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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T VONNEGUT, THE ART OF FICTION

库尔特·冯内古特，小说艺术

采访者

大卫·海曼
大卫·米凯利斯
乔治·普林顿
理查德·罗兹

《巴黎评论》( The Paris Review )
1977年春季刊

这份库尔特·冯内古特的采访稿最初是由近十年中对作者的四次采访拼合而成。受访者对自己的谈话记录感到无比担忧，于是对组合后的采访稿做了大量修改……实际上，以下可以看作一次他对自己的采访。

组合稿中第一次采访（采访于马萨诸塞州西巴恩斯特布尔，冯内古特当年四十四岁）的开场介绍是这样的：“他是一位老兵，一个顾家男人，身型高大，肢体松散，自在舒适。他待在一把扶手椅里，穿着粗硬的粗花呢外套，剑桥灰的法兰绒裤，一件蓝色的布克兄弟上衣，松垮垮地坐着，手揣在裤兜。他暴风雨般的咳嗽和喷嚏席卷了整场采访，这缘于秋季风寒加上一生漫长的烟史。他的嗓音是浑厚的男中音，中西部味道，语调带拐弯。他时不时地现出一种露齿而警醒的微笑，这种微笑属于一位几乎见识过一切但深藏于心的男人，这其中有萧条、战争、严酷的生命危险、愚蠢的企业公关事务、六个孩子、不稳定的收入和迟来的认可。”

这个采访组合中的最后一次发生在1976年的夏天，距离第一次采访已经好几年。这次是这样描述他的：“……他的举止如同一条低调而友善的家中老狗。总的来说，他的样貌是乱蓬蓬的：打卷的长发，留着小胡子，怜悯的微笑，仿佛周围的世界让他觉得既好笑又伤感。他租下了杰拉尔德·墨菲的房子来度过夏天，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卧室工作。在这个房间里，艺术家墨菲，这位生活奢侈的交际达人、艺术伟人之友，度过了最后时日，他死于1964年。冯内古特坐在书桌旁，可以透过一扇小窗看到前院的草坪，他身后是白色的吊篷大床。书桌上摆在打字机旁的是一份安迪·沃霍尔的《访谈》杂志、克兰西·西加尔的《内部地带》^[1]，还有几个抽完的烟盒。

“冯内古特自1936年起长期吸长红牌香烟，在采访过程中，他抽掉了一盒烟的大半。他的声音低沉严肃，谈话途中他不停地点烟吐烟，仿佛是给对话加上标点。其他令人分神的事物，譬如叮当的电话铃和一只叫南瓜的毛烘烘小狗的叫声，并没有打扰冯内古特善意的姿态。丹·韦克菲尔德^[2]对他这位肖特里奇高中校友的评价的确不假：‘他总是大笑，对每个人和善。’”

采访者 你是位二战老兵？

冯内古特 是的。我死的时候最好有军礼厚葬，号手奏乐、国旗盖棺、鸣响礼炮、抬入圣地。

采访者 为什么？

冯内古特 这是我一直都很向往的东西，但除非我战死沙场才能得到。

采访者 这种东西是？

冯内古特 同胞的绝对认可。

采访者 你觉得现在不被认可吗？

冯内古特 亲人们说看到我有钱了很高兴，然而他们完全读不了我的作品。

采访者 你在二战中是步兵营的侦察兵？

冯内古特 是的，不过我的基础训练是操控240毫米榴弹炮。

采访者 是个不小的武器。

冯内古特 这是当时最庞大的移动式陆战武器。这种武器有六大组块，每块由履带拖拉机颠簸地载着。收到开火命令，我们先要把大炮组装起来。这根本就是发明现场。我们用升降机和千斤顶把一个组块叠在另一个组块上面。炮弹本身就有大概二十四厘米长的直径，二百七十多斤重。我们建了一条迷你火车铁轨，把炮弹从地面沿斜坡运到约两米半高的后膛。炮闩就跟印第安纳州珀鲁存贷款协会保险库的大门一样。

