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主题类型：趋同性主题
美国雷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昭示着当代世界生态文学的开端。“伴随生态文学理论和生态文学批评的展开，世界生态文学得到空前的发展，世界各地生态文学创作日益兴旺，涌现出大批享誉世界的生态文学作品”
。受世界范围内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学创作热潮的影响，兼与中国当下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国情相呼应，中国当代生态创作逐渐兴盛，逐渐形成有目的、有理念、有鲜明理论自觉、有核心价值诉求、日益成熟的创作态势。作品类型也由20世纪80年代的生态纪实性质的作品，主要是徐刚、沙青等人的报告文学，拓展到小说、诗歌、散文等多领域。
尤其自20世纪初期以来，当代文坛涌现了郭雪波、姜戎、杨志军、饶远、沈石溪、哲夫等大批生态作家，同时张炜、贾平凹等一大批成熟作家日益自觉地介入生态写作，生态创作群体的更新与壮大产生了大量生态小说以及富含生态意识的作品（即我们定义的小说生态叙事）。
按照汪树东的归纳，“我国生态小说基本上分为萌发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高潮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由于当代生态批评通常将涵盖生态叙事的作品都叫作生态小说，本书为论述方便以及尊重当时文献，我们将延续当时评论者的“生态文学”“生态小说”等说法。事实上，纳入我们讨论视野的是“纯生态小说和包含自觉生态意识部分的小说”。西方作品依此法相同处理。）中国作家们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我们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问题，思维触角已经深入社会、文化的内核，力图从更深层面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寻找破解方案。
以两分法描述叙事作品是西方文学批评的传统。西方叙事学家一般采用故事（story）与话语（discourse）来指代文本的内部层次。故事关乎内容（涉及“讲述了什么”，以主题为主体，或含事件、人物、背景等），话语关乎形式（涉及“是怎么讲述”的，包括各种叙述形态与技巧等）。英国著名小说家、批评家福斯特认为，“小说的基本层面就是讲故事的层面”，“故事是最低级最简单的文学机体。然而对于所有那些被称作小说的异常复杂的机体来说，它又是至高无上的要素”。王诺对生态文学故事层的四大方面界定与总结（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来自对欧美生态文学考察与梳理的基本判断。虽然中国生态批评界对国外生态批评理论做了大量演绎和本土化增补，比如，鲁枢元将生态文学的内旨凝聚于生态、精神与社会三个层面：人与生态环境思考、生态社会批判、生态精神诉求。但是他只是做了不同角度的解读，其内核与王诺基本一致。纵览当代中西生态小说的主题故事层，尽管在说法上或许有个别差异，但是目前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的主题基本可以被归纳为自然生态危机、后现代批判、人与自然伦理构想、信仰与精神家园隐喻四个方面。中国生态小说与西方生态小说的主题趋同性是显而易见的，“它着力于探寻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对造成这一灾难的所谓人类文明进行不留情的批判；它往往在鞭挞‘人类是自然的主宰’的人类中心主义、揭示了人类对生态造成的灾难性破坏后，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展现人类未来理想的生存状态”②。
一 自然生态危机主题
全球经济快速发展与地球生态环境的恶化相伴相生，人们开始探讨如何维护人类唯一的地球的环境生态问题。有真正生态自觉意识的西方生态文学发轫于《寂静的春天》。《寂静的春天》以大量的事实和科学依据揭示了滥用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人类健康的损害，激烈抨击了这种依靠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生活方式、发展模式和观念。环境生态预警和生态责任成为西方生态小说的最基本主题。
中国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学的起步略微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现代改革与环境发展问题的逐步深化与尖锐，1992年中共十四大已经重视中国环境问题和生态平衡问题。尤其是1998年洪灾、2003年的“非典疫情”、淮河和长江的污染事件，以及2008年全国范围内的“雨雪冰冻灾害”等自然灾害使生态问题进入社会公共视域。保护生态环境、缓解生态危机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学创作自觉承担起警世作用，当代生态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正是文学领域的热烈响应之征，环境生态预警和生态责任是生态小说的最基本主题。正如西方生态文学主题最先来源于卡森《寂静的春天》对人类使用农药破坏土地与自然所进行的有力批判一样，我们当代生态创作也是先从浅层生态危机与预警批判开始的。
