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宠儿
江都县位于江苏省中部，境内长江、京杭大运河、通扬运河纵横，是苏北地区的水利枢纽和交通要道。1902年，刘重民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小村庄——仙女镇陈行村大刘庄。当这个男婴呱呱坠地时，他的母亲李氏欣慰地舒了一口气，父亲刘祝三因为紧张的等待而变得凝重的脸上也终于展开了笑颜。夫妻俩对于新到来的小生命，感到欢欣鼓舞。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但在当时的中国，重男轻女风气极为浓厚，农村尤甚。因此在大多数家庭眼里，生一个男孩，才是光耀门楣的事。刘重民刚出生时，家里为他取名“刘盛宝”。他们对这个孩子，确实视若珍宝，用无尽的爱，呵护他长大成人。
刘重民出生地陈行村大刘庄
刘重民出生那年，中国还处在腐朽的清政府统治之下。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中包含了一系列苛刻的规定：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条约签订以后，中国的主权遭到比此前更严重的侵犯，巨额的赔款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满目疮痍的中国，孤立无援地面对侵略者的铁蹄，一次次经历战火的蹂躏，已是伤痕累累，不堪一击。
在内外交困、危如累卵的形势逼迫下，清政府无奈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力求缓解危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1901年初，尚逃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变法”的上谕。上谕提出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政策，政府统治应顺应时事加以革新。上谕中称，国家弄到如此田地，是近数十年来积习相仍、因循粉饰所致，指出了旧习太深、文牍主义、压制人才等弊端，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等高级官员，就如何富国强兵、选拔人才等，各举所知，各抒己见。自“变法”上谕颁布，众多高级官员纷纷条陈上奏，提出关于改革制度及行政管理的意见。清政府由此相继推行一系列新政措施。“清孝钦后之回銮也，复貌行新政，以敷衍人民，然绝无诚意。”刘重民出生时，正是清政府“貌行新政”之时。
江都气候温湿，土壤肥沃，为农业种植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但雨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也时常给靠天吃饭的当地农民带来灾难。像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劳动者一样，刘重民的父亲刘祝三起初在大刘庄务农，过着早出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母亲李氏是传统的农村妇女，除了帮刘祝三做做田里的活计，就是在家操持家务。她勤劳善良、俭朴整洁，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1903年，在刘重民尚未记事的时候，刘祝三在南京新街口开棉花席子店。中国的农耕文明孕育了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这种观念使人对土地有一种深厚的依赖和眷恋，希望落叶归根，不愿背井离乡。刘祝三选择离开故土，迁居南京，且是在儿子十分年幼的时候，究其原因，应该是生存压力所致。20世纪初的中国，饱经战乱之苦，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农村中水、旱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加上匪患不断，租税繁重，农民们食不果腹，朝不保夕。大量农村人口流动到其他地区，到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谋生。刘祝三的迁居也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靠近河口的南岸，依山傍水，历史悠久，自古为帝王州，但历经战乱，屡遭兵火，“金陵王气黯然收”。就近的来说，明朝朱棣起兵反抗建文帝，发动靖难之役，攻下南京；明朝亡国后的次年，清军攻入南京城；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驶抵南京下关江面，与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夺取大沽炮台后，占领天津，并扬言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派员赶至天津议和，与俄、美、英、法四国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明确规定南京等10处为通商口岸。