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序言

莫言从一个乡村放牛娃，到成为军队里的新闻干事、政治教员、报社记者，再到成为作家，登上文学殿堂的最高领奖台，摘取诺贝尔文学奖。一路走来，他对于饥饿、孤独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书写，在收获鲜花和掌声的同时，也伴有质疑和批评之声。“莫言热”成为一种文学现象，也一度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在世界范围内被阅读、翻译、研究。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本土作家，莫言注定要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留下值得特别书写的篇章。根据小说《红高粱》改编的电影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旋风，《丰乳肥臀》在国内的停印、销毁风波，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的国内喧哗与国外骚动，使莫言成为中国当代作家中作品被翻译语种最多的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和普罗大众关注的焦点。现如今，他的《红高粱》和《透明的红萝卜》分别入选高中选修读本《中国小说欣赏》和《中外短篇小说选读》；相关作品也走进在欧美高校应用甚广的文学作品选和文学史，如《铁孩子》入选刘绍铭、葛浩文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红高粱》节选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大红宝书》，《哥伦比亚现代东亚文学史》中有“莫言与《红高粱》”章节，邓腾克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指南》 有“莫言”专章。这一切都标志着莫言在国内外的阅读、接受和影响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考察莫言作品的西播东渐、西诠东释和其作品所传达的中国形象，剖析莫言创作的文学传统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众声喧哗，可以为当前大力推进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莫言堪称当代作家中在国外翻译最多、研究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当代作家。据不完全统计，莫言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世界上40余种语言，译介的语种之多，国外馆藏量之大，关注度之高，都是当代作家中少有的。英译者葛浩文，法译者尚德兰、杜特莱，瑞典语译者陈安娜，德语译者郝慕天，俄语译者叶果夫，日本语译者藤井省三、吉田富夫，韩国翻译家、作家朴明爱，越南翻译家陈廷宪、陈忠喜等，都是莫言作品跨语种传播的重要使者，他们几年如一日甚至几十年如一日地将莫言的小说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让莫言作品披上世界文学的色彩，拓展了它们的生命宽度，造就了它们的世界影响力。

国外国内的莫言研究正越来越形成一个学术研究共同体。国外的莫言研究特别是硕博论文，越来越多地引用国内的研究成果；国内的莫言研究也大量引用国外研究者的观点，并将国外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译成中文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如杜迈可的《论〈天堂蒜薹之歌〉》（《当代作家评论》 2006年第 6期）、托马斯·英吉的《西方视野下的莫言》（《长江学术》2014年第1期）、史景迁的《重生——评〈生死疲劳〉》（《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6期）、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苦竹：两部中国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德国奥格斯堡大学语言中心主任、奥格斯堡德中友好协会主席汉斯约克·比斯勒-米勒的《和善先生与刑罚》（《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杨小滨的《盛大的衰颓——重论莫言的〈酒国〉》（《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美国作家、《纽约时报》前北京特派员白礼博的《时代的书：你几乎能触摸一个中国农民的“二十二条军规”》（《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蛙》的荷兰语译者马苏菲的《莫言小说荷文翻译随想——从〈蛙〉谈起》［《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等。国内外的莫言研究互相促进，彼此增益。

莫言作品的翻译、引介与研究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翻译是莫言作品在海外传播的主导方式，他的作品主要通过翻译与各国读者和研究者见面。翻译是对原著最切近的加工，也是其他接受活动的前提，而引介和研究性文章对翻译作品起到推广和深化的作用。引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附在译本前面或后面的序、跋、后记、译后记，通过这些“副文本”的补充和介绍，国外读者得以进一步了解莫言的个人经历、创作背景和作品所要传达的情思意蕴；二是报刊上发表的介绍性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有些虽不懂中文，但往往是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作家、记者、文学研究者，他们的评论对普通读者能起到引领和推荐作用；三是作家本人到国外演讲、参加书展、访问、访谈活动，读者与作家近距离接触，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进而产生阅读、研究其作品的愿望，这是泛媒介时代新媒体传播的蝴蝶效应。

莫言在国外的研究也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期刊论文，研究中国文学的国外学者撰写发表的学术论文对同时代或后代学者都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次是硕博论文和研究著作，它们比期刊论文篇幅长、容量大，体现着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立场和独特视角；最后还有进入国外中国文学相关课程的教学材料以及文学史内容，通过高等教育将莫言及其作品变成一种可持续传播的知识。