以“自然生态”为价值主体表述的“纯小说”的热兴（“纯小说”概念的界定请参考汪树东教授的观点），与当代小说浅层生态叙事的热兴和集中化紧密相连（这里要强调和说明的是“热兴”。因为现代文学中也偶有涉及浅层生态环境批判主题的，如鲁迅的相关作品。但是这里只强调形成规模趋势的）。笔者认为，“生态”作为独立与自主的理念进入中国小说叙事是从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以环境问题为表现主题的“纯小说”开始的。张抗抗的《沙暴》、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雪漠的《狼祸》、宋学武的《干草》、丁小琦的《红崖羊》、“中国少年环境文学创作丛书”（包括沈石溪的《刀疤豺母》、金曾豪的《绝谷猞猁》、饶远的《水妈妈的美梦》、李子玉的《鲤鱼宝贝》等）、张长的《希望的绿叶》、孔捷生的《大林莽》、司马言的《麻雀梦》、叶广苓的《狗熊淑娟》《老虎大福》、张扬的《消息不宜披露》《独霸猴》、哲夫的生态系列长篇《黑雪》《毒吻》《天猎》《地猎》《极乐》《天欲》《地欲》《人欲》等题材几乎涉及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如动植物残害、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地污染与非自然侵占、噪声污染、人口膨胀、资源枯竭、温室效应。这些生态作品充分揭示了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关照与考察人的存在对自然的巨大征服力、合理认识人类生存和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的同时，更关注人类对自然肆无忌惮的破坏与毁灭，真实展示大自然报复人类时的肆虐和人类在其面前的无能为力，从而从直观层面对人类进行警示与预警，促使其采取行动，改善已遭破坏的自然环境。
浅层生态环境危机问题不但是纯生态小说的主要主题，也是后期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是展开小说生态叙事的必要途径。大量生态叙事都对生态危机问题进行了平面、直观的展示。
哲夫的《执政能力》中，秀水地区最初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自在、澄澈、色彩鲜亮的“干净”自然世界：
白雾在千树万枝柳条之上凝结成无数霜花雾挂，丝
也似的在寒风中乱摆，摇曳如珠帘玉树，袅娜如环佩络璎，相互撞击，发出仙乐般悦耳的天籁之声，其神妙、氤氲、旖旎之气象，蔚为自然壮观，故而有“四十里抖气河”之称。
这里，山清水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农民仍然需要按照四时的更迭向土地讨要吃喝穿用，以勤补拙，悉心倾听自然的声音，与它们和睦相处，这样，农耕的年景才会丰饶，人的日子和自然的日子才不会过于艰难。土地是有灵性的土地，天空是有灵性的天空，山是有灵性的山，河是有灵性的河……秀河水是一水的碧绿……”。然而，由于长期的狂挖滥采，地表径流一天天下渗，造成了秀水镇周围的自然生态渐趋恶化，自然风光与以前相比不啻霄壤之别：
水日益见少了，流的还是黑汤子。……山体挖空了，地下水捅漏了，地表植物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空气和河流多被污染。气候异常，连年大旱。黄土高原被人为切割得更加破碎……山曲曲刚吼唱出口，就会被煤尘和烟尘呛回去。
水源被污染而日渐干涸，山林枯竭，花鸟不再，情歌山曲不响，一幅中国“寂静的春天”图景。
余杰的《屠杀的血泊》描述了扩路毁林：
我最后一次走向树的年轮，它散发着浓烈的香气和潮气。树是不流血的，或许流的是一种比血更浓的东西，渗入到地下，像把咬碎的牙咽回腹中。旁边坐有几个休息的工人，是他们挥起锋利的电锯，顷刻之间便将树们砍杀。我知道，临刑前你们不曾屈过膝，不曾呼过痛，你们像嵇康一样，最后一次仰望已经不是蔚蓝的天空，然后渐渐仆倒，声如落发。广陵散响起来。
阿城的《树王》中，“一条山沟里，终日弥漫着酸酸的味道，熏得眼睛流泪。雨住了，大家上山出工。一架山秃秃的，尚有未烧完的大树残枝，黑黑的立着，如同宇宙有箭飞来，深深射入山的裸体，只留黑羽箭尾在外面。那棵巨大的树桩，有如人跌破后留下的疤；也能看到那片白花，有如肢体被砍伤，露出白白的骨”。
老鬼的《血色黄昏》中写道：
空旷寂静的锡林郭勒草原啊，你现在也变丑了，无数个老鼠洞、灶火坑、车辙、防火沟、人踩的小道，在你清秀的面容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麻点和疤痕。大片大片的盐碱地，白花花的，寸草不生；被开荒翻掘出来的黄沙常常遮天蔽日，埋没了道路；原本水草肥美的河畔草场，因为种庄稼的缘故，长满了一人多高牲畜也不吃的野蒿子。大火把枯黄单调的草原烧成了花脸，东一片黑，西一片黄。坑洼角落里残剩的几株干草，在春风中瑟缩发抖，如泣如诉。一望无际的炭黑，黑得那么辽阔。亲爱的锡林郭勒草原，请原谅我们的无知狂热。我们往自己母亲身上撒了尿。
哲夫的《黑雪》《毒吻》《天猎》《地猎》都对各色生态破坏做了淋漓而触目惊心的揭露，并且其揭示的问题不断具有新鲜的时代特征。黑色生态系列之《人猎》第二十五章“人性的畸变是外力的作用”中“阴霾笼罩了多数的清晨，太阳被污染的大气隔离，唤醒中国宇航员酣睡的不是雄鸡也不是鸟语，而是辐射超标的手机闹铃或是被昂贵的生活压迫的脾气失常的彼此。醒来时，先吐出在钢筋水泥中圈养了一夜的含着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闷气，睁开被繁杂而俗艳的色彩污染的眼睛，耸起被城市噪声侵害的有听力障碍的耳朵，掀开不断放静电的黑心棉的被子，从质量伪劣的水喉接了一壶劣五类河水和地下水勾兑得以检验合格的自来水，在有害物质超标的煤气灶上轰然有声地烧开，冲一杯碘含量超标、以甲醛溶解三聚氰胺冒充蛋白质、用过氧化氢抑止细菌繁殖的三鹿牌奶粉，就上几根柴油炸的洗衣粉油条，外加一个苏丹红咸鸭蛋”。这种浅层面的、直观的生态污染破坏的表述在当代生态叙事中比比皆是。
二 后现代批判主题
如果当代小说生态叙事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的话，其作为一种文体的表征能力与报告文学相比，在平面展示上不仅无法发挥作为小说的文学阐释空间深度与厚度的优势，也失却了作为生态报告文学的新闻快捷性与政论尖锐性。其存在的理由是受到严重质疑的。这些作品虽围绕某个具体的生态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观照，具有揭示生态危机现实和启迪民众环保意识的重要意义，其巨大而深远的社会效应正在不断地显现。但是，仅仅做问题的平面揭示与批判，缺乏“生态问题”本身的话语解释逻辑，对千疮百孔的自然、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来说，仅仅孤立地揭示生态环境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忧思披露与呼吁，还远远不够。
