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放逐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屈原姓什么？是否姓屈？姓是用来表明家族系统的字。屈原是“楚之同姓”，也就是说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姓芈。古代姓与氏是分开的，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氏者，标示家族血统之符号也”。《通志·氏族略》认为：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古人概括为“同姓不婚”。三代以后，姓氏合一。屈原与楚王是同姓不同氏，楚王是熊氏，屈原是屈氏。芈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统的祝融氏，其族群从商代迁移至南方楚地，当传到熊绎时，因受封于楚，遂居丹阳（今河南淅川）。春秋初期，约公元前七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瑕被封在屈邑（今湖北秭归县）这个地方，于是叫作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为氏，屈原即为其后。先秦时期的男子称氏不称姓，因此人们更习惯于叫屈原而不叫芈原。按现在话说，屈原是楚王的本家，但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屈原与楚王的关系类似于后来刘备与汉献帝的关系，刘备混了个“皇叔”的身份，屈原较之楚王的辈分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屈原首先是从政。“为楚怀王左徒”，那么“左徒”又是一个什么官？唐代张守节认为：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他在《史记正义·屈原列传》中说：“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但据现代学者褚斌杰、赵逵夫等人的考证，后世的拾遗实为言官，可以上书言事而无实权，唐代的拾遗官阶是“从八品上”。《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基本都是国家大事，他的职务起码也是今天的外交部长之类，显然不是一个从八品的拾遗小官。陆侃如在《屈原评传》中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仅次于令尹。”尽管屈原还是“拾遗”，但地位显然变了，成为了“副令尹”。“尹”是先秦官名，商、周时常指官长。屈原所处的楚国，官名中带尹的很多，百官中最高的为“令尹”，仅次于令尹的还有“左尹”和“右尹”。“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顷襄王的亲弟弟做官，不能是个小官。吴起到楚国后，为楚悼令尹；春申君独揽楚国大权，其职位仍是令尹。屈原做个“左尹”或“右尹”是比较靠谱的。秦汉以后还有尹官，如汉朝时的京兆尹、河南尹等，均为京畿的地方长官。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左徒是“太傅”之类的官，也比较靠谱，作为太子的老师参与国事，得现任的信任，其职位类似于后来贾谊的为“长沙王傅”。屈原那时还没有到僻远的长沙，而是在京城郢都（今湖北江陵），所发挥的作用显然比贾谊大。

屈原第一次被放逐之后，官职由左徒降为三闾大夫，三闾大夫比左徒的官职要小，但屈原以三闾大夫出名。再次被放逐后，屈原自杀之前在汨罗江畔见到一渔父，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边远地方的打鱼人也知道三闾大夫，可见其知名度很高。那么三闾大夫又是一个什么职务？《楚辞集注·离骚经第一》记载：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掌管的是王族事务，“家天下”时代，家务事也是国事，大约是从外交转为内务。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屈”似乎成了姓，而不称氏。

屈原从政，除其贵族身份之外，是靠“军功”起家的。周显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21年），秦军侵犯楚国攻打到乐平里，屈原正在这里读书，但他放下书本，组织乐平里的青年给秦军以沉重打击，取得“乐平里保卫战”的胜利。次年，屈原就应楚怀王的召唤，走出山沟，任鄂渚县丞。次年即升任左徒，随即“出访”齐国。

在政治上，屈原出任左徒，深得楚怀王信任，兼管楚国内政外交大事。对内，屈原继吴起之后在楚国力主变法，他提倡“美政”，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则可以概括为“联齐抗秦”，这与苏秦的战略一样。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苏秦组织“五国联军”攻打秦国，屈原带领楚国军队跟随。屈原的军事、政治成就大约也就止步于此，毁掉屈原政治生涯的是能言善辩的张仪。

屈原前后两次被放逐。放逐有点类似于后世的流刑，不过那时的“五刑”中还没有流刑，屈原被放逐而使司马迁有“屈原放逐，著《离骚》”之说。屈原第一次被放逐不是因为张仪，而是因为上官大夫的谗言。《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屈原被罢黜左徒之职，任三闾大夫，次年，屈原第一次被放逐汉北地区，也就是今天河南省西峡、淅川、内乡一带。

屈原第二次被放逐是因为张仪，直接原因是令尹子兰。这是周赧王十九年（公元前296年），这一年楚怀王因为张仪使诈，客死秦国，秦国还算仗义，将怀王的尸体送还楚国。但秦、楚还是绝交，顷襄王继位，封亲弟弟子兰为令尹。楚王之所以会客死秦国，是因为听了小儿子子兰的话，没听屈原的劝阻。屈原对这件事耿耿于怀，说三道四。此时的子兰已经贵为令尹，“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于周赧王十九年被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放逐江南。他从郢都出发，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湖。次年到达长沙。屈原第二次被放逐的时间长达18年，在这一段时间里，屈原完成了他从政治家到楚文学鼻祖的华丽转身。