但此时因南京城为太平天国运动的中心，开埠通商一事自然搁浅。直到1899年，设于下关的金陵关正式开关。当时的南京，饱经战争浩劫，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可谓元气大伤。至金陵海关开关，南京才渐渐从战争的阴影里走出来，只是经济仍然凋敝。即便民国初建，普通群众的生活状况也未得到多大改善，有人在游历南京后，对贫苦百姓的生活景象作了一番描述：“宁城向称瘠苦。自一厄于水，再厄于兵，哀鸿嗷嗷，不下数万。社会党员，特在皇城附近赁屋搭棚，为难民暂栖所，并设法代谋生计。鸠形鹄面，倚门托钵，情状极瑟缩可怜。”
鸦片战争以后，美、英、日、德等国纷纷在南京设立领事馆等外事机构。按照条约规定，签约各国可以在南京下关停泊军舰，驻扎军营，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陆游历、经商、传教。于是，浩瀚的扬子江上自由游弋着外国军舰，岸边军营上空飘荡着他们的军旗。与此同时，外国商人、传教士相继涌入南京，他们通过创办教会学校、开设医院、翻译书籍等手段，将西方文化介绍到南京。
刘祝三念过一些书，擅长国画，尤长于绘山水、虫鸟。他的画自成风格，渐渐变得远近闻名。刘重民后随家人迁居南京，虽然离开故土，但逢年过节，也会回江都去探亲。在这个他出生的地方，刘重民和农家子弟一起玩耍，感受农人的辛劳与质朴，这些经历给他的童年增添了别样滋味。兵荒马乱的年代，中国普通民众不堪重负的生活状况，在他幼小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且很可能在他的人生抉择中发挥了潜在的作用。
刘祝三夫妇生有一男二女，刘重民排行第二。对家中这个唯一的儿子，刘祝三夫妇百般宠爱。据杨秀英称，刘祝三后来被南京一名旅长（后升师长）收为幕僚，收入有了保障，生活上也算是衣食无忧。他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供养子女读书，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出人头地。
带着父母望子成龙的期许，刘重民幼年进私塾，接受传统的儒家文化熏陶。那时候的南京，私塾依然大量存在。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及私塾学费便宜、学习时间灵活等优势，中等收入以下的家庭常常将私塾作为子女受教育的首选。
在私塾接受了几年旧式教育后，刘重民的学习轨迹在大约12岁那年发生了转变。其时正值民国之初，除旧布新，人们争做新国民，社会处处呈现出一派革新气象，最直接的便是人们外在的变化。以“孙中山”命名的中山装渐渐取代长袍马褂，穿西装洋服的人也不少。女子服装则结合西式服装的特点，将满族女子的旗袍加以改良。南京发布了“剪辫令”，人们积极响应，因此街头很少再看到拖着长辫的男子。
民国政府对教育体制也作了改革，在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主持下，制定学制，颁布法令，各地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伴随着社会新风气，刘重民进了新式学堂读书，他曾就读于南京益智小学、南京青年会求实中学、青年会附设的英文夜校。
益智小学是一所教会小学。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在华攫取特权。不少传教士随之蜂拥而至。他们一面传教布道，一面创办学校。至20世纪初，南京兴起改革传统书院、创办新式学堂的热潮。教会的介入为新式学堂的开办注入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1894年，美国北长老会在户部街设益智书院，书院原是一所有10多年历史的全日制学校，创办人为传教士T．W．贺子夏。这便是益智小学的前身。求实中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由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于民国初年创办，后来改名青年会中学。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当时也聘请教员，创办了夜校。由于在教会学校就读，刘重民得以接触、学习英文。