事实上，从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发展而言，从浅层批判到深层批判与反思是必然的；从文体的特异性而言，小说承载了超越报告文学及散文的丰厚性与深度，也必将促进和耦合这种深层批判的必然性。同时，小说的阐释某种程度上意味“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整体化和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层次的演进分化”。这三点的合力促使我们的小说生态叙事势必走向深层性思考与批判。深层批判则集中体现在对现代性的批判问题上。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加快经济现代化的步伐，从“前现代”到“现代”甚至是“后现代”“过山车式”快速挺进。一方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环境污染与破坏，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现代性”的问题直接裸现在中国社会和作家面前。当代中西思想界与文学界的生态绿色浪潮本身就始于对现代化文明的反思与批判，作家对现代文明的生态批判随之全面展开、日趋白热化。里查·A.福柯在其《追求后现代》一书中认为后现代模式的显著特征就是批判性的思维转向，即转变为一种既怀疑的又具有讽刺特点的思维。当然，这种批判不是对现代主义的全盘否定，而是辩证的否定。它既欣赏现代化给人类带来极丰富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又对其负面影响深恶痛绝。中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的深层后现代性反思与批判主要集中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批判、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对政治与文化的批判。
（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批判
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文明人本意识产物。现代物质文明强调地球上作为主体的人类及其权威合法性。地球其他物种与生命是作为“对象化”的工具客体而存在的，或者作为人的附属意义而存在。这种自我中心价值膨胀，忽略了地球其他生灵的独立存在价值，促成人行为上的肆意破坏和内在规约失范。西方生态学者阿恩·奈斯和塞欣斯曾共同起草了一份原则性纲领，其中对人与自然的平等、多元、丰富、独立的价值强调了三点：①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命健康和繁荣有其自身的价值（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就人类目的而言，这些价值独立于非人类世界对人类目的的有用性；②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助于这些价值的实现，并且它自身也是有价值的；③除非满足基本需要，人类无权减少生命形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强调了非人类生命与人类生命同等的价值和合法性。中西大量生态创作提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通过非人类生命的崇高化、灵性化与道德化，展示非人类生命作为价值主体的存在意义。神化与灵性化的动植物叙事在《狼图腾》《怀念狼》《黑鱼千岁》《树王》《沙狐》《乌妮格家族》等作品中比比皆是，当动植物被赋予了人类所无法凌越之上的神秘的、可“畏惧”的力量时，敬畏生命有可能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动物与人平等甚至超越现代人的道德高度，被作家用来彰颂非人类生命、反思与批判现代人性的“异化”与扭曲。黑鱼千岁具有神性与高超的智慧，忍辱装死，为了给同伴复仇，与人类猎者较量，最终同归于尽。小说《猎人与母猴》中的母猴，对小猴的母爱情怀非常人能比，为了孩子的生存，在濒临死亡之际，显示了伟大的母爱。朱耀华的《鸟人》中，雕的血性和视死如归的凛然气节让鸟人震惊与悔悟。同时，许多作家通过展示人与自然生命之间的生态整体关联性，批判自然生命被破坏和残杀，展示自然对人类的反伤害；以物种的息息相关，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的价值与非人类生命价值相剥离、等级化的荒谬。例如，郭雪波的沙漠系列中，人任意虐杀动物、破坏草原植被，带来的是灭顶的沙漠化灾难；雪漠的《狼祸》中，人类肆无忌惮地猎杀动物、破坏生态平衡链条，直接加剧了人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沙漠化。（第三节“人与自然伦理构想主题”将具体展开分析，在此不详述）
（二）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批判
资本主义现代性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重新确认与张扬，直接确认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人的主体性。这其中就包括，物质欲望的合法性，人的追求自由价值的合法性。主体性意识逐渐实现了科学技术、工商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乃至学术研究等为物质合法性进行的驱动与运作。过于膨胀的现代主体意识也逐渐导致了人在自然面前的狂妄和自大，唯“利益”是图。现代文明的消极因素之一就是用物质和金钱的满足感代替人生活的幸福感，对享受的无止境追求造成对自然的无止境索取。“中心”化人类更强调自然的功利价值与工具性。以现代性主体视角将自然的附属工具性合法化，听任无限物质欲望对有限自然的扩张。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对现代化的信仰癫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现代化文明的反思逐渐深化，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欲望化的生态批判也就如火如荼展开。