采访者 发射这样的炮弹肯定让人激动不已。

冯内古特 其实不然。我们把炮弹装好，然后扔进去一包包反应迟缓的炸药。感觉像是受潮的狗粮。我们关上炮闩，用锤子敲击汞雷管，点燃里面的烈性炸药，给湿乎乎的狗粮打火。主要目的应该是产生水汽。过不久就能听见烹饪的声响，特别像料理火鸡。情况极为保险的话，看起来完全可以时不时打开闩门，给炮弹刷上点调料油。后来榴弹炮终于有了动静。最后大力启动反冲机制，将炮弹发射。炮弹会像固特异飞艇^[3]一样飘出去。如果有架梯子，我们肯定会在炮弹出膛的时刻往上面大笔挥写“去他妈的希特勒”。这样就会有直升机对它穷追不舍，然后击毁坠地。

采访者 终极的恐怖武器。

冯内古特 普法战争的话。

采访者 但是你最后并不是随这种武器出战，而是去了第106步兵师。

冯内古特 “盒饭步兵师”。他们经常给我们发盒饭。萨拉米香肠三明治和一个橘子。

采访者 战场上吗？

冯内古特 我们还在美国的时候。

采访者 你受过步兵训练吗？

冯内古特 从来没有。军营侦察兵可是精英兵种，看出来了吧。每个军营只配六个侦察兵，没人确切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于是我们就每天上午齐步走到娱乐室，打乒乓球，填候补军官学校的申请表。

采访者 那你在基础训练里肯定也熟识了榴弹炮之外的武器。

冯内古特 如果你训练操控240毫米榴弹炮，那你余下的时间连一部性病宣传片都看不了。

采访者 你到前线做了什么？

冯内古特 我模仿看过的很多部战争片。

采访者 你在战场上对别人开过枪？

冯内古特 这个我想过。我有次的确举起刺刀，全力准备冲刺。

采访者 你冲刺了吗？

冯内古特 没有。如果别人都冲了，我也会冲。不过我们决定不冲。我们一个人也看不见。

采访者 这应该是阿登战役^[4]的时候吧？这是美军历史上一次最血腥的溃败。

冯内古特 很有可能。我执行的最后一项任务是搜寻我们自己的炮兵部队。侦察兵通常应该搜寻敌方的东西。但情况差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最后我们到处寻找自己的家伙。如果我找到了我们自己的炮兵指挥官，大家都会觉得是很值得称道的。

采访者 你不介意描述一下被德军俘虏的事情吧？

冯内古特 乐意为之。我们当时在跟一战战壕差不多深的沟里，到处铺满了雪。有人说我们可能在卢森堡。我们的食物补给用完了。

采访者 “我们”是谁？

冯内古特 我们的军营侦察队。全体六人。还有大概五十个我们从没见过的同胞。德国人看得见我们，因为他们从扩音器里向我们喊话。他们向我们宣告，美军已经四面楚歌云云。我们就是在那时举起刺刀准备冲刺的。那几分钟里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采访者 为什么？

冯内古特 像头豪猪似的满是钢刺。我同情那些不得不攻击我们的人。

采访者 但他们还是放马过来了？

冯内古特 没有。他们向我们发射了88毫米炮弹。炮弹飞向我们上方的树梢。巨大的爆炸声在头顶震开。破碎的炮弹片淋洒在我们身上。有人被炮弹击中了，德国人再次催促我们出来。我们没喊“疯子”之类的话，而是说着“好”还有“别激动”什么的。最后德国人终于亮相了，身穿白色的伪装服。我们可没有那种行头。我们的是橄榄绿迷彩服。无论春夏秋冬，都是橄榄绿迷彩服。

采访者 德国人说了什么？

冯内古特 他们说我们的战争到此为止了，我们很幸运，能确信幸存于二战，他们自己会怎么样还很难说。果不其然，他们大约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被巴顿^[5]的第三军团杀害或俘虏。玄机莫测。

采访者 你会讲德语吗？

冯内古特 我经常听父母讲德语。他们没教过我，因为美国在一战期间对跟德国有关的一切都心存芥蒂。我对俘虏我们的德国兵尝试着讲了几句，他们问我是不是有德国血统，我回答：“对。”他们问我为什么要攻打德国，和自己的兄弟过不去。