屈原的成就不在政治而在文学。屈原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者，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如果说《诗经》是黄河流域文化的代表，《离骚》则是长江流域的文化杰作。我国古代文化历来“风骚”并称，“风”多为集体创作，而“骚”则为屈原个人独立完成。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称屈原“博闻强志”，贵族出身的屈原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居乐平里期间有“石洞读书”和“巴山野老授经”等传说。传说归传说，幼年的屈原读书多而杂，嗜书成癖。但其著作不在早年，而在放逐期间。悲愤出诗人，司马迁说：“屈原放逐，著《离骚》”。屈原的主要作品还有《九歌》《九章》《天问》《招魂》等。

《离骚》是屈原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部长篇抒情诗。“离骚”被司马迁解读为“遭受忧患”的意思。全文来看，作品反映了屈原对楚国政治黑暗腐朽和他愿意报效祖国却遭受流放的悲愤心情，也抒发出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哀怨。全诗缠绵悱恻，感情强烈。充分发挥和广泛运用比兴手法，以香花芳草比喻美好的品德，恶草臭物比喻丑恶的本质，为后世诗歌借物寓意树立了典范。“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形成了我国诗歌“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屈原之所以写《离骚》，司马迁认为是：“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九歌》中的作品以描写爱情为主要题材，同时也表达了对神灵的赞美和祭者的虔诚，还描述了将士的悲壮勇猛。《九歌》以其独特的取材，形成了屈原作品中的另类风格。作者展开丰富的想象，既描绘了清新幽渺的神灵世界，又向世人展现了奇异而且热烈的人鬼之恋，构成了屈原所展示的瑰丽奇特、色彩斑斓、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境界。

《天问》则是屈原作品中最具奇特的艺术成就，全诗基本由问句组成，对于自然现象、神话传说、远古历史和社会现实等，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一气呵成。简洁的问句一问到底，使全诗节奏明快而强烈。被长期放逐的屈原无疑是寂寞的，寂寞的屈原以《天问》为载体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的疑问。直到一千多年后的唐朝，才由柳宗元对此做了较为系统的回答，这就是柳宗元的《天对》。千年的时空对答，不知柳宗元能否解答屈原的疑问？

《招魂》则是为楚怀王而作，怀王对屈原有知遇之恩，闻知怀王客死他乡，屈原在悲愤之余想到的是替怀王“招魂”。全诗以美轮美奂的屋宇、奢侈华丽的服饰、美艳绝伦的姬妾、精制讲究的饮食以及繁华盛大的舞乐，招徕怀王的灵魂。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的一种新体诗，“楚辞”之名不知起于何时，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最早收楚辞入目的是《七略》中的“诗赋略”。其中对屈原、宋玉的作品不称“楚辞”而称“赋”。后来在文学体裁的分类上，又将楚辞定性为诗歌，赋是押韵的散文。

楚辞是楚文化的代表。屈原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接受黄河流域诗歌的影响，充实以丰富的社会内容，突破传统的四言句式，形成了楚辞句式长短不一、参差错落、篇幅宏大、铺陈夸饰、想象丰富、风格奇幻的特点。楚辞行文多用楚语楚声，带有浓厚的长江流域文化色彩。屈原之后著名的楚辞作家是宋玉，其代表作有《九辩》等。楚辞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汉初年，有一种文体叫“骚体赋”，就是模仿楚辞而写成的一种赋，文中常用“兮”字。比较有成就的作者是贾谊和枚乘。贾谊被贬长沙路过湘水时，写下《吊屈原赋》，借悼念屈原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枚乘则对赋体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其代表作《七发》的结构形式被后世许多作者模仿，成为赋体中的一个专体，号称“七体”。

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国名将白起攻下楚国都城郢，顷襄王变成了亡国之君，四处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国事如此不堪，屈原也成为亡国之人。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状态下，屈原于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自尽。史书称：“于是怀石遂自投沉汨罗以死。”据说人们为了防止鱼损坏屈原的尸体，于是用竹叶裹上江米投入江中，成为如今端午节的来源之一。这还没完，1953年是屈原逝世2 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宋朱熹作《楚辞集注》，毛泽东曾将此书赠送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可见毛泽东对此书的认可度极高。书中朱熹对屈原其人、其著作均有评论。“窃尝论之：（屈）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呤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