基督教青年会最初是由一位年轻的英国商人乔治·威廉创办于伦敦，目的是向工业社会中精神空虚的青年宣传宗教，并开展一些正当的娱乐活动。这项活动得到资产阶级和基督教的支持，迅速遍及英伦三岛，并传到欧美各国。从1851年传入美国后，青年会逐渐发展，由一个单纯以宗教活动为号召的青年职工团体，转为提倡“德、智、体、群”四育的社会活动机构。青年会于19世纪后期传入中国，20世纪初传入南京，以“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为宗旨，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为会训。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批准青年会为合法的宗教组织，此后，青年会在中国发展更加迅速。尽管青年会是一个宗教组织，但毋庸置疑，青年会在促进中国社会进步上起到一定作用。它进行了很多改良社会的努力，在体育、医疗、慈善、教育等方面都开展了不少工作，创办学校是其工作内容之一。不少中国孩子因此得以接受新式教育，汲取新思想，刘重民正是其中之一。
求实中学一开始是一所英文补习学校，英文课的课程包括英文故事、小说、散文、文法修辞等，课本均采用英文版。学生的口语则由外籍教师直接训练。求实中学以英文水平高而闻名南京。但在当时百姓眼中，教会学校是“洋学堂”，一般人不愿意送子女入学。刘重民的父母将他送进教会学校，一方面体现了他们的开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们对刘重民教育的重视，可算是用心良苦。
刘重民天资聪颖，对古典诗歌特别爱好，12岁时写了一篇文章给他当时在杭州的外公，周围人阅后，无不赞叹。刘重民在革命生涯中，长期从事宣传工作，文书报告的写作不可避免。他的文章逻辑严谨，措辞恰当；他的字迹苍劲有力，流转自如。看得出，他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果不是勤奋用功，便是天分过人，抑或兼而有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会议在开始时，以正义和人道为标榜。因此国人以为，此次外交应当不至于失败。但是，现实很快就证明了“正义和人道”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骗人的口号。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代表的正义要求，决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一践踏中国主权的消息传至北京，学生们群情激愤。5月4日，3000多名学子齐聚天安门，用白布制成旗帜，发出“力争山东问题”“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愤怒的学生们将矛头对准与日本交涉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行至曹汝霖宅第赵家楼时，一拥而入，将宅中杂物捣毁一空，后纵火焚烧赵家楼。随后，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了一批学生。
北京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开，全国各地纷纷声援。南京学界愤慨不已，立即致电北洋政府，严词抗议。南京中等以上学校职员学生及基督教徒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力争山东权益。一些学校连同青年会、教会学校学生发出传单，召集各校学生代表，商讨声援北京学生事宜。9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数十所学校及美以美会等教会团体、劳动团体、商界代表等，在小营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几天后，南京中等以上学校及教会所办学校等20多所学校的代表，召开南京学界联合会（后改名为南京学生联合会）。从5月底至6月上旬，南京开始了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三罢”斗争。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这是国人团结一致、奋力抵御外侮的成果。正如当时的一篇评论所言：“全国之人心尚在，则虽弱无可弱而必兴。此其理念之古今中外而无或爽者。今北京学生争青岛，为学界人心未死之表示；各省团体争北京学生被捕事，又为各界人心未死之表示。我国将来救国负担，全赖此一线未死之人心。”
这一年，17岁的刘重民正在学校读书。南京各界尤其是南京学生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深深地震撼了他，让他对国家主权丧失、民族危亡的国情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对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有了初步感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再是一句苍白的文字，而是一句沉甸甸的承诺。如何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侮这样的思考，在刘重民心里渐渐萌发。
