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王阳明与湛若水共倡圣学
钱耕森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增城（今属广东）人，明代著名思想家和哲学家。官至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他少师事开明代心学之先河的陈献章（1428—1500），成为白沙先生最得意的弟子，毕生对其老师尊崇有加。当其师逝世后，他特为之服丧三年，并“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1)。湛若水与王阳明“一见定交”，并“共以倡明圣学”为其毕生之志业(2)。
一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年），湛若水与王阳明（1472—1529）在京师第一次相识。湛若水时年40岁，为翰林庶吉士，王阳明时年34岁，为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他们“一见定交”。
他俩为什么才见面就要定下交情呢？直接的原因是王阳明当时正开始授徒讲学，他所讲的与流行的辞章记诵之学不同，是儒家成圣成贤的身心之学。由于他业已深刻认识到：“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3)因此，他的新的教学颇受欢迎，“有愿执贽及门者”。但是，也有反对的声言，说他标新立异以求名。《年谱》记载说：“是年先生门人始进。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闻者渐觉兴起，有愿执贽及门者。至是专志授徒讲学。然师友之道久废，咸目以为立异好名。”
但是，湛若水与众不同，认同王阳明，支持他，“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时为翰林庶吉士，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4)。
“共以倡明圣学为事”，应是他俩“一见定交”的最大期待和远大理想。其实，这也应是他俩“一见定交”的主要原因和根本动力。因为，“成德成圣”实是他们人生共同的最远大的目标和最重大的使命。
那么，如何才能“成德成圣”呢？王阳明早在21岁（1492年）时，曾按朱熹格物穷理的路向，亲自去“格竹”。《传习录》的记录最为详细：“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5)
王阳明“格竹”的失败，标志着走朱熹“格物穷理”的成圣成贤之路是失败的，这就意味着“向外”求做圣贤是行不通的。于是，这便会倒逼着王阳明去反思，另辟蹊径，而改为“向内”求做圣贤必定成为首选，这才符合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6)的辩证法。
王阳明在求圣人之道的征途中开始由外求转为内求，与湛若水不断接近，并且二人都主张“自得”。王阳明沿着“向内自得”圣人之道的方向发展到“龙场悟道”，就成熟了、定型了。所以，他于37岁（1508年）在龙场悟道，“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7)，“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8)，乃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正是上述“成德成圣”的目的和“向内自得”的方向使湛若水与王阳明“一见定交”，并成为毕其一生的莫逆之交。
他俩经过六七年的交往之后，王阳明于正德七年壬申（1512）41岁在送湛若水奉使安南告别之时，充分肯定了以上两点：“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感到很满意，并寄予厚望，甚至立下至死不渝的誓言：“吾与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者。”由衷地感谢湛甘泉对自己的许多帮助：“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9)
湛若水对与王阳明“一见定交”之盛事，直至给王阳明写《墓志铭》时，还感念不忘，仍予以高度评价。王阳明“会甘泉子于京师，语人曰：‘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甘泉子语人亦曰：‘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遂相与定交讲学，一宗程氏‘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之指”。