雪漠、贾平凹、张炜、陈应松、李存葆、哲夫、唐云富、胡发云、张抗抗、韩少功等作家都开始自觉地皈依生态意识，追求与建立绿色和谐生态观，对现代物质文明的负面因素进行批判，重新反思以现代文明为价值追求的负面与片面性。唐云富的小说《带子的鲈鱼》展示了现代文明泛滥，自然生命惨被人类欲望所驱动而绝种灭亡的恐怖场景。李杭育的小说《最后一个渔佬儿》展示了现代化涸泽而渔式的掠夺对自然生命以及人文景观的扼杀与破坏，发出了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哀婉慨叹。姜滇的《摄生草》中，施家潭近乎痴狂地掠夺大自然资源，“他关注的是采掘量、经济效益，要的是利税、事业的发展。那湖，被冷落了，遗弃了，也被出卖了”。雪漠的《狼祸》中，放牧者在荒芜的沙漠中无休止地放牧，是被现代物质财富欲望逼得疯狂的表现，黑羔子的疯狂杀戮与挣扎苦痛，更是被现代文明与现实贫困双重压迫下的癫狂。李存葆在《鲸殇》中说：“现代工业文明使人们在不同程度上获得物质满足的同时，也扩张了人的各种欲望。人类的欲望无边和地球的资源有限互为抵牾，人的欲望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构成永恒的差距。”很多作家对此进行了批判与文化深层反思。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对城市文明的鄙弃和对自然野性的崇尚，贾平凹的小说《怀念狼》对村民将女孩投到车轮下一次一次碰瓷，用亲情和生命与金钱进行交易的批判，等等，都表明了部分作家已经具备对现代物质文明进行生态批判的自觉警醒。正如葛红兵对文明所指的反思：“自然生态危机向人类的生活方式提出了尖锐的质疑：那种在现代化工业文明中形成的西方生产消费主义真正合理吗？在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成为同义词的心态下，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深刻反思。人们已经认识到——要克服自然生态危机，就必须在经济上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还必须修正物质消费主义的惯性渴求，以营构一种符合自然生态规律又无愧于人的尊严的生活方式”。
（三）对科学技术的批判
现代科学技术观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力量。在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和主导性要素。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超前性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先导作用。科学技术越来越走在社会生产的前面，开辟着生产发展的新领域，引导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在生态意识视野中，现代科学技术显示了其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科学技术推动现代化生产力的进展，推动了人的解放和文明自由进步。恩格斯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认同机械论，强调物质世界的无限统一性和任意机械组合性。后现代理论以及生态批评者认为，应该将人与环境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从流变过程中探求秩序，把事实和价值统一起来。现代科学技术忽视了系统性，容易忽视自然生命与物质世界的整体性与内在人文关联性。当现代科学技术脱离自然生命的整体协调与操控时，很容易沦为工具理性的物质手段。现代科学技术这些特征使其轻视大自然的生态整体性，容易片面强调人类的中心性。
“科学能使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和便捷，却也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科学能使人类变得无比强大，却未能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原子战、化学战、细菌战的阴影，常使人类惴惴不安；科学能使人类去广泛地认识物质世界，却未能使人变得更加善良和高尚……”貌似科学具有主体双刃性，其实科学是中性而客观的。只有对科学的使用脱离了道德的约束时，科学才会具有反动性。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未来的保障。而科学技术进步只有与道德进步相伴随，才能有真正的、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进步。因此，有必要对现代科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滥用与道德缺失进行揭示批判。杨志军的《环湖崩溃》中，当人类用现代科学武器毁灭了野生动物，开发与整理环湖的时候，现代人的自满越发高涨。现代科学技术或可使人暂时、局部地战胜大自然，认为“人定胜天”。但是这种自我意识的膨胀与自满，最终依然无法阻挡自然的残酷反击。哲夫的《执政能力》中，过分使用科学技术加大对自然的开垦和掠夺，换来的是自然的破坏、生态的失衡、经济的短板效应。《哦，我的可可西里》提出诘问：“我们是地球上智商最高，拥有最现代化屠杀武器的动物。人类可以把可可西里无人区的野生动物全部猎杀，不敢想象要是地球上的其他动物全部被人类猎杀了，只剩下人类自己，那么人类还去猎杀什么？人类会不会猎杀人类自己？”