金陵才俊
谈到读书，南京不失为一个好地方。无论是繁华盛世还是动乱年代，这里都聚集了一批做学问的人。位于南京夫子庙东侧的江南贡院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可同时容纳2万多名考生参加考试。明朝初年的南京国子监，则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盛极一时，曾有学生近万人，其中还有来自日本、暹罗（泰国古称）等国的留学生。南京人文之盛可见一斑。20世纪初的南京，新式教育逐渐兴起，教会办学成为推动教育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美国浸礼会、圣公会、卫理公会、美以美会等相继在南京办学。金陵大学便是此时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
金陵大学是美国教会在华最早开办的大学之一，也是规模较大的一所，是民国时期国内外知名的大学之一。它成立于1910年，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888年美国美以美会在南京乾河沿创办的汇文书院。书院由传教士傅罗创办，福开森任院长。1891年，美国基督会设基督书院于鼓楼，创办人为美在中（Frank E．Meiges）。1894年，美国北长老会设益智书院于户部街。1907年，为扩大影响，适应时事，基督、益智两书院合并，称为宏育书院。美在中任院长，文怀恩为副院长。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如熊熊火焰，在中国北部地区迅速蔓延，就在这一年，八国联军侵华，进犯北京。本就多事之秋的中国，更加陷入混乱，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也受到中国反帝爱国运动的冲击。为改变中国人对美国教会的态度，适应中国现实，美国教会必须提高办学质量。书院分散，不利于管理，也不利于提高办学水平。几经斟酌，1910年，宏育、汇文合并，成立金陵大学。
1922年秋，刘重民考入金陵大学。当时的校长是美国人包文。包文热心于教育，“勇于任事，尤其卓识远见，凡事先立大计于胸中，规定其步骤，计虑周详，巨细无所遗，及计划定，即施行，无犹豫顾忌，虽遇挫阻不沮丧，终奋勉尽力以底于成功而后已，其行事皆若此，数十年如一日也”。在包文的带领下，金陵大学的发展蒸蒸日上，1922年正是金陵大学迅速成长的时期。
20世纪20年代初金陵大学全景
刘重民入学不久，北洋政府颁布“壬戌学制”，将高等教育学制定为4-6年，金陵大学便遵照新学制，将大学本科由此前的3年改为4年。到金陵大学就读并不容易，其新生报名条件即使不算苛刻，也是有些繁琐的。
首先，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学生才能入学。金陵大学的经费，开始时多由美国教会拨付。因为当时社会对“洋人”办学心存疑虑，不愿送子女进教会学校，所以金陵大学起初对学生的入学条件较宽，不仅免收学费，还发放津贴。后来，家长们的观念得以转变，认识到教会学校在传播近代科学知识上有很大优越性，于是送子女进教会学校的逐渐增多。学校开始对部分学生收取学费。刘重民入学时，金陵大学早已开始收费。当时报名就读金陵大学的学生需交报名费5元大洋，入学以后还有不菲的学费。根据1922年金陵大学预算，当年学校收入共计23万余墨西哥银元，而学费为8.3万（实收9万余）墨西哥银元，占到总收入的1/3还多。学费是金陵大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入读金陵大学的费用不是普通家庭所能承担的。
其次，要填写复杂的申请材料。报名者需填写一份入学志愿书，提供“名誉优良之中学毕业证书”。入学志愿书中，会问到报考志愿是哪一科，需了解中学的学习表现，填写一份中学修业课程表，如果肄业其他大学，则需填写所肄业大学课程。入学志愿、中学学习表现，可以作为学校开学分科的参考。此外，学生需提供有中学校长签名盖章的介绍书，以证实学生品行端正，有资格入学。保证人保证书也是入学必交的内容之一。学生需请一人——大多是自己的亲属——作为保证人，保证学生“在校一切行为概由保证人完全负责”。
最后，报考者需通过入学考试。9月初左右，金陵大学会组织入学考试。金陵大学对招生对象有严格的选拔条件，通过考试，方能成为学校的正式学生。
“金大的办校宗旨是培养学生的‘基督化人格’，亦即培养‘基督牺牲与服务精神’，以‘造就健全国民，发展博爱精神，养成职业知能的根本’，实际上就是推行基督化教育。”学校的教会性质在入学志愿书中也有鲜明体现，除去姓名、年龄、籍贯、地址、监护人等个人信息外，志愿书还会问到信何宗教。如信基督教，需填写教会名称及所在地。学校的宗教氛围十分浓厚，宗教仪式很严格。学校规定，学生要出席周一到周六的朝会和周日的宗教礼拜，允许家在南京的学生和南京教堂的成员参加他们自己的教堂活动。那些在朝会时迟到的学生，比如在第二遍铃声停止之前没有赶到的，将被记录为缺席。