但是，湛若水与王阳明两人的论学宗旨则各异，一主“天理”，一主“良知”。湛若水明确说：“故阳明公初主‘格物’之说，后主‘良知’之说；甘泉子一主‘随处体认天理’之说。”(10)于是，他们两人各持己见，进行争辩，企图说服对方，甚至相互批评。
徐梵澄说：王阳明“其学可谓直接宋儒的‘道统’，然亦独自有其发明，在古学中新有所发现和阐明；虽未尝标新，而当时已称之曰‘新学’。同时有湛甘泉一派之理学，虽颇守旧……然亦卓然杰出，并称为‘王、湛新学’”(11)。又说：“阳明宗旨为‘致良知’，甘泉所标为‘随处体认天理’。各立门户。尝言阳明之论格物有四不可；阳明亦言随处体认天理为求之于外。两家颇有同异。”(12)
二
“知行合一”之辩。“知行合一”与“心外无理”“致良知”共同构成王阳明哲学体系的三大命题。王阳明认为在知与行的问题上，世间有两种人：其一是完全脱离“知”，“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其二是完全脱离“行”，“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摩影响”。他为了“对病的药”，特提出“知行合一”以“补偏救弊”(13)。王阳明更认为在理论上则是由于朱熹“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他则“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14)。所以，他要明确提出“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知行”之所以“合一”，是由于“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15)。
但是，湛若水并不认同，却批评说：“阳明之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不能无病。”(16)王阳明所说的“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17)。特别是他所说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18)，是把思想动机与实际行为不予区别而加以等同，岂不就把知与行二者混为一谈？湛若水指责王阳明混淆了知行，不无根据。所以，后来批评者大有其人，诸如张烈、陆稼书、王夫之、孙中山等。
虽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非无懈可击。但是，当我们全面审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就会知道他并非是“以知为行，则以不行为行，而人之伦、物之理，若或见之，不以身心尝试焉”(19)，其实，他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都很强调“去事上磨练”(20)，以自己的身心践行人伦物理，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位“立德、立功、立言”的“内圣外王”的典范。
三
格物之辩。正德十年乙亥（1515），湛若水因母丧扶柩南归故里途经南京时，王阳明正任南京鸿胪寺卿，二人遂相会于南京龙江讨论了格物。陈九川记录说：“先生与甘泉先生论格物之说，甘泉持旧说（指“随处体认天理”——引者注），先生曰：‘是求之于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为外，是自小其心也。’”(21)这表明，王阳明批评湛若水于心外去格物。湛若水争辩说万物就存在于涵盖万物并与之融合为一体的“大心”之内，批评王阳明把万物置于“大心”之外，并于“大心”之外去格物，其实是“自小其心”。
二人分手后不久，湛若水写信给王阳明申述：“昨承面喻《大学》格物之义，以物为心意之所著，荷教多矣。但不肖平日所受益于兄者，尚多不在此也。兄意只恐人舍心求之于外，故有是说。不肖则以为人心与天地万物同体，心体物不遗，认得心体广大，则物不能外矣。故格物非在外也。格之致之之心又非在外也。于物若以为心意之著，见恐不免有外物之病，幸更思之。”(22)湛若水指责王阳明把万物置于“大心”之外，并于“大心”之外去格物，终究会厌弃事物，只会在心意上去做格物的功夫。
正德十三年戊寅（1518）秋，湛若水回信给王阳明，先肯定王阳明“格物之说甚超脱”，很“高明”。并说他俩的意见“大段不相远，大同小异耳”。但接着，他把“格”训为“至”，把“物”训为“天理”，把“格物”解为“造道”。并说：“知行并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皆所以造道也。读书亲师友酬应，随时随处皆随体认天理而涵养之，无非造道之功。”(23)可见，湛若水在格物上并没有改变，仍持旧说。
尽管王阳明并不认同湛若水以“物”为“理”、以“格物”为“造道”的观点，但湛若水在《古本大学测》中也放弃了朱子的改本，回到了古本，终于与王阳明完全有了共识，因此王阳明回信认为他们两人殊途同归：“如两人同适京师，虽所由之途间有迂直，知其异日之归终同耳。向在龙江舟次，亦尝进其大学旧本及格物诸说，兄时未以为然，而仆亦遂置不复强聒者，知兄之不久当自释然于此也。乃今果获所愿，喜跃何可言！”“盖自是而吾党之学归一矣，此某之幸，后学之幸也！”(24)
