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宦海初游

三 宦海初游

尽管司马懿仕宦生涯的第一步是在河内郡跨出的,但是,因为他担任上计掾的时间太短,而郡太守府的规模和影响也太小,所以这第一步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他真正初游宦海,还是在应曹操的辟命奔赴邺县之后。

邺县当时习称为邺城,位于现今河南省临漳县南,还有铜雀台遗址等保存至今。邺城是当时冀州魏郡的郡治所在,其城北枕漳河水,西依石鼓山,东通勃海,南接黄河,确实是一处形胜之地。东汉末期群雄并起之际,邺城又成了冀州的首府。袁绍父子雄踞河北十四年,一直以邺城为大本营。东汉献帝建安九年(204)曹操扫荡河北夺得冀州之后,见邺城的城池坚固,人口众盛,物资充足,交通便利,也把自己的活动据点设在邺城,并且自己兼任冀州牧。这样一来,曹操常驻的邺城成了当时东汉朝廷实际上的政治中心,而东汉献帝所在的临时首都许县(今河南省许昌市东),反倒变为聋子的耳朵——摆设了。

司马懿到达邺城,就任丞相府文学掾之职。至于具体的任务系由曹操亲自交代,要他陪同嗣子曹丕“游处”,也就是充任曹丕的辅导和侍从官员。

曹操,字孟德,乃豫州沛郡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氏。他的妻妾甚多,故而子嗣不少。长子曹昂,字子修,系刘夫人所生,不幸早死。次子曹丕,字子桓;三子曹彰,字子文;四子曹植,字子建,均系继室卞夫人所生。此时的曹丕,年已二十有二,正是进德修业之时。为了培养这位未来的接班人,曹操特别安排了一批杰出人士与曹丕同游共处。而丞相府文学掾司马懿,就是其中的一位。

从史载的情况来看,当时在曹丕左右者,主要是一批文坛健将,诸如名列建安七子之中的徐干、应玚、陈琳、刘桢、阮瑀,以及繁钦、路粹、吴质、荀纬等人。这些翰苑高手,做起诗文来真是各擅其美,难分伯仲,用曹植的话来形容,乃是“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曹操之所以作这样的安排,原因有二:一是曹丕自幼长于军旅之中,五六岁时即开始习射骑马,随父征战,曹操觉得他在武备方面所知已多,还应在文事方面加强修养,将来才能经邦纬国。二是曹操自己就非常热爱文学,他本人作为一个大文豪,对文学名家们相当尊重和爱护。像那位在檄文中骂曹操是“赘阉遗丑”的陈琳,在袁绍失败之后被曹操抓到,曹操不仅“爱其才而不咎”,而且还授以要职。建安时期的文学之所以能够繁荣一时,即与此密切相关。

相形之下,身为文学掾的司马懿,在文学方面不免逊色。当然,此处也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即当时人所说的“文学”,与现今人所说的“文学”含义是不大相同的。今日的“文学”一词,系指用语言文字为工具进行创作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之类。而汉代的“文学”,其含义更为宽广,是泛指文献学术,而非指诗文的创作。因此,所谓的“文学掾”,其实是负责教育的官员。所施教的内容,是传统的文献学术,特别是儒经与儒学。河内温县的司马氏,世代传习儒经,家学渊源。可见曹操的意思,是想让司马懿在经学上给曹丕以沾溉滋润。

但是,从此后的实际情况来看,事情的发展与曹操的初衷并不相合。司马懿本是一位以智谋深沉、庶事干练而见长的人,他不入仕途则已,一入仕途怎么会甘心当皓首穷经的老教官?他看准曹氏势力如日中天,曹丕今后前途无量,于是向这位丞相公子献忠心,输诚款,出主意,指迷津,尽量起一种智囊的作用。在曹丕这一方面,他也是一个非凡之人。他知道自己身份特殊,今后将会继承父辈的基业,因此在现时就要物色一批党羽,打好接班的基础。像徐干、应玚、刘桢、阮瑀之类的文士,弄翰墨虽为大家,搞政治却是外行,搞政治就需要司马懿这种机智干练之人。上述动机驱使曹丕对司马懿另眼相待,两人从此建立起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据史书记载,曹操因司马懿有“狼顾”之异相,又曾梦三马同食于一槽(马喻司马懿三父子,槽喻曹氏王朝),故而对司马懿很不放心,但是曹丕“素与懿善,每相全佑,故免”。这些虽然有小说家言的味道,不过仍可从中看出曹丕对司马懿的器重来。

在丞相府文学掾之后,司马懿先后又担任过黄门侍郎、议郎、丞相府东曹属、丞相府主簿等四种职务。总的说来,上列官职的品级都不高。东汉朝廷百官的品级,按每月领取米粮俸禄的多少,分为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一百石、斗食、佐史等十七等。以上四种官职,最高不过六百石,属于中级职位无疑。但是,这些官职涉及面相当之广。例如黄门侍郎,是皇帝的侍从,职司宫廷内外联络;议郎,是皇帝的顾问,职司应对时政疑难;东曹属,是丞相府人事部门的主管,职司官员的任命迁升;主簿,是丞相府总务部门的首脑,职司协调检查各分支机构之工作。司马懿历任诸官,不仅使他增广了见识,而且也锻炼了才干。更为重要者,是他利用在中央各府署任职的机会,初步摸清了曹魏统治集团中的人际关系,交结了一批日后用得着的朋友,史称司马懿“情深阻而莫测,性宽绰而能容”,当此之时,曹操的衮衮诸公中,又有谁能看出这位宽和谦冲的中级官员,日后竟能操纵曹氏家族的命运呢?

