宝。叩之学者。举不之知。而为震眩于殊方绝国钜人硕学之浩博。即沾溉于殊方绝国者。亦不外教科讲义之常识。甚且掇拾剽末稗贩糟粕。并教科讲义之常识而不全。而吾国遂以无学闻于世。呜呼。今世人之所知者。已至于有史以前之史。大地以外之地。而吾所知如此。匪惟不能争衡于并世。且举先民之已知者。而失坠也。之而犹侈然自居于学者。其可耻孰甚。吾尝以此晓诸生。诸生亦耻之。于是有《史地学报》之刊。是刊也。非以鸣其学。所以鸣其学之不迨人。而策吾之耻也。世有大年大知。闵吾之知俴而年稚也。诱而进之。积小以大。则是吾全国人之幸。岂惟诸生之幸哉。

中华民国十年七月七日　柳诒徵

柳诒徵发表的《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批评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在诸子学上的偏失。其中针对胡适的言论居多。他说章、胡“多偏于主观，逞其臆见，削足适履，往往创为莫须有之谈”。章氏论孔、老，则似近世武人政党争权暗杀之风。说孔子有夺老子之名，含逢蒙杀羿之事之意。章氏以此诬孔子，胡适更为之推波助澜。“胡氏论学之大病，在诬古而武断。一心以为儒家托古改制，举古书一概抹杀，故于书则斥为没有信史的价值”。说胡适菲薄汉儒，而服膺清儒。他还进一步指出胡适的病源，实由于不肯归美于古代帝王官吏。最后他说：“吾为此论，非好与诸氏辩难。只以今之学者，不肯潜心读书，而又喜闻新说，根柢本自浅薄，一闻诸氏之言，便奉为枕中鸿宝，非儒谤古，大言不惭，则国学沦胥，实诸氏之过也。诸氏自有其所长，故亦当世之学者，第下笔不慎，习于诋诃。其书流布人间，几使人人养成山膏之习，故不得不引绳披根，以箴其失。”

3日，郑振铎致信周作人，信中说：

南高师日刊近出一号“诗学研究号”，所登的都是旧诗，且也有几个做新诗的人，如吴江冷等，也在里面大做其诗话和七言绝。想不到复古的陈人在现在还有如此之多，而青年之绝无宗旨，时新时旧，尤足令人浩叹，圣陶、雁冰同我几个人正想在文学旬刊上大骂他们一顿，以代表东南文明之大学，而思想如此陈旧，不可不大呼以促其反省也。写至此，觉得国内尚遍地皆敌，新文学之前途绝难乐观，不可不加倍奋斗也。

12日，斯提（叶圣陶）在《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第19期上发表了《骸骨之迷恋》一文。他首先针对薛鸿猷在《诗与哲学》中所强调的诗与哲学的对象，为人生，其作用为批评人生提出质问：“假定诗的作用是批评人生，表现人生……人生不是固定的。然则，为什么有照钞以前的批评人生表现人生的诗学的研究呢？”

21日，《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第20号的通讯专栏刊出薛鸿猷11月13日致西谛（郑振铎）无标点的信，及西谛的答复（“编者附记”）。薛鸿猷说《骸骨之迷恋》“全失批评态度又无学理根据殊难令人满意”。因此投稿一篇，申明编辑“诗学研究号”的宗旨，“纠正斯提之谬误”。要求西谛在第二十、二十一期连载。“编者附记”说薛鸿猷投来的文章题目为《一条疯狗》，“全篇皆意气用事之辞。本不便登刊……但新旧诗的问题，现在还在争论之中，迷恋骸骨的人也还不少，我们很想趁此机会很详细的讨论一番。所以决定下期把薛君的大稿登出，附以我们的批评”。

据《吴宓自编年谱》所示，《学衡》杂志社本月第一次会议上，梅光迪宣布其清高之主张，谓《学衡》杂志应脱尽俗氛，不立社长、总编辑、撰述员等名目，以免有争夺职位之事。甚至社员亦不必确定：凡有文章登载于《学衡》杂志中者，其人即是社员；原是社员而久不作文者，则亦不复为社员矣。