但是，王阳明与湛若水在格物问题上的分歧是难以弥合的，且越来越大。湛若水说：“静言思之，吾与阳明之说不合者有其故矣。盖阳明与吾看心不同，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阳明格物之说谓正念头，既与下文正心之言为重复，又自古圣贤学于古训，学问思辨笃行之教，修德讲学、尊德性道问学之语又何故耶？”(25)
正德十六年辛巳（1521）末，湛若水对王阳明的格物说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批评：
……盖兄之格物之说，有不敢信者四：自古圣贤之学，皆以天理为头脑，以知行为工夫。兄之训格为正，训物为念头之发，则下文诚意之意，即念头之发也。正心之正即格也。于义文不亦重复矣乎？其不可一也。
又于上文知止能得为无承，于古本下节以修身说格致为无取，其不可二也。
兄之格物云正念头也，则念头之正否亦未可据，如释、老之虚无，则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诸相、无根尘，亦自以为正矣；杨、墨之时，皆以为圣矣，岂自以为不正而安之，以其无学问之功，而不知其所谓正者乃邪，而不自知也。其所自谓圣，乃流于禽兽也。夷、惠、伊尹，孟子亦以为圣矣，而流于隘与不恭，而异于孔子者，以其无讲学之功，无始终条理之实，无智巧之妙也。则吾兄之训，徒正念头，其不可者三也。
论学之最始者，则《说命》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周书》则曰“学古入官”，舜命禹则曰“惟精惟一”，颜子述孔子之教则曰“博文约礼”，孔子告哀公则曰“学问思辨笃行”，其归于知行并进，同条共贯者也。若如兄之说徒正念头，则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又曰“学之不讲”何耶？止曰“默而识之”可矣，而又曰“学而不厌”何耶？又曰“信而好古敏求”者何耶？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问学”者何耶？所讲所学所求所好者何耶？其不可者四也。(26)
徐梵澄说：“湛氏之第一点不可，以谓‘训格为正，训物为念头之发，则下文诚意之意，即念头之发也。正心之正即格也。于义文不亦重复矣乎？’——此一诘难，最为有力。”(27)又说：“湛氏大意谓阳明训‘格’为‘正’，训‘物’为‘念头’，格物是正念头，苟不加学、问、思、辨、行之功，则念头之正否未可据。”(28)
湛若水在批评王阳明学说的同时，又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概括为五点：
若仆之鄙说，似有可采者五：训格物为至其理，始虽自得，然稽之程子之书，为先得同然，一也。考之章首止至善即此也。上文知止能得，为知行并进至理工夫，二也。考之古本，下文以修身申格致，为于学者极有力，三也。《大学》曰，致知在格物。程子则曰，致知在所养，养知在寡欲。以涵养寡欲训格物，正合古本以修身申格物之旨为无疑，四也。以格物兼知行，其于自古圣训，学、问、思、辨、笃行也，精一也，博约也，学古、好古、信古也，修德、讲学也，默识、学不厌也，尊德性、道问学也，始、终条理也，知言、养气也，千圣千贤之教为不谬，五也。……仆之所以训格者，至其理也。至其理云者，体认天理也。体认天理云者，兼知行合内外言之也。天理无内外也。(29)
徐梵澄引文至此，特加一转语说：“于此毋妨续加一转语曰：能体认天理者，良知也。——这一续岂不使凡此云云皆成赘语？”
徐梵澄评论说：“湛氏之论可取。是于阳明之说格物有疑，所以正面提出反对之说，又自申己所立之说。未尝随声附和，是与阳明十七年的老交谊，平情析理之言。其解‘格物’为‘至其理’，谓是自己所得，且与程子合。是已。然此亦可疑从朱子说‘穷至事物之理’得来。”(30)
四
儒佛之辩。湛若水与王阳明所进行的儒释之辩主要如下：
首先，儒佛根株是一还是二？“辛壬之春，兄复吏曹，于吾卜邻。自公退食，坐膳相以，存养心神，剖析疑义。我云圣学，体认天理，天理问何，曰廓然尔。兄时心领，不曰是非，言圣枝叶，老聃释氏。予曰同枝，必一根柢，同根得枝，伊尹夷惠。佛与我孔，根株咸二。”可见，他俩于正德六至七年（1511—1512）在京师时，以树根与树枝为喻。王阳明认为儒、佛、道三家虽分为三枝，但同为一根。而湛若水则与之相反，认为儒与佛的根与株都不相同，其实均为二，彼此毫无共同之处。
其次，儒佛孰大孰小孰公孰私？“奉使安南，我行兄止。兄迁太仆，我南兄北。一晤滁阳，斯理究极。兄言迦聃，道德高博，焉与圣异，子言莫错。我谓高广，在圣范围，佛无我有，中庸精微。同体异根，大小公私，斁叙彝伦，一夏一夷。夜分就寝，晨兴兄嘻，夜谈子是，吾亦一疑。”正德九年甲戌（1514），他俩相会于滁州，就境界而言，王阳明认为佛老与儒同样高远。但是，湛若水却认为佛老高远的境界仍在儒家圣境之内，并且儒家还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31)中的“中庸”与“精微”的更高广的境界。所以说，儒学为“大”、为“公”；佛道则为“小”、为“私”而已。