九年之后,也就是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的十月间,发生了一件对司马懿和曹魏政治都极其重要的事,即曹丕在激烈的竞争之中战胜对手,正式取得了魏王太子的称号,成为曹氏基业的法定继承人。

本来,在长兄曹昂死后,曹丕作为现存的嫡长子,其继承人的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随着其弟曹植年龄的增长,以及其文学天才的辉煌显露,曹操心中的天平,便朝曹植一方急剧倾斜。建安十八年(213)五月,汉献帝下诏封丞相曹操为魏公,以冀州的河东、河内、魏、赵、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作为他的封国。按理说,曹操在受封之时,就应当确立魏国的嗣君,也就是太子,然而他却没有这么做。三年之后,曹操又晋爵为魏王,依然不指定太子。朝臣见此情况,随即分为两派,多数人拥护曹丕,少数人支持曹植。曹丕与曹植一对同胞兄弟,也在暗中努力竞争。到了后来,曹植率性而行失去曹操的欢心,矫情自饰的曹丕得到强有力的支持,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其中的详细经过,请看笔者的《曹丕:文豪天子》。

太子既定,依照制度便应设置若干种下属官员。其中主要有: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太子中庶子和太子洗马。太傅与少傅合称为“二傅”,是太子的辅导老师,其地位虽然尊崇,但是与太子见面的时间不多,仅每月初一日入官辅导一次而已。至于洗马(洗字读音同“先”),不过是仪仗队的指挥官,每逢太子出行,洗马就在前面作先导。洗者先也,在太子车马之先,故名。实际上,与太子关系最亲密因而对太子影响最大的官员,是其中的中庶子。中庶子的员额定为五人,曹操优先考虑的人选中,就有司马懿和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

此时的曹操如此垂青于司马懿兄弟,是有特殊原因的。简言之,是与司马家有关的一喜一悲两件事起了作用。

先说一喜。上年五月晋爵称王后,曹操踌躇满志之余,忽然间生出一股深沉的怀旧之感来。曹操其人相当念旧。建安七年(202)正月,他回到故乡谯县,曾经说了一段充满感情的话语:“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由此可以窥见他秉性的一个侧面。曹操称王时已经六十二岁,距古稀之年不远了,故而念旧之情更加浓烈,更加难以消除。于是,他决定邀请几位故人来魏王宫中叙旧,但是屈指一数,同辈老友尚健在者已经寥寥无几。忽然,他想起一个人来,此人不仅和自己有故旧之交,而且还对自已有提携之恩。此人非他,就是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

饱经沧桑的司马防,此时年近七十,尚在汉献帝所在的许都,担任一个俸禄优厚的闲职,实际上已处于退休养老的状态。于是曹操立即以魏王的身份派出专使,用安车把司马防接到魏都邺城。

当时所谓“安车”,是一种可以坐乘的马车。古人乘车,一般采用站立姿势,也就是立乘。安车是供老人和妇女乘用的,设有座位,行驶平稳,故名。用安车迎接某人,是当时帝王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如果以四匹马而不是一匹马拉车,即以所谓的“驷马安车”来迎接,其敬意便达到最高级别了。

司马防坐在安车之上,悠悠闲闲行进六百里,来到邺城魏王王宫,受到一番极其热诚的款待,这也无须细说。一日,曹操在王宫后园的铜雀台上设宴招待故人,临风把酒,主客皆欢。席间,二人回忆起四十二年前在京城洛阳县共事的情景,曹操不无得意地问道:“建公(司马防的字),孤今日可不可以再当洛阳县的县尉呀?”

曹操的言外之意,不外乎是说昔时的小县尉,如今竟作了大魏王,你看本人的作为怎么样?不料酒酣耳热的司马防也不客气,立即回答道:“小人昔日举荐大王之时,大王也只适合当一名县尉呵!”