刘重民所读的是文科。文科学生所修课程主要包括中文、经济学、教育学、英语、历史、哲学、宗教学等，覆盖面很广，对扩大学生知识面、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大有裨益。当年的金陵大学还设有农林科、商科等，学生清一色都是男生。他入学的那一年，全校在校生400余人。文科共录取新生近130人，是招生人数最多的学科，其他学科少则几人，多也不过30余人。那时候金陵大学的教材、报刊、教学设备以及生活设施几乎都来自美国，校长、教务长、各系主任、教授也以外国人为主。日常教学除国文和经史等课程外，都用英语。“除去国文、中国经史等课程不能不用中文外，其他课程，包括文娱活动，一律采用英文，连助教指导实验、运动场上运动员的口语、学生助威的啦啦队，也无例外。”学校的许多往来文书、资料也都是英文，教师对学生的评语及建议也多是英文。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仅英文一项，就有听力、阅读、作文、语法、字量等考察内容。因为学校的一系列措施，金陵大学的学生英语水平一般都比较高。在这种英语氛围浓厚的环境中，加上在英文夜校的基础，刘重民的英语水平自然不差，阅读起英文书籍，也就不在话下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能在日后的文章写作中参考英文出版物了。
金陵大学的管理相当严格。无论是教学、教务、行政还是后勤生活，学校都有一套严明的制度。对使用教室、盥洗室、食堂、公告栏等皆有详细的明文规定，且限制颇多。如晚上11点以后禁止开灯，学生宿舍不可以洗漱或放脸盆、湿毛巾，食堂座位是指定的，学生不能从食堂带食物进宿舍，如要带客就餐必须得到食堂管理者的允许，等等。
学校对学生的个人言行也有严格准则。学校希望学生们的言行能以绅士为标准，特别警告学生，反对在学习时间唱歌、玩耍、大声讲话，如果干扰到其他人，这些活动也是不允许的。各种形式的不诚实都是被禁止的，根据情况受到惩罚。学校里所说的不诚实主要是指在预习、实验、背诵、考试中作弊，没有得到教师的特别许可，就给他人提供帮助或者接受他人帮助。学校不但制定了严明的制度，而且执行起来不徇私情。学生们遵守校纪校规，教员们恪尽职守，管理人员秉公办事，因此学校的一切事务运行得井井有条。
金陵大学的学业负担并不轻。根据1925年秋天生效的金陵大学普通规则，各种学科每月至少由教授自由考试一次，每学期最后一星期需要举行一次笔试。学生在春季学期，如果已经按时修完课程且成绩在三等以上的，即可免去该学科的笔试。学生上课在两星期以上的，要按照成绩列入等级。等级分为五等，每个等级人数根据班级人数而定。
学校要求教师在开学后第五及第十星期内，将学生成绩作为月课报告上交教务处。学期报告需要登记在教务处记录中及学生成绩簿内。学生月课成绩不良的要当月通知学生，其学期成绩在必要时可抄寄学生家长。除系内有规定课程表的，学生每学期功课普通为20学分。每学分约值校内50小时或校外75小时的工作，也就是说对普通学生，每周上课自修及实验3小时；对最优秀的学生，每周要2.5小时；对较差的学生，每周需要3.5小时。完不成任务的学生只能得较少的学分。修满本科160学分的学生方准予毕业，想要获得文学学士的，需要在文科内修完一个主系或两个辅系，另在文科或理科内修完一个辅系。这个规则虽是1925年生效，但自成立以来经过十多年发展，在规则制定的前两三年，也就是刘重民入学时，金陵大学的管理已初成型。从该规则可以推断，学生学业任务繁重，想要如期毕业，不付出努力是不行的。
金陵大学师资质量较高，对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品行都要求从严，因此培养出不少杰出人才，如1914年毕业于文科的陶行知、1915年毕业于化学系的陈裕光（后来被聘为金陵大学校长）。
金陵大学为风华正茂的刘重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学校图书馆为他提供了一座可资阅读的宝库。金陵大学图书馆创设于1910年，最初设在金陵大学中学部学生青年会楼上，至1919年北大楼竣工后搬入其中。刘重民入学那年，金陵大学图书馆成为学校的一个独立行政单位。金陵大学图书馆馆藏非常丰富。1922年，有中文书1.3万余册，西文书8千余册，小册1.4万余册，共计近4万册图书。主持金陵大学图书馆馆务的，均为中西学者及图书馆学专家。教员们努力教课，专心学术研究，学生们则认真学习，图书馆常常座无虚席。金陵大学浓郁的尚学风气，潜移默化地滋养着刘重民。
金陵大学由于教会学校的身份，办学较少受到国内时局影响，且西方现代文化氛围浓厚，因此学生们思想较为活跃，对国家民族命运极为关注。五四时期，金陵大学师生就表现得非常积极了。陶行知、应尚德（金陵大学教职员）都曾参与南京学界联合会。不少金大学生上街演讲、组织罢课，声援北京、上海的爱国运动。6月7日在花牌楼一带演讲的金陵大学学生遭到警察殴打，十多人受伤、被捕。金陵大学学生的爱国热忱和无所畏惧的勇气自然也影响了刘重民。在金陵大学，刘重民不仅能够阅读进步书籍和报刊，而且有机会结识一批进步青年。从此，他的世界更宽广了。
接受马克思主义