再次，宇宙是“空”还是“实”？“分呼南北，我还京圻。遭母大故，扶柩南归。迓吊金陵，我戚兄悲。及逾岭南，兄抚赣师，我病墓庐，方子来同。谓兄有言，学竟是空，求同讲异，责在今公。予曰岂敢，不尽愚衷，莫空匪实，天理流行。兄不谓然，校勘仙佛，天理二字，岂由此出。予谓学者，莫先择术，孰生孰杀，须辨食物。”(32)正德十年乙亥（1515），方献夫告诉湛若水王阳明认同佛教色即是空的“学竟是空”“空为极致”的主张。但是，湛若水则认为茫茫宇宙为“天理流行”所充满，即使“天地弊坏人物消尽”，天地人都没有了，“天理”依旧“流行”于宇宙之中，宇宙之内根本不存在“空”。
五
如上所述，湛若水与王阳明虽然在学术上多有分歧，相互争论，各不相让，固执己见，但是他们又能以友情为重，友谊长存，与日俱增，永志不忘。
王阳明于正德九年甲戌（1514）特为湛若水亡母撰写墓碑：《湛贤母陈太孺人墓碑》。湛若水其父早逝，由其母独自历尽艰辛抚养成人。故王阳明于碑文中最后将其母子与孟子母子相比较而给予“贤母”与“孝子”的高度评价：“昔者孟母断机以励其子，盖不归者几年，君子不以孟子为失养，孟母为非训。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尝违乎养也。故湛母，贤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犹不免于世惑，吾虽欲无言也，可得乎？”(33)
王阳明死后，湛若水应黄绾及阳明之子正亿之请为亡友王阳明撰写墓志铭。湛若水在其中比较全面地述评了王阳明的一生及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王阳明早期经过了多方的探索，湛若水认为此后，特别是遇到了他之后，王阳明才走上儒家圣贤正学之道。“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会甘泉子于京师，语人曰：‘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甘泉子语人亦曰：‘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遂相于定交讲学，一宗程氏‘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之指。”(34)但钱德洪有鉴于“任侠”与“骑射”并非学术，就将湛若水的“五溺”说简化为“辞章”“神仙”“佛氏”的“三变”说，同时还特别强调了“龙场顿悟”。“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35)有的论者还补充以“格竹”为代表的“为宋儒格物之学”的一个重要阶段(36)。
湛若水在墓志铭里，还较详细介绍了他和王阳明一生中在几个重要问题上的争辩，如上所述，就不再重复了。同时，湛若水还特地说明他和王阳明的学说“交用则同”。“故阳明公初主‘格物’之说，后主‘良知’之说；甘泉子一主‘随处体认天理’之说，然皆圣贤宗旨也。而人或舍其精义，各滞执于彼此言语，盖失之矣！故甘泉子尝为之语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则同也。”(37)当时王、湛二家门人弟子，未免互相短长。唯周静安，名冲，字道通，独疏通其旨，谓湛师之“体认天理”，即王师之“致良知”。故甘泉于其47岁卒时叹曰：“道通（冲字）真心听受以求实益，其异于死守门户以相訾而不悟者，远矣。”(38)
王阳明死于明世宗嘉靖七年戊子（1528）十一月二十八日。世宗听信谗言，竟于八年己丑（1529）二月下诏停止王阳明世袭，一应恤典俱不行，且禁为伪学。《世宗实录》九十八卷载世宗下谕：“功疑惟重，姑不得究，所封伯爵，系先朝信会，许终其身，身后恤典，俱为停革。其学术令都察院通禁约，不许踵袭邪说，以坏人心。”但是，湛若水在墓志铭里勇为辩诬并明智地预见说：“若夫百年之后，忌妒者尽死，天理在人心者复明，则公论定矣。”(39)
果然，在王阳明死后第三十九年，即穆宗隆庆元年丁卯五月，朝廷“诏病故大臣有应得恤典赠谥而未得者，许部院科道官议奏定夺”。于是给事中辛自修、岑用宾等，御史王好问、耿定向等上疏：“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阐圣贤之绝学，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珰，甘受炎荒之谪。建台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亲收社稷之功。伟节奇勋，久渐推于舆论。封盟锡典，岂宜遽夺于身终？”“疏上，诏赠新建侯，谥文成。”(40)所以，后人从此又称之为王文成公。