采访者 你怎么说的？

冯内古特 说实话，这是个既无知又滑稽的问题。我父母已经把我与德国出身彻彻底底地分开了，俘虏我的完全可以是玻利维亚人或藏族人，没有任何差别。

采访者 被俘虏后你被运到德累斯顿^[6]？

冯内古特 我们被押送上车，是运输对方军队的同一批货车，也或许就是这些车将犹太人、吉普赛人和耶和华见证人送往集中营。货车就是货车，一视同仁。英国蚊式轰炸机在夜间袭击了我们几次。我猜我们是被当成了某种战略物资。他们击中了一节车厢，我们军营里大多数军官都在上面。每次我讲到厌恶军官，我还总这么讲着，我都提醒自己说，那时候我的上司们可是无一生还。冥冥之中有神灵。

采访者 你们最终到达了德累斯顿。

冯内古特 我们先到了德累斯顿南部的大型俘虏营。他们把列兵从非战斗人员和军官中分出来。《日内瓦公约》，这充满爱德华时代感的公约条款规定，列兵俘虏必须通过劳役来实现自我供给。其余人等则在牢狱中颓废终日。作为列兵，我被押往德累斯顿。

采访者 你对轰炸前的城市有什么印象？

冯内古特 我从未见过如此奇幻的都市，到处是雕像和动物园，就像巴黎。我们住在一个屠宰场里，住处是间看起来不错的新筑的水泥猪棚。床铺和稻草席被安置在猪棚里，作为合同工，每天上午我们为一间麦芽糖浆厂工作。那些麦芽糖浆是给孕妇服用的。该死的防空警报时不时响起，我们能听见别的城市遭到空袭的声音——嘭嘭嘭嘭。我们倒从没想过这座城市也会遭轰炸。这里的防空设施特别少，根本没有军事工业，有的只是一些卷烟厂、医院、单簧管厂。后来，防空警报响了，那是1945年2月13日，我们躲进地下二层的大型储肉地窖。那里十分凉爽，四周挂满屠宰的牲口。等我们再回到地面，城市已经不复存在。

采访者 你们在地窖里没因缺氧窒息？

冯内古特 没有。地窖很大，我们人数也不多。空袭的规模听起来也并不是很大。嘭。他们一开始是投放烈性炸药，先将一切击散，接着撒播燃烧弹。二战刚开始的时候，燃烧弹还算有块头，跟鞋盒一样长，而到了德累斯顿轰炸，它们只有一丁点小。这些燃烧弹就这样摧毁了一整座城。

采访者 你们回到地面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冯内古特 我们的看守兵是非战斗人员，一位中士、一位下士和四位列兵，没有首领，也无家可归，因为他们是德累斯顿人，都是前线的伤兵，被派回老家做些轻活。他们看守了我们几个小时，也不知此外还能做点什么。他们走到一起相互说了会儿话。最终我们越过废墟，和几个南非人一起被安排到郊区住下。作为一项卫生措施，每天我们进城，从地下室和防空洞里挖出尸体。我们走进那种典型的避难所，通常是间普通的地下室，看起来像一节有轨电车，里面坐满了仿佛同时心脏病发的乘客。就是人在座位那儿坐着，全是死的。火焰风暴是很惊人的东西。在自然界并不会发生。中间刮起龙卷风，完全无法呼吸。我们把死人搬出来，装进车里，送到城市里未被废墟填满的大片公园空地。德国人点起火葬柴堆来焚尸，以防霉味和病毒传染。十三万尸体藏在地下。这是一次极为彻底的复活节蛋大搜寻。我们越过德国军队的警戒线去劳动，民众看不出我们在忙什么。几天后城市开始散发霉味，于是新的技能被开发出来了。我们冲进防空洞，不看是谁就直接搜刮兜里的贵重物品，转手交给守卫。接着士兵拿火焰喷射器过来，站在门口把里面的人火化。搜完金银珠宝，马上全体焚烧。