（四）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生态文学研究者乔纳森·莱文指出：“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的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政治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政治文化对自然的影响。”
当代中国生态叙事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透过表层的生态危机与忧患现象，深入探讨与反思引发生态灾难的政治文化原因，开掘造成“国民与自然”利益对抗现象与国民自然环境生存行为的文化因素，探寻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使生态叙事具有了显著的文化批判与反思的特点。
孔捷生的小说《大林莽》就对那些肆意征服与改造大自然的现代革命观念提出挑战；阿城的《树王》以民间朴素的生态意识批判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从而对所谓“现代革命文化”持有怀疑态度。李立叫嚣：“没有这种野树，我们早完成垦殖大业了。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种野树，是障碍，要砍掉，这是革命，根本不是养什么小孩！”肖疙瘩要留一棵树，“证明老天爷干过的事”。李立哈哈笑了：“人定胜天。老天爷开过田吗？没有，人开出来了，养活自己。老天爷炼过铁吗？没有，人炼出来了，造成工具，改造自然，当然包括你的老天爷。”揭示“革命文化”对传统朴素的乡土文化、自然宗法的瓦解。这种文化的对抗，以简单而粗暴的破坏自然的方式完成，带来的又何止自然灾难。《青旗·嘎达梅林》的草原悲剧正是鲜明的例子，“当地放牧的蒙古牧民，目睹此景，议论纷纷。草原年年都着火，从来没有死这么些人。兵团的达勒嘎（干部）瞎指挥，连一点点打火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就想立功升官哇！拿知青的生命开玩笑”。“哼，荒草是国家财产！知青的生命就不是国家财产吗？”“草原烧了，来年还会再长，年轻人烧死了，却永远也不会再活”。“如果观察观察火势，晚一点儿出来，或者让战士们坚守连部，不要乱跑到荒山沟里去，完全可以避免死人”。2012年6月17日，在由中国作协创研会主办的“郭雪波《青旗·嘎达梅林》研讨会”上，郭雪波强调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文化危机。“这部非虚构作品具有鲜明的环保意识，对人类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度批判和反思——当人类中心主义泛滥，地球生态遭遇空前破坏，究其原因是人类文化信仰出现了问题，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文化危机”。
揭示与批判文化影响自然生态的同时，中国作家的生态叙事笔触也积极而具有文化自觉高度并进而在文化重审过程中深入反思与探讨文化重构和文化变革问题。贾平凹的小说《怀念狼》、姜戎的小说《狼图腾》毫无疑问是最有代表性的抵抗现代文明，进行“新质”文化与信仰探索的生态文本典范。在《怀念狼》中，人与动物“狼”复杂的为敌却又共生的关系，折射的是自然生命与文化的互生共存。因为有狼，所以有猎人；因为有狼的潜在危害，商州人可以保持活力本性。动物的存在是人存在的文化哲学理由。狼的文化与生命哲学激发和完善着现代人的文化想象。《狼图腾》试图用狼图腾来解释：“当年区区十几万蒙古骑兵为什么能够横扫欧亚大陆？中华民族今日辽阔疆土由来的深层原因？历史上究竟是华夏文明征服了游牧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一次次为汉民族输血才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为什么中国马背上的民族，从古至今不崇拜马图腾而信奉狼图腾？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原因，是否在于中国还存在着一个从未中断的狼图腾文化？”虽然该小说提供的文化代偿物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受到很大的质疑，但是这部小说的文化重建企图仍然很耐人寻味。（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许多作家作品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时，存在把它简单化、概念化的弊病。例如，贾平凹的《废都》《怀念狼》等小说对现代城市文明的生态批判就是如此，仿佛都市为罪恶之源，现代文明乃堕落之根，返回山野就能获救。这就遮蔽了现代文明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从而也就无法真正到位地批判现代文明。这是后话，第七章将展开分析，此不赘言。）
三 人与自然伦理构想主题
伦理价值是文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以人和自然关系构想为核心对象，不断寻求真正和谐健康合理性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叙事来说，由于“关系”更关涉“伦理与价值”的思考，作家往往通过文学，将单纯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升到“伦理”层面的思考。