在王阳明死后第五十六年，即明神宗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大学士申时行等上疏说：“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带以为容，而究其日用，往往病于拘曲而无所建树；博览洽闻以为学，而究其实得，往往狃于见闻而无所体验。习俗之沉锢，久矣！今诚祀守仁、献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实学之自得，而不专于见闻。斯于圣化，岂不大有裨乎！”(41)神宗准奏，王阳明与陈献章、胡居仁、薛瑄同祀于孔庙。
综观湛若水与王阳明之友谊，他俩身为君子“和而不同”(42)。在学术上进行争辩，都能做到“当仁，不让于师”(43)，不让于友。“共以倡明圣学为事”的崇高志向，既是他俩“一见定交”的初衷，让他俩走到一起，又是他俩友谊长存的基石与动力，经受住风风雨雨的考验而永葆其美妙于一生，毕其一生成为莫逆之交，同心协力为共倡圣学奋斗不已。他俩乃“人生难得一知己”的挚友的典范！
（根据鱼梁讲会录音整理，经作者审定）
（钱耕森，安徽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
(1) 《甘泉学案》，《明儒学案》卷三十七。
(2) 《年谱一》，《王文成公全书》四，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394页。
(3) 《别湛甘泉序》，《王文成公全书》一，第279页。
(4) 以上引自《年谱一》，《王文成公全书》四，第1393—1394页。
(5) 《语录三》，《王文成公全书》一，第148页。
(6) 《老子·四十章》。
(7) 《年谱一》，《王文成公全书》册四，第1396页。
(8) 《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
(9) 《别湛甘泉序》，《王文成公全书》册一，第279—280页。
(10) 以上均引自《阳明先生墓志铭》，《王文成公全书》册四，第1605页。
(11) 徐梵澄：《王阳明与湛甘泉的新学》，张新民选编：《阳明精粹·卷叁·名家今论》，孔学堂书局、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0页。
(12) 《阳明精粹·卷叁·名家今论》，第225页。
(13) 《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册一，第5—6页。
(14) 《传习录中》，《王文成公全书》册一，第53页。
(15) 《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册一，第5页。
(16) 《湛甘泉集》卷二十三。
(17) 《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册一，第5页。
(18) 《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册一，第120页。
(19) 《尚书引义·说命中》。
(20) 《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册一，第130页。
(21) 《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册一，第112页。
(22) 《与阳明鸿胪》，《甘泉文集》卷七。
(23) 《答阳明书》，《甘泉文集》卷七。
(24) 《答甘泉》，《王文成公全书》册一，第211—212页。
(25) 《与杨少默》，《甘泉文集》卷七。
(26) 《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甘泉文集》卷七。
(27) 《阳明精粹·卷叁·名家今论》，第226页。
(28) 《阳明精粹·卷叁·名家今论》，第225页。
(29) 《阳明精粹·卷叁·名家今论》，第225—226页。
(30) 《阳明精粹·卷叁·名家今论》，第226页。
(31) 《中庸·二十七章》。
(32) 以上均引自《奠王阳明先生文》，《甘泉文集》册三十。
(33) 《湛贤母陈太孺人墓碑》，《王文成公全书》册三，第1083页。
(34) 《阳明先生墓志铭》，《王文成公全书》册四，第1605页。
(35) 《刻文录序说》，《王文成公全书》册一，第10页。
(36) 秦家懿：《王阳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38页。
(37) 《阳明先生墓志铭》，《王文成公全书》册四，第1605页。
(38) 请参看《阳明精粹·卷叁·名家今论》，第227页。
(39) 《阳明先生墓志铭》，《王文成公全书》册四，第1608页。
(40) 《王文成公全书》册四，第1547页。
(41) 邵廷采：《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1—1562页。
(42) 《论语·子路》。
(43) 《论语·卫灵公》。