采访者 这该给想成为作家的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

冯内古特 的确是个奇幻的场面，而且很吓人。同时也真相大白，因为当时美国平民和陆军不知道美国炮弹兵从事的是饱和性的狂轰滥炸。这个秘密一直保守到二战尾声。之所以烧毁德累斯顿，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早把别的都烧光了。要不“我们今晚能干点什么？”大家准备好开路，德国人还在打，于是启动了这种焚毁城市的机制。这是个秘密，火烧城市——小便壶烧开了，婴儿车冒着火苗。关于诺顿投弹瞄准器^[7]有个传言。你看新闻片，投弹手左右各有一位议员，拿上膛的45式手枪对着他。全是胡诌八扯，其实怎样，几百架飞机，在城市上空飞过，一番轰炸。战后我去芝加哥大学，面试官就曾参与德累斯顿轰炸。他了解到我这段人生经历，说：“唉，我们也讨厌这么做。”这话我一直没忘。

采访者 另一种反应应该是：“我们是被命令这么做的。”

冯内古特 那考官的反应更人性化。我感觉他认为轰炸是必要的，或许也真是如此。大家从中得到的收获，就是明白了重建一座城市可以多么迅速。工程师们说重建德国需要五百年。实际上花了大概十八周。

采访者 这段经历之后你想马上动笔吗？

冯内古特 城市被摧毁的时候，我完全不了解事件的规模，不清楚不莱梅或汉堡或考文垂是不是也这样。我从没去过考文垂，所以除了电影中看到的，我对轰炸的规模毫无概念。我回家后（从为《康奈尔太阳报》撰稿时起我便是个作家，只不过也就写了这点东西）也动过写战争经历的念头。我去了《印第安纳波利斯新闻报》报社办公室，想看看有哪些关于德累斯顿的报道。有条一厘米长的短文章，讲我方飞机在德累斯顿上空作战，其中两架牺牲。于是我想，好吧，这的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次要的细节了。别人的写作材料比我多得多。记得那时候我很羡慕安迪·鲁尼^[8]，他当时飞速投身写作，我跟他不认识，但我认为战后他是第一个出版战争题材作品的人，书名是《空中炮手》。老天，我可从没经历过那么时髦的冒险。但我会不时遇上一位欧洲人，彼此聊起二战，我说自己曾在德累斯顿，他们会大为惊讶，总想了解更多。后来戴维·欧文^[9]出了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书里说这是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我说天哪，我还是见着点什么的！我要试着把我的战争经历写出来，不管是否有趣，都要写出点东西。《五号屠场》的开头略带讲述了这个过程，我曾期待这个故事由约翰·韦恩^[10]和弗兰克·辛纳屈^[11]这样的人主演。最后，有位女孩，名叫玛丽·奥黑尔，是一位与我同在德累斯顿的战友的妻子，她说：“你们那时只不过是孩子。假装自己是韦恩和辛纳屈那样的人是不合理的，这也是对未来几代人的不公，因为你们美化了战争。”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启迪。

采访者 这几乎转变了整个关注点……

冯内古特 她让我放开了思路，去写我们实际上都是怎样的孩子：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岁。我们都一脸稚气，被俘虏的时候我似乎不需要经常刮胡子。记得好像没这个烦恼。

采访者 再问一个战争的问题：你现在是否还会想起德累斯的燃烧弹轰炸？

冯内古特顿 关于这次轰炸，我写过一本书，叫作《五号屠场》。这本书还在卖，我得时不时出来做做商业推广。马塞尔·奥菲尔斯^[12]邀请我在他的电影《正义的记忆》里出镜。他希望我将德累斯顿轰炸描述成一场暴行。我说他不如去找伯纳德·奥黑尔谈谈，也就是玛丽的丈夫，他真的去找了他。奥黑尔和我一起当过步兵营的侦察兵，后来一同被俘虏。他现在在宾夕法尼亚州当律师。

采访者 为什么你不愿作战争的见证？

冯内古特 我有个德国姓氏。我不想跟那些觉得德累斯顿活该被炸的人争论。我在书里说的不过是，德累斯顿，不管愿意与否，就是被炸平了。

采访者 那是欧洲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吗？

冯内古特 就大量被杀害的人口数来说算速度最快的——十三万五千人在几个小时内死亡。当然慢一点的杀人方式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