近代以来，报刊成为知识青年获取信息、接收新思想的重要渠道。1915年创刊、由陈独秀任主编的《新青年》（最初名为《青年杂志》），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着深远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一批知识分子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翻译经典著作，创立报刊，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掀起一股“马克思主义热”。当时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还很少，主要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革命先驱如李大钊等结合中国革命形势所写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章。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南京传播。刘重民关注国家命运，关注民众疾苦，积极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正是通过《新青年》《共产党宣言》这类书刊，他对马克思主义由陌生到了解，并逐渐从心理上认同。他的政治信仰在一步步摸索中渐渐明确。
五四时期是中国新旧思想较量、社会变革的时代，国家、民族命运牵动着国民的心，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爱国激情高涨，纷纷组成社团，以寻找志同道合者。各类社团为进步青年的相识提供了机会。或许正是在繁多的社团活动中，刘重民与南京第一中学的黄伦秋结识。1923年10月，经黄伦秋介绍，他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可以说，黄伦秋是刘重民革命的引路人。
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地点，东南大学梅庵
刘重民入团时，南京团组织要求每个团员在劳动运动、学生运动、军人运动、平民教育等当中任选一到两种工作，为团体出力。刘重民从事青年运动。南京团组织很重视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经常组织团员阅读革命书刊，讨论革命理论。入团不久，团组织要求每个团员必须订阅一份中共中央办的《向导》周报，由教育宣传委员隔一些时候发一次关于主义的问题，征求团员答复，而团员有关于主义的疑问，也由教育宣传委员负责答复。那时党和团的组织生活往往合在一起，党员之间相互称大学同学，团员则互称中学同学。开会时常常研究团组织的发展工作，要求每个党、团员确定联系、培养的对象。
在那个社团发展如火如荼的年代，刘重民和林剑城（又名林丰年）发动几十名学生，组织了响应新文化运动的社团“五社”，编辑出版了页。《五光旬刊》杂志。刘重民利用“五社”和《五光旬刊》的阵地，积极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等思想。据林剑城回忆，“刘重民自那以后，常和我谈些政治问题，有时谈论中竟吐露出什么英美帝国主义之类的名词，……过了几天又给我一本小册子《帝国主义论》叫我看，我似懂非懂地知道了一些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遗憾的是，《五光旬刊》由于内容过激，引起当局不满，只发行了5期便被查封。
满怀救国热情，希望尽己所能，唤起大众，却遭当局压制，刘重民的革命之路开始得不算顺利。他感受到时局险恶，奋斗不易，但并未退缩放弃。1923年，刚刚20出头的刘重民，在金陵大学就读的第二年，便作出一个改变一生命运的重大决定：中止学业。这让他成了一名肄业生。在教育救国思想颇为盛行的当时，刘重民为何急于结束刚刚开启的大学生活？有三个可能。一是因为经济拮据，学习费用难以维持。这个可能性比较小。虽然在当时的中国，不少学生因为家中无力供给而辍学或转学，但如果因为经济问题，他可以一开始就选择一所费用较低的学校，而不是进入金陵大学，读了一段时间才弃学。如果真是生活所迫，那么他肄业以后的第一要务，应当是谋一份职业，取得生计所需。但是他没有。二是金陵大学的基督化教育，让他觉得身为中国人，并不适宜。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他自小就在教会学校读书，这个应该不成问题。三是他认为除了读书，有更重要的事。这件更重要的事，就是奔赴革命之路。从他以后的抉择看，促使他作出决定的最大可能，便是这革命之路的引导。
作出这个决定，需要巨大的勇气。如果他像他的同学们那样，完成学业，或许能够出国留学，或许能谋个一官半职，在时局动荡的年代，未尝不能有个安身立命之所。然而，在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面前，他选择了一条前途未卜又荆棘丛生之路，而且义无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