这些建立在翻译基础上的引介和研究借助报刊、出版社等大众传播工具以及高校师生等精英教育，实现了在“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中的传播”，而这些传播又反过来会影响接下来莫言作品翻译的篇目选择、印数和发行。当代文学包括莫言作品的对外传播“一方面要依赖翻译，将更多的作品翻译成外文，使其流通范围超越自己的文化原产地，即‘走出去’；另一方面还要对翻译出去的作品进行研究、诠释，让其在国外落地生根，即‘走进去’，成为他国文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对其施以影响，给其带来启示启发。因而，作品翻译出去以后，还要有研究紧跟其上，这样才能巩固翻译的效果，真正实现文学的跨文化传播”。

文学具有建构和传递国家形象的功能。莫言在作品中塑造了沸腾的民间形象、传奇化的男人与女人形象、批判与反思的社会形象，这些形象与其他当代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一道，融入中国形象塑造的总体话语体系之中，彰显了中国形象的多向度、多色调、多意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大气象、大气节、大格局。

莫言的作品有自己独特的格调、气韵，纵横捭阖，气象万千，他对本土传统和外来资源都进行了巧妙的创生和化用。他的作品中“有意识流小说的内心独白、心理分析、感觉印象、幻觉梦境等，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隐喻、象征、预言、神秘、魔幻，也有荒诞派戏剧的夸张、变形、荒诞，还有结构主义、感觉主义、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但又不是其中任何一种。他受到中国民间资源的滋养，但他笔下的民间又不同于任何作家、艺术家眼中的民间；他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但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中国古典小说卓然不同；他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但又是对鲁迅先生的反向挖掘。他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创作资源作为撬动他文学王国的支点，但装点他文学王国的是莫言式的人、事、物、景，是专属于莫言的谋篇布局、运筹帷幄。正所谓“持续推动莫言小说海外广泛传播、深度传播、经典传播的‘原动力’”，是“莫言小说自身所具有的迷人魅力”。正因为如此，莫言才有幸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眷顾，宣泄了我们“全民集体无意识的焦虑感”，因为“我们在文化交流中，更在意欧美的强势文化”。“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求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认同。”因而，围绕莫言获奖引起了媒体的一场狂欢。莫言获诺奖的消息在分秒之间从瑞典传到中国，各大媒体第一时间予以报道，不仅获奖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插播了这一消息，而且第二天，《光明日报》等中央主流媒体和众多地方报刊也在头版头条报道莫言获奖的消息，新华社、凤凰卫视等第一时间推出莫言专访，其中很多是深度报道。这些专访和报道以夺人眼目的标题、独出心裁的视角、华美抑或朴实的语言，把莫言的写作人生呈现在或对莫言耳熟能详、或对莫言知之甚少的读者、观众、听众面前。与媒体的狂欢同时并行的，是学界的众说纷纭，赞扬、祝贺者众，批评、冷嘲者也不乏其人，令莫言感慨“将近一个月来，我经历了一场人生的洗礼，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问题，诸多的争论是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我看到了人心、看到了世态，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我自己”。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在国外莫衷一是，在国内也存在不同的声音，他慰藉了国人的诺奖焦虑，也引发了人们对诺奖的“直抒胸臆”。不过，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对于中国文学更快更好地“走出去”，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启发和示范意义。

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活跃地存在”于其他文学体系之中。一国文学借助翻译流通到其他国家，并在异域文化中被成功地激活，这才是有效的文学交流与传播。随着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走进去”成为当下更为关注的问题。所谓“走进去”就是中国文学翻译成其他语种后，能够在异域文化中被唤醒，成为可激活的文本，让域外读者“产生阅读兴趣并成为他们富有意义的阅读经历”，影响并形塑域外研究者的“阐释策略与价值判断”。莫言作品的译本一定程度上走进了异域文化体系，活跃地存在于其他文学体系之中。其作品的译介模式、翻译策略、营销方式、传播效果等，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因为莫言为中国文学成功地“走出去”和“走进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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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o Yan，”in Kirk Denton ed．，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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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谢文雅、张迪：《媒体“狂欢”为莫言》，《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年10月16日。
11. 莫言：《在“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座谈会”上的发言》，《艺术评论》，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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