“史地学会”第四届（1921年9月26日—1922年1月11日）指导员为柳诒徵、徐则陵、竺可桢、白眉初，会员81人，其中文史地部74人。

《史地学会第四届职员录》（1921年9月—1922年1月）

指导员　柳诒徵教授、徐则陵教授、竺可桢教授、白眉初教授

总干事　诸葛麒

副总干事　王学素

干　　事　钱堃新　赵祥瑗

总编辑　缪凤林

编　　辑　张其昀　陈训慈　胡焕荣　唐兆祥　周　愨　谢　群

书　　记　张廷休　盛奎修

会　　计　仇良虎

史地学会第四届会员录（1921年9月—1922年1月）

方培智　王玉璋　王学素　王锡睿　王　庸　仇良虎　田耀章　何惟科

吴文照　周光倬　胡焕荣　范希曾　姜子润　徐景铨　徐启铭　徐震堮

袁鹏程　夏崇璞　唐兆祥　孙士柟　黄英伟　陆鸿图　张廷休　张其昀

陈训慈　景昌极　杨　楷　赵鉴光　刘文翮　钱堃新　盛奎修　高国栋

缪凤林　罗会灃　诸晋生　诸葛麒　王焕镳　束世澂　周　愨　邵　森

向　达　芮九如　马继援　汪章才　陈兆馨　张邃如　张景玉　陆维钊

黄应欢　闵毅成　彭振纲　杨受庆　杨承奂　潘葆煌　赵祥瑗　刘启文

郑沛霖　龙文彬　谢　群　陈　旦　尤廷坚　王镜第　冉　樨　李莹璧

沈孝凤　武尚贤　陈咏洙　洪瑞剑　孙留生　邓光禹　郑鹤声　刘作舟

刘掞藜　胤附家

（以上为文史地科）

林　超　李汉信　陈　忠　陈家栋　曹铨楼　王　觉　赵　俨

（以上为他科）

“史地学会”本届学术演讲会有四次：

李宜之：《德国社会情形》（10月14日）

东吴大学地质学教授摩尔：《苏州之地质》（10月27日）

葛敬中：《欧洲社会概况》（11月24日）

北京大学陈衡哲：《中国史学家之责任及机会》（12月30日）

12月

1日，《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第21号刊出守廷的《对于〈一条疯狗〉的答辩》和薛鸿猷的《一条疯狗》。

薛鸿猷一开始就说斯提的《骸骨之迷恋》“不过是狂吠一阵罢了”，他通过对《骸骨之迷恋》的文本分析和自己的论证，认定斯提是三家村的一个恶婆娘，是“一条疯狗”。最后，薛鸿猷提出了他对于诗所取的态度（摘录）：

（一）我认文学（诗是一种）这种东西，是人生的奢侈品，应当由各人自由欣赏，不受外力的压迫，喜欢做文言，就用文言，喜欢做白话，就用白话，格律方面，自己须解放自己，但是愿受格律的拘束者听之。

（二）约翰·穆勒所著《自由论》中曾以为世界万全之真理，亦无绝非真理者。我于文学的标准亦然。

（三）我认语体诗是一体，但我不奉之为金科玉律，挂一面“只此一家，别无分铺”的招牌。

（四）我认定我们当在文言诗中，做一番整理的和改革的工夫，在语体诗中，做一番建设的工夫。……决不能因为是前人的作品，就鄙弃之，一笔抹煞，谓之毫无价值，而失学者研究精神。

（五）我认定一个学府中，对于各家学说，当并容兼蓄，决不能受一种学阀之把持。所以“诗学研究号”全发表文言诗，改日尚须另刊语体诗，从长讨论。……

（六）我承认优良的文学，是有普遍性的，永久不变的。……

（七）……若谓模仿古人，便是古人的奴隶，未免是一孔之见。

（八）我认文学是必须模仿的……

（九）我们以前人的文学做食品，我们吃了消化了，很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增长我们的智力。……

同期还有署名文章卜向的《诗坛底逆流》、东的《看南京日刊里的“七言时文”》、赤的《由〈一条疯狗〉而来的感想》。

6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两校评议会、教授会联席会议通过，南京高师归入国立东南大学。

11日，《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第22号刊出缪凤林的《旁观者言》。

21日，《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第23号刊出静农（台静农）的《读〈旁观者言〉》、薛鸿猷的《通讯——致编辑》、吴文祺的《对于旧体诗的我见》。

本月，《留美学生季报》第8卷第4号上发表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邱昌渭（1898—1956）《论新文化运动——答吴宓君》和吴宓的反批评文章《再论新文化运动》。

邱昌渭首先指出，吴宓骂新文化运动是“非牛非马”，与其维持“圣道”的苦心相印。说他把文学的意义和用途误解了。他质问吴宓“以我国数千年的文字专制，始有今日新文化来开放。就进化上而论，英人已远我国百年有余。我国的新进化，恰如呱呱坠地的小孩，带着一团的新生气。你不独不为这新生命作保姆，反来摧残他，置他于死地。你真是一个忍人呵！”同时，邱昌渭也承认，在欧洲，“浪漫派”文学的流弊甚大，但有18世纪Pope的专制，始有19世纪的“浪漫”来开放。浪漫派在英国以外的国家的势力很大，并促进了这些国家文化、艺术、教育的开放和发展。如今，我们决不能因其有流弊而完全否认其历史作用。最后邱昌渭向吴宓进言：“所有不能采取的学说，或你以为不可采取的学说，请勿目为‘邪说’。因为西洋学说不是‘白莲教’、‘张天师’类的学说。”

对于邱昌渭的批评，吴宓表示他对邱昌渭说他维持“圣道”的话，感到“此其名如何之美。此其事如何之大”。他认为要维持的“圣道”，不单是孔子之圣道，耶稣、释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所教，从根本上说都是圣道。他要一并维持，不分中西门户之见。

邱昌渭后来一直追随胡适，研究政治学，成为自由主义学人，同时积极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