曹操一听,不禁哈哈大笑,他为自己的成就而得意,更赞赏司马防的直言无隐。他已经多年没有和人进行过如此坦率平等的谈话了。在朝廷之上,他是丞相,是魏公、魏王,文武百官无不唯唯诺诺;在家庭之中,他是家长,是夫权、父权的代表,妻室儿女也无不唯唯诺诺。曹操本是一个秉性直率的人,史称他“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但是,他可以对别人“戏弄言诵”,别人又怎么敢对他“戏弄言诵”呢?仍然只有唯唯诺诺而已。有时候,曹操也觉得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太缺乏人情味,甚至无聊,然而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尊卑又岂能不要呢?今天他终于得到了一次坦率平等的谈话机会,心里确实高兴;司马防的直言无隐,正是一种对友谊十分信任和尊重的表现,他心里更加高兴。这场欢饮和畅谈的情景,从此深深留在曹操的心中。

再说一悲。约在曹操和司马防喜相逢之后半年,也就是建安二十二年(217)的春正月,曹操率领水陆大军,取道淮南,进攻孙权。当时的司马朗,身任兖州刺史之职,也奉命率本州地方军数千人前往助战。本来东汉一朝的州刺史和郡太守,一直是只管民政,不统率军旅。曹操任丞相执政,有人上州郡领兵的建议,说是在州郡设置一定数量的地方军队,可以“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曹操认为这条计策很好,不久就下令在中央军之外,配置一支隶属于州刺史和郡太守的地方军。这位建议者不是别人,正是司马懿之兄,时任丞相府主簿的司马朗。此番讨伐孙权,司马朗奉命率领兖州地方军随征,他深感责任重大。首先,这是自己第一次率地方军参加如此重大的战役,同行者尚有二十六支精锐的中央军分队,如果出战无功,不仅有损兖州的名誉,自己脸上也很不光彩,因为提出州郡领兵建议者正是自己。再者,司马朗在兖州,政绩卓著,深受百姓拥护,他也颇有一点爱民如子之风。现今自己带了几千兖州子弟南下淮南,如果关照不周,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回去何以向当地父老交代?在责任心的驱使下,司马朗沿途对兖州地方军的将士慰勉有加,不料就这样也还是出了问题。

原来,从这一年的春初开始,一场空前规模的时疫,也就是季节性传染病,在中原大地上迅速蔓延,乡村、城市,尤其是人口密集的军营,很快有成千上万的人丧失了生命。曹植在他的《说疫气》一文中,描述当时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疫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著名的建安文坛“七子”,竟然有五人,即徐干、应玚、陈琳、刘桢和王粲,同时死于这场流行病中。司马朗风尘仆仆赶到大军的集结地——居巢(今安徽省桐城县南)时,他的部下也染上了可怕的时疫。

如果司马朗远远避开患病者,自己肯定会安然无恙。但是他不是这种人。他在军营中不断巡视,督促医疗,甚至亲自送上汤药。结果,司马朗也被瘟神抓住,不久就死于军中,终年四十七岁。

司马朗之死,也在曹操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是,曹操不久便有栽培司马懿兄弟之举。

如果说,九年前司马懿以曹操丞相府文学掾的身份与曹丕“游处”,在上下级的关系上还不是很说得通的话,那么现今便不存在任何问题了。中庶子,名正言顺是太子的侍从和顾问,入则同室,出则同车,朝夕相对共处,彼此无话不谈,外人不得有丝毫的非议。因此,自司马懿担任太子中庶子后,他和曹丕之间的关系便进入更深一层。曹丕充分信任他,视他为最可靠的心腹;他矢志效忠曹丕,视曹丕为未来的君主。史籍形容二人关系是“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这并非虚言。

在任职期间,司马懿还和曹丕的另外三个心腹结成莫逆之交。一位是陈群,时任魏国侍中,也就是魏王曹操的侍从和顾问。一位是吴质,时任朝歌县(今河南省淇县)县长。最后一位是朱铄。这四人在当时有“四友”之称,在曹丕称帝后都身任显职,分掌军政大权。可以说,曹丕再加上“四友”,大体上已构成日后魏朝统治核心的雏形。

大约一年多以后,曹操把司马懿提升到一个更重要的职位上,任命他为丞相府的司马。

当时曹操集朝廷军政两权于一身,所以丞相府相应设有军政两方面的助手。主军者为司马,主政者为长史,均属一千石这一品级。凡军旅调动,战略设计,军情汇报等军务,都由司马协助办理。司马懿还是第一次担任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在曹操这位大军事家身边,他眼界大开,学到了不少治军用兵的宝贵经验,并且逐渐显露出他在军事方面的天赋才能。他向曹操建议用军队屯田积谷,且耕且守,确立长期作战的指导方针;在关羽北攻襄樊(今湖北省襄阳市)“威震华夏”,以致曹操想把汉献帝从许都接到河北以避锋芒时,他又力主坚持不动,并献计利用孙权与刘备之间的矛盾,使双方在荆州自相残杀,即可解除关羽的压力。这些,都是有关全局的战略设计,付诸实施之后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从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任丞相府文学掾起,司马懿宦海初游的阶段持续了十二年。在此期间他最大的收获,概括起来是两句话:建立人际关系,锻炼自身才能。这两点是他日后飞黄腾达的根本条件。

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春正月,魏王曹操突然病死于洛阳,太子曹丕随即在邺城继位。至此,司马懿的宦海初游阶段结束,他在政治上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这正是:

宦海初游何所事?经营根本待将来。

要知道司马懿在曹丕称帝之后,如何进入佳境,在中央政治舞台上实现跨越式晋升,请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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