以罗尔斯顿的保护价值、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和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为基础的西方生态伦理观强调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强调物我同一，强调自然与“人”的平等与共生。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强调非人类自然物的内在合法性和价值独立性，维护非人类自然的基本秩序。史怀泽从生命的神圣、平等角度，主张消灭等级观，强调“敬畏生命”“善待生命”，将促进生命可持续发展视为“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将道德伦理思考从“个体”扩大到“群体”（物种与生态共同体），将对个体的尊重扩展到对共同体的尊重。而海德格尔受道家影响，将对物种和生命共同体的尊重，扩大到人、物、天、地四位合一的境界：“大地是承受者，开花结果者，它伸展为岩石和水流，涌现为植物和动物。天空是日月运行，群星闪烁，四季轮换，是昼之光明和隐晦，是夜之暗沉和启明，是节气的温寒，白云的飘忽和天穹的湛蓝深远。大地上，天空下，是有生有死的人”。这与中国的人与自然构想逻辑相接轨。
“天人合一”是中国最传统、最重要的生态哲学思想。老子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道浑然一体、有机结合。儒家董仲舒强调：“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为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中国当代作家延续了中国古代哲人“天人合一”的思想信仰，又借鉴了西方生态思想的有益成分，体现出独特的“天人”生态伦理意识。这种“天人”的伦理意识在中国当代生态叙事中沿着反对人类中心—动物中心—融入野地—天人合一基本思维线索逐步推进、深化、成型。（这里要说明的是，这种推进和深化，是笔者根据总体态势进行的分析和判断，与生态文本创作有时间的相互呼应，但不绝对对应。创作的主题流向是变动，但是大体趋势如此）
人类中心主义在历史上具有合法性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价值。现代启蒙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将“人”推向了神坛，实现了“人”对“神权”的颠覆。然而，正如以“人”为核心之一的现代性，将人的力量无穷放大，忽视与践踏了被作为对立物的“自然”一样，当科技与现代文明对人的根本——自然进行了利益上的掠夺与剥削后，自然以及自然所代表的“法则”在现代文明下日益委顿与颓败，又反身给中心的“人”一记狠狠的耳光。张炜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世界上无数法则、无数关系之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果这方面出现问题，其他所有方面的条理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如果人类文明与地球灾难一块发展和扩大，这种文明最终就会将世界引向死亡。”（当代生态文本对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的分析请详见本章“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批判”。）
“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则从主题层面由“人类中心主义”之极端又跳跃到“自然中心”“动物中心”的另一个极端。大批作品给“自然”甚至是“动物”附加了具有多重意义的精神诉求并进行膜拜。《狼图腾》《怀念狼》《最后一只豹子》《银狐》等一大批以动物为对象或者说以动物、自然野力为构想的作品对“自然”“生态”进行了肆意想象。郭雪波曾指出：“首先说明一下，《沙狐》、《银狐》等不是纯粹的动物小说。主要还是描写人类在自然界的活动，与大自然和动物发生的冲突，由此引发的深层次思考。”事实上，这种论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确进行了有利的反驳与抵制，对生命的尊重的确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许多作家作品对生态意识的理解存在着鲜明的原始主义伦理倾向，寻求人对“自然”的绝对服
，“融入野地”。对许多作家而言，似乎只要人类抛弃现代文明，回到自然状态，就可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比如，叶广芩的小说《山鬼木客》主张人抛弃文明回到自然；张炜系列作品对人物自然回归的处置。
然而，正如丁帆对当代部分生态小说对“文明”的暧昧反动态度的批判一样，在当下的精神领域，以上诸种极端的自然观总是显得那么激进与不令人信服。如何解决生态问题的真正焦灼？寻求变通又合法的生态伦理关系？当代生态小说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和历史内涵所赋予的特色，作家最终转向“天人”伦理取向。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秉承了传统自然观，同步了当代西方生态伦理观倡导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观念，在他们的笔下，人与自然生物是平等、相互依靠、“天人合一”、“和谐发展”的。
在郭雪波笔下：“土地佬教育孩子——在这里，不管啥生命互相都是个依靠”。在迟子建笔下，广袤无垠的泥土是生命最真实厚重的依托。土豆、花朵与人都依托土地，生命是土地前世与来生的情感经验印记。植物与人在土地上生息，生命与精神互动不止、息息相通：
如果你在银河遥望七月的礼镇，会看到一片盛开着的花朵。那花朵呈穗状，金钟般垂吊着，在星月下泛出迷幻的银灰色。当你敛声屏气倾听风儿吹拂它的温存之声时，你的灵魂却首先闻到了来自大地的一股经久不衰的芳菲之气，一缕凡俗的土豆花的香气。你不由在灿烂的天庭中落泪了，泪珠敲打着金钟般的花朵，发出错落有致的悦耳的回响，你为自己的前世曾悉心培育过这种花朵而感到欣慰。
人与自然和谐平等，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中写道：“麦子是土地上最优美、最典雅、最令人动情的庄稼。麦田整整齐齐摆在辽阔的大地上，仿佛一块块耀眼的黄金。麦田是五月最宝贵的财富，大地蓄积的精华。”麦子、大地和人乃至民族，形成人格化的、情绪化的、精神化的纽带。这种生态人格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的最终实现，是人的自由本质的最终实现，而且是使这种和谐成为永恒的根本保证。
杨志军对自然与生命的融合的体验更深入，自然与人的伦理关系的思考已经不局限于肉体的依存关系，而是提升到情感与生命存在价值的形而上层面。这包括人与自然在斗争、交织中的情感升腾：“面前是荒原，身后是荒原，起点是荒原，目的地也是荒原。开阔，宏大，气派，自由。我激动得流泪了。环湖，你和那个用激情蒙过我的眼睛的女人一样，在我浪迹荒原的岁月里，被我糅进了理想的光环中；在我聆听她心灵的跳动时，在我切中原野深沉的脉搏并随着节拍跑动得疲惫不堪时，又被我用眼光糅进了荒原女神尊严的神情里。”也包括人与自然对话时，关于“崇高”与“渺小”、自然与生命“永恒”性中存在的生命脉动和思维辩证，“只有环湖的土地，和青海湖一样，不屈不挠地创造着无数激越和奋争的瞬间永恒，也创造了一个亘古的永恒——引吭高歌关于爱、关于生活、关于死灭和创造的图腾。……马背上的我，在头顶高高的风声里，只好依偎在记忆的深井边。这井一直深到穿透地核。在那里，我掬一捧水，再用手指的蠕动滴滴筛出。水珠落地了，渗入沙土中，渗走了我的绵绵长恨，渗走了卓玛意勒珍珠般纯净的心灵、玛瑙般明亮的眼睛，也渗走了我的花儿如锦如缎的谈吐、睿智超群的大脑和熏香了我的双颊的她的芬芳。……我看到了我的希望之乡”。
事实上，我们绝不能说这种伦理观、这种主题展示是迥异于其他时期的。在中国各个历史文化时期“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想象中，都有或明或暗，或显或隐的“天人合一”的脉动。只是说在当下全世界生态批评场域中，这种脉动以勃发与喷涌的势头空前地凸显着，并被赋予了当代的意义。正如葛红兵所指出：目前的“生态文化/文学以拯救地球为出发点，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和天人合一的伦理道德观念，使人类真正了解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生态文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生态理想的追寻，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信仰和文学维度”。
四 信仰与精神家园隐喻主题
西方现代性颠覆宗教神性后，以及中国传统精神领域在当代经历了一系列的价值颠覆与冲击后，以自然生态为契机点和引发点的关于信仰与精神家园的探询在当代中西生态创作中一直被作家广为关注。
在论述之前，我们需要做个商榷与正名。学者汪树东注意到“当代作家往往喜欢发掘大自然对于人世而言的疗救价值”。他认为这是“反生态写作现象”，作家把“人当作价值主体”，大自然被“当作价值客体，从而与生态意识擦肩而过”。此处汪树东以自然的“主客体”位置作为评判生态意识是否存在的标准，其逻辑是：若主体展示的是人的价值，则生态意识不被认可。我们认为这种论断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如果从是否为纯生态小说而言，以“自然”和“生态意识”为价值主体是评判标准。但是，这不是评判文本是否存在生态意识的唯一标准。尽管主体价值定位的确不是以“自然为主体”，但是，如果其设置的价值主体关涉“人”、社会或是文化的生态问题的话，是应该将其划为生态叙事的。毕竟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只不过，其一，这种生态书写不是以“大自然为价值主体”的纯生态小说，某种时刻，它甚至是以貌似“反自然生态”姿态出现的生态写作；其二，这种以自然生态为叙述契机点和引发点进行关于“人”、社会或是文化的生态性思考的创作，是以情节（部分）进入当代生态意识叙述的。其三，这种生态叙事往往将“自然生态”命运表征作为其他更为显性的主体价值诉求的情节性组成部分，或者“隐喻”客体。从我们对生态叙事的概念理解而言，“发掘大自然对于人世而言的疗救价值”的作品是属于生态叙事范畴的生态意识创作。
20世纪80年代，基于自然生态、生命野性对神道宗法与制度的天然反叛性，大自然书写成为宣扬人道主义的隐喻工具。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中的岸上混乱的世界和河中自由自在的自然世界的对比。何立伟《白色鸟》中社会生活中的批斗会的“哐哐哐哐”喧嚣嘈杂击碎了河水与岸的呢喃、水草的绿与水鸟的白，对比自然景致的和谐宁静，“批斗”现场显得越发丑陋。张贤亮的《灵与肉》对马的描写，把大自然的纯真直率与混浊、虚伪、邪恶的人世加以对比。王蒙的小说《蝴蝶》中以自然为隐喻书写，层层推进情节和价值追问。“在他的眼下出现了一朵颤抖的小白花，生长在一块残破的路面中间。这是什么花呢？竟然在初冬开放，在千碾万轧的柏油路的疤痕上生长？……他似乎看见了白花被碾压得粉碎。他感到了那被碾压的痛楚。他听到了那被碾压的一刹那的白花的叹息。啊？海云，你不就是这样被压碎的吗？你那因为爱，因为恨，因为幸福和因为失望常常颤抖的，始终像儿童一样纯真的、纤小的身躯呀！”如果说花朵是纯真人性的隐喻，那么乡村的“离开”与“回归”更是寻求自我价值的隐喻——张思远“离开山村，他好像丢了魂儿”。正是在乡间山林中，“人”才重新获得对自身价值的思考。张炜的《梦中苦辩》以对狗的生命的呼救，透出的是对生命的关爱之情，对生命相互安慰和交流的企望。“屠杀吧！与大自然的一切生命对抗吧，仇视它们吧！这一切的后果只能是更为可怕的报复！不要胆怯，不要逃遁，来收获自己种植的果子吧！”这是对生命平等的生态呼唤，也是对人的自由生命的呼吁。汪曾祺短篇小说《虐猫》，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时期，动物大花猫与人遭遇了相同的被虐待、被侮辱的命运。顽童丧失对生命的基本同情与尊重的恶毒的虐猫行为，同“人整人”，残害公民生命的行为如出一辙。大自然和自然生命际遇成为人在政治运动中无常遭遇的隐喻书写工具。20世纪80年代宗璞的《三生石》、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冯骥才的《感谢生活》、戴晴的《雪球》等小说都是按照这样的叙事思路完成的。
20世纪90年代及之后，生态书写的精神与文化寻根隐喻功能日益凸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改革转轨，原有的经济与精神价值体系面临空前危机，在物质文明与消费文化推动下的世俗化和欲望化的气息日益浓郁。精神自然与环境自然面临灭顶之灾。张炜、韩少功、于坚、姜戎、陈应松、贾平凹、叶广芩等许多作家在为大自然仗义执言、呼唤生态意识的同时，也对精神生态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想象。在他们的笔下，生态自然的构想往往成为某种精神、信仰与价值的想象隐喻。在这个隐喻的领域中，作家将自己感受最敏感的问题用文学艺术的方式，通过构造生态想象世界表现出来，用理想化的乌托邦意识呈现出来。其生态想象既含有对生态环境危机意识的自觉，更是对我们置身其中的生存生态理想的一种重估和超越，对生态理想境界的追求和超越。
经历着20世纪90年代后的文化迷茫的当代文学，将“寻根”视野投向了乡土与荒原。寻根作家的一系列文化寻根作品，将自然想象为文化与精神的故乡。海德格尔认为，“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决非其他。所以，惟有在故乡才可亲近本源，这乃是命中注定的……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当现代人精神与文化面临荒芜与失落的时候，“故乡与荒原”某种意义上成为逃避精神沉沦的最好的办法，“观念中的乡土”往往被赋予自然精神与人类精神协调一致的象征意义。作家通过构建一个诗意般的观念性的生态想象家园，一个充满了生命神性和灵性的生命乡土，在对故乡神性与灵性的眷顾之中可以获得精神与健全人性的超度与回归。同时乡土往往与童年记忆紧密关联。欧内斯特·勒南说“沉湎于过去”是一种逃避当下沉沦时代的最好方法，因为在回忆者看来，过去的一切“都是美的、文明的、高贵的”，这种观念中的臆想无疑对缓解当代人的精神困惑、疲顿，缓解失落、哀怨与激愤，具有镇静功效。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将“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的文学之根转换到对自然与心灵生态的呼唤上。“他怀念质朴的人群和天然的乡野，他留恋正在消失的乡村和被遮蔽的月光。他向往那种依然有感动和诗性的夜晚。所以，他有了接近并与大自然融合的归乡旅程。”“葛川江”系列小说《沙灶遗风》《最后一个渔佬儿》《人间一隅》《葛川江上人家》中，村寨散落的葛川江畔成为李杭育精神领域最深层的童年故乡。这种精神故乡在生态文学文本中比比皆是，阿来在《空山》中虚构了一个远离喧嚣的生态乌托邦——神秘古国觉尔郎作为充满诗意的生命栖息地。那里远离喧嚣，静谧而美好，生态和谐，物种平等，是精神得以避世栖息的理想家园。还有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美丽的高密土地。相比较现代作家对乡土难以割舍的个体血脉眷恋情绪，20世纪80年代的生态书写更具有文化隐喻意味。
除对文化与精神诗性栖息的探索外，更有后起而上的生态作家将自然动物的隐喻功能开放延伸到对民族性格与文明的选择以及民族生态发展问题上来，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姜戎获曼氏·布克集团首届“亚洲文学奖”，他发表获奖感言说：“《狼图腾》是一部在追溯历史的同时，深切关注现实生态的小说，它向读者展示了东亚草原未被破坏之前，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堂般的美丽。《狼图腾》更是一部张扬自由独立和顽强进取精神的作品。……在草原和草原狼身上，我深深感受到了古老亚洲文明不屈不挠的文化性格。在当前一些亚洲国家和平崛起的时候，更加需要这种性格的支撑。”事实上，《狼图腾》的营销重心与成功之道也一直是在打“文化、文明”牌。安波舜强调：“享用狼图腾的精神盛宴”，赫然发出系列文化诘责：“历史上究竟是华夏文明征服了游牧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一次次为汉民族输血才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为什么中国马背上的民族，从古至今不崇拜马图腾而信奉狼图腾？”杨志军《藏獒》的热卖与轰动效应与此问题也有莫大关联。
* * *
以上，通过故事层面分析，我们指出，中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与西方生态小说在主题上是趋同的。目前中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的主题基本包括自然生态危机、后现代批判、人与自然伦理构想、信仰与精神家园隐喻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关注自然生态危机主题，对浅层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平面、直观危机的展示与预警。
第二，基于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从浅层到深层、小说文体丰厚性与深度以及小说阐释的复合结构性的合力，中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主题势必集中在对“人类中心”“现代物质文明”“科学技术”“政治与文化”四个方面的现代性深层批判上。
第三，人与自然伦理构想。当代生态叙事认同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的伦理关系，不断寻求真正和谐健康合理的人与自然伦理关系。中国当代生态叙事形成了反对人类中心—动物中心—融入野地—天人合一这种逐步推进、深化的“人与自然”伦理构想图景。
第四，信仰与精神家园隐喻与探询。中国传统精神领域在当代经历了一系列的价值颠覆与冲击后，作家关注与追踪自然、社会、精神及文化的生态运演对人的基本生存与发展状况的深度影响，始终没有放弃以自然生态为契机点和隐喻客体的关于信仰与精神家园的探询，不断试图为人们未来的生态